我要一篇关于《繁花》金宇澄 著的读后感
1500字左右的
有的可以发我邮箱
高价悬赏
一定要原创
自己写的，一个下午时间，采纳吧。
金宇澄的小说《繁花》对我的震动是巨大的。
这是一部大量运用沪语的小说，（不过并没有多到让其他地区的读者难以读懂），可是它远超出方言小说的水平。
它讲的是风俗、市井，可是它想要达到的目的比《海上花列传》这样的方言市井小说要高明得多。
它的存在并不仅仅为了表明沪语的文学魅力，而是试图用沪语的内在逻辑去解释从六十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大历史和私人生活史，用语言本身的力量去判断生活的美丑对错。
对于我曾经所持有的写作观，《繁花》是当头一喝，让我意识到仅仅用翻译式的语言书写“异邦故事”存在着巨大缺陷。
而对于如何再次在心中回忆在上海度过的童年少年，如何面对那些没有道歉和原谅便逝去的长辈，《繁花》提供了一种慈悲的拯救的力量。
《繁花》追随一对好友阿宝和沪生，交错地铺开两条线：六七十年代的少年、八九十年代的壮年。
随着阿宝和沪生的日常生活，读者又认识了其他几十个血肉丰满的人物：饭局上临时凑数的陪客、晚班公交车的售票员、弄堂小学的女老师……所有人都似乎是通过偶然事件临时聚起的，又会因为另一个偶然事件分开。
在那些浮于表面的交往中，他们几乎不谈论自己，不表露内心世界，而是在不断地讲他人的故事。
《繁花》一开篇，讲的是九十年代，步入中年的沪生赴约见阿宝，路过菜场，被卖蟹小贩陶陶拦住。
陶陶是谁。
阿宝前女友的邻居。
“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
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
沪生说，我有事体。
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
”陶陶拉着沪生，目的是给他讲菜场里的本埠新闻，而作者不紧不慢，让两人先闲聊了一会陶陶的老婆、再聊了一会来光顾蟹摊的女主顾，还让沪生慢悠悠地回忆起了自己和前女友的往事。
这些都讲完，陶陶才开始讲菜场里卖鱼的女人和卖蛋的男人偷情的故事。
在沪生“我有事体”“讲得简单点”的催促下，陶陶噱头摆足，一个小故事讲了三千字，讲到最后，赶时间的沪生已经被故事完全吸引了：“沪生说，慢慢讲，卖蛋男人，又不是陶陶，紧张啥。
陶陶说，太紧张了，我讲一遍，就紧张一遍。
沪生说，弄别人老婆，火烛小心。
陶陶说，是吧，沪生跟我仔细讲讲。
沪生说，啥，我现在是听陶陶讲，脑子有吧。
陶陶笑笑。
沪生说，一讲这种事体，陶陶就来精神。
陶陶说，有精神的人，第一名，是卖鱼女人的老公，弄堂里白天人少，师徒咚咚咚跑上楼梯，房门哐啷一记撞穿，棉纺织厂保全工，力气用不光，门板，斯必令门锁，全部裂开，下面望风小徒弟，喉咙山响，因为车间机器声音大，开口就喊，不许逃，房顶上有人，看到了，阿三，不许这个人逃，不许逃，我看到了，这一记吵闹，还了得，前后弄堂，居民哗啦啦啦，通通出来看白戏，米不淘，菜不烧，碗筷不摆，坐马桶的，也立起来朝外奔，这种事体，千年难得。
沪生说，好意思讲到马桶，再编。
陶陶说，真是事实呀，居委会干部，也奔过来，四底下吵吵闹闹，轰隆隆隆隆，隔壁一个老先生，以为又要搞运动，气一时接不上，裤子湿透。
沪生一笑说，好，多加浇头，不碍的。
陶陶说，句句是真，只是一歇工夫，老公跟徒弟，拖了这对露水鸳鸯下来，老公捉紧卖鱼女人，徒弟押了卖蛋男人，推推搡搡，下楼梯，女人不肯出门，老公说，死人，走呀，快走呀，到居委会去呀，卖鱼女人朝后缩，卖蛋男人犟头颈，等男女拖出门口，居民哇一叫倒退三步，为啥，两个人一丝不挂，房子里暗，女人拖出后门，浑身雪雪白，照得人眼睛张不开，女人一直缩，拖起来，蹲下去，老公说，快走，搞腐化，不要面孔的东西，去交代清爽，快，老公强力一拖，女人朝前面走两步，上下两手捂紧，蹲了不动，卖蛋男人拉出门口，跌了一跤，周围老阿姨小舅妈，忽然朝后一退，吃吃穷笑，小徒弟说，娘皮，走不动了是吧，起来。
居委会老阿姨，脱一件衣裳朝女人身上盖，高声讲，大家不许动，回去冷静解决问题，快点回去，听到吧。
此刻老公回转头来，忽然推开徒弟，朝卖蛋男人扑过去，两手一把捏紧男人脐下这件家生，用足力道，硬拗。
卖蛋男人痛极，大叫救命。
大家方才看明白，卖蛋男人从楼上房间捉下来，拖到后门口，这件家生，不改本色，精神饱满，十足金的分量，有勇无谋，朝天乱抖。
老公一把捏紧家生，像拗甘蔗，拗胡萝卜一样穷拗。
老公讲，搞，搞呀，搞得适意是吧，再搞，搞。
卖蛋男人大叫。
户籍警跑过来，运足力道，穷喊一声说，喂，文明点好吧，让开，大家快让开。
”当一个人看到一只渔网然后思索网是如何编织的，捕鱼的乐趣便打了折扣。
而当一个人开始琢磨写作，阅读的快感也会打折扣 。
《繁花》让我体验到了很久没有体验过的双重喜悦：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阅读惊喜，以及作为一位写作学习者的领会。
然而不只是喜悦，还有痛苦。
《繁花》中鲜有大篇幅的心理描写，只用轻飘飘的一句对话，或者一句“不响了”，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痛苦。
这种痛苦揭开了生活的表皮，向伤口上倾倒酒精，然后治愈它。
我是在行走的途中阅读《繁花》：开始的几章是在上下班的波士顿地铁上，后来的几章是在柬埔寨的旅途中。
在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不安之中，一本小说渐渐铺陈，为我的过往生活提供了解释和依靠。
这也许是我所能经历的最幸运的阅读之旅。
读《繁花》有感1000字
《繁花》读后感两年前，我想稍微认真一点地训练自己写作。
当时我自以为有一条独到的见解：很多同龄人和我一样，读着关于约翰彼得玛丽的故事长大，伦敦巴黎纽约似乎比中国的大部分地方更让他们感到亲切。
对于这些读者，与其给他们一些发生在中国的现实主义的故事，还不如刻意去编造一些全然发生在异邦的与中国毫无关系的故事。
因为这样的想法，两年来我写了一些这样的异邦故事。
这些故事对我来说不算太难，我在国外生活已经有几年了。
与此同时，在个人生活上我遇到了困难。
在上海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我发生和目睹的私人生活，似乎在当时只是被经历了，而在多年后，情节不断重放，不断被审视，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已经成年的我去为过去的经历提供解释。
当时我难以理解的长辈，很多都故去了，我却仍然在心中不断面对他们，无法与之和解。
我发现我难以解释大部分私人生活，尤其是全然用沪语沟通沪语思维的家庭生活。
“爱”“恨”这样的大词似乎更适合出现在波澜壮阔的俄国小说里，上海人使用更暧昧的“欢喜”或者“厌弃”。
是非善恶的问题是狄更斯和霍桑的专项，可是家庭生活中我经历到的道德账本远比这些要糊涂纠缠得多。
除了这些感情上或者道德上的暧昧，更可怕的是，当我回忆起在上海的十几年生活，大段大段的往事中我甚至找不到感情或者道德本身，不是“坏感情”、“坏道德”，而是“无感情”、“无道德”，一片空白。
人们说着话，你以为他们有什么目的而说这些话，可是他们戛然而止——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他们只是突然站起来了。
当我把写作的容易和私人生活的困难联系在一起思考，我意识到写作对于我之所以还不够困难，是因为我归根结底不相信作品能折回过来影响到我的私人生活。
反过来说，如果文学作品负担着对生活做阐释的重任，我的确还没有读到这样能阐释我的私人生活的作品。
许多小说和诗歌让我感动，可我从没有在其中找到我的父亲母亲。
语言的不同——文本是用普通话读写（甚至是下意识中的英语转译），而私生活大部分是用沪语沟通——固然是两者之间难以交流的困难之一，可是我隐隐觉得，这中间还存在更深更不可逾越的困难。
于是金宇澄的小说《繁花》对我的震动是巨大的。
这是一部大量运用沪语的小说，（不过并没有多到让其他地区的读者难以读懂），可是它远超出方言小说的水平。
它讲的是风俗、市井，可是它想要达到的目的比《海上花列传》这样的方言市井小说要高明得多。
它的存在并不仅仅为了表明沪语的文学魅力，而是试图用沪语的内在逻辑去解释从六十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大历史和私人生活史，用语言本身的力量去判断生活的美丑对错。
对于我曾经所持有的写作观，《繁花》是当头一喝，让我意识到仅仅用翻译式的语言书写“异邦故事”存在着巨大缺陷。
而对于如何再次在心中回忆在上海度过的童年少年，如何面对那些没有道歉和原谅便逝去的长辈，《繁花》提供了一种慈悲的拯救的力量。
《繁花》追随一对好友阿宝和沪生，交错地铺开两条线：六七十年代的少年、八九十年代的壮年。
随着阿宝和沪生的日常生活，读者又认识了其他几十个血肉丰满的人物：饭局上临时凑数的陪客、晚班公交车的售票员、弄堂小学的女老师……所有人都似乎是通过偶然事件临时聚起的，又会因为另一个偶然事件分开。
在那些浮于表面的交往中，他们几乎不谈论自己，不表露内心世界，而是在不断地讲他人的故事。
《繁花》一开篇，讲的是九十年代，步入中年的沪生赴约见阿宝，路过菜场，被卖蟹小贩陶陶拦住。
陶陶是谁。
阿宝前女友的邻居。
“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
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
沪生说，我有事体。
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
”陶陶拉着沪生，目的是给他讲菜场里的本埠新闻，而作者不紧不慢，让两人先闲聊了一会陶陶的老婆、再聊了一会来光顾蟹摊的女主顾，还让沪生慢悠悠地回忆起了自己和前女友的往事。
这些都讲完，陶陶才开始讲菜场里卖鱼的女人和卖蛋的男人偷情的故事。
在沪生“我有事体”“讲得简单点”的催促下，陶陶噱头摆足，一个小故事讲了三千字，讲到最后，赶时间的沪生已经被故事完全吸引了：“沪生说，慢慢讲，卖蛋男人，又不是陶陶，紧张啥。
陶陶说，太紧张了，我讲一遍，就紧张一遍。
沪生说，弄别人老婆，火烛小心。
陶陶说，是吧，沪生跟我仔细讲讲。
沪生说，啥，我现在是听陶陶讲，脑子有吧。
陶陶笑笑。
沪生说，一讲这种事体，陶陶就来精神。
陶陶说，有精神的人，第一名，是卖鱼女人的老公，弄堂里白天人少，师徒咚咚咚跑上楼梯，房门哐啷一记撞穿，棉纺织厂保全工，力气用不光，门板，斯必令门锁，全部裂开，下面望风小徒弟，喉咙山响，因为车间机器声音大，开口就喊，不许逃，房顶上有人，看到了，阿三，不许这个人逃，不许逃，我看到了，这一记吵闹，还了得，前后弄堂，居民哗啦啦啦，通通出来看白戏，米不淘，菜不烧，碗筷不摆，坐马桶的，也立起来朝外奔，这种事体，千年难得。
沪生说，好意思讲到马桶，再编。
陶陶说，真是事实呀，居委会干部，也奔过来，四底下吵吵闹闹，轰隆隆隆隆，隔壁一个老先生，以为又要搞运动，气一时接不上，裤子湿透。
沪生一笑说，好，多加浇头，不碍的。
陶陶说，句句是真，只是一歇工夫，老公跟徒弟，拖了这对露水鸳鸯下来，老公捉紧卖鱼女人，徒弟押了卖蛋男人，推推搡搡，下楼梯，女人不肯出门，老公说，死人，走呀，快走呀，到居委会去呀，卖鱼女人朝后缩，卖蛋男人犟头颈，等男女拖出门口，居民哇一叫倒退三步，为啥，两个人一丝不挂，房子里暗，女人拖出后门，浑身雪雪白，照得人眼睛张不开，女人一直缩，拖起来，蹲下去，老公说，快走，搞腐化，不要面孔的东西，去交代清爽，快，老公强力一拖，女人朝前面走两步，上下两手捂紧，蹲了不动，卖蛋男人拉出门口，跌了一跤，周围老阿姨小舅妈，忽然朝后一退，吃吃穷笑，小徒弟说，娘皮，走不动了是吧，起来。
居委会老阿姨，脱一件衣裳朝女人身上盖，高声讲，大家不许动，回去冷静解决问题，快点回去，听到吧。
此刻老公回转头来，忽然推开徒弟，朝卖蛋男人扑过去，两手一把捏紧男人脐下这件家生，用足力道，硬拗。
卖蛋男人痛极，大叫救命。
大家方才看明白，卖蛋男人从楼上房间捉下来，拖到后门口，这件家生，不改本色，精神饱满，十足金的分量，有勇无谋，朝天乱抖。
老公一把捏紧家生，像拗甘蔗，拗胡萝卜一样穷拗。
老公讲，搞，搞呀，搞得适意是吧，再搞，搞。
卖蛋男人大叫。
户籍警跑过来，运足力道，穷喊一声说，喂，文明点好吧，让开，大家快让开。
”如果这个故事只是到此为止，那么《繁花》只能算是一篇精彩的市井小说，然而作者让律师沪生紧接着卖蟹小贩陶陶讲出了这样的话：“沪生说，这对男女，太可怜了。
陶陶说，老公发怒了。
沪生说，拖了赤膊老婆出门，有意思吧。
陶陶说，上海人对老婆好，啥地方好。
沪生说，法国人发觉老婆有情况，轻轻关了房门。
陶陶说，这难了。
沪生说，关键阶段看素质。
陶陶说，恶形恶状，又骂又打，心情可以理解。
沪生说，这老公太龌龊，不让老婆穿衣裳，等于自家剥光，有啥面子。
陶陶说，其实坍台。
沪生说，上帝晓得吧。
陶陶说，耶稣，还是玉皇大帝。
沪生说，以前有个农村女人做了这种事体，广大群众准备取女人性命，耶稣就讲，啥人是好人，现在可以动手，结果呢，大家不响了，不动了，统统回去困觉。
陶陶说，耶稣辣手。
沪生说，只要脑子里想过，耶稣的眼里，就等于做过，有啥呢，早点回去烧饭烧菜，坐马桶。
陶陶说，耶稣有道理，以后碰到这种事体，我回去困觉。
沪生看看表说，好了，我走了。
陶陶说，再讲讲嘛。
沪生说，已经十足金，甘蔗萝卜，加油加酱了，还不够。
陶陶说，这是事实呀。
”相较于卖鱼女人和卖蛋男人偷情这样活色生香的“低俗小说”，更让我钦佩的是作者让沪生在这样的语境下讲起了基督教，轻轻几句，一点即过，宽恕了卖鱼女人的罪恶，也让所有人一失神，扪心自问。
沪生口中的耶稣既得基督教精髓，又夹杂上海里弄阿姨户籍警察的腔调：“以前有个农村女人做了这种事体，广大群众准备取女人性命，耶稣就讲，啥人是好人，现在可以动手，结果呢，大家不响了，不动了，统统回去困觉。
”“ 只要脑子里想过，耶稣的眼里，就等于做过，有啥呢，早点回去烧饭烧菜，坐马桶。
”沪生的话，似乎也是在面对着读者：所有方才在陶陶的故事中得到乐趣的读者，都无法再去指责卖鱼女人。
而陶陶的评论则意味深长：“耶稣辣手”“耶稣有道理”。
然而《繁花》并没有说教意味，不借万能的作者之手去惩罚任何罪行，也没让任何人物站在道德标杆上。
全篇小说上百位人物，罕有修得美满婚姻的例子。
沪生的妻子抛下他移民国外；陶陶将不久后经历两段婚外情。
而整篇小说中显得最真挚最细腻的感情，则是工人阶级小毛和海员妻子银凤的偷情。
在作者的娓娓展开下，这段婚外情成了血肉有情之品。
写银凤和处子之身的小毛做爱：“世界忽然静下来，空气凉爽，雨声变小，银凤缩小了尺寸，只有身下篾席，水漫金山。
银凤说，不要动，姐姐会服侍，人生第一趟，要休息。
姐姐服侍小毛，想了好几年。
讲心里话，姐姐欢喜。
小毛不响。
银凤浑身亮光，到脚盆里拎起毛巾，银凤说，小毛。
小毛转过头去，不看银凤。
”写忐忑不安的小毛去找自己的武打师父，武打师父却为银凤辩护：“拳头师父说，樊胖子，屁不懂一只，啥叫童子鸡，女人是不讲年龄大小的，只要对男人好，就可以了。
做人为啥不可以回头，回头最味道，最有气量。
老祖宗的屁话，我是一句不相信的。
做人方面屁话最多，一句勇往直前，一句是回头是岸，退一步海阔天空。
好马要吃回头草，搞我脑子嘛，子孙到底相信啥呢。
大丈夫宁死不屈，大丈夫能屈能伸，瞎搞三千。
小毛不响。
师父说，银凤这种邻居小阿嫂，小姆妈，最讲情分。
”写银凤对这段关系的分寸：“银凤说，我晓得小毛，喜欢大妹妹。
小毛说，不可能的。
银凤叹气说，这是应该的。
小毛不响。
银凤说，小毛将来，会交女朋友，结婚，但每个月，最好看姐姐一次，最好是两三次。
小毛不响。
”这三段，相较于银凤和武打师父的滔滔不绝，更醒目的是一再重复的“小毛不响”，处在事件中心的小毛只有选择不响。
这句话在小说中满目皆是，阿宝不响，沪生不响，陶陶不响。
面对困境的人物，唯一能做的反抗便是“不响”。
这句上海话在小说中显得余音缭绕，不是沉默的失声，而是“不响”，一个较轻的却仍然被能听见的声音，出现在小说中情绪最饱和的地方。
这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在上海经历的家常生活，那么多曾让我困惑着的大片空白：在最需要辩解和宣泄的地方，没有眼泪，没有争吵，父亲不响，母亲不响。
我想到长辈念叨了一辈子的许多故事，最后的着重点就是“不响”，祖父会不厌其烦地强调，“当时我只好不响了，我只好不响了，我只好不响了。
”小毛不响。
小毛对于和银凤的关系仍然心存犹豫。
小毛住三楼、银凤住两楼、一楼是理发店，银凤约定两人见面的信号是银凤房间半夜十二点开电灯。
于是作者写小毛深夜下班，“无精打采踏进理发店，坐进理发椅，转动扳手，椅背慢慢放低下来，放平。
此刻，楼顶出现几道亮光，银凤拖鞋移动，或漆黑无声。
不管如何，小毛感觉，只要踏进理发店，银凤就透过地板缝，朝下面看，目光有如电力，笼罩下来，难以逃遁。
窗外的路灯光，同样映进店堂里来，镜子斑斑驳驳。
白天的所有景象，锁进镜台下的抽屉与小橱里，包括理发工具，顾客的面孔，对话，王师傅咯咯咯干笑，江淮戏调门，水垢气，肥皂水味道，爽身粉味道，金刚钻发蜡的甜俗味道，烫发铁火钳的焦毛气，完全锁进黑暗，异常宁静。
小毛调正了角度扳手，椅背就朝后面靠，铸铁踏脚板上升，直到身体摆平，理发椅浑身发出摩擦声，镜子慢慢升高了，映出对面墙头褪色价目表，及酱油色地球牌老电钟，一跳一抖的秒针。
此刻，整个店堂间，包括所有男女顾客的气息完全消失，银凤的气味，从楼上飘下来，无孔不入，雾气一样细密弥漫，雪花一样无声铺盖下来，清爽而浓烈。
与此同时，银凤全身的热量，忍不住泄漏，从楼板缝里蒸发开来，辐射下来，覆盖下来。
二楼爷叔醒了，拖痰盂的声音。
窗外有人咳嗽。
银凤的热气直逼下来，滚烫，贴近小毛，枕头一样的蓬松前胸，丝绵一样软弱呼吸。
小毛抬头，只见理发店四面镜子，椅背，走廊。
有时，楼梯口无声无息，朦胧一团白影，镜里也白云飘过，影子移动了，其实，是实在的肉体，解开的纽扣，近靠面前的温度，两腋的暖风，汗气，头发慢慢散开，堆叠过来，最后，完全盖没小毛的面孔。
坐椅的漆皮已经老化，金属构件经不住压力，发出摩擦声。
”小毛不响，小毛仍然疑虑重重，于是整个空间的摆设、气味、声音都调动起来，是作者为了让小毛从“不响”的重负中解脱出来。
作者用极其耐心的手笔来白描这个空间，让这个七十年代的理发店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二十一世纪读者的眼前，让读者看到小毛是置身于如此详细的景物之中，有情的不再只是银凤，而是整个空间。
如果要否定这种感情，就是否定了那个空间的生色之美。
当作者精确地描绘下这个七十年代的理发店，语言的美学战胜了社会道德，小毛和银凤得以正名。
当一个人看到一只渔网然后思索网是如何编织的，捕鱼的乐趣便打了折扣。
而当一个人开始琢磨写作，阅读的快感也会打折扣 。
《繁花》让我体验到了很久没有体验过的双重喜悦：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阅读惊喜，以及作为一位写作学习者的领会。
然而不只是喜悦，还有痛苦。
《繁花》中鲜有大篇幅的心理描写，只用轻飘飘的一句对话，或者一句“不响了”，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痛苦。
这种痛苦揭开了生活的表皮，向伤口上倾倒酒精，然后治愈它。
我是在行走的途中阅读《繁花》：开始的几章是在上下班的波士顿地铁上，后来的几章是在柬埔寨的旅途中。
在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不安之中，一本小说渐渐铺陈，为我的过往生活提供了解释和依靠。
这也许是我所能经历的最幸运的阅读之旅。
起点新人小说《孽海繁花》看的人多吗
看过之后觉得怎样
首先，书名就没什么吸引力， 人家写网络小说都要搞个超级啊，极品那，还有什么反正看了就知道很牛掰的，那种名字，光看名字就有了阅读的欲望，其他的还用说嘛
求一部金宇澄写的《繁花》.
只找到了片段。
。
60-70年代 当年阿宝十岁,邻居六岁。
两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片温热，眼中是半个卢湾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
东面偏北，有祖父独幢洋房一角。
西面，皋兰路小东正教堂，打雷闪电阶段，阴森可惧，太阳底下，比较养眼。
蓓蒂拉紧阿宝，小身体靠紧，头发飞舞。
东南风一劲，黄浦江的船鸣，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
阿宝对蓓蒂说，乖囡，下去吧。
绍兴阿婆讲了，不许爬屋顶。
蓓蒂拉紧阿宝说，让我再看看，绍兴阿婆最坏。
阿宝说，嗯。
蓓蒂说，我乖吧。
阿宝摸摸蓓蒂的头说，下去吧，去弹琴。
蓓蒂说，晓得。
这一段对话，是阿宝永远的记忆。
当时，沪生家住茂名路洋房，父母是军队干部，支持民办小学，替沪生报名，小学六年上课地点，分布于复兴中路，瑞金路石库门的客堂，茂名南路洋房客厅，长乐路厢房，长乐邨居委会仓库，及南昌路某弄老式房子，中国乒乓摇篮，巨鹿路第一小学对面老式弄堂。
这个范围，接近阿宝家的地盘，但两人不认得。
每个学期，沪生转几个地方，换几个老师上学。
五十年代就学高峰，上海妇女粗通文墨，会写粉笔字，就可以做民办教师。
少奶奶，老阿姨，张太太，李太太，大阿嫂，小姆妈，积极支援教育，包括让出私房办学堂。
有一位张老师，旗袍打扮，前襟掖一条花绢头，浑身香，是瑞金路房东。
厢房课堂暗极，天井里外，有人生煤炉，蒲扇啪嗒啪嗒，楼板滴水，三个座位允许撑伞，像张乐平的读书图。
沪生不奇怪，小学应该如此。
上午第三节课，灶间飘来饭菜镬气。
张老师放了粉笔，出厢房，与隔壁娘姨聊天，拈一块油煎带鱼回来，边吃边教。
表现不好的同学，留下来跟张老师回去，就是到后厢房写字。
小毛家的底楼，是弄堂理发店，店堂狭长，左面是过道，右面一排五只老式理发椅，坐满客人。
小毛踏进店堂，熟悉香肥皂的气味，爽身粉，钻石发蜡气味，无线电放《盘夫索夫》，之后江淮戏，一更更儿里呀，明月啦个照花台。
卖油郎坐青楼，观看啦个女裙钗。
我看她，本是个，良户人家的女子嗳嗳嗳嗳。
王师傅见小毛进来，讲苏北话说，家来啦。
小毛说，嗯。
王师傅拉过一块毛巾说，来唦，揩下子鬼脸。
小毛过去，让王师傅揩面。
王师傅调节电刨，顺客人后颈，慢慢朝上推。
李师傅讲苏北话说，煤球炉灭掉了，小毛，泡两瓶开水好吧。
小毛拎两只竹壳瓶，去隔壁老虎灶。
旧时代的四川路桥，泥城桥头，有人以抢帽为生，黄包车准备冲到桥下，客人头戴苏缎瓜皮帽，燕毡帽，瑞秋帽，灰鼠皮帽，高加索黑羔皮帽，英国厚呢帽，下桥一刻，有人五爪金龙，一捏一拎，头上一空，车子飞速下桥，难以追回。
帽子卖到专门旧货店。
几十年后的此刻，也有人专抢军帽，临上电车，电影散场，拥挤中，头顶一冷，军帽消失。
或是三两青年迎面走来，肩胛一拍，慢慢从对方头顶，卸下帽子，套到自家头上，戴正，扬长而去。
军帽价值，在极短时间内，地位高到极致，但是行抢者一般自戴，不存在倒卖关系，这是上海历史的奇观。
军装与运动装的趣味结合，引为时尚。
当时上海服饰，基本蓝灰黑打扮，出现这类出挑男女，有电影效果，满街蓝灰色调，出现一个女青年独步，照例身穿三到四件彩色拉链运动衫，领口璀璨耀眼，裤脚绽露红，蓝裤边，露出脚背的红袜，蓝袜，黄袜，这种视觉效果，等于蜺蛎乘驾，驰骤期间，见者多有心噤丽质之慨。
这种色谱，趣味，实在也与前后历朝历代，任何扮相品格，无法相较。
流行与流氓，是一字之差。
90年代 星期五夜里，陶陶有饭局。
芳妹说，酒记得少吃，早点回来。
陶陶答应。
饭局是沪生通知，陶陶以前的朋友玲子请客。
当年陶陶介绍沪生做律师，帮玲子离婚，因此相熟。
玲子到日本多年，最近回上海，在进贤路盘了一家小饭店，名叫“夜东京”。
此刻的上海，一开间门面，里厢挖低，内部有阁楼的小店，已经不多。
店堂照例吊一只电视，摆六七只小台子，每台做四人生意。
客人多，台板翻开坐六人，客人再多，推出圆台面，螺蛳壳里做道场。
春雨连绵，路灯昏黄。
莫干山路老弄堂，像与苏州河齐平，迷濛一片。
小毛吃了半瓶黄酒，吃一点水笋，黄芽菜肉丝年糕，脚底发热，胃里仍旧不舒服。
电视里播股市行情。
二楼薛阿姨到灶间烧水。
小毛听到后门一动，有声音。
见薛阿姨开了门，两个男人走进灶间。
一个熟悉声音说，小毛，小毛。
声音穿过底楼走廊，溜进朝南房间，传到小毛的酒瓶旁。
小毛一转头，眼光穿过门外走廊，老楼梯扶手，墙上灰扑扑的小囡坐车，破躺椅，油腻节能灯管，水斗，看见晃动的人像，伞。
小毛说，牌搭子已经到了。
薛阿姨说，小毛，是有人客了。
小毛立起来。
两个男人朝南面房间直接过来。
小毛一呆。
十多年之前，理发店两张年轻面孔，与现在暗淡环境相符，但是眼睛，头发，神态已经走样，逐渐相并，等于两张底片，慢慢合拢，产生叠影，模糊，再模糊，变为清晰，像有一记啪的声音，忽然合而为一，半秒钟里还原。
前面是沪生，后面是阿宝。
==============================================百度文库的：《繁花》作者金宇澄：耳闻的故事集中成了小说 金宇澄的手绘地图也是《繁花》的一大特色和看点。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金宇澄所著小说《繁花》正式发表于去年底的《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同时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2中国小说排行榜”榜首，近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3月26日，上海作家协会举行“《繁花》研讨会”。
这是一部以大量的人物对话与繁密的故事情节为主的长篇小说。
35万字里，一个上海，两条故事线索同时推进：从上世纪60年代到“文革”结束；从80年代到新世纪初。
几个上海男人贯穿始终—阿宝、沪生、小毛、陶陶；形形色色的上海女人轮番登场—蓓蒂、淑华、梅瑞、李李„„“文革”前后的底层生活暗流涌动，有滋有味；90年代声色犬马，流水席里觥筹交错，活色生香，人情澎湃。
“人生如花，书中大段关于花、树的叙事，七十多位女性人物，可说是‘珠环翠绕’，光线、颜色、气味，在人世摇曳，加之盛开与枯萎姿态的上海，包括传统意义的繁华城市的细节，是花团锦簇的印象。
”金宇澄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诠释书名“繁花”的寓意。
而《繁花》的最新颖之处，在于其退到了传统“话本体”的语言表达。
全文以沪语行文，金宇澄解释如此安排为“口语铺陈，意气渐平，如何说，如何做，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
对话不分行，标点简单”，不动声色中将上海30余年惊心动魄的蜕变忠实呈现。
明确拒绝追问内心世界故事一开篇讲上世纪90年代，步入中年的上海男人沪生路过菜场，被卖蟹小贩陶陶拦住。
“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
沪生说，我有事体。
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
”一来一回，两人闲聊了一会儿，从陶陶的老婆聊到光顾蟹摊的女主顾，其间沪生慢悠悠回忆前女友的往事，陶陶讲了一段菜场里卖鱼女人和卖蛋男人的偷情故事。
有关偷情的段子在《繁花》里比比皆是，无论是阿宝与李李、陶陶与小琴还是康总与梅瑞、徐总与汪小姐—在上海作家协会近期举行的“《繁花》研讨会”上，甚至有评论家打趣说，这部小说“写尽了时代情欲的洪流”。
但这恰恰只是《繁花》中比比皆是的“表象”之一。
“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这个母题（意指偷情）在《繁花》中的重复出现，没有往昔的阶级批判或都市迷惘，而是显示着个人与意义的断裂。
《繁花》中成年男女欲望的放纵，不过是贪恋‘荷花根’以摆脱黑暗的泥泞，希冀攀上天堂，反而跌下地狱。
”评论家黄平在《从“传奇”到“故事”—与上海叙述》一文中这样诠释，“这种基于食色的欲望化的生活既是高度流动的，也是高度静止的，小说意义上的‘人’不复存在，生命的成长已然终结，一切支离破碎。
”《繁花》中的男主人公之一小毛说：“饭局有荤有素，其实是悲的。
”人生也如饭局，在金宇澄笔下，无论荤素，都是悲的。
整部小说完全放弃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也可以说是作者明确了“拒绝对内心世界的追问”。
扉页题记首先就来一句：“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
”众多人物间除了对话，频频可见“小毛不响”、“沪生不响”、“阿宝不响”，让题记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小说结尾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沪生和阿宝站在苏州河畔，沪生问：“阿宝的心里，究竟想啥呢
”阿宝笑笑：“搞不懂沪生心里，到底想啥呢。
”“不响”似乎就成了这部看似没有主题的小说最好的引线，几十、几百个“不响”将两段时代中发生的一个又一个如珍珠般的故事串联起来。
“潜意识没有历史，对于潜意识的压抑则是高度历史化的”，无论穿越如何热闹的生活，上海人的骨子里也是沉默的，这份内心的沉默同样维系着阿宝与沪生成年后的个人尊严。
网上连载让“写作进入现场感”有意思的是，这部备受好评、意味深长、形式新颖的小说，最初以网上连载的方式成文—在上海的“弄堂”论坛上，金宇澄以网名开帖，每天用本地语言写两三百字的漫笔，“开无轨电车”（沪语指跑火车），漫述城市的昔日场景。
金宇澄生在上海，早年在黑龙江插队，回沪后工厂待过，喜欢交往，熟知上海滩许多地方的马路弄堂，凡流行风尚、吃喝娱乐也并不陌生。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任职《上海文学》。
早年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迷夜》，随笔集《洗牌年代》等。
此后二十多年没有动笔。
作家西飏提及，“老金在写小说之前，主要是‘说’。
在各种聚会、饭局中，他滔滔不绝，包袱，大故事套小故事，像魔术师从帽子里拉出花来。
《繁花》是他中止小说创作时间20年后重新拾笔之作，也是口头故事的纸面淀积。
”“《繁花》是无准备中完成的，可说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下写了这个长篇。
”金宇澄这样介绍创作过程，“起因是我想在网上，写一些无名无姓者的市井事迹，于是起了网名，上去开帖。
我经历了80年代的手写稿时代，小说写在格子稿纸上，编辑阅读手写稿，得到读者反馈，过程更缓慢，等得更久。
现在匿名写到网上，就有了意见，带来奇怪的促进作用，与闭门面壁的感觉完全不同。
”帖子发出去，开始有人蹲守等候。
“老爷叔，写得好。
赞。
有意思。
后来呢
爷叔，结果后来呢
不要吊我胃口好吧。
”类似这种的跟帖吆喝，对长久习惯于阅读纸稿的金宇澄来说，显然颇为刺激。
“写作进入一种现场感，以前的一切经验过程消失了。
与读者的关系，简单热情逼近。
我每日一帖，忽然就明白，一旦习惯了这个节奏，投身其中，会得到推动的力量，调动出活力。
帖子逐渐增加字数。
后发现不行了，是长篇的规模，我再回身仔细做人物表，做结构。
我当时一直考虑的问题，并不是小说，而是如何串联，如何写得更可读，不让这些读者失望。
”来自网上的直接反馈或许正是成就《繁花》“好看”的最主要原因。
5个月后，初稿30万字的《繁花》成文，金宇澄再一次四处找来圈内好友—反复阅读，提修改意见。
最终成稿35万字。
“必须重视内容与读者，不是我说说而已。
我没有‘读者必然会读’的自信。
记得有一次，我退了投我们杂志的作者稿子，作者说：‘我的稿子，全部到了发表的水平。
’这话的意思，是说我阅读有问题，仿佛文学高人一等，需要更高的慧眼来看。
可惜，文学在我眼里，不是庙堂，也不是低下的品质。
我喜欢取悦我的读者。
很简单，你写的东西，是给读者看的。
旧时代，每一个说书人，都极为注意听众的反应。
先生在台上说书，发现下面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当夜回去就要改。
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
”于是不难理解，金宇澄眼下最关心的就是各地读者对《繁花》的阅读体验。
上海人读来怎样
江浙人读来怎样
东北人读来怎样
同龄人读来怎样
小辈人读来怎样
传统文学读者读来怎样
网络文学读者读来怎样
在金宇澄的心里，《繁花》的读者绝不仅仅只是上海人。
《繁花》式传统话本体：背景1：上世纪60年代，十岁的阿宝与六岁的邻居蓓蒂热爱搜集邮票。
有一天，蓓蒂对阿宝说，私人可以印邮票，阿宝想印啥。
阿宝想想说，上海好看的花，是啥。
蓓蒂说，我欢喜栀子花。
阿宝说，树呢。
蓓蒂说，梧桐树对吧。
阿宝说，马路上卖的茉莉花小手圈，小把栀子花，一堆羊毫笔尖样子的白兰花，三张一套邮票。
蓓蒂说，赞的，还有呢。
阿宝说，梧桐树四方联，春夏秋冬。
蓓蒂说，不好看。
阿宝说，春天新叶子一张。
6月份，梧桐树褪皮一张，树皮其实有深淡三色，每年部分褪皮，好看。
秋天，黄叶子配梧桐悬铃一张。
冬天是雪，树叶看不到，雪积到枝丫上，有一只胖胖的麻雀，也好看。
蓓蒂说，不欢喜。
我其实欢喜月季，五月篱笆的“十姊妹”，单瓣白颜色，好看。
阿宝说，一枝浓杏，五色蔷薇。
以前复兴公园，白玫瑰，十姊妹出名。
蓓蒂说，粉红，黄的，大红，紫红，重瓣十姊妹也好看，可以做一套吧。
背景2：上世纪90年代，陶陶为沪生讲述菜场里一对露水鸳鸯被捉奸。
下面望风的小徒弟，喉咙山响，因为车间机器声音大，开口就喊，不许逃，房顶上有人，看到了，阿三，不许这个人逃„„这一记吵闹，还得了，前后弄堂，居民哗啦啦啦，通通出来看白戏，米不淘，菜不烧，碗筷不摆，坐马桶的，也立起来朝外奔，这种事体，千年难得。
沪生说，好意思讲到马桶，再编。
陶陶说，真是事实呀，居委会干部，也奔过来，四底下吵吵闹闹，轰隆隆隆隆，隔壁一个老先生，以为又要搞运动，气一时接不上，裤子湿透。
沪生一笑说，好，多加浇头，不碍的。
陶陶说，句句是真，只是一歇工夫，老公跟徒弟，拖了这对露水鸳鸯下来，老公捉紧卖鱼女人，徒弟押了卖蛋男人，推推搡搡，下楼梯，女人不肯出门，老公说，死人，走呀，快走呀，到居委会去呀，卖鱼女人朝后缩，卖蛋男人犟头颈，等男女拖出门口，居民哇一叫倒退三步。
“小毛去世关掉了我的一扇门”时代周报： 《繁花》出世前，大众对你不熟悉，但其实你出道很早，据说跟孙甘露同一年代。
金宇澄：我从1984年开始写作，曾获过1985-1986年和1987年的“萌芽短篇奖”、1988年的“《上海文学》短篇奖”。
1986年，甘露与我参加了作协办青年创作班。
之后，甘露的《访问梦境》与我的《风中鸟》，刊于该年9期《上海文学》。
甘露的小说，显示出独特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文学才华，引起文坛震荡。
我的《风中鸟》完全是现实主义写法。
时代周报：后来二十多年间，你没有再写
金宇澄：对，1987年我到了《上海文学》做编辑。
做一个好编辑需要挑剔，因此很难在白天挑剔别人的稿子，晚上鼓励自己写小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收获》发了数个小说后，工作影响了创作热情，因此停笔，时代周报：再一次提笔就写出了《繁花》。
金宇澄：这部小说看上去有很多故事，别人都以为我记忆力超群，能记住那么多事情，实际上我并没有刻意搜集。
很多故事就是在饭局上听来的，比如那个日本老头的故事，那个小保姆嫁外国人的故事等。
但只要听那么几句话，精神头就有了，关键的、鲜活的、意料不到的东西也有了，你完全可以发挥。
再比如小琴的故事，就是我从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条社会新闻。
好故事听到了，我不做笔记，就是在心里过一遍，到写的时候集中起来，无意中就呈现了一种城市生态。
这个世界就是由各种各样的故事组成的。
我心里有数，上海的一些曲艺人士会来我这部小说里找好玩的地方。
时代周报：可以说这部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有原型
金宇澄：是的。
只是有些作了大量嫁接。
文中的小毛也是生活中真实存在过的人。
他是我好朋友，当年一起去黑龙江务农，火车上，他就坐我对面。
回沪后他就在工厂里看门，虽然我后来做文学杂志的编辑，好像“高雅”了，但我们的交往还是很多。
他会在过年过节拿着工厂食堂做的月饼来看我，说，不是给你的，是给侄子的。
很多故事都是他讲给我听的。
他去世了，这扇门就关掉了。
我心里很难过。
时代周报：小说里有没有你自己
有人传言你就是小说里的阿宝。
金宇澄：虚构作品，意味着这句话，“请勿对号入座”。
但是现实主义写作，如有了原型参照，就会更有力，当然，这肯定是作者揉碎了的、消化了以后的想象中的人了。
有一位80后读者讲，《繁花》是“所有的人，似乎都是通过偶然事件临时聚起的，又会因为另一个偶然事件分开。
在那些浮于表面的交往中，他们几乎不谈论自己，不表露内心世界，而是在不断地讲他人的故事”。
她讲得很对。
人生很多时候的交往场面就是这样的，她看出了我对原型的处理用意。
时代周报：你故意安排小说里的人物不表露内心世界，但有人读出了“《繁花》里面有大恨”。
金宇澄：我确实借《繁花》的人物说过这层意思—中文是非常智慧的文字。
我们眼前这一代接一代的人们，一个一个故事出现，一种接一种价值观形成。
中文里的“牺牲”与“牺牲品”，只一字之差，就有了云泥之别。
我的问题是，谁是“牺牲”
谁是“牺牲品”
这是令人思考的。
============================================= 这是金宇澄的长篇小说 《繁花》第拾叁章第壹节的开头：钢琴有心跳，不算家具，但有四只脚。
房间里，镜子虚虚实实，钢琴是灵魂。
尤其立式高背琴，低调，偏安一隅，更见涵养，无论靠窗还是近门，黑，栗色，还是白颜色，同样吸引视线。
在男人面前，钢琴是女人，女人面前，又变男人。
老人弹琴，无论曲目多少欢快跳跃，已是回忆，钢琴变为悬崖，一块碑，分量重，冷漠，有时是一具棺材。
对于蓓蒂，钢琴是一匹四脚动物。
蓓蒂的钢琴，苍黑颜色，一匹懂事的高头黑马，稳重，沧桑，旧缎子一样的暗光，心里不愿意，还是让蓓蒂摸索。
蓓蒂小时，马身特别高，发出陌生的气味，大几岁，马就矮一点，这是常规。
待到难得的少女时代，黑马背脊适合蓓蒂骑骋，也就一两年的状态，刚柔并济，黑琴白裙，如果拍一张照，相当优雅。
但这是想象。
因为现在，钢琴的位置上，剩一块空白墙壁，地板留下四条拖痕。
阿婆与蓓蒂离开的一刻，钢琴移动僵硬的马蹄，像一匹马一样消失了。
地板上四条伤口，深深蹄印，已无法愈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