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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的危机读后感

时间:2019-11-11 13:55

鲁迅 小品文的危机读后感

那个时期鲁迅明批林语堂,暗批周作人的小品文是摆设,要在国难当头的日子,磨平滑年轻人粗暴的心(可惜周作人几乎毫不理解做哥哥的苦心,反唇相讥往往出语恶辣)。

林语堂悟出什么不得而知,他似乎也只觉得鲁迅过火,暗里逐渐疏远这位老朋友。

从社会效果来看,麻醉人心的小摆设,起了相当的坏影响,人们借滑稽文章把时局幽默一下,就不那么气愤的难受,从而斗心满满了,此亦所以小品文一时大兴的原因;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鲁迅老想各种形式唤醒自己的弟弟,却很不成功。

面对左联和右翼的同时围剿,周作人表现的双方面都厌烦,以至于该南下时,似乎不知谁属,有人分析他对什么人都失去信任,也是他赖着不走的原因。

求解答:晚唐小品文的代表作家与作品。

(中国古代文学)

晚唐小品文的主要作家,是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罗隐:《谗书》皮日休:《文薮》陆龟蒙:《笠泽丛书》

5篇初三水平的读后感300字左右

1.初读《朝花夕拾》不觉得这像一本名著,反而觉得像是一个朋友在与你闲聊家常,原来这才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

我正在读“无常”这一篇章时,也正好是全书的一半,这“无常”与之前“五猖会”上的塘报、高照、高跷、抬阁、马头等,一定是鲁迅爱看的,不然怎么会写得这样细呢

从此看来鲁迅小时一定也很贪玩,不过这里主要还是反映了鲁迅思想中恋乡的一面。

再往前看《二十四孝图》还真让人摸不着头脑,只是觉得这篇文章一定还有深层含意,看来我还得慢慢的渗透一下,才能得出结论。

说起《 狗、猫、鼠》 和《 阿长与〈山海经〉》可是我在这半本书最感兴趣的文章了。

一开始,看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就像是在听故事一样。

文中的鲁迅可是把他仇猫的原因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说实在的我也挺讨厌猫的,也是因为它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我最爱的红烧鱼。

不过,如果当时的我把这件事记录了下来的话,就能和鲁迅先生媲美一下了,题目就叫做《我·猫·老鼠》。

虽然我平时不太喜欢老鼠,但看了这篇文章,突然觉得其实有只“隐鼠”也不错啊!可当我看到阿长踩死“隐鼠”的那一段时,感觉真有点气愤,同时也为鲁迅失去“隐鼠”而感到惋惜。

更感觉阿长真坏,不仅踩死了可爱的“隐鼠”,还把罪祸强加在了猫的身上,使鲁迅错怪了猫。

从看了《阿长与<山海经>》开始,如今我已不记恨她了。

在《阿长与<山海经>》中的她,虽然多嘴,礼节多,但是她爽直、淳朴、又能帮鲁迅买《山海经》,人品也是不错的。

《朝花夕拾》的内容简短但不缺乏经典,看来我想读透这前半本书,还得好好体会、体会

2 2.说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想必大家对它并不陌生吧!书里讲了一位坚强,勇敢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 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后,我领悟到:一个人的毅力对他的一生是有很大影响的.就说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吧,他的一生非常坎坷,然而他凭什么使自己继续活下去呢 是毅力.毅力给了他无穷的力量,老天也使他有了三次生命.自从认识水兵朱赫来以来,他的心被共产党吸引住了.经过几番波折,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他出生入死,英勇杀敌.在战争中他也受了不少伤.最严重的一次就是被弹片击中头部,死里逃生.痊愈后,保尔没有忘记党,拿起新的武器,重返战斗队伍,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十几岁就立足杀场,英勇杀敌,热爱祖国,在战场上,他被砍了好几刀都大难不死,为什么 仍然是毅力.年轻的他后来疾病缠身,但他仍不停地忘我工作,有休假疗伤的机会他也不愿意放弃工作,毅力真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啊!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我的心好象在水里扔下了一块大石头,久久不能平静.我佩服保尔·柯察金那种勇敢,百折不挠的精神.讨厌故事里维可外多那种小贵族.保尔·柯察金的影子时时在我的脑子里浮现,鼓励我要像像他一样做一个坚强,勇敢的人.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生活中一点小小的困难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勇敢地去面对,等事情一过,你会发觉,原来自己是有毅力的.保尔·柯察金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 3《简爱》被万众所热爱的,大约是其作者的自尊与平凡??或者说,是夏洛特的自尊与平凡。

那是一个灵魂炽热而外表简单的女子。

这一形象无疑是不朽的经典。

可是与其夫罗切斯特一样,这个形象始终在用一种类似于自傲的口吻言论??他们对于他人的鄙薄,多多少少,曾经使我快慰,现在却令我不安。

夏洛特托身于简爱, 这是我所知道的。

但我所感觉到的是:她对于高层贵族的鄙薄与一种近乎敌视的态度,有些刻意了。

反过来说,我从中读到了自卑的情绪。

简爱是个敏感而容易受伤的女子。

开头用了太长的篇幅来叙述她幼时的情景。

但是我感觉到的是,在叙述简爱这个人物时,夏洛特不曾将自己离开这个躯壳,所以她也没有用全知角度叙述。

如此一来,她所描述的差不多可以认定是她的意见。

那么,我在简爱中,看到的是某种情绪化的自卑,而后是近乎于传奇的爱情??惟其传奇性,昭示了某种不真实与幻想性??和最后一个几乎有点硬凑的结尾。

她遇到了JOHN RIVERS。

虽然前头有笔,但还不是那么自然。

夏洛特对于简爱的处理,开头非常真实,中间段非常精彩,但是隐伏着不安,到了结尾,则几乎归于俗套??一个我料到的俗套。

最后无疑是皆大欢喜,带一点感伤。

她的铺垫和衔接很完美,几感觉不到瑕疵。

但是我隐约间感到的是,这是一个人间女子编造的故事。

它已经缺少了令我战栗的小说结构??更多的时候,我读到了简爱离开山庄,就没再读下去。

如果我是夏洛特,或许我就会在那里结束。

因为之后的一切,在我看来,比之于前,是很拙劣的。

4 《西游记》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 《西游记》艺术宫殿。

《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

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

他有着人性,神性和猴性三重特点。

大英雄的不凡气度,对师父师弟有情有义,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是为人性,毛脸雷公嘴,山大王则是猴性,而七十二变,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则是神性。

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

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

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

大闹天宫的桀骜不驯,与西天取经相比似乎改变许多,其实悟空的个性仍然没有变,比如在骗取妖怪的二件宝物,让玉帝派人装天,威胁道:“若不从,即上灵霄宝殿动起刀兵。

”在得知妖怪是观世音菩萨所派,咒她“活该一世无夫”,对如来佛祖更是以“妖精的外甥称呼”,孙悟空,这么一个不“听话”,不为强势屈服的硬汉子,跃然纸上。

5《骆驼祥子》讲述的是旧中国北平城里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悲剧故事。

祥子来自乡间,日益凋蔽衰败的农村使他无法生存下去,他来到城市,渴望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创立新的生活。

他试过各种工作,最后选中拉洋车。

这一职业选择表明祥子尽管离开了土地,但其思维方式仍然是农民的。

他习惯于个体劳动,同时又渴望有一辆像土地那样靠得住的车。

买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城市似乎给了祥子实现志愿的机遇,经过三年奋斗,他买上了车,但不到半年,竟被人抢去;但祥子仍然不肯放弃拥有自己的一辆车的梦想,尽管他对自己的追求不无怀疑,几度动摇,但仍然不断振作起来,再度奋斗。

应该说,祥子以坚韧的性格和执拗的态度与生活展开搏斗,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内容。

而搏斗的结局,是以祥子的失败告终的,他终于未能做成拥有自己一辆车的梦。

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刻性在于,它不仅描写了严酷的生活环境对祥子的物质剥夺,而且还刻画了样子在生活理想被毁坏后的精神堕落。

“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去了。

”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青年,就这样被改塑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

祥子的悲剧,是他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环境的产物。

小说通过祥子周围人物及人际关系的描写,真实地展现了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面目,展现了军阀、特务、车厂主们的丑恶面目,以及由他们织成的统治之网对祥子们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一种变形反映。

小说并没有回避祥子与虎妞之间的本能欲望与一点点相互依恋之情,但同时也深刻地描写到,即使是这样的男女之情,也同样建基于金钱利益关系之上,所以虎妞要始终把钱拿到自己手上,“钱在自己的手中,势力才在自己身上。

”虎妞与祥子的结合,无疑加剧了祥子的悲剧。

老舍的济南的冬天采用什么结构

抗战胜利后,政府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的倒行逆施,特别是1946年7月、的先后遇害,都使他震动和悲愤。

他不顾个人安危,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并报告生平事迹。

1946年10月,他从四川回到北平,11月担任“整理先生遗著委员会”召集人。

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在黑暗现实的教育和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他终于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

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实际斗争中,他身患重病,仍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嘱告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可贵情操。

1948年8月24日,死于贫病交迫之中。

称赞他和闻一多“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关于环保的科学小品文

自己写吧科学小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即短小性、知识性、文学性、思想性。

a.短小性。

它讲的道理小,篇幅小,然而就其知识容量、主题意义、产生作用等又是很大的。

它观古今之须臾,抚四海之一瞬,旁征博引,广采杂收,尺幅千里,纵横驰骋,及时明快地反映科学上新的事物、思想、方法和动态。

它像一个“快镜头”,摄取着科学大海上壮丽的浪花,其晶莹闪烁,小中见大,引人入胜。

它又像一首不讲什么道理的小诗,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b.知识性。

它要普及一定的科学知识,把科学王国里的最新信息传递给读者,即内容的重心是在科学方面。

它常常把握住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事物或现象,用正确的理论,去进行科学、严正的解释,纠正常识错误,从而使读者通过这具体的事例,了解世界万物变化、运动等规律。

c.文学性。

它要以优美的画面、富于诗意的形象的艺术手法,来表达科学的内容。

它避免教科书式的平板、枯燥的说教,而常常采用比喻、拟人等文学手法,故事、对话、清淡的散文形式,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地介绍科学知识。

d.思想性。

它往往以具体细小的事物,阐发一点耐人寻味的哲学道理,给人启示,发人深省。

所写的自然科学内容,往往有助于人们了解社会科学,烘托出现实社会的一般,并给人一种现世的“社会感”。

元日译成现代文

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的一年,迎来了新的一年,春天来了,天气变暖,人们开怀畅饮屠苏酒 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 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首句“爆竹声中一岁除”,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岁,迎来新年。

起句紧扣题目,渲染春节热闹欢乐的气氛。

次句“春风送暖入屠苏”,描写人们迎着和煦的春风,开怀畅饮屠苏酒。

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写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

用“曈曈”表现日出时光辉灿烂的景象,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

结句“总把新桃换旧符”,既是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

“桃符”是一种绘有神像、挂在门上避邪的桃木板。

每年元旦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

“新桃换旧符”与首句爆竹送旧岁紧密呼应,形象地表现了万象更新的景象。

作者背景(1021-1086),北宋诗人。

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省)人。

作为著名的改革派政治家,他的前期诗作,以反映政治、历史以及社会现实为主。

诗中多含哲理,喜用典故。

晚年退居金陵之后,转向描写闲适生活,诗风追求清新淡雅

鲁迅的呐喊写作背景

少年时期鲁迅 青年时期光绪七年(1881年)9月25日(夏历辛巳年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

幼名阿张,长根,长庚,学名周樟寿。

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课余影描图画。

与章闰水建立友谊。

光绪十九年(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

每每为父亲出入于质铺及药店,遭人冷眼。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父亲去世。

家境益艰。

于本年开始写日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

奋力求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入南京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

12月,鲁迅 留日期间(5张) 被本家叔催促参加县考,中榜后以四弟患病为由不再参加府考,继续前往南京求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

这期间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响。

除读新书外,爱骑马运动,敢于和旗人子弟骑马竞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

3月,公费赴日本留学。

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为日语学习速成班)。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剪辫。

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于弘文学院结业。

6月,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

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

夏秋间,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

旋即复赴日本,7月,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章太炎先生学习,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期间生活艰难,以校对书稿补贴生活。

宣统元年(1909年),《域外小说集》二册出版。

迷茫困顿宣统元年(1909年)8月,归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宣统二年(1910年),8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写个人的第一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

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从本年起至1917年,他大量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其中也对佛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民国六年(1917年),7月7日,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14日,乱平即返部。

画家空行道人李振凯先生笔下的鲁迅民国七年(1918年),1月,参加《新青年》改组,任编委。

文坛先声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演讲民国七年(1918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民国九年(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6月,读《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盛赞译者。

9月,发表小说《风波》。

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小说集《呐喊》出版;与弟弟周作人分居,迁至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分居原因不明。

12月,作《娜拉走后怎样》演讲,兼任女师大,世界语学校教师;《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8月返京。

11月,《语丝》周刊出版,鲁迅在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鲁迅成为《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

民主战士民国十四年(1925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佥事职务,同年,鲁迅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

4月,鲁迅作《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遭追捕,避难于山本。

避难期间笔耕不辍。

8月,《彷徨》出版,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

12月辞职。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

3月,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

4月1日,赴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职。

8月,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9月,致信台静农,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离开广州赴上海,并与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

12月,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自由人”发生论争,双方争论持久,影响巨大。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

本年,与创造社、太阳社大部分成员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

是年开始大量搜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为之翻译。

同时开始提倡革命美术,倡导现代木刻运动。

民国十八年(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生子,鲁迅为其取名“周海婴”。

年底,与冯雪峰多次磋商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左联盟主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

3月2日,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作《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演讲。

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20日,柔石被逮,鲁迅离寓避难。

28日回旧寓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遇战事,在火线中。

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与艾青等人发起“春地美术研究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2月17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怀念柔石。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出版。

5月,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

6月,集成《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长序。

鲁迅先生葬礼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肩及肋骨皆出现剧痛,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出版。

2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5月15日再发病,医生诊断胃疾,自后发热未愈,31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情况不乐观。

6月,身体略有好转,鲁迅及身边的人都认为“鲁迅先生好了”。

10月17日病复发,18日黎明前疾病发作,气喘不止。

19日上午5时25分逝世。

个人生活编辑家庭成员鲁迅家庭成员(9张)周介孚:鲁迅祖父(1838-1904),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字震生,号介孚,一号梅仙。

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后因科场案入狱,使得周家开始走向衰落。

周介孚“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为鲁迅“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61-62] [63-64] 蒋氏:鲁迅祖母(1842-1910),周介孚后妻,周伯宜继母,她逝世时鲁迅亲自为她办理丧事,她性幽默,常给鲁迅讲民间故事,给他以民间文化的启迪,同时她隐忍的性格也给鲁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周伯宜:鲁迅父亲(1861—1896),本名周凤仪,字伯宜。

他思想开明,是洋务运动的同情者。

后为病魔所缠,他的病使鲁迅饱尝了生活的困顿艰辛。

鲁瑞:鲁迅母亲(1858—1943),她慈祥而刚毅,善良而果敢,思想比较开通,对鲁迅有极大影响。

周作人:鲁迅二弟(1885—1967),原名周遐寿。

现代著名散文家周建人:鲁迅三弟(1888—1984),原名周松寿,生物学家。

周椿寿:鲁迅四弟(1892—1898年),6岁时因发热发烧早逝。

朱安:鲁迅的合法妻子(1878—1947),浙江山阴丁家弄(今绍兴市丁向弄)人,1906年28岁时与25岁的鲁迅完婚。

她与鲁迅做了二十年的挂名夫妻却完全过着独身生活。

鲁迅母亲的生活一直是由她照顾。

许广平:鲁迅的爱人(1898—1968),广东番禺人,曾是鲁迅的学生,她照顾着鲁迅后半生的生活。

周海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1929—2011),无线电专家。

情感经历兄弟不和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

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

鲁迅和周作人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从而也使得这件事越发的扑朔迷离,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可理解的事件。

多年来,研究界对此形成了“经济说”、“失敬说”、“家庭纠纷说”等三种观点。

第一种说法“经济说”认为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花钱过于大手大脚,致使家中往往入不敷出,最后使得兄弟产生罅隙。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鲁迅与信子有私情,导致周氏兄弟不和。

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是周家众人对信子的不满,导致兄弟关系的紧张。

就否定“兄弟失和”是由于两人思想上的分歧来说,这三个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除此之外,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多大进展,三种观点也无法真正说服读者。

[75] 婚姻爱情鲁迅的一生,曾经与两位女性有过婚姻或爱情关系,一是当他26岁的时候,从日本回到绍兴在母亲鲁瑞的主持下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鲁迅自与朱安结婚之后,直至病逝为止,并未与她解除这种婚姻关系(鲁迅深知一旦休妻,朱安就会遭遇死亡或者非人的遭遇,于是未离婚),鲁迅在外的日子,朱安一直照顾着鲁迅母亲的生活,从未有怨言;二是当他47岁的时候,从广州抵达上海,即与长期追随自己的番禺许广平同志同居。

鲁迅病逝后,朱安女士到亡故的十余年间,和许广平同志一样,也一直作为鲁迅遗属同社会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76] 个人作品编辑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故事新编》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杂文集鲁迅全集 各种版本一览(5张)鲁迅生前所创作的未结集出版的杂文作品死后由蔡元培、许广平等整理出版纳入第一版鲁迅全集中,然而时间仓促,难免遗珠,1948年、1952年唐弢又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这些文章后以不同分类方式纳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在这些全集中对这些文章总集所取名目颇多,以下皆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所取名为准。

小说特色《狂人日记》木刻 赵延年 绘(6张)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

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

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

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

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

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

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

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121] 《故事新编》组画(12张)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

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

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

”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

”“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

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

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121] [122]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

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

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

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

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123] 杂文特色鲁迅杂文集(5张)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

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

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

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124]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

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

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

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

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

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

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

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

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124]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鲁迅遗物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8张) 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

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

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124]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

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

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酣畅淋漓,气势可观。

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

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124] 散文特色书影(6张)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

《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

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

《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

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

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

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

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

[125]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

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

《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

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

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

《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126-127] 学术思想

什么是晚唐小品

在古文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晚唐小品却异军突起,大放光彩。

这是韩、柳杂说、寓言小品等类文体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晚唐日趋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下的产物。

晚唐小品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篇幅短小精悍,“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杂著》);二是多为刺时之作,有的放矢,批判性强;三是情感炽烈,生气贯注。

其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

  皮日休(834

~883

),字逸少,后改袭美;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早年隐居襄阳鹿门。

咸通八年(867)登进士第。

曾官太学博士、毗陵副使。

乾符末年,卷入黄巢起义军中。

巢入长安,任日休为翰林学士,后不知所终[1]。

他胆识过人,声称要“上剥远非,下补近失”(《皮子文薮序》),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或不敢发,使得他的小品文如弹丸脱手,字字见血。

如《读司马法》开篇明义:“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

”进而指出:“由是编之为术,术愈精而杀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

”《原谤》则激切声言: “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

”这里表现的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和叛逆情绪,在明代以前的封建文人中不似乎还找不出第二位。

  陆龟蒙(

~881

),字鲁望,姑苏(今浙江苏州)人,举进士不第;曾做过苏湖二郡从事,后隐居甫里,自号甫里先生。

他的小品文主要收在《笠泽丛书》中,现实针对性强,议论也颇精切,如《野庙碑》借描述土木偶像的形象和评议鬼神的罪过,来揭露、抨击封建官吏,说他们“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天下之忧,当报国之日,则恇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

《记稻鼠》上承《诗经•硕鼠》的主题,指出老百姓要对付大贪官和小贪官两种老鼠,则民“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

”这里展示的,已经是晚唐人民在沉重压抑下忍无可忍、准备揭竿而起的先声了。

  罗隐(833~909),字昭谏,馀杭(今属浙江)人,曾十举进士而不第,后依镇海军节度使钱镠,历任钱塘令、著作令等职。

其文集名《谗书》,其中多为“愤闷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谗书重序》)罗隐好谐谑,遇感辄发,其文多取寓言形式,要言不烦,一针见血。

《说天鸡》是一篇短小精练的寓言,借两种“天鸡”外观和技能的不同,巧妙地讽刺了那些“峨冠高步”却无甚德能的达官贵人,表述了不能以貌取人的道理。

《英雄之言》则直斥刘邦、项羽盗取国家,与强盗无异,毫不留情地剥下了他们 “救民涂炭”的伪装。

他如《蒙叟遗意》、《越妇言》、《辨害》等,或寓言托意,或借古讽今,无不文笔犀利,情绪愤激,给人留下广泛的回味馀地,堪称小品佳作。

  晚唐小品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受到后人的喜爱和称赞。

鲁迅指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

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 (《小品文的危机》)话,似可作为晚唐小品的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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