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照小城凤凰的描写方法,写一处景物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
边城 每一章节内容概括 急需
懒到极点
照着百科里面的文字，摘录一些，做成PPT就可。
名人传每一章读后感
《名人传》读后感 俗话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寒假中，我看了许多有意义的书籍，如：《简爱》，《名人传》，《环球发明》……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名人传》。
《名人传》这本书讲述了许多对世界有贡献的名人。
看了这本书，我体味出一个道理：有些事如果认真去做，可能难事就会变成易事；如果不去做，易事也可能变成难事。
纵观历史上的许多有重大成就的名人都是能够正确对待这一问题的. 例如，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他是近代力学，光学，天文学的奠基人。
也许你认为他从小一定是聪慧超群的神童吧
其实不然，牛顿小时候并不聪明，智力迟钝，呆头呆脑的，曾经还留过级，被老师认为是不可造就的人。
但牛顿并不因此而自暴自弃，他以坚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勤勤恳恳地做科学研究。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别人用一倍时间做一件事，我就用十倍时间去做。
”终于成为了举世瞩目的大物理学家。
我国的大画家齐白石，他的画之所以能够闻名海内外，和他一生辛勤地练画是分不开的。
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说的：“苦把时光挽画禅，功夫深处见自然。
” 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如：爱迪生，爱因斯坦，李时珍，居里夫人……他们都是如此，可见与其不做，还不如认真地做好啊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成才的条件总比别人好，虽然他们也想到过事业，但往往缺乏认真做的行为而功亏一篑。
反道有些人虽然条件差一点，却能够持之以恒的去作，终于在逆境中发奋成材。
我觉得像他们这种人，长大才有出息，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在我们的学习中，应该大力提倡去认真做好每一件事，一切从我做器，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名人传》读后感 古今之成大事者，非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
——题记 用苦痛换来欢乐 世界上曾经有一位音乐家，由于不出众的外表，他不常与人亲近，但由于他特有的性格和那属于他的思想方式，造就了一位世界级的音乐大师——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回想起他的音乐，悠扬而深情，充满着忧郁气息的色彩：有轻快舒展的，像《田园》；有深情浓郁的，像《命运》；有悠扬振奋的，像《英雄》……每当听起这些蕴藏深长的交响曲，不由地感叹贝多芬那超乎常人的思维与独特的理解，就因为这些才缔造出那么多发人深省的旷世音乐。
这位音乐大师却是在那鲜为人知的过去中磨练出来的。
他的童年可谓悲惨，他的命运可谓坎坷。
在创作名曲时，他几乎都是呆在黑暗的小阁楼。
内心的孤独，生命的苦楚，这些都成为他的创作来源，不是吗
在生命中挣扎，在痛楚中创作，谱写着非同于凡人的命运，讴歌着苦痛换来的欢乐。
贝多芬大师的一生，只是为了艺术牺牲罢了。
让人铭记于心的是久传于世的乐章。
愈使我痛苦就愈让我喜欢 米开朗琪罗，这位大师的一生都在忍受着政治、教皇、家庭的胁迫，性格上的优柔寡断更使得他无力反抗。
自闭，使得他无法主宰自己，而且否定了自己，摧残自己。
他的天才与一个在背叛他的心灵结合在一起。
性格上的脆弱造成他一生的悲剧情节。
然而他用一种极为谦卑的爱来爱着自己的亲人。
但，终生陪伴他的只有永远的孤独。
回望过去，他创作许多应该给他带来希望与自豪的作品，但他无法聊以自慰。
他做了他可能做的一切，但他觉得自己虚度了一生。
可怜白发生
怀着怎样一种沉重的心情读完他的一生，我知道他一定要用一种轻蔑的眼神注视着我想要对他表示关怀与同情。
悲悯的一生。
他以怎样一种勇气叩问这个丑陋的世界。
也许值得同情的是像我们这些卑微的以他人的伤痛搜刮快乐的根本不懂得生命的人。
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 在我小学的读书生涯，列夫·托尔斯泰这位老先生可谓我的指明灯：史诗般的恢弘气魄与明亮诗意的《战争与和平》，波澜与不安骚动的《安娜·卡列尼娜》，还有悲天悯人的《复活》。
这位老先生坚持不懈地用笔尖向世人播撒爱的种子，然而讽刺的是他为了寻求真理客死异乡，且无亲朋好友在他的身边。
为什么他会在耄耋之年独自踏上火车之路，尔后不治而逝
哎，还不是他的思想与家人之间的不同，使得其沟壑越来越深，终于…… 漫天花雨，是你们高贵灵魂的祭。
名人传》由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组成，它们均创作于二十世纪初期，无论在当时是在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三部传记中，罗曼•罗兰没有拘泥于对传主的生平做琐屑的考述，也没有一般性地追溯他们的创作历程，而是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拥有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了他们为追求真善美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历程。
罗曼•罗兰称他们为“英雄”，以感人肺腑的笔墨，写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气和担荷全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可以说是为我们谱写了另一阕“英雄交响曲”。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名人传》就由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译成中文，一流的传主、一流的作者加上一流的译者，使这部作品很快即成为经典名著，时至今日仍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二十世纪的前半期是人类历史上风云激荡也苦难深重的时期，罗曼•罗兰创作《名人传》，傅雷先生翻译《名人传》，都是有感而为，是要从这些伟人的生涯中汲取生存的力量和战斗的勇气。
傅雷先生说，“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的时候”，他从《名人传》中得到的启示是：“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名人传》又能给予我们什么呢
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丰富而精神生活相对贫弱的时代，在一个人们躲避崇高、告别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名人传》给予我们的也许更多是尴尬，因为这些巨人的生涯就像一面明镜，使我们的卑劣与渺小纤毫毕现。
我们宁愿去赞美他们的作品而不愿去感受他们人格的伟大。
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罗曼•罗兰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
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
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
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
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
对于我们的时代，这实在是金石之言。
《名人传》非常好地印证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训：古今之成大事业者，非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贝多芬的“在伤心隐忍中找栖身”，米开朗琪罗的“愈受苦愈使我喜欢”，托尔斯泰的“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无不表明伟大的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
我们的时代千变万化，充满机遇，我们渴望成功，但我们却不想奋斗。
我们要的是一夜成名。
浮躁和急功近利或许会使我们取得昙花一现的成就，但绝不能让我们跻身人类中的不朽者之列。
因此，读读《名人传》也许会让我们清醒一些。
《名人传》 伟大的心灵犹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
纯洁的大气可以洗涤心灵的秽浊；而当云翳破散的时候，他威临着人类了。
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
但一年一度他们一个上去顶礼。
在那里，他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
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
——罗曼罗兰 “富人享有特权者，僭越了艺术的专利权。
他们依了自己的欢喜，立下艺术的标准。
在离开穷人的时候，艺术变得贫弱了。
”不靠工作，而生活的人所感到的种种情操，较之工作的人所感到的情操要狭隘的多。
现代社会的情操可以概括为三：骄傲，肉感，生活的困倦。
这三种情操及其分枝，差不多造成了富人阶级的全部艺术题材。
它使世界腐化，使民众颓废，助长淫欲，它成为实现人类福利的最大障碍，而且它也没有真正的美，不自然，不真诚，是一种造作的肉的艺术。
<名人传》读书笔记 《名人传》由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组成，它们均创作于二十世纪初期，无论在当时是在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三部传记中，罗曼·罗兰是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拥有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了他们为追求真善美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历程。
书中写了三个世界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第一个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另一个是意大利的天才雕刻家：米开朗基罗；最后一个是俄罗斯名作家：托尔斯泰。
在这本《名人传》中最令我感动的就是贝多芬的故事。
贝多芬是个音乐天才，他的天分很早就被他的父亲发现了，不幸的是，贝多芬的父亲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他天天让贝多芬练琴，不顾及他的心情，一个劲儿的培训他，有时甚至把贝多芬和一把小提琴一起放进一个屋子里关起来，一关就是一整天，用暴力逼他学音乐。
贝多芬的童年是十分悲惨的，他的母亲在他十六岁时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变成了挥霍的酒鬼。
这些不幸一起压到了贝多芬的头上，在他心中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也因此导致他的脾气暴躁而古怪。
但是贝多芬没有因此而沉沦，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所热爱的音乐事业中去了。
由于他的天分和勤奋，很快地他就成名了。
当他沉醉在音乐给他带来的幸福当中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他的耳朵聋了。
对于一个音乐家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耳朵，而像贝多芬这样以音乐为生的大音乐家，却聋了耳朵，这个打击是常人所接受不了的。
贝多芬的一生是悲惨的，也是多灾多难的，但他为什么还能成功呢
为什么正常人做不到的事，他却能做到呢
这引起了我的深思。
我认为，贝多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有着超与凡人的毅力和奋斗精神。
面对困难，他丝毫无惧。
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困难时，经常想到的就是请求他人的帮助，而不是直面困难，下定决心一定要解决。
而贝多芬，因为脾气古怪，没有人愿意与他做朋友，所以，他面对困难，只能单枪匹马，奋力应战。
虽然很孤独，却学会了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只要给自己无限的勇气，再可怕的敌人也可以打败。
罗曼·罗兰称他们为“英雄”，以感人肺腑的笔墨，写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气和担荷全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译成中文，他从《名人传》中得到的启示是:“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那么，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名人传》又能给予我们什么呢
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丰富而精神生活 相对贫弱的时代，在一个人们躲避崇高、告别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名人传》给予我们的也许更 多是尴尬，因为这些巨人的生涯就像一面明镜，使我们的卑劣与渺小纤毫毕现。
在《米开朗琪罗传》的 结尾，罗曼·罗兰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
但一年一度 他们应上去顶礼。
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
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
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
对于我们的时代，这实才是真言。
《名人传》印证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训：古今之成大事业者，非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
贝多芬的“在伤心隐忍中找栖身”，米开朗琪罗的“愈受苦愈使我喜欢”，托尔斯泰的“我哭泣，我痛 苦，我只是欲求真理”，无不表明伟大的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
我们的时代千变万化，充满机 遇，我们渴望成功，但我们却不想奋斗。
我们要的是一夜成名。
浮躁和急功近利或许会使我们取得昙花 一现的成就，但绝不能让我们跻身人类中的不朽者之列。
因此，读读《名人传》也许会让我们清醒一些。
翻开《名人传》，在首篇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
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
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而死，人类喘不过气来。
打开窗子罢
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
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 显然，罗曼·罗兰要用英雄主义的精神来矫正时代的偏向。
在罗曼·罗兰看来，真正的英雄、真正的伟大是痛苦和孤独，是自我同无形物的抗争。
在同一引言中他还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伟大的人。
”他正是紧紧抓住了英雄伟人痛苦的心灵，把战胜苦难作为衡量英雄的一把闪亮标尺。
而他的《名人传》就是揭示人类历史上三位苦难英雄的心灵传记，他们是19世纪德国伟大音乐家贝多芬、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俄国文坛巨子托尔斯泰。
他在《贝多芬传》的结尾这样写道：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的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用痛苦换来欢迎。
”确实，“用痛苦换来欢乐”正是罗曼·罗兰追踪贝多芬一生命运的视野，这句话构成了《贝多芬传》内在的紧张和扣人心魂的思想魅力之所在。
是什么支持着贝多芬
是不向皇权低头的品质，是不被金钱收买的决心，是扼住命运咽喉的勇气
正是依靠着这些超凡的精神力量，贝多芬越过了人生的无数个痛苦险峰，达到了对人生最清醒的领悟。
如果说《贝多芬传》是英雄主义的号召，是力的颂歌，那么《托尔斯泰传》则是一首安魂曲、一支哀歌，一阕送葬曲。
贝多芬伟大的痛苦是因为他在人生的盛年遭到厄运，托尔斯泰伟大的痛苦在他自身主观意志的选择。
《复活》是托尔斯泰暮年的又一部力作，罗曼·罗兰所说：“妻子、儿女、朋友、敌人都没有理解他，都认为他是堂·吉诃德，因为他们都看不见他与之斗争的那个敌人，其实这个敌人就是他自己。
” “托尔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扬的主义而生活
”他痛苦地回答：“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应当被人蔑视。
”终于，在82岁的暮年，托尔斯泰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独自逃出了家门，在一个无名的小城一病不起。
弥留之际，他号啕大哭，对守在他周围的人们说道； “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 其实，托尔斯泰发出的是对苍生的疑问，也是对痛苦心灵的回应，在这里我们分明又听到了贝多芬对生命的欢乐歌唱。
这就是罗曼·罗兰在《名人传》里留给我们的永恒的精神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