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的读后感
《军歌嘹亮：南昌起义》读后感1927年春天，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7月，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南昌起义这一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战争，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为了挽救革命，中国中央于7月12日组成了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并派周恩来赴南昌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南昌起义；同时还决定，在GCD员比较多的叶挺和贺龙部队举行起义。
会后，各部队紧张地展开起义准备工作。
经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发动起义，同志们都很兴奋，很激动，个个热血沸腾，坚决拥护起义，走革命的路，绝对服从GCD的命令。
7月31日晚，各部队一切准备就绪等待起义的号令。
就在此关键的时刻，有人向贺龙报告，有个副营长吃过饭就匆匆离开了部队，去向不明。
贺龙分析，此人投敌可能性很大，于是立即赶到旅社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将起义时间提前到8月1日凌晨2时举行。
凌晨2时，当起义的信号响起时，早已憋足了劲的起义官兵，就如2万多支利剑冲入敌营。
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到8月1日晨，南昌敌军全部被歼，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随风起舞，南昌起义胜利了
无数的GCD员们，用自己的行动，换回了最终的胜利；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最壮丽，最鼓舞人心的革命篇章
建国60周年大庆时刻，回想我党我军从南昌起义开始的艰辛而伟大的革命历程，更加心潮澎湃。
奋起的中华儿女们在中国GCD的伟大正确领导下，夺取了革命胜利，解放了全中国，翻身解放做主人
今天，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们在中国GCD的伟大正确领导下，正在充满豪情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我们作为改革开放后出身的青少年，要铭记这段历史，珍惜美好生活，努力学习，将来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出律的读后感——兼聊古典诗词
哲学上讲：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就是正确的认识，如果落后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成熟了还不去做某种事，一般叫右倾保守主义。
细细品读《教师的挑战》一书，联想起自己平时教学中的点点滴滴，我不由地进行了反思，自己是不是也右倾了，保守了。
就像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课堂上，我们什么都要详细讲解，讲得明确而又实在，以至于学生的思维空间都被教师的指导所填满，学生的灵气都被教师的才气所抑制了，最终，封杀了学生的创造思维，“勤教师教出了笨学生。
” 其实，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上教学的一切目的归根究底是为了学生的学习。
作为老师，我们要充分相信学生的学习潜能，尽最大所能去挖掘学生的潜能，变被动为主动，让主动引领学生的一切学。
因为主动能最大限度的提升学习效率。
研究表明，主动学习的效率是被动学习的四倍到十倍以上，这是因为对于主动学习者而言，学习的过程是一个探究的过程，他总是处于亢奋的状态，因而胆大心细，注意搜寻和分析信息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遇到困难时，他会调动全身的细胞来寻求突破的契机。
在教学《歌唱二小放牛郎》一文时，我也充分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教学时不管我如何设计，如何启发，从小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孩子们就是无法真正体悟到二小的勇敢，故事的感人。
于是在另一班我换了种教法，放手让学生读课文，在初步了解课文的基础上，让学生静静地欣赏同名歌曲，结果一曲方罢，很多同学已是泪花闪闪，问及此刻的感受，孩子们都说感动得只想哭，这时，我顺势让学生结合课文来说说感动的原因，孩子们个个跃跃欲试，纷纷跳入了我事先预设好的陷阱。
整节课没有了我的滔滔不绝，取而代之的是孩子们如林的小手，发光的小脸，教学效果出奇的好。
《平凡的世界》讲述的历史背景
今天，我学习了同志所著的《矛盾论》这篇文章，读后使我更加明白了在延安时期，同志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使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得以发扬和光大。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8月，在当时，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抗日的局面得以到来，又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
但是，由于在长征之前的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得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这种不良影响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清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确立了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对于王明这些人在党内所造成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不花费一番大的力气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为此，同志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文章，借以说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并以此来统一全党的思想。
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是对建党16年来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我们党从她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对任何国家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和答案，特别是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因此，不能死板教条式的生吞活剥马列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更不能照抄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某些做法，只能在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出适合中国革命的路子来。
在世界上，不管什么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矛盾，可以说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在自然界是如此，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也是如此。
记得在我们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些在苏联留过学，住过洋房，喝过洋牛奶，吃过洋面包的布尔什维克们，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一味听命于共产国际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指示，生硬死板地套用苏联十月革命的某些“经验”，甚至聘用由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李德来指挥红军打仗，结果致使中央苏区的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搞形而上学那一套，因为它是不切合实际的唯心主义的理论。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
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的永远不变的。
”从同志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看什么事物，我们都要从实际出发，唯物辨证地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
再有，任何事物都有着它一定的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问题就存在于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就决矛盾，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的变化，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而是要从内部去挖掘、去研究、去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可以说，同志的这段话可真是说到点子上去了，就拿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来说吧，表面上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亿多农民的力量可以说是不可忽视，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所有的耕地都掌握在大官僚、大地主的手里，而农民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刨掉交地租以外，所剩下的口粮是寥寥无几，根本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可以说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一年糠菜半年粮，如果赶上灾年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在遭灾的情况下你粮食歉收，交不上地租，那么，那些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老财就要收回你所租种的土地，甚至逼着你去卖儿卖女，从而家破人亡。
老百姓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可以说是官逼民反，这样的话自然就会产生内部矛盾，而这些矛盾的产生，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
不是吗
在旧中国，由于大官僚、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此时，诞生了代表全中国全体受剥削、受压迫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它的诞生，给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曙光，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人民的希望，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有这些都充分印证了同志所说的“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可以说，同志所讲的这一席话真是太对了，因为，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只有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再有，同志在本文中还着重指出了“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可以说，这段论述可真是太精辟了，就拿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件事来说吧，是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叛变了革命；但是，这和当时党内所出现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分不开的，如果在当时我们拥有自己的革命武装，硬起来，不和国民党妥协，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遭到大革命的失败，更不可能发生国民党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同样，在江西中央苏区，如果我们不迷信苏联的某些“经验”和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指示的话，就不可能发生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
可以说，远在莫斯科的那些住洋房、吃洋面包、喝洋牛奶的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没经过调查研究，擅自发布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所谓“指示”，固然可恶，但是，如果没有党内那些对马列著作的条条框框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奉若神灵的教条主义者，窃取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的话，也就不可能导致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弄得中央红军大搬家似的进行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所以说，同志所指出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句话，说得可真是太对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是啊，整个地球世界上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发展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不是吗
这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着矛盾，可以说，按照列宁的说法，那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会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拿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吧，封建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上是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强多了，但是，由于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乃至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使得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这就大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致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这就产生了矛盾，也就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矛盾，由此，逐渐逐渐地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科学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人们在思想和文花方面的视野也有了很大的开阔，但是，由于大官僚大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工人们是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做工，但仍然是吃不饱穿不暖，一个月下来，被资本家七扣八扣挣下来的那点工钱根本就没法养家糊口，于是，就产生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志于社会变革的仁人志士就会首先站出来，探索改变这种现状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整个世界几千年的发展都是在充满矛盾的过程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不可能有世界的发展，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刚才我们谈到了矛盾孕育和存在于世界上一切事物之中，在我们党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到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中央统治地位，致使第四、五两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等吧，可以说我们党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也是充满曲折，也是在充满矛盾和解决矛盾中度过的，不然的话，能有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又一次地从危亡中挽救了我们的党，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沿着正确的航向驶向胜利的彼岸。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救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是啊，世界上无论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产生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同志的这一论断，为我们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指明了方向，这大千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矛盾，其原因、其性质各不相同，所以，解决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来解决，比如说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要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我们党内的矛盾，就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在改革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绝大部分人才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有一部分人还处在贫困线上这样就出现了贫富之间两极分化的矛盾，而要想解决这个矛盾，不能靠别的，只能靠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就业的岗位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提高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才能解决贫富不均的矛盾。
另外，这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矛盾，每当历史向前迈进了一步，旧的矛盾解决了，而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所以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也都是在解矛盾中度过的，而解决不同的矛盾，也要用不同的方法。
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们居民所食用的粮油实行的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也就是半斤油和二十七、八斤的口粮。
特别是象大米白面这样的细粮，每个月加在一起也超不过那么五六斤，可以说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过得是相当的苦，虽然每斤粮的价钱超不过两三毛钱，价格较低，但是人们却吃不到更多的细粮，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粮食本”，粮油敞开供应，这下子人们的餐桌上可再也见不到高粱米和苞米面这样的粗粮了，可这好了好了，人们却又开始抱怨上了，抱怨什么呢
原来呀，是买粮食虽然不用粮食本了，可以敞开量地买，但这价格却上来了，而且这段时间是这个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却又是那个价，弄得人们是人心荒荒，一个劲儿地抱怨说：这还不如有粮食本哪会儿呢
虽然人们对这件事的认识有所偏激，但是它也确实又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人们只好吃定量供应的粮油，而且每个月根本吃不上几斤大米和白面；而到了市场经济时期，这个问题虽然是解决了，但粮油的价格却又上来了，这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正常的，但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粮食产量上下工夫，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粮食，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收入，使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只要这样，才能解决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的矛盾。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再有，我们在解决问题时，更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片面地看问题，照抄照搬某些条条框框。
例如，1949年建国后，我们对城市里资本家所经营的工厂企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这就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对资本家的财产实行没收充公大不一样，我党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如果按照那些教条主义者的做法，那就得照抄照搬苏联在这方面的做法，如果那样做的话，就得事与愿违，达不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没有不出乱子的，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总之，通过学习《矛盾论》这篇文章，使我更加认识到了世界上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各有不同，所以，我们要做到对症下药，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据不同的情况解决不同的矛盾，而不要死抠马列著作中的那些死板教条，要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总之，《矛盾论》这篇文章，是我党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它不仅在过去，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同样有着它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急 五年级读后感详见问题补充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求《实践论》读后感
《实践论》是同志最杰出的哲学著作之一。
同志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的社会实践，深刻地揭示了认识与实践的密切联系。
在读完《实践论》全文之后，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实践论》文题虽为“实践论”，但其论述的过程却始终不离开认识。
通过不断阐述认识与实践的联系，从而更能深刻地表达实践、解释实践。
《实践论》首先说明了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人的社会实践其内容正是生产活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等。
因此认识对社会实践同样有着依赖关系。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同志对于这句话给了更加深刻准确的诠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于是认识被证实了，如果达不到，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思想，然后取得成功，此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失败者成功之母”。
通过阐述认识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产生，而又服务于实践。
该著具体地论述了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论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批判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错误。
它指出，人们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即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能动的飞跃;经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能动的飞跃，是更重要的飞跃。
它还深刻地指出，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是“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
它强调指出，人的认识过程反复经过这两次飞跃，对于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是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的认识运动还没有完成。
人类认识发展的全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的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作者在文中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
他指出,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
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
文中强调,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作者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
文中还论述了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问题，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实践论》是同志对于实践的正确而系统的见解，对于指导当时的中国革命，指导我们现在、将来各种实践活动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我们要认真学习它，并领悟其中的思想，应用于我们的实践，从而使我们更好的参与实践，收获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