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夏商周读后感
作者认为，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在西周后期开始形成，在此之后“人们一直关注，记录着社会中发生的事情，考虑其对后代的影响；民族，国家文化的来源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关键。
（p462）”作者认为在历史观念出现之后，历史文献就带有了某种目的性，所以在探讨上古历史的时候，文献的重要性是次一等的，是参考性的；考古发掘的结果才是决定性的。
对于一个视野局限于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这个论断的正确性是存在争议的，是需要给予证明的。
虽然作者是在书的最后用自己对考古发现重构上古历史之后得出“文献所叙述的三代史往往不符合史实”这样的结论，但显然在写书之前，作者就已经秉持这样的学术立场了。
在以世界文明为学术视角的学者看来，“在空间广阔，生活条件各不相同的中国境内，竟能出现统一的历史，显然是不符合世界上古史的演变脉络。
” 方法上的改变必然带来不同的结果。
郭教授对于考古证据的重新诠释，勾勒出一个和传统说法完全不一样的上古历史轮廓，这也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
对于这样的史学方法和结果，陈春声教授的评价是：“超越中国学界以历史文献为出发点解释各种考古发现的思维习惯，达致考古材料与文字记录在真正平等的意义上，严谨而视野开阔地相互参证的境界，其背后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是革命性的。
学术思维方式这种革命性变革的价值，体现于作者所提出的关于中国上古史的一系列颠覆性结论之中。
一旦接受了作者的观念和观点，包括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内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常识性描述，就必须重写。
也正因为如此，这部思想深刻的著作必定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论争。
” 我认为本书引起的巨大震撼和争议，不仅在于郭教授的治学方法不同于传统，更是因为所得到的结论撼动了甚至是颠覆了传统学界的根基，所涉及的也绝对不止学术领域。
接受了郭教授的结论等同于否定了中国文明本地起源说。
这对于以中国文化为民族认同的中国人来说，是很严重的的问题。
其实殷商考古专家、著名学者李济早在1957年就撰文指出，上古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背景，是一种普遍传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
因此中国上古历史必须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看，不宜夹杂偏狭的地域成见。
但是一旦真的得出中国文明不是本地起源的结论，不但否定了中国传统主流的史学定论，也让很多以中国文化为精神家园的人失掉了寄托。
史学在中国文化中具有超越学术的重要性和价值。
在把“天”作为信仰的中国人看来，历史或者历史事件是“天”显现的证据，这是历史具有重大价值之所在。
作为民族文化的根基，历史的作用正如龚自珍说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近代梁启超曾喊出史学救国论，前不久还有人写出这样的文章：《历史的真谛在于是否合乎人文传统，而不在是否科学》。
想了解夏商周历史看什么书
看《》。
《国语》记录了王室和鲁国、齐国国、郑国、楚国、吴国、等诸侯国的历史。
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
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全书二十一卷，《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
《鲁语》二卷，则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时期这个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
《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
《晋语》九卷，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强，它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从武公替晋为诸侯，献公之子的君权之争，文公称霸，一直到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的政治历史，从公元前678年到公元前453年，时间长，分量重，所以有人把《国语》称为“晋史”。
《郑语》一卷记周太史伯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大局势。
《楚语》二卷，主要记灵王、昭王时的历史事件。
《吴语》一卷、《越语》二卷记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史实。
有什么书是介绍夏商周到清朝历史的
24史中国正史，清史正史国家正在编撰吧，还没出，不过应该有相关的书要开汉之前的就看史记，想通读就来24史
我想了解下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及人物，有什么书可以看
记载夏商周三朝最真实的历史书是：《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
由于该书原无名题，原书为竹简，也称《竹书》，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一般就称《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一部于西晋太康二年（281年）被盗墓者不准所发现的古代史书，是一本编年体的史书。
由于它当时被埋藏于魏安厘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所以能够避过秦末大乱的毁灭。
它记录了从传说时代的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历史事件。
《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取向相异。
以上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