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学东渐的特点及其意义
中国近代历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这段历史。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错综复杂，国际间是殖民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内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从文化冲突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可以感受到一股“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
认真总结这段历史，对于在中外交流中认识和把握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规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世界历史发展到近代，西学与中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势差，表现为：中学仍植基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西学已植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中学仍处于农耕文明阶段，西学已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阶段；中学仍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西学已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中学的承继仍以传统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为中间，西学的传播则以新式学校教育为桥梁。
因此，这时“西学东渐”的客观态势已经形成。
而造成这种文化势差客观态势的主要原因，除了中、西学产生的社会条件与内容的差异之外，还与近代中西方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所采取的文教政策与文化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就西学而言，在欧洲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的发生，其内在动因是古代欧洲文明中的希腊、罗马、希伯莱三种文化精神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有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客观社会条件，以及促使欧洲各国对新文化与新宗教的宽容政策与接纳态度。
所以，自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革命之后，西学才趋于活跃繁荣，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相继出现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关于银河系的概念，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及微积分，笛卡尔的几何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巴斯德的细菌学，汤姆逊的电子学，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
可见，由于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革命，才有近代西方国家的产生，也才有西方近代以民主和科学为精神的西学。
而近代中学所面临的机遇却不佳：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中学本身的内容不具备质变出近代意义的科学与技术；另一方面，清王朝的落后性所造就的“天朝上国”、保守封闭的价值观，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排斥异族文化，使中西学自由融合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机，而中国的有识之士只有在西方列强炮舰的威逼下才屈辱被动地、由不自觉到自觉地逐步选择西学。
1840年，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东方的侵略，西学开始向长期与世隔绝的古老中国发起了冲击，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以鸦片战争为始点正式拉开帷幕。
这段历史的进程：先是一部分开明管理和士大夫抱着救亡图存、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进入到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实践，结果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列强的欺辱而真正强大起来。
这时“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影响主要限于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领域，其层次仅在文化的表层——物质层面。
接着，民主主义维新派和革命派便先后登上近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他们大力介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学说和社会学说，主张通过在中国实现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
此时，西学的引进已深入到文化的中层——制度层面。
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受到大力宣传，这是文化的深层——思想层面，其规模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
尤其是马列主义传入中国，这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西学的又一次新选择。
在这次选择过程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学习、借鉴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经过数十年不屈不挠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由此可见，中国人选择马列主义，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苦实践决定的，也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教育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近代除了与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外，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所以，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教育思潮往往起着发轫起端的作用，或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启蒙思潮，而推动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
自1840年起，中国先进的士大夫面对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和亡国灭种的危险，从“闭关锁国”到“睁眼看世界”，首先意识到旧的教育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来摆脱困境，从而掀起了改革封建教育的思潮。
洋务运动推进“西学东渐”，使对封建教育的改革由议论走向实行，开始仿照西方国家的做法创办新式学堂，开展留学教育，最终在洋务教育思潮的推动下，建立起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
伴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改良主义教育思潮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潮前呼后应，一昭一彰，成为变法和革命的开路先锋。
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新文化思潮，也是一场新教育思潮。
它以社会教育的方式，宣传民主和科学的理论，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教育、旧思想、旧礼教，对青年进行启蒙教育；之后，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实验主义教育思潮等纷争出现，使文化教育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更重要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西学的传播更加广泛，西方的各种学术流派、社会改革方案纷纷传入中国，汇合成为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思想潮流，最终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也奠定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两个不同的政治区域分别兴起的 “三民主义”教育思潮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特征中国近代史若以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粗略地勾画其历史轨迹，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列强对中国不断地发动侵略与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侵略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一方面西学在中国落户，是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侵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伴随着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来的；另一方面，它又与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争取民族生存，维护国家主权，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促进中国近代化所做的努力探索密不可分。
二者犬牙交错，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表现为：闯入古老帝国的西学，首先伴随的是西方列强的利炮坚船，接踵而来的是传教士和外交官，最后才是科学家与专业人员；而中国前往西方寻找救国之道的有留学生、出访人员、外交官和职业革命家。
在此基础上，中国形成两种文化教育网络：一种是由西方势力特别是教会控制的学校、医院及其他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新闻机构等组成的文教网络。
通过这一网络既培养了一批为外国势力效力的买办文人，也产生了一批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栋梁之材。
另一种是由中国人仿行西制和西法创办的新式学校、留学教育机构及其他文化设施组成的新式文教网络。
通过这一网络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旧制度的掘墓人，又是新社会的缔造者。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特征明显地表现出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过程。
如前所述，近代“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凭借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推行其殖民化政策、使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初，中国人对西学的接受是被动的。
而且，从“西学东渐”的过程来看，近代开始西学与中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势差，相比之下西学总体上处于一种较高势能状态。
按照任继愈教授的文化发展势差理论分析——“不同文化接触后，高层次的、先进的文化必然影响低层次的、落后的文化。
这种现象如水之趋下，不可逆转”，这就使得在这一时期的中西交流中，西学一直处于“出超”，中学则处于“入超”，“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从而更加重了中国人接受西学的被动地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从中国方面来看，主要是认识和制度上的原因。
在认识上，明清以后，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历史悠久和文化传统的优越感，使得国人常以“天朝上国”自居，形成“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
这种价值观在统治阶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看自己是“君临天下、抚有四海”，看别国是“夷狄蛮戎”。
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绝大多数人仍沉湎于一种“雨过忘雷”的悠闲中，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
1844年，魏源刊行《海国、图志》，尽管他所论述的世界局势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有很强的震撼力，但功利主义与华夏中心色彩却表现得很浓厚。
1849年，徐继畲又刊行《瀛环志略》，他以更诚恳、更客观的态度介绍西方各国。
遗憾的是，《瀛环志略》没有《海国图志》影响那么大，这或许能够说明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接受心理：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西方人依旧是“夷”，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尊夷攘夷”、“师夷制夷”。
由此可见，鸦片战争之后至少有二十年时间，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形象并没有明显的改观。
在上层社会中，魏源的观点已是一种引起争议的激进之见，徐继畲的综论就更难以理解。
即使在洋务运动时期，华夏中心主义仍起重要作用，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然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体”和“用”的关系，所以国人对中西方的认识仍有主次之分。
在制度上，女真贵族入关后，承袭明制，建立起更加完备的封建王朝。
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来看，清代即使是“康乾盛世”，也是一个发展方向的错误，因为它不仅没有跟上世界工业革命的时代步伐，而且是背道而行。
所以，清王朝建立的封建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保守的制度。
这个制度本身就缺乏对外交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再加上近代以后清王朝的几任皇帝平庸无能，慈禧太后垂帘听政30余年，清王朝——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始终是在被动中学习西方、接受西学的。
为了维护封建秩序，只有当西方列强一次次地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一回回战败的情况下，清王朝才被迫向西方学习。
1898年的“百日维新”本来是封建统治阶级最高层主动学习西方的一场变法运动，但仅有不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及几个帝党大臣的支持和参与，所以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也进一步说明，清王朝及其统治下的清末封建专制制度对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一直起着阻碍的作用。
学习西方、传播西学，真正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还是一部分中下层的开明官吏和广大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
他们为了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深入地介绍传播西学，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认识、选择、再认识、再选择的过程。
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一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睁眼看世界，不断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
通过对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不同性质的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一般特征：一是文化创造，占取先机，有优先之势；二是文化继承，渊源不断，有承传之势；三是文化引进，兼容并包，有积蓄之势；四是文化吸收，优化组合，有综合之势；五是文化碰撞，相得益彰，有重构之势；六是文化交流，选择时机，有效率之势。
这些特征不仅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在世界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历史中也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所以也可称之为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规律。
三、“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近代西学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的，总体上是一种全新的较高势能的文化。
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技术方面的影响。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下，初步开始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也出版一些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著作。
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理论为指导，大张旗鼓地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编练新式陆军与海军，举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及民用企业，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建学校，掀起了一股学西方办洋务的热潮；到19世纪90年代，全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潮开始兴起，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同时，电力、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也发展起来。
据统计，从1901年至1911年，全国新设的厂矿达386家，资本额8.8348亿元，十年间超过前30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翻了两倍以上；1912年至1919年，新建的厂矿有470多家，平均每年新增67家，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到1.3亿元以上。
其次是制度方面的影响。
就政治制度而言，在近代“西学东渐”进程中，大体有三种制度引入中国：第一种是维新运动中倡导的君主立宪制，第二种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第三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新式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等陆续传入中国，构成了中国近代化历史中的制度文化。
第三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
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至少有三次大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第一次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学西方、办企业、建学校、派留学，掀起洋务思潮，从而冲击着陈腐的传统观念，使近代中国出现了三个新的开端：一是中国人开始有了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构想和行动；二是开始重新考虑传统文化的地位，重新估量科学技术的价值；三是开始初步认识到，要自强、要干实事，就不能不重视实际技能和社会效益。
第二次是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西方民主主义制度和民权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使部分国人的社会观念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就是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第三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教育界出现了以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为主要内容，如何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热烈讨论。
特别是这次运动从始至终大力宣传民主和科学，把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盲从、蒙昧中解放出来，对于启发人们的理智与民主觉悟起了极大的作用。
正因为有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才会有文化教育界的活跃局面，才会有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参加的“五四”爱国运动，也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
总之，伴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国在向世界靠近，社会在逐步实现近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得到不断的更新：“师夷长技”观念更新了“夷夏之防”观念，变革观念更新了守旧观念，民主民权观念更新了君权神授观念，理智的务实观念更新了偏颇的尚虚观念，男女平等观念更新了男尊女卑观念，社会主义观念更新了资本主义观念。
第四是教育方面的影响。
中国近代每一次教育思潮的兴起，都与“西学东渐”有着必然的联系，“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构成社会变革的一条主线，如改革封建旧教育、太平天国农民教育、洋务主义教育、改良主义教育、民主主义教育、教会教育、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等思潮的兴起，都与“西学东渐”有着因果关系，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教育思潮，从静态看是相互独立的，从动态看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以及社会变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中国通史》讲的什么内容
中国通史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巨制、、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
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为此，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
新式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
至于各种、、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
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
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
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
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
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
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
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
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
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
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
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
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
”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1〕可见《中国史叙论》无疑属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
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
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
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
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
〔2〕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
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但是，20初以来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 ”不能等同视之。
否则，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
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
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三册（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傅运森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著视之。
〔3〕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
〔4〕20世纪初～30年代初冠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著以黄现璠、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5〕为序。
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为黄现璠、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言：“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
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
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
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
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
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
〔6〕可见邓之诚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著作。
这从黄现璠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
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
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
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
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
”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
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
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
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
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
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
”〔7〕黄现璠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主要是针对柳诒徵、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
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
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
黄现璠于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处，同时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
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已久。
呜呼
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
”文中还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
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
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
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
”〔8〕由此又反映出黄现璠新史学观念与众不同之一貌。
20世纪西风东渐掀起的拍岸新潮，冲击出了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成果的层出不穷，从中反映出的新史学多采多姿的风云际会，犹如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应对和感悟。
众多史学名家以讲授和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由此赢得学术声誉的史学家不乏其数，代表者有李泰棻、吕思勉、王桐龄、邓之诚、黄现璠、缪凤林、章嵚、钱穆、范文澜等等。
尤以黄现璠所撰“中国通史”成果最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编著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三部“通史”，一为《中国通史纲要》；二为《壮族通史》；三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副题《中国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
身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20多年后的21世纪，我们不能谈到“中国通史”时仍然仅仅以“汉族通史”全盘代替“中国通史”，各少数民族通史同样应该而且必然是“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
否则，中华民族通史无从谈起。
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为期5天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来自46个国家的360多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此间呼吁，世界各个民族应不分人口多少、社会发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
显而易见世界各个民族应一律平等已经成为世界的呼声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凡论述“中国通史”时长期对少数民族通史只字不提，视若无睹，以致所论难免有失公允之嫌。
本词条没有对含有“党义”或“风派史学”或“影射史学”者所著通史进行介绍。
同时，于此仅对一些个人编著的《中国通史》阐述一己之见，至于一些人主编的“中国通史”巨著，不在此词条所介之列。
描写清华大学的句子
清华大学百年赋 王步高 上苑清华，坐京师西北，倚燕山而望玉泉塔影，邻颐和而近圆明故垣。
康熙造熙春以贻皇子，咸丰更清华而为新藩。
今之清华也，方六千余亩，黉宇崔巍，中西合璧；亭台隽秀，今古相间。
工字厅临漪榭，续前清民国之古风雅韵；主体楼科技园，展信息时代之华彩新颜。
秀木森森，栖黄莺丹凤；芳草萋萋，缀锦簇花团。
湖光秀丽，寻荷塘月色之踪迹；园景旖旎，摘亚洲校园之桂冠。
二校门玉立亭亭，兴毁之间识沧桑巨变；万泉河流水潺潺，涨落之际涵世纪风烟。
宣统辛亥，迁“庚子赔款”游美肄业馆于斯，乃建校之始也。
十七年间，校名迭更，曰学堂，曰学校，曰大学，所不变者，“清华”之名也。
国学院名著中外，四导师博通古今。
沉潜坚毅，信古疑古释古；洞幽秉持，道深学深法深。
涵泳千载，诗词证史开新路；训证万有，金石钩玄传希音。
七十学子，立雪程门求真谛；半百才俊，勤学梦笔得金针。
梅贻琦长校，博采众议，“教授治校”开新政； 注重通识，文理经纬育棣昆。
严门槛，足后劲，闻风景从，天下英才近悦而远造；敬教授，重学术，见贤思齐，鸿儒名宿接踵而连桡。
抗日军兴，初迁长沙，临时大学，合南开北大共建；兵燹近迫，再徙昆明，西南联大，与菁英赤子同袍。
灾难铸就辉煌，三校师生刚毅坚卓，心系国难，励精图治，共挽天河。
铁皮房里，夺秒争分，轰炸间隙攻书授课；茅草棚中，焚膏继晷，风雨晨昏切磋琢磨。
忍饥学子，未尝释卷；清寒教授，不辍弦歌。
战时高校之表率，杰才簇拥而嵯峨。
外著民主堡垒之称号，内树学术自由之楷模。
寒来暑往，星霜八易，山河光复，重返熙春。
建国之初，院系调整；四院皆出，工科仅存。
蒋南翔掌序，拨乱探津：因材施教，又红又专；顶风开拓，斩棘披荆。
厚基础，重实践，欲其今朝出类拔萃；双肩挑，高素质，求彼异日领袖群伦。
“反右”“文革”，深创巨痛；国运遭劫，桂折椒焚。
开放改革，老木逢春；文理管院复建，工艺美院入并，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世界名校雄姿初呈。
教学科研双飞比翼，清华面貌月异日新。
古之大学者，以弘道济世为本，明德至善为宗。
清末以降，西风东渐，全盘西化，如潮汹汹；清华始于留美预科，而立足华夏，力主中西兼容，古今贯通。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
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寡言务实，“行胜于言”作校风。
君子自励，犹天道运行不息，无一暴十寒之弊；学者育人，如江河奔腾不止，有前波后浪之涌。
君子接物，如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气度雍容。
荟天下之英才，为师为友；集八方之俊彦，共辱共荣。
而潜心治学，朴实无华，不尚标榜，言必有中；亦躬行实证之结合，重团队，善协同。
严谨为学，诚信为人，为学与为人并重。
胸怀大志兼切实苦干，才华出众亦笃实谦恭。
长于用脑且善于动手，脱心志于俗谛桎梏之中；养健全之人格，直道而行，外圆内充。
诚如斯也，则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可挽狂澜于既倒，堪作中流之砥峰。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维我清华，潮流引领；才子巨匠，灿若河星。
曹禺吴晗洪深若诚，中华艺苑之魁首。
王国维冯友兰诚为当代大儒，金岳霖张岱年可称哲学泰斗。
闻一多梁实秋俞平伯，民国文海之巨舟。
吴雨僧钱钟书学贯中西，陈寅恪季羡林人中骅骝。
数物理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成就卓越，钱三强王淦昌赵九章邓稼先亦彪炳千秋。
论数学熊庆来杨武之筚路蓝缕，华罗庚陈省身林家翘丘成桐更誉满全球。
王大珩堪称光学之父，侯德榜摘取化工冕旒。
张奚若先生拟定国号，梁思成张仃国徽最优。
杨振宁李政道为诺奖得主，姚期智拔图灵奖头筹。
光耀教席，硕德名师；不拘一格，清芬挺秀。
回眸百载，清华已名著中外，造就俊才万千，推动中华崛起，功莫大焉。
清华校友，两院院士，几近五百；弹星功臣，亦过其半；最高科技奖，已彰四贤；治国政要，多出斯园。
喜吾清华，诚为院士之摇篮，大师之渊薮。
百年已矣，万世期焉，展望宇内，天外有天。
报国兴华，当著先鞭。
行成于思，知行合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吾校生命之源泉。
后之来者当自我激励，批判创新；追求境界，攀峰闯关；耻落群雄后，敢为天下先；培育众多道德楷模、思想巨人、科学领军、文化大师、治国栋梁、创业中坚。
伟哉，清华
壮哉，清华
瞻念未来，鹏程万里，当再接再厉，成世界文化高地之愿景可期而见矣。
吁嘻
慨当以慷，宁不额首顶礼而歌曰： 水木清华，地集灵氛。
百年风雨，强国志伸。
民主科学，求实求真。
自强不息，人文日新。
厚德载物，取义怀仁。
坚毅秉持，正意诚心。
追求卓越，耻不如人。
国学津逮，织锦传薪。
理工探骊，傲视寰尘。
培育栋梁，辉耀乾坤。
英才济济，麟凤振振。
世界一流，期许殷殷。
谁写的中国通史最客观，全面
没有谁写的中国通史最客观,全面,只要是人写的便会带有主观的颜彩...要看比较真实的历史...便不要看范的,因为我是修中史的,他写的真是欠缺某些成份(大家都明白吧)要是想纵观中史,的<国史大纲>真是不错,它蛮完整。
＜剑桥中国史＞也不错,很清楚,资料丰富。
的书,如〈中国人史纲〉,都很主观,就是骂人骂得很痛快...再不是的话,可以看香港中学的中史教科书,我个认为它们都尚算客观,全面。
而且字数少,要快速理解中史是很好的选择。
但是...要真正了解中史,并不能只看一两本书。
主观,客观的都要看,再自己分析,才去判断每一件事件中谁对谁错,每一件事件的背景经过结果,还有每一件事件之间的关系。
（14分）材料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风东渐的潮流中，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
然而，在以西方文明为中心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受到在华殖民的帝国主义影响，在衣(结合西装和清装产生具有中西韵味结合的旗袍和马褂)，食(西餐在通商口岸广泛兴起)，住(兴起一批西方特色的花园洋宅和公寓)，行(产生铁路等等)，社会风俗(提倡不缠足剪辫断发等西方民主思想)，文化(电影业和报刊业迅速发展)。
总起来说就是西方的文化技术等逐渐流入中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是如此，比如“ 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形成。
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通常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最早使用的是德国神学家、天文教本尼迪克派教士安塞尔姆。
德辛在1753年与人论战时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
第二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先使用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表示一种上帝安排的传说制度。
后来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相联系而获得了政治意义。
第三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出现于19世纪20至30年代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和圣西门主义的刊物《环球》杂志上。
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
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
起初，这个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
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则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
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有时统称为“社会主义”，有时则加以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作了科学解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的政治斗争以后，资产阶级经常利用“社会主义”来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
恩格期曾指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分别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了科学的含义。
不过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期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
从此以后，作为思潮的名称，“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但是，“社会主义”仍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和用法。
马克思、恩格期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19世纪中叶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归纳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19世纪70年代，西风东渐，“社会主义”一词才开始在日本、中国书刊中出现。
日本学者加藤弘之于1870年在《真政大意》中用日文片假名音译西方“社会主义”一词，西周于1871年在《百学连环》中意译为“会社之说”，福地源一郎于1878年6月《东京每日新闻》上第一次用汉字意译为“社会主义”。
我国的《西洋杂志》于1878年音译为“索昔阿利司”，《万国公报》于1899年意译为“安民新学”、“养民学”，康有为、梁启超从1901年至1902年意译为“人群之说”、“人群主义”。
梁启超从1902年9月25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8期开始，把当时日本人通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移植过来。
从些，“社会主义”一词在我国书刊中逐步得到使用。
梁启超是最先把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李大钊是第一位在中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