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散文特点
平淡之中见真情.. 杨绛的散文浸透着浓郁的悲喜剧因素。
具体地说，是充满了一种力图以喜剧精神压倒悲剧精神的努力。
她尽量用喜剧语言冲淡残酷的岁月记忆，减弱沉重的精神压力。
她喜欢用短句子，像讲故事似的又穿插一些轻松的评论和独白，还包括生活中的奇闻轶事、对话情态、闲趣琐状，充分表现了一个家庭的和乐风范，而对生活中存在的悲剧，却只是用淡淡的语调平实地叙来，丝毫看不到抱怨和泄愤的企图。
杨绛不希望读者随受她的痛苦，而读者却恰恰能从她的作品中读到无需言喻的生活体验。
杨绛的散文呈现出一种活淡、平和、睿智的风格。
在艺术上，语言表达简洁、凝练、幽默，结构安排比较机智，开合自如，技巧运用娴熟，不着痕迹，处处“随心昕欲”，又处处颇具匠心地洒脱与严谨。
总是在冷静的叙述中，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
杨绛与其丈夫钱钟书的一件趣事
相识：人生若只如初见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
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
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
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
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
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
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
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
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
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
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
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
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
”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
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
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
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
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相爱：赌书消得泼茶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
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
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
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
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
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
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
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
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
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
”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
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
”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
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
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
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
”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
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
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
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
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
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相守：此情可待成追忆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
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
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
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
”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
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
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
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
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
”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
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
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
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
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
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
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
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
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
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
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我们仨》里面的客栈为什么定那么多规定
为什么不许她问呢
世上著名的小说，很多带有自传性质，作家将自己经历的血泪与欢笑扔进思想的潭中发酵，最终酿成芬芳的美酒，供人品尝回味。
读者顺着小说可以推想作家的生活，好比摸瓜顺着藤就比较省心。
“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钱钟书的名言悲观地诠释着婚姻生活。
看完《我们仨》，我第一个感觉是：事情有例外，由《围城》推论钱先生的婚姻状况一点行不通。
《我们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现实中，钱钟书与杨绛1935年结婚，并共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瑗（爱称“ 圆圆”），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他们在自己的“围城”中平静幸福地过日子。
杨绛在书中坦陈：“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
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 《我们仨》中描绘的钱家的确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三个人制造的幸福之家。
幸福的他们仨，来自于他们的单纯和快乐。
这快乐首先是从厨房开始制造的。
他们夫妇俩起初不懂得柴米油盐，杨绛原是苏州的小姐，钱钟书是无锡的“大阿官”，来到伦敦后他们就在房东家吃现成饭。
但最终，他们决定开拓新的生活，于是一起学做饭，学炒蔬菜，学烧红烧肉，学剪虾上的胡须，他们发现吃饱之后甚至不羡慕神仙日子了。
妻子生孩子出院时，钱先生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杨绛感动着想象着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其实每个人都深藏潜力，很简单，只要有心总能超越，总能制造无穷快乐与惊喜。
那个“大阿官”学会做早饭后，早饭总由他承包。
他烧开水，泡上浓香的红茶，热了牛奶，做成牛奶红茶，煮好老嫩合适的鸡蛋，用烤面包机烤好面包，拿出黄油、果酱放在桌上，等待家人起床一起用早餐，或者干脆用一只带脚的小桌把早餐直端到杨绛的床前，让她禁不住在酣睡中跳起来享用早饭。
钱先生的体贴也许会让我们也有了一个冲动：为自己的家人泡上一壶牛奶红茶，但是我们会不会这样单纯地坚持呢
所以，这快乐最让人动心的，是那持久的爱心和不断送出的温暖，那点滴累积而坚固不化的情感。
这单纯的幸福也可以理解为他们仨都带着一颗童真般的心，在一起做很多有意思的事。
在《我们仨》中我常常感觉到大作家钱钟书、杨绛以及他们当教授的女儿有很多童心未泯的开心时刻，像三个孩子般天真乐观地生活着。
钱先生常常不小心做坏事，有时打翻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有时把台灯砸了；有时是把门轴弄坏了，之后就苦着脸告诉杨绛，杨绛就告诉他“不要紧”，她会弄好的，他就放心了，很像做错事的孩子无奈地求助妈妈一样。
杨绛也果真全都修好了他弄坏的东西，像孩子更加信赖妈妈一样，他更加相信杨绛，彼此之间也因为这些温馨的细节累积起了牢固的信任感。
凡夫俗子每天疲于奔命，忘却了生活中简单天真的快乐，以“忙”为借口，甚至与家人也若即若离。
他们仨却天天在早饭后晚饭前并肩出门散步，有趣的是他们把散步当作“探险”，因为他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看到不同类型的房子，一起猜想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着闹市中的人流，配合书上读到的人物，猜测各人的身份。
他们仨去吃馆子，不仅吃饭吃菜，还会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当作娱乐，以观赏和超然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因而三个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乐趣。
这样简单快乐的幸福，不能不说也蕴含着生活的大智慧。
我常常认为爸爸偏爱女儿始终如一，女儿也偏爱爸爸，但女儿长大了，有了自己的爱人，留给爸爸的爱容易悄悄溜走。
但钱钟书和钱瑗是不管多大都能“最哥们”地玩在一起的父女。
钱先生在女儿出生时用了这样的欢迎词：“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
”看到这句话时，我心里也毛茸茸的感到很温暖。
父女俩会玩得很酣畅，三个人忍不住都要笑，笑到隔着肚皮，也能看到彼此肚子里翻滚的笑浪。
父女俩一同淘气，是玩耍的伴儿。
他们甚至探讨谁先认识杨绛妈妈的，女儿觉得自己是一生出来就认识妈妈了，而爸爸是长大以后才认识的。
杨绛一天又一天地为这对感情这么好的父女寻找共同点并为此惊叹不已。
比如，她肥嫩的小手小脚，骨骼造型和钟书的手脚一样。
她走路的姿态特像钟书。
她翻书翻得很快，用两个指头摘着书页，和钟书翻书一个式样。
她观察仔细，归纳的结论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正确，钟书也喜欢“格物致知”，常常在探险中能有所发现。
钟书在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圆圆看书看到可悲处就痛哭。
钟书肯委屈能忍耐，圆圆也肯委屈能忍耐。
钟书拙手笨脚，圆圆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
圆圆像钟书一样带三分呆气。
钟书不怕鬼，圆圆有乃父之风，黑地里不知惧怕。
我又想起杨绛说的“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他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他们是尘世中一个奇妙的完美组合，他们幸福，因为他们还有着同样的志趣爱好，都爱惜时间好读书治学，将这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
他们仨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学家，大学者。
杨绛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从容自在地阅读满室满架的文学经典，有时客人的来访不免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她会为此在心里叫苦。
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钱先生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
他们一起谈诗论诗，一同背诗。
钱先生后来由伦敦大学转入巴黎大学读书，这期间，他爱书如命，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他读中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从十五世纪一家一家读到十九世纪。
他们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
女儿十一周岁已读过《水浒》《西游记》等小说，在教导下还读文言小说，到哪儿都找书看，被她爷爷认为“吾家读书种子也”。
工作后女儿床头枕上总垒着高高一大叠辞典，沿着枕头横放着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
即便这样严谨治学，杨绛还是觉得女儿有点可惜，“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
”幸福就要彼此尊重，意味着给对方更多的心灵空间和自由，哪怕是天衣无缝的组合，否则就会自寻烦恼，与快乐无缘甚至鸡犬不宁。
作为夫妻，钱钟书与杨绛也吵过架，在出国的轮船上因为法文读音而吵架，结果输的人觉得很无聊，赢的人也觉得无趣，他们从此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
但他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商量，觉得没有争吵的必要。
回国后，对于钱先生的出路问题，杨绛陈说她的看法，并不干预，也不勉强。
他们平静，所以幸福。
幸福的他们仨常常互相安慰互相帮助共度难关。
巴黎时期，杨绛得知自己的母亲去世，“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杨绛觉得没来得及报娘恩，恸哭个没完，钱先生百计劝慰，悲苦中让杨绛感觉到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钱先生有些害怕的时候，女儿用顺口溜安慰：“提勒提勒耳朵，胡噜胡噜毛，我们的爸爸吓不着。
”妈妈焦虑的时候，女儿为其解惑，让其别胡思乱想。
父母病病歪歪的时候，女儿费尽心思做出好吃的菜，哄他们多吃两口。
晚年为了能让钱先生病愈，杨绛陪住医院护理，自己情愿脚软头晕，成为风吹能倒的人。
就像杨绛写的那样，“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他们仨看起来平凡朴素单纯，实则善良智慧豁达。
他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
当然，他们待人是尽可能的像读书般读。
他们曾经饱经忧患，见到世态炎凉，他们却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浅斟低酌，从忧患中孕育出智慧，读通许多人许多事。
他们从来不唱爱国调，却在等待解放的日子里不愿逃跑，不愿去父母之邦，认为是文化人，就会爱祖国的文化祖国的文字祖国的语言，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
63年间这个家庭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
战火、疾病、政治风暴……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一家人最安全的庇护所。
家的意义在《我们仨》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
三个人互相陪伴着心上有依傍，觉得安顿。
“不用说话，都觉得心上舒坦”，只要是合家团聚。
他们仨因为工作而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离家的那个会写信很勤，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把心上的委屈都告诉对方，回来时也会把遇到的琐琐碎碎都搬回家。
他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牵心挂肚肠的离别，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发愿说：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他们仨三位一体，活得那么充实而有生命的价值。
我读《我们仨》，最感动的是这个家庭中荡漾着的那种亲情。
杨绛把最温馨的部分名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所写的却都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
我能够想象她遥想当年时露出的少女的甜美微笑，幸福的记忆诱发的思念的眼泪。
然而生活不会像童话故事一样美满，以王子和公主永远幸福地在一起结束。
“我们仨失散了”，一个欢乐的家庭走上了“古驿道”。
“古驿道”是一个象征。
这是古往今来人人必经的人生的最后旅程，只是他们三人在“古驿道”上往返奔波，格外的辛苦，格外的漫长。
杨绛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一家三人的生离死别，作者的心声拨动我的心弦，我目睹了那些艰难岁月中他们仨身受的种种苦难。
钱先生病情日趋严重，身体逐渐虚弱。
起先杨先生去探望，两人见面总说说话；后来钱先生没有力气说话，就捏捏杨先生的手回答问候；再后来，只能用睁眼来招待杨先生的到来了，相互以眼神进行无言的交流。
“阿圆住到了医院去……我变成了一个很沉重的梦……我的阿圆，我唯一的女儿，永远叫我牵心挂肚的，睡里梦里也甩不掉……”“人世间没有单纯的快乐。
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世间也没有永远。
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
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了尽头。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
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
我们仨人就此失散了。
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现在，只剩下我一人。
”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家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还在寻觅归途。
”三个人幸福的“围城”变成了一个人的孤独“客栈”。
“就剩我一个人住客栈了。
我往常自以为很独立，这时才觉得自己像一枝爬藤草。
” 以前屋子虽然冷，感觉到的却是温暖。
如今，在一个人孤凄的客栈中，没有老伴精心准备的牛奶红茶，没有笑浪，心上缺少了依傍，感到满屋子的冷。
“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
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的生活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这是杨绛的《我们仨》。
我想象着，夫逝女亡，一个人的客栈，一个92岁的老人，回忆着，记录着，觉得杨绛是一个坚强的人。
杨绛的《老王》的背景资料
两家都是江南很有声望的名门之家，可谓是门当户对。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结识杨绛；1935年，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完婚，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据说还发生了大花脸的趣事。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
1949年，他们重返清华大学园。
1966年，“文革”开始了。
钱钟书夫妇俩也劫难逃。
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
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
杨绛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
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
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
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结束。
1971年，钱杨夫妇从五七干校回京，房子被人强占，两人只好住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钱锺书开始整理多年积累的笔记，着手写作《管锥编》。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钱锺书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的书，可见其惊人的勇气。
1972年钱锺书、杨绛夫妇与林非、肖凤夫妇打架事件；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杨绛把一小朵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钱钟书的身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