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种痘 鲁迅可爱在哪
两三岁的小小孩子，居然什么都懂得，什么都记着，几十年后把什么都清晰的写进文章。
换了另一个小宝宝，只会哭的不像样吧。
谁说天才的第一声啼哭，并不就是一首诗呢
中医明显就是伪科学，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医药大学呢
为什么说中医不是科学
1955年成立的中医研究院在去年11月改名为中医科学研究院，特地加了“科学”两个字，据称这表明结束了多年来中医是否是科学的争论。
如果靠这种文字游戏就能结束争论那就太省事了。
美国的神创论者成立了“神创科学研究所”，但是生物学界仍然不认神创论是科学。
同样，美国生物医学界虽然对中医的某些疗法（例如针灸）是否有效有争论，但是对中医是否是科学却是没有争论的：不是科学。
例如，美国国家卫生院和美国医学会都把中医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民间医术一起归为“另类医学”，不属于医学科学。
著名的反伪科学组织“对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则干脆认为中医是玄学、巫术、伪科学。
中医支持者在面对批评时常见的一个反弹是批评者不懂中医，似乎只有中医从业者才有批评中医的资格。
按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只有算命先生、风水“大师”、星相师才有批评算命、风水、星相的资格了。
要批评某一种学说是否科学，无需演一出“敌营18年”再反戈一击，甚至无需了解它的细节，只要根据通用的科学标准对其思想和方法加以衡量即可。
尤其是在有现代医学可做为对照的情况下，只要具有现代医学知识，要判断中医的非科学性就更为容易。
如果用科学哲学中一些被广泛接受的检验标准，例如逻辑的自恰性、可检验性、可证伪性、可测量性等，对中医进行一番分析，我想不难认定中医不是科学。
我不想在此做这种枯燥的“科学是什么”的理论分析，而只想从另一个角度，反过来从“科学不是什么”说明为什么中医不是科学。
科学讲究创新，绝不崇古。
因此在科学中不存在人人必读、必信的经典。
现代医学的学生除非是本人对医学史感兴趣，否则没有人会去研读希波克拉底、盖伦、维苏里、哈维等等历代医学大家的著作，不熟悉经典著作丝毫也不影响他们行医。
现代医学的论文也没有人会把前贤语录当论据，靠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中医则不然，《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代文献是中医学生必读、必背、必信的至高无上的经典，是他们诊断、处方的依据，中医的论文往往只是对这些经典的阐明、验证。
所以，中医更像是一种人文学，而不是科学。
科学研究的是普适的自然规律，它没有国界，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
虽然现代科学是在西方发展出来的，但是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融入了东西方各国科学家的贡献。
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民族才有而其他民族不予接受的，也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文化背景的人才能理解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无法掌握的。
中国人并不需要先去学习西方文化才能掌握现代医学，就是因为现代医学是一门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的科学。
所以，把中医当成中国特有的科学，把中医的科学地位不受西方科学界的认可归咎于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那是很荒唐的。
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各个学科都相互联系、统一在一起，不存在一个与其他学科都无联系、甚至相互冲突的独立科学学科。
现代医学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而生物学又建立在物理、化学的基础之上。
但是中医不仅在整体上（而不仅仅是个别细节）与现代医学不兼容，也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不兼容，它对抗的不仅仅是现代医学，而是整个现代科学体系。
这样的东西，可以是与科学无关的哲学、玄学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不可能是科学。
为中医辩护的一个常见理由是说它是一门经验科学，是几千年经验积累的结晶。
虽然经验有时候含有科学因素，但是经验本身并不是科学，单凭经验而不按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是不可能归纳出科学理论的，所以“经验科学”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
历史是否悠久也与一门学科是否科学无关。
有的科学学科（例如现代医学）的历史非常短暂，而有的非科学学科（例如算命、巫术、星相）的历史甚至比中医更悠久。
事实上，中医主流历来是看不起经验的，鄙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民间偏方、验方。
中医理论基本上并非经验的积累，而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玄学基础上的臆想，并根据这套臆想来诊断、处方。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认为是中医药经验的集大成，充斥其中的却是天人感应的谬论，例如它声称夫妻各饮一杯立春雨水后同房，治疗不孕症有“神效”，这显然不是什么经验积累，而是因为“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
中医之所以相信虎骨、虎鞭、熊胆、犀角是良药，是因为这些动物凶猛、强壮引起的联想，所谓取象比类，类似感应巫术。
水蛭会吸血，中医就让为把它晒干了入药能够活血化瘀，蚯蚓（地龙）在土壤里钻来钻去，中医就认为它晒干了入药能够通络利尿，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以生物的习性附会其死物的药效，这显然不是经验结晶，而是变相的感应巫术。
没有科学的指导，宝贵的经验也很容易走偏。
以抗疟良药青蒿素为例，它的研发是受到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疟验方的启发：“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这显然是一个验方，与中医的辨证论治、复方配伍的理论无关。
后来的中医医书例如《本草纲目》虽然都有青蒿可截疟的记载，但是现代研究表明中医所说的那种芳香可食用的青蒿（香蒿）并不能治疟疾，青蒿素是从中医并不认为能截疟、辛臭不可食用的另一种植物臭蒿（黄花蒿）提取出来的。
我们只能推测葛洪说的青蒿指的是臭蒿，被后来的中医家搞混了，所以现在往往就把臭蒿改叫青蒿了。
为中医辩护的另一个常见理由是说它有效。
但是有效性并不等于科学性。
科学固然会有效，有效的却未必是科学。
中国人大约在明朝的时候已发现通过种人痘能够预防天花，这应该是一种经验结晶，而且也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中医却把天花当成是小儿先天就有的藏在命门中的“胎毒”，而种痘是为了把胎毒引出来。
甚至在更安全、更有效的牛痘术于19世纪初自西方传入中国后，中医家也要来个“中西医结合”，对种痘后的反应进行辨证施治，认为是“脾经毒甚，血热违和”。
在今天看来这种与有效的经验相结合的理论当然是很可笑的。
何况，中医治疗的有效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许多人之所以相信中医的疗效，是因为相信自己曾经被中医治好过，而中医家也在医案中津津乐道如何巧治某个患了疑难杂症的病人。
不幸的是，患者的证言和医生的“医案”并不被现代医学认为是疗效的证据。
许多疾病都能自愈，在受到心理暗示时更是如此，患者的痊愈不一定是所接受的治疗导致的，因此某个患者被某个中医用某种疗法治好了病，并不能做为该中医医术高明、该疗法确实有效的证明。
一种疗法、药物是否有效，是必须经过严格设计的临床试验才能确定的。
现代医学是迟至上个世纪40年代才确立了这个原则，古人迷信名医医案本无可厚非。
但时至今日，一些“中医泰斗”仍然拒绝接受现代医学的临床检验标准，碰巧“治好”了某个疑难杂症就大肆吹嘘，没治好的病例则只字不提，连把自己的亲人治死了也不知反省，这和江湖医生有什么区别
为中医辩护的人经常说，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实践证明了传统中医药学的确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这个诉诸民族感情的证据根本不值一驳。
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并不需要靠医术来维持，这证明不了其医术的科学性。
其他民族、甚至其他物种几千年来也都在繁衍生息。
在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并不高于其他民族，在古代和近代都只有三十岁左右，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到七十多岁完全拜现代医学之赐。
事实上中医可能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反而有负面影响，本来可以自愈却因不当治疗或为了养生服用有毒的补药而过早死亡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
又如，历代中医都认为女性受孕时间为月经净后六日内，还胡说什么单日受孕为男，双日受孕为女，而那段时间恰恰是女性最不容易受孕的“安全期”，如果古代中国人为追求多子多福真按中医的指导择日“敦伦”，反而是无意中在搞计划生育了。
否定中医是科学，并不是在全盘否定中医。
中医理论没有科学价值，但是可以有人文价值，中医的某些经验疗法（特别是偏方、验方）也可能有其实用价值，值得现代医学去挖掘。
所以对中医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废医验药”，抛弃不科学的中医理论，在现代医学的指导下检验中医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我们也不必因为中医不科学而妄自菲薄。
毕竟，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各国、各民族的医术（包括西医）也都不科学，并不比中医好多少，甚至更糟糕。
有人声称中医是“超科学”、“人体科学”，未来科学的发展会证明其正确性云云，这和那些“算命先生”、“风水大师”宣称算命、风水是超越现代科学的“预测科学”、“环境科学”并无不同，不过是一厢情愿。
现代医学接受中医的某个疗法是可能的，接受中医理论则完全不可能。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古人的智慧能够超越现代科学。
科学是向前发展的，不可能重归蒙昧。
天文学不会重归占星术，化学不会重归炼金术，生物学不会重归神创论，同样，医学科学也不会重归玄学、原始医术。
能否超出朴素的民族感情科学地看待中医，是检验一个中国人的科学理性素养的试金石。
鲁迅有哪些四字篇目
一件小事、一点比喻、一思而行、二丑艺术、十月后记、人之历史、人心很古、大小奇迹、大衍发微、大雪纷飞上海所感、上海通信、门外文谈、小童挡驾、马上日记、无题二首、天上地下、天生蛮性、不求甚解、不通两种王道诗话、太平歌诀、止哭文学、中秋二愿、化名新法、公民科歌、父亲的病、文人无文、文人相轻、文艺连丛文坛三户、文床秋梦、双十怀古、以夷制夷、以眼还眼、以脚报国、书苑折枝、打听印象、正是时候、本刊小信世故三昧、北京通信、出关的关、田园思想、由聋而哑、电的利弊、外国也有、生命的路、立此存照、半夏小集考场三丑、再论重译、再来一次、再谈保留、再谈香港、有无相通、有不为斋、在钟楼上、在酒楼上、扣丝杂感尘影题辞、光明所到、吃白相饭、曲的解放、自言自语、自题小象、伪自由书、各种捐班、多难之月、灯下漫笔并非闲话、关于女人、关于粗人、关于翻译、论他妈的、论语一年、论新文字、如此讨赤、好东西歌、好的故事花边文学、远方按语、呐喊自序、我才知道、我观北大、我的失恋、我的种痘、我要骗人、我谈堕民、何典题记作文秘诀、狂人日记、辛亥游录、序的解放、评心雕龙、即小见大、阿Q正传、 招贴即扯、非所计也、知了世界知难行难、所谓国学、狗的驳诘、忽然想到、诗和豫言、诗歌之敌、春末闲谈、故事新编、南京民谣、革命文学某笔两篇、战略关系、竖琴前记、竖琴后记、咬嚼之余、咬文嚼字、秋夜有感、秋夜纪游、看书琐记、看图识字看变戏法、看镜有感、重三感旧、皇汉医学、逃的辩护、恨恨而死、总退却序、柔石小传、莎士比亚、破恶声论捣鬼心传、热风题记、匪笔三篇、鸭的喜剧、哭范爱农、拿来主义、病后杂谈、海上通信、读几本书、读书杂谈谁在没落、谁的矛盾、谈金圣叹、难得糊涂、推己及人、推的余谈、略谈香港、野草题辞、晨凉漫记、铲共大观脸谱臆测、祭书神文、高老夫子、商定文豪、望勿纠正、惜花四律、烽话五则、清明时节、淮风月谈、随便翻翻敬贺新禧、厦门通信、嵇康集考、嵇康集序、嵇康集跋、答KS君 、 智识过剩、鲁迅启事、鲁迅自传、滑稽例解谣言世家、编完写起、编者附白、莳花杂志、碰壁之后、碰壁之余、感旧以后、新的女将、新的世故、新的蔷薇新秋杂识、意表之外、漫谈漫画、寡妇主义、影的告别、题三义塔、题风筝误、题记一篇、题未定草、靠天吃饭赠人二首、赠邬其山、藤野先生
鲁迅曾批斗过谁
求人名和文章
80多年前的大论战自然是陈西滢为首的现代评论派。
当然现代评论派里陈西滢算不上老大。
不过胡适和徐志摩等都没有参战，保持沉默的态度。
陈西滢和鲁迅论战最为持久也最为激烈。
与鲁迅论争过的对手，后来许多都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其中一些如今看来无可厚非，但对现代评论派、鸳鸯蝴蝶派、第三种人、新月派的梁实秋、论语派的林语堂等的定性似有商榷之必要。
论战时期牵涉范围很广，自然鲁迅的倔强性格是不会屈服的。
郭沫若、成仿吾的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子，周扬、田汉等四条汉子，都与鲁迅争论过。
直到1931年**党干预停止下来。
要求以鲁迅为首组建革命文学大同盟。
附鲁迅经典杂文《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文化列车》〔2〕破格的开到我的书桌上面，是十二月十日开车的第三期，托福使我知道了近来有这样一种杂志，并且使我看见了杨邨人〔3〕先生给我的公开信，还要求着答复。
对于这一种公开信，本没有一定给以答复的必要的，因为它既是公开，那目的其实是在给大家看，对我个人倒还在其次。
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过目的也还是在给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给个人就完了么
因为这缘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应该先将原信重抄在下面——鲁迅先生： 读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笔名）的《读伪自由书》一文，近末一段说：“读着鲁迅：《伪自由书》，便想到鲁迅先生的人。
那天，见鲁迅先生吃饭，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
我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
记得从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现在看了鲁迅先生的老态又重温了一次。
这都是使司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况旁边早变心了魏延。
”（这末一句照原文十个字抄，一字无错，确是妙文
） 不禁令人起了两个感想：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为什么是诸葛亮
先生的“旁边”那里来的“早变心了魏延”
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
第一个感想使我惶恐万分
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这是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事
记得《呐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时候（大概总在十年前），我拜读之后，景仰不置，曾为文介绍颂扬，揭登于张东荪先生编的《学灯》，在当时我的敬爱先生甚于敬爱创造社四君子。
其后一九二八年《语丝》上先生为文讥诮我们，虽然两方论战绝无感情，可是论战是一回事，私心敬爱依然如昔。
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寿辰的庆祝会上，我是参加庆祝的一个，而且很亲切地和先生一起谈天，私心很觉荣幸。
左联有一次大会在一个日本同志家里开着，我又和先生见面，十分快乐。
可是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
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头只说先生出阵交战用的是大刀一词加以反攻的讽刺而已。
其中引文的情绪与态度都是敬爱先生的。
文中的意义却是以为先生对我加以“嘘”的袭击未免看错了敌人吧了。
到了拜读大著《两地书》以后为文介绍，笔下也十分恭敬并没半点谩骂的字句，可是先生于《我的种痘》一文里头却有所误会似地顺笔对我放了两三枝冷箭儿，特别地说是有人攻击先生的老，在我呢，并没有觉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没有攻击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认为是老了吧了。
伯纳萧的年纪比先生还大，伯纳萧的鬓毛比先生还白如丝吧，伯纳萧且不是老了，先生怎么这样就以为老了呢
我是从来没感觉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觉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
然而，读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惊讶，原来先生真的老了。
李儵先生因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态的时候有过的情绪，我虽然也时常想念着我那年老的父亲，但并没有如人家攻击我那样地想做一个“孝子”，不过是天性所在有时未免兴感而想念着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联想到我的父亲上面去。
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与惊讶。
我惶恐与惊讶的是，我们敬爱的文坛前辈老了，他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
在这敬爱的心理与观念上，我将今年来对先生的反感打个粉碎，竭诚地请先生训诲。
可是希望先生以严肃的态度出之，如“嘘”，如放冷箭儿等却请慎重，以令对方心服。
第二个感想使我……因为那是李儵先生的事，这里不愿有扰清听。
假如这信是先生觉得有答复的价值的话，就请寄到这里《文化列车》的编者将它发表，否则希望先生为文给我一个严正的批判也可以。
发表的地方我想随处都欢迎的。
专此并竭诚地恭敬地问了一声安好并祝康健。
杨邨人谨启。
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带声明一句，我作这信是出诸至诚，并非因为鬼儿子骂我和先生打笔墨官司变成小鬼以后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
邨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
因为是信的形式，所以开头照例是—— 邨人先生： 先生给我的信是没有答复的价值的。
我并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无须我批判，因为近二年来的文字，已经将自己的形象画得十分分明了。
自然，我决不会相信“鬼儿子”们的胡说，但我也不相信先生。
这并非说先生的话是一样的叭儿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为永久诚实的罢，不过因为急促的变化，苦心的躲闪，弄得左支右绌，不能自圆其说，终于变成废话了，所以在听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
例如先生的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实是不必写的。
先生首先问我“为什么是诸葛亮〔4〕
”这就问得稀奇。
李儵〔5〕先生我曾经见过面，并非曹聚仁先生，至于是否李又燃先生，我无从确说，因为又燃先生我是没有豫先见过的。
我“为什么是诸葛亮”呢
别人的议论，我不能，也不必代为答复，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
也有人说我是“人群的蟊贼”〔6〕的。
“为什么
”——我都由它去。
但据我所知道，魏延变心，是在诸葛亮死后，〔7〕我还活着，诸葛亮的头衔是不能加到我这里来的，所以“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8〕
”的问题也就落了空。
那些废话，如果还记得《三国志演义》或吴稚晖先生的话，是不至于说出来的，书本子上及别人，并未说过人民是阿斗。
现在请放心罢。
但先生站在“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9〕的旗下，还是什么“无产阶级大众”，自己的眼睛看见了这些字，不觉得可羞或可笑么
不要再提这些字，怎么样呢
其次是先生“惊心动魄”于我的老，可又“惊心动魄”得很稀奇。
我没有修炼仙丹，自然的规则，一定要使我老下去，丝毫也不足为奇的，请先生还是镇静一点的好。
而且我后来还要死呢，这也是自然的规则，豫先声明，请千万不要“惊心动魄”，否则，逐渐就要神经衰弱，愈加满口废话了。
我即使老，即使死，却决不会将地球带进棺材里去，它还年青，它还存在，希望正在将来，目前也还可以插先生的旗子。
这一节我敢保证，也请放心工作罢。
于是就要说到“三嘘”问题了。
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闻上所载的有些两样。
那时是在一个饭店里，大家闲谈，谈到有几个人的文章，我确曾说：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
这几个人们中，先生也在内。
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10〕里，明明的告白了农民的纯厚，小资产阶级的智识者的动摇和自私，却又要来竖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就自己打着自己的嘴。
不过也并未说出，走散了就算完结了。
但不知道是辗转传开去的呢，还是当时就有新闻记者在座，不久就张大其辞的在纸上登了出来，并请读者猜测。
近五六年来，关于我的记载多极了，无论为毁为誉，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为我没有聘定律师，常登广告的巨款，也没有遍看各种刊物的工夫。
况且新闻记者为要哄动读者，会弄些夸张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还全盘捏造。
例如先生还在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用了“小记者”的笔名，在一种报上说我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郁达夫先生对于亡儿的记忆，悲哀了起来。
〔11〕这真说得栩栩如生，连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也和我一同被喷满了血污。
然而这事实的全出于创作，我知道，达夫先生知道，记者兼作者的您杨邨人先生当然也不会不知道的。
当时我一声不响。
为什么呢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
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
但是，人非圣人，为了麻烦而激动起来的时候也有的，我诚然讥诮过先生“们”，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在《三闲集》中，一点也不删去，然而和先生“们”的造谣言和攻击文字的数量来比一比罢，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
不但此也，在讲演里，我有时也曾嘲笑叶灵凤先生或先生，先生们以“前卫”之名，雄赳赳出阵的时候，我是祭旗的牺牲，则战不数合便从火线上爬了开去之际，我以为实在也难以禁绝我的一笑。
无论在阶级的立场上，在个人的立场上，我都有一笑的权利的。
然而我从未傲然的假借什么“良心”或“无产阶级大众”之名，来凌压敌手，我接着一定声明：这是因为我和他有些个人的私怨的。
先生，这还不够退让么
但为了不能使我负责的新闻记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来了，然而仍蒙破格的优待，在《新儒林外史》〔12〕里，还赏我拿一柄大刀。
在礼仪上，我是应该致谢的，但在实际上，却也如大张筵宴一样，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
这也并不是在广告不收卢布的意思，是我从小用惯，每枝五分的便宜笔。
我确曾用这笔碰着了先生，不过也只如运用古典一样，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而已，并不特别含有报复的恶意。
但先生却又给我挂上“三枝冷箭”了。
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为这只是陈源教授的余唾〔13〕。
然而，即使算是我在报复罢，由上面所说的原因，我也还不至于走进“以怨报德”的队伍里面去。
至于所谓《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其实是至今没有写，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
不过既然闹了风潮，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报上所说的三位。
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对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见，写起来恐怕也不会怎么坏。
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
我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
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
既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为辩护自己，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有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益处的，但竟还至于遇到“左右夹攻的当儿”者，恐怕那一方面，还嫌先生门面太小的缘故罢，这和银行雇员的看不起小钱店伙计是一样的。
先生虽然觉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种人”的存在不独是左翼，却因先生的经验而证明了，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论，先生是不算失败的，虽然自己觉得被“夹攻”，但现在只要没有马上杀人之权的人，有谁不遭人攻击。
生活当然是辛苦的罢，不过比起被杀戮，被囚禁的人们来，真有天渊之别；文章也随处能够发表，较之被封锁，压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远了。
和阔人骁将比，那当然还差得很远，这就因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缘故。
这是先生的苦处，也是先生的好处。
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就此完结。
总之，我还是和先前一样，决不肯造谣说谎，特别攻击先生，但从此改变另一种态度，却也不见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
请先生也不要因为我的“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谅我，为幸。
专此奉答，并请 著安。
鲁迅。
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话说千古风流人物故事
如果去掉风流的话，老子和孔子都是对中华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
说起风流，魏晋时期是人物出的比较多的。
像谢安、竹林七贤、王羲之、顾恺之、祖冲之等等。
说起来，王安石也算是风流人物：不仅在政事上，还有在文学上都有很高的建树。
司马氏好像人才比较多：司马光，司马迁，司马相如。
人物故事的话，在百度上搜会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