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介绍一下曹聚仁
曹聚仁（1900—1972） 字挺岫，号听涛，笔名袁大郎、陈思、彭观清、丁舟等 ，1900年7月7日出生于浙江浦江（今兰溪），1915年考入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主编《浙江新潮》。
1921年到上海创办沧笙公学，并在爱国女中任教，同时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
1922年，他笔录了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后整理成《国学概论》出版。
后对章太炎扼杀白话文的论调，撰文做了批评。
又编著《国故学大纲》上册，批判胡适派的学术主张，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1923年至1935年他先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路矿学院、暨南、复旦、持志、光华、大夏、中国公学等大学任教授 。
1932年创办《涛声》周刊，刊头以“乌鸦”为记，用以讽刺国民党当局，不久被查禁。
1934年在上海与陈望道等提倡“大众语”运动，针对当时文坛读经复古运动开展斗争。
同年与陈望道等合编《太白》期刊，任《太白》月刊编委，1935年，主编《芒种》，反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鲁迅主动投稿予以支持。
同年，他与邹韬奋、沈钧儒等成为抗日救国会11名委员之一,并为《申报·自由谈》、《立报》等刊物撰写评论和杂文。
抗战爆发后，曹聚仁持笔从戎，以新闻记者身份出入上海闸北战场，为《申报》、《立报》《社会日报》和中央通讯社采访战地新闻。
上海沦陷后，曹聚仁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来往大江南北，报道抗战战况。
曾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成为抗战名记者之一。
1941年，在江西赣南的蒋经国邀其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使该报成为当时东南三大报之一。
抗战胜利后，曹聚仁回上海，任四川路《前线日报》主笔，兼香港《星岛日报》驻京沪特约记者。
1947年期间在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夏等校任教。
1950年，曹聚仁只身赴港写作，任《星岛日报》编辑，并主办《学生日报》、《热风》，还为新加坡《南洋商报》写特约文章，1959年后同林霭民合办《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循环晚报》，在此期间，他频频来往于北京和台湾之间，成为、周恩来、蒋介石、蒋经国的座上宾，密商两岸和平统一大事，他曾建议，在两岸和平统一后，蒋介石可将庐山作为终老怡养之地。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镜湖医院病逝，周恩来亲自安排有关人士在澳门为其进行公祭，为其亲撰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他的骨灰安葬于浙江兰溪。
作品有论著《文史讨论集》、《国学概论》、《国学大纲》，散文集《我与我的世界》、《今日北京》、《万里行记》、《文坛五十年》、《北行小语》，报告文学集《采访外记》、，《采访新记》、《鲁迅评传》，辑有《现代中国戏曲影艺集成》等共60余种，约4000余万字。
两万字的一国两制读书笔记怎么写
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 1956年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构想，希望以“第三次国共合作”来解决台湾问题。
1961年6月，主席在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谈时，首次谈及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
他说“如果台湾归还祖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
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祖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也可以留待以后谈。
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最早雏形。
之后在1963年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其中已经隐含后来“一国两制”的意思。
1978年11月14日，在结束了对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访问，途经缅甸回国时，同缅甸总统吴奈温的会谈中谈到台湾问题。
他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
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这里，初步表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时，首次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来代替“解放台湾”的提法。
1981年9月底，叶剑英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
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1982年1月，表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
关于“一国两制”的概念，正式出台。
1983年7月，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
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
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
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
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
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曾经表示：“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几个不变：社会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由港地位。
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
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
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不搞小动作。
不但九七年时不变，我们讲五十年不变。
五十年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
我很有信心，一国两制是行得过的。
”他也曾以“马照跑、舞照跳”形容五十年不变的情形。
还表示：说“五十年不变”是因为一代人只能管五十年，再长的时间要由下一代管了。
1984年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1987年中萄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已实施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最早提出者为 2007-1-15 12:01:00 中华网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传》（1949-1976上）第990-881页的记载，针对炮击金门等有关问题，在一九五八年的十月十三日，会见了定居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
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
告诉他们：“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
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
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
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
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
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
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
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
”“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 章士钊插话说：“这样，美援会断绝。
” 说：“我们全部供应。
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
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 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
” 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①（①同曹聚仁谈话纪要，1958年10月13日。
） 这次谈话，是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本方针的重要补充。
后来被周恩来概括成为“一纲四目”，于一九六三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
“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
——引者注）与兄意见妥善处理”。
“四目”包括： “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②（②见张治中给陈诚的信，1963年1月4日。
） 由以上权威的历史记载可以认定，才是对台湾和港、澳实行“一国两制”方案的最早的真正设计者。
周恩来的“一纲四目”（1963年） 1963年，周恩来将我党的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
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
“四目”：1、台湾统一祖国后，除外交上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
2、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
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之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
4、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的对台政策。
叶九条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简称“叶九条”）。
（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
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
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
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
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叶九条”已经包含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同志1984年12月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曾明确指出：“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 前几日在故纸堆里翻看（这些积压的读书债真的已经到了不能不还的地步了），报纸的连载栏目里有一本叫《与蒋介石》的书，作者是叶永烈。
连载的这一章节标题是“蒋介石派出宋宜山密访北京”，大体的内容说得是，在1956年，北京对台湾发起了一阵阵和平攻势，蒋介石在1957年4月派出宋宜山前往北京，与时任中共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就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行会谈。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会谈中，李维汉向宋宜山阐述了中共关于台湾问题的四项原则： 一、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二、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 三、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 四、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这四项原则，实际上也就是后来提出的“一国两制”的设想。
读到这里，忽然觉得自己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在我的记忆中，“一国两制”提出前的这一段历史在我那个年代的教科书里是只字未提的，而实际上“一国两制”在提出前就是有理论基础的；就其字眼上来推敲，我认为这已经不能称之为理论基础，两者是基本一致的。
那么为什么要隐瞒这一段历史呢
难道是为了又一次的造神运动
[高分]曹聚仁，钱理群，汪辉，王富仁等对鲁迅的评论有哪些
不必要写全部的吧，这样也太懒惰了，说个思路成不
首先是选什么样的书读，什么时候读，怎么去读，读完了得到什么东西如何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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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书，一般是自己有兴趣的，能解决自己心里疑问的，这样能坚持读下来，读得仔细，能记忆牢，学到东西；什么时候读：不能占用学习时间，要课外读，周末，学习完的时候，假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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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就本末倒置了；怎么读：技巧，先扫一遍通体了解了再对重要的部分细度；也可对故事类的从头到尾读，看个人兴趣，读的时候要注意锻炼一目十行的能力，这对将来学习工作是很重要的；总结：写读书笔记，将书中有价值的东西摘要，总结出来，这都是知识，也是培养自己归纳的能力。
如何理解孟子所言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这里，“书”本指书》，“《武成》《周书》的一篇，记武王伐纣事。
我们且不去讨论《》是否算得上文学作品，因为魏晋以前文论大部分是针对广义“文章”而发的；也不必嘲笑孟子坚信“仁人无敌于天下”的天真，或是去分说其所信、所疑的是与非，我们不妨把“书”看作一般作品，来分析孟子从一个作者的创作体验出发，所提出的两条阅读原则。
\ 其一是不“尽信”的原则。
不尽信，就是不完全相信、不过于相信。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这句话程子解释为“苟执于辞，则时或有害于义”，即如果执著于言辞表面，有时就会妨碍对作品中道理的理解。
其实，孟子的“不尽信”有三个层次的涵义，程子只道出了其一。
第一是材料的层次，对作品所记载的事实不要“尽信”。
“血流漂杵”的景象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很夸张的，孟子推此及彼，认识到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合事实的成分，因此他不像汉唐经学家那样圆圣人之说，但也没有采取“古史辨”派学者推翻记载、详细考辨的认真态度，而是以不“尽信”的阅读原则要求读者对那些事迹不必太认真。
可以说，孟子的态度既不是史学的，也不是经学的，而更接近文学的，他把这些记载作为“事典”而不是“事实”。
\ 将对材料的态度扩大到整个文本，就要面对程子所说的“辞”和“义”，即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这是不“尽信”的第二层次。
这点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孔子的“辞达”说和魏晋六朝人对“言不尽意”的讨论。
孔子处于文学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史学家的立场力求保持上古文学的质朴风格，因此提出“辞达而已矣”，反对雕润和藻饰；而文学自觉之后的魏晋齐梁理论家，则或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思想的表述问题，或从文学的本质特征出发自觉追求更高超的表现技巧。
孟子所处的战国后期恰好在二者之间：纵横家们早已抛弃了古直的传统，形成铺张扬厉的散文风格，却又未暇作出理论总结；孟子的散文颇有战国策士之风，他显然已自觉意识到技巧对于表达的辅助作用，所以在创作上背离了孔子的“辞达”原则而显示出辩才无碍的风度。
象同时期的庄子和纵横家一样，孟子常使用寓言和取譬夸张手法来说理，有些文字即使是尊奉他为“亚圣”的程朱一派理学家也只能注曰：“此语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云云，这却却恰恰犯了孟子所谓“尽信”、程子所谓“执于辞”的错误。
孟子不“尽信”原则的第二个层次正是要求读者不要迷恋于辞藻，把握言辞背后的思想内容，《孟子·万章上》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就是这个意思。
\ 由此上升到观念意识的层次，就是要以怀疑的精神读一切书，缺乏怀疑的精神读书就失去了意义，“不如无书”。
儒家向有“宪章文武，祖述尧舜”的传统，以至到荀子手中发展出了“征圣”、“宗经”的文学思想；而孟子却率先垂范，对经典所记圣人之事表示怀疑，变的确是很大胆的，显然，后学对孟子这个思想的发扬远不及对荀子的继承。
然而孟子的怀疑并不就是反“征圣”、“宗经”。
在先秦儒家中，孟子代表“法先王”的一派，特别爱怀古上征，“言必称尧舜”，《孟子》一书中也有很多处是他征引“诗云”或“孔子曰”来为自己的思想行为辩护的，从圣人的言行和经典中寻找思想依据，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征圣”、“宗经”。
\ 孟子的不“尽信”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态度：既反对“尽信”，又不说不信。
那么哪些可以信、哪些不该信呢
孟子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用主动的“取”代替了被动的“信”，提出“吾取”，也就是他的第二条阅读原则。
“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矣”，并未说明是哪“二三策”，但据下文及《孟子》的其他篇章，我们可以推测，一定 有关“仁人无敌于天下”的，因为孟子 标明了是“吾取”，那么这种取舍必然带有学生的孟子的主观色彩，而“仁人无敌”又正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一个具有核心地位的命题。
孟子的“征圣”本着“吾取”的态度，不是削足适履地遵循古圣先贤的行为准则，而是断章取义，不惜曲解经典和圣人来作自己的论据。
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何以孟子游说当时昏聩的诸侯，甚至对其“好色”、“好货”、“好今之乐”也必上征先王，孟子上征的目的与其说是取法先王之政，不如说是阐发自己的仁政理想。
再深入一步说，孟子在这一章里也只是作出一个“吾取”的榜样，要求读者对包括经典在内的一切文本都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
这样，同一部作品，不同思想的人，“你取”必不同于“吾取”，“孟子取”必不同于“告子取”、“庄子取”，“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 对于古圣经典，持“取”的态度已经很大胆了，再进一步就是“作”。
孟子是作古的高手，虽然他讳而不言，但我们今天知道，有很多流传千载的关于上古政治的传说都是孟子“自我作古”、“英雄欺人”。
《孟子》一书中有相当多的虚构，只是他不象庄子以玩世的态度明确声称“寓言十九”云云，孟子的作古是认真的，他要读者也认真接受，不过这接受不是“尽信”，而是“吾取”。
孟子的不“尽信”和“吾取”两条阅读原则正是一个作者从创作甘苦出发对读者提出的要求。
\ 《孟子》的这一章虽然常被提及，却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其作为文论的思想意义。
批评学中对于“疑古”和“信古”的态度久有争执，大致可分为两派意见。
一派以为学术的价值在于“求真”，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绘古籍以精确的诠释，必须从怀疑开始。
清代朴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在“古史辨”派手中发扬光大，而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简直就象一部“疑古”的宣言。
另一派则认为学术的最终目的是“求用”，对于古人的话语只需激活而已，可以“不求甚解”。
这种意见在时下的议论界颇为流行，“误读”的的得到了最充分的体认。
孟子虽然提倡怀疑精神，但并不求真，他提出“吾取”的原则。
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读”。
我们提到现代文论的这桩公案，并非想过分抬高孟子思想的超前性，孟子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其实还相当朦胧，但是清代以前中国学术史上的“怀疑”和“误读”两种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而这种认识，孟子实肇其端。
怎样读懂余光中的散文，他的作品历史性太强了，要先了解一些有过历史的作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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