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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当代人的悲剧读后感

时间:2014-04-17 09:52

茶楼调查报告

篇广州茶楼报告  广州茶楼调研报告  历史 楼在唐代是茶馆,宋代繁荣,唐代是过路客商休息的地方,宋代就成了娱乐的地方,明代品茶方式有了变化:从点茶到出泡,茶馆也繁荣起来,清末后茶馆业有所衰落,建国后一段时间,除了老年茶馆,旅游点茶馆外,都有衰落.90年代后复苏,90年代后期发展很快,现代茶馆与历史上.传统上一脉相承,但经营方式和内容上都有变化.过去可以几代传承一个茶馆,现在就一定要有变化和创新,不然就不能生存。

拿杭州来说,茶馆经营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现在茶馆业的潜力很大,旅游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国际间旅游事业的发展,使得茶馆经营有了很大创新,特别是在文化服务方面。

  茶楼里也有不少文人学者的行踪。

“陶陶居”门厅上的黑底金字大招牌,据说是康有为的手笔。

过去,陶陶居曾是粤剧艺人不挂牌的俱乐部,是他们埋组班”的活动场所。

五十年代,陈残支的《香飘四季》中有几个典型人物,是在茶楼中找到模特儿的。

鲁迅的小说中的人物有没有在广州的茶楼中拾缀,不大清楚但在他的笔记中却可看到,一九二七年,他在广州的那一段日子里,曾经到山泉太平馆、陆园、妙奇香、别有春、北园、南园、一景酒家、国民餐店、陶陶居和拱北楼、晋华斋、福来居、大观饭店等地方,看来鲁迅之到茶楼,除日常所需饮馔外,也会有观察民情的因素在内。

作家韦君宜来穗坐了三四个茶楼,对广东人上茶楼很有体会。

她称赞茶楼“象个群众的社交场合,气氛确实可爱”,这点

sos回答好我会追分

一、知识和能力目标1、学习把握人物形象、概括人物思想性格特征的方法。

2、学习从朴素的语言中体会深沉的感情,领悟深刻的思想。

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1、体会老王的善良,领悟“我”的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

2、培养学生的爱心、同情心,学会以善良体察善良、回报善良。

过程和方法目标1、通过探究法、品读法、拓展法等来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提高对生活和社会的思考能力。

书写:杨绛一、简介:1、哪位同学对杨绛先生有所了解的

来,说一说

(看情况)2、师对杨绛作品的体会的简介。

(PPT)3、关于杨绛的评论:巴金曾这样说冰心:您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

为什么

因为爱着的冰心能够独立地发现真理并且敢于站出来讲出真理——直面历史与当代的真实,并让这种真实裸露于天下。

“如果再不真正地重视教育,中国下个世纪会成为文化沙漠”, 我们难道能够忘记冰心这样的话吗

还有个韦君宜。

她的《思痛录》,就是在揭示“把人不当人”的历史,就是在呼吁“首先得把人当人”的时代的到来。

爱着的女性是美丽的。

爱着并且能够独立、勇敢地直面历史与当代的真实,并让这种真实裸示于天下的女性尤其美丽。

与冰心、韦君宜殊途同归的,还有一位非凡的女性:杨绛。

她从不说什么豪言壮语,也与世无争,只是心平气和地做着母亲、妻子和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她甚至并没有非要当个什么文学家,但是她却从容不迫地写出了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翻译了世界名著《堂吉诃德》,最近出版的散文集《我们仨》,无不引人注目。

二、导入: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讨论学习的是杨绛先生写的----课题和背景《老王》(PPT)课前我读了这篇文章后,文中的有一句话让我思索良久。

来,看一下----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PPT)同学们读读看

你想到了什么

预测:1、“不幸者”指谁

文章哪些地方体现了不幸

(PPT) 2、“幸运者”指谁

哪些地方体现了幸运

(PPT) 3、“愧怍”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愧怍

(板书)接下来请大家一边读课文一边思考上面两个问题。

三、粗读感受:(一)学生粗读,教师“巡视”。

(二)交流讨论:预测:幸运者略。

不幸者在文章的体现之处: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先是单干户,后来连这个都没法保证……老,没什么亲人,无依靠只有一只眼,另一只眼是瞎的;以及人们对他瞎的眼的恶意猜测。

居住的条件差。

荒僻,小胡同,破破落落,大院,塌败,小屋明确:老王生活的不幸。

(谋生的手段、生理缺陷、居住条件等)精读体悟:(一)直观了解人物生活的时代。

师: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老王是不幸的、苦难的人,那大家注意到没有,他身处于一个怎样的年代

让我们走进那个年代去。

解放初期。

文化大革命。

突出当时年代的疯狂、人性的扭曲。

从师生、夫妻子女、同事、朋友等等。

图片:PPT。

师解说。

刚才我们回顾了那段岁月,你觉得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

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表达一下。

(二)精读文本,体会交往的可贵。

1、对,就在那样的年代里,杨绛钱钟书夫妇也难逃灾难,被划为了“反动学术权威”、游街、下放……连亲女儿钱媛要见父母都要先在院外贴批斗划清界线的大字报,然后匆匆见一面又得匆匆离开。

2、而老王和作者有怎样的交往

课文中写了哪几件事

谁来回答一下

明确:老王为作者送冰,车费减半;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拿了钱还不大放心;去世前给我送香油、鸡蛋表示感谢3、从这些事中,可以看出老王是怎么样一个人

你从哪些句子体会出来的

预测:①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

(老实……)②他坚决不肯拿钱。

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我一定要给前,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

”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善良、淳朴……)③他“恩”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

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创设情境)④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

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关心、有情义)(PPT)4、小结:老王是不幸的人,但又是……的一个人,下面通过我们的朗读,来读出老王。

(请大家看屏幕PPT。

)5、其实象老王这样的人在那样的时代,我们还可以举出好多,比如收留保存不堪屈辱的傅雷夫妇骨灰的不愿留名姓的人,……这些在底层的人们,虽然是不幸的,在灵魂上依然善良朴实有情义。

(三)讨论思考“愧怍”我们从文章中体会到了老王是怎样一个人,以及杨绛先生和他的交往经历。

现在让我们再深入地思考下,在那样的年代,杨绛先生是绝对意义上的幸运者吗

她为什么觉得“愧怍”呢

预测: 1、愧怍,指惭愧。

愧怍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不幸者做的还不够。

一个社会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幸运者有责任关爱不幸者,关注他们的命运,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帮助改善他们的处境。

2、干校里,我没能拿工资,要接受劳动改造,被批斗,被定为“特务”“反动权威”,甚至作者自己说“人人可以起来欺凌戏侮”,这样的处境应该是十分艰难的。

3、老王是病死的,非寿终正寝,是一个人辛酸的结局,在作者那里,人是生而平等的,各人境遇不同,甚至差别很大,不过是幸运与不幸造成的差别。

所谓幸与不幸,包括天赋条件、成长条件、生理条件,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

有平等意识,才会有平等对话,才会感觉人家上门来“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是很抱歉的。

再是人道主义精神。

这种精神要求社会关心个人、同情个人,尊重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尊重人格,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并促进全体劳动者的全面发展。

作者一家对老王是怀有这种精神的。

知道老王有夜盲症,就送了大瓶鱼肝油。

他们总是照顾老王生意,坐他的车,让他挣点钱。

老王收钱常常客气,他们总是照原价付。

平板三轮不敢坐了.还是关心老王是否能维持生活。

总之,对不幸者怀有一颗爱心,才能这么关心人,爱护人。

老王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身子僵直,样子非常怕人,作者心里只有同情和悲酸。

老王死了好几年了,作者每每想起来还感觉有愧于这个不幸者,总觉得在他生前,对他关爱不够。

在作者的思想中,她真的是平等地对待老王,把他当作一个心地善良、人格高尚的人去对待——无关乎职业,无关乎收入

可是,她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这表现了知识分子勇于反省的良知。

而“我”身处不幸,还能关心别人,体察别人,尽量帮助别人,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

平等观念、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是爱,爱使苍凉的人生有了温暖、光明的慰藉。

四、听朗诵品读全文。

配乐朗诵。

五、拓展思维:1、希望那样的时代永远也不要再有,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远离了曾经的沧桑。

但是我们又面临别的问题,比如……物质的渴求下,我们还该追求些什么呢

(PPT新时期)预测:固守精神家园,保持我们的淳朴和善良,学会爱,我们不能改变别人,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

2、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你关注我们周围的人吗

面对他们,你想到了什么

展示底层人物的图片(PPT)预测:以善良体察善良、回报善良。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只要人人都奉献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更美好。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历史

“一二·九”运动后,国民党政府加紧对进步学生的控制。

1936年2月29日,400多名军警闯入清华园,包围学生宿舍,从晚7点开始搜捕进步同学,各位教授家成为掩护学生的庇护所。

“黄诚和姚依林等躲到冯友兰教授家,韦毓梅、韦君宜、王作民等女同学躲到朱自清教授家,还有些同学躲到闻一多教授家。

”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闻一多携家眷先迁居武汉,后随校转往长沙、昆明。

离开清华时,行前仓促,所有的书籍、细软全部留在新林院72号,仅随身携带两本书《三代吉金文存》、《殷墟书契前编》和一些重要文件。

不久日军进驻清华园,闻一多寓所的书籍、财物损失殆尽于日军手中。

曾表示“一生不愿做官,不愿离开清华”的闻一多,也许没想到这次离开竟成永别。

在后来的岁月中,国家的前途命运让闻一多不再埋首书屋,而是奋起捍卫民主。

1946年7月15日,他倒在国民党当局政治谋杀的枪弹之下,但他英勇不屈的正义精神,已永远化作中华民族的脊梁。

清华园中屹立在水木清华山岗之巅的 “闻亭”,亭中 “使糊涂人清醒,使反动派战栗”的警世古钟,以及山麓旁苍劲弥坚的闻一多塑像,是对学者、诗人、民主战士闻一多及其不朽精神的最好纪念。

历史上教育方面学大寨的内容与影响?

学大寨是1964年开始的一个政治口号,在中国的近代有正反两方面的教训。

后来的大寨,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大队,要读懂大寨,就得读懂陈永贵。

在新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上,陈永贵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无法抹去的人物。

按《「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三月出版)的作者、新华社资深记者冯东书的说法,陈永贵是「当代世界上唯一是半文盲的国家副总理」,是「世界上唯一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都有领导职务」的官员,是除过周恩来以外「全国没有哪个敢公开批评的人」……陈永贵所领导的大寨村,尽管不过区区数百人,却是「世界上唯一什么经验都出的地方」,是「世界上被宣传得最多的山村」,但同时也是「全国最封闭的村」,是「一个没有(说话和)不说话自由的地方」。

当然,必须承认,早期的陈永贵以及他所领导的大寨,确实还是一个干出来的先进典型。

但陈永贵以及大寨的不幸在于他们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被所知道、所欣赏,而且很快被他当成实现自己空想社会主义梦想的一件工具。

从来不曾去过大寨,说他并不真正、全面地了解大寨大概是公允之论。

对大寨的推崇在我看来并不是立足于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所做出的科学结论之上,而是在他急於为推行自己的「左」的主张寻找一个样板时,从下边干部的汇报中了解到大寨那一套「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感到和自己的想法十分?合——这些有著明显「左」的色彩的东西,才是沟通并且密切了和大寨关系的媒介,也是陈永贵发迹的基石。

这是发生在一九六四年的事,时值「文革」前夕,「左」的那一套已经甚嚣尘上。

於是,从此以后,大寨就不再是遵循社会发展的应有规律,而是按照政治家的某种需要(并且是错误的需要)不断地被加工改造、被大树特树,它原有的不少好东西被逐渐改造掉了,而一些「左」的东西却被发挥到极致并强令全国效法,大寨作为极「左」年代里一个出类拔萃的极「左」典型的悲剧命运,也就因此而铸定。

具体说到陈永贵,另一本书《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中,著名作家韦君宜曾这样评价他:「陈永贵原来大概是一个很好的朴素的农民,诚恳地想做好工作的农村干部,但他并不是一个农业科学家,不是一个宣传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

硬要他去当这种角色,结果就演出了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剧。

至於对他本人,则简直造成了一场悲剧。

」这一段话,我以为从整体精神上来理解大体还是不错的。

但我想强调指出的是,陈永贵也绝不是那种朴实、忠厚、勤劳到只知道埋头苦干,鲜会投机取巧的老实疙瘩农民。

在陈永贵身上,精明、活络的性格特点十分突出。

他是那种能上得了台面的农村中的能人、强人,因此也就具备了当宣传家和政治家的素质和才能;只不过这种素质和才能后来被用於推行极「左」的东西,这才铸成大错。

据《「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披露,抗日战争时期,陈永贵曾参加过日本人搞的「新亚会」,担任过村里的伪「代表」——这是一种既要支应八路军,又要应付日本人的两面角色,陈永贵能担此重任,「公关」能力自非一般。

无独有偶,在我看的又一本书里,写到一位也是全国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并在后来步入政坛的人物时,披露出他在新中国诞生之初(或前夕,记不清了)曾私刻公章,冒充省公安特务大队长,吓唬群众、欺压良民的旧事。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思考,你也许就会承认,一味埋头苦干的那种老实人也许能够当上劳模,但却很难进一步在政坛上有所作为(像山西的李顺达便是如此,此人的浮沉经历在《「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亦有记述)。

传统文化积淀的影响加之现行体制的某些弊端,还有官场这个特殊行业对从业者在素质、才能上的某些特殊要求,使得那些由劳模进而叱?政坛的人物,必须在能干、苦干以外十分精明,相当活络,甚至还须有一些「痞子」气、「江湖」气。

并且,又岂止在农村是这样

让我们继续来说陈永贵。

《「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对他一生功过是非的记述判定,我以为大体是公正的。

陈永贵原来是个老农民,他在山西那个山沟沟里,算是一个精明人,但总的说来仍不失农民的朴实。

然而自从成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以后,特别是在那场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文革」期间,陈永贵的学「坏」,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要知道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是被称作培养政客、培养两面派的大学校的。

原来挺纯洁的青年,经过「文革」的折腾、训练,学会了造谣、骗人,学会了玩弄权术,学会了诡辩,学会了心狠手辣地害人,学会了争权夺利。

有人总结,解放前,中国有旧道德,解放后经过继承和改造,中国有新道德,「文革」来了,把旧道德、新道德统统当成封、资、修的「四旧」打倒,「文革」中就成了没道德。

《「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有小标题为「『文革』是一所坏学校」的一节文字,作者在这一节里慨叹道:「『文革』翻来覆去的尔虞我诈,可把陈永贵培养『好』了。

」读书至此,我感到了作者心情的沉痛,而我心里,也被沉重所充满。

《「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的「余声」部分,有一节文字的小标题是「陈永贵和李自成」。

这一节文字不长,不过两千言,却深刻地揭示出一个真理:用传统的农民意识来领导农民运动,实难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的农民意识是封建专制主义得以存在的一种社会基础(不信请遍查中国历史,看有哪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不想当皇帝)。

中国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至今不能彻底完成,主要原因我看倒不是在於少数人有「帝王思想」,而在於传统的农民意识对「皇帝」(当然是好「皇帝」)的渴盼和认同。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对於急需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来说,的这一句话倒是切中了要害。

简述中篇小说在新时期崛起的原因及主要成就

论当代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作者:邝邦洪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在选择题材,广泛地、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远远超越了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数量上看,从1976年末算起至今,应以数以万计来计算,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世界中篇小说发展史上也罕见的现象。

它的优秀之作,单从中国作协主办的4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来看,就有67部。

这时期的中篇小说,题材新,主题新。

一是出现了反思历史生活的作品。

如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啊》等,尖锐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10年人妖颠倒的社会现象和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和肉体的“伤痕”,探索了造成伤痕的历史原因。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描绘了1958年的“浮夸风”给农民带来的悲剧,让人们对过去的这段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

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王蒙的《布礼》、《杂色》、张贤亮的《绿化树》、谌容的《人到中年》等作品,真实地再现了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或“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沉重打击。

他们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强迫到社会的底层进行劳动改造,他们在物质生活上贫困不堪,在政治上受歧视,没有任何人的价值和尊严可言。

这些作品都深入探讨了造成知识分子人生痛苦的历史原因。

王蒙的《蝴蝶》、韦君宜的《洗礼》等,不仅描写了老干部在极“左”路线迫害下的悲剧命运,而且也写出了老干部的反躬自问,自省人生的责任。

以上这些从多方面重新审视当代历史的中篇小说,无不体现了作家具有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

他们敢于冲破禁区,对历史的是非重新加以反思和审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和“十七”年中的“左”,都给予无情的批判,充分地发挥了当代文学从未有过的批判功能和战斗作用。

二是出现了反映改革生活的作品。

如蒋子龙的《开拓者》、《燕赵悲歌》、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张贤亮的《龙种》等。

这些作品一方面描写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产生的新与旧、善与恶、先进与陈腐、革新与保守的种种矛盾、冲突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迂回曲折的生活进程;另一方面还写出了改革与反改革两种势力的撞击,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物心态和思想动向,传递了时代的新信息。

这类反映改革生活作品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作家们关注时代变革的现实生活,而且表现了作家们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揭露矛盾冲突,开拓了题材的新领域。

三是出现了军事题材新突破的作品。

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是军事文学中具有突破性成就的中篇小说,它突破了“无冲突”论,敢于正视军队内部的矛盾。

它在展现真实的战争场面的同时,通过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场景,又深刻地反映了部队中的某些不正之风和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丰富多采的当代军人形象。

朱苏进的《射天狼》、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虽然反映的是和平环境里的军内生活和当代军人的精神风貌,但作品同样注重揭示军内军外相关联的社会矛盾、心理冲突,着眼于写人。

总之,新时期军事题材的中篇小说,突破了过去军事题材小说只追求“战壕真实”,把小说写成“战斗文学”的老框子,标志着军事题材文学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新开拓。

四是出现了一大批过去没有或少有的各类题材的中篇小说。

有写知青生活的,如路遥的《人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阿城的《棋王》等;有写大学生生活的,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笑天的《公开的内参》;有对婚姻恋爱、伦理道德进行新探讨的作品,如张洁的《方舟》、航鹰的《东方女性》;有写藏族生活的,如马原的《风底斯的诱惑》、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有写抗日战争生活的,如莫言的《红高梁》;有写民间传奇故事的,如冯骥才的《神鞭》;有写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如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单位》;也还有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新的矛盾、新的社会动荡和心理变迁生活的作品,如毕淑敏的《原始股》、何继青的《军营股民》、张欣的《首席》、钟道新的《单身贵族》等等。

这众多不同题材的作品出现,显示了作家们反映的生活,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具有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这也反映了现实主义作家注意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关注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方式,关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用他们的笔去真实地描绘这一切。

二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与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相比较,在塑造的人物形象方面,更具多样性和丰富性,创造了新的人物现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从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来看,称得上典型形象的,就其数量来说不多,典型化程度很高、很深的更是凤毛麟角。

当然,也有一些人物形象能给我留下一定的印象,如陈勇、蔡锦生(刘白羽的《火光在前》)、崔克坚(谢雪畴的《团指挥员》)、王应洪(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傅老刚、黎老东、小满儿(孙犁的《铁木前传》)、申玉技(康濯的《水滴石穿》)、阎兴(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

可以说,“十七年”的中篇小说塑造工农兵形象为主。

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除继续塑造了工农兵形象外,还创造了过去文学作品中未出现过的新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具有空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例如较突出的有李铜钟(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陆文婷(谌容的《人到中年》)、吴仲义(冯骥才的《啊》)、罗群、冯晴岚、宋薇(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车篷宽(蒋子龙的《开拓者》)、傅连山(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武耕新(蒋子龙的《燕赵悲歌》)、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冼文弓(刘兆林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袁翰(朱苏进的《射天狼》)、沈巧、黄金桃、欧阳美怡(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张思远(王蒙的《蝴蝶》)、王辉凡(韦君宜的《洗礼》)、盘老五(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高加林(路遥的《人生》)、王一生(阿城的《棋王》)、那五(邓友梅的《那五》)、石义海(刘心武的《如意》),以及秦波(《人到中年》)、吴遥(《天云山传奇》)等。

这些人物形象都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其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已经达到典型化的高度。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在塑造的人物形象方面,与“十七”年的中篇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相比较,它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

长期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知识分子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把知识分子写成中间人物、落后人物甚至反面人物,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一扫过去这种不良倾向,不仅把知识分子作为正面人物来写,而且还把知识分子作为先进人物来歌颂。

例如《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他在极“左”思潮的年代,由于坚持真理而被打入社会的低层,惨遭批斗,但他身处逆境仍不气馁,不悲观,在贫困的物质条件和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写出了《论天云山区的改造与建设》等著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又带领天云山区的人民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在18年的“超负荷运转”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从不计地位低、工资少、住房挤,忘我地为病人解除疾苦,“使千千万万人重见光明”,在她的身上不仅体现了舍己为人的“孺子牛”精神,而且也鲜明地体现了在党的培养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

这类知识分子形象不仅蕴含着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而且也具有强烈的鼓舞力量。

另外,像冯晴岚、宋薇、周瑜贞(《天云山传奇》)、吴仲义(《啊

》)、曹千里(《杂色》)、辛启明、魏大雄(《土壤》)、梁倩、柳泉、曹荆华(《方舟》)等知识分子形象,都具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知识分子形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二是创造了新时期改革事业中的开拓者形象。

在新时期的改革事业的进程中,有困难、有阻力,也有消极、落后方面的因素,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勇于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塑造出具有理想色彩的开拓者形象,以鼓舞人们开创改革事业。

例如《开拓者》中塑造的车篷宽,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四化建设的腾飞,在我们这个有自己国情的环境里,面临的困难却是多方面的。

他在进行改革事业的过程中,可谓四面受敌,上到D副总理、省委书记,下至工厂厂长,以及自己的妻子等,“这些被触动的神经线,织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朝车篷宽罩下来”。

可他逆流而上,直面复杂多难的观实,有胆有识,敢于冲击上司的官僚主义和僵化的保守势力,大公无私地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他知人善任,勇于大刀阔斧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他讲科学而不蛮干,励精图治,推行了他的企业思想。

作者突出了他富有进攻精神的开拓者品格。

《祸起萧墙》中的傅连山也是一位四化建设中的大无畏的开拓者形象。

他为了实现省电力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毛遂自荐到老大难的佳津地区去进行改革,在那里他遭到了“维护山寨绝对利益”的地委的坚决抵制。

面对着阻碍改革的封建意识、宗法观念、地方主义、官僚主义以及抗拒革新的顽固势力的围攻,但他没有妥协,没有气馁,迎难而上,最后他被逼得走上自我毁灭的境地。

他为四化建设积极献身的精神,震撼人心。

像这一类开拓者的形象,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是没有出现过的,这些个性鲜明的强有力的改革人物形象,对于鼓舞人们从事改革和四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是在塑造军人的英雄形象方面具有新的发展和突破。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在塑造军人英雄形象方面,比较注意追求英雄形象的高大完美,往往不写英雄人物身上的缺点,不写英雄人物的真实情感,导致“神化”英雄。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在塑造军人英雄形象时,则注意把英雄人物写成活生生的真“人”,写出英雄人物的不同个性,写出英雄人物既是英雄又是普通人,既崇高又平凡。

《高山下的花环》在英雄人物塑造方面的新突破是十分突出的。

在塑造梁三喜这个英雄时,作者突出了这位来自沂蒙山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子弟,继承了中国农民刻苦耐劳、坚韧宽厚的气质;对祖国、对革命事业一片忠诚,具有淳朴厚道、坚毅刚强的性格;在战前,他严以带兵,宽以待人;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为掩护战友具有自我献身的精神。

在他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传统军人英雄形象的共同特征。

但在这基础上,作者又赋予了梁三喜更丰富的普通人的“情感”,写了他的夫妻情、父子情、母子情、战友情。

作者强化了英雄人物的丰富“情感”来增强震撼人心的力度,让读者深深感到英雄人物也是活生生的人,也具有七情六欲。

作者敢于写梁三喜的丰富情感,无疑是一个大的突破,因为在过去是不可能这样来写英雄人物的情感世界的。

在塑造赵蒙生这个英雄人物时,作者敢于写英雄人物身上的缺点和转变过程。

赵蒙生从想当“逃兵”到为国而战,并成为战斗英雄,他的深刻变化,是真实可信的,激动人心的。

在过去的文学创作中,是不可能写指导员身上有缺点的,也不可能将一个有那么多的缺点的人物作为英雄人物来塑造的。

李存葆敢于把这样一个身上有缺点的人物作为英雄人物来塑造,无疑是一个发展和突破。

另外,像靳开来(《高山下的花环》)、袁翰(《射天狼》)、冼文弓(《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沈巧、黄金桃、欧阳美怡(《沙海的绿荫》)等军人形象的塑造,都具有新的发展和开拓。

三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与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相比较,在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上有新的发展和新的创造。

首先,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言行、细节以及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也有一些运用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但不是很突出;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除了继承和运用以上的传统的表现手法来刻画人物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注重向人物的灵魂深处开掘和探求。

王蒙在《蝴蝶》里,大胆吸取和采用西方意识流的自由联想、内心独白、象征等艺术手法,着重描写张思远的内心活动,剖析他的精神世界。

张思远这个人物在外形上和性格方面给人留下的印象虽然不太突出,但他的内心活动的轨迹,他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精神状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谌容在《人到中年》里,就写了陆文婷在昏迷状态中的幻觉、臆念,通过她的梦幻般的潜意识的内心活动,自然而深刻地揭示了陆文婷内心深处的种种矛盾:欣慰与忧患、欢乐与烦恼、困惑与信念、忏悔与期望等等。

作者运用人物的意识流动去揭示陆文婷的心绪,既符合陆文婷内向性格的特征,也与病中特定氛围下的人的心境相适应。

还有汪浙成、温小钰写魏大雄,张一弓写李铜钟,张贤亮写章永麟、龙种,水远宪写傅连山,朱苏进写袁翰,刘恒写周兆路,陈建功写卢森等人物,都很注重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

这些作家描绘人物内心世界,其目的都是为了丰富人物形象,使人物更加丰富、真实,给人以立体感。

作家们注重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也是一大突破,因为在极“左”思潮横流的日子里,作家描写人物多样的内心活动,往往被指责搞“人格分裂”或醉心于“资产阶级的阴暗心理”。

其次,在结构艺术方面。

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主要是继承以情节为主体的传统结构艺术,一般都是按事件发生、发展的自然进程和时间先后顺序来安排故事情节,也即人们常说的纵式结构。

在“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孙犁的《铁木前传》、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刘澍德的《桥》、康濯的《水滴石穿》、刘白羽的《火光在前》等,都采用了这种结构艺术。

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

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家,探索和尝试着多样化的结构艺术形式。

有的作家比较明显地运用了心理结构(又称意识流结构),如王蒙的《蝴蝶》,通过张思远的心理流程,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让过去、现在、未来迭替出现,使得整个故事时断时续,起伏跳跃,用有限的篇幅,反映时间跨度大、空间开阔的生活。

这部作品只有4万余字,就写了张思远30年的生活经历。

这种结构还有助于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

有的作家,还尝试着把传统的情节结构和心理结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运用,如谌容的《人到中年》,一方面,是按发病、守护、诊断、垂危、抢救、初愈等病情变化和治疗过程来安排情节结构;另一方面,又通过主人公病中的幻觉、忆念,以及主人公的丈夫、好友、同事、领导、病人的回想,把陆文婷的身世、学业、工作、爱情、家庭生活等并不连贯的20多年的生活图景压缩到一两天时间里来表现。

这种情节结构与心理结构结合起来运用的结构方式,不仅有助于表现广泛的人生内容,而且也有助于塑造陆文婷的形象。

另外,靳凡的《公开的情书》,采用了书信体结构,让人物的思想和感情表现得酣畅淋漓。

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探索了立体交叉的结构方式,除了头尾两节采用第三人称外,其余各节均用第一人称交叉自我叙述,在各自的叙述中,表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

以上提到的结构方式,在过去的中篇小说中都未见过的。

这说明新时期不少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都不再固守传统的结构形式,大胆地借鉴和创造新的结构方式,使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

再次,在艺术风格的建树方面。

新时期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要比建国后“十七年”的中篇小说的作家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在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中,专门从事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上找不出来,因此也谈不上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而新时期就有众多的中篇小说作家,从选择题材、创造形象、艺术构思、语言表现方面表现自己独特的东西。

例如蒋子龙侧重于反映改革大潮的现实生活,尤以反映工业战线的生活为主,开拓了工业题材文学的新天地。

他善于广泛地揭示出四化建设中的矛盾冲突,深刻地分析和探索四化建设的现状和道路,成功地塑造了工业战线上的开拓者形象,建树了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

谌容善于通过日常生活的描绘来揭示重大的社会问题,努力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鞭挞生活中的假恶丑;善于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进行探索;善于描写女性形象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有益的艺术,综合运用,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李存葆侧重于军事题材创作,开创了军事题材社会化的新天地。

他善于把战争、部队和整个社会生活融汇一起来描写,让人看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掠影;善于塑造不同性格特征的英雄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英雄人物的心灵美,以净化人们的灵魂。

他的作品具有“炽热的情感,深沉的哲理和浓重的色彩”。

王蒙创作了一大批中篇小说,从多角度反映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在艺术形式上锐意创新,立足民族生活和艺术的土壤,大胆地借鉴西方现代派某些表现手法来反映生活,塑造人物;他还大胆地把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比喻象征、杂文讽刺、相声的幽默等多种艺术手法熔为一炉,综合运用,艺术追求别具特色。

刘绍棠提出了建立“乡土文学”的主张,致力于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浓郁的地方特色的作品,建树了“田园牧歌”式的艺术风格。

四 中篇小说创作经历了建国后的“十七年”,在新时期崛起,并不断发展,走向繁荣昌盛,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党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促使中篇小说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1978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使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接着,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于是,广大作家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建国以来的文艺运动进行了认真的回顾总结和探讨。

他们针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近10年间所散播的极“左”文艺思想的流毒,进行拨乱反正,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他们彻底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为所谓“黑八论”的理论观点辩诬正名;认真地探讨了建国以来文艺事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左”和右的干扰,尤其是对“左”的干扰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很显然,党所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战线思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为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和走向繁荣创造了条件。

因为众多的优秀中篇小说,都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之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

其次,作家有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拥有丰富而厚实的生活和积累,以及善于思考,也有力地促使了中篇小说的崛起和发展。

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比较多的是中青年作家。

在他们之中,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和极“左”的年代,就深受其害,切身饱尝了累累“伤痕”。

例如冯骥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他的头发被红卫兵剪得七零八落,他的母亲也被红卫兵剃光了头发,“他所崇拜的文学艺术大师的画像被撕成碎片抛在地上”,“他那些心爱的藏书全被扔进了院里的火堆”。

面对风云变幻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生,他在思考:“为什么那些文文静静的女孩子,抄家时会把屋里每一件完整的东西有条不紊地敲得粉碎

为什么海河边几乎天天都有人投河自尽……”(许志安:《路,在他的脚下延伸——冯骥才的生活、创作道路》,见《中国当代文坛群星》第181页)冯骥才的亲身经历,他的耳闻目睹,他的深沉思考,使他创作了《啊

》、《铺花的歧路》等中篇小说。

又如从维熙,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进过劳改队,在矿山、工厂、农场干过各种苦力。

在20多年的底层生活中,他饱尝了悲欢离合,历尽人间沧桑。

他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粪土与黄金;高洁和卑鄙;恶毒与善良;虚伪和真诚”。

(从维熙:《答木令耆女士》,见《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470页)他看到了真正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有才有识、正直清白的知识分子,被投入监狱,枉作楚囚。

这一切,是他创作的源泉,使他写下了《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第十个弹孔》等中篇小说。

另外,不少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目睹了社会生活的变革、七彩的人生,拥有了创作题材,从而写下一篇篇佳作。

再次,中篇小说的崛起和不断发展,还有它自身的特点。

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除了以其字数的多少来区别外,它还可以以反映生活的容量来区别。

短篇小说构思较快,写作灵活,能够较迅速地反映生活,但因其篇幅较小,往往只能反映生活中的某一个片断,“可借一斑略知全豹”。

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相比较,它能反映更深广的生活,场景广阔,人物众多,故事完整,但由于它构思的时间和写作的时间较长,而不能迅速地传递给读者。

中篇小说兼有两者之长,既能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又能蕴含较深广的生活内容,而且不需要长篇小说那样长时间的构思和创作。

为了适应时代生活节奏加快的特点,为了较快地将生活的信息传递给读者,为了读者的阅读欣赏,于是不少作家寻找了中篇小说的形式进行创作。

最后,新时期出现的众多的大型文学刊物,为中篇小说的崛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全国省市一级的大型文学期刊,1978年仅有《十月》1种,1979年为13种,1980年为26种,1981年以后至少有30种。

这些大型刊物为中篇小说的发表提供了园地。

由于大型刊物众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涌现,相互激励,也就推动了中篇小说创作的不断发展。

当代中篇小说创作经历了近50年,它从建国后“十七年”中的不显眼的地位起步,进入新时期后不断发展,繁荣昌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在当代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的确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我们相信。

广大作家坚持深入生活,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不断深化,会创造出更多更美的中篇佳作。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510631)主任、副教授

谁能谈谈郭沫若

落落的《不朽》和《须臾》个人更喜欢不朽 那是落落二十多年人生的积淀 而须臾是落落去日本旅行记录下的事情 有插图七堇年的《被窝是青春的坟墓》也还不错 但说是散文集 我却觉得更倾向于小说 文风很有特点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本来有一些经典的散文集想要推荐 《文化苦旅》什么的 但是那确实不是青春散文集 看样子你似乎也不感兴趣 那就算了吧还有 我觉得郭敬明的散文写得还可以 情感比较真实细腻 只不过好久没出散文集了他 自己说是什么不想触动内心 赤裸裸的暴露情感什么的 大概是这意思 但是零散的散文他还是有写 在百度上是大概还是搜得到的P.S.本来想挣点分 但是看见下面那位仁兄那么长的回答我就晕了 算了 我就出点诚意吧- -

腾远教育作者为什么说鲁迅文学奖不

鲁迅文学奖的黑幕2001年11月19日16:29 Sohu文教  肖夏林  大诗人庞德说过,文学是使新闻永远成为新闻的新闻。

但是,今天的文学却越来越成为丑闻的新闻,特别是各种文学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各种文学评奖,更是丑闻的新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等,没有一个文学奖不腐败不黑幕不出现令人恶心的丑闻,以致没有丑闻就没有文学评奖,以致这种文学丑闻的新闻在文坛内外不再引起大家的反应,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熟视无睹的现实让人们不再期待不再愤怒,也就没有什么兴趣再议论纷纷。

当然,这也是主办单位们所渴望的,他们终于可以高枕无忧。

  哀莫大于心死,对于主办集团们来说,则是乐莫大于心死。

  就像这一届鲁迅文学奖,虽然比第一届更不公平更腐败,但是文坛内外正义之师们似乎也没有热情表达批评之声,甚至新闻界也冷漠之至,谈论他们就是无聊就是浪费时间。

  黑箱操作黑幕重重,无公平无正义无权威,中国的文学奖还叫奖吗

有谁还记得前几届茅盾文学奖,有谁还记得上一届鲁迅文学奖。

今日的评奖只有体制内的意义,而几乎完全失去了文学和文学评奖的意义和价值。

早在7、8年前就有作家说过,中国的文学奖,得到她未必欢欣,不得到她未必失落。

今天优秀的作家更是如此了,得到高兴,不得到也高兴,前一  个高兴的是有奖就有钱,后一个高兴的则是自己未陷入丑闻之中,还保有一点清白。

  总之,谁还真正在乎中国的文学奖呢

特别是,早就失望万分。

当然,有不少作家还是在乎的,他们首先在乎的是钱,然后才是名。

拼了命挖空心思要得奖的,肯定不是一流的作家,这样的人肯定是惟利是图的作家,一是自己曾经著名但现在已经江郎才尽的中老年作家,比如一些江河日下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靠获个什么奖来装点门面欺世盗名,一是  青年作家中的混混们,他们能说会道八面玲珑搞关系的功夫大大超过他们的创作水平。

  虽然谈论这个问题很无聊,但是我们还是要聊一聊,否则无聊这个词会在无聊中湮灭。

这次鲁迅文学奖名单颁布之后,文坛内外在瞬间的惊诧之后,在尊重现实的理解中回归平静。

现实就是现实。

审视这个名单,你就会发现这个名单下是当代中国普遍腐败中的普遍现实,她有多少黑幕多少腐败,评委们文坛内部的重要人士,就会一目了然。

当然,还有那  些腐败没有在斗争中获得胜利,那些黑幕后没有达到目的动人故事。

  看这个名单,我们看到除了文学翻译彩虹奖大家相对公平之外没有多少反应之外,应该说其他项目大家都表现出了不屑和恶心。

当然反应最大的当数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和散文杂文奖和理论评论奖。

  1  短篇的获奖作品实在是平淡和平庸,题材的平淡艺术的平淡思想的平淡,带来的是获奖作品集体性的平庸后果(评委们的评委们平庸的结果)--少艺术想象力和思想的震撼力的匮乏。

评委们显然把短篇小说,当作小说中的小摆设来看待。

认为短篇小说似乎就应该就是小(体裁的小艺术的小思想的小等),就是平淡无奇,就是远离现实大地回避尖锐人生。

似乎短篇小说只有如此的小和弱,像小品文一样雅致休闲幸福,成为远离人间烟火的小摆设,才能成为短篇小说,才能叫短篇小说,才会有短篇小说的独立性,这样的作家才是作家。

  但是,短篇小说只是文字上的短小,它在艺术形式思想力度上一点也不比中篇和长篇小,甚至比它们还要讲究。

在写作上是难度最大要求最高的小说形式。

它对社会与人生的反映有时比中长篇更具爆发力,思想也更为直面和深刻。

可以说,短篇小说虽小却大。

今天短篇小说不景气,并不是因为它小无人理睬,而是因为它在小说的各个方面要求太高创作上太难  ,所以大家才蜂拥中长篇,另一方面它在写作上难度大而且无利可图,是出力不讨好的差使。

  求同排异是短篇作品的另一大特色。

这几篇得奖作品的语言叙事和审美趣味惊人的一致,简直是在合并同类项,好像一个人评选出来的。

它们讲究的都是短篇小说的小,人性人生的小故事小情趣小暧昧小色情小温暖小欢乐小幽默小诗意,注重的语言的细生细气,叙事的蹑手蹑脚,动作和心理的细腻描写和刻画。

虽然作家写得精致生动机智,但是短篇小说并  不是只有这些小和这些精致。

而且这种精致并不是小说的天然,是一种刻意的做。

的《厨房》完全是一种理念化诠释心理学的写作,故事也是一个一见开头就知道结尾的庸俗的小资故事。

红柯的《吹牛》做作矫情的成分则更为明显。

他们的获奖不能不让人怀疑。

  这些获奖小说刻意回避中国和世界的大现实。

小说(无论思想还是艺术)是因为反抗现实而存在而生生不息,如果小说完全回避现实社会,完全取消现实主义精神,这样的小说灵魂必然迷茫空洞甚至是虚假的,小说必然缺钙缺氧而虚弱贫血,必然不能与读者的现实生命沟通共鸣。

讲究小审美小情调的小说不是不好,但是如果获奖作品皆是同类作家的作品,这  不能不让人担忧。

毕竟中只有允许一类花儿开放,总不是让人欢喜的事情。

  评选趣味的单调和对现实的刻意回避,必然不能体现短篇小说多元化的现实,展现短篇小说在短和洗练中的深度广度力度。

这些年来,虽然短篇小说不景气,但是,这4年中的好短篇能够与这次获奖作品相抗衡甚至比其优秀的作品名大有人在。

仅2000年的短篇佳作就有很多,像赵得发的《杀了》、王方臣的《王树的大叫》、毕飞宇的《蛐蛐,蛐蛐》等所表现出短篇小说的智慧和力度,都强于这次获奖的作品,即使在精致和机智方面也不输于他们。

  冠军说这次评奖认真公正,似乎他自己就是评委,实在一种得了便宜又卖乖的做秀与献媚,好像他得了冠军这个评奖就是客观的公正的。

不知是他真正认为这些作品是荣至所归,还是他自己也在地下参与评奖和运作,这实在可笑。

应该回到家中查一查字典,看一看处子是处女还是处男,或者查一查中学课本先生的散文《春》,把自  己的小说题目搞清楚,也就是说先把自己的活做好,再来当吹鼓手不迟。

  2  有人说中篇小说的评选是一个垃圾的故事。

一个评委说,只有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还不错外,其他都令人怀疑。

《吹满山谷的山风》可以说是一篇从语言到故事都很平庸的小说,令人难以卒度。

但是这样作品就是能够获奖,当然,我们不知道这后面又什么猫匿。

我们只能说平庸的初选中选,可恶的终评。

叶广芩是一个很勤恳的作家,近几年她也写了一些  好作品,但是这篇获奖作品对于全国来说实在是个一般般的作品,就是对于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二流作品。

论公正讲实力她的《梦也何曾到谢桥》实在难以上榜,但是它就偏偏获得了第一,而不比它逊色的阎连科的《日月年》竟然排在了最后。

中国特色实在令人怕案叫绝。

  获奖是不用怀疑的,因为你一看评委名单,是短篇小说的主任,你就会知道的《永远有多远》肯定获奖,这是权利的真理(回避原则对他们是无效的)。

这篇小说可以说是铁凝90年代以来的最好最正经的小说(与拼命恶俗的什么《大欲女》什么《秀水》很不相同),小说写得比较生动和用心,刻画的白大省的形象也极富典型魅力。

但是这篇小说  的居高临下的写作姿态,也让这篇小说浮躁之气横生,而且铁凝以一贯之的塑造女性的善良执着大公无私献身的形象,也给人以雷同自己之感。

  据说南京作家毕飞宇的《青衣》因其是2000年可读性艺术性思想性最好的小说,是这次中篇小说夺冠呼声最高的作品,但是它落选,这也是必然,因为最好作品向来在中国难以获奖。

其实仅仅是2000年的作品,优于这次获奖作品的就不计其数,像蒋韵的《上个世纪的爱情》,的《谁家有女初长成》等,其小说的艺术品质和思想品质都超过这次获奖作品。

蒋韵的《上个世纪的爱情》是10年来最优秀最具有文学气质的爱情小说,也是最具有文学经典性的作品。

但是它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

今天中国的评奖,除了利益之争之外,其他的则全看其会不会炒做自己鼓吹自己会不会搞关系会不会拉帮结伙,把自己搞的著名起来,成为明星,在文坛上占据有利位置。

  中篇评奖的一个丑闻,是在初评中未登榜的李国文的《垃圾的故事》,却出现在终评中,说实话《垃圾的故事》是一篇垃圾小说,即使对于李国文自己来说也是。

这篇小说写得装没作样煞有介事,显然已经毫无创作能力的李国文又强打精神自以为是写的一篇小说。

李国文自己在写完这篇小说之后,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似乎没有再敢写小说。

小说离李国文已  经太远了。

本来自己小说力量已经枯竭,但李国文在这篇小说中作文学先锋状,就像一个又老又丑女人,不在家安度晚年,她却涂脂抹粉跑到大街上做时尚青春少女状。

《垃圾的故事》终于没有走上台面,但是垃圾的故事又有了新的故事。

  3  散文杂文的评选结果让人捧腹,它实在是一个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故事。

余秋雨的《山居笔记》李国文的《大雅村言》的《散文》获奖的确让人莫名。

李国文在中篇小说中未能偷袭成功,但是终于在这个散文杂文中弄了个头名,李国文的东西说是散文不是散文,因为它没有文学的情思;说是随笔吧他又缺少学术的含量,看似很有文化和学术,  实际上是在到处抄袭翻译古文,而且还常常把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抄错(例如把士族等同于士林,如果要评刘心武的故事奖,李国文得第一名应该名副其实);说是杂文吧,他没有一点直面真理直面黑暗的勇气和力量,他在文中除了借古讽今地谩骂知识分子外谁都不敢骂,而且不敢指名到姓。

虽然他看起来歇斯底里,但是却是空腹般的道貌岸然空洞乏味,而且也骂不到点子上,一个阶级斗争的阳痿的痞子的变态的投机的委琐的灵魂,到是在大雅村里活灵活现。

另一方面,他的文章粗制滥造又臭又长(标准的注水肉),毫无结构和文字上锤炼和修辞,骗稿费的动机可以说是赤裸鲜明。

李国文同志在《文学自由谈》和《随笔》上多年的专栏,是这两个刊物最臭最令读者恶心的文字,而且大大影响了这两家刊物的声誉。

应该说,这两家刊物在全国还是颇受读者欢迎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竟长期笃厚李国文的伪散文伪随笔伪杂文这种文化怪兽,表现的如此弱智的确让人难以置信。

  《文学自由谈》甚至十年如一日的把李国文的破文章当宝贝,几乎每一期都把李氏的文章发头条,而且注明是特约。

余秋雨的散文虽然有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余秋雨《文化苦旅》的时代早以过去,而且正是明星后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让文化散文臭了大街,败坏了文化散文的贞操和名誉。

不过无论如何余秋雨的散文如何有问题如何受到读者的批判,但是他的散文总要比李国文漂亮吧,起码还不至于在李国文之下吧。

  获奖者青年杂文家朱铁志的名气和资历虽然还不够,但是他的杂文随感集《精神的归宿》是这组获奖作者中文字最为醇厚和具有思想锋芒作品,它文学的纯情和对中国的热爱令人感动。

虽然他的作品在公正的原则下未必一定能够上榜,但是在这个集子里我们能够听到鲁迅灵魂呐喊的声音。

  近几年的散文杂文著作很多,好作品也不少,老作家韦君宜的《痛思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等散文作品,作家张承志、韩少功、、李锐等著名作家的散文随笔,优秀的学者散文,像谢冕、潘旭澜、钱理群等的散文随笔,等等。

苇岸的散文、鄢烈山的杂文可以说是90年代散文杂文的奇葩,编辑家徐晓《永远的五月》是近几年的杰作,但是他们都与获奖无缘。

我想他们可能也羞于得这样的奖。

  有人说,散文杂文是葫芦僧在贾雨村里搞的大雅村言。

  4  理论评论奖真是有理无处论的理论评论,它是一个我说评谁就评谁的黑色幽默的故事。

陈涌先生是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五四文化革命的再评价》是一定要得奖的,他不得奖是不行的,否则评奖是不会结果的。

他不但要得奖而且必须是第一名。

虽然他的政治价值革命价值大大高于理论价值,可以说他没有多少理论意义,何况优秀理论。

  我们看一看评委会和承包方就会知道这是必然得结果,评自己的人自己评评自己,这是他们真理一样不可动摇的传统。

程文超的获奖很幽默,他的《一九O三年:前夜的涌动》是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文学总系中的一本,这套书系中的公认的最好的几本书是其导师谢冕钱理群洪子诚其师兄李书磊等的几本书。

最好的不评,这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和评论一贯坚持的传统,以为每次理论评奖都是以这帮哥们姐们为主。

在《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中,恐怕钱中文先生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恐怕评委中懂得什么文学现代性的也是少数。

钱中文先生获奖大概是因为他是所谓中国最高文学理论刊物《文学评论》的主编。

《文学评论》虽然是中国最高的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刊物,但是它不是理论评论的权威刊物,它发表的文章优秀的少,平庸的多关系稿也不少,它主要价值已经不再是理论意义,而是体制内的评比意义金钱意义。

《文学评论》近10多年来体制的中心地位未变,但是它被理论工作者给边缘化了,它的理论评论的价值和意义,已经无法与省级的《当代作家评论》相提并论,当然连《文艺争鸣》也不如。

如果钱先生不是身居如此高位的主编,我们的钱主编要想得奖恐破怕不那么容易,甚至不能通过初选,主编恐怕也要拜拜了。

  当然我也不认为,何向阳的《12个:1998年的孩子》和韩子勇的《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有多高的理论价值,他们就应该得奖,虽然他们是在文学理论的天空下在进行认真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努力,为这次理论评论评奖点缀了一点学术理论色彩。

虽然我们说近几年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很不景气,何向阳和韩子勇的当选,大概只具有所谓奖励青年的象征  意义。

很显然,理论评论的评选基本上偏离了公正公开的评奖轨道,无法体现理论评论的水平和现实。

  5  报告文学和诗歌是近10年来最不景气最堕落的文学形式,他们或者被大部分读者遗忘,或者被了解它的读者唾弃。

  报告文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功利的广告文学迅速成为大主流。

报告文学是灵魂是她的对现实的强烈的关怀和尖锐的批判精神,是思想正义无畏的高歌和抒情。

但是。

近10年来她主要的任务是回避和逃避其现实的批判和关怀,成为歌颂的和出卖灵魂的文体(当然)。

报告文学本来就缺少文学性,在其投降在其丧失了现实的批判和抒情之后,她就更没有文学的色彩。

今天的报告文学既无报告又无文学,由于她的阳痿,在报告上她实在无法《南方周末》等报刊相比,在文学上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优秀的作家也远离了她,不再与她为伍。

  报告文学本来应该成为文学勇敢的战士,这10年本来应该是她大有作为的时代,但是不仅不坚强勇敢,相反却委琐怯懦,甚至卑鄙。

有人说这10年的报告文学是阳痿的报告和文学。

读者将其边缘化和淘汰实在是一种必然。

  不过这次评奖并没有将她落下,也没有因为其不受欢迎而减少其名额,并减少评奖中的争夺。

而且还出现了丑闻,《西部的倾诉》在初评时就落选,但是她却能够在终评中胜出并且获得佳绩。

有丑闻是正常的,没有丑闻反而是不正常。

  诗歌的臭名昭著是10多年前的人没有想到的。

诗歌在失去其思想和艺术的战斗力之后,诗人们之间的小圈子化窝里斗却空前的高涨,诗人们为了名利为了话语霸权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

诗坛成为文坛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地方。

当然,诗歌成为最大的牺牲品。

诗人不再诗歌,诗歌不再文学。

诗歌在诗人内斗的时代,在失去反抗黑暗之后,也失去了诗歌的高贵华  美的气质,虚假空洞无聊流氓。

诗歌成为扭曲的手淫意淫的诗歌。

诗歌本来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但是她在今天的中国,她却成为文学的垃圾被人睬在脚下。

  有人说诗歌的评奖也是莫名其妙的,但是不莫名其妙才是莫名其妙的。

我不了解诗歌的评奖,也不关心诗歌的所谓发展,所以,我也没有兴趣对这个事件加以评论。

  6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严肃性庄严性公正性权威性,显然已经破产。

当然,4年前的第一届就因为黑幕腐败让鲁迅文学奖而声名涂地。

  前几年有人写文章要求解散中国作协,全国大众热烈响应,虽然遭到打压,但是这充分说明中国作协早就被全国人民唾弃,中国作协每年花费国家数千万元养了一群无德无才不学无术争权夺利的政治混混文学混混,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为作家干过什么,他们为中国文学做过什么,他们以文学的名义亵渎文学和作家,他们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中国作家前进的绊  脚石。

在他们的领导下茅盾文学奖黑幕重重,鲁迅文学奖丑闻倍出,他们毫无权威和尊严可言,他们基本上已经破产。

所以,他们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当然这两个奖成为作协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为自己谋取利益工具。

中国作协从来就是一个黑暗的官场一个令人作呕发名利场,而不是一个民间化的文学文化团体。

关心中国文学发展的人应该再次鼓与呼--解散中国作协,为中国作家中国文学清场,让他们干净自由独立,走向文学,走向中国和世界。

  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规则非常可笑,他们像第一次那样,推选采取文学杂志社和出版社推选制,初选采取承包制,却独独讲独立最有资格的著名作家和当代文学评论家排除在外(当然,这有利于腐败经济的发展)。

这种承包制的文学能力不说,他们在推举作家作品时,是否公开公正公平,是集体决策还是集体决策,是以什么为标准,是以谁的利益为重,显然是  问题重重,从推选和评选结果糟糕混乱的情况来看,如此推选制承包制是在拿文学做交易拿文学。

  看一看终评委员会名单。

我们就会感叹,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相同。

无论是茅盾文学奖还是鲁迅文学奖,还是中国的什么评奖,总是这么一群油头粉面的人道貌岸然的人。

评委们由北京作协系统的少数几个圈子组成,官员们掌权把舵,腐朽气哥们义气圈子的油滑气十足。

这里面混子骗子占大多数,正而八经的评委少,由文学能力和文学公心的更是极  少数,高校和外地的评委明显是多余的少数人,是用来公正的陪衬。

一位外地评委说,我们说话不算数,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鲁迅是民主魂,是举世闻名的思想大师文学大师。

但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所谓中国文学的最高奖,却被一些他自己最痛恨最恶心的帮闲帮忙甚至帮凶文人和官僚嫖客们所控制,成为他们的玩偶和工具,在他的头上肆无忌惮拉屎撒尿得意扬扬,一年年被他们强奸和轮奸。

这是鲁迅的悲哀,难道不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120周年,所谓的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大会也将在鲁迅的故乡进行,大批文坛内外的文痞官痞混子骗子,去游山玩水去吃喝嫖赌去分奖金。

绍兴当地政府拿出大批金钱打宴污七八糟的文学混子和骗子,大概是文学搭台经济唱戏,但是他们看似在纪念鲁迅实际上是与中国作协一起到鲁迅的家乡来侮辱鲁迅,水中的落水狗和爬上岸来的落水狗们联合到鲁迅的家门口来游行示威来痛打鲁迅。

让鲁迅成为他们的落水狗。

让一生与这个黑暗世界对抗的人在什么地方都不得安宁。

  帮忙帮闲们当然会在鲁迅的家门口,群魔乱舞吃喝嫖赌,甚至幸甚至哉,写下一点让自己歌以咏志的文字,让一生都在绝望抗战的鲁迅深恶痛又绝无可奈何。

  79年前,瑞典考古学家同志中国考察时,与刘半农商量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征询鲁迅意见,鲁迅先生在79年前的今天郑重给台静农写了一封回信。

他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我觉得中国实在没有获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

  鲁迅的伟大虽然无愧于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自己却说自己不配,这是何等伟大的自谦和清醒。

我想清醒是最主要的,他要防止贫弱的中国人狂妄自大。

  去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华人高行健获奖,这让国内一大批作家大为愤怒,因为这粉碎了他们的诺梦的梦想,让他们不再有希望,有一个作家在记者打电话采访时时气急败坏地摔了电话。

这与当年的鲁迅先生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我想如果鲁迅地下有知,他绝对不会同意用他的名字作为文学奖的名称,他们实在不配,那些操作的权势阶级更不配,他绝对不会让魑魅魍魉的官痞文痞拿他争权夺利争风吃醋,并且让文学沦落,让他永远的敌人拿他欺骗文学和世界。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无望的说,这句话今天难道过时了

  在今日写下这些令一些文人政客深恶痛疾的文字,算是对鲁迅先生一种小小的纪念。

摘自北大新青年请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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