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我的母亲》 季羡林《那双长满老茧的手》
我的母亲我父亲结过三次婚。
我的生母姓杨。
我不知道她的学名。
杨家不论男女都是排行的。
我母亲那一辈遵字排行，我母亲应该叫杨遵什么。
前年我写信问我的姐姐我们的母亲叫什么。
姐姐回信说：叫强四。
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叫这么个名昵?是小名么?也不大像。
我知道我母亲不是行四。
一个人怎么会连自己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因为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太小了。
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故去了。
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
她得的是肺病，病后即移住在一个叫小房的房间里，她也不让人把我抱去看她。
我只记得我父亲用一个煤油箱自制了一个炉子。
煤油箱横放着，有两个火口，可以同时为母亲熬粥，熬参汤、燕窝，另外还记得我父亲雇了一只船陪她到淮城去就医，我是随船去的。
还记得小船中途停泊时，父亲在船头钓鱼，我记得船舱里挂了好多大头菜。
我一直记得大头菜的气味。
我只能从母亲的画像看看她。
据我的大姑妈说，这张像画得很像。
画像上的母亲很瘦，眉尖微蹙。
样子和我的姐姐很相似。
我母亲是读过书的。
她病倒之前每天还写一张大字。
我曾在我父亲的画室里找出一摞母亲写的大字，字写得很清秀。
前年我回家乡，见着一个老邻居，她记得我母亲。
看见过我母亲在花园里看花--这家邻居和我们家的花园只隔一堵短墙。
我母亲叫她小新娘子。
小新娘子，过来过来，给你～朵花戴。
我于是好像看见母亲在花园里看花，并且觉得她对邻居很和善。
这位小新娘子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了!我还记得我母亲爱吃京冬菜。
这东西我们家乡是没有的，是托做京官的亲戚带回来的，装在陶制的罐子里。
我母亲死后，她养病的那间小房锁了起来，里面堆放着她生前用的东西，全部嫁妆--摞橱、皮箱和铜火盆，朱漆的火盆架子......我的继母有时开锁进去，取一两样东西，我跟着进去看过。
小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
靠南有一个秋叶形的小 臀花台。
花台上开了一些秋海棠。
这些海棠自开自落，没人管它。
'花很伶仃，但是颜色很红。
我的第一个继母娘家姓张。
她们家原来在张家庄住，是个乡下财主。
后来在城里盖了房子，才搬进城来。
房子是全新的，新砖，新瓦，油漆的颜色也都很新。
没有什i么花木，却有一片很大的桑园。
我小时就觉得奇怪，又不养蚕，种那么多桑树做什么?都在这三问偏房里和姑妈在一起。
我父亲到老丈人那边应酬应酬，说些淡话，也都在这边陪姑妈闲聊。
直到那边来请坐席了，才过去。
继母身体不好。
她婚前咳嗽得很厉害，和我父亲拜堂时是服用了一种进口的杏仁露压住的。
她是长女，但是我的外公显然并不钟爱她。
她的陪嫁妆奁是不丰的。
她有时准备出门作客，才戴一点首饰。
比较好的首饰是副。
有一次，她要带我们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换了一件灰鼠的皮袄。
我觉得她一定会冷。
这样的天气，穿一件灰鼠皮袄怎么行呢?然而她只有一件皮袄。
我忽然对我的继母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
我可怜她，也爱她。
后娘不好当。
我的继母进门就遇到一个局面，前房(我的生母)留下三个孩子：我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
这对于后娘当然会是沉重的负担。
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她们都拿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
也许我和娘(我们都叫继母为娘)有缘，娘很喜欢我。
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
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
张家有个规矩(这规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
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
黄包车慢慢地走着。
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
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
小学一年级时，冬天，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了(我记得我拉的屎是热腾腾的)。
我兜着一裤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
我的继母一闻，二话没说，赶紧烧水，给我洗了屁股。
她把我擦干净了，让我围着棉被坐着。
接着就给我洗衬裤刷棉裤。
她不但没有说我一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我妹妹长了头虱，娘煎草药给地洗头，用篦子给她篦头发。
张氏娘认识字，念过。
女儿经》有，乙个版本，她念过的那本，她从娘家带r过来，我看过。
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张家长，李家短，别人的事情我不管。
她就是按照这一类道德规范做人的。
她有时念经：、、。
她是为她的姑妈念的。
她做的饭菜有些是乡下做法，比如番瓜(南瓜)熬面疙瘩、煮百合先用油炒一下。
我觉得这样的吃法很怪。
她死于肺病。
我的第二个继母姓任。
任家是邵伯大地主，庄园有几座大门，庄园外有壕沟吊桥。
我父亲是到邵伯结的婚。
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读高二了。
父亲写信给，叫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
任家派一个长工推了一辆独轮车到邵伯码头来接我们。
一人坐一边。
我第一次坐这种独轮车，觉得很有趣。
我已经很大了，任氏娘对我们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
我十九岁离开家乡到昆明读大学。
一九八六年回乡，这时娘才改E1叫我曾祺--我这时已经六十六岁，也不是什么少爷了。
我对任氏娘很尊敬。
因为她伴随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的很艰苦的沧桑岁月。
她今年八十六岁。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载一九九三年第二期一双长满的手——季羡林散文有谁没有手呢
每个人都有两只手。
手，已经平凡到让人不再常常感觉到它的存在了。
然而，一天黄昏，当我乘公共汽车从城里回家的时候，一双长满了的手却强烈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最初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一张晚报。
在有意无意之间，我的眼光偶尔一滑，正巧落在一位老妇人的一双长满的手上。
我的心立刻震动了一下，眼光不由得就顺着这双手向上看去：先看到两手之间的一个胀得圆圆的布包；然后看到一件洗得挺干净的褪了色的蓝布褂子；再往上是一张饱经风霜布满了皱纹的脸，长着一双和善慈祥的眼睛；最后是包在头上的白手巾，银丝般的白发从里面披散下来。
这一切都给了我极好的印象。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它像吸铁石一般吸住了我的眼光。
老妇人正在同一位青年学生谈话，她谈到她是从乡下来看她在北京读书的儿子的，谈到乡下年成的好坏，谈到来到这里人生地疏，感谢青年对她的帮助。
听着她的话，我不由得深深地陷入回忆中，几十年的往事蓦地涌上心头。
在故乡的初秋，秋庄稼早已熟透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长满了谷子、高梁、老玉米、黄豆、绿豆等等，郁郁苍苍，一片绿色，里面点缀着一片片的金黄和星星点点的浅红和深红。
虽然暑热还没有退尽，秋的气息已经弥漫大地了。
我当时只有五六岁，高梁比我的身子高一倍还多。
我走进高梁地，就像是走进了大森林，只能从密叶的间隙看到上面的蓝天。
我天天早晨在朝露未退的时候到这里来擗高梁叶。
叶子上的露水像一颗颗的珍珠，闪出淡白的光。
把眼睛凑上去仔细看，竟能在里面看到自己的缩得像一粒芝麻那样小的面影，心里感到十分新鲜有趣。
老玉米也比我高得多，必须踮起脚才能摘到棒子。
谷子同我差不多高，现在都成熟了，风一吹，就涌起一片金浪。
只有黄豆和绿豆比我矮，我走在里面，觉得很爽朗，一点也不闷气，颇有趾高气扬之概。
因此，我就喜欢帮助大人在豆子地里干活。
我当时除了跟大奶奶去玩以外，总是整天缠着母亲，她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有时候，在做午饭以前，她到地里去摘绿豆荚，好把豆粒剥出来，拿回家去煮午饭。
我也跟了来。
这时候正接近中午，天高去淡，蝉声四起，蝈蝈儿也爬上高枝，纵声欢唱，空气中飘拂着一股淡淡的草香和泥土的香味。
太阳晒到身上，虽然还有点热，但带给人暖烘烘的舒服的感觉，不像盛夏那样令人难以忍受了。
在这时候，我的兴致是十分高的。
我跟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
捉到一只蚱蜢，要拿给她看一看；掐到一朵野花，也要拿给她看一看。
棒子上长了乌霉，我觉得奇怪，一定问母亲为什么；有的豆荚生得短而粗，也要追问原因。
总之，这一片豆子地就是我的乐园，我说话像百灵鸟，跑起来像羚羊，腿和嘴一刻也不停。
干起活来，更是全神贯注，总想用最高的速度摘下最多的绿豆荚来。
但是，一检查成绩，却未免令人气短：母亲的筐子已满了，而自己的呢，连一半还不到哩。
在失望之余，就细心加以观察和研究。
不久，我就发现，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奥妙的，关键就在母亲那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上。
这一双手看起来很粗，由于多年劳动，上面长满了老茧，可是摘起豆荚来，却显得十分灵巧迅速。
这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在我小小的心灵里不禁有点困惑。
我注视着它，久久不愿意把眼光移开。
我当时岁数还小，经历的事情不多。
我还没能把许多同我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事情都同这一双手联系起来，譬如说做饭、洗衣服、打水、种菜、养猪、喂鸡，如此等等。
我当然更能读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样的诗句。
但是，从那以后，这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却在我的心里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后来长大了几岁，我离开母亲，到了城里跟叔父去念书，代替母亲照顾我的生活的是王妈，她也是一位老人。
她原来也是乡下人，干了半辈子庄稼活。
后来丈夫死了，儿子又逃荒到关外去，二十年来，音讯全无。
她孤苦伶仃，一个人在乡里活不下去了，只好到城里来谋生。
我伯父就把她请到我们的家里来帮忙。
做饭、洗衣服、扫地、擦桌子，家里那一些琐琐碎碎的活全给她一个人包下来了。
王妈除了从早到晚干那一些刻板工作以外，每年还有一些带季节性的工作。
每到，正当夜来香开花的时候，她就搓麻线，准备纳鞋底，给我们做鞋。
干这活都是在晚上。
这时候，大家都吃过晚饭，坐在院子里乘凉，在星光下，黑暗中，随意说着闲话。
我仰面躺在席子上，透过海棠树的杂乱枝叶的空隙，看到夜空里眨着眼的星星。
大则圆的蜘蛛网的影子隐隐约约地印在灰暗的天幕上。
不时有一颗流星在天空中飞过，拖着长长的火焰尾巴，只是那么一闪，就消逝到黑暗里去。
一切都是这样静。
在寂静中，夜来香正散发着浓烈的香气。
这正是王妈搓麻线的时候。
干这个活本来是听不到多少声音的。
然而现在那揉搓的声音却听得清清楚楚。
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了。
我转过身来，侧着身子躺在那里，借着从窗子里流出来的微弱的灯光，看着她搓。
最令我吃惊的是她那一双手，上面长满了老茧。
这一双手看上去拙笨得很，十个指头又短又粗，像是一些老干树的枝子。
但是，在这时候，它却显得异常灵巧美丽。
那些杂乱无章的麻在它的摆布下，服服帖帖，要长就长，要短就短，一点也不敢违抗。
这使我感到十分有趣。
这一双手左旋右转，只见它搓呀搓呀，一刻也不停，仿佛想把夜来香的香气也都搓进麻线里似的。
这样一双手我是熟悉的，它同母亲的那一双手是多么相像呀。
我总想多看上几眼。
看着看着，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竟沉沉睡去了。
到了深夜，王妈就把我抱到屋里去，同她睡在一张床上。
半夜醒来，还听到她里拿着大芭蕉扇给我赶蚊子。
在朦朦胧胧中，扇子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去年秋天，我随着学校里的一些同志到附近乡村里一个人民公社去参加劳动。
同样是秋天，但是这秋天同我五六岁时在家乡摘绿豆荚时的秋天大不一样。
天仿佛特别蓝，草和泥土也仿佛特别香，人的心情当然也特别舒畅了。
——因此，我们干活都特别带劲。
人民公社的同志们知道我们这一群白面书生干不了什么重活，只让我们砍老玉米秸。
但是，就算是砍老玉米秸吧，我们干起来，仍然是缩手缩脚，一点也不利落。
于是一位老大娘就走上前来，热心地教我们：怎样抓玉米秆，怎样下刀砍。
在这时候，我注意到，她也长有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我虽然同她素昧平生，但是她这一双手就生动地具体地说明了她的历史。
我用不着再探询她的姓名、身世，还有她现在在公社所担负的职务。
我一看到这一双手，一想到母亲一王妈的同样的手，我对她的感情就油然而生，而且肃然起敬，再说什么别的话，似乎就是多余的了。
就这样，在公共汽车行驶声中，我的回忆围绕着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连成一条线，从几十年前，一直牵到现在，集中到坐在我眼前的这一位老妇人的手上。
这回忆像是一团丝，愈抽愈多。
它甜蜜而痛苦，错乱而清晰。
在我一生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三双长满老茧的手，现在似乎重叠起来化成一双手了。
我在我眼前不停地晃动，体积愈来愈扩大，形象愈来愈清晰。
这时候，老妇人同青年学生似乎发生了什么争执。
我抬头一看：老妇人正从包袱里掏出来两个煮鸡蛋，硬往青年学生手里塞，青年学生无论如何也不接受。
两个人你推我让，正在争执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公共汽车到了站，蓦地停住了。
青年学生就扶了老妇人走下车去。
我透过玻璃窗，看到青年学生用手扶着老妇人的一只胳臂，慢慢地向前走去。
我久久注视着他俩逐渐消失的背影。
我虽然仍坐在公共汽车上，但我的心却仿佛离我而去。
1961年9月25日
为何说汪曾祺是京派小说的传人
1.从今天起，我准备就我看过、有印象的一些好小说陆续写一点感想，就教于各位。
需要补充做交待的是，我前面已经许下诺言，还要就小说开头的问题写几篇文章，这个承诺我还是认账的，只要有时间，写起来并不困难。
我也会穿插在一起写出来的。
这一周写了四大名著的开头，因为要检阅资料，费了一点神。
今天去医院看病，医生就要我少动脑子多动身体。
我对这个说法感到诧异。
不过，既然是医生的警告，听一下也是对的，所以，我尽可能写吧，如若一时跟不上，还请各位能给予原谅。
话归正题。
我之所以把阿城的小说放在第一位，那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当代作家当中短篇小说写得最好的，就是阿城。
阿城的这个“三王”小说，我初次看到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也就是阿城小说刚发表的时候。
那之前，我就喜欢阿城父亲、电影评论家钟惦蜚的文章，感觉那是了不起的大评论家，说话文章平易和缓，从不说大话、空话。
后来听说老艺术家在文革当中吃了苦，去世了。
直感觉可惜。
阿城，真名叫钟阿城，1949年出生于北京，文革后期，与史铁生那一代作家的命运差不离都去了农村。
阿城好像去的是云南。
之后，回城，干什么不清楚，反正就写起了小说。
一出手就是“三王”，《孩子王》、《棋王》、《树王》。
惊动文坛。
我在很多年后才与阿城联系上，阿城和我说，他就写了那么几个小说，之后就再也没有动过笔。
总共加起来也就五万字多一点。
阿城写小说出名后，去了美国，住在洛杉矶。
这些年回来了，大概是觉得老在美国待着没什么劲。
不过这也好。
要让我在美国待一辈子，那还不如把我关禁闭得了。
这不是个生活好坏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隔膜问题。
中国再怎么不行，我也还是喜欢。
阿城的几个小说，我都会一一来赏析，先就《孩子王》写点感想。
《孩子王》的故事简单，一目了然，就写一个下乡的知青被叫到农村学校去当教员。
就这么点事儿，可是阿城写的却不那么简单。
写知青当农村小学的教员，从什么节骨眼开始写呢
阿城选择了从他劳动的生产队书记召唤他开始。
不要小看了这个开始的点，里面颇多讲究。
书记先扔给他一根烟，“我”就蹲在地上听书记说话，书记告诉他上面要调他去当教员。
“我”则还以为这是书记在拿这个事在调教他，所以不敢应承。
书记认了真，说就是这个，真的。
“我”才恍然。
书记后来对他说：“我可派不了你的工，分场调你去学校教书，明天报到，到了学校，要好好干，不能辜负了。
我家老三你认得，书念得吃力，你在学校扯他一把，闹了就打，不怕的，告诉我，我也打。
”就这几句话，把书记与阿城的角色关系定了位。
很准。
一方面，书记要做出一种小领导的姿态，但是又不希望他这一去辜负了上面的器重，所以要嘱托几句。
说到自家的孩子，那就不见外了，用了打这个动词，显得亲近和信任，很传神。
之后，作者又写了同屋老黑和做饭的来娣两个人物对这件事的反应。
都很传神。
小说用了很少的文字，将孩子王即将上任前的气氛全部都给铺垫了出来。
阿城小说善于从小事小人物入手，不说概念的语言，全都是小摆设，小动作，几句摸不着头脑的话语，几句不知深浅的议论，就把个劳苦大众下层社会的众生相给写了出来。
我要说说阿城小说的这个切入点，那就是从书记呼唤他开始写，而不是直接就写到学校去站上讲台，这个切入点选的非常精妙，一方面，把“我的生活和劳动的环境都作了铺垫，另一方面，也透过对书记、老黑、来娣这三个人物的素描，将”我即将要开始的新生活的氛围也给带了出来，这是非常精妙的表现点。
再往下看，“我”站上讲台了，可是怎么个教孩子，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因为毕竟自己也就是上过几年初中，切不要说读书和教书完全不是一回事，即便就是那点知识，也是不足以给人讲课的。
听课的孩子当中也有敢说话的，直接说出了没有哪个老师是像你这样上课的，是不是来混饭吃的
这个叫王福的孩子也真是胆大。
不过，“我”并不因此恼怒，而是问，那应该怎么上
要不你来试试
王福赶紧摆手。
接下来就是教孩子认字，所有的孩子都跑到讲台上，往黑板上写不认识的字，“我”则在一旁看着，因为不会教书，只有这样才更像是一个老师。
阿城小说总是喜欢表现那种唯唯诺诺的小人物，这说起来，也与文革与他的家庭被冲击有关。
当然，更与阿城自己的性格有关。
非常来不起的是，阿城在那个时候就那么看重真实在小说当中的重要，与同时代的很多作品不同的是，阿城的小说弥漫着一种卑微萎缩的气氛，只要是写到下层民众，他就来了劲，一笔一划都是那么的深刻，那么的真实。
汪曾祺后来也对阿城小说的这点味道感到非常佩服，说要是他一定写不出来。
汪先生的话并不是谦辞，而是事实。
事实上，不仅汪先生写不出阿城这样的小说，当时的中国那么多作家，谁都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等我稍微有了一点年纪的时候，我就特喜欢看老照片，老照片里有一种无法抹去的真实。
读阿城的小说，就有老照片的感觉。
我非常佩服这位老大哥的创作。
无论过去多少年，这样的小说只要能读，就立刻可以将你召唤回那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年代里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王德威（David Der WeiWang）认为，阿城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民间性，突出地强调了生活的俗与闲，小说还是仍然未脱微言大义的框架，不过，较之文革后期的作品，他已经走得太远了。
而我认为，阿城小说的着力点已经不是简单地批判历史，算历史老账，而是看到了民间生活的自在性。
与这些自在的民间生活相比，文革的介入及其恶劣的后果，简直如同闹剧一般荒诞不经。
阿城在未留一字的情况下，清算着这个时代的谬误。
阿城的非凡之处在于，他用自己的文字还原了无数比之更加荒诞的生活，以及在这样生活处境下的普通人性。
2。
第一次读阿城是在高三的时候，去书店买一些备考资料，顺手从一个书架上拿下《棋王》来看。
书店不大，以参考，教辅类书籍为主，彼时正值周末，小店里挤满了穿白色校服的学生，人声鼎沸，汗臭味极重。
想借一本书不但要考验体力，还要考验耐性。
我租了书，拿到教室看。
整整一个晚自习，我看得入迷，记得最后车轮战的一段很吸引我，我喜欢的那个长发女生给我传条，也只是草草的回复，估计后来她跟别人跑了这也应该是小原因之一吧。
阿城的文字是让人着迷的。
虽然在《棋王》中看起来还有些学生腔，但是驾驭大场面的能力和文字组合中的灵性已经略显一二了，再后来他的散文集里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他对那段岁月的书写跳脱了伤痕和反思，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通过“棋”带出人物，写王一生这个奇人。
看似一个简单的奇人的故事，但是在王一生的棋道中渗透了阿城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道家的无为，无所不为。
再次读阿城已是三年后的今天，这一次读的是“三王“系列中的《孩子王》。
因为有过对阿城文字的初体验，现在读来格外亲切，仿佛与久别的老友重逢叙旧。
读完《孩子王》的一刹那，我的眼睛湿润了。
老朋友果然一点也没变，讲起故事来还是那么气定神闲，不蔓不枝。
古意，禅境，仙气，伴随着若有似无的淡淡的青烟，从文字的炼丹炉中袅袅升起。
一个恍惚，我甚至会想，阿城或许是神仙吧。
文字功底之深，实在人迹罕见。
《孩子王》的故事情节和他的文字一样干净简单，讲了一个关于教育的故事，里面的人物寒碜无聊，教书，干活，看戏，编曲儿，扯淡，生活过得波澜不惊。
小说大部分的故事都围绕一本当时稀有的新华字典展开，先是充当了“我”与伙夫来娣的交易条件，然后又变成了“我”与学生王福的赌注，最后又被当作精神寄托转赠给王福。
《孩子王》中的山村男女，一颦一笑，如此质朴无文，而他们对知识的好奇，开启了”文革”绝境中的一线生机。
这个小说的好处有二。
首先是文字。
《孩子王》在行文上的简洁、老道让人吃惊，两万多字的小中篇，我逐字推敲，竟找不出半句废话。
在干净爽利的短句中，动词的功能被发挥到极致，而繁芜的形容词和成语则几乎是不可见的。
且看开头一段：“一九七六年，我在生产队已经干了七年。
砍坝，烧荒，挖穴，挑苗，锄带，翻地，种谷，喂猪，脱坯，割草，都已会做，只是身体弱，样样不能做到人先。
自己心下却还坦然，觉得毕竟是自食其力。
”短短三句话，七十个字，用了十四个逗号，十三个动词，十个动词短语，无形容词。
这样的干净，犹如没有半点臊子的精肉，让人看着就能眼馋。
可是吃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好的作家就像好的屠夫，能运笔如刀，挑筋断脉，闭着眼睛心无旁骛，几刀下去，肉是肉，皮是皮，骨头是骨头，猪毛是猪毛。
阿城是我见过最好的文字屠夫。
他的老练，明快，以及不可思议的冷静，堪比高素质的职业杀手。
其次是故事。
阿城的文字犹如鸦片，能让你慢慢上瘾。
当你浸淫其中时，你甚至能感觉到作者正坐在你的对面，他像一个师爷一样抽着大烟，同时像个故事大王一样给你讲故事，他的口吻平和从容，余韵十足。
在你入迷的时候，他会用烟斗轻敲你的脑瓜，然后看着你的囧态哈哈大笑。
可是你还会觉得，那烟斗真像禅师的法杖，你木鱼般的脑袋会因此一点即通。
阿城所讲的故事可能并不奇巧，但是他讲故事的方式却是独具魅力的。
他有着广博的见识与超拔的品格以及老成的气质，在起伏不大跌宕有致的故事框架里，阿城尽量在细处着笔，将玄渺的哲学命意和高远的文化沉思寓于平凡人生的揭示与升华，而在故事的叙述中，则以朴素的写实笔法，注之以意、行之以情、凝之以神。
故事以外的魅力超过故事本身，正是大师的特征之一。
《孩子王》的故事并不曲折，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没有悬念。
但阿城自有他的办法，他的小说多取材于他熟悉的知青生活，但又不同于以往的知青小说，他不着意表现人物的不幸遭遇、悲剧命运。
他笔下的知青生活虽然艰苦、物质匮乏，但不乏乐趣、幽默，甚至有些叫人向往：如《孩子王》中作词谱曲臭贫耍嘴等情节，无不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与快乐。
阿城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独立的人格与生命，他们大多外表普通平凡，但内在却超凡脱俗。
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阿城不仅仅寻的是传统文学的根，更是道德之根，品格之根，精神之根。
总之，阿城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他自己就是一个孩子王，老成而低调，机敏而智慧，所有的读者都在一瞬间成了听他讲故事的乖孩子。
遗憾的是，阿城不是个多产的作家。
当初他对外戏称可能会再写五个王者系列的小说，与“三王”小说放一起，整个《王八集》的心愿也没能实现，冯唐分析说这是因为他文笔太老道太内敛的缘故，仿佛奶太稠，挤出来的产量严重受限。
我想，这个见解还是颇有说服力的。
当然，阿城是个太过聪明的人，什么都看得透透的，自然会丧失对很多事物的表达激情，因而不想写，或许这也是封笔的原因之一吧。
管它呢，既然成了神话，何不再传说一把
在至高点停下，至深处消失，也不失为明智之举，至少还能引来无数粉丝的怀念与追踪。
指不定哪天，这个神秘的“孩子王”再现江湖，亮出一身更加出神入化的绝技，还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骚乱呢。
3.阿城，以静静地视角注视着山村，以坦然的心态过着他的知青生活。
知青，被冤枉的一代，对于命运的感叹只能默默地呻吟。
而《孩子王》把知青的呻吟缓缓的呐喊出来。
孩子王是教师的称呼，这让人直接对那个年代老师的概念产生另类的理解。
看完《孩子王》最有感触的不是它的故事情结，也不是其中的乡土气息，而是文中“我”的那种对待生活与人生的淡然态度。
对待教育“我”有“我”的观点，不像王七桶为了生活而变成哑巴，（当然王七桶是位可许的好父亲，无可非议）哪怕因此“我”又回到从前，但又有什么可怕，王福不正是大雾天里白白一圈的太阳，有些迷茫，总归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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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满意，望采纳，谢谢合作
汪曾祺老先生有哪些描写食物的作品
第一次接触汪曾祺先生，是在初中语本上，我还记篇课文是《端午的鸭蛋》个世界上，还有比汪曾祺更懂吃的人吗
无论是春天的萝卜、秋天的糖炒栗子，还是新采的枸杞头、缸腌的臭苋菜；不管是江南的马兰头、朔方的手把肉，还是故乡的野菜、他乡的菜肴，所有的吃食，在他的笔下，都是人间的至味。
确实，老先生对于描写食物已经到达了一种境界。
在散文集《人间至味》中，先生提到了全国各地比较有风味的食物。
汪曾祺 故乡人 , 老师让任意挑一句话 或者 一段 写对他的感受,.!!!!
2个小时才找到三篇 : 我有一束温暖的光
——与林非、肖凤三十年风雨师生情 也许是我将到“天命”之年，忽然发现，自己一生要走的路，要遇的人，好像都是命运中早早地排定。
很多年过去，我蓦然回头，岁月斑驳的脚印上，正有一束温暖的光，无论黑夜还是白昼，无论就近还是走远，一直在我的前方导航照耀着。
人生如歌，但世上有一种歌是埋在心里的，每天都想唱，却不敢开口，就怕唱错了那神圣而温暖的调子。
世上也有一种雨，只要下过，那贫瘠的土地就会发亮，就会发芽开花结果。
夏日北京的一个傍晚，我站在长安街边，等一个人。
浪迹天涯十多年，北京，感觉就是一个藏梦的地方，风里有歌，云中有雨。
我爱的北京，不是繁华与喧嚣，而是隐居在这座城市里的人。
就是喜欢长安街上那种潮热的熟悉味道，还有被自行车包围的铃声。
台基厂大街的入口上，脚下的砖瓦地似乎埋藏着我与生俱来的前世记忆，我痴痴地站着，张望着，盼着那熟悉的身影。
这座梦里千回的京城，因为有我想见的人，从而血脉相依。
一辆出租车果断地停在我面前，下来一位短发的女人。
“肖凤师母
”我奔上前去，与她拥抱。
二十多年，我就是喜欢看见她那短得出奇的头发，还有她浓郁的北京口音，朗朗得如同金属。
她的脸是圆圆的那种，笑溢着母亲般的慈爱。
她应该不年轻了，但动作总是精干麻利。
这次是她怕我找不到那家聚会的餐馆，大老远地亲自搭了车来接我。
“辛苦你了
”上了车，我把手放在她软软厚厚的手掌心里，温热的感觉使我想起了母亲。
说来这世间有一种特殊的缘，不是血缘，却胜似血缘；世间也有一种师生的恩情，未曾入门，却总是心依魂牵。
想到此，心里一沸，往事历历重现。
这位笔名叫作“肖凤”的人，冥冥之中曾经是我少年读书时最重要的启蒙老师。
而我知道肖风老师的时候，还不认识林非先生，更不知道他们竟是一家人。
回到1978年，早春的二月，母亲提着她早年上学的棕榈箱，送我到古长安城墙下西北大学的门口。
那天很冷，但我穿着母亲刚刚织好的毛线裤，外面还罩着灯芯绒的长裤，上身是母亲新缝的法兰绒格子外套。
我暖暖地站着，母亲胖胖的手就放在我的肩头上：“好了，妈的任务完成了，以后的路就自己走吧
”冬日的阳光下，我看着母亲挤进公共汽车的窄门里，在窗里向我挥手。
还要再过几个月，我才16岁，但我已早就不是少年，命运似乎注定了我必须早早地独自前行。
一直都觉得惭愧，我竟然混在了中文系七七级的老大哥老大姐中念书。
也是因为年龄小，古典文学就总不能吸引我。
记得那位讲《诗经》的老师叫大家分析《氓》，看看我直发愁，最后说：“你怎么能理解弃妇的哀怨呢
你就分析《硕鼠》吧
”到了外国文学课，我怎么也想不通“安娜卡列琳娜”为什么要卧轨，还有，那个鲁庄的“包法利夫人”干嘛要痛不欲生。
就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要写毕业论文。
我忽然在书店里发现了两本小书，一本是《萧红传》，一本是《庐隐传》，作者竟是同一个人：“肖凤”。
我与“肖凤”一见钟情，从她的书里，明白了文学原本是与人生的痛苦和不幸相连
萧红，一个不幸的弱女子，却用笔写出了自己的新生命。
庐隐，命运虽然摧残了她的爱情，但是她的文字却将爱情变为了永恒。
因为爱“肖凤”，继而又爱上了现代文学。
“五四”，是中国的启蒙，也是我的启蒙。
1982年春，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论庐隐》获得了文科优秀奖，随后的一篇《论萧红小说的语言艺术风格》刊登在1983年东北辽宁的《社会科学辑刊》上。
《辑刊》的主编来信夸我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解，我告诉他：“是因为有肖凤老师的指引
” 渴望见到肖凤老师是我大学时代最重要的心愿，但那只是一个心愿而已。
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在数年后，我不仅见到她，而且成为她家的常客。
更想不到，后来的她竟成为这世上最惦记我的师母。
这样的奇缘却是因为林非先生，而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了现代文学。
1982年的春天，刚刚毕业的我要求分在一所新建的大学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校长看我不满二十岁，先就警告我：“你的学生有的年龄比你大，你要好好教
”到了夏天，脸色渐渐柔和的校长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校里要送你去大连参加一个全国现代文学的暑期讲习班
”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每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人也特别容易激动，所有的人都好像如梦初醒，突然间张大了眼睛，连路边的树木都努力伸展了叶子。
我感觉自己年轻的心就如那厚软的海绵，随时渴望汲取着雨露阳光。
东去大连的列车上，我把头伸出窗外，风景如梭，变幻得几乎来不及回眸。
人生就是突然，就是惊喜，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大连，将带给我一个崭新的世界。
第一次看见大连，第一次看见大海，第一次看见那么多学界的师友
辽宁师范大学的阶梯教室，上百位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教师人头攒动，兴奋的空气中似乎饱满到几要爆炸。
短短的一个月里，我几乎见到了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顶级的专家学者的强大阵容，唐弢，王瑶，马良春，林非，钱谷融，陆耀东，樊骏，严家炎等等等等，那些宝贵的日子，成为我后来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时隔27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林非先生那天登台的情景。
他比其他学者都高大，语音中有浓郁南方口音，却相当清澈洪亮。
他讲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散文史和他精心研究的现代散文大家。
在他的探索下，散文，这一古老中国最正宗的文体，在“五四“之后所散发的绚烂光芒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收获。
那一刻，我才恍然，小小的散文，承载的却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激流，并推动着人类精神前进的航船。
直到今天，我都坚信中国现代散文的成就远在现代小说之上，即便是在当代，散文的成就也还是无法与“五四”以来的作家比肩。
仲夏夜的大连，我第一次拜访了林非先生，羞怯的我由年长的同窗学超兄陪着，心里充满了喜悦和不安。
温馨的夜色里，林非先生如数家珍地谈起现代的散文大家，从鲁迅到周作人，从胡适到林语堂，从梁实秋到徐志摩。
我的警醒是他的论文总是与作家的身世人格相关。
林先生告诉我：“小说可以虚构，但散文却是赤子，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
”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时任社科院文学所的副所长马良春先生，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一副激动的样子，鼓励我：“你以后的学术生命就献给散文学吧
”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真正进入了散文的世界，同时迷上了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作家。
林先生的知人论文的学术思想，从此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生命。
就在大连的那个夏天，迎着海风，我们到棒槌岛去看望了休养中的丁玲和陈明。
走过了现代风雨沧桑的丁玲，坐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从“文小姐”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再到“武将军”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豁然明白的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朵在时代激流中沉浮的小小浪花。
她的脸上依然是布满了笑容，心里有的依旧是对爱的信任和执着。
握着丁玲的手，感觉就是握着历史的手。
大连过后，我回到了西北大学读现代文学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是鲁迅。
导师张华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57年分到西北大学任教，第一堂课后即被打成右派，之后度过整整二十多年的沉默岁月。
我大学毕业前夕，他重返讲坛，给我们开“鲁迅思想研究”的选修课。
张先生上课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一生中所讲的第二堂课
”我们的眼泪立刻都在眼眶里打转。
课间，张先生对我说：“你只要把鲁迅弄明白了，就能明白中国。
明白了中国，才能研究中国的文学
” 研究生的日子，导师叫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带我们撰写《中国现代杂文》一书。
那时，就常常得到林非先生的许多指导。
有一天，我到北京拜师查资料，在建国门内的社科院大楼里，因为没见到林非老师，马良春副所长就引着我去见了刘再复先生。
两位前辈一路关照，不时耳提面命，让我诚惶诚恐。
《中国现代杂文》一书后来获了图书大奖，林非先生与我的导师也成了终生莫逆的好友。
硕士毕业，我要求去父亲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
此间的欢喜是参与了两部书稿：《中国当代文学》和《神秘黑箱的窥视》。
开心的事还有去西北五省挥鞭讲学。
某日，与一同事讨论现代文学及当代文学的孰优孰劣，他忽然说出他在北京念书的导师就是肖凤，让我的眼睛突地瞪大。
他再说：“肖凤老师的先生就是林非啊
”我完全呆了，他们两位正是我心仪多年的恩师
那一刻，我让自己有了一个奇妙的决定，就是要去北京报考林非先生的博士。
1991年，一个不寻常的年头。
学校里派我赴京参加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的大会。
那时候，“鲁学”是中国真正的“显学”，大有引导时代新思潮之势。
早晨，我们在怀仁堂里谒见党和国家领导人。
下午，在宾馆大厅里争论陈涌与王富仁理论的孰是孰非，即鲁迅的意义究竟在“政治革命”还是在“思想启蒙”。
京都的夜晚，一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年轻学子，竟然横排走在宽阔的大街上，记得队伍中有南京大学的朱寿桐，浙江大学的黄健，吉林大学的靳丛林、张富贵，上海的杨剑龙，武汉大学的龙泉民，山东大学的高旭东等等。
我们不是去散步，而是步行去探望被这次大会排斥在外的汪晖先生。
那时候的汪晖，刚刚出版《反抗绝望》，俨然是学界青年领袖。
他的住处非常狭小，我们好像是坐在床上，说了什么完全不记得，只记得那个夜晚群情激愤，汪晖就一直陪着我们温和地、温暖地笑着。
翌日，在京的好友特约王富仁先生喝酒，我是他西大学妹，得以坐在他手边。
富仁先生当年在西北大学读硕士时我正在读本科，所以常能看见他拿着烟蒂苦苦思索的样子。
他是山东人，满脸憨厚，但能精读俄文原版著作，只要开口讲话，立刻迷倒一片。
可惜我水土不服，不胜酒力，恍恍之间，看见他穿着一件花衬衫，眼睛里闪烁着年轻人的光彩。
喝到最后，富仁先生对我说：“小妹，你若要研究学问，应该到北京来
” 到了1992年的春天，成都召开鲁迅研究会的年会。
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江山如画，满目苍翠。
会长林非老师就站在身边，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对他正式说：“我想考你的博士
”林非老师笑盈盈看着我，好像他早已知道了我的心思：“好啊，欢迎你来北京
最重要是必须把成绩考好
”我真想告诉他：这一天我已等了很久很久。
西望长安，我的家园，你的历史背负太重，你的爬行太慢，我真的想要走了，我也必须走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东去北京的列车上，我的行囊里装满了赴京赶考的书本，但是却再无心打开。
坐在我身旁的丈夫，一面研究着美国大学刚刚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一面对我说：“你想改变生活，我也想改变生活。
可我的目标不是北京，却是美国。
如果我签证成功，希望你跟着我走
”列车徐徐向前，我的心忽然迷茫起来，前方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大考之前，为了坚定信心，我特别跑去拜访汪晖。
还是那间狭小的屋子，还是那样温和的笑容。
九二年成都会之后，我们一群人曾同游九寨沟，黄龙顶上留下了灿烂的合影。
看我心事重重，汪晖拉我去楼下的菜市场买菜，然后回来在更狭小的厨房里做饭。
那日吃的什么也是完全不记得，却记得告别时他哼了一个曲子，一个远行的曲子。
暑热的北京，回到令人窒息的考场。
我深知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报考博士的机会，更让我焦虑的是这也许是林非先生最后一次招考他的关门弟子。
多年的心愿在煎熬着我，但是，也只有我知道，就在同时同刻，我的先生正在美国领事馆的大门前申请签证，窗外乱云翻渡，是吉是凶，我心如麻。
那年的考试，专业课的分数还好。
但最后复试的当天，先生告知我已拿到签证，我顿时完全乱了方寸。
林非老师端坐在面前，和蔼可亲地问我：“你说说散文的创作最难在哪里
写好散文的关键又是什么
”我的状态几乎是神驰八荒，灵魂出窍，简直就是胡乱作答。
直到走出大楼，自己才回过神来，刚才恩师问的题目其实就是想要我回答一个“情”字
羞愧之下，我知道自己的博士之路从此梦断。
许是天命，野性的我终于还是走上了远游的路。
踏出国门前与林非老师告别，他殷殷相告：“你不要忘记写作，将来定在散文上有作为。
”我心里发热，但我的心愿是研究散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去创作散文
林非老师一眼看透我直言：“散文，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如何实践的问题。
” 初到美国的那些日子，心里很苦，身体又累。
远离了学术，远离了文学，暗夜中我常常蹉叹：这样的生活难道就是我想要的吗
就在我痛苦徘徊之际，林非和肖风老师不断写信来关心我，信中最激励我的一句话是：“生活之树常青，只要你写下来就能成为作家
”是呀，痛苦也是生活，体验就是财富
我要写，写下异域的冲击，写出新一代移民的甘苦
直到1998年，我在海外的第一部散文集《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出版了。
这本蓝色封面的小书几乎是与我的孩子一起孕育而成，里面的很多篇章都是在夜里打工回来后完成的。
欣慰的是那些初临新大陆睁眼看世界的故事，不仅发表在美国的华文报刊上，也同时发表在故乡的《西安晚报》上。
感激我可爱的母亲，每每如获至宝地替我从报上剪贴下来再寄给我。
这部简陋的小书是我海外散文创作的初试锋芒，也是我写给母亲的他乡报告。
显然，《走天涯》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远在北京的林非老师毅然为此书执笔写序。
他的呕心沥血的长序，不仅充分地肯定了我在天赋和气质上更善于在情感和形象的天空里飞翔，而且还仔细地分析其中的篇章，并殷殷地期盼：“随着瑞琳在美国的土地上继续深入地观察体验和感悟，相信她一定会告诉自己同胞更多充满人生况味的异国他乡的故事。
” 这篇序言，每每捧读，心热眼热。
我明白，他在期望我向着更高的目标和境界冲刺。
写作，更带给我人生的神奇。
因为《走天涯》中所写的休斯敦华人故事，休斯敦市长特别颁发我“荣誉市民”和“文化亲善大使”证书。
也是在1998年，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开始关注海外华文作家，领馆推荐我前往福建泉州参加首届海外作家笔会，可惜因为小儿不满两岁，未能成行。
但他们后来出版的《美国华文作家作品百人集》一书，选入了我的《休斯敦的中国女人》。
2000年，我首次参加海外最大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暨洛杉矶作协联合举办的全球征文大赛，初赛决赛均一路领先，最后获得第二名。
因为第一名从缺，所以各界的文友们都恭喜我夺得了头奖。
我把这篇获奖作品《他乡望月》寄给了林非老师，他为我写了一句话：“这篇文字，是你八年海外生活的思考结晶。
” 最难忘2003年，林非老师以恢弘之气主编《二十世纪名家经典海外游记》。
书中首选的第一位是康有为，“五四”时期的作家还有梁启超，林语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冰心，梁实秋等，当代的作家有季羡林，陈荒煤，杨朔，秦牧，汪曾祺，宗璞，王蒙，邓友梅，余光中，董桥，另外还有冯骥才，陈忠实，余秋雨，张抗抗，赵丽宏，舒婷，铁凝，韩小惠等。
我想他是为了鼓励我，在书的尾篇收入了我的《雪鸟飞翔的地方》。
后来我们见面，他送给我样书，打趣说：“这本书可是从康有为到陈瑞琳啊
” 2003年，也是我散文创作的又一个丰收年。
自《走天涯》出版后，我希望自己走出北美山川的近距离地描述，而能够在更广阔的地理背景下探索中西文化的深层感受。
于是，我的足迹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从西欧到北欧，精神的开阔带来了文字的改变。
记得那篇《英伦秋行》还是手写的，首发在中国文联白舒荣老师当时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上，并由此正式进入了海外华文学的研究视野。
油墨纸香的《“蜜月”巴黎——走在地球经纬线上》刚刚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就急不可待地呈送给林非老师。
每次回北京，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驱车到静淑苑，快速登上五楼敲门，然后是笑语声声。
肖凤老师曾给我做她最拿手的红烧肉，满满的一盘，烧得油亮，真是好吃极了。
他们说唯一的宝贝儿子之所以长得那么高，就是来自这两个法宝，一是红烧肉，二是睡足觉。
饭桌上，林非老师还送给我他的新作，一部《读书心态录》理性深邃，一部《火似的激情》驰骋飞扬。
看着他满头岁月的华发，研究和创作的热情依如年轻人的奔放，一束温暖的光照进我心里，感觉血液里融进了一股永不衰竭的力量。
回到美国，我收到了林非老师创作的一篇亲情美文《离别》，是送他们的儿子去美国读书。
文章的最后一段写肖凤回家，摸着儿子睡过的空床，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下来。
后来看到好多评论，比较《送别》与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两种背影，两个时代，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久，他们夫妇就携手来美国看儿子，顺途也来看我。
我怎么也没想到，肖凤老师进门，立刻拿出一样东西，是她自带的围裙，说要给我烧饭，简直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
她烹调的一道绝活是煮排骨汤，其奥妙是多放料酒，汤和肉都香极了。
就在那年春节，我给林非老师写信：“在海外，从事华文文学评论的人少而又少，我应该担当起这个使命。
”林非老师回我：“天降大任，你的心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学术，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吧
”那些日子，我竟如孤雁，有些含辛茹苦，在北美，也很少有人像我这样，不为职称，毫无报酬，破天荒地发掘和评论着一个个默默写作的人，为我的同代作家写碑立传。
2005年的9月，由我和西雅图作家融融共同主编的《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与点评》一书在美国轻舟出版社隆重出版。
这一年的10月，纽约的天空到处飘洒着驾风而舞的缤纷彩叶，来自加拿大，美国及中国的各路作家和学者纷纷飞向纽约，共同庆祝第一本北美新移民作家的作品文集《一代飞鸿》的问世。
让我尤其动容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代文学前辈如王鼎钧，董鼎山，郑愁予，赵淑侠，赵淑敏，张凤，丛苏等都慨然前来，与我们共襄盛举。
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马克任先生特别在发言中指出北美华文创作的五个重要年代，第五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一代飞鸿》为标志的大陆新移民作家的崛起和成熟。
我的更深感动是老先生并指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北美华文学的希望和未来。
” 就在同一年，我应邀去哈佛大学参加两岸作家的对谈。
到了年底，国内的《文艺报》评选我“理论创新奖”，颁奖就在12月的人民大会堂。
2006年，成都时代出版社隆重推出“北美经典五重奏”，我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列在其中。
春种秋收，生命的耕耘有了金色的景象。
我把这一切告诉林非先生，他是那样的喜悦和安慰
归去来兮，每年的回国成了我生命的一种必须的方式。
而每次回到北京，叩见林非老师，也成为我归途的一个重要典礼。
虽然我最终未能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但在他心里，我好像早就是他的学生，他为我付出的心血和期望甚至比别人更多。
最难忘的一天，是林非先生在京的弟子为他庆生，大家邀我同乐，看大家捧上一大盆美得让人心颤的兰花献给林非老师，我亦温暖到幸福。
2009年，新书《家住墨西哥湾》刚刚出版，就荣获了全球“中山杯”华侨文学奖的散文类优秀奖。
走下颁奖台，我就一路飞奔到邮局，将新书寄往北京。
因为我可以想象，林非先生肯定会把这部《家住墨西哥湾》摆放在他的案头，然后微笑着说：“瑞琳的散文真是越写越好了
” 近三十年过去，我没有为林非老师写过一篇文章。
身为晚辈，评论恩师的作品，我一直没有这个勇气。
我只是把深深的感激埋在心里，化作动力，一路奋力前行。
我期望着将来有一天，真的无愧恩师，然后对自己说：“我努力过了
” 生命如画，但需要一束光照耀。
那光是明亮的，也是温暖的，不仅穿透了一幅 油彩的风景，而且穿透了历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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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的就是总——分吧
1.早晨雾气弥漫，但在这白茫茫的雾中，许多的生机已经开始迸发向上了。
你瞧，一簇簇的花儿在互相争宠，黄的迎春花，白的梨花，粉红的桃花都开始炫耀自己的美丽。
伴着泥土的清香，小草开始发芽，柳树开始生长，一只只鸟儿在枝头唱歌，青蛙也在跳踢踏舞，活泼的松鼠跳上枝头，开始寻找早餐了。
2.同学们的课间活动真是丰富多彩。
有的同学在踢毽子,上下翻飞的毽子好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她灵活的小脚间穿梭,好看极了。
有的同学在跳绳，绳子甩得“啪啪”直响，却可以让每个同学都轻巧地跳了过去。
最的要属了。
同学们自发组成两组进行比赛。
只见，裁判员一声令下，同学们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奋力把绳子往自己这边拉。
旁边还有拉拉队在为他们呐喊助威。
3.大自然的景色不胜美丽。
春天，万物复苏，迎春花向我们吹响春天的号角，带给我们希望；夏天，百花齐放，垂柳向我们展示的柔情，带给我们心醉；秋天，，大雁向我们传递无言的信念，带给我们力量；冬天，银装素裹，松柏向我们宣告百折不挠的精神，带给我们坚强。
4.放学的时候，学校外面热闹非凡。
离校门不远处，早已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家长。
来接孩子的家长真多，有和蔼可亲的老人，有年轻的爸爸妈妈。
他们神色不一，有的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左顾右盼，好像在寻找自己的孩子；有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嘴里叨念着：“唉，怎么还不出来
”有的坐在电瓶车上，耐心地等待着；有的等不及了，正和门口的保安叔叔商量着能不能进去看一看；还有的三五成群，正在谈笑风生呢。
在书的海洋里穿行,初中600字作文写得很好
作一手妙文，写一笔好字，是我平生一大心愿。
但文章到底怎么才叫妙，却仿佛可以意会又说不出来。
必要说时，那就是，这文章让我看了，不由得赞叹一句：狗日的，怎写得这么好
或羡慕：挨球的，这脑瓜子倒是怎长得
这样的人物，就是我心中的作坛圣手，文曲星下凡。
我没有理由不向往，没有道理不嫉妒。
你说说，人都长个脑袋，四肢发达，七窍洞开，然而，差别怎会这么大乜
可有什么办法呢
咱不是天才啊，又不会魔术，没法把别人的脑袋长到自己身上。
只好也只能看人家的了。
就像做不了烹饪大师，但并不妨碍吃饭一样。
不听得人说：做饭无罪，吃饭有理吗
于是，当观众，当消费者，当食客。
早先时候，我曾说过：读老头书的话。
意思是，老头们——跟黄永玉先生学的，他们经历丰富，见多识广，吃的盐比我饭多，过的桥比我路多。
更有些人，其经历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这种传奇性，只可有一，不可有二。
因为，这是时代给予的，时过境迁，没法复制。
比如张大千，当过师爷，当过和尚，留过洋，飘过海，深入过沙漠腹地，临摹过敦煌壁画，旅印度，居巴西，住美国，回台湾。
这种经历，举世无双，看他的传记和文字，就相当于乘坐他的个人专机，在文字的云端瀚海里，作一回江山卧游。
又比如南怀瑾，学问大得惊人，上山修过炼，闭过关，习过武，教过书。
其文字——当然是述而不作，平易近人，娓娓道来，如拉家常，围炉夜话。
他不作考据式的科学研究，但处处透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启人灵智，开人眼界。
还有黄永玉， 那种自由散漫，天马行空。
但在艺术上，老头却绝对地异常勤奋。
他的文字，几乎没有什么套路和章法，完全是一种开放式的信马由缰，见花看花，见水说水。
想写诗，老婆啊不要哭；想杂文，吴世芒论坛；想散文，太阳下的风景；要演讲，给艺术两个小时；要回忆，比我老的老头；要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
没有一个不精彩逗人。
而这些全都是他在木刻绘画之外的副产品，真让那些以作家自诩的人眼花。
吕思勉、钱穆，都是历史学家，这个自不用说，《中国通史》、《国史大纲》便是史学界的高楼大厦。
但历史学家们是如何看待文学的
比如吕思勉的阴性说，钱穆的雅言说，这都是文学家们不曾道或不能道的。
而美学家们又如何看文学
朱光潜的一本《诗论》和《谈文学》，真不知高出作家们几千里许。
还有没有高人
我从一篇短文中发现了周汝昌。
周汝昌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是红学家，《红楼梦新证》，乃杠鼎之作也。
但周先生对我的意义，并不在红学，而在于书法，尤其是对于《兰亭序》的研究，还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深认知与竭力推广，这个，并世无几。
然先生之学问，源头何在
乃顾随先生之教诲也。
顾随，没有显赫的名头，因为，他只教书，但能教出一铲子名家，也是世所罕见。
看了顾随，才知道，啥叫高明，啥叫卓识，啥叫读书和读书人。
回头再看自己，不过就是个买书的和翻书的。
与读书学问，边也不沾。
然顾随之外无人乎
有，金圣叹便是，只是我不曾看过而已。
如是一波连一波，海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由人生学问读书，至于常常梦想，这人，来到世界上，到底是为了啥
为啥有人觉得这日子美的太太，幸福无比，可有人又觉得，人活一世，也没甚球意思
浪漫的现实的，悲观的达观的，他们的天空上，飘的到底是神马样的云
这个，只有哲学了。
冯友兰说：哲学是无用乃大用。
他的哲学简史，贞元六书，便是有感而发之作，非为职称之学术成果，再看梁漱溟的倔强与执着，胡适的哲学大纲，捎带着瞟一眼西方的哲人，又觉得，这人生，原是复杂多样的，怎样活
似乎全在于个人的觉解。
然而，当今的哲学家，何其少
——别以为教授就是家。
在少之又少的哲学家中，我偏爱庞朴，他才是领异标新的二月花。
但似乎，长辈们，除冯友兰、梁漱溟数人而外，成就大者，又多在我国台湾。
比如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
如今还有个傅佩荣，那是于丹们，望尘也莫及的。
当然，我不会忘了书画。
说书画，离不了古人。
古人已逝，后人随便怎么折腾，他们也是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但要看今人的，少不了启功。
看启功的，未必就一定能书法，但至少，能晓得许多书法常识。
而常识，往往有时又不在书法书中，先生正是一本百科全书。
还有欧阳中石先生，有空，我再细说。
还有章祖安先生。
有好事者，在网上，常拿二人作比较，某高某低。
我看过，只是皮毛孔见，不足道也。
欧阳先生以京剧入书，祖安先生以武术入书，各擅其长，损二人者，皆属糙汉，鄙人白眼不屑。
另一位，姜清澄，亦老头也。
我与先生无缘见面，然有书札往还。
也是高人，众里寻她千百度，花溪桥畔一钓叟——清瘦之教授也。
另如李可染之功力说，黄宾虹之笔墨论，皆传道解惑，功莫大也。
至于中青年一辈，亦有可观之处，人多不计。
若再往旁边蹬蹬腿，伸伸手，则戏剧建筑音乐舞蹈，没有不高出书法从众者，比如盖叫天，比如邓肯等等等。
老先生们，自有学问道德与人生阅历，故而，于他们，已无哗众取宠之心，作文说话，只如老僧家常。
这个，不是装得。
比如金克木、张中行。
但对我，尚没有进入宠辱不惊的阶段，还想着自己或许有三十岁的心脏，不免就想弄点有节奏的拍拍。
于是，就想着，怎样把文章弄的活蹦乱跳一些。
从哪里开始
这就是寻摸榜样。
起先，我很热爱贾平凹，尤其是他早期的《爱的踪迹》、《平凹文论》，迷得我不轻，由平凹，转而莫言，尤其是莫言得了奖，又集中弄了一部分有关莫言的书，莫言评传、碎语文学，都可作为教科书。
而汪曾祺，一直是我喜欢的，小说散文，没人比他清淡优雅、韵味悠长。
我想了很长时间，别人说创作样板戏，耽搁了老头的小说，但我又觉得，没有样板戏的磨练，能否有复出后的高度
难说。
而书画水墨，对汪曾祺，则绝对不可以小忽。
中国文人，少了这套把戏不成。
汪师承于乃师沈从文，以故，忘记师傅，就意味着背叛。
沈从文最好的作品是什么
语文老师肯定说：《边城》。
但要我说，必定是《从文自传》和《废邮存底》。
还有马原，我绝不会疏漏，即使他现在不写，但写西藏，没有马原，绝对是喜马拉雅的遗憾。
还有那个阿城，就那几篇小说，薄薄两本随笔，信手拈来，没人望其项背，这个人，是人精，没办法。
忽然又想起了王朔，又翻他的随笔，但没有刚看时的感觉，也幽默，但也油条，十分同意何立伟之说：语言好而非文字好。
谁的文字好
何立伟说，有个年轻人冯唐，你看看。
我看了，喔，好。
我原来以为冯唐姓冯，当是自家兄弟，后来一看，人家压根儿不姓冯，乃姓张，就像我叫阿海，但并不姓阿一样。
他的好，其实就是年轻人的好，活力，俏皮，不蹈规矩；还有学历，医学博士。
他们赶上了好时候，没有耽搁上学，此后，留学，眼界开阔，又入伙大公司，优越，这种感觉，咱这辈子当是没有指望了。
所以，文字到了他们手下，不过是三下五除二的事。
忽一日，又听得单位同事问：新疆有个女娃李娟，写阿勒泰的，好得很，你看过么
我说没有。
我这几年，向心书法，游离文学，实际上，对于文坛信息，闭目塞听，根本不知道，江山代有才人出。
所以，既未看之，又听好之，买来再说。
既然到了新疆，权且再作停留。
我还记得一个人，刘亮程。
他的散文，原来看过一篇，印象不深，但那一日，忽然看见，他写驴的一篇，让我大为震惊。
他说：“有一次我小解，看见驴正用一只眼瞅我裆里的东西，眼神中带着明显的藐视和嘲笑。
”嘿，这小子
驴这种动物，我小时放过而且骑过，但从没有和它对过眼。
家乡里有多少东西，都被我匆匆地忽略过去，真是罪过啊
还有那个周涛，五大三粗的彪形大汉，作为军人，却不扛枪不打仗，居然写文章，匪夷所思，而且，还能写很童话的虫子蚂蚁。
不管是为了儿子还是为了我，再买一本看吧。
啊啊，这世上，能写得人实在太多太多了，无论从哪方面，常令我目不暇接。
周易卦序：乾坤屯蒙需讼师……小过既济兼未济。
文字肇始，源于天地，后世作之，牛毛难比。
然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翻云覆雨，何曾有尽
俯视大海，波涛汹涌，淘宝拾贝，端赖慧心。
歌曰： 文字世界，天高海阔，灵蛇化龙，逐浪棹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