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美术革新思潮是什么
书斋，顾名思是读书的，同时也是藏书方，还是书写的地方。
书画同源，中国古代书画全用毛笔，写出来、画出来即是书法和绘画艺术。
读书、藏书、书画是书斋的基本功能。
后来，文物古玩的收藏和鉴赏常常在这里进行，诗词歌赋和书法绘画乃至篆刻的切磋和研讨也常常在这里进行。
所以，书斋是以个人名义所建立，以主人和密友为主体，进行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
书斋姓“文”，所以别名称作“文房”。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斋和西方的书房除了布置和装饰上的地域和民族风格不同以外，在本质和功能上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传统的书斋是功能多样的文化综合体，而西方的书房则只相当于小小的私人图书馆，具有藏书和读书的功能。
书斋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重文、重史的传统。
历朝历代非常重视文化的传承，这表现在朝廷不仅重视编史修志，而且重视以才取士，其中的“才”主要是指诗书的文才，留下了“文章千古事”、“惟有读书高”、“腹有诗书气自豪”格言警句。
还有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读书成为贤达，进入品级，或科举及第，从而进入国家的行政机关，进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和理想。
所以，中华大地读书的风气绵绵不绝，这是书斋产生的深厚基础。
读书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需要配备相关的文化和生活用品，久而久之，书斋便逐步从居室之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功能和格局。
早在春秋时期，与朝廷兴建的学校——“官学”不同，诸子百家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诸子家中的讲学之处往往白天是课堂，晚上就成了读书的地方。
这应该就是书斋的雏形。
汉代司马迁身受宫刑的奇耻大辱，满怀孤愤，足不出户，在家中读书、整理资料，“究天人之变”，终于写出了鸿篇巨制的《史记》。
实际上，司马迁的“工作室”，就是一个独特的、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书斋”，这可以说是中国书斋正式形成的标志，只不过当时尚无“书斋”的称谓而已。
至此，儒家的学者和诗赋的作家们，均有自己的书斋而从事文化艺术活动。
因此，可以说汉代是书斋兴起的时期。
三国战乱频仍，两晋崇尚空谈，学问和艺术之风稍逊，可谓书斋的低潮期。
唐代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多元化的时期。
这一时期，尤其是盛唐，文化艺术繁荣而发达，学术氛围也比较宽松。
可以说盛唐是书斋成熟的时期，如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斋。
在这一时期，书斋的标志——书斋印也应运而生了。
书斋印起源于从作为信证的官印和私印之中分离出来的专门的藏书印，相传是唐太宗李世民自己写的“贞观”二字的连珠印，此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字连珠印（以上两方是年号印代藏书印）、唐代李泌“端居室”印，南唐后主李煜“建业文房”印、宋太祖赵匡胤“秘阁图书”等印，均颇有名，而其中李泌的“端居室”印、南唐李煜的“建业文房”印，已经从单纯的藏书印发展为书斋印了。
宋朝虽然在辽、西夏以及金的夹击下，在民族关系和军事防御上呈现屈辱和败退的状况，但经济持续发展，使宋朝有可能用大量物质产品向辽和西夏进贡。
南宋偏安，但江南依旧富庶，继续靠进贡获取和平。
这一时期，使得酷爱艺术的皇帝尤其是宋徽宗，能够大兴文化事业。
两宋在书法、绘画、诗词方面成就繁盛，文人墨客在相对长久的平稳阶段能够读书做学问，把玩艺术，程朱理学也在这一时期创立并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而这一时期是书斋获得同步平稳发展的时期。
元代王冕首先使用“花乳石”篆刻的“文人印”，使现代意义的篆刻艺术在原始秦汉玺印的基础上脱胎而生了。
文人自己刻制的书斋印和书斋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书斋必不可少的标志。
书斋发展到明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强盛发达的时期，文化艺术，特别是市民文化较为发达，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诞生并迅速取得重大成就，同时话本、拟话本兴盛，书法、绘画进一步发展，与之相伴的书斋也大为发展，其地位和格局最终定型。
这一时期文人书斋印更加盛行。
清代由于“文字狱”血雨腥风的恐怖，文人学士转向研究考据之学，同时书画艺术继续发展并发达，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白话小说达到顶峰，文人和艺术家的书斋继续繁荣，并完成从书房到文房的进化，使书斋的格局最终定型。
与此同时，书斋印在清代继续盛行，并一直延续到现代。
书斋和书斋印 书斋印：为书房或文房专门命名并制作的印章，多用斋、堂、馆、轩、楼、阁、屋、室、庐、庵等放在后面作为分类通用名称，而在其前面就是书斋主人表达自己意愿的个性化名称，一般是主人自己起的，也有师长或好友给起的。
但甭管是谁起的，书斋的名字一定是体现主人的理想和愿望。
由书斋的功能所决定，书斋印逐步衍生出一些与之相关的印章，如别号印、收藏印、鉴赏印、校定印等。
别号印：是书斋主人姓名外的别名所使用的印章，如某某居士、某某山人、某某主人等，是主人性情和追求的体现。
收藏印：是姓名或斋馆下面加收藏、考藏、珍藏、鉴藏、藏书、藏画、珍玩、秘籍、秘玩、珍秘、图书等所使用的印章，其中藏书印应用最为广泛，是主人文化艺术活动的真实记录。
鉴赏印：是姓名或斋馆下面加鉴赏、清赏、珍赏、心赏、曾阅、过目、过眼、经眼、眼福等所使用的印章。
校定印：是姓名或斋馆下面加校订、考订、审定、鉴定等所使用的印章。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世事沉浮，物是人非。
历史上那些才华盖世、一代风流的才子们，他们的名字流传下来，但他们的书斋大多荡然无存，而斋馆印章却往往因其质地的坚硬、艺术的造型以及小巧的型体被人们钟爱而保留下来，并世代相传。
即使有的印章本身已不存在了，但印章的印文（或称印稿、印蜕）因钤盖在书籍、书画上而流传下来，使后人能够得知并联想到当年书斋的环境和主人在书斋中清雅的活动，也使书斋能够在文化史上不断有佳话传说。
现在已知中国最早的书斋印是唐代宰相李泌的“端居室”印，其次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建业文房”印。
书斋的特点 在中国传统宅院中，除祖堂外，另一个重要的精神场所便是书斋，但祖堂大多和中堂合一，所以，大体上书斋是民居之中惟有的精神场所。
书斋一般位于宅院的僻静之处，如有后花园，必与之相邻，形成营造书斋高雅恬淡的良好环境的重要因素。
书斋一般是有文化的家庭主人使用，如有儿子科举，就会另设一个稍小的书斋，供寒窗苦读之用。
书斋有三大特点： 一是文化传承的汇集点。
书籍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书籍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
书斋的主体——读书人或学问人，在这里藏书，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思索，也是文化在这里汇集，更是文化在这里传承。
之所以有“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之说，就是因为以往优秀的文化，在这里以研读、考证、校注、阐发的方式得以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在这里化整为零，熊熊燃烧，然后又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程，使文化得到最好的传承和发展。
可以这样比喻：因为当时国家没有社会科学院，而许多个体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书斋联合起来，实际上就起到了社科院的作用，而且国家不用投资。
诸葛亮的“茅庐”，造就了蜀国鞠躬尽瘁的宰相。
刘备“三顾茅庐”，获得了人才和天下大计，才丰富了经天纬地、威武雄壮、扣人心弦、传播不息的“三国演义”。
同时，许多民族的文化经典在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弘扬。
二是个性创造的发酵池。
书斋是个人的领地，在封建社会，无论是官场还是社会，乃至家庭，一定要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约束。
当一个知识分子回到书房，虽然仍有强大的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融合在书籍的字里行间，但躯体和大脑毕竟属于自己，书斋的主人得到了个性施展的空间，于是，他们的创造力得以迸发，从而产生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艺术。
可以说，知识分子在继承前人精华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现实经历，加上自己的文学艺术创造，在书斋里融合、发酵，最后，酝酿出崭新的、清醇的、甘洌的美酒。
这些美酒不断地融进整体的民族文化，使得文化发展的链条上，不断有闪动的灵光。
如王维在“辋川山庄”写就的如画诗歌、黄公望开山水画之宗的《江山万里图》、曹雪芹的堪称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严复启迪国人的《天演论》、鲁迅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徐悲鸿歌颂民族精神的《愚公移山》，真是不胜枚举。
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
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是“天人合一”，这个“天”可理解为“自然”。
这就和20世纪初人类总结工业化进程破坏生态环境而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大认识相一致。
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具有的远见卓识，也说明东方文化越来越显示其超前的科学性。
而在书斋的建造、布置和装饰上，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明代学者高廉所写的《高子书斋说》，不仅详细介绍了书斋的格局，而且浸透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因素。
书斋的格局和布置 高子说：书斋宜明朗，清净，不可太宽敞。
明净则可以使心舒畅，神气清爽，太宽敞便会损伤目力。
窗外四壁，藤萝满墙，中间摆上松柏盆景，或剑兰一二盆。
石阶周围到处种上青翠的芸香草，旺盛之后自然青葱郁然。
旁边放洗砚池一个，更应设一盆池。
靠近窗子的地方，养锦鲤五七条，以观其自然的生机与活泼。
书斋中设长桌一张，古砚一方，旧铜水注一只，旧窑笔格一架，斑竹笔筒一个，旧窑笔洗一个，糊斗一个，水中丞一个，铜（或石）镇纸一条。
左边放小木床一张，床下放脚凳一条，床头边放小几一张，上放古铜花尊或者哥窑定瓶一只，有花的时候将瓶里插满鲜花以收集香气，平时则将蒲石放在上面以收集清晨的露水，使眼目清爽。
或者放鼎炉一个，用来焚烧印篆或燃香，冬天放暖砚炉一个。
墙壁上挂古琴一把，中间方长条木几一张（木几以江浙云林的木几最好）。
墙上挂画一幅。
书室中只有两类画可以挂：山水为上，花木次之。
或者挂用来供奉的名画、云霞之中的山水、神像、佛像也可以。
木几旁放炉一，花瓶一，匙箸瓶（即筷筒）一，香盒一，这四样东西的种类、档次有着很大的差别，仅凭博学高雅的人自己选择。
但四者之中的炉具，则只有汝炉、鼎炉、戟耳彝炉等三种最好，炉的大小一般要求炉腹的直径不超过三寸。
花瓶应用胆瓶，花觚是胆瓶中最好的，其次是宋瓷鹅颈瓶，其余的不可以用。
墙壁上合适的地方，可挂一壁瓶，四季插花用。
座椅则可摆六张吴兴笋凳，一把禅椅，旁边摆一拂尘、一搔背（搔痒用）、一棕帚、一竹铁如意。
书斋右边设一书架，书架上陈列《周易古占》、《诗经旁注》、《离骚》、《左传》、《百家唐诗》、《三才广记》等书。
书法字帖方面，楷书则排列《钟繇荐季直表》、《黄庭经》；隶书则排列《夏丞碑》、《石本隶韵》；行书则排列《李北海阴符经》、《云麾将军碑》；草书则排列《十七帖》、《草书要领》、《怀素绢书千文》、《孙过庭书谱》等。
其他闲散方面则可排列《草堂诗余》、《正续花间集》、《历代词府》、《中兴诗选》等。
以上这些书籍都是山居隐士长期需要阅读的，所以也是书斋中的必备之书。
画卷方面，则可收集旧时作者的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或者名人贤士的墨迹各若干幅，用来充实书架。
如果没有什么事扰乱心神，人应该经常独坐于书斋之中，或对日吟诵，或秉烛夜读，于书斋里享受一份清福，从学问中得到一份快乐。
高廉的“书斋说”，是中国古代书斋定型的典范，对现代的书斋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不能单纯地复制和模仿。
实际上，高子的书斋是中等的普通格局，如果更加富有一些，应当没有床，而摆放巨大的书柜和博古架，室内的陈设将更加豪华。
现代的书斋大都在楼房之中，成为空中的书斋，没有了庭院相依，离卧室很近，也不会有床，书架上的书籍也会有很大变化。
书斋的陈设布置应根据个人的条件，但不论如何，书斋永远和文化人紧紧相随。
名人和书斋 我国历代文人雅士都很讲究书斋的命名，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或以明愿。
唐代大书法家怀素，屋外园中遍植芭蕉，以芭蕉叶子代纸练习书法，其书斋命名为“绿天庵”。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晚年取“师旷老而学犹秉烛夜行”，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学老斋”，寓意为要活到老，学到老。
明代毛晋藏书之丰举世闻名，其书斋名为“汲古阁”，并刻有巨型藏书印一方。
其印文为：“赵文敏书卷未方，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
后人不卖，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
若归他屋，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他希望子孙读其藏书，如把书卖掉，将败家声，则禽兽不如。
明代文学家张溥，天生愚钝，为加强记忆，每读文章，就工整地抄录一遍，边抄边诵边记，然后投入炉火之中，反复六七次，终于背诵如流。
故其书斋取名为“七焚庵”。
清代史学家黄宗羲一生博览群书，通晓天文、地理、律历、数学等，作文惜字如金，力求简洁，故书斋取名为“惜字斋”。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的书斋印章寓人品于字里行间，颇具韵味。
如别号印为“七品官耳”，细看平淡，细究方觉可贵。
蒲松龄应试落第后，喜欢请人到书斋闲谈，然后根据闲谈讲的故事加工整理写成小说。
书斋即是“聊斋”。
闻一多青年时求学于外，暑假两月返回故里，依然苦读不辍，自称书房为“二月庐”。
成为教授后，在研究学问时，常常通宵达旦，很少下楼，书斋名为“何妨一下楼”。
语言学家王力著作等身，有浩瀚的专著，有精美的小品，自云：“古人有所谓雕龙、雕虫的说法，在这里，雕龙指专门所著，雕虫指一般的小文章、小意思。
”故将书斋取名“龙虫并雕斋”。
虽为领袖，但他酷爱读书，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个人藏书已达数万册。
他常用的一方藏书印为“毛氏藏书”，为上海篆刻家吴朴堂所刻，十分珍爱，后来他所有的藏书上均钤着这枚藏书印章。
此外，古来一些名人的书斋记录如下： 汉代文学家杨雄的“玄亭”，唐代刘禹锡的“陋室”，明代文征明的“玉磬山房”、徐文长的“湘管斋”、唐伯虎的“六如居士（别号印）”、汤显祖的“清远道人（别号印）”；清代翁方纲的“复初斋”、王懿荣的“天绘阁”、何绍基的“不洗砚斋”、龚自珍的“定庵”、刘鹗的“抱残守缺斋”；近代梁启超的“饮冰室”、吴昌硕的“缶庐”和“石人才室”；现代朱自清的“犹贤博弈斋”、柳亚子的“羿楼”、梁实秋的“雅斋”、冯友兰的“三松堂”、陈恒的“励耕堂”、丰子恺的“缘缘堂”、梅兰芳的“梅花诗屋”、叶圣陶的“未厌居”、齐白石的“寄萍堂”、张善孖的“大风堂”、孙梨的“耕堂”、杨树达的“积微居”、阮章竞的“苦噪楼”、姚雪垠的“无止境斋”等，都是中国书斋文化的醒目而珍贵的标志。
现代书斋方兴未艾 进入了21世纪，有人认为：未来科技将高速发展，新的东西层出不穷，人们对传统的兴趣在逐步衰减。
现代生活使传统在人们的心灵中的印迹越来越淡，对新事物热情的另一面则是对历史传统的冷漠，因此，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的书斋将被“读图时代”的电脑和网络所替代。
笔者从文化发展的宏观趋势上看，观点却恰恰相反：在新的世纪，书斋仍将成为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文化现象。
第一，现代书斋继承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延续的力量十分强大，时尚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尊崇，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追求，使人们更加重视传统文化，审美情趣返璞归真，书籍永远不会被废弃。
同时，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和造就了更多的新生的书斋主体——读书人，读书人不会消失，只要有读书人，就会有书斋。
第二，现代书斋基础雄厚。
改革开放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必然促进精神文化生活品位的提高，这为书斋的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
人们有了多余的空间来营造书斋，人们有了多余的钱买书、买艺术品来装饰书斋。
第三，现代书斋与时俱进。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人们的交流更加方便和广泛，不同文化之间的吸引更加强烈，对历史的审视就更加冷静和合理，书斋的文化功能会愈加发达。
网络的惊人发展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读到万卷书籍。
同时科技的力量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空前集中地展示在世界面前，使现代的书斋增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宠儿——电脑。
总之，历史传统和科技时尚在现代书斋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在新的时代，书斋依然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个性创造的发酵池、人与自然和谐的天地。
同时，书斋也日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
书斋永远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论宋元山水画 怎么写
一、复古开新：冲破四王藩篱 20世纪山水画的帷幕，是在延续晚清绘画传统的平静氛围中徐徐拉开的。
四王的流风余韵，作为绵延数百年的主导风格，不仅左右了绝大多数成名山水画家，同时也吸引着大批山水画的后起之秀。
当然，所谓四王风规，应该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具体到不同时空的画家身上，除了娄东、虞山之类的不同落实点之外，还蕴含着因漫长的演衍过程而不断变异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旁涉兼容其他画理画风的多样性选择。
与此同时，沾溉于四僧野逸派或者京江派、松壶派和文沈吴门风格的山水画家亦不乏其人。
但毋庸置疑的是，由董其昌等晚明山水画家鼓荡起来的尊崇南宗的文人画思潮，经过四王派系的演绎，则以其无可动摇的正统性地位，统领着20世纪初的山水画坛。
这与当时花鸟画界依托海上画派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变革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山水画坛的平静，首先是由伴随辛亥革命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打破的。
康有为、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等文化维新人士，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的目光对准了中国传统绘画，并且在否定文人画而提倡院体画，乃至用西方写实精神改造中国画的主张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
”(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
”(陈独秀《美术革命——答吕徴》)这些振聋发聩的呼喊，尽管出自于社会革命家之口，由于专业眼光的缺乏，立足点也多数不在艺术发展，故不无偏颇过激之弊，但对于当时的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来说，仍然无异于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池塘而泛起阵阵涟漪。
如果说，山水画自其诞生之初，就已通过“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手段，成为文士阶层的“卧游”、“畅神”之具，进入成熟期，又经由“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和“图真”、“适意”、“自娱”、“寄乐”等方式，寄托着文人士夫们的“林泉之心”，那么，凝聚了高度自觉的“笔墨”观念而意境创造则相对稳定和停滞的明清山水画，则体现了更加浓重的消极避世色彩。
四王画派入缵大统所引带的陈陈相因与摹古之风，之所以成为社会革命者首选的批判对象，并非出于偶然。
实际上，早在19世纪前中期的戴熙、张崟、钱杜、蔡嘉等人，就对四王偏弊进行了抨击，并且酝酿起一股由吴门画派甚至北宗追踪宋元人的画学潜流。
这种从山水画内部发生的回归工夫、功力或者说是造型、写实的要求，比起康、陈从绘画外部强加的写实入世精神来，虽然更富于实际操作上的优势，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才有可能汇为影响整个山水画界的巨大力量。
伴随着维新改良、民主革命、留学之风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各种新思潮、新艺术应运而生，笼罩画坛三百年的南北宗论及其崇南贬北观念渐渐瓦解，许多山水画家尤其是年轻的画家，因此获得了涉猎传统资源更为开阔的眼界和更趋自由的选择意识。
而故宫博物院的开放，现代印刷业的普及，以及现代传媒、现代教育、现代艺术社团的兴盛，又从诸多层面上支持和丰富了人们的选择。
于是，从20年代开始，冲破四王藩篱乃至明清规格而上溯宋元传统的多样化山水画追求渐成气候。
曾主持筹建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内务部古物陈列所的金城，率先提出了弘扬唐宋风格，力矫明清文人画流弊的所谓视“工笔”为正宗的画学主张。
一时间，以京津为中心的北方山水画坛，聚集起了萧谦中、胡佩衡、刘子久、吴镜汀、溥儒、秦仲文、陈少梅等大批画家，他们大多把目光转向宋元山水，或从北宗筑基，强调对院画、作家画的研究与继承，或致力于以北为主的南北融合，重视丘壑意境的描绘与营造。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溥儒和陈少梅，前者取鉴南宗马夏的结景方式，多勾斫，少皴擦，浣却铅华，以凛冽嶙峋的清刚之气独树一帜，后者从明代周臣、唐寅入手上溯马夏，并广采郭熙、刘松年、赵孟頫\\\\遗规，将北宗水墨刚劲风格推向精致雅洁的方向。
与北方画坛掉头于宋人的群体效应相比，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山水画坛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色彩。
1926年至1927年间，金城与吴昌硕先后作古，令南北画坛的局势产生了不易为人注意的重大变化。
金城的病故使原本艺事活动相当活跃的北方画坛渐趋沉寂，虽然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承其遗志，持续推动画师宋元的潮流，但受南方画坛崇尚四僧画风和金石写意画派的风气影响，萧谦中、齐白石、陈半丁等人的逐渐崛起，北方画坛由原先师法宋元的一枝独秀逐渐分化，这一格局随着北方画坛整体影响力的衰退一直持续至建国前夕徐悲鸿入主北平艺专未曾发生重大改变。
而南方画坛在吴昌硕去世后则进入了艺术风格多元并起的新时期，随着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日益突出，其影响力亦更趋广泛。
吴昌硕去世后海上山水画坛最为重大的变化莫过于“三吴一冯”、“海上四大家”的崛起。
这一变化产生于以花鸟画为载体的金石写意画派大炽和以山水画为依托的四僧热之后，充分体现了四王风规在山水画坛的持久影响力，乃基于其所维系的与唐宋山水画传统一脉相承的体“千仞之高”、“百里之迴”的“山水”内涵与趣味。
和南方金石写意画派与四僧热影响北方画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年代由北方画坛率先开启的画师宋元的思潮于30年代后开始影响南方画坛。
以吴湖帆、冯超然、郑昶、贺天健为代表的海上山水画家本与江南前辈画家如戴熙、张崟、钱松、改琦等相后先，在四王风规之外经由沈文唐仇的吴门传统突出南宗藩篱，又兼得20世纪上半叶博物馆、出版、展览事业襄助而得上窥宋元。
尤其是吴湖帆，原家富收藏，又经礼聘入故宫博物院鉴定古画，眼界既宽，画风渐变，1936年《云表奇峰》出，由唐仇而通融三赵，腴而能雅，似古实新，时论翕然归之，非但一时执海上画坛之牛耳，更令四王、松江、吴门的文人山水传统以一种温润典雅的“摩登”面目重新振起。
自吴湖帆以下，冯超然、张石园、吴琴木、殷梓湘等一大批山水画家纷纷改弦易张而转溯宋元，师王蒙，法李郭，宗董巨，更学李刘马夏，近袭沈文青绿，远追三赵古雅，与北方画坛溥儒、陈少梅、胡佩衡、秦仲文、吴镜汀等遥相呼应，令似古实新的画风风靡了大江南北。
在这一遥追古代山水画传统的进程中，成名于海上画坛的张大千无疑是走得最深最远的一人。
张大千于山水画一道最初研习的是脱略时流之外的野逸画派，而不蹈四王一笔。
由四僧而转向宋元，亦是近代山水画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只是比起从四王沿流讨源者更多突变性，但在写实造境一途却与之殊途同归。
凭借上古名迹在战乱中散佚的机缘广搜博讨，张大千于三四十年代之交已尽弃熟谙的石涛风习而优游于董巨、李郭以及王蒙为主的宋元传统。
与之相似的是黄君璧以及前述的郑昶、贺天健等，由石溪、梅清、石涛的逸轨转向师学李唐、马远、夏圭、王蒙的宋元。
而张大千的突出之处更在于40年代初与谢稚柳西渡流沙，面壁石室，将追踪古人的方向直指宋元以前的晋唐著色画传统。
如何理解吕澂，陈独秀等人提出的美术革命
妹子?写论文啊?装饰画中的民族风，有很多啊,比如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一点融入装饰画中.比如满族就很多,举例子被. 民族风对装饰画的影响 ,艺术来源与生活,民族风是装饰画的源泉和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