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读后感
四世同堂读后感“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
北平城也是这样，它顶美，若是被敌人占据了，它便是被折下来的花了。
”“假若北平是树，我就是花，尽管是一朵闲花。
北平若是丢失了，我想我就不再活下去。
”就是这样朴实而又十分到位、形象的话语，深深吸引着我，引领着我一口气读完了老舍先生的巨作《四世同堂》，四世同堂，是中国这株文化古树上鲜亮的花，家丁兴旺、和平和顺，就像今年的花谢了明年还要开，一代一代安安稳稳传下去。
老舍先生把这株古树栽植在北平这座文化古城，栽植在中华大地饱受日本侵略的大幕之下，虽然北平城里没有硝烟、没有枪炮，可始终笼罩着被凌辱、被践踏、被扼住咽喉的窒息里，这株古树的儿女在这种环境下挣扎，它却无法保护，枝枝叶叶七零八落，四世同堂，成为了幻想。
古老的北平、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城楼，美丽的三海、白塔，都成了别人的玩物。
然而，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产生了这批青年，他们要从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成个自由的人。
他们要打碎民族国家的铐镣，成个能挺着胸在世界上站着的公民。
到国家呼救得时候，没有任何障碍能够拦阻的住他应声而至;像个羽毛已成的小鸟，他会毫无栈恋的离巢飞去。
钱默吟老人是一位横草不动竖草不拿的诗人，在和平时期，他以花草、诗词和酒为伴，过着隐士一般的日子，可当国难当头，他挺起诗人并不健壮的胸膛，昂起头毫不畏惧的应战，“他须把血肉之躯掷给敌人，用勇敢和正义结束了这个身躯。
”当他在狱中遭受非人的折磨，他把自我的命运与国家紧紧拴在一齐，他告诉自我，“须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去保全性命，好把性命完全交给国家”，钱诗人就这样宁死不屈，把生命像一口唾液似的，在要啐出去的时节，又吞咽下去。
爱和平的人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成偷生。
他从此忘记了原有的安逸，而全身心的投入到抵抗侵略的战斗中，用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
老人像一部中国的古书，厚重、正直、庄严，他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做正面的证据。
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是会带着他的诗歌、礼仪、图画、道德，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
从钱诗人、瑞宣、瑞全等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正中国文化的力量。
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阻止了中国这艘巨轮被狂风吹走。
读《四世同堂》，我被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所震撼、所感染。
北平沦陷，这朵民族之花就会变成木头，为了让这株文化古树长青，它的枝枝叶叶、它的每一条根，哪怕只是细细的一小条，都拼命的抗争，虽然这株古树历尽摧残，但是最后没有枯萎，多少炎黄子孙用生命之血浇灌它，留住了文化之根。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
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
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
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
”中华民族的子孙要牢记这耻辱，决不让祖国在受他人欺凌!
四世同堂读后感500字
在世界的东方，在黄河、长江横贯的地方，繁衍生息着五十六个民族，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母亲——中国，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华文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已经成立了整整六十周年。
在这六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无奈。
回想起改革开放，像我们这些九零后应该都没有太多的感触了。
但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一定能说出许多的故事吧。
在当时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下生活，我很难想象出那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阅读了《四世同堂》。
在这个故事里讲述了一对为了荣华富贵甘愿做汉奸的夫妇，他们有一对性格和思想完全不同的女儿。
在那对夫妇的身上，我可以看到那些在战争时期为了权利、金钱和地位而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卖国奴，以此来获取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很难理解他们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宁愿自己整日像狗一样的听从别人的事换，也不愿意站起来把那些入侵我们国家的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在这些人的映衬下，我更加觉得在当时那些为了就人民于水深火热中的士兵们是那么的让人敬佩。
在当时，如果不是这些人以生命为代价去抗日、去战斗，我们今天就不会过上这么安定、这么美好的生活。
假如当时没有人并没有去抗日，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安稳的坐在教室里学习。
不敢去想，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我们又有怎样的理由在此虚度我们的年华呢
建国这六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食、衣着再到思想，虽说现在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成为世界上的领军国家。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祖国建设和发展付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从现在开始，从小事做起，用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知识相结合，吧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加美好。
现在的我们首先就应该刻苦地学习，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这不仅能让我们不如社会以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说不定还会给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呢
作为现代的中学生，我们应该遵守校规、校纪，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在国庆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慢慢地回想我们祖国过去所经历的种种灾难。
想想我们祖国是这样克服这些困难的。
我也更加的希望我们的祖国会变得更加和谐，更加强大。
我想作为一名中国人都会有和我同样的心愿吧
我和我的祖国——读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后引用信息（转载时请保留，谢谢
）：文章标题：我和我的祖国——读老舍的《四世同堂 评论 老舍是我最喜欢的现代作家。
不过惭愧的是作品我读得并不多。
就写作风格来说，我最为崇敬。
这是一部抗战题材的作品，但独具匠心地，全部故事就围绕这护国寺（多么熟悉的地方
）附近的一处胡同里面，以祁家四代为中心，不过几户人家，人物不过十几位，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舞台上演出了沦陷区人们的悲欢离合，成就了这八十四万字的宏篇。
有爱国者，有汉奸，形形色色，但无一例外地他们全都只是小小的百姓，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与《茶馆》有些类似，在巨大的时代框架下，用小人物们的故事记录下整个民族的脉动。
老舍先生以小见大的功夫实在是太厉害了，他的作品全都是关于平民百姓的，而反映的又全都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
老舍先生很注重人物的塑造，他的观点是，小说中的人物要比情节重要，情节可以淡忘，但人物是不朽的。
在这本书中，他特别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祁天佑的老实、祁瑞宣的深沉、大赤包（“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全城妓女的干娘”）的嚣张、丁约翰的洋奴习气、蓝东阳的蛮横、文氏夫妇的不卑不亢都写得十分到位。
对于汉奸们（冠晓荷、大赤包、祁瑞丰、胖菊子、蓝东阳、高亦陀等等）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他给予了辛辣的嘲讽，用了很多的夸张和比喻，笔法堪比钱钟书的《围城》（随手摘一个——“她走得极稳极慢，一进殿门，她双手握紧了斗篷，头上的野鸡毛从左至右画了个半圆，眼睛随着野鸡毛的转动，检阅了全殿的人”）；对百姓们生活的困苦，他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老舍先生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平民化。
身为地道的北京人，他是那样明晰老北京人们的生活状态，并用他的笔生动地描绘出老北京的韵味，他的作品就是北平城的巨幅画卷，把故都的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把北平旧时的文化、老北京人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他画了虎，画了皮，更画了骨
“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当之无愧
实际上，抗战期间老舍先生是不在北平的，他在重庆主持文艺界工作。
他的夫人于1943年离开北平。
他从他夫人的口中得知了沦陷区的北平种种，凭此就着手写下这本书，足见他对北平的熟知。
书中经常有对北平风物的描写。
北平的春夏秋冬，北平人的安逸生活，北平的富庶繁华，北平的文化礼节在他笔下都是那样的美好，他用这样的对比来述说日本人的罪恶。
读他的作品实在能让我们体会到许多老北京的风俗。
不过我要说的是，今天的北京跟那时的北京已大不一样了，只有二环以内的小胡同里还留存着那些印记，北京人的客套、热情、有点自私、有点粗俗。
现在的北京是全国人的北京了。
我从小是长在城外的，对老北京的习俗了解得很少。
我中学同学里，我所知道一直住在城里的就是毛润辰、杨欣、金政隆，老北京真的很少了。
成为了大都市的北京丢掉的东西很多。
我一向说“我自以为是个陕西人”与此也不无关系，我爱长安城啊。
老舍的语言风格朴实中带有幽默。
小学学过不少他的经典课文：《养花》，《我家的猫》，《趵突泉》，《林海》。
那时我甚至觉得他的文章幼稚，因为时常带着“啊”“呀”之类的语气词。
唉，小孩子是不能领悟至美的。
如李白的诗歌，没有过分华丽的辞藻，却开出一片绚烂的世界。
插一句，我小时候甚至还一直疑惑，为什么《琵琶行》写得好，确实，没有经历是没有办法明白的。
老舍先生为自己树立过一个最高标准——用凡夫走卒的话去形容日落或早霞。
颇有白居易的意思。
他的语言平实、浅白，因而也就生动且真实。
他也留过洋，在英国教过汉语，但他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沾染上欧式长句的恶习（张千帆………………），反而，他厌恶它们。
他的作品中很少出现长句，句式也都十分简单。
现在的《四世同堂》有一点点缺憾，即最后十三回不是老舍亲笔，而是根据他原作的英译本再转译回来的。
这本书他写完了，前两部也都出版过，但五十年代连载的时候，他删去了最后十三回，原稿好像也都被毁。
这位译者专门把老舍的英文作品译回来，模仿老舍的语言风格也比较到位。
但细细看仍能看出区别，尽管不用复杂的典雅的词汇，但和老舍那种平白俏皮中饱含感情的语言仍然是有区别的。
整本书的基调是悲壮的，越往后气氛越惨淡。
在日本人的残暴统治下，“小羊圈”里的住户经历的变故太多了，直到战争结束剩下的人口已经不多了。
祁家的第二代祁天佑不堪日本人的侮辱，在阜成门外投河自尽（……三里河啊……不是吧……）；孙子辈的败类老二祁瑞丰争权夺利被人陷害死不见尸；第四代的妞子在即将胜利的时候饿死；给祁家看坟地的常二爷也在遭受日本人凌辱后抱病而终；钱氏一家被冠晓荷出卖家破人亡；汉奸冠家做了日本人的走狗最后也几乎死绝了，冠晓荷直到被日本人活埋还认贼作父（最让我唏嘘的是，祁瑞全原本在战前看上了冠家的大女儿招弟，最后她变质了，于是亲手把她杀死）；文若霞在戏台上被兽欲大发的日本兵打死，她丈夫跟日本人拼了命也死了；李四爷被日本人打了之后终于反抗，也死了；拉车的小崔被日本人冤成罪犯砍了头；剃头的孙七吃不饱饭得了胃病倒在街上，日本人担心传染病蔓延就活埋了。
最终活下来的人们也都过得很惨，面黄肌瘦。
尽管胜利了，但却难以感受到巨大的喜悦。
战争留给北平、留给中国、留给全世界满目的创痍。
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删掉了后十三回：胜利了怎能如此惨淡
然而，文学就是文学，他所描述的也正是实情。
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这部作品长期在国内不受重视。
直到文革之后，才出版了全一百回的单行本。
书中还记录了日本人在北平的暴行。
一有游击队出没就屠村；担心传染病流行就把病人活埋；禁止自由买卖；疯狂掠夺战略物资；按人口分发所谓的“共和面”，实际上都不是给人吃的东西，且老人和儿童不给发粮，使全城陷入饥荒。
仇恨是不能忘的。
全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描写就是庆祝保定陷落的那一处，用那辽阔的沉默，写出了学生们的悲愤、汉奸们的无耻和日本人的猖狂（“他的力气白费了，而且他自己似乎也感到没法使天安门投降；天安门是那么大，他自己是那么小，好像一个猴向峨眉山示威呢”）。
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很容易概括，反映沦陷区北平人民的困苦和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但是仔细想想，书中的这些人物并没有一个人是特别高大的、在日本人统治下奋起反抗的，他们全都沉默，继续自己的生活。
这里好像有个矛盾。
但是，民众们决不是安于敌人的统治之下的，他们有爱有恨，他们眼睁睁看着日本人夺走身边一条又一条的生命。
如祁老太爷，起初只是希望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最终他也敢面对着敌人和汉奸不再点头哈腰。
他们顽强地生存下去，渴望着胜利的一天。
这顽强的意志，正是民众的伟大
“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的在摇曳，起风了。
”
分析钱默吟在四世同堂中的形象400字
论的文化忧思董炳月这部近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其丰富的蕴含为多种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通过对作品文化意义的阐释，完成对作品的再评价。
一老舍创作的时候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
这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看一看作品中关于“文化”的议论就可以明白。
问题在于：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
笔者认为：文化问题是《四世同堂》的核心问题。
具体表现在：自觉的文化意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性质，而且成为老舍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出发点。
先看小说人物。
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的愤史”，[①]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②]，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
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
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
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根据所属的文化形态的不同，《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作为文化角色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一是传统文化角色。
以祁瑞宣、陈野球和被捕前的钱默吟最为典型。
他们以中国文人传统的生存着，保持着中国文人具有历史性、稳定性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和伦理观念。
瑞宣为人清高、本分，学识渊博，但软弱、忧郁，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有心为国效力，却囿于传统的伦理观念，迟迟没有走出家庭。
陈野球懦弱、萎靡，承认自己“简直是个妇人”，并直接把这种人格缺陷归因于传统文化。
他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
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第十八章）。
被捕前的钱默吟，则穿着长衫，像隐士一样闲居家中，以吟诗、饮酒、栽花为乐。
二是市民文化角色（或称“都市文化角色”）。
以祁老人、小崔、冠晓荷等人为最典型，他们身上体现了北平人的多礼、软弱、苟且、贪图享乐等生活习性（老舍在小说第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各章多次提及这种习性）。
祁老人面对为虎作伥、昂然而去的便衣背影谦卑地微笑时，老舍说：“当文化霉烂的时候，一位绝对善良的七十多岁的老翁是会向‘便衣’大量的发笑，鞠躬的”（第二十八章）。
这显然是把祁老人看作文化霉烂的产物、霉烂文化的体现者。
小崔脸上挨了大赤包的巴掌不还手，是因为“北平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身上”（第六章）。
冠晓荷这个看似“插科打诨的‘二丑’”[③]式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作为文化象征物来塑造的。
“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第二十六章）。
冠晓荷在吃、穿、一举手一投足上的许多讲究，正是“熟到稀烂”的北平市民文化的产物。
老舍这样说：“他是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只能在那热的、臭的，肠胃里找营养与生活”（第六十六章），“在北平的文化里，无聊的天才才能如鱼得水的找到一切应用的工具。
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
[④]写到冠晓荷煞有介事地谦让着请瑞丰吃饭时，老舍说：“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第二十六章）。
三是原始文化角色（亦可称之为“农民文化角色”或“黄土文化角色”）。
以不太识字的农民和士兵为代表，仲石、金三爷亦可划归此列。
其特征是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质朴、顽强。
老舍在小说第六十一章写到北平城外黄土地上那些贫困、没有文化但善良、朴实、顽强的农民们，并从瑞宣的角度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中国人，
”到小说第八十二章，又从瑞全的角度对黄土地上的农民作了这样的描写：“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
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力量，紧紧地和天地连在一处”；“他也爱那些脚蹬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的耕植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
……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天拼命——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他们血或者可是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
第四种文化角色可以之为“前文化角色”，以蓝东阳为代表，因为在老舍看来他“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干”、“披人皮，没有人性，只有狡猾和残忍的兽性”，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第九十六章）。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
在《四世同堂》中，被老舍赋予文化意义的并不仅仅是人物，而且包括环境。
小说取名“四世同堂”，这个题目不仅是对祁家家庭环境的描述，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文化象征——象征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象征着一种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形态、生活形态。
因此老舍说：“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第六十章）。
北平和荒漠的黄土地，则分别被作为都市文化和原始文化的总体象征来描绘。
所以，作为“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的冠晓荷走出城门才会那样茫然若失，惊恐万状。
“他的空气是暖的，臭的，带着香粉或油条味儿的；城外的清凉使他的感官与肺部都觉得难过，倦怠。
他是温室里的花，见不得真的阳光与雨露”（第六十六章）。
而当未经人力雕琢的黄流和小山村在瑞全眼里与北平形成对比的时候，黄流与小山村也就成了文化（原始文化）的象征。
就是说，《四世同堂》中的家庭、北平、黄土地，同样可以作为“文化角色”来认识。
老舍不仅赋予人物和环境以文化意义，而且从文化角度解释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小说第十一章有这样一个情节：钱默吟的二儿子钱仲石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的时候，李四爷说：“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
”这里，老舍把亡国、当亡国奴的原因归结于北平人自身，也就是归结于北平文化，因为北平人的苟且偷生与懦弱是文化毒害的结果。
在小说第二十六章，老舍甚至这样议论道：“他（瑞宣——引者）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做喜爱和平的文化。
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也产生了在天门安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
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责备。
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
”虽然有些犹豫，但在认为青年的胆怯、国家的危机是文化造成的这一点上，老舍并没有改变。
即使是对于奋起反抗的中国人，老舍也同样从文化方面找原因。
在小说三十六章他让瑞宣“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渊泉是我们古远的文化。
……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英雄，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之作。
如果说对北平人在日伪统治下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展示构成了《四世同堂》的一个层面，那么，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则构成了更深刻的层面。
甚至可以说，在《四世同堂》中，沦陷后北平人的生活常常是作为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材料”而存在的。
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四十年代老舍的思想实际
回答是肯定的。
关于《四世同堂》，老舍谈得不多，但他在《四世同堂》前二年创作的话剧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答案。
是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委托老舍创作的，在剧本的“序”中，老舍明确指出：“抗战的目的，在保存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
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⑤]。
这种文化检讨意识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实践中，因此这篇“序”完全可以看作《四世同堂》有注释。
也许有人会说，老舍自认为《四世同堂》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纪念品”。
但事实上，过去的人们大都片面地、断章取义地理解了老舍的意思，因此过于强调《四世同堂》宣传抗日的一面。
老舍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⑥]。
“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说的就是小说和一般直接宣传抗日的作品不同，与抗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而又要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说明他是他是企图在另一种意义（即文化意义）上来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弄清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的位置之后，这样两个小问题是也可以重新解释。
一是小说的创作方法。
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四世同堂》是现产主义的，甚至誉之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⑦]。
仅就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忠实描写而言，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指出了小说创作方法的基本倾向。
但是，如果从老舍的文化意识与《四世同堂》中人物、环境的关系来看，应当说《四世同堂》又具有很大的象征性——许多人物和某些环境都是“文化”的象征物，而且，这些象征物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象征体系。
二是《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
对此，老舍夫人胡絜青作过这样的表述：1942年（当为1943——引者）秋她带着三个孩子逃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到重庆与离别六年的老舍相聚。
“我们在重庆北碚安家后，新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各种情况。
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
就这样，使他心中那旧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痛”。
“终于，老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在1944年元月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⑧]。
在另一次谈话中，她对此作了更详细的描述[⑨]。
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这样解释又显然不全面。
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老舍写剧本这件事，同样应当看作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重要契机。
因为，正是这种委托触发了老舍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上对文化问题进行思索。
只有把上述两件事都看作《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才能解释为什么作品中既有对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绘，又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
二从前文文化角色的划分可以看出，《四世同堂》主要涉及四种文化形态：传统文化，市民文化，原始文化，“前文化”（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话）。
那么，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怎样的
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通过对不同文化角色命运和结局的安排体现出来的。
对于市民文化和“前文化”，老舍持明确否定态度，因此他让小崔、孙七、瑞丰乃至冠晓荷等人在偷生、忍耐、麻木、苟且中走向毁灭，让蓝东阳死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声中。
对传统文化，老舍肯定其高雅、文明的一面，而否定其缺乏进取、扼杀人的抗争意识的一面。
“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蹂躏，以至于灭亡”（第二十七章）；“‘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源泉，也是上最贱劣的油漆”（第五十三章）；“文化就是衣冠文物。
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第五十章）。
——这类议论都说明老舍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
这种两面性体现在瑞宣身上，就是他既理智、高雅、善良，但又软弱、犹豫、总是生活在惶惑之中。
不过，就基本倾向而言，老舍对传统文化更多持否定态度，典型体现就是陈野球这个“传统文化的创造物”由堕落而毁灭。
老舍还通过凶残的侵略者对中国文人的“赞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深刻揭露传统文化的危害性。
——日本人对钱默吟说：“你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喝喝酒，吟吟诗，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
”“真正的中国人是要慢条斯理的
”（第三十四章）。
日本人要求中国人烧毁“洋书”，却允许保留、阅读、、等等（第三十六章）。
对于原始文化，老舍不仅肯定，而且向往。
从前面引录的那些高充满激情的描写不难看出这一点。
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黄土地上不识多少字的士兵和农民被赞美，甚至颇有英雄气要的金三爷和英勇地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钱仲石都有几分“蒙昧”特征：金三爷为人简单、粗暴，“踢过梅花桩，摔过私跤，扔过石锁，练过形意拳，而没读过一本书”（第十八章）；钱仲石只是个汽车司机，“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第五章）。
显然，四种文化形态中只有原始文化赢得了老舍的肯定与向往。
这种肯定与向往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老舍文化价值观的时代特征。
忧国忧民的老舍，在祖国的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定时代检讨，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原始文化。
因为只有原始文化的负载者（不识多少字但敢于拼杀的士兵和农民）才能承担抗击日寇、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而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缺乏这种能力（苟且偷安的小市民和没有道德感的“前文化角色”就更不用说）。
钱默吟在金三爷面前的自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咱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
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
”（第二十七章）。
在这个意义上，对原始文化的肯定与其说是老舍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
不过，对原始文化的肯定并没有使老舍流于文化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
小说第四十五章写到金三爷在失去钱诗人的教导之后忘记恨日本人而钻进钱眼里，第九十三章又写到他头脑简单上了日本人的当，致使钱默吟再度入狱。
这种描写体现了老舍对“原始文化角色”之局限性的认识，说明他已经把愚昧从单纯、质朴、顽强中剥离出来予以否定。
同时，这种描写也包含着对作为清醒而富于智慧的文化人（钱默吟）的肯定。
这种肯定与前述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辨证态度具有内在的相通。
那么，怎样的文化才是老舍理想中的文化
——这就是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换与原妈文化达成的和谐统一。
用钱默吟（老舍的代言人）的话说，就是“诗人文化”与“猎人文化”的统一：“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第五十章）。
这种文化思想的典型体现者，就是钱默吟和祁瑞全这两个“跨文化角色”。
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改造或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或市民文化），通过对原始文化的吸收或认同，完成自我文化性格的重铸，从而获得新生。
他们的生命历程，本质上是从一种文化角色向另一种文化角色转变的过程。
钱默吟在经历了日本人带给他的灾难之后，认识到了那种“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的局限性，于是脱下长衫，丢开诗和茵陈酒，离开家庭，“由栽花饮酒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和不识字的士兵一样顽强、英勇的抗日战士。
但他的转变并非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完成传统文化的转变与革新。
老舍从瑞宣的角度这样写道：“老人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
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
……他（瑞宣——引者）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
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象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套可以革新的基础”（第四十章）。
瑞全这个大学生也是在北平沦陷后逃出文化过熟的北平，来到黄土地上，和乡民们打成一片。
“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
”（第八十二章）。
老舍明确说：“老三（瑞全——引者）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挡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第八十七章）。
显然，老舍是以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对比为背景，适应时代要求，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对原始文化的吸收建立自己的文化理想的。
但应注意的是，由于具有西方文化精神这个参照物，因此，老舍的文化理想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明显的例证就是老舍谈及中国人性格时常与西方人作比较。
例如关于瑞宣的描写：“他的教育与文化和瑞丰的原是一套，……他和瑞丰都缺乏那种新民族的（象美国人）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为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而去牺牲了性命”（第三十八章）。
而瑞全之所以能走出北平、背叛“四世同堂”、完成文化性格的重铸，也与“洋书”的影响有关：“当他读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学书籍的时候，书上那些紧凑的小字就象跳骚似的又黑又亮。
……在他了解以后，不但只使他心里宽畅，而且使他的想象活动由那些小字与图解，他想到的宇宙的秩序，伟大，精微，与美丽。
假若他在打篮球的时候，他觉得满身都是力量与筋肉……”（第八章）。
这里强调的是西方科学精神对瑞全的影响。
可以说，老舍的文化理想不仅是传统文化与原始文化的有机融合，而且打上了西方文化的印记。
在《四世同堂》中，这种文化理想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价值判断尺度，有时甚至超越了老舍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出发，北平人作为受害者无疑应当受到同情，日本人作为侵略者无疑应当被控诉，事实上这种同情或控诉也确实是《四世同堂》的重要内容。
但是，老舍从自己的文化理想出发，不仅对不符合这种理想的北平人作了严厉批评（虽然是受苦受难的同胞），而且肯定了日本民族性格中某些符合“猎人文化性格”的成份（虽然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小说第四十一章对住在小羊圈胡同一号的日本人家两个男孩的泼辣、顽强作了生动描写，虽然老舍愤激地说“日本的男孩子必是将来的杀人不眨眼的‘英雄’，”但对于日本男孩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显然是肯定的。
将这种描写和小说第二十八章对中国式儿童教育的描写作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第二十八章曾写到瑞宣因为孩子受老人袒护而发感慨：“这就是亡国奴的家庭教育，只有泪，哭喊，不合理的袒护，而没有一点硬气儿
钱老人盼望有个会打仗的孩子，这表明钱诗人——受过日本人的毒打以后——彻底的觉悟过来：会打仗的孩子是并不多见的，而须赶快的产生下来。
”在小说第七十九章，老舍不仅肯定了日本人面对死亡时的冷静与庄严，而且将这冷静、庄严与中国人面对死亡时的哭天号地相比较：“中国人会哭，毫不掩饰的哭
日本人，连小孩子，都知道怎么把泪存在心里
”“他（瑞宣——引者）想起父亲的死，孟石的死，小文夫妇与小崔的死。
哪一回死亡，大家不是哭得天昏地暗呢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怕死，爱哭呢
是中国的文化已经过熟呢
还是别人的文化还没熟到爱惜生命与不吝惜热泪呢
”在这两组对比中，日本人都被肯定（虽然是有限度的），北平人（中国人）都被否定。
显然，这种评价的尺度是老舍的文化理想，而老舍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则暂时受到抑制。
老舍确实非常忠于自己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对老舍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超越，造成了《四世同堂》主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由文化理想形成的主题与由国家、民族意识形成的主题互相颠覆。
适合大型诗歌朗诵比赛的诗歌
《致大海》舒大海的日出引起多少英衷的赞叹大海的夕阳招惹多少诗人的怀想多少支在峭唱出的歌曲还由海风日夜日夜地呢喃多少行在沙滩上留下的足迹多少次向天边扬起的风帆都被海涛秘密秘密地埋葬有过咒骂，有过悲伤有过赞美，有过荣光大海——变幻的生活生活——汹涌的海洋哪儿是儿时挖掘的穴哪里有初恋并肩的踪影呵，大海就算你的波涛能把记忆涤平还有些贝壳撒在山坡上如夏夜的星也许漩涡眨着危险的眼也许暴风张开贪婪的口呵，生活固然你已断送无数纯洁的梦也还有些勇敢的人如暴风雨中疾飞的海燕傍晚的海岸夜一样冷静冷夜的山岩死一般严峻从海岸的山岩多么寂寞我的影从黄昏到夜阑多么骄傲我的心“自由的元素”呵任你是佯装的咆哮任你是虚伪的平静任你掠走过去的一切一切的过去——这个世界有沉沦的痛苦也有苏醒的欢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