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宋代是站在近代门槛上的王朝经济
研究宋史的张邦炜教授曾经感慨：“从前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
”其实何止是“从前”，直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宋朝仍然被当成一个窝囊的王朝。
然而，日本与欧美的汉学家对宋代却不吝于赞美，评价非常之高。
美国多所高校采用的历史教材《中国新史》，其中有一章的内容宣称“中国最伟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
宋代武功远不及汉唐之盛，却何以大获海外汉学家的青睐呢
中国人看待中国历史，往往摆脱不了对国运的关注，因而影响及情感的取舍。
而海外学者则能够保以超然的心态去评估一个王朝的文明表现。
正是从文明的角度，他们发现了宋朝诸多了不起的成就。
许多海外汉学家在论及中国宋代的时候，似乎还特别喜欢使用“革命”之说。
比如英国汉学家伊懋可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也提出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列举了宋朝的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迁；《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
”美国学者郝若贝则认为宋代中国出现了煤铁革命。
仿佛不用“革命”一词，不足以强调宋代文明与之前时代的深刻差异。
大概正因为看到了唐宋之际发生的种种革命性变迁，又有许多汉学家相信，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而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道：“13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
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
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 另一位法国汉学家白乐日也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
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 在中国知识圈很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认为，宋代“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
”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更是干脆地宣称：“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
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
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水密隔舱等，都于宋代出现。
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 另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称：“吾人如大胆地说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步，亦不为过……”
当代研究北宋史的历史学家有哪些
邓广铭先生（1907—1998），字恭三，山东省临邑县人，著名历史学家，当代宋史研究泰斗。
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等名师。
1943－1946年，曾任复旦大学副教授，1946年到北京大学执教。
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及执行主席、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一、二、三届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早在1937年，邓广铭教授就以《〈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一文为学术界所瞩目。
1939年，他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和《稼轩诗文抄存》三部书稿，奠定了在史学界的地位。
随后，又完成了《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两部著作。
这是《宋史》成书600年来的第一次认真清理，得到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他的学术专著《王安石》、《岳飞传》，是研究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和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开创性著作，也是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著作。
他晚年还计划修订《陈龙川传》、《辛弃疾传》，由于疾病而未竟其志。
邓广铭100余篇学术论文，结集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和《邓广铭治史丛稿》出版。
国际宋史学界权威斯波义信斯波义信先生1953年本科毕业于东京大学，1962年获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东京大学教授及东大东亚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务，2000年以来，担任日本东洋文库理事长。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中国经济史、中国城市史、东亚海上贸易史。
主要著作有《宋代商业史研究》（日、中、英文）、《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日、中文）、《中国史》（五代宋元卷）（日文）、《中国都市の历史的研究》（日文）、Crisis and Property in Sung China（合著，英文）、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合著，英文）、China Among Equals （合著，英文）、Cambridge Chinese History (Song economy) （英文）、Max Weber, Der Historiker（合著，德文）、《华侨》（日文）《函馆华侨资料集》（日文）。
斯波先生是日本著名学者周藤吉之的得意门生，日本战后第一位中国史博士学位获得者，日本学士院（科学院）中唯一的中国史学者。
王曾瑜(1939—)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人。
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
大学毕业后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
主要从事宋辽金史研究。
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其主要著作有《鄂国金佗（左禾右卒）编、续编校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宋朝兵制初探》、《宋朝阶级结构》、《金朝军制》，论文集《锱铢编》，历史小说《靖康奇耻》、《河洛悲歌》、《大江风云》、《关山怅望》、《忠贯天日》等。
姚从吾（1894-1970）姚从吾是中国现代辽宋金元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提出着眼于民族融合的“国史扩大绵延观”，认为在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历史才得以广大绵延，形成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而辽金元时期则是一个重要的融合时期，在国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姚氏就是以这样的观点，深入研究辽金元史，建立起辽金元史体系。
他进而倡导宋史与北亚、中亚史的研究，写成《余玠评传》等一系列论文及所辑《蒙古与南宋争夺巴蜀始末》的专题资料，开宋蒙关系研究之先。
1958年，他又倡导组成台湾“宋史研究会”（后改名为“宋史座谈会”）。
姚从吾本通蒙文，晚年又学习满文，并倡导组成“边疆语文研究会”，积极推动北亚及中亚史研究。
他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河南大学、台湾大学执教三十六年，桃李满天下。
程应镠，1916年11月4日（旧历十月初九）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
程应鏐的史学著作主要有《南北朝史话》、《范仲淹新传》和《司马光心新传》，学术论文结集为《流金集·学术编》。
张家驹（1914～1973）上海师范学院的宋史研究，是由张家驹奠定基础的。
张家驹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发表宋史论文，他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两宋经济中心的南移》等论著，曾在宋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宋史研究开创期的重要学者之一。
50年代，张家驹到上海师院任教，教授宋辽金元史，同时继续发表《论赵匡胤》、《沈括》等有分量的论著。
1973年去世以前，他是上海师院二十四史标点组中标校《宋史》的骨干力量。
为什么说宋代已出现了近代化
近代化转型有什么特征
当一个社会从中世纪进入近代，总是会出现某些共同的趋势与特征，我们试列举如下：1、商业化。
商业渐次繁华，商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
2、市场化。
随着商品经济的展开，市场取代行政命令，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机制。
3、货币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使得货币成为市场交易的结算工具，而且国民的赋税与劳役、国家的行政动员，也可以用货币结算，达成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
4、城市化。
越来越多的人口脱离农村和土地，进入城市谋生，成为城市的居民。
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5、工业化。
手工业发达，出现了以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以手工业坊场为生产形态的手工业。
6、契约化。
英国历史学家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从中世迈向近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便是出现了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的转型。
7、流动化。
由于人身依附弱化乃至消失，一个近代化的社会必然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流动性，包括地域之间的流动、阶层之间的流动。
8、平民化。
世袭的贵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日渐式微，平民阶层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世俗化的市民文化蓬勃生长，最终形成一个平民社会。
9、平等化。
贵族式微，平民崛起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基于不同出身的地位悬殊被抹平，阶层之间的森严壁垒被打破。
10、功利化。
由于商品经济的渗透、社会风气的世俗化演变，一个近代化的社会总是会产生出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潮。
11、福利化。
近代欧洲的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开始了商业化、城市化、流动化的转型，必然将诞生一个庞大的贫民阶层，原来由宗教团体提供的救济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必须由强有力的国家财政负担起救济的责任。
12、扩张化。
这里的扩张化是指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张。
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自发地推动构建出一个近代化的经济体系。
但这从来只是假想，而非事实。
事实是，近代化的启动，总是以国家的重商主义为先导，政府设立的经济部门出现明显的扩张，如此，才能为市场的扩张奠定基础。
13、集权化。
国家的权力结构从贵族封建制转化为王权制。
有学者指出：“无论是迟是早，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在经历了专制王权这个阶段之后，才能跨入近代世界的大门。
未完成由封建国家向专制制度的转变，意味着未能进入近代政治的起点，从而意味着国家在近代化第一阶段的完全失败。
”这里的“专制”一词如果换成“王权制”，会更准确。
14、文官化（理性化）。
随着王权制的确立，贵族的政治权力逐渐被一个科层化的文官体系所接替。
在韦伯看来，文官制与理性化几乎是一个同义词，文官制的建立，即预示着国家治理的理性化，政治权力的分配与行使由明确的程序与制度来规范，从而摆脱了私人意志与情感的干扰。
15、法治化。
近代化的渐次展开，塑造出一个复杂化的陌生人社会，以及一个庞杂的治理体系，熟人关系、习俗与道德已不足以应对这种复杂性，因此，国家需要创制出更加繁复的法律，以适应时代的嬗变。
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些涉及到经济变迁、社会转型与政治构建的近代化指标，在宋朝一齐出现了吗
是的，它们一齐出现了。
宋代的商业革命宋代是继汉初之后的又一个商业繁华期，商业化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
一位宋朝人看到，“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
”宋朝人家有了闲钱，即拿出来投资。
一些汉学家甚至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
既然称之为“商业革命”，当然需要有革命性的经济表现。
宋代在经济上确实出现了革命性的变迁：——“田制不立”，即国家承认完整的私有产权（中唐之前实行均田制，产权的自由交易是受到限制的）。
——农业生产力获得革命性的提高，特别是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与复耕技术的推广，让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是，才可能从土地中析出更多的赋余人口与农产品，流入城市与工商业。
——原来束缚了商业自由的坊市制在宋代彻底瓦解，街市制开始形成，“自大街至诸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上行百市，买卖热闹”。
在宋代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海外贸易高度繁华，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
市舶司（海关）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200万贯（明代在“隆庆开关”后，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几万两银），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2000万贯。
——商业信用非常发达，从北宋到南宋，陆续出现了便钱（类似于银行汇票）、现钱公据（类似于现金支票）、茶引、盐引、香药引、矾引（类似于有价证券）、交子与会子（法币）等商业信用。
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信用，大宗的或者跨区域的市场交易是不可能达成的。
——商业化的深入，表现在国家财税结构上，即农业税的比重下降，商业税的比重上升，南宋淳熙—绍熙年间，来自非农业税的财政收入接近85%，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
这是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事情，要到了19世纪的晚清，洋务运动之后，清政府的田赋比重才下降至48%。
宋代商业化的展开，也是市场化不断深化的过程。
市场化不但表现为民间的衣食住行均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宋代江南一带的许多农户，基本上已经不种田，“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而且，国家也放弃了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采用市场机制获取政府消费品、调拨公用物资，甚至使用经济制裁的威慑来维持与邻国的和平。
货币化的趋势在宋朝也非常明显。
宋政府每一年都要铸造巨量的货币来满足民间交易，北宋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570万贯，平常年份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之间；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宋人用两年时间便铸造出来了。
为什么宋人必须大量铸造货币
因为需要满足货币化的时代需求。
不独市场交易以货币结算（在自然经济时代，还可以以物易物）；官吏与雇工的酬劳，也要用货币支付，而在宋代之前，工资以实物为主，货币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宋朝国家的税收，也从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过渡，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政府货币性岁入的比重超过了50%；王安石变法更将力役也折成货币结算，显示出货币化已成大势所趋。
宋代的城市化也有革命性的表现：城市人口的比重达至历代最高峰。
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到22.4%。
如果据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
而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一些研究者因此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
还有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原始工业化”。
一个最能体现宋代“原始工业化”的例子是铁的产量：由于煤矿的规模化开采及应用于炼铁，北宋的铁产量表现出飞跃性的发展势头，而英国要到16世纪的工业化早期才产生类似的“煤铁革命”。
大量的科学技术也应用于手工业生产，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称：“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宋代的社会转型上面我们从经济变迁的角度描述了宋朝的近代化表现，接下来我们再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观察宋代——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大变迁：唐代有部曲，是世世代代为门阀世族耕种的农奴，没有独立户籍；唐代的奴婢也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不独立编户，是附依于主家的贱户；入宋之后，随着门阀世族的瓦解，部曲与贱口都成为了自由民。
宋代的佃户与地主不再存在人身上的依附关系，只是结成经济上的租佃关系，租佃关系基于双方的自愿结合，以契约为证。
宋代奴婢与主家之间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同样基于双方自愿的契约。
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变革，核心意义就是“契约化”——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转型。
这个契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平等化的进程。
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在宋代之前都属于贱民，而这些贱民到了宋代，都基本上消失了，或者说，从前的贱民现在已经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拥有平等的法律主体资格：“齐，等也。
无有贵贱，谓之齐民”。
贵族的消亡，推演着一个平民化社会的来临。
宋代之前，政治几乎为贵族垄断，唐代虽有科举制，但借科举晋身的平民官僚，寥寥可数。
宋代情势一变，取士不问世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钱穆语）。
据学者对南宋宝佑四年（1256）《登科录》的统计，在601名宋朝进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
作为平民社会的表征，宋代的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也一齐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色彩。
宋代之前，贵族掌握着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而宋朝的学校则向全民开放，包括“工商杂类”的子弟均可进入州县学校读书。
文学、音乐、美术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层人玩的高雅品，进入宋代后，才产生了完全属于平民（市民）的文学、音乐形式，如话本、滑稽戏等；我们从宋代之前的美术作品上也几乎找不到任何平民的影子，只有展开宋人的画作，如《踏歌图》、《清明上河图》，那种平民气息、市井气息才会扑面而来。
同时，随着人身依附状态的解除，宋朝社会出现了广泛、持续的流动性，这种流动化既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横向流动，即可以从一地自由迁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阶层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即固化的等级结构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
宋人发现，“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
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
”这里的“近世”，当然是指宋代。
用现代概念来说，宋人有了“自由迁徙”的权利。
宋人又发现，“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
贫富贵贱，离而为四，起于后世。
”这里的“后世”，也是指宋代。
“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意思，是说从宋代开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组合，贫者可以富，可以贵；贱者可以贵，可以富；富者可能贵，也可能贱；贵者可能富，也可能贫；贫富贵贱处于变动之中。
用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来说，社会阶层没有“板结化”。
社会也因此才焕发出活力。
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换，以及商品经济的深入展开，也让宋朝的社会风气出现巨大嬗变——人们不惮于言利，“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
”追逐财富成为理所当然之事。
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这种功利化世态乃是资本主义时代开始来临的一般社会景象，不管是两宋、晚明，还是近代的西欧城市，莫不如此。
宋代的国家职能变迁现在，我们从国家治理功能构建的角度再来观察宋朝的近代化表现——研究者发现，在16世纪的欧洲，当经济结构从封建制度过渡至资本主义制度之际，出现了一个特征，即由于经济失调而产生大量都市贫民，近代欧洲国家逐渐发展出来的福利政策，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结构性的经济转化。
英国也是在近代化开始展开的16世纪下半叶发布了一系列“济贫法”，由政府负担起救济贫民的责任。
中国的国家福利体系，也恰好在宋代发展至顶峰，这种“福利化”国家功能的出现并不是巧合，而是近代化产生的压力催生出来的结果。
宋朝的贫民救济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施行的“惠养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后，各州政府“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
宋人对“乞丐”的定义与今日不同，凡贫困人口，均纳入乞丐范围；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颁行的“居养法”：各州设立居养院，“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
”简单地说，“惠养乞丐法”指由政府给贫民发放米钱；“居养法”则指由国家福利机构收留无处栖身的贫民。
为了应对近代化的挑战，国家不仅要发展出福利功能，更需要深切介入经济活动，包括征税、借款、投资、开拓市场、调控市场、制订商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等，这便是重商主义下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张化。
宋朝无疑是历代最具重商主义性格的一个王朝，政府设立非常多的经济部门参与市场经济，包括市舶司、盐井监、楼店务（房地产公司）、酒务（酿酒厂）、曲院（制造酒曲的作坊）、造船务、纺织院、染院、磨坊（粮食加工厂）、茶磨（茶叶加工厂），等等，具有金融功能的经济部门就有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市易务、青苗法、检校库、抵当所等。
可以说，宋代的国家扮演了一个“超级商人”的角色，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但历史地看，近代化的商业引擎，离不开以国家之力来启动。
一个对商业发展无动于衷、碌碌无为的政府，比如朱元璋建立的明政府，真的更有利于近代化的扩展吗
也许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国家重商政策对于资本主义之兴起的重要性：宋朝在河北路与京东路实行食盐自由通商制度，在其他地方则推行盐引制（国家间接专卖）。
按道理说，食盐的禁榷应该会妨碍民间商品经济的发育，迟滞资本主义的产生，但学者的研究却发现，在宋朝的食盐自由贸易区，“生产技术并无任何进步与创新，生产规模也未见扩大，盐商的资本增殖速度似乎并不快，见不到特富的大盐商”。
倒是在推行盐引制的禁榷区，“能够发现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明显改进与革新，井盐生产似乎还出现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也能在实行钞引制的东南盐区见到发家致富的大盐商”。
正因为近代化的启动与展开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一国总是在完成了国家的集权化之后才有可能顺利实现近代化，不管是先发近代化的欧洲大陆与英伦，还是后发近代化的日本，均表明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中国的集权化完成得非常之早，秦朝建立郡县制，即宣告王权制的来临。
早熟的集权化未必合乎历史趋势，因而中国在魏晋时期出现了贵族制的回潮，并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门阀世族。
经过唐宋变革，“君主独裁”政治才完全确立下来。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君主独裁”，只是表示一种与贵族政治相对的政体，指政府机构被置于天子的直接指挥之下；而不是说君主不受约束，可以乾纲独断。
恰恰相反，宋朝已经形成了一种“虚君共治”体制，君主“以制命为职”，但“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即由宰相执掌具体的国家治理权；如果政令“有未当者”，则由“台谏劾举之”，即台谏掌握着监察、审查之权，以制衡宰执的执政大权；执政、台谏，加上端拱在上的君主，三权相对独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中国的文官制也建立得早，与郡县制的成立同步，但要到宋代，文官制才发展出足够的理性化。
理性化是文官制的核心意义，即公务员的分类、职能、考试录用、考核、奖惩、培训、晋升、调动、解职，权力命令的发起、传递、审查、执行、反馈、问责，都有完备的制度与程序可遵循，从而最大限度隔离私人因素的影响。
那些不欲受到约束的帝王，都会产生突破文官制的冲动，如西汉武帝启用了一个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皇帝的私人秘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内朝”，将三公领导的“外朝”撇在一边；明朝干脆废掉宰相，另立“内阁”，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
惟独宋朝三百余年，没有形成破坏文官制的“内朝”，文官制的运作非常稳定。
近代化的治理秩序还有一个特点：法治化。
今人多以为“法治”是西方特产，中国的治理传统是“人治”，但宋人并不这么认为，宋人自称“尚法令”。
南宋的思想家陈亮与叶适总结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大小，一听于法。
”所谓“任法”、“一听于法”，套用现代的术语，就是“以法治国”的意思。
宋朝法制体系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许多人的想象。
宋人叶适这么描述道：“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
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
”一个聪明人，穷尽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项立法，自以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汇编，却发现类似的法条早已制订出来了。
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备，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备，民间租赁、抵押、出典、买卖、借贷、财产继承，均有周全的法令给予规范。
宋人自己说，“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盖欲以杜争端也。
”发达的民商事立法让一些研究者相信，宋代已经产生了“法学近代化”的迹象。
如果我们同意前面对近代化特征的概括以及对宋朝近代化表现的描述，那么我们应该承认，宋代中国确实已经迈入了近代的门槛。
（《宋：现代的拂晓时辰》自序的节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品）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到底出版了多少本
用时五年收集了155本，有人说出了170多本，能力实在有限，书单中除了标有“未出”的，其余都有了，盼大神提供更全书单。
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书目 1.中国的现代化 【美】罗兹曼 著2.中国的食物 【美】安德森 著 3.洪业：清朝开国史 【美】魏斐德 著 4.儒教与道教 【德】马克斯·韦伯 5.中华帝国的法律 【美】D.布迪，C.莫里斯 著 6.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美】杜赞奇 著 7.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 【美】柯文 著 8.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性的两难 【美】艾恺 著 9.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美】余英时 著 10.佛教征服中国 【荷兰】许里和 著 11.中国政治 【美】詹姆斯·汉·汤森、布兰特科·沃尔克 著 12.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 【美】爱莲心 著 13.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美】史华兹 著 14.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 【美】郝大维、安乐哲 著 15.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美】许倬云 著 16.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十年文选 乐黛云 编 17.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十年文选 乐黛云 编 18.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 【美】狄伯瑞 著 19.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美】墨子刻 著 20.孔子哲学思维 【美】郝大维、安乐哲 著 21.中国：传统与变革 【美】费正清、赖肖尔 等著 22.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 【美】杜维明 著 23.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德】夏瑞春 编 24.东亚之锋 【美】小R。
霍夫亨兹、K.E.柯德尔 著 25.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 【美】艾尔曼 著 26.台湾：走向工业化社会 【美】吴元黎 著 27.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化 【美】贺萧 著 28.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积极的发展 【美】彭慕兰 著 29.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 【美】伊沛霞 著 30.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加】朱爱岚 著 31.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 【美】郝大维、安乐哲 著 32.中国人的幸福观 【德】鲍吾刚 著 33.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 【日】岛田虔次 著 34.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美】贾志扬 著 35.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美】拉铁摩尔 著 36.为权力祈祷 【美】卜正民 著 37.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 【美】高彦颐 著 38.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美】曼索思 著 39.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以及所生成的意义【美】艾美兰 著 40.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 【美】德里克 著 41.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变迁 【加】宝森 著 42.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45 【美】郭颖颐 著 43.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 张灏 著 44.中国社会史 【法】谢和耐 著 45.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王国斌 著 46.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美】格里德 著 47.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美】周锡瑞 著 48.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美】周策综 著 49.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美】本杰明
史华兹 著 50.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经学派 【美】艾尔曼 著 51.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美】柯文 著 52.孔子：即凡而圣 【美】艾伯特·芬格莱特 著 53.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德】魏丕信 著 54.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 【美】倪德卫 著【美】万白安 编 55.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法】谢和耐 著 56.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 【美】田浩 著 57.莱布尼兹与儒学 【美】孟德卫 著 58.宋代江南经济史 【日】斯波义信 著 59.血路：革命中国的沈定一传奇 【美】肖邦奇 著60.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明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日】滨下武志 61.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 【澳】杰华 著 62.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权力经纬 【美】白馥兰 6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文明 【日】佐藤慎一 著 64.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欲望 【美】罗丽莎 著 65.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 【美】费侠莉 著 66.中国大众宗教 【美】韦斯蒂 编著 67.中国诗画语言研究 【法】程抱一 著 68.中国的思维世界 【日】沟口雄三、小岛毅 主编 69.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 【美】宇文所安 著 70.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 【美】任达 著 71.德国与中华民国 【美】柯伟林 著 72.走向21世纪：中国经济的现状、问题和前景 【美】D.H.帕金斯等 著 73.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 杨懋春 著 74.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美】裴宜理 著 75.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美】包弼德 著 76.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 【美】芮乐伟·韩森 著 77.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 张英进 著 78.现代性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 史书美 著 79.中国制度史研究 【美】杨联升 著 80.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美】萧公权 著 81.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 【美】韩明士 著 82.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 【美】倪德卫 著 83.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 【荷】冯客 著 84.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 【美】周锡瑞 著 85.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 韩敏 著 86.中国农民经济 【美】马若孟 著 87.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 【英】冯客 著 88.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 【美】韩森 著 89.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 【美】安敏成 著 90.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 【日】顾琳 著 91.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教 【港】科大卫 著 92.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 【美】冯珠娣 著 93.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转变 【美】高彦颐 著 94.十八世纪中国社会 【美】韩书瑞、罗友枝 著95.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美】杜赞奇 96.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 【美】杨晓山 著 97.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 【美】韩书瑞 著 98.中国美学问题 【美】苏源熙 著 99.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 杨美慧 著 100.王弼《老子注》研究 【德】瓦格纳 著 101.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 【英】艾华 著 102.理解农民中国 【美】李丹 著 103.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 【美】易劳逸 著 104.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美】刘子健 著 105.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英】王斯福 著 106.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美】王冠华 著 107.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美】魏斐德 著 108.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 【美】罗芙芸 著 109.中国与达尔文 【美】浦嘉珉 著 110.朱熹的思维世界 【美】田浩 著 111.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荷】安国风 著 112.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 胡缨 著 113.明清时期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 【日】松浦章 著 114.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 【日】松浦章 著 115.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 【日】增田涉 著 116.现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家与思想家康有为 117.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 【日】城山智子 著 118.中国善书研究 【日】酒井忠夫 著 119.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美】韩书瑞 著 120.六朝精神史研究 【日】吉川忠夫 著 121.《诗经》原意研究 【日】家井真 著 122.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 【日】中岛乐章 著 123.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形象 【美】卢苇菁 著 124.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事 黄卫总 著 125.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 【美】易名 著 126.虎米丝泥：晚期中华帝国南部的环境与经济 【美】马立博 著 127.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美】巴菲尔德 著 128.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的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美】林郁沁 著 129.饶家驹安全区：战时的上海难民 【美】阮玛霞 著130.工程国家：民国时期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 【美】戴维
艾伦
佩兹 131.华北的暴力与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 【德】狄德满 著 132.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 【美】艾志瑞 著 133.历史宝笩：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 【美】季家真 著 134.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 【美】艾米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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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兹 著（未出） 157.自贡商人：早期近代中国的企业家 【美】曾小萍 著 158.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思想 【美】列文森 著 159.早期中国的动物与灵怪 【美】胡斯德 著（未出） 160.怪力乱神：中国的神明与社会 【美【夏维明 著（未出） 161.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 【美】武雅士 著162.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美】马若孟 著163.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 【澳】李木兰 著164.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利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美】张鹂 著165.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日】野村浩一 著166.狮龙共舞：一个英国人笔下的威海卫与中国传统文化 【英】庄士敦 著167.人物、角色与心灵：牡丹亭与桃花扇中的身份认同 【美】吕立亭 著
能不能说宋朝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
可以说，宋代的国家扮演了一个“超级商人”的角色，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但历史地看，近代化的商业引擎，离不开以国家之力来启动。
一个对商业发展无动于衷、碌碌无为的政府，比如朱元璋建立的明政府，真的更有利于近代化的扩展吗?一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海外汉学家说宋代是近代开端，便不假思索地附和。
宋朝到底是不是迈入了近代的门槛呢?我们不妨列出近代化的衡量标准，来跟宋代社会对照一下。
当一个社会从中世纪进入近代，总是会出现某些共同的趋势与特征，我们试列举如下：商业化。
商业渐次繁华，商品经济逐代自然经济。
市场化。
随着商品经济的展开，市场取代行政命令，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机制。
货币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使得货币成为市场交易的结算工具，而且国民的赋税与劳役、国家的行政动员，也可以用货币结算，达成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
城市化。
越来越多的人口脱离农村和土地，进入城市谋生，成为城市的居民。
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工业化。
手工业发达，出现了以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以手工业坊场为生产形态的手工业。
契约化。
英国历史学家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从中世迈向近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便是出现了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的转型。
流动化。
由于人身依附弱化乃至消失，一个近代化的社会必然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流动性，包括地域之间的流动、阶层之间的流动。
平民化。
世袭的贵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日渐式微，平民阶层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世俗化的市民文化蓬勃生长，最终形成一个平民社会。
平等化。
贵族式微，平民崛起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基于不同出身的地位悬殊被抹平，阶层之间的森严壁垒被打破。
功利化。
由于商品经济的渗透、社会风气的世俗化演变，一个近代化的社会总是会产生出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潮。
福利化。
近代欧洲的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开始了商业化、城市化、流动化的转型，必然将诞生一个庞大的贫民阶层，原来由宗教团体提供的救济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必须由强有力的国家财政负担起救济的责任。
扩张化。
这里的扩张化是指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张。
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自发地推动构建出一个近代化的经济体系。
但这从来只是假想，而非事实。
事实是，近代化的启动，总是以国家的重商主义为先导，政府设立的经济部门出现明显的扩张，如此，才能为市场的扩张奠定基础。
集权化。
国家的权力结构从贵族封建制转化为王权制。
有学者指出：“无论是迟是早，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在经历了专制王权这个阶段之后，才能跨入近代世界的大门。
未完成由封建国家向专制制度的转变，意味着未能进入近代政治的起点，从而意味着国家在近代化第一阶段的完全失败。
”这里的“专制”一词如果换成“王权制”，会更准确。
文官化(理性化)。
随着王权制的确立，贵族的政治权力逐渐被一个科层化的文官体系所接替。
在韦伯看来，文官制与理性化几乎是一个同义词，文官制的建立，即预示着国家治理的理性化，政治权力的分配与行使由明确的程序与制度来规范，从而摆脱了私人意志与情感的干扰。
法治化。
近代化的渐次展开，塑造出一个复杂化的陌生人社会，以及一个庞杂的治理体系，熟人关系、习俗与道德已不足以应对这种复杂性，因此，国家需要创制出更加繁复的法律，以适应时代的嬗变。
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些涉及到经济变迁、社会转型与政治构建的近代化指标，在宋朝一齐出现了吗?是的，它们一齐出现了。
二宋代是继汉初之后的又一个商业繁华期，商业化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
一位宋朝人看到，“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宋朝人家有了闲钱，即拿出来投资。
一些汉学家甚至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
既然称之为“商业革命”，当然需要有革命性的经济表现。
宋代在经济上确实出现了革命性的变迁：——“田制不立”，即国家承认完整的私有产权(中唐之前实行均田制，产权的自由交易是受到限制的)。
——农业生产力获得革命性的提高，特别是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与复耕技术的推广，让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是，才可能从土地中析出更多的赋余人口与农产品，流入城市与工商业。
——原来束缚了商业自由的坊市制在宋代彻底瓦解，街市制开始形成，“自大街至诸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上行百市，买卖热闹”。
在宋代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海外贸易高度繁华，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
市舶司(海关)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200万贯(明代在“隆庆开关”后，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几万两银)，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2000万贯。
——商业信用非常发达，从北宋到南宋，陆续出现了便钱(类似于银行汇票)、现钱公据(类似于现金支票)、茶引、盐引、香药引、矾引(类似于有价证券)、交子与会子(法币)等商业信用。
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信用，大宗的或者跨区域的市场交易是不可能达成的。
——商业化的深入，表现在国家财税结构上，即农业税的比重下降，商业税的比重上升，南宋淳熙—绍熙年间，来自非农业税的财政收入接近85%，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
这是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事情，要到了19世纪的晚清，洋务运动之后，清政府的田赋比重才下降至48%。
宋代商业化的展开，也是市场化不断深化的过程。
市场化不但表现为民间的衣食住行均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宋代江南一带的许多农户，基本上已经不种田，“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而且，国家也放弃了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采用市场机制获取政府消费品、调拨公用物资，甚至使用经济制裁的威慑来维持与邻国的和平。
货币化的趋势在宋朝也非常明显。
宋政府每一年都要铸造巨量的货币来满足民间交易，北宋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570万贯，平常年份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之间;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宋人用两年时间便铸造出来了。
为什么宋人必须大量铸造货币?因为需要满足货币化的时代需求。
不独市场交易以货币结算(在自然经济时代，还可以以物易物);官吏与雇工的酬劳，也要用货币支付，而在宋代之前，工资以实物为主，货币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宋朝国家的税收，也从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过渡，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政府货币性岁入的比重超过了50%;王安石变法更将力役也折成货币结算，显示出货币化已成大势所趋。
宋代的城市化也有革命性的表现：城市人口的比重达至历代最高峰。
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到22.4%。
如果据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
而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一些研究者因此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
还有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原始工业化”。
一个最能体现宋代“原始工业化”的例子是铁的产量：由于煤矿的规模化开采及应用于炼铁，北宋的铁产量表现出飞跃性的发展势头，而英国要到16世纪的工业化早期才产生类似的“煤铁革命”。
大量的科学技术也应用于手工业生产，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称：“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三上面我们从经济变迁的角度描述了宋朝的近代化表现，接下来我们再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观察宋代——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大变迁：唐代有部曲，是世世代代为门阀世族耕种的农奴，没有独立户籍;唐代的奴婢也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不独立编户，是附依于主家的贱户;入宋之后，随着门阀世族的瓦解，部曲与贱口都成为了自由民。
宋代的佃户与地主不再存在人身上的依附关系，只是结成经济上的租佃关系，租佃关系基于双方的自愿结合，以契约为证。
宋代奴婢与主家之间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同样基于双方自愿的契约。
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变革，核心意义就是“契约化”——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转型。
这个契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平等化的进程。
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在宋代之前都属于贱民，而这些贱民到了宋代，都基本上消失了，或者说，从前的贱民现在已经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拥有平等的法律主体资格：“齐，等也。
无有贵贱，谓之齐民”。
贵族的消亡，推演着一个平民化社会的来临。
宋代之前，政治几乎为贵族垄断，唐代虽有科举制，但借科举晋身的平民官僚，寥寥可数。
宋代情势一变，取士不问世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钱穆语)。
据学者对南宋宝佑四年(1256)《登科录》的统计，在601名宋朝进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
作为平民社会的表征，宋代的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也一齐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色彩。
宋代之前，贵族掌握着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而宋朝的学校则向全民开放，包括“工商杂类”的子弟均可进入州县学校读书。
文学、音乐、美术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层人玩的高雅品，进入宋代后，才产生了完全属于平民(市民)的文学、音乐形式，如话本、滑稽戏等;我们从宋代之前的美术作品上也几乎找不到任何平民的影子，只有展开宋人的画作，如《踏歌图》、《清明上河图》，那种平民气息、市井气息才会扑面而来。
同时，随着人身依附状态的解除，宋朝社会出现了广泛、持续的流动性，这种流动化既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横向流动，即可以从一地自由迁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阶层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即固化的等级结构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
宋人发现，“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
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
”这里的“近世”，当然是指宋代。
用现代概念来说，宋人有了“自由迁徙”的权利。
宋人又发现，“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
贫富贵贱，离而为四，起于后世。
”这里的“后世”，也是指宋代。
“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意思，是说从宋代开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组合，贫者可以富，可以贵;贱者可以贵，可以富;富者可能贵，也可能贱;贵者可能富，也可能贫;贫富贵贱处于变动之中。
用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来说，社会阶层没有“板结化”。
社会也因此才焕发出活力。
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换，以及商品经济的深入展开，也让宋朝的社会风气出现巨大嬗变——人们不惮于言利，“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
”追逐财富成为理所当然之事。
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这种功利化世态乃是资本主义时代开始来临的一般社会景象，不管是两宋、晚明，还是近代的西欧城市，莫不如此。
四现在，我们从国家治理功能构建的角度再来观察宋朝的近代化表现——研究者发现，在16世纪的欧洲，当经济结构从封建制度过渡至资本主义制度之际，出现了一个特征，即由于经济失调而产生大量都市贫民，近代欧洲国家逐渐发展出来的福利政策，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结构性的经济转化。
英国也是在近代化开始展开的16世纪下半叶发布了一系列“济贫法”，由政府负担起救济贫民的责任。
中国的国家福利体系，也恰好在宋代发展至顶峰，这种“福利化”国家功能的出现并不是巧合，而是近代化产生的压力催生出来的结果。
宋朝的贫民救济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施行的“惠养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后，各州政府“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
宋人对“乞丐”的定义与今日不同，凡贫困人口，均纳入乞丐范围;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颁行的“居养法”：各州设立居养院，“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
”简单地说，“惠养乞丐法”指由政府给贫民发放米钱;“居养法”则指由国家福利机构收留无处栖身的贫民。
为了应对近代化的挑战，国家不仅要发展出福利功能，更需要深切介入经济活动，包括征税、借款、投资、开拓市场、调控市场、制订商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等，这便是重商主义下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张化。
宋朝无疑是历代最具重商主义性格的一个王朝，政府设立非常多的经济部门参与市场经济，包括市舶司、盐井监、楼店务(房地产公司)、酒务(酿酒厂)、曲院(制造酒曲的作坊)、造船务、纺织院、染院、磨坊(粮食加工厂)、茶磨(茶叶加工厂)，等等，具有金融功能的经济部门就有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市易务、青苗法、检校库、抵当所等。
可以说，宋代的国家扮演了一个“超级商人”的角色，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但历史地看，近代化的商业引擎，离不开以国家之力来启动。
一个对商业发展无动于衷、碌碌无为的政府，比如朱元璋建立的明政府，真的更有利于近代化的扩展吗?也许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国家重商政策对于资本主义之兴起的重要性：宋朝在河北路与京东路实行食盐自由通商制度，在其他地方则推行盐引制(国家间接专卖)。
按道理说，食盐的禁榷应该会妨碍民间商品经济的发育，迟滞资本主义的产生，但学者的研究却发现，在宋朝的食盐自由贸易区，“生产技术并无任何进步与创新，生产规模也未见扩大，盐商的资本增殖速度似乎并不快，见不到特富的大盐商”。
倒是在推行盐引制的禁榷区，“能够发现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明显改进与革新，井盐生产似乎还出现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也能在实行钞引制的东南盐区见到发家致富的大盐商”。
正因为近代化的启动与展开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一国总是在完成了国家的集权化之后才有可能顺利实现近代化，不管是先发近代化的欧洲大陆与英伦，还是后发近代化的日本，均表明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中国的集权化完成得非常之早，秦朝建立郡县制，即宣告王权制的来临。
早熟的集权化未必合乎历史趋势，因而中国在魏晋时期出现了贵族制的回潮，并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门阀世族。
经过唐宋变革，“君主独裁”政治才完全确立下来。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君主独裁”，只是表示一种与贵族政治相对的政体，指政府机构被置于天子的直接指挥之下;而不是说君主不受约束，可以乾纲独断。
恰恰相反，宋朝已经形成了一种“虚君共治”体制，君主“以制命为职”，但“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即由宰相执掌具体的国家治理权;如果政令“有未当者”，则由“台谏劾举之”，即台谏掌握着监察、审查之权，以制衡宰执的执政大权;执政、台谏，加上端拱在上的君主，三权相对独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中国的文官制也建立得早，与郡县制的成立同步，但要到宋代，文官制才发展出足够的理性化。
理性化是文官制的核心意义，即公务员的分类、职能、考试录用、考核、奖惩、培训、晋升、调动、解职，权力命令的发起、传递、审查、执行、反馈、问责，都有完备的制度与程序可遵循，从而最大限度隔离私人因素的影响。
那些不欲受到约束的帝王，都会产生突破文官制的冲动，如西汉武帝启用了一个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皇帝的私人秘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内朝”，将三公领导的“外朝”撇在一边;明朝干脆废掉宰相，另立“内阁”，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
惟独宋朝三百余年，没有形成破坏文官制的“内朝”，文官制的运作非常稳定。
近代化的治理秩序还有一个特点：法治化。
今人多以为“法治”是西方特产，中国的治理传统是“人治”，但宋人并不这么认为，宋人自称“尚法令”。
南宋的思想家陈亮与叶适总结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大小，一听于法。
”所谓“任法”、“一听于法”，套用现代的术语，就是“以法治国”的意思。
宋朝法制体系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许多人的想象。
宋人叶适这么描述道：“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
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
”一个聪明人，穷尽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项立法，自以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汇编，却发现类似的法条早已制订出来了。
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备，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备，民间租赁、抵押、出典、买卖、借贷、财产继承，均有周全的法令给予规范。
宋人自己说，“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盖欲以杜争端也。
”发达的民商事立法让一些研究者相信，宋代已经产生了“法学近代化”的迹象。
如果我们同意前面对近代化特征的概括以及对宋朝近代化表现的描述，那么我们应该承认，宋代中国确实已经迈入了近代的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