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女性主义
什么是
是跟女权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女性运动)相联系的。
妇女解放运动到今天为止，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很早，大概是19世纪末左右，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要求性别包括男女之间的平等，也就是两性的平等，当时也要求公民权、政治权利，反对贵族特权，强调男女在智力上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
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争取政治权利，往往被称作“女权运动”。
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一般地说，是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的。
人们认为，最早也是起源于美国。
这次运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
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的差别。
把两性的差别实际上看成是在两性关系中，女性附属于男性的基础。
要求各个领域对公众开放，等等。
的《》即产生于这一时期。
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对于性别研究，的学术研究兴起。
因此，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流派。
长久以来，在社会上是一个以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
所以人们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形成的概念使得他们从男权的角度来描述这个世界，并且把这种描述混同于真理，就是说，这种描述是千真万确的，是天经地义的。
他们对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提出了挑战。
尽管流派众多，但基本点是争取两性平等，改变女性受歧视压迫的现状。
女性主义为何总和性相连 女性的歧视是全方位的。
尽管如此性是比较突出的，带有性意味的歧视是占有中心地位的。
也就是说，压迫越深反抗越强。
女性对自身的反思恰恰从最激烈的地方表现是非常自然的。
（引自《另类的尖叫》）1、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渊源及主要观点 在女性主义三大主要派别长达百年的论争之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这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有的理论家甚至将这一新流派的出现称为女性运动的“第三次浪潮”。
(, 184) 我想，其原因在于后现代女性主义颇具颠覆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性主义三大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
因 此，严格地说，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能算是与三大流派并列的第四大流派。
后现代女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女性主义加。
后现代社会在西方逐渐成为现实之后，、后马克思主义、、新保守主义、现状肯定论、多元文化论以及生态主义等新思潮逐步进入了西方学术界主流。
从1960年代起，后现代理论在法国首先兴起。
法国后结构主义派的主要人物有：（Jacques Derrida），（Jacques Lacan），（Jean Francios Lyotard），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鲁兹（Gilles Deleuze），伽塔里（Felix Guattari），保吉拉（Jean Baudrillard）等。
他们批判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语言、文化、主体概念，开创了后现代理论流派。
相比之下，哈贝马斯派的批判理性还是以理性为基本原则，现代性概念还在使用。
批判理论以“知识的生产”作为最主要的关注。
后现代派则认为，启蒙主义已经终结，现代性要求新的科学形式和新的话语模式。
法国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有：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塞克瑟斯（Helene Cixous），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等。
她们将后现代理论导向对男权制文化和生殖器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的批判。
这一思潮从1968年开始出现在女性主义之中。
从思想渊源看，英美女性主义一向重自由人文哲学；而法国女性主义则重后结构主义。
前者与后者相比，是比较传统的和男性中心的批判理论和方法。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大多活跃于学术圈内，但她们也参与女性主义的政治运动。
如果要追寻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后现代主义大思想家福柯。
每一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都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无论她们对他的思想是全盘接受，还是批判的接受。
福柯是一位怀疑主义哲学大师，是怀疑主义哲学传统在20世纪的重要继承人。
他主张检验知识变化的实践，而不是用标准的认识论方法去证明独一无二的理性或科学。
他对现存一切秩序体制的确定性和稳固性提出了质疑。
他指出：“我所分析的一切就是为了否定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普遍适用的必然性的观念。
我的分析旨在揭示出现存制度的人为性质，揭示出我们还拥有多少自由的空间，还能对现存的一切做哪些改变。
”(转引自Martin, 11) 此外，后现代主义大师和重要思想家拉康和德里达也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高度重视和大量引证。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其主要观点做一概括，它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挑战关于解放和理性的宏大叙事，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 (grand theories)。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倾向来自后现代主义，高度概括地说，这一理论思潮的要点是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
后现代女性主义致力于批判所有那些博大宏伟和涵盖一切的现代理论，试图建立社区理论，即，将道德和政治观念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社区的经验之上，否定因果关系与宏观社会概念。
后现代理论超越意识，关注无意识和下意识的自我；关注矛盾、过程和变化；关注个人的肉体性质；拒绝男权的宏大叙事、普适性理论、客观性。
有一种说法认为，“女人缺乏把握规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
”(Bacchi, 14) 对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应当对我们的社会合法性所由建立的所有法则和原理做重新的审视。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哲学建立在下列假设之一是：所谓“知识的普适性”是错误的概括。
科学、宗教、法律的话语以及知识的生产都是局部的，只具有相对的价值。
从启蒙思想开始，所有的宏大理论就都标榜其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性质；那些强调两性差异的理论也自称是性别中立的。
可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这些理论都是以男性为其标准的，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
例如在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上，认为前者是男人的天地、后者是女人的天地，这就是典型的男权制的政治思想。
在政治领域完全没有女性的位置，没有女性的声音，也没有为女性留下任何空间。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解放中没有得到过什么益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从洛克 (Locke) 到康德 (Kant)，从来都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内。
在西方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丹尼·贝尔用语) 之后，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话语遭到怀疑，甚至连理论本身也遭到怀疑。
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了。
由于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分类都不再适用了。
在她们看来，就连“女性”、“男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
参考资料：
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什么区别
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区别： 解构无非就是提倡多元化、提倡多角度理解、消解权威、分解结构、推崇大众狂欢，这些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但后现代主义不仅有这些特征。
后现代主义还有很多其他的派别，比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这些都是属于政治化倾向严重的流派，因此「政治化」也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
联系： 解构主义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解构也不能说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
但是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极重要的流派，解构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
后现代主义或现代派运动一词现在被固定作为一种国际倾向的综合名称，这种国际倾向出现于19世纪末期西方的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绘画、建筑和其他艺术领域，后来影响到20世纪大多数艺术的特征。
一般认为这种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或战后不久达到了顶峰，至于它是否仍存在或者是否已经开始了一个随后的风格的时代，则仍不能肯定。
因此，F·克莫德（FrankKermode）提出了“对现代主义两个阶段之间有益的粗略区分”，即古现代主义和新现代主义，前者是早期的发展，后者则是超现实主义的和后超现实主义的发展。
其他一些人，特别是在美国，例如I·哈桑（IhabHassan），L·非德勒（LeslieFiedler）等，则主张有一种鲜明的区别，一种新的后现代主义的风格，一种合唱式的、综合的乡村艺术，即“后文化”时代的产物，在这里它强调从任意艺术、反艺术、反文学、自我破坏艺术和新小说等方面来论述艺术的发展。
七十年代后期，兴起于欧洲思想界的利奥塔德——哈伯马斯之争使这场局限于北美文化艺术界的讨论带有了哲学思辩的色彩。
现代主义的生存土壤是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则是把后工业化社会作为时代背景。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可·杰拇逊教授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概括了后现代主义文艺四个基本审美特征： 1．主体消失。
在后现代文化氛围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等级制度被颠倒了，现代主义中的个性和风格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主体成了某种破碎的幻象。
2．深度消失。
现代主义艺术总是以追求乌托邦的理想、表现终极真理为主题，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放弃了作品本身的深度模式，不再具有思想，不再提供解释，拒绝挖掘任何意义，仅仅追求语言快感。
3．历史感消失。
历史永远是记忆中的事物，而记忆永远带有记忆主体的感受和体验。
现代主义艺术因追求深度而沉迷于历史意识，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历史仅仅意味着怀旧，它以一种迎合商业目的的形象出现。
4．距离消失。
在现代主义艺术看来，距离既是艺术和生活的界线，也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界线，它是使读者对作品进行思考的一种有意识的控制手段。
后现代艺术中，由于主体的消失，作品失去深度和历史感，仅仅具有作用于人感官的刺激性，而没有任何启发和激扬的功能，换言之，它强调的只是欲望本身。
解构主义60年代缘起于法国，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领袖——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对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责难。
在德里达看来，西方的哲学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
“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logos），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而德里达及其他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好是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
简言之，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
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
反正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
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区别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
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
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
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
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
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
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
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
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
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
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
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
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
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
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
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
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
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
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
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
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
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
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
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
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
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
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
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
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
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
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
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
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
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
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
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
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
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
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
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
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
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
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
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
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
“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
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
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
”[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
”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
[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
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
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
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
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
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
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
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
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1•关于互文性的理论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
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
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
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
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
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
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
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
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
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
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
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
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
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
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
事实胜于雄辩。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
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
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
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
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
”[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
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
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
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
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
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
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
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
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
真理是具体的。
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
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
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
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
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
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
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
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
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
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说出十个西方哲学家的名字吗?他们主要观点是什么?
1、泰勒斯（Thales，盛年约在公元前585年），古希腊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被尊为西方哲学的始祖。
2、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盛年约在公元前504－501年），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创始人之1。
3、巴门尼德（Parmenides，盛年约在公元前504－501年），古希腊哲学家，存在论（本体论）的奠基人。
4、德谟克里特（Demokritos，盛年约在公元前420年），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人。
5、苏格拉底（Sokrates，公元前468－399年），古希腊哲学家，与耶酥、孔子和释迦牟尼1同被尊为人类的导师， 6、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347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著有《苏格拉底的申辩》、《理想国》、《巴门尼德》、《智者》等对话体著作。
7、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柏拉图的学生，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许多学科的创始人，代表作《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
8、伊壁鸠鲁（Epikouros，约公元前341－270年），古希腊哲学家，幸福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之1。
9、皮浪（Pyrrhon，约公元前360－270年），古希腊哲学家，怀疑主义的创始人。
10、普洛提诺（Plotinos，约公元205－270年），晚期希腊哲学家，埃及人，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代表，著有《9章集》。
11、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公元354－430年），中世纪教父哲学的最大代表，著有《忏悔录》、《上帝之城》。
12、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最大代表，著有《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
13、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英国经验论的始祖，著有《新工具》等。
14、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年），法国哲学家，近代哲学的创始人，唯理论的开创者，著有《方法谈》、《第1哲学沉思集》、《哲学原理》。
15、斯宾诺莎（Benedictus de Spinoza，1632－1677年），荷兰哲学家，唯理论的主要代表之1，著有《伦理学》等。
16、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英国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之1，著有《人类理智论》。
17、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德国哲学家，唯理论的主要代表之1，著有《单子论》、《人类理智新论》。
18、巴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年），英国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之1，著有《人类知识原理》。
19、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英国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之1，著有《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
20、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年），法国启蒙思想家，著有《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
21、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法国启蒙思想家，著有《哲学通信》等。
22、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法国启蒙思想家，著有《人类不平等的Qi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尔》、《忏悔录》。
23、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1709－1751年），法国启蒙思想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著有《人是机器》。
24、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25、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以辩证法著称于世，著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哲学全书》。
26、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著有《实证哲学教程》等。
27、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英国哲学家，实证主义代表之1，著有《孔德与实证主义》、《逻辑的体系》、《功利主义》。
28、叔本华（Arthe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著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Jie》。
29、克尔恺郭尔（Soren Aaby Kierkeggard，1813－1855年），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先驱，著有《非此即彼》、《恐惧的概念》等。
30、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年），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1，著有《心理学原理》、《实用主义》、《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
31、尼采（Friedrich Wil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德国哲学家，著有《善恶之彼岸》、《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强力意志》。
32、弗雷格（Gottlob Frege，1848－1925年），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分析哲学和数理逻辑的奠基人，著有《算术基础》。
33、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年），瑞士语言学家，结构主义的创始人，著有《普通语言学教程》。
34、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年），德国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著有《逻辑研究》、《现象学的观念》、《笛卡尔的沉思》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等。
35、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65－1939年），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著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
36、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德国历史哲学家，著有《西方的没落》。
37、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英国历史哲学家，著有《历史研究》。
38、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德国哲学家，存在哲学的创始人，著有《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林中路》等。
39、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年），奥地利裔英国哲学，语言哲学或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1，著有《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
40、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年），德国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主要代表之1，著有《世Jie的逻辑结构》、《语言的逻辑句法》。
41、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年）英国哲学家，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之1，著有《心的概念》等。
42、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德国哲学家，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著有《真理与方法》等。
43、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1895－1973年），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著有《批判理论》、《社会哲学研究》、《启蒙的辩证法》（与阿多诺合著）。
44、阿多诺（Theode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年），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之1，著有《否定的辩证法》等。
45、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5－1979年），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之1，著有《理性与革命》、《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
46、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之1，著有《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兴趣》、《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
47、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年），英国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创始人，著有《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48、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年），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1，著有《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1种人道主义》和《辩证理性批判》等。
49、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主要代表之1，著有《结构人类学》、《野性的思维》。
50、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之1，《从逻辑的观点看》、《逻辑哲学》。
51、库恩（Tomas Kuhn，1922－），美国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著有《科学革命的结构》、《必要的张力》。
52、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年），匈牙利人，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学生，著有《证明与反驳》、《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53、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1994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学生，著有《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领》、《自由社会中的科学》。
54、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法国哲学家，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之1，著有《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等。
55、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1－），法国哲学家，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之1，著有《书写与差异》、《播撒》、《哲学的边缘》、《马克思的幽灵》等。
56、罗蒂（Richard. M. Rorty，1931－），美国哲学家，后现代哲学的代表之1，著有《哲学与自然之镜》、《后哲学文化》。
57、詹姆逊（Fredric Jamason，1931－），美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之1，著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政治无意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58、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年），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著有《通往奴役之路》。
59、罗尔斯（John Rawls，1921－），美国政治哲学家，著有《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
60、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美国政治哲学家，著有《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解构主义属于什么艺术语言形态
如题 谢谢了
如果是哲学方面的，有关“反人类……”的提法应该是“反人类中心主义”或“反人类主体性”这样的观点表述。
这种观点是后现代状况下的理论热点，福柯、德里达等哲学家在多部著作和论文中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也有系统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或“反人类主体性”理论。
不知道你是否有这个方向的兴趣，如果有，可以根据“反人类中心主义”或“反人类主体性”或“福柯”或“德里达”等关键词来查询你所需要的材料，中文方面的资料也很多。
下面列几本涉及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中文版著作（编著）：（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
（中）莫伟民：《莫伟民讲福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法）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年。
（中）陆扬：《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福柯与德里达》，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
（中）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解构主义是什么意思啊
索绪尔结构主义语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语言是区别工作的，一个没有实在的意义附着在身，意义是经由字与字的语音和字形区分得以产生存在的德里达将索绪尔的这一逻辑继续往前推进：这一区分在什么地方停止呢
a是a,是因为它不是b，不是c,不是d,e,f,事实上这一区别的过程是无限的，谁也不知道意义区别终止的界限，意义与其说是固定的，不如说它是移动的，弥散的，它是无数文字互为参照的痕迹（trace）德里达自创了一个词延异（differance）来说明这个意义无限延宕的过程：意义取决于差异（difference），意义必将向外扩散(differre)，意义最终无法获得，处于无穷延宕(deferment)的状态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区分了符号和所指物，指出了符号自行其事的性质，德里达则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所指都是能指无限区分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意义是一条无限延伸的能指链，语言是一张无边无际蔓延的网，没有任何纯粹的意义能够充分地存在在语言之内德里达由此展开了他对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看法：面对面的对话能够直接呈现我自身，而一旦诉诸文字，意义就可能开始被扭曲异化，文字是对活的语言的不自然的模仿，声音则是对意义的直接呈现在这种语音\\\/文字的二元对立背后，隐藏着这样的观念：相信语言是透明的，人们可以充分地占有语言，反映现实和表现思想感情但是，正如索绪尔所证明的：语言是依靠区别工作的，文字如此，说话同样如此，德里达解构了这一语音\\\/文字的二元对立式：说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对写作的模仿，正如写作被称作是对说话的模仿一样不存在所谓本原意义上的语言底本，所有的在场（present）都是依靠缺乏（absence）工作的，而任何试图创造这样一种在场：终极意义本质真实，作为人类的第一原则标准目的的努力都可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一词来自于古希腊，指谓言说真理理性，它相信有一个超级能指，这个超级能指（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它有各式的代理人上帝理念自我主体等等）作为事物的基础本质，不会受到语言游戏的污染，它超然于语言游戏之外，成为其他词语概念围绕的中心但是，既然没有一个词能够逃脱出语言之网，这样一个最初或最终的词就必然是一个虚构，也许真正值得考究的问题是：哪些历史时段，哪些词被赋予了至高无导的核心
这也就是晚近反本质主义思潮的滥觞：没有一个所谓的天然的本质高悬在意义的上端，人们总是可以证明，它同样是特定意义体系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产物，这一意义体系倚赖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来运作，通过众多围绕先验能指的正项对负项的排斥与贬抑，这个先验能指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简单地说解构主义就是什么都行，就是虚无主义，这是对解构的庸俗化理解德里达所致力的，乃在于对于一些意义等级的质疑与批判，并且，他力图揭示出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思维的根基，虽然，德里达承认，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摆脱这种形而上学的污染与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保持一种警觉的资态，首先是回顾，也就是说行使记忆的权力，去了解我们所生活于其间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权威与公认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没有无记忆的解构，这一点具有普世有效性，无论是对欧洲文化还是对中国文化来说都有效即便记忆内容各有不同，但每一次都必须为在今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作谱系学研究那些如今起规范作用的具有协调性支配性的因素都有其来历而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儿来的，而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
（1）德里达的解构锋刃因此可以成为极具政治性的解放策略这一点，深刻启发了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借助解构，展开了对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等级的拆解，在父权社会中，菲勒斯（phallus）（指的是阴茎的图像，它是男性权力的象征）是这个性别等级制的第一原则与先验能指，它代表着完整一致和单纯菲勒斯中心主义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塑造出一系列的男\\\/女二元对立项，阳\\\/阴，理性\\\/疯狂，坚强\\\/软弱，有序\\\/无序等，这一系列二元对立项无不以男性为第一性，女性作为它的对立面而存在，由此，菲勒斯以绝对的差别构造出自身的权威地位，但是，正如解构所提示的，任何一项总是内在地包含着另一项，男性之为男性必须借助女性这个他者来说明这个女性是异已的，外在的，然而没有它，男性又无从定义其自身，不仅他自己的存在寄生地取决于女人，取决于排斥和臣属她的活动，而且，这种排斥所以必要的理由之一是：她可能必竟不那么他者也许她是男人之内的某种事物的标志，而那是他需要压抑需要从他自己的存在中逐出需要贬到他自己的明确界线以外一个保险的异域的也许，由于某种原因，外在之物也是内在之物，疏离之物也是切近之物（2）换言之，绝对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并不存在，女性是男性的组成部分，是男性需要贬抑排斥的，而这恰恰证明所谓的女性气质内在于男性男性和女性的对立组完全是父权意识形态的运作，是维护菲勒斯霸权之需后殖民主义则立足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它力图揭示出西方\\\/东方这样的二元对立等级是怎样被构建起来的，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中东方怎样被定义，发明，怎样被西方他者化，成为说明验证西方进步优越的一个负项，从而构筑起西方与东方的等级秩序与权力对东方主义的解构，目的并不是简单互换西方与东方的等级位置，重弹东方文化优越论的老调，而是要防止落入种族中心论民族本质论的窠臼，将西方\\\/东方此类概念二元对立项的出现置诸于过去三百年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去发现揭露此类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因此，解构并不只是对文本无穷无尽的拆解，纸面上无底的游戏虽然美国的解构批评例如耶鲁四人帮走的正是这条路子，但是，解构要更有意义，发挥更大的效用，它就必然是政治性的：我想那种一般的解构是不存在的只存在既定文化历史政治情境下的一些解构姿态针对每种情境，有某种必要的策略，这种策略依情况的不同而有别解构的责任是尽可能地转变场域这就是为什么解构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姿态，它是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转型的姿态因此，也是去转变一种存在霸权的情境，自然这也等于去转移霸权去叛逆霸权并质疑权威从这个角度来讲，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3）这也就是伊格尔顿在他那本精辟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对解构所作的评价：解构批评最终是一种政治实践，它试图摧毁一个特定的思想体系和它背后的整个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系统籍以维持自己势力的逻辑他并不是在荒诞地力图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同一性意向和历史连续性，他是在力图把这些东西视为一个更加深广的历史语言潜意识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历史的结果（4） 注释： （1）德里达与中国哲学家张宁的对话，见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中文版访谈代序，第15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2）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3）德里达与中国哲学家张宁的对话，见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中文版访谈代序，第1416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4）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什么叫解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