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一 应当重视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被冷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
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
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
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
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
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
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
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
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
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
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
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
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
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
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
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
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
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
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
”[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
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
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
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
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
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
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
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
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
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
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
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
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
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
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
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
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
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
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
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
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
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
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
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
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
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
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
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
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
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
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
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
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
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
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
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
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
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
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
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
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
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
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史纲要》实践课安排 哪位能帮忙 大大的加分
《中国近代史纲要》实践课安排一、内容： 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一部与“中国近代史纲要”高度相关的著作（如：原著、传记、回忆录等）;以论文格式撰写一篇读后感或心得体会。
本次实践课分数占该课程考试总分数的20%（20分）二、格式和要求1、必须以论文格式撰写 第一、自拟题目 第二、必须有内容简介（内容简介中必须写明所阅读著作的名称、作者、出版社及出版时间及著作的内容简介） 第三、正文中必须要要适当引用原文资料并标明出处2、必须上交打印稿 题目用加黑三号字 其他标题用加黑四号字 内容简介及正文用小四号字体 必须统一使用a4纸张打印3、正文字数不得少于2000字4、完成时间：本学期第12周之前交上不明事宜咨询任课老师
大教学论读后感
[大教学论读后感] 教育必须适应自然 ——《大教学论》读后感 一、内容梳理 《大教学论》（[捷克]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是17世纪世界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最重要的著作，是近代第一部系统论述教育理论的著述，其内容不仅涉及教学论，同时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如教育目的、德育、体育、学制、课程等，大教学论读后感。
它奠定了现代教育学的基本框架，使教育学从综合性的知识领域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夸美纽斯是捷克人，他生活的年代是1592－1670年，相当于我国明代万历20年到清康熙9年，他终生从事教育工作。
他热爱儿童，热爱教育，他有十分丰富的教育经验。
他在教育思想和教学理论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而被推崇为教育学上的哥白尼。
他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教育学说包括在他的《大教学论》中。
《大教学论》实际上包含了整本教育学的内容，并且奠定了今日分科教学法的基础。
这里介绍的是教育科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大教学论》版本及该书目录。
在夸美纽斯的256种著作中，最能集中而全面地体现他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便是《大教学论》。
这部著作虽名为《大教学论》，但实际上它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教学论的范围，涉及教育理论的各个方面。
它奠定了现代教育学的基本框架，是教育学从综合性的知识领域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起点，它标志着教育理论发展史上一个全新阶段的开端。
《大教学论》的宗旨就是将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
不论是富人或穷人，出身高贵或出身微贱，男人或女人，都应受到教育，获得知识、德行和虔信。
夸美纽斯力主初等教育成为普及教育，在每个小村庄都设立学校，不使任何人被排到社会的安适、和平、宁静，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使人人有工作、有饭吃，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
夸美纽斯为此奋斗终身。
《大教学论》提到的人名有八十余人，其中，引证的古希腊、罗马人共有38人，可见他对希腊、罗马教育遗产的重视。
基督教的《圣经》仍然是夸美纽斯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大教学论》共三十三章，可以分成六个组成部分或六编。
（一）总论，第一至十四章，其中第一章可以看做全书的绪论或引言。
第二、三、四章讨论教育的目的和任务。
第五、六、七章论述教育的作用或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第八、九章论述普及教育问题。
第十、十一、十二章论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十三、十四章探索教育和教学的规律或总的指导原理。
（二）体育（健康教育），第十五章。
（三）教学论，第十六至二十二章，又分三部分：（1）教学原则、规则和方法，第十六至十八章；（2）教学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制，第十九章；（3）分科教学法，第二十至二十三章，分别论述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语文教学法。
（四）德育论，第二十三至二十六章，分别论述了道德教育、宗教教育、纪律和学生读物的精选。
（五）学制和课程，第二十七至三十一章，分别论述了统一的、互相衔接的四级学制及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教科书及升入高一级学校的考试制度。
（六）总结，第三十二至三十三章，论述了本学校改革方案的优越性以及实现这一方案的必要条件，呼吁社会各界人士通力协作，共襄义举。
二、目录 扉页 向读者致意 献词 教学艺术的用途 第一章 人是造物中最崇高、最纯粹、最卓越的 第二章 人的终极目的在于来世 第三章 今生只是为永生作准备 第四章 为永生作准备有三个层次：认识自己(认识万物)、管束自己、皈依神 第五章 这三者(学问、德行、虔信)的种子已天然地种植在我们身上 第六章 如果要造就一个人，就必须由教育去完成 第七章 人最容易在年轻时形成，若非这个年龄，就不能正确地形成 第八章 年轻人必须接受公共教育，因此学校是必需的 第九章 所有男女儿童都应该上学 第十章 学校应提供广博的教育 第十一章 在此以前没有过完善的学校 第十二章 改革学校是可能的 第十三章 改革学校的基础必须是万物的确切规则 第十四章 教导的确切的规则只能从自然借取 第十五章 延长生命的基础 第十六章 教和学的普遍要求，亦即必须准确地达到预期结果的教和学的方法 第十七章 教和学的方便性的诸原则 第十八章 教和学的彻底性的诸原则 第十九章 教和学的简明性和快速性的诸原则 第二十章 各种科学的教法（科学教学法） 第二十一章 人文学科的教法（艺术教学法） 第二十二章 语文教学法 第二十三章 道德教学法 第二十四章 灌输虔信的教学法 第二十五章 如果我们想按照纯粹基督教的律法改革学校，就必须从学校中清除异教徒的书籍，不然，无论如何也要在使用它们时比以前更加谨慎小心 第二十六章 论学校纪律 第二十七章 论基于年龄和学业的学校的四级划分 第二十八章 母育学校素描 第二十九章 国语学校素描 第三十章 拉丁学校素描 第三十一章 论大学，论学生的旅行和光明学院 第三十二章 论通用的完善的教导规则（论教导的普遍和完善的秩序） 第三十三章 实现此种通用教学法的前提（论实行这种普遍方法的前提） 后记 附录 夸美纽斯对几个重要教育问题的主张——纪念夸美纽斯诞生365周年 扬，阿莫斯·考门斯基（夸美纽斯）的生平和思想 译名对照表 三、精彩摘要 描绘艺术中的艺术（教学艺术）是一件繁难的工作，需要非凡的批判；不独需要一个人的批判，而且需要许多人的批判；因为没有一个人的眼光能够如此敏锐，使任何问题的大部分不致逃脱他的观察。
人是造物中最崇高、最完善、最美好的。
人的终极目标在今生之外。
今生只是永生的预备。
永生的预备有三个阶段：知道自己（并知万物），管束自己，使自己皈依上帝。
关于教育中的上帝：亚里士多德说：“人人都有一些关于神的概念，人人都把最高的地位归给神。
”柏拉图也说：“上帝是至高的善，高于一切存在，高于自然；一切造物都趋向于他。
”《圣经》上说：“爱好真理的人容易看到真理，寻求真理的人容易发现真理。
它让悟性去见它，凡是在它的门前等候的人都可以不受麻烦就得到它。
”要告诉他们，凡是行为良好，值得站在上帝跟前的人就是加倍幸福的人。
但是生时与上帝相通的人，死后便会到上帝那里去。
《圣经》应该成为基督教学校的第一个字母和最末一个字母。
教育的作用：假如要形成一个人，就必须由教育去形成。
有人说，人是一个“可教的动物”，这是一个不坏的定义。
实际上，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
柏拉图 “人若受过真正的教育，他就是个最温良、最神圣的生物；但是他若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受了错误的教育，他就是一个世间最难驾驭的家伙。
”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凡是生而为人的人都有受教育的必要，因为他们既然是人，他们就不应当成为无理性的兽类，不应当变成死板的木头。
教育的早期性：人最容易在少年时期去形成，除了这种年龄就不能形成得合适。
最谨慎的办法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去把人形成到合乎智慧的标准。
教育应当从早开始。
学校教育：青年人应该受到共同的教育，所以学校是必需的。
一切男女青年都应该进学校。
学校教育应该是普遍的。
所以所罗门所说的关于美丽但是愚蠢的妇女的话，对于有学问而没有德行的人也是适用的，他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带在猪鼻上。
”教育是生活的预备，能在成年以前完成。
教育中的秩序：改良学校的基础应当是万物的严谨秩序，读后感《大教学论读后感》。
时间的巨流是因什么媒介才这样准确地和连续地分为年、月、日的呢
没有别的，只是由于苍天的不变的秩序之故。
所以，教学艺术所需要的也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要把时间、科目和方法巧妙地加以安排而已。
教导的严谨秩序应当以自然为借鉴，并且必须是不受任何阻碍的。
现在就很明白了，秩序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教学艺术的主导原则，这是应当、并且只能以自然的作用为借鉴的。
一旦这个原则彻底地被掌握以后，艺术的进行立刻便会同自然的运行一样容易，一样自然。
西塞罗说得很恰切，他说：“假如我们把自然看做我们的向导，她是决不会把我们领入歧途的。
”他又说：“在自然的指导之下，迷途是不可能的。
”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建议是要经心地注视自然的作用，要去模仿它们。
关于语文学习：一切语文都不要从文法去学习，要从合适的作家去学习。
语文的学习，尤其在青年时代，应当和事物的学习联系起来，使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对语文的认识，即我们的对事实的知识和我们表达事实的能力得以同步前进。
因为我们是在形成人，不是形成鹦鹉。
一切语言通过实践去学比通过规则去学来得容易。
教育的兴趣：应该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把孩子们的求知与求学的欲望激发起来。
教导的方法应该减轻学习的苦楚，使学生在功课上不受到任何阻碍或耽误他们的进步。
教育中的实践性：假如教师教授任何事情的时候，同时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告诉学生，学生的工作就会来得轻松些。
只有那些易于指明用途的事情才应教给学生。
对于每门学科，都要考虑它的实用问题，务使不学无用的东西。
凡是学过的东西都应该由一个学生传授给另一个学生，使没有知识不被利用。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之下，我们才能懂得“假如别人不知道你是知道的，你的知识便是无用的”这说法的意思。
有一句话，说：“教导别人的人就是教导了自己。
”这是很对的，因为不仅时时复习可以把一件事实不灭地铭刻在心灵上，而且“教”的本身对于所教的学科可以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凡是应该知道的就必须教。
凡是所教的都应该当做能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并有一定用途的去教。
凡是应当做的都必须从实践去学习。
师傅并不用理论去耽搁他们的徒弟，而是从早就叫他们去做实际工作；……所以，在学校里面，应该让学生从写字去学写字，从谈话去学谈话，从唱歌去唱歌，从推理去学推理。
这样一来，学校就可以变成一个忙于工作的工场，凡是努力获得了成就的学生就可以体验到一句成语的真理，就是：“我们同时形成了我们自己，也形成了我们的材料。
”昆提利安在多年以前就说过：“通过教诲，路途是长远而困难的，通过榜样则是短捷而可行的。
” 因为德国人有一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他们说：“良好的领袖就有良好的随从。
”忒楞斯的话也很恰当，他说：“只要你先走，我一定跟上来。
”儿童学习行走、奔跑、谈话与游戏，全是这样从模仿学来的，不要任何艰难的规则。
规则对于悟性像一些荆棘，要懂得它们的意义既需注意，又需能耐，而榜样则是最愚蠢的学生也可以受益的。
没有一个人单靠规则精通过任何语言或艺术；至于通过实践，即使没有教诲，精通也是可能的。
产生一个艺术家的是实践，不是别的。
教学的选择性：辛尼加说：“时间这样的宝贵，却去学习这么多无用的东西，这是何等的疯狂啊。
”所以，无论什么东西不可单因它在学校里有价值去学习，要因它在生活上有用处才可学习，这样，一个学生学得的知识才不至于一出学校，立刻就消失掉了。
凡是所教的都应该坦率地教，不可错综复杂地教。
教学的直观性：我们由此可以为教师们找出一条金科玉律。
在可能的范围以内，一切事物都应该尽量地放到感官跟前。
一切看得见的东西都应该放到视官的跟前，一切听得见的东西都应该放到听官的跟前。
气味应当放到嗅官的跟前，尝得出和触得着的东西应当分别放到味官和触官的跟前。
假如有一件东西能够同时在几个感官上面留下印象，它便应当和几种感官去接触。
一个人如果看见过一次人体解剖，较之读完了最详尽的解剖学，可是实际从严没有看见过解剖，对于人体各部分的关系一定知道并记得准确得多。
所以说：“看就是信。
教育中的纪律：我们不可能谨慎到不让任何恶事得到一个进口，所以，严格的纪律是必须用来制止邪恶的倾向的。
有需要的时候就应当利用责备或惩罚，斥责或鞭挞。
这种惩罚永远应该当场执行，使邪恶刚一出现就可以受到遏抑，或尽可能连根拔除。
波希米亚有一句谚语说：“学校没有纪律犹如磨盘没有水。
”这是很对的。
因为如果你从磨坊取去了水，磨盘就会停止，同样，如果你从学校取消了纪律，你就是剥夺了它的发动力。
因为纪律不是别的，它只是一种不会失败的方法，我们可以用来使我们的学者变成真正的学者而已。
严格的纪律不应当在跟学习或文术练习有关的事情方面去用，只能在道德问题遭到危险时用。
凡是想把青年捞入德行的网里的人，他就必须一方面用严酷的办法使之畏惧和恭顺，一方面用温和与情爱的办法去抬高他们。
凡是能够结合这两个极端的教师就是幸福的教师
凡是能够得到这种教师的孩子就是幸福的孩子
凡是愿意在学校里面求学的人就必须服从学校的纪律。
纪律有三等：第一，不断的监视，因为我们决不能全然相信孩子们的勤勉与天真。
（难道他们不是亚当的子孙吗
）我们必须使他们时时处在我们的监督之下。
第二，谴责，凡是越出了正轨的学生都应该通过谴责唤回理性服从的大道。
最后，惩罚，如果劝告没有效力就必须惩罚。
不过，一切纪律都必须谨慎地施用，除了诱导学生完全做好工作以外，没有别种目的。
四、读后感 《大教学论》是夸美纽斯在教育理论方面的代表作，夸美纽斯的全部教育思想都不过是《大教学论》中表达过的基本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应用。
《大教学论》体现了夸美纽斯在教育史上的许多首创性思想，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专门的教育理论著作，为近代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被教育理论界看做是近代教育开始的标志。
所以夸美纽斯又被称为“教育史上的哥白尼”。
要想很好的读懂《大教学论》就要首先来认识夸美纽斯其人。
夸美纽斯是十七世纪杰出的捷克教育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位哲学家。
他出生于1592年，去世于1670年，他生活在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他是这个时代产生出来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夸美纽斯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在批判旧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教育理论体系，为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反对封建的等级教育，主张实行全民的普及教育，并为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统一的学校教育体制，为后来学校教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尤其是他所创立的学年制和班级授课制更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为我们后人广泛采用，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夸美纽斯多次提到了圣经、上帝、魔鬼撒旦等，所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受其时代所限，是具有一定片面性的。
他的教育理论带有极强的宗教色彩，这和他本人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从小受到教会的熏陶，是一个执着的信徒。
他的教育思想理论中，一方面主张学习实际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加强了神学的教学，宗教色彩十分浓厚。
不过尽管如此，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仍闪耀着不朽的光芒，在近代教育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对于我们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来说，在读其著作时，取其精华，抛其糟粕，就象我们文韵书斋的读书格言那样：我们可以由读书搜集知识，但必须利用思考把糠和麦子分开。
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中有许多首创的教育思想： （一）关于一切事物 夸美纽斯因他的“泛智论”而著名，他下的界说：“我们希望有一种智慧的学校，而且是全面智慧的学校，即泛智学校，也就是泛智工场。
在《大教学论》的著述中，夸美纽斯详细了阐述了他的人性观，“人是造物主中最崇高、最完善、最美好的”，因而他应当成为理性的动夸美纽斯又提到了和谐教育，走中道之路。
即热切期望所有的人都能受到完善的教育，使之得到多方面的发展，成为和谐发展的人。
强调“人的本身，里外都是一种和谐”，人在身心各方面都存在着和谐发展的因素（“种子”），教育就是要使这种因素真正得以发展。
教育的目的，就是物、一切造物的主宰和造物主的形象和爱物。
要从知识、道德、身体和艺术等方面去全面发展人，从而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
（二）关于一切人 夸美纽斯主张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权享受教育，“不独有钱有势的人的儿女应该进学校，所有城镇乡村的男孩和女孩，不论富贵贫贱，都应该进学校。
对于为什么要实行义务教育，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驱，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是这样认识的：“只有各阶层的人民不会因缺乏必要的知识而落后干其他人民，革命变革所取得的进步才能得以维持和发展。
承认上述各点，一切都要依靠国家所给予的正当的教育。
” 义务教育应该是一种全人教育，一种社会公民教育。
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每一个社会公民具备最基本的、系统的、全面的科学文化知识，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义务教育，即依照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少年都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为现在生产发展和现代生活所必须，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
掌握全部的知识，全面发展的教育”。
（三）关于全部艺术 教育是艺术，有教材教，整合教育资源，设计教育，研究教育。
夸美纽斯认为一个教师同时教几百个学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要紧的；因为，对教师、对学生，这都是一种最有利的制度。
那么“怎样用同样的书去教一切学生呢
”夸美纽斯也是有所阐述的，他对于这种书籍有很高的要求，认为“这种书籍应该为每个学校编写出来的——要按照前面所规定的达到容易、彻底和时间经济的目标的规则去写——应该构成一种全部学科的完全的、经济的、准确的缩影。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应该写得简单、明晰，应该充分帮助学生，使他们在必要时可以不必假助老师，自己就能进行学习。
” 教学艺术是教学方法的升华。
王作仁等主编的《教育词典》中指出，教学艺术是“能达到最佳教育效果的各种知识、条件、方法和手段的综合”。
从夸美纽斯的“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全部艺术”到洛克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教育之故” 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我想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应当掌握一定的教学艺术，从而使自己的教学达到最优化的效果。
《大教学论》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多具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并使基督教的社会因此可以减少黑暗、烦恼、倾轧，增加光明、整饬、和平与宁静。
《大教学论》结合作者的实地经验阐发了一些教学经验。
以理性的语言宣扬大教学的理论和方法。
探求人类的本性，以基督教的理论来强调在教学过程中的平等及原则，力求老师教都得少，而学生学得多。
“大教学论”，就是一种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全部艺术，这是一种教起来准有把握，因而准有结果的艺术；并且它又是一种教起来使人感到愉快的艺术，就是说，它不会使教员感到烦恼，或使学生感到厌恶，它能使教员和学生全都得到最大的快乐；此外，它又是一种教得彻底、不肤浅、不铺张，却能使人获得真实的知识、高尚的行谊和最深刻的虔信的艺术。
〔大教学论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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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上册的课文读后感有哪些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
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
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
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
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
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
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
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
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
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
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
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
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
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
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
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
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
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
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
”[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
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
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
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
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
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
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
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
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
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
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
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
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
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
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
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
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
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
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
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
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
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
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
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
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
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
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
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
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
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
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
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
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
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
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
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
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
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
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
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
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
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
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