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兆琦：我怎样与《史记》结缘
【作者简介】韩兆琦，男，1933年出生，天津市静海人。
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后入复旦大学师从蒋天枢先生专治前四史，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再传弟子，1962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
其后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方向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2至2005年任教于新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执教“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两汉）”、“《史记》选讲”等课程，深受学生爱戴和好评。
本文摘自韩兆琦先生《〈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图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敬请关注）1958 年7 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提前一年毕业，留在系里工作。
1959 年11 月，我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当古典文学研究生，我的指导老师是蒋天枢教授，我很高兴。
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复旦大学中文系里的许多老师都是我衷心仰慕已久的。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梦想实现，其乐何如
但我内心又有一种惴惴不安，这就是自己的基础太差了：生在农村，上学较晚；大学期间又因为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故而底子很薄。
第一次见到蒋先生，蒋先生为我制订学习计划，他说：“你们前几年耽误的时间太多，现在要静下心来好好地读几本书，打打基础。
第一是要读点历史，第二是要读点小学。
关于读历史有两个办法，你可以任选一个。
一个是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个是读《资治通鉴》，都是用两年。
同时你再选听系里的几门课程。
第三年写篇论文就行了。
”于是我选择了读“前四史”，并相继选听了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张世禄先生的“古代语音学”、徐鹏先生的“古代文献学”等。
读“前四史”由蒋先生直接指导，两周辅导一次。
这是我平生系统读《史记》的开始。
使用的本子一是中华书局新校点的《史记》，一是我自己新买的影印的武英殿本《史记》。
以我当时的水平而言，单靠这种三家注的本子读《史记》是有相当困难的，更重要的是读过之后茫茫然，不容易抓到要领。
后来我从图书馆里发现了日本人泷川资言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其后我又发现了明代凌稚隆所作的《史记评林》，这两套书对我这个初学者帮助太大了。
它们不仅帮助我扫除了文字上和史实方面的许多障碍，而且能帮我打开思路，举一反三。
后来我又读到了清代学者梁玉绳所作的《史记志疑》，这套书的所谓“志疑”，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史记》其书中的种种疏漏，种种值得商榷、应该纠正、应该修补的地方。
这对我读《史记》起了重要作用，在帮我思考《史记》中的历史事件、认识《史记》中的人物，以及认识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的主观意识、主观倾向等都有许多好处。
当我向蒋先生说起这些感受时，蒋先生很高兴，肯定了我的进步。
从他的口气里，我感到他对《史记会注考证》的评价不太高，但对《史记志疑》很是称赞，并由此鼓励我要多读一些清代学者的著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等等。
蒋先生说：“中国先秦两汉的古书，有些是在汉魏晋或唐宋时期已经有人做过注释的，到清代，人们感到不满意，又重新进行了整理，如十三经、《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如此；只有《史记》，清朝人没有系统作，故而今天的初学者要读《史记》，就只得看唐代以前的三家注，不然就得看日本人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
我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再做这件事情的精力，你们要记着这件事。
”由于我当时年纪小，水平太低，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令蒋先生深感遗憾的事。
三年研究生学习中的前两年，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前四史”，其中又尤其以《史记》为中心。
这样学的收获是什么呢
现在想来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培养了一种读历史的兴趣，从此我开始自觉地安排时间有计划地阅读各个朝代的历史，如“前四史”以后的《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以及《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和各种论史的著作，如《史通》、《读通鉴论》、《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容斋随笔》等；其二是从此渐渐地摸索出了一种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进行研究的方法与能力，这为我日后的教学与指导学生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是表面看来我学的主要是历史，但这些“历史”实际上也是中文系古典文学课先秦两汉部分所要学习和讲授的主要内容。
因此当我研究生一毕业，一开始走上课堂的时候，我就似乎是一个比较熟练、比较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了。
我是1963 年1 月从复旦大学毕业，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的。
第一个学期，教研室交给我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给政教系的学生开“古典文学作品选”；一项是参加刘盼遂、郭预衡两位先生牵头的编写《中国古代散文选》的工作。
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启功、李长之、祝鼎民、吴万刚。
这是我第一次与刘先生、启先生、李先生、郭先生如此近距离地亲密合作。
刘先生与我研究生时代的蒋先生是师兄弟，在我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的时候，他们彼此常托我为他们代致问候。
1963 年夏天我为了《中国古代散文选》的一些问题，前往刘先生家拜访。
闲谈之间，刘先生说起做学问的事情。
他说：“做学问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但开头必须有一个小雪球做核心，这样才能滚得起来。
你们蒋先生让你读‘前四史’，尤其是让你认真读《史记》，这就为你日后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基础。
” 我从内心里感到一股暖流升起，两位老先生尽管相隔千里，而他们的思想认识竟是如此相同。
我对他们深深地感激。
1963 年9 月，我受命给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讲授“汉代文学作品选”，这是我研究生毕业以来第一次讲授《史记》、《汉书》等这些我所熟悉的东西。
当我讲到《鸿门宴》，讲到《荆轲刺秦王》，讲到《魏公子窃符救赵》以及《苏武牧羊》等篇章的时候，我就把几年来所钻研的东西，把我的认识、我的体会，通通贯穿在慷慨激昂的讲述中。
同学们都很高兴，甚至直到下课铃响起，大家也还像没有听见似的坐着不动。
1964 年2 月，我给下一个年级的学生讲授“先秦文学作品选”，第一篇是《尚书》中的《牧野之战》，其次是《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城濮之战》、《崤之战》，其后是《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其实这些也都是《史记》所包含的内容。
但我所强调的是，大家不要只停留在这些生动故事的本身，而是要问几个为什么
比如，《郑伯克段于鄢》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事实
对郑庄公应该如何评价
《春秋》与《左传》的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谴责郑庄公，这到底对还是不对
又例如，城濮之战晋国是怎么胜利的
从孔子到后代的许多学者都谴责晋文公的“谲而不正”，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崤之战”中，秦穆公为什么如此“利令智昏”
晋国又为何如此“忘恩负义”
这场战争对当时诸国之间的格局起了什么作用
等等。
总之我是把以往研究《史记》的方法经验贯穿在了具体的古代作品的教学之中。
我在期中举行过一次课堂讨论会，先是布置每人写一篇作业，而后选了七八篇到年级的大课堂上发言。
其中有一位同学谈《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意义，一位越南留学生谈“郑庄公的形象”，都相当精彩。
可惜这是我“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课，其后不久便是一去一年的下农村搞“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中没有上过课。
1978 年夏，国家在一些重点高校试点招收研究生，我有幸跟着郭预衡先生、聂石樵先生三个人集体招收了九位古典文学研究生。
这些学生于1978 年9 月正式入学。
按照教学计划，这些学生第一年是统一学习基本的古代文化课程，除了我们三个指导老师给学生上课外，还请了系里的许多著名老师如黄药眠、钟敬文、启功、邓魁英等来给学生上课。
在这期间我给学生讲了《史记》专题，内容包括“司马迁的受宫刑与忍辱著书”、“《史记》的基本内容与其思想倾向”、“《史记》的悲剧特征与《史记》的艺术性”、“历代对《史记》的研究状况与几种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对此我主要介绍了“三家注”、《史记评林》、《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四种。
与此讲课同时，我请中文系资料室的同志帮忙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有关《史记》的图书展览。
有些书是中文系资料室有的，有些书是从图书馆临时调拨来的，共有六七十种。
这些书不仅同学们大都没有见过，而且有一些是连我自己过去也没有见过的。
1981年春，我在给本科七七级、七八级已经讲过古典文学基础课的情况下，开设了一门“《史记》专题”课，听课的对象以高年级的本科学生为主体，同时也有系里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共一百多人。
我开这门课的目的主要有三：其一是想引导学生让每个人能至少阅读《史记》中的30 篇作品，争取能让一部分人超过50 篇；并对《史记》能有个基本准确的理解。
其二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能写出一些有观点、有材料的作业，能为日后写毕业论文打点基础。
因此我用前三分之二的课时辅导学生读原著，每篇只讲解其关键段落，并指出读该篇应该注意思考的问题；后三分之一的课时用以归纳、总结性地讲述司马迁与《史记》的种种问题。
其三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每个人手头都有书可看，并使大家能趁机接触到一些好的注本。
我与图书馆联系好，请他们把馆内所藏的日本原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都调出来，给中文系高年级的每个宿舍都发一套，由班长集中办理，每个宿舍都找一位同学负责保管，一共借出了十本一套的共二十多套。
也幸亏是在当时那种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每个人都想为报效国家社会而自觉出力、各尽所能的年代吧，结果都一路绿灯，毫无障碍地通通实现了。
至今回想起来，我仍对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主管人员感谢不已；也为当时学习这门课的同学们的那种积极、热情而内心激动。
从此“《史记》专题”列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每隔一年开一次。
第一次讲课，还没有自己编写的教材，到第二次再讲这门课时，我自己编写的《史记选注集说》就已经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再过两年，我的《史记评议赏析》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前者是作品选，后者是讲课的教材，两者相辅相成，给课堂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接着这门课又被列入了函授大学、夜大学、助教研究班、骨干教师进修班，以及自学考试的教学计划。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大学的设点远播到了全国的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中文系古典组的许多中青年老师、访问学者、博士生都曾为此出差千里乃至数千里到许多地区辅导过这门课。
应该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全国开设“《史记》专题”课最早的，也是为普及、宣传《史记》这部经典出力最多的高等院校。
我是1998年办理退休，2001年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其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基础课的同时，给全校开过“《史记》专题”课；又受聘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特聘教授时，除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外，又为本科生开了一门“《史记》研读”课。
我的讲授方法是将《史记》的作品分成若干专题，每个专题体现着司马迁写史思想的一个方面，以作品为例证，穿插着介绍这些作品的重点段落，以求既保证每次教学思想的明确清晰，又能让同学们熟悉作品，能抓住每篇作品的重要思想与重要艺术特征。
除课堂教学外，我仍坚持课外辅导，隔三周辅导一次。
期末考评时，我们的《史记》课获得的分数最高。
在这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给我出版了《〈史记〉解读》与《史记品鉴》两本教材；而我培养的那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是《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继承与扬弃》，该文章的一部分已经发表在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第5期。
我自己的《史记》研究也就是这么伴着“《史记》专题”课的教学开展起来的，我的第一篇关于《史记》的文章是《司马迁的崇实精神》，发表于1978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我的第一本《史记》教材是《史记选注集说》，1982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1982年到2013年的三十多年间，我在大陆出版的有关《史记》的教材与专著共计二十多种，在香港、台湾出版了五种，在韩国用韩文翻译的一种。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笺证》。
一提《史记笺证》我就不由地要想起白寿彝先生与蒋天枢先生。
1991年春，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燕起、北京祥云培训公司的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二次国际《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讨论会”的时候，白寿彝先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长达40 分钟的发言。
会后大约20天，他让古籍所的龚兆吉先生把我请到他的家里。
白先生和我谈起研究、整理《史记》的事情，他说：“希望你能尽量放开其他的事情，要准备拿出几年以至十来年的时间认真整理《史记》。
而且不搞便罢，要搞就要搞成具有世界水平的。
经费上有困难，古籍所可以考虑给你一些补助。
”我听了很受感动，并立即又想起了蒋先生在30 年前说过的他感到遗憾的事情。
我尽管觉得自己学力不足，人微言轻，但从思想上还是接受了这一重要嘱托。
我从1992年、1993年开始做资料方面的准备。
从1994年开始就把主要精力转到整理《史记》方面来了。
开始想搞300万字，后来越滚越大，达到了550多万字。
《史记笺证》于200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觉得此书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它对当时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为之校改了三百多处；其二，它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以验证《史记》文本叙述的史实，从而大大提高了史实的清晰度，也纠正了文本叙事的某些偏差；其三，它访求、采录可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互印证的地面遗留，它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对《史记》旧注与一些欠妥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辨正。
此外还对古帝王的纪年以及其月日干支都加注了公元某某年以及某月某日；对古代的度量衡都加注了约当现今的近似值；以及附录了各个历史时期与某些区域、某些城市的地形图以及出土文物的图片一百多张。
《史记笺证》获2006 年“全国高校社会与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除《史记笺证》外，其他较重要的还有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全本全注全译《史记》、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岳麓书社出版的《史记评注》等。
最后谈谈我参加过的与《史记》有关的社会活动：1986年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的老一辈的《史记》研究学者程金造先生约我见面，我高兴地到他家拜访。
两人畅谈了一回有关《史记》的教学与研究后，程先生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史记》讨论会。
这时我已经认识了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先生。
于是我们商量了召开会议的细节，并拟定了一个邀请来宾的名单。
经过一些准备，此会于1987 年5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招待所召开了，会期两天，完全是民间性质。
来宾们的路费与住宿费由个人自理，两天的伙食费由我尽地主之谊。
应邀到会的专家有：北京大学的季镇淮，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郑州大学的郭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少雍、陆永品、施丁、赖长扬，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光勇、徐兴海，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可永雪，陕西省韩城民盟的张天恩，《光明日报》的肖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有聂石樵、邓魁英、辛志贤、杨燕起、李元太、吴万刚等。
因事因病未能出席，而寄来论文或写来回信的有：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吴忠匡，中华书局的吴树平，北京大学的张衍田，浙江师范学院的陈兰村、俞樟华。
白寿彝先生因住院未能出席，启功先生在会下到招待所看望了与会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王梓坤校长参加了开幕式，并讲了话。
研究生、进修教师二十多人列席了会议。
遗憾的是程金造先生这时已经去世，没能看到这次会议的召开。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史记》研讨会，会上成立了“《史记》研讨会全国联络组”，作为今后组织国内学术活动与对外进行联络的临时组织。
会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都发了消息。
接着1988年，经赵光勇、张天恩两位先生的努力活动，这年10月由陕西师范大学与韩城市政府联合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第二次《史记》国际讨论会，到会八十多人，有日本、美国的专家参加。
在这次会议期间，许多专家都是第一次参观司马迁祠墓与司马迁故里。
第三次《史记》讨论会，原定计划是1989年夏天在徐州召开，由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教授操办，结果由于那年发生学潮，吴汝煜教授又不久逝世，于是徐州会议遂未开成。
1991年5月，我又与杨燕起、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三次国际《史记》研究与《史记》教学讨论会”。
其后还有由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教授操办的第四次讨论会；由安徽师范大学的袁传璋教授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五次《史记》讨论会；由河南大学的白本松、王立群教授在河南大学举办的第六次《史记》讨论会。
全国《史记》研讨会联络组共活动了15年，对宣传普及《史记》知识、对联络国内与国际的《史记》专家、对推动全国各地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活动的开展、对推动各地《史记》研究组织的成立，都起了积极作用，并为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
今年是我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50周年，刚好80岁，廉颇老矣。
但我每当从《史记》研究会的年会上听到中国海峡两岸的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史记》研究学者们讲述他们的研究心得与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我都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特别是今年恰好又欣逢中国《史记》研究会的领导换届，与经过重新修订的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的再版发行，我想，在这两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我们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加欣欣向荣的动人的局面。
《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长河上
史记的内容
古体知识 古人喜欢在文题上表体裁。
古代文体大下。
一、论说 1、疏 又称奏疏。
臣子向君主陈述意见。
分条陈述。
畅于春秋，成于两汉。
2、表 又称奏疏、奏议。
臣向君主陈述意见或有所请求的一种文体。
重情。
3、论 直接阐明自己观点的一种文体。
分史论（人物论、专题论）、文论（评论文章）、策论（起源于写在简册上以对答用，发展成策论） 4、说 用来阐述关于某一事物、问题的道理的文章。
教材注解说，说，是一种文体，可以发表议论，也可以记事，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
例如《师说》《捕蛇者说》。
5、原 推究。
对一种理论、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加以探索、考察。
《 原君》 6、订 评议。
对某一人事物论定功过，品评优劣，常含力排众议而独抒新见之意。
因而行文有力，慷慨激昂。
订，论。
《订鬼》 7、序 是用来评介作品内容的。
有自序、他序。
位置在一本书的开头或结尾。
例如《指南录后序》唐宋以来，送别赠言也称序。
例如《送东阳马生序》 二、记叙类 1、纪传体 司马迁首创，以本纪、列传为人物传记中心。
本纪记叙帝王事迹，世家记叙诸侯王和辅汉功臣的事迹，列传是名人事迹。
2、记 记事、记言、记物、记人，应用广泛，不拘一格。
《核舟记》《岳阳楼记》《病梅馆记》《游褒禅山记》《记王忠肃公翱事》《书博鸡者事》 3、志 记事的文章。
《三国志》 4、游记 我国古代记叙文的一大分支。
以轻快的笔调和生动的描写，记述旅途中的见闻，某地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和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5、逸事 也称轶事。
散失没有流传的事迹。
《左忠毅公逸事》 6、笔记 内容五花八门，篇幅短小精悍。
有历史掌故，遗闻逸事，文艺随笔，人物短论，科学小品，志怪杂录等。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沈括的《梦溪笔谈》 7、寓言 寓，寄也。
借助于比喻或故事来说明某一深刻哲理。
《愚公移山》 8、小说 “演义”，根据历史或传说，敷衍成长篇章回体小说。
《三国演义》。
有“志人小说”，还有“志怪小说”。
——以上可总称为“散文类”。
三、韵文类 1、铭 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颂功德的文字叫铭，后来就成为一种文体。
这种文体一般都是用韵的。
《陋室铭》 “墓志铭”，追记死者生前事迹的文字。
“志”，类乎传记；“铭”，类乎诗歌。
《五人墓碑记》，有志而无铭。
2、赋 介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
赋讲求字句的整齐和声调的和谐，主要特点总在于铺叙事物。
描写的部分总是淋漓尽致，极尽铺叙夸张之能事；结尾的部分则往往发一点议论，以寄托讽喻之意。
3、骈文 骈，两马并驾。
骈文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文体，介乎韵文和非韵文之间。
相对散文来说，它讲求对偶；而相对韵文来说，它不讲求压韵。
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
骈文的主要特点是讲究对仗，要求通篇句子两两相对。
句子的结构、词性、平仄都要合乎对仗要求。
骈文中以四字句、六字句最多，故骈文又称“四六”、“四六句”。
4、诗 “诗言志，歌咏言”。
歌，比诗自由、奔放、土气。
行，铺张本事而歌称“行”。
5、词 一种抒情诗体，和乐而歌的韵文。
萌于南朝，成于唐，盛于宋。
6、曲 一种韵文，可泛指秦汉以来各种可入乐的诗歌，通常指宋以来的南曲、北曲。
古代文体 论。
论是一种论文文体，按《韵术》：“论者，议也”。
《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
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
二曰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谬误。
”如《六国论》、《过秦论》等。
铭。
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
刻在碑上，放在书案右边用以自警的铭文叫“座右铭”。
如刘禹锡的《陋室铭》。
刻在石碑上，叙述死者生平，加以颂扬追思的，叫“墓志铭”。
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
游记。
游记是描写旅行见闻的一种散文形式。
游记的取材范围极广，可以描绘名山大川的秀丽瑰奇，可以记录风土人情的诡异阜盛，可以反映一人一家的日常生活面貌，也可以记下一国的重大事件，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文笔轻松，描写生动，记述翔实，给人以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美的感觉。
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如《岳阳楼记》、《游褒禅山记》；有带科学色彩的，如郦道元的《三峡》；有带抒情色彩的，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原。
推究本源的意思，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体。
这种文体是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考察、探讨，理论性较强。
如韩愈的《原毁》、黄宗羲的《原君》。
赠序。
文体名。
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
如韩愈《送石处士序》：“于是东都诸人士……遂名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
”其后凡是惜别赠立的文章，不附于诗帙也都叫赠序，内容多推重、赞许或勉励之辞。
我们学过明代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
祭文。
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时所诵读的文章。
体裁有韵文和散文两种。
内容是追念死者生前的主要经历，颂扬他的主要品德和业迹，寄托哀思，激励生者。
如袁枚的《祭妹文》。
童话。
儿童文学的一种。
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
童话的语言通俗、生动、形象，情节离奇曲折，富于趣味性，对自然景物往往作拟人化的描写，能适应儿童的心理、情趣，激发人们的想象，便于他们接受和转化。
选入教材的童话有：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
序跋。
序也作“叙”或称“引”，有如今日的“引言”、“前言”。
是说明书籍著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
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
“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列在后面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
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
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
我们学过的“序言”有：《〈呐喊〉自序》、《〈农村调查〉序言》、《〈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等。
辩。
“辩”即辩是非，别真伪，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批驳一个错误论点，或辨析某些事实。
如韩愈的《讳辩》、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
杂记。
包括： （1）山川、景物、人事杂记。
描写山川、景物和人事的，如《小石潭记》、《登泰山记》。
（2）笔记文。
以记事为主，它的特点是篇幅短小，长的千字左右；内容丰富，有历史掌故、遗文遗事、文艺随笔、人物短论、科学小说、文字考证、读书杂记等五花八门。
《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就是这种文体。
奏议。
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
它包括奏、议、疏、表、对策等。
《文章有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秦初改书曰奏。
汉定礼议，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
” 民间故事。
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经过很多人不断地修改加工而形成的文学形式。
民间故事的特点：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口语化，朴素明快；想象奇特丰富；常用夸张、比喻，艺术感染力强。
内容上它来自民间，反映的多是民间生活。
有的民间故事常有神化式的幻想情节，充满神奇色彩。
例如：《渔夫的故事》、《牛郎织女》等。
说。
古代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
它与“论”无大异所以后来统称说理辨析之文为论说文。
《文章辨析序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
”我们学过的这种体裁的文章有：《师说》、《马说》、《少年中国说》、《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
赠序文：文体一种。
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称为赠序。
例如《送东阳马生序》。
这类文多为颂赞勉励之辞。
书说文：“书”指一般书信。
“说”指阐明事物、问题的义理文。
把二者归为一类里，是因为“书”在内容上往往同“说”相同，辨析事物，解释义理，二者常常在叙述中表明观点、见解的，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例如《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答李翊书》、《报刘一丈书》等。
传状文：记述个人生平事迹的文章。
一般来说多为记述那些在历史上较有影响而事迹突出的已死的人物生平事迹。
多采取叙述、描写等手法，展示人物的生平风貌。
这种文体，贯用于史书。
诸如《苏武传》、《张衡传》、《海瑞传》等。
论辩文：是古代的一种论文文体。
有“原……”、“……论”、“……辩”等文题形式。
这种文体是作者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等，从根本上考察、探讨，辨是非，别真伪，表明看法、观点、澄清对错的文体。
援事引例，引经据典，或论其事实，或批驳谬误，语言富有论辩力，逻辑性强，又颇具文彩。
如《原毁》、《过秦论》、《讳辩》等。
杂记文：杂记文是除传状、碑志以外的一切记叙文章，它包括较广，有人物记事、山川草木自然之景。
文化名胜古迹、历史掌握、遗文遗事、社会风俗杂谈、读书杂记等。
这类文章手法灵活，构思巧妙，形式多样。
如《桃花源记》、《项脊轩志》《梅花岭记》等。
小说：就其古代散文来说，小说是早已有之的，下面再介绍一下小说。
小说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它以刻划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
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上古到先秦两汉，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的酝酿和萌生时期。
主要是先秦的“神话”、“寓言”。
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
2、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统称为笔记小说。
这一时期，小说初具规模。
其作品主要有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等。
3、唐代出现了唐传奇。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古典小说的成熟。
著名传奇有蒋防《霍小玉传》、元稹《莺莺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
4、宋代出现了白话小说——“话本”。
至此，才以小说作为故事性文体的专称。
话本的出现是“小说史上一大变迁”，它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代表作有《三国志平话》。
5、明代出现了“拟话本”，即明代文人模仿话本的体制、形式进行创作的小说。
如《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深百宝箱》、《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6、明清出现了章回体小说。
此时期，古代小说发展到了顶峰，产生了一批伟大不朽的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
按着不同标准，小说可分为不同种类： 按篇幅及容量可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及微型小说。
按写作体制分为章回体、日记体、书信体、仙传体。
按内容分为历史小说，公案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传奇小说。
按语言形式分为文言文小说和白话小说。
我国古代小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
情节曲折，故事完整。
语言准确简炼，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
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
教学效果怎么写
教学效果评价教学效果就是教学取得的成效。
一般用下列标准来衡量：1、看教学目标达成度如何，教师是否高度关注学生的知识2、看教学效果的满意度，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参与，90%以上的学生掌握了有效的学习方法，获得了知识，发展了能力，有积极的情感体验。
3、看课堂训练题设计，检测效果好。
对照《教师法》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及“五规范”、“十禁止”，并结合自己的教育工作，通过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和评议，自我剖析如下：1、在依法执教方面，我能够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能够自觉遵守教育法律法规，没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但同时也认识到，对新近颁布的政策还不能深入领会，需要进一步学习。
依法治教就是要求教师从严格守法的高度，在全部职业行为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这是教师职业道德的首要准则。
2、在爱岗敬业方面，我能够做到热爱教育、热爱学校，教书育人，注意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传播有益学生身心健康思想。
爱是教师职业的基础，爱岗敬业是教师处理与教育事业之间关系的准则，是全部教师职业道德的基础前提。
但有时候我对待工作还不够尽职尽责;在批改作业、考试阅卷等方面，偶尔有敷衍现象。
3、在热爱学生方面，我关心爱护学生，尊重其人格;耐心教导，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热爱学生是教师处理与学生之间关系的准则，是全部教师职业道德的精髓。
如何激发爱心、永保爱心，我尚待努力。
4、在严谨治学方面，我注意
评价项羽的作文
乌江西岸,正好渡江东归；乌江亭长把船靠好等待项王上船,并对项王说：“ 大王,江东虽小,地方也足有千里,民众数万,足以为王,请大王快上船渡江,且这里只有臣有船,汉军追到也无法渡江.”项王：“ 天要亡我,我渡江过去有什么用!当初我率江东子弟渡江西进,如今江东子弟没有一人能回去,只有我一人渡江而归,即使江东父老兄弟爱我!我,仍旧拥我为王,我有何脸面再见江东父老!”项王将马送与亭长,命骑士都下马步行,持短兵器接战.汉军这时已追到,双方冲杀,项王 最勇,独杀汉军数百人,身受十余创.在奋战之间,项王回顾发现汉骑兵司马吕马童.项王说：“ 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吕马童吗!”吕马童因项王是老相识,不好意思面对而视,只得指项王对王翳说：“ 这就是项王)” 项王说：“ 我知道汉悬赏买我的头,值千金封万户.吕马童,我们既然是老朋友,我送给你这一点好处吧)”项王于是挥剑自刎而死.“ 天”决定了项羽结束生命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天”在此提示：人生舞台的落幕之机已到,或早或晚都将有损演出效果.不过江东,结束演出,自我了结,余味悠长,给人留下永久的惊叹与震撼.项羽式的悲壮,空前绝后,相形之下,吕马童之流则渺如烟尘.成功与失败,短暂与长久,本来就是相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刘邦胜利了,项羽失败了；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可说是项羽胜利了,刘邦失败了.定要做上皇帝,传位多少代以后才算胜利者,这是世俗之见.人的价值观决定人的 价值判断,项羽的价值取向不在乎最后的王者是谁,不在乎时间上的长与短；项羽以气概为最高价值：宛如横空出世,在人世间闯荡一遭,创 造极致境界,使之空前绝后.事实上,古往今来出现过不少刘邦式的英雄,而项羽却是绝无仅有,他的勇谋,他的敢作敢为,他的气贯长虹,他 的决绝,真可谓惊诧千古,叹服万代,就连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也不禁为之感叹：“ 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可见,项羽称霸王时间虽短,但他的英雄气概却震撼千古,远远超出刘邦数百年家天下的轰轰烈烈,我们能说项羽的价值判断错误吗!有人把项羽的败亡归咎于他的有勇无谋,这实在是见树不见林.项羽能够完成杀宋义、降章邯、坑降卒、封王侯、徙义帝等大手笔文章,只有勇没有谋是很难办得到的.至于说项羽吝啬封赏,以致于叛离不附,这对于项羽来说,则并 非失误,他是顺“ 天”而为之.凭项羽的声威,若要韩信、彭越、英布、田荣之辈归附,也许只需略施小计而已；他之所以不为,便是任性而为.性,即其霸王之气,虞姬所唱“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的霸王气.其实,霸王气到了自刎时已到达高峰,发挥到极致.固然,杀宋义、破釜沉舟是霸王气,坑降卒、裂土而封是霸王气,但到了霸王别姬、自刎乌江时,霸王气的主体性才得以充分显现,作为一种天性,即天赋的理念,它在项羽作自我否定时获得了永恒.以成败论英雄和不以成败论英雄,本是两种境界；而成与败的相对性,又使人们对成败本身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在表演和过程的层面,项王没有失败,项王也没有死.作为惊天动地的英雄,他活在历代人们心中；作为霸王气概的极致境界,他至今仍然是历史纪录的保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