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施蛰存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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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施蛰存的《梅雨之夕》的赏析
婉转的心曲 淡雅的心 ——《梅雨之赏 《梅雨之夕》是心理分析小说家施蛰存 的代表作之一。
同作者的其它小说一样 也描写了性心理、揭示了潜意识，但与《鸠 摩罗什》、《石秀》等小说相比较，《梅雨之 夕》显得文笔舒展，格调清新，艳而不俗。
正是这种舒展而周密的心理描写和素雅清丽 的格调使《梅雨之夕》成为吸引众多读者的名作。
《梅雨之夕》几乎没有情节，它仅仅记 叙了一位下班回家的男子在途中邂逅一位少 女之后的一段心灵历程。
但在新颖而丰富的 心理分析学理论的指导下，作者以娴熟的文 字表现技巧对人物的心理层层剖析，把读者 带进了主人公那丰富多彩而又微妙曲折的内 心世界。
一个已婚的青年男性与一位娇美的 少女萍水相逢，他会有什么心理反应?首先是怦然心动。
傍晚的上海街头，梅雨蒙蒙，灯光溶 溶，下班后的“我”虽然手中有伞却并不急 着回家，而是揣着慵懒的情怀有意无意地观 望黄昏的街景。
这时，“一位姑娘”映入了 “我”的眼帘，——“我”看到她从电车的 “头等车”里走下来，发现她没有带任何雨具。
梅雨“淙淙地”下着，没有雨具的她只 好跑到木器店的房檐下躲雨。
“我开始注意 她底美丽了”。
青年女性的美包括“许多方 面”，如容颜姣好、风仪温雅、肢体停匀等， “我”觉得面前这位少女“是全适合这几端 的”。
她急于寻找人力车坐车回家，“孤寂地 只身呆望着这永远地、永远地垂下来的梅 雨”，“露着烦恼的眼色”，而“我”却暗喜 梅雨的淙淙，——是梅雨为“我”提供了欣 赏美的机会。
当然，“我”想到了在家等 “我”回家“一同吃饭的妻”，但这仅仅是 “一闪念”而已。
“我”开始为自己晚回家寻 找借口。
主人公找出两个说服自己的理由： 首先，“我”对这少女没有什么“依恋的意 识”，“我”仅仅是把她当作“一个美丽的对 象”来欣赏；其次，她在“一重困难之中”， 作为男人的我不能弃之不顾。
于是“我”不 仅心安理得地留了下来，而且还“不自觉地 移动了脚步站在她身边了”。
接着，“我”跃跃欲试。
雨继续下，“我”发现斜雨已打湿了女 子的绸衣，薄薄的黑色绸衣已失去了遮盖的 “效用”，“轻薄的雨”已画出了女子的臂膀 的圆润。
马路上仍然看不到人力车的踪影，甚至连行人也没有一个，而雨还在下个不 停，晚风把“凉凉的雨丝吹向我们”。
“我” 想到了自己手中的伞，渴望能做古代骁勇的 武士用盾牌遮挡流矢一样挡住飞来的雨箭， 用自己的伞护住这位可爱的姑娘。
“我”关 切地注视着女子，希望她能觉察到“我”的 好意，并主动上前来寻求保护。
然而，他看 到的是少女警惕的目光；他担心女子怀疑他 “没怀着好意”，因而只好自尊地移开了自己 的目光，打消心底刚刚萌发的的艳念。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雨还没有住。
也许 少女失去继续等待的耐心，也许是她发现身 边的异性对她并无歹意，少女把求助的目光 投向“我”。
“我”正以“怜悯的旁观的心 理”观注着女子，少女主动投来目光使 “我”的脸红了。
“用羞赧来对付一个少女底 注目，在结婚以后，我是不常有的”，“我将 由何种理由来譬解我底脸红呢”?——也许 答案只有一个：一种被婚外异性理解和初步 接受后的欣喜与激动。
“我”读懂了她的目 光所传递的信息，于是就大着胆子靠近了少 女，“将我底伞分一半荫蔽她”。
“我”的尝 试终于取得了成功。
随后，男子开始想人非非。
如愿以偿的“我”十分激动，感到幸 福，血流在周身奔涌，“我”开始诧异我的 奇遇”；因为“近几年……除了和我底妻之 外”，“我”从没与其他异性并肩步行。
然 而，在欣喜之际，“我”又有所顾忌：“我 们”的熟人“看见了这样的我们的同行，会 怎样想”?于是，“我”把伞压得很低，“人 家除非故意低下身子来”是“不能看见我们 底脸面”的。
她的发香使“我”沉浸在难以言说的欢 愉之中。
“我”偷偷地“侧眼看她”，突然 “得到了一个新的发现”：原来她就是“我底 初恋的那个少女，同学，邻居”!——那时 她才十四岁，分别七年……她一定是搬到上 海来了。
然而，他尚未理清这一惊喜，又由 喜而悲：她今年二十多岁了，一定已成为他 人之妻，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啊!进而，又变得忧心忡忡：我也结了婚，如果她认出了我，问我是否结了婚，我该怎样回答呢?将路过的陌生女子认作是自己的初恋情 人，这实际上是一种由情感急剧波动所致的 情感错位，而这种情感错位又使“我”陷入 了情感危机。
就在这时，“我偶然向道旁一望”，忽然 发现妻子“倚在一家店里的柜上”，“用忧郁 的眼光”看着“我”和她。
妻子在跟踪他 吗?——疑心生暗鬼。
男子的心灵历程的最后一段是恋恋不舍、怅然若失。
“我”还在想入非非：一阵风吹来，眯 起眼的少女更加“娇媚”，我觉得她很像名 画《夜雨宫诣美人图》中的日本女郎；同这 样娇美的女郎共伞而行真是一种幸福，“在 旁人的眼光里”，“我……或许成为她底丈夫 或情人了”!就在这时，“我”耳边传来“这 样的嘤响”：不必送了，雨已经停了。
“我蓦 然惊觉”，十分懊恼地收拢雨伞，“怨怼”老 天爷“不再下半个小时的雨”。
“我”不甘心 于这场令人痴醉的艳遇就此了结，因而委婉 地提出了继续陪伴的请求：“假使没有妨碍， 让我送到了罢”；“假如还是下着大雨便怎么 了呢?”但是，“我”不仅听到了少女外柔内 刚绵里藏针的谢绝，而且还看到了她脸上的 “特殊的端庄”，一种包含着少女们所特有的 矜持、自尊和提防的端庄。
于是，“我”只 好知趣地告别。
姑娘“消失在黄昏里”，“我”带着无尽的遗憾、惆怅似梦似醒地上了人力车；恍恍惚惚，“我”总觉得“有一桩事没有做完 成”，“心里有着一种牵挂”。
夜空中已出现 了星星，但“我”几次想把手中的伞张起 来。
来到自家门前，“我”依然迷迷糊糊； 叩门，屋内的人询问“谁”，——这询问声 竟是那少女的声音!走进家门，灯下的妻子 又变成了刚才那位在店铺里用忧郁的眼神看 着“我”的女子，直到妻子问“我”为何回 家这样迟，“我”的神态才彻底清醒。
“我” 骗妻子说自己与朋友在途中吃过“小点”， ——“为了证实我的谎言，夜饭吃得很少”。
怦然心动——跃跃欲试——想入非非 ——恋恋不舍、怅然若失，作者周密而真实 地描述了主人公邂逅少女后的全部心理流 程。
这种心理展示或心理分析是立足于弗洛 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上的。
众所周知，施蛰存是“新感觉派”的代 表作家，同这个三十年代初兴起的流派的其 他作家一样，他的心理分析小说也深受弗洛 伊德的性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学说是关于人格结构及其内部冲突 的学说，大致可分为三个板块，即本能论、 人格结构论和心理解剖学说。
本体能认为， 人性的根本就是由生物能(或性能量)转换 而来的心理能的发泄与反发泄；一切用于人 格做功的能量都出自本能。
人体结构论是关 于本能的能量的投注和转移的理论。
这一理 论把人格分为三个部分：“本我”(储存本能 的地方，是各种本能的驱动之源)、“自我” (是协调本能需求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平衡机 能)、“超我”(在良心、道德律令、自我理 想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它把本能力量转移 到实现理想、创造等方面上来)。
心理解剖 学说把人的心理意识分为三个层次：意识、 前意识、潜意识；其中，潜意识与本能密切 相关，其中蕴藏有被压制的本能及与性相关 的情感。
《梅雨之夕》的心理分析立足于弗氏的 精神分析理论。
作品注重描写主人公的潜意 识，尤其注重揭示人物的人格中的“本我” 与“自我”的冲突。
在“怦然心动”阶段， 作者的文笔初步触及人物的潜意识。
“我” 为婚外的异性所动，并把她当作“美的对 象”，主人公的这一心理活动并不排除“本 能”的暗中促动；而在欣赏异性时；“我” 自我辩白对异性绝对没有“依恋的意识”， 且不由自主地想到家中翘首以待的妻子，还 寻找晚回家的借口，这一系列心理活动则又 展示了主人公的人格深处的“自我”与“本 我”的交涉：“我”要发泄本能，“本我”要 遵循”快乐原则”，而“自我”则既对“本 我”进行规范和抑制，又掩饰“本我”的越 轨冲动。
在跃跃欲试阶段，作品虽然主要写主人 公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和展示显意识层面的 心理活动，但“我”企图接近少女和保护少 女的动机无疑是受本能推动的。
试想，如果 面对的是一位男性，或者是一位老太太， “我”会耗费这么多心机吗?在“我”想入非非时，作者有意刻画了 “我”的深沉意识活动以及意识深处的“本 我”与“自我”的斗争。
“我”隔着伞柄偷 看少女时，少女突然幻化成“我”昔日的恋 人；从表面上看，“我”的幻觉是由联想或 情感错位所致，但实际上是人物的意识活动 由意识、前意识而进入了潜意识。
弗洛伊德 认为，人的无意识内有被压制的观念与情 感，尤其是儿童的性发育过程的创伤性经 验；由于种种原由，人们一般不愿或不能回 忆这些观念和经验，但在意识或心理“监 察”机制松懈时，这些被压制在潜意识里的东西就会冒出来，人们就会回忆起这些比 较“阴暗”的东西。
——由于羞耻感和顾虑 道德谴责等因素的作用，也许“我”在婚后 一直不愿触及自己的初恋，但突然的艳遇所 致的兴奋与激动干扰了“我”意识中的“监 察”机制，因而沉睡在潜意识中的对初恋情 人的迷恋就苏醒了，无意识的非理性因素使 “我”一时误认为面前的少女就是昔日的情 人。
担心遇到熟人而把伞压低和突然在道旁 的商店里看到了妻子“忧郁的眼光”，这些 行为和心理活动实际上展示了主人公的意识 或人格深处的“自我”与“本我”的冲突。
“本我”遵循着快乐原则，要主人公抓住机 会尽情享受与少女相处的甜蜜与快乐，但 “我”是有妇之夫，作为一个“绅士”，“我” 不由自主地想到妻子的责怪、担心社会的谴 责，甚至当即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于是，在 意识与潜意识的交汇之际，在理性与非理性 的较量之中，“我”的顾虑与内疚就外化为 妻子的忧虑，并且被投射到路旁店铺中的另 一女子身上。
这种“本我”与“自我”的冲 突是极其真实的。
它如实地展示了主人公的 心理矛盾：对自我声誉和对已有的家庭的维 护，对婚外异性的向往。
在怅然若失阶段，主人公更是频繁地往 返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
意识，是一种注意 的感官，通过注意的活动，人们能够感知外 界的现实环境和各种刺激，而潜意识则是 一种非理性的不为人感知的心理现象。
与少 女恋恋不舍地分手后，由意识统摄的各种感 官先后告诉“我”：雨住天晴，房内的答话 人是妻子，门前站着的是妻子等等，但蛰伏 于潜意识中的本能却仍存非份之想，还在追 寻那已不再存在的快乐——主人公觉得“有 一桩事还没做完成”，“心理还有一种牵挂”； 而潜意识的非理性因素则使“我”先后产生 一系列幻觉：误以为少女还在身旁，错把妻 子的答应听成少女的“嘤响”，又将灯下的 妻子看作店铺里注视“我们”同行的女子。
勿庸赘述，《梅雨之夕》的成功之处就 在于周密、细致入微而真实的心理描写，尤 其是对潜意识的性心理、性幻觉的展示。
然 而，这种描写与展示的成功又与作者对性心 理描写的分寸感的得体把握和全篇的文笔舒 展雅致密切相关。
作者立足于西方的现代性 心理分析理论而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我 们感觉到作者同时又接受了东方古老的儒家 伦理道德的规范：男子邂逅情女，虽然艳心 荡漾，但其言行皆“发乎情，止乎礼”，他 始终恪守着“君子好色而不淫”的中庸之 道；写男性的艳遇，展示人性的隐秘，作者 不仅剔除了俗艳的字眼，回避了露骨的场 面，而且还点缀了富有诗意的意境，溶入儒 雅的情怀，这一切使作品具有诗一般的清丽 素雅与含蓄蕴藉，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典雅 的“中和之美”。
《梅雨之夕》令人久读不厌，其奥秘就在于作者描绘了一副清丽淡雅的心画，演奏了一首婉转细腻的心曲。
施蛰 《石秀》有感
对后现代主义作品我不感兴趣。
对现代主义我也仅仅是喜欢诗歌，特别是马拉美、兰波、阿波利奈尔和布勒东的诗。
至于小说…呵呵，《西西弗神话》是加缪的吧
你应该看看“天书”《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
这两部书号称“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再说句难听的话，现代主义小说太容易写了，而且很多是模仿，《百年孤独》就是虚伪的模仿之作，模仿《佩德罗·巴拉莫》和《变形记》。
但诗是很难模仿的，不管你模仿得再像现代派诗，只要一朗诵，真假立见。
提起后现代派，应该读《万有引力之虹》
关于雨巷的赏析
《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之作。
当时代理《小说月报》编辑的叶圣陶收到这首诗以后说这道诗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而戴望舒也因此得到了“雨巷诗人”的称号。
这首诗彷徨在江南的悠长的雨巷，等待着一位较好的姑娘，也许是这位姑娘的家就在雨巷的尽头，也许是她回家时必然要穿过这条小巷，冬去春来，日复一日，“我”又穿行在小巷之中了，除了春雨打在油纸伞上的声音之外，雨巷是显得那样的寂寥、凄清，更触人愁的是“我”希望逢着的这样姑娘又偏偏结着愁怨，她家的篱墙颓圮了，莫非她也受到了命运的打击
惆怅、妩媚动人，显得高洁而孤傲，诗人拿丁香来比喻姑娘显然寓有深意。
我国古诗里有好些吟咏丁香的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坠”，“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等等。
丁香开花在仲春时节，诗人们对着丁香往往伤春，说丁香是愁品。
丁香花白色或紫色，颜色都不轻佻，常常赢得洁身自好的诗人的青睐。
总之，丁香是美丽、高洁、愁怨三位一体的象征，不过丁香姣好，却又容易凋谢。
丁香一样的姑娘，即做着脆弱的梦的姑娘，她的愁怨恐怕也少不了吧
在“我”的长久的期待中，姑娘终于来了：“她默默地走近”，“像我一样”——看来两颗心灵已经接近于互相理解了，然而又终于从身边飘然而过，令“我”失望，“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两人的距离又重新拉开。
这两位彷徨者都得了同一种抑郁病，因而同病相怜；然而又正因为病症相同，不可能互相拯救，只得分手。
他们就是这样既彷徨，又在彷徨中追求着，追求着…… 从诗的更深的象征性意蕴看，这首诗中的姑娘形象其实就是诗人的理想。
他的仿徨求索，就是为了寻找姑娘——理想。
姑娘出现了，但是她的步履，她的颜色，连同她的太息与惆怅，莫不带有可望而不可即——执著追求但又无法把握的象征意味。
诗人就这样表达了他追求美好理想的信念是徒劳的那种孤苦心情。
在《雨巷》里，姑娘的形象带有悲剧色彩；抒情主人公——游子的形象（孤独的游子形象贯穿在戴望舒的全部作品中）也带有悲剧色彩。
他的追求是那样高洁，带着理想化的色彩，他所期待的姑娘，心灵是美丽的，外表是妩媚的。
不过，这样的姑娘实在太难找到。
因此，在理想主义的期望面前，他总是困惑的，怀有一种气质性的悲剧感。
戴望舒熟读法国诗人魏尔伦的作品，就多愁善感的气质说，他也接近魏尔伦。
魏尔伦《无言的歌集》表达了巴黎公社失败后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若闷沮丧的情绪和精神状态，其基调是对于诗人的理想和他周围的肮脏生活相脱节的悲剧感。
戴望舒这首诗表现了从“五四”运动中激昂地飞腾起来的理想，同淹没于血泊之中的1925-1927年大革命现实相脱节的悲剧感。
他的诗虽然不是反抗和战斗的诗，但也不是屈辱和忍受的诗。
人和理想，惶惶不安的人和无法实现的理想这个悲剧主题蕴涵有时代的特征。
《雨巷》是一篇重象征重暗示的抒情诗。
戴望舒把感情放在第一位，然而他使用暗示的方法，尽可能使这种感情隐蔽一些，朦胧一些，设法将真事隐去。
《雨巷》虽也有象征派的感觉，但它不带有某些象征派的神秘意味，它叫人看得懂，有真挚的感情做骨子，有古典派的内容，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
我们推测，《雨巷》这首诗，它的被隐蔽在“想像”里面的“真实”，可能是诗人的一段感情际遇，在这段生活中的感情体验成了诗的骨子。
诗里大概多少还保留了一些《雨巷》的悲剧感和孤独感，是通过悠长寂寥的雨巷，颓圮的篱墙，冷冷的哀怨的蒙蒙细雨等环境渲染和游子对丁香一样的姑娘的期待的描绘来暗示的。
一切都没有说穿，没有点透，然而我们懂了，感觉到了。
正因为诗人没有把诗的意义限定在一个层面上，我们从诗领会的东西才更多了。
诚如叶圣陶所说，《雨巷》在音方面也具有突出的成就。
全诗共七节，每节六行，每行长短不等，押韵的位置错综变化，常用首语重叠，加上奇特的字句组合，似断实连的分节跨行，使得全诗回荡着一种深沉的优美的旋律，细腻而传神地暗示了诗人低回而迷茫的心境。
阅读提示 文章从诗人的气质，象征性和音乐性等方面对《雨巷》进行了深入的赏析，这里再提供另外一个“视角”。
戴望舒的成名作《雨巷》，写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当时他正避居于施蛰存的家乡松江。
这首诗虽然字面上写的是如何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可是了解时代背景的作者不难体会到这是恋爱情绪和政治情绪的契合，而不能仅仅当作恋歌。
这是他写政治抒情诗的开端，并且初步显示了他此后诗情的基本风貌：日常生活情绪和政治情绪相互渗透，合为一体。
现代主义艺术观念是什么?
“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常常被用来谈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文学艺术。
它标明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学精神气质或“现代的感受性”，是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诸种流派的总称。
与许多文论术语的演变相似，最早的“现代主义”也是一个带有批评和嘲讽意味的贬义词。
根据卡林内斯库的研究，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把现代主义作为斯威夫特创造的新词收入《英语语言词典》里。
斯威夫特在致蒲柏的一封信中说：“蹩脚文人以拙劣的减省和古怪的现代主义，带给我们这些用散文和诗写成的垃圾。
”到19世纪末，这个词的使用从贬义转向中性化，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被广泛接受并获得了合法性。
鲁文·达里奥是把“现代主义”作为褒义词使用并用以指称现代美学革命的第一人，早在1888年，他就用“表现手法彻底现代主义”来赞扬墨西哥作家卡里多·贡特雷拉斯。
[1]在现代西方的文论与批评中，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大致有五种用法：①一种美学倾向；②一种创作精神；③一场文学运动；④一个松散的流派的总称；⑤一种创作原则或创作方法。
这些用法有各自的偏重，但共同之处均把现代主义的含义界定为现实主义的反动。
正如彼得·福克纳所说：“现代主义是艺术摆脱19世纪诸种假定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那些假定似乎随着时光移易已经变为僵死的常规了。
”[2]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曾经出现四次引进与发展现代主义文学的高潮：即五四时期、30、40年代、50、60年代台湾时期和80年代的新时期。
五四时期没有“现代主义”这个语词，甚至“现代”一词也很少见。
人们普遍用“新”字来表达现代性的诉求，如《新青年》、《新潮》或者“新文学”、“新文化”等等，而最初现代主义正是以“新浪漫主义”的名义进入中国文论的视野和论域的。
周作人、茅盾、郭沫若、田汉和胡适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神秘主义等文学流派统称为“新浪漫主义”。
这个命名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它显然是五四进化论文学史观的一个产品。
在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1918)里，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史被描述为：从重情思的第一传奇主义到偏重理性的第一古典主义(Classicism)；从十九世纪初，传奇主义的复兴到写实主义的反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的自然是反写实主义的“新传奇主义”了。
茅盾同样把西洋文学史概括为：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的变迁。
在《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中，茅盾在文学进化论的框架里找到了“新浪漫主义”的位置：“西洋古典主义的文学到卢骚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新表象主义是梅德林开起头来。
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从主观到客观，又从客观变回到主观，却已不是从前的主观，这期间进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
”在他的视野中，新出现的事物就是进步的好的，所以“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切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
”[3] ②五四文论把现代主义看作浪漫主义的现代变奏，认为两者都偏重主观，但时人对新浪漫主义的“新”并没有深刻的理解。
田汉有些含糊地说：“新罗曼主义的文学，是不执着于现实，而又离不开现实的文学。
”与旧浪漫主义相比，它“不在天国，而在地上；不在梦乡，而在现实。
”[4] ③从个性主义与人的解放的启蒙语境出发关注新浪漫主义。
在鲁迅的早期文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精神和尼采、叔本华、施蒂纳以及基尔克郭尔的新浪漫哲学融为一炉，都被视为重振“社会元气”、“立人”然后“立国”的重要思想支援。
总之，在五四文论中，现代主义大抵被置于启蒙现代性的框架里给予理解与阐释。
同时，现代主义的诸种流派和表现方法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为美主义、心理分析等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
却忽视了现代主义反启蒙现代性以及抽象超验的一面。
人们对“新浪漫主义”神秘、空虚和脱离社会现实也有所警惕。
胡适曾经提醒人们注意，西方新浪漫主义只有经过写实主义的洗礼才不会产生“空虚的坏处”；鲁迅在《热风》中也对尼采产生太过渺茫的感觉。
“事实上，在2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各流派所挣得的不过是某种方法或技法的地位。
”[5] “现代”一词在20年代出现，30至40年代流行。
如陈西滢编的《现代评论》、叶灵凤、穆时英编辑的《现代小说》、《现代文艺》和施蛰存的《现代》杂志等等。
陈源的《闲话》一书的广告言“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
’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
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
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可以先睹为快。
”鲁迅为此写了《革“首领”》予以回应：“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
”[6]在陈源和鲁迅的论争中，“现代派”一词已经正式出现。
施蛰存在谈到《现代》中的诗歌时说：“他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行。
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
”[7]从“新”到“现代”的语词转换表明人们对现代主义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①现代主义被看作“现代情绪”、“现代感兴”和“都市感性”的表征，它与现代人对现代都市生活和物质文明的主观体验相关；②对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特征和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现代主义“对科学渐起怀疑，而趋向到主观的感觉上去求一切的解决。
”“世纪末，一般小有产者愈受资本主义发达及都市发展的威胁，而在生活上诱起了极端的神经行，这种不安的神经性遂幻想出背后另有一种不可抗衡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而使他们无法摆脱……”因此产生出与自然主义色调不同的新浪漫派来；[8] ③施蛰存的“现代的诗形”、穆木天的“心境主义”、梁宗岱的“纯诗”、穆时英的“都市蒙太奇”以及徐訏的“唯美主义”等论述都从各个层面具体阐释了“现代”概念。
1935年孙作云《论“现代派”诗》把新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郭沫若时代，闻一多时代和戴望舒时代。
他把《现代》杂志的诗歌称为“现代派诗”：戴望舒、施蛰存等代表的“这一派的诗还在生长，只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而无显明的旗帜，所以只好用‘现代派诗’名之，因为这一类的诗多发表于现代杂志上。
”[9] 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自称为“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
陈敬容说“目前中国新诗还在捡拾浪漫派、象征派的渣滓”，这显然表达了九叶诗人超越象征主义而向成熟的现代主义推进的自我期许；九叶的诗论家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的主张，从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戏剧化等方面阐释诗歌现代主义的内涵。
后来他这样理解中国新诗史：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然后推进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
[10]的确，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要更贴近中国现实融入更多的中国传统因素，如钱钟书的《围城》以及张爱玲的小说等等。
然而，50年代以后，这种有益的探索完全停止了，现代派被称为“资产阶级颓废主义”而遭到了排斥和批判，人们普遍把现代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
袁可嘉1960年发表《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等文从政治上否定现代派就是其中一个个案。
茅盾的《夜读偶记》不仅确立了现实主义的绝对权威，而且把现代主义彻底打入冷宫。
在他看来，现代主义的形式是“抽象的形式主义”，哲学基础则是非理性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且是19世纪末以来“主观唯心主义”中最反动的流派。
这代表了那一时期人们对现代主义概念的基本态度。
但“现代主义”却在海峡彼岸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现代》杂志诗人之一的路易士易名为纪弦从大陆带去现代派的种子，50年代在台湾创办《现代诗》和现代派诗社，提出了现代主义的“六大信条”，并宣称：“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含了自波德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
”[11]《与现代诗派“横的移殖”和知性主义相对，覃子豪领导的“蓝星”则摄取了现代派较温和的一面，合并大陆当时较抒情的新月派的风格。
从纪弦的西化现代主义到“创世纪”的超现实主义与禅宗美学的结合以及80年代后的大中国诗观，“现代主义”概念的中国化在现代诗领域有了更深入的实践。
在小说领域，1960年创刊的《现代文学》强调艺术实验和创新，认为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于表现现代人的艺术感情，所以必须实验、摸索、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白先永、王文兴推进了中文小说的现代主义进程，前者延续了张爱玲古典与现代结合的传统，后者是一个艺术的世界主义者，并且把现代主义的实验精神推向某种极端。
在70年代中后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海峡彼岸的现代主义概念也受到广泛的置疑和批判，许多人认为现代主义脱离现实、民族传统，是对西方现代派模仿的模仿、亚流的亚流，陈映真甚至嗅出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意味。
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概念融入多元化的文学思潮中逐渐消退，却又在大陆新时期文学中重新登场亮相并在激烈的论争中获得了美学合法性。
在与世界隔绝了多年以后，人们急切地把目光投向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许多作家也开始引进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这些开放的尝试必然触动整个美学意识形态，引发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
徐迟的《文学与“现代化”》（1978）和《现代化与现代派》（1982年）提出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文学现代化”概念，认为现代派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道路：“不久将来我国必然要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
”[12]这是使“现代主义”合法化的最初尝试，它把“中国要不要现代主义”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谢冕、孙绍振的“崛起”有力地挑战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诗学成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共同认为：“现代派是历史的反映和时代的产物”，“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现代派具有文学革命的意义。
尽管这些观念受到现实主义美学意识形态的猛烈抵抗，但现代主义这个概念还是在“朦胧诗”大潮和意识流小说的实践中感性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随后的一些争论，如现代主义的技巧与内容是否可以剥离、“伪现代派”之争等等都是80年代初论战的余韵与深化。
当刘索拉被一些人称为“真正的现代派小说”《你别无选择》发表，残雪把非理性超现实推到极端，而马原开始玩弄“叙述圈套”时，现代主义概念也就完全合法化、正典化了。
它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脉传统”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理论界一般认为：它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文化思潮，在哲学、宗教、建筑、文学中均有充分的反映。
它与现代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自然有其历史的、文化的背景。
一般认为, 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直接导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西方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的骇人昕闻的暴行以及原子弹爆炸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 使人们对昔日一贯遵从的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
以美国为例, 黑人抗暴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肯尼迪总统被杀……社会愈来愈动荡不安, 人们的精神也越来越困惑。
“我们有一个富裕的社会, 我们也有着混乱的价值观念, 我们面对的美国再也不是早期的美国”。
这个社会是“一个相对来说舒适的、半福利半兵营的社会”；“全体居民变得被动、冷漠,分裂成原子”；“传统的忠诚、相互关系的纽带、社团的联系都松弛了, 甚至分解了”；“人成为消费者,他自身就像他所享用、摄取、汲取的产品、娱乐和价值观念一样被成批地生产出来”。
这样一个“非人化”社会的出现同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信息化、程式化、电脑化, 社会越来越像一架精密的大机器, 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有固定位置的小齿轮、小螺丝钉。
昔日过度激化的劳资矛盾转化为技术和管理矛盾。
20世纪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和交通、通讯的发展使整个人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空间的障碍被迅速地跨越,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共同居住在“地球村”上。
现代出版业、新闻业、影视业的巨大发展, 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
人类历史上一个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国际间的文化传播时代已经开始, 这便是所谓“信息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不再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是“信息就是效益”,“效益就是目的”。
由于现代世界的日新月异, 现代知识的瞬息万变, 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知识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由永恒的本质决定的, 而是由它们各自的样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
高科技的发展还必然带来大规模的机械复制和数码复制, 从此不再有真实和原作, 一切都成为类像和虚假。
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最终使文化也成为机械复制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随后又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
录像、录音、书籍、光盘、软盘等产品无穷复制, 使我们失去了个性、风格乃至私人生活。
原稿、原件不复存在, 一切都是类像, 整个世界漂浮在表面上, 没有了真实感。
到处都是互文性和超文本。
人们突然悲哀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还同结构主义, 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兴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后结构主义揭露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偏见和自相矛盾, 打破既定的文学标准, 将意义和价值归之于语言、系统和关系等更大的问题。
后结构主义认为, 文本不是作者和读者相遇的固定地点, 而是一个表意关系所在。
意义是不确定的, 一切意义都在延异中发生变化。
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文化思潮进一步将这种解构中心、消解权威的精神扩展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显然, 以上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形象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