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概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发展物质文明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成果，它表现为和谐程度的进步和人们生态文明观念的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多次郑重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和精神文明。
党的在阐述实现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搞好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应搞清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几个层面。
生态文明具有丰富的内容。
就其内涵而言，主要包括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三个方面。
生态意识文明。
它是人们正确对待生态问题的一种进步的观念形态，包括进步的生态意识、进步的生态心理、进步的生态道德以及体现平等、和谐的价值取向。
生态制度文明。
它是人们正确对待生态问题的一种进步的制度形态，包括生态制度、法律和规范。
其中，特别强调健全和完善与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相关的法制体系，重点突出强制性生态技术法制的地位和作用。
生态行为文明。
它是在一定的生态文明观和生态文明意识指导下，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推动生态文明进步发展的活动，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绿化建设以及一切具有生态文明意义的参与和管理活动，同时还包括人们的生态意识和行为能力的培育。
建设生态文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而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包括人类在生态问题上所有积极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建设，而且包括生态意识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物化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层面，是指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符合和谐的要求，主要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绿色化”、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
这就要求我们：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资源是有限的。
要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在全社会倡导节约资源的观念，努力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
应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资源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再生能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并具体落实到单位、家庭、个人。
实施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不仅指生产过程要节约原材料、能源并减少排放物，同时也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整个生产周期对人的健康和自然生态的损害。
“预防污染”是清洁生产的本质特征，它适宜于包括工业生产在内的第一、二、三产业。
传统生产是一种只强调物质生产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
改变这种生产方式，需要不断进行清洁生产意识教育，引导人们转变传统，让清洁生产的要求和方式深入人心，使采用清洁能源、预防和减少污染成为政府、企业、社会的自觉意识和行为。
增强的职业。
作为专门为改善生态环境而开发提供实用技术、商品和服务的产业，不仅是一种实体、一种市场行为，而且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责任。
因此，在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的基础上，应进一步通过广泛开展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环保产业单位和从业人员的生态职业。
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层面，是指党和政府要重视生态问题，把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这就要求我们： 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生态观。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生态观。
各级政府应发挥主导和主体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基础、社会基础以及相应的设施和政治保障。
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及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重视生态行政建设。
正确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了解经济活动对生态变化的影响及其变化规律，提高对生态质量变化的识别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层面，是指一切文化活动包括指导我们进行生态环境创造的一切思想、方法、组织、规划等意识和行为都必须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这就要求我们： 树立意识。
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
新世纪新阶段，人类已逐渐认识到长期对自然进行掠夺性索取、破坏必将遭受惩罚，一个从征服自然、破坏自然到回归自然、珍爱自然的新理念正在形成。
全民生态意识觉醒之日，就是我国生态环境改善之时。
因此，进行，提高人们对的认同，增强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行为的自律，牢固树立生态文化意识，是解决生态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
注重生态道德教育。
生态与道德不可割裂。
生态环境的优劣，反映着人们生态道德水准的高低；同时，人们生态道德水准的高低，也极大地影响着生态环境的优劣。
生态道德驱动着人们的生态意识和行为的自觉性、自律性与责任感。
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可以使人们自觉地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同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作斗争。
应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多种形式的生态道德实践活动，努力形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美化家园、绿化祖国的社会文明新风尚。
加强生态文化建设。
生态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摒弃了人类自我中心思想，按照尊重自然、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要求赋予文化以生态建设的含义。
具体说来，生态文化大致包括生态哲学文化、生态伦理文化、生态科技文化、文化、生态文艺文化、生态美学文化、生态传播学等几个方面。
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层面，是指重视和加强社会事业建设，推动人们生活方式的革新。
这就要求我们： 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
建立法制化、民主化和安定团结的秩序以及高效率的社会管理体系，形成以生态文化意识为主导的社会潮流，树立以文明、健康、科学、和谐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社会风气。
优化“人居”生活环境。
“人居”生活环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存质量。
保持和优化“人居”生活环境，既要注重城市，也要充分考虑农村。
就城市而言，主要包括在城市内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社区，使城市内部与城市外部周围地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良性循环区域。
要加强生态型社会建设，努力满足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品质愈来愈高的追求。
就农村而言，要在普遍推行“生态示范区”建设的同时，重点发展一批“绿色居住区”，建设包括文化、教育、医疗以及各种服务在内的配套设施。
实现消费方式的生态化。
逐步形成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
大力提倡节约型消费，改变“一次性消费”和“类一次性消费”。
反对自私的享乐观，拒绝挥霍铺张、浮华摆阔等消费行为。
鼓励从点点滴滴做起，减少或杜绝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当然最重要是以身作则,先从自己做起.
生态文明建设—老年人能做什么?
生态文明建设一词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先提到的。
笔者是学习地理专业的，分配到庆元工作后，一直在关心研究地理环境。
1984年高中开设地理后，书中有二节讲生物与地理环境、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开始把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结合起来思考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以后，使我眼前一亮，决心把庆元的地理环境、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以下把我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作个简要说明。
一、感性认识阶段(1958-1976年) 1956年9月到杭大地理系读书后，讲地理环境就是讲一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水、土壤、生物、自然带。
但老师介绍，当时苏联地理界有地理自然综合体的提法，意思是把一个地区的地形、气候、水、土壤、生物等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引起我的很大兴趣，这种综合分析问题的研究方法使我终生难忘。
1958年到庆元后，我在教学的同时，时刻关心庆元自然条件，感到属于亚热带山区的庆元，海拔不高，多为丘陵、低山、中山，看到的多为火成岩。
气候条件很好，热量丰富，且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降水丰富，生物繁茂。
这一阶段我亲身体验的有三方面。
一是参加校内劳动，开始一个班有一亩地，我在种菜中深刻认识到季节和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我向同学们学习和老师学习，种过庆元有的蔬菜，并学会育秧和留种，另外是种田，每班到生产队包种一亩田，从育秧、插秧、耘田、施肥、除虫到收割；二是下乡参加抢收抢种，割稻谷、采茶子等；三是下乡动生，就是暑假、寒假老师分头下乡到每个学生家里访问，叫动生。
我身体较好，每次都去荷地、新村区。
只要有一个学生的地方都要去。
我虽不是庆元人，但新村、荷地当时有学生的小村我都去过。
我看到了庆元山区优美的自然风光，体验了山区农民的真实生活，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尊敬和热情款待。
寒暑假动生加深了学生、家长对学校和教师的感情，也体现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也是对教师的锻炼和教育。
这是庆中教师和庆中校友关心庆中、热爱庆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二、开始研究阶段(1978-1989年) 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一步重视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工作。
1984年决定全国进行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我有幸参加全国农业区划会议。
我认识到，这是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任务，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
从1984年开始，我主持全县的农业区划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对全县的土地资源、土壤、气候、水利、种植业、畜牧业、林业、社队企业和香菇等，进行全面调查，在综合分析后，撰写了土地概查、土壤、农业、气候资源和农业气候区划、水利资源调查和水利区划、种植业区划、畜牧业资源调查和畜牧业区划、林业区划、社会企业调查等。
农业区划办公室，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综合分析了庆元的历史和现状，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后，编写了《庆元综合农业区划》一书。
提出庆元的优势是：山地面积大，水热条件好，水利资源丰富，生物生长快；发展的道路是：一种、二养、三加工；发展的战略重点是林业，战略突破口是食用菌。
在战略措施中提出“发展林业、保护森林、保护耕地、保护环境是振兴庆元经济的根本措施”。
并提出“林业是发展庆元区经济的基础，发展林业生产是亚热带山区自然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它能不断地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从而使庆元人民生活在一信良性循环的环境中，因此说：发展林业是长远的方针，是关系庆元人民子孙万代的大事”。
三、系统研究阶段(1990-2007年) 上世纪90年代后，党和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研究更加重视，丽水市提出生态立市，庆元县委、县政府提出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
我进一步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认真研读了《生态学概论》、《植物生态学》，初步掌握了有关生态学方面的知识，也开始认识到生态环境和地理环境的概念是很接近的，研究生态学，关心生态环境，在实践中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奉献，是地理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
2001年11月，我写了关于生态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提纲，提出什么生态建设、生态建设的重要和紧迫性、怎么进行生态建设三个问题。
2002年5月7日写《把庆元建成温州的后花园》一文的提纲。
2002年5月18日，写《人是环境的奴隶还是环境是人的奴隶》的关于生态学的思考，文中指出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人类就要面对现实，再不能向大自然无节制地索取，要给大自然休养生息的机会，使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城市的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发展，人类才能可持续发展。
2002年5月22日写《生态示范区—区域研究的新阶段》一文。
2002年5月25日写《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的提纲。
2002年6月11日写《关于生态示范区建设问题》一文，指出：目前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否能可持续发展，实质是人类居住(生活)的环境能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不能向恶性循环的方向发展，也就是人们关心的生态建设问题。
2002年10月15日写《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文中提出：人类的生存、自由和发展面临生态环境危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类生态学研究。
2002年10月20日写《关于生态学的基本知识和实践的探讨》。
2003年2月11日写《建设生态省是浙江省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文中提出：建设生态省的必要性；建设生态省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如何建设生态省。
2003年2月18日写《建设生态县是庆元经济发展的突破口》的提纲中提出：庆元建设生态县的优势；建设生态县的具体任务；建设生态县的关键是转变观念等。
2003年4月1日写《建设生态省，接轨上海浅探》的提纲，提出建设生态省是浙江省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建设生态省和接轨上海的关系。
四、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阶段（2010年至今） 2010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和把浙江建成生态文明示范区发表后，我把党的十七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对照反复学习。
结合我几十年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我认识到党中央把生态和文明结合起来，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作为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大建设，这不仅对我国应对各种危机指明了方向和应对危机的办法，也给各国应对危机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它不仅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将对世界文明史有里程碑的意义。
4月25日，《撰写得天独厚的庆元气候和生态环境初探》一文，指出庆元受到位置、地形和季风的影响，形成独特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是世界13种气候类型中最优越的一种，可以说是“庆元气候甲天下”，也是中国人居最佳区之一。
同时指出庆元成为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的原因是：原生态或近原生态的古老环境；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良性循环的森林系统；全县重视全民动员等四个方面。
5月14日，赴绍兴参加由沈敏娟老师组织的庆中退休教师聚会。
我向他分发了《得天独厚的庆元气候和生态建设环境初探》一文，宣传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
5月20日，参加了庆元中学六一届同学会（有50余人参加，是我1958年到庆元任教的第一届学生）。
我向他们说明庆元成为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的原因，并希望他们为“永葆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而努力。
6月以后，我把《得天独厚的庆元气候和生态建设环境初探》一文送呈送庆元县委、县府、县人大、县政协领导及县档案局、人事劳动局、统计局、旅游局、教育局、县机关工委、庆中等单位。
县档案局在《庆元年鉴》2010年中收录了本文。
8月31日撰写《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意义浅探》一文。
9月13日撰写《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县的建议》。
9月28日，陈景飞书记对得天独厚的庆元气候和生态建设环境初探》、《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意义浅探》、《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县的建议》三篇文章作了批示：“已详读了徐传珍老先生的三篇论文，区域经济研究一书，留着再深读细研。
三文分析有理有据，观点鲜明，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请将文章印发给发改、环保、旅游、林业、农业、宣传并两办参阅，并代我向徐老先生表示谢意。
” 11月28日撰写《关于低碳经济的探讨》。
2011年1月30日撰写《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庆元》解说词，宣传中国生态第一县。
2月3日撰写《永葆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倡议书》。
2月5日，参加1988届高中文科班同学会（有30多位同学参加）。
在会上给同学们讲“永葆中国生态第一县”倡议的意义，希望大家为“永葆中国生态第一县”而努力。
2月14日，参加庆中六一届部分同学（30多人参加）聚会，我在会上说明“永葆中国生态第一县”的意义，希望这些已退休的老同学为“永葆中国生态第一县”发挥余热。
2月24日赴杭州，先去浙大出版社和田华同志商谈《开放型思维和生态文明建设》一书的出版事宜。
她当即同意把该书列入出版计划。
后拜访浙大终身教授陈桥驿先生，请陈先生为本书题词，他虽然忙于出版《陈桥驿全集》之事，但还是欣然为本书题了“钻研地方生态文明，提高区域环境水平”的勉励之词。
紧接着到杭州外国语学院旅游系，和陈跃西教授、朱光良副教授研究如何开展“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的宣传问题。
2月25日在南京，上午去我的母校—原南京市立二中（现在改名“南京市田家炳高级中学），在学校向校长和工会主席介绍“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
2月26日下午，拜访原红军挺进师指战员、斋郎战役亲历者、开国将军张文碧家，与张文碧夫人王唯大姐介绍“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
2月27日上午在南京军区直属招待所（高楼门宾馆）参加“纪念鲍先志（开国中将）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会上介绍“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
2月28日上午在杭州“浙江省信息经济委员会”会议室，和毛昭晰教授、祝炜平教授等座谈。
我介绍了 “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的情况。
毛昭晰教授畅谈过去两次来庆元的亲身感受并赞扬庆元的好山好水。
他说，之前不知道庆元是“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认为这是很不容易的，希望庆元珍惜这这来之不易的荣誉，永葆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
4月7日，举行首个庆元“生态日”。
启动仪式上，县委书记陈景飞致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秋霞宣读了县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庆元县“生态日”的决定，县委副书记、县长叶青主持启动仪式，丽水市环保局副局长徐国华致贺词。
县领导朱美菊、吴青松、胡刚、陈明章、吴碧兰及各部门、乡镇主要负责人、环保志愿者、社区踩街活动方队50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陈景飞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我县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在生态县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做到生态环境保护始终领先，生态经济发展一马当先，生态文化建设敢为人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设立“庆元生态日”，是推进庆元生态文明发展的一个创举，是创建国家级生态县、低碳经济示范县的重要举措，是事关庆元可持续发展的大事。
陈景飞书记接受省市媒体专访时，就我县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全国低碳经济示范县等问题作了详细介绍。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胡刚陪同采访。
县委常委、副县长吴青松“4.7”首个庆元“生态日”在庆元电视台和《菇乡庆元》向全县人民致辞。
号召全县各乡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忧患意识，站在历史的高度、全局的高度和事关庆元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环境保护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对庆元发展建设的重大意义，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思想大解放，推动庆元城市品位和内涵迈入新境界。
县环保局长吴小军接受《菇乡庆元》记者采访时指出，“生态日”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体，以提高人民生态文明水平和生活质量为基本出发点，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走生态立县之路，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生态县建设，努力把庆元建成生态经济强县、生态文化大县、生态人居名县，为永葆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而努力。
4月9日，《丽水日报》刊登了《丽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强化环境污染防治，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不断增强生态屏障功能，加快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
提出三大任务：发展生态经济，优化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化，努力把丽水建成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绿色农产品基地、特色制造基地和独具魅力的生态文化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四篇文章：扎实做好“保护”、“恢复”、“优化”、“建设”的文章，以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为取向，加快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生态化步伐。
五大工程：推进生态产业工程、生态集聚工程、生态设施工程、生态涵养工程，通过生态建设项目化，在保持投资适度稳定增长、优化投资结构的同时，切实改善发展环境。
五个在丽水：实现居住在丽水、饮食在丽水、休闲在丽水、旅游在
速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概论的文章
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抢占舆论制高点,掌握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破解我国发展中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突出,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收益分配差别扩大,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加重,民生问题凸显以及道德文化领域里的消极现象等难题有决定意义.只有以生态文明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坚持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思路,对发展中的矛盾、问题作统筹评估、理性调控、综合治理,方能化逆为顺、举一反三、突破瓶颈制约,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按照生态文明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有效降低能耗,推进经济集约化、生态化、知识化,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必将促进全民族生态道德文化素质的提高.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态意识、环保观念日益增强,参与生态治理、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但是,生态道德文化尚未普遍植根于广大群众心中.相当多的人生态道德文化水平低下,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有些公务人员的生态道德、环境意识差得惊人.生态道德文化缺失还表现在消费领域追求奢华、过度消费、甚至挥霍浪费等方面.事实说明,在广大群众尤其是在公职人员中间,强化生态道德文化教育,“补生态道德文化课”,亟为迫切、重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与其他目标任务同步.然而,同物质文明相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明显滞后,亟须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否则,势必会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后腿.最后,我国是具有悠久生态道德文化与伦理传统的国家,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而朴素的生态道德文化,其中“天人合一”理念就代表了中华民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精神境界.“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法律的约束,更需要道德的感悟.而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生态道德文化教育,是提高全社会生态道德文化水准的最佳途径和方式.
结合马克思基本原理概论，谈谈生态文明、中国梦、群众路线、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为后继者所发展的，以反对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人类思想成果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主要包括实事求是的方法、辩证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等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概括。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发现。
科学社会主义是以这两大发现为基础，阐明了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是科学性与革命性。
理解科学性的关键是明确马克思主义对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本质和规律认识的准确把握程度。
理解革命性的关键是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要满足革命活动的需求。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理论。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说明为什么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建设中（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原理
）急求，求大神
一、莱易斯和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莱易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出版的《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以及阿格尔于1975年和1979出版的《论幸福的生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详细地介绍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第一，以生态危机否定经济危机。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最终决定了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力发展与劳动者支付能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发展，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爆发经济危机，造成产品的相对过剩、劳动者的赤贫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造成极大破坏，并最终引发无产阶级革命。
但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既纠正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缓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的迹象，相反却呈现出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
莱易斯和阿格尔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也不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提供理论指导，因此，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危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这种新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第二，消费异化直接导致生态危机。
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固然是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但是，无产阶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今无产阶级的消费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是一种消费异化。
正是无产阶级对奢侈品的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
因此，阿格尔希望通过消费希望的破灭和稳态经济理论消除生态危机。
阿格尔根据马克思消灭经济危机和异化劳动的实现方式，构想出消灭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 社会变革模式，这就是通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或者期望破灭理论，实现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
期望破灭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异化消费是无产阶级摆脱痛苦寻求所谓自由的惟一方式，也是资产阶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惟一动力，异化消费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惟一理由，但是，在异化消费的过程中，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发生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就转化为商品供应危机，引起无产阶级消费期望的破碎，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
在重新审视消费预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能够自发地调整自己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念，抵制对奢侈晶的消费，建立革命性的需求理论，消除消费异化，并逐渐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
二、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20世纪9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获得了冷战的胜利，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生态环境灾难也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而向全球蔓延，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
反观10世纪的各种主流绿色生态理论和运动，不仅没有阻止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相反，生态危机却越加严重，并已经威胁到整个星球的生态系统。
在此种背景中，詹姆斯·奥康纳博士开始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坚持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价值。
因此，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中，奥康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重点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和双重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和双重危机。
奥康纳继承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方面属于一流的理论家，但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的中心位置。
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赖资源枯竭和自然退化的程度。
他们不仅没有准确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也没有预见资本所具有的保护资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的能力。
”奥康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概括为第一类矛盾，而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归纳为第二类矛盾，亦即，第一类矛盾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第二类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
第一类矛盾和第二类矛盾相互作用，共同存在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即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第二，双重危机存在的原因。
奥康纳认为资本积累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全球发展不平衡是造成双重危机存在的原因。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既是经济活动的手段，又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
”奥康纳强调，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之上，进而找出资本主义积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奥康纳通过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积累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解释了在不平衡发展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能源剥削，揭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内在原因。
因为，为了获取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和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承受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易，向发达国家出售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
而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则降低了资本积累的成本，使资本积累加快，资本积累的加快反过来又加快了对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环境灾难。
最终，资本主义消费市场“引导着单个资本尽力越来越快地销售消费品，降低资本的周转时间，以此来维持利润。
如此一来，消费主义社会和生态破坏与浪费的普遍化就与资本主义消费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克沃尔在2002年出版的《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一书中，重新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实践方案进行了革命性的设计和规划，与欧洲改良型的生态社会主义不同，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中不仅批判了资本的求利本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达了真正的顶峰阶段，任何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方案都是在加速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制度，坚持人类对包括自然在内的世界万物的至上权利”，他因此提出厂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设想。
第一，实现使用价值替代交换价值。
克沃尔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从使用价值的角度论述了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原则：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使用价值，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
要使使用价值从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必须使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
正是资本的求利性积累造成了与生态原则相冲突的生态危机，而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上劳动力的商品化。
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的交换价值得以实现，因此，要使人类所居住的地球生态系统实现其使用价值或者内在价值，就必须推翻资本、消灭交换价值从而使劳动得到解放，最终通过联合劳动实现使用价值，在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建立全新的财产关系。
只有克服了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用价值才能够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也只有克服了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才能够从资本的锁链中解脱出来，劳动力才能够从虚假的需求中得到解放从而发挥其真正的潜能。
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则效仿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对劳动进行压制，最后演变成斯大林主义的巨人症和官僚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完全转变成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的反面，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因而，克沃尔认为，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与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的联系；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推翻资本的统治，克服劳动与劳动者的分离。
第二，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克沃尔认为，以往的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们都没有实现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真正拥有，没有建立一个符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
克沃尔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定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二是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体。
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只实现了前者，而没有实现后者。
克沃尔接着论述道，生态社会主义建设要符合以下三项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生产与分配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他同时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没有统一的实现道路，也没有法定的代理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惟一共同的特征就是民主。
但是，克沃尔初步设想：第一，生态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发展和挖掘打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各种形式，从劳动组织形式(劳动力使用价值的重新构建)，建立合作社(劳动的自由联合体)，建立地方性流通货币(切断货币的交换价值)，一直到创建积极的媒体(打破资本主义对商品的崇拜)，每一种形式都可以发展成为较大的系统(试点，整体)。
第二，克沃尔引用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反对蒲鲁东关于通过法律解决竞争问题的论述，他认为，要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一切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资本主义整个的生活方式。
克沃尔预言，当整个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都出现根本性变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必然会竭尽全力进行镇压，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就要作好牺牲和使用“暴力”反抗“暴力”的准备：因此，与欧洲改良的生态社会主义绝对地采用“非暴力”手段不同，克沃尔并不完全排斥“暴力”，“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到了人们无法忍受的程度，并且制度力量和人民力量之间的平衡发生了逆转，革命暴力就可能成为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选择方式”。
最后，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的结尾处呼吁，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生态系统没有崩溃之前采取行动，“建立新世界，时不我待”。
四、福斯特和伯克特关于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以上三种理论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具有理论借鉴和指导意义，但是，都没有直接承认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本人具有生态学思想。
而伯克特和福斯特则共同开始了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构建，使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态环境危机具有了更大的理论价值。
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保罗?伯克特博士在1998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自然》一书中，重点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中蕴含的生态学原则，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生态学在本质内容上的一致性。
而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并在马克思与生态学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他首先将马克思与李比希、达尔文、马尔萨斯等历史上的生态学家联系在一起，进而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和新陈代谢思想的生态学本质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仅符合生态学的定义和原则，而且超越了生态学的狭义性，在更加广泛的人类与自然之中以及人类社会内部实践了生态学的基本原则。
第一，伯克特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发掘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
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将自然条件融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自然、劳动和生产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三个主要的自然和社会概念，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反映了马克思的财富概念中不仅包含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也包含着自然的属性。
财富或者使用价值的生产同时包含自然和劳动两个方面的要素，虽然人类的生产劳动产生了使用价值，但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必须作用于自然并从自然获取物质资料。
生产劳动只能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中产生财富，人类的劳动脱离了自然和感性世界将不能产生任何东西。
因此，马克思把劳动作为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劳动不是人类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的惟一来源，劳动和自然共同构成了人类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基础。
因而，伯克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对现代生态学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具体阐述。
不仅如此，伯克特最后总结道：不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着生态学思想，而且，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生态意义远远超出以往公认的评价”⑨。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完全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但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强调使用价值和自然的内在价值、生产和消费方式、民主和平等的社会结构等内容，都是与生态价值观念相一致的。
第二，福斯特在马克思的“新陈代谢”观念中发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
“马克思关于城乡之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断裂的概念……使他发展了对环境恶化的批判，而这一批判预见了很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
”如何解决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是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重点：福斯特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研究对象和理论根据，在其《马克思的生态学》中专门用“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一章来阐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出现恶化的生态学分析。
他认为，马克思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土地、工业三者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考察，这本身就是现代生态学的系统观点。
也正是在对这种系统的考察过程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才得以统一。
他认为，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人口相对于谷物的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肥力受到人口的剥夺而无法恢复；同时，资本主义大工业迫使人口向工业城市流动，把农村土地上的肥力以谷物的方式带走，而以排泄物的形式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统中，造成人口与土地物质代谢的中断。
马克思接着分析了工业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两个来源：一是自然界，特别是土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源于对土地的剥夺；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说明了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工要源自于工人阶级的劳动。
对劳动的剥削、形成劳动的异化以及资奉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对立，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中断，破坏了社会内部的物质循环或者代谢。
因此，由于资本主义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造成了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断裂，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组成的生态系统。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最终从李比希对农业的分析中获得启发，将新陈代谢概念创造性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同时使用，通过新陈代谢这个自然科学概念将人和人类社会加入了生态系统。
福斯特考察了马克思运用新陈代谢的四个方面：其一，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需要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自然是人体的器官的延伸；其二，劳动是人类与自然新陈代谢的中介；其三，社会性的劳动使新陈代谢与整个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其四，马克思提出了要对整个新陈代谢加以控制的观点。
最后，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的代谢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这个现代生态学概念。
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销声匿迹，反而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一个理论支撑点。
其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当今社会的各种生态理论都无法阻止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这两大主题，并指出人类社会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前提条件。
第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揭示了资本主义从经济危机走向生态危机的必然性，指出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够避免整个人类的毁灭。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这四种理论形式对目前我国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结合所学知识和自身感受谈谈你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的专题报告中，明确地界说了“可持续发展”以后，可持续发展思想便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也相继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我国政府于1994年便率先发布了，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的战略目标。
但不可否认，无论是作为专题报告给“可持续发展”界定的经典定义，还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本质、内容、规律和特点等方面的认识均存在不足。
有的学者认为，当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我国古代道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人类久远以来就一再深入思考着的问题”，“道家、道教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讨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道家、道教思维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有人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强调“超越人类中心”的“自然界的价值主体地位”，认为自然界、生态环境是独立的价值主体，人的行为要符合自然界的利益，尊重自然界的权利，要“以自然为中心”。
还有些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等同于生态发展。
我们认为，陷入这些认识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未能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引，从思维方式、方法论、本质和内容等方面厘清“可持续发展”与以往发展思想的区别。
一 “可持续发展”是基于对以往发展思想与实践的反思而问世的。
可持续发展思想与以往发展思想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这是需要首先明晰的问题。
任何发展观都是某种世界观的体现，而世界观实质上就是哲学思维方式。
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着社会发展思想的不同，以往的发展思想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可持续发展”则以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为指导。
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
这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是低下的，人们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这便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正确处理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环境）的辩证关系。
客体成为主客体的关系的绝对重心，主体则是客体的奴仆。
人们热衷于探寻事物的先在本质，从先在本质出发去演绎、推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
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观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生存现，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与屈从。
中国古代道家的思维方式即是如此。
他们提出的“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大自然的和一、统一或和谐，但这并不是凭借科学知识去认识自然得出来的结论。
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追求无为的境界，他们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不应改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对自然的破坏。
这就取消了人类改造自然、谋求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
近代以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人的个性得到极大发展，人文精神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扩展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与广度。
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张扬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
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奥妙”，对待自然必须“在她漫步时紧追不舍”，使她成为“奴隶”，“强制令她提供服务”。
实质上，近代人的思维方式存着与古代人同样的局限性，也未能正确把握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
他们虽然看到了主体对客体巨大的改造作用，却忽视甚至否认客体是主体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客体对主体也具有制约与改造作用。
他们将主体作用于客体过程中凸现的主体力量加以抽象化、绝对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
古代人对客体力量盲目崇拜，而近代人则对主体力量盲目崇拜，同样陷入了由预设的本质去解释现存世界的前定论思维方式。
以这种思维方式为指导，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思想便应运而生。
近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这一发展思想最早的代表。
他把社会发展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增长过程，而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地制服和掠夺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过程。
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上述发展思想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
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经济增长已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的“世俗宗教”和“政治溶剂”，成为个人动机的源泉、政治团体的基础，动员社会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根据。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95-296页）以这种发展思想为指导，西方工业化国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
它引起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破坏生态平衡，又导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以享受为特征的腐朽、颓废的文化价值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则既继承了前人的积极因素，又克服其局限性，立足于时代特征，开创了实践的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发展哲学的科学变革。
实践概念在哲学史上早已提出，但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给予了科学诠释。
在欧洲哲学史上，康德正式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并提出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
但康德的“实践”局限于伦理实践范围，其他实践活动则被排斥在外。
黑格尔提出了“实践理念”的概念，但他讲的“实践”在根本上是抽象的理念活动，现实的人的活动只是这种精神活动的“样式”。
费尔巴哈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了“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的合理见解，但他又认为，“实践”或“生活”就是吃喝、享用对象等等。
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宣告了科学的实践观的诞生。
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具体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过程，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
这一过程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主体化过程。
人来自自然存在，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需要不断地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不断地改变自身，这即客体作用于主体的过程。
二是主体的客体化过程。
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能够突破自然与社会的限制，改变周围的环境，按照自己的需求、目的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
这即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
实践就是上述两方面的统一过程。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第1卷1995年版第55页）只有建立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思想，才能克服其他发展思想的局限性，指导社会的发展步入正途。
“可持续发展”则属于这一社会发展思想。
它既不是从先验的、外在的客体出发，又不是以被抽象化、张扬至极端的主体意志，以抽象的理性、人性本质为出发点，而是将具体而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既明晰了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作用，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又把握主体所具有的自觉能动性特征，人们通过对客体的改造而满足自身的需要与利益，而不是乞求大自然的恩赐，生活在与自然的原始统一性中。
“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
我们只有立足于实践思维方式的高度，才能从根本上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同以往的发展思想区别开来。
二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我们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理论基础，才能给予科学地解答。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第1卷1995年版第56页）通过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的实质提出了全新的诠释。
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也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主体的需求与愿望的满足过程和价值目标不断实现的过程。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不同，自然的发展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人们总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从事社会活动，人类社会历史是主体的自觉创造活动的结果，是人类进行价值选择的进程。
正如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第2卷第118页）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是具有客观必然性、存在内在规律的进程。
因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均对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具有制约作用。
主体只有不断地认识客体的本性，遵循客体的发展规律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
第一，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的客观规律。
第二，社会客体即社会关系也制约和规定着主体的活动。
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第1卷1995年版第344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其发展是有内在客观规律的。
第三，生产关系又受着社会生产力的制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一定的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要求的规律。
这决定了人类社会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前进、上升的，或者表现为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或者表现为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改革、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的价值选择活动提供一种客观的可能性空间，即选择的自由度。
人们不能够突破和超越规律的支配和约束而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
人的价值追求活动与社会规律的形成、作用过程并非是外在、互斥的关系，而是内在一致、有机渗融的同一过程。
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又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
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社会发展本质观对当代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全面地体现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及运作之中。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一是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客体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对近代发展思想的反思与反动，一些思想家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视自然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追求“世外桃源”，抵制科学的发展，走向一种非理性的“自然中心主义”。
可持续发展思想则批判了这一观点，并全面阐述了主体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首先，只有实现主体能力即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创造价值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满足主体的需求，实现主体的价值选择，从而实现社会的发展。
其次，发展主体能力，必须扬弃传统的需求观，代之以全面的需求理念。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价值选择是全面的，既有物质环境的要求，又有精神环境的需求；既有政治环境的需求，又有生态环境的需求。
只有各方面的需求都得到满足，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否则，只能造成“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人类社会也只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再次，可持续发展还克服了近代发展思想在发展主体问题上——把发展看成是少数人的发展或少数国家中的一部分人的发展；只考虑当代人的发展，而忽视后代人的发展——的认识误区，提出了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发展主体观。
它认为，发展的主体总体上分为：个体主体即个人，群体主体即民族、阶级等社会集团，社会主体即个体与群体的总和。
在当代，我们既要关注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的发展，又要关注社会主体的发展。
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与对立固然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忽视甚至否认这一点。
但由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所组成的人类社会生活在同一时代中，共同拥有一个地球，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全球化，人们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阶级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与价值目标。
即使对地球环境的某一局部破坏，也将造成世界性影响；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发展行动都可能对周边地区产生不可低估的副作用。
任何个体与群体要达到发展自己的目的，必须提倡与实行代内主体平等思想，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
特别是要注意维护弱发展地区和国家利益，通过协同发展，消除国家和地区间的对立或紧张关系。
这样才能实现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保证社会发展的广泛性和持续性。
同时，当代人的发展必须惠及后代或至少不应损害后代人的利益，改善和优化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代际平等。
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人的需要不仅包括当代人的需要，而且包括未来人的需要。
社会发展既为当下所决定，又为未来所决定，而后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人的发展。
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中，后代人只能接受其前辈遗留下来的自然与社会条件。
如果当代人只顾自身的利益，过量开采资源或破坏生态而剥夺了后代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对他们的生存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消极影响。
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制约，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客体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自然客体的发展是主体发展的首要条件。
要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必须使自然界持续发展，即社会发展不超过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使自然界通过再生或因新的开发而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环境或条件。
其次，当代人类面临的灾难性困境也是由于社会客体即人类社会内部相互关系的严重失衡和损害而引起的。
有许多表面上看似乎纯粹是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究其根源则是由人类社会内部的彼此冲突和对抗而导致的。
而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种族歧视、暴力恐怖、颓废空虚等社会邪恶都是由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衡和社会制度不良等原因造成的。
只有先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才能保住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 社会发展的内容是什么
以不同的发展哲学为根据，则有不同的阐述。
囿于将主体的力量抽象化、终极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近代发展思想和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早期现代化理论都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将社会的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为引擎，以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
经济学家凯恩斯则作出了“有了经济就有了一切”的总体概括。
结果使许多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
如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功能失调，致使原有的社会问题未能缓解，反而引发了生态恶化、能源短缺、失业人口剧增、社会动乱频繁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对近代发展思想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新发展观”。
他认为，增长论是一种唯经济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
他在其代表作中提出：发展要以人为中心，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
佩鲁指出了“经济增长论”的弊端，扩展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这是正确的。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哲学思想，“自然”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到发展的框架之中。
而且他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提出“在文化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
”（佩鲁华夏出版社第22页）他颠倒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运用实践反思方法，对社会发展的内容作出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
人类的实践活动具体包括四种基本形式：保护和支持生态环境的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创造精神生活的实践。
这四种实践产生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领域，即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
人类社会就是由这四个系统所组成的大系统。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只有社会系统诸要素的全面而协调的发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社会发展最高目标。
社会系统诸要素处于相关性之中，并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则。
第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第23卷第201-202页）离开生态环境，人类的一切活动便无从发生。
同时，生态环境的优劣，通过对生产的不同影响来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
生态环境较为优越的国家或地区比环境较为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速度上会更快一些。
所以，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支持问题便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问世的缘起，生态环境的发展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得到了具体而全面地确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第二，在社会大系统的四大要素中，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最终决定力量。
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影响和作用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对自然条件的利用程度就越大。
同时，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第19卷第374-375页）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
第三，政治的发展在社会大系统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以自身中介性的作用协调生态支持、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交互关系，是社会各要素发展的保障。
首先，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性质。
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同，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的效果是不同的。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赖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社会秩序的不合理决定了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使生态环境得到良性发展。
资本家自私自利的短视行为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
其次，政治对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反作用。
当社会政治的发展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就起着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作用；而当政治上层建筑已经腐朽衰败，并为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
再次，政治的发展直接决定社会文化建设的内容与性质。
任何一种性质的社会制度为了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都要寻找它的“代言人”，都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伦理等思想体系。
第四，文化的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生态的发展也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但他们不是机械论者，并不认为其余因素都是消极的。
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
首先，生态环境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生态观念的革新。
人类必须摈弃人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和征服意识。
人类崇拜自然的动机，并非爱护与治理生态环境，只能使人类陷入愚味与落后，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而征服意识则产生了盲目开采资源、破坏生态的行为，将人类推向了生存危机的边缘。
其次，任何经济行为并不是一种无主体的自发行为，在某种经济活动和经济模式的背后，总存在着某种人文观念和文化意识的支撑。
但由于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性，这种观念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提倡和培育。
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通过培育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新观念、新意识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再次，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有利于人们民主与法制观念的增强，促进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化、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政治的发展。
很难设想，在一个教育没有普及和提高，文盲仍占人口较高比例的社会，会产生高度发展的民主政治。
从总体上讲，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危机，并且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社会财富为前提。
这种社会系统的结构是不协调的，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片面的、畸形的。
这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空虚、经济的繁荣和道德的堕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共存并生的。
在当代，我们制定和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导，视社会为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系统，注重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而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我们要强调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前提作用，制定、实施各方面的环境和资源保护与支持计划，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创造更多的人造资源，保护非再生资源，并健全立法监督工作。
经济的基础地位决定我们要始终，实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为此，我们要完成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性向集约性转变。
同时，我们要推行积极稳妥的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提高人口质量，使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本，使得对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目标。
自党的十三中全会以来稳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作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民主与法治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通过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民主政治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为之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与教育事业，促进高科技水平与人才素质的飞跃。
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使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成为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指南，为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
只有从这四个要素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并明确各个要素的特点及其关系，才能走出将可持续发展局限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误区，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确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