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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读后感

时间:2020-01-06 16:58

读过《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的朋友请进

下面就《儒林》的讽刺艺术点具体分析。

  、《儒林外史》善于通物的外貌、言行描写,表达对人物的嘲讽之情。

  例如,第二回里,薛家集的一个小乡官夏总甲,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乡间土皇帝形象。

你看他:“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

  好一个“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一个动作活画出了夏总甲在乡民面前的傲慢做大。

他为什么能如此目中无人

他的衣服怎么“就如油篓一般”

作者接着描写他的一番话语,巧妙揭开了这个谜。

  “俺如今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

想这新年大节,老爷衙门里,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贴子来。

我怎好不去贺节

每日骑着这个驴,上县下乡,跑得昏头晕脑。

从新年这七八日,何曾得一个闲

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还吃不退。

”  这个土皇帝的矫情炫耀多么令人生厌

而读者的这种认识是从字里行间领会出来的,并不是作者明白告诉的。

  吴敬梓十分痛恨迷信风水,在四十四回中,他借书中人物杜少卿说过,最好请朝廷立个法,将那些骗人的风水先生的头砍下来,将那些因风水迷信而迁祖坟的人凌迟处死。

在第四十五回中,作者描写了两个风水先生余殷、余富,这两个人物身上,寄寓了作者强烈的憎恶之情,写这两个人物,主要运用了动作描写。

  余家兄弟二人为一人的祖坟看风水,那主人拿来红布口袋装着的几块土,余殷“拿出一块土来放在面前,把头歪在右边看了一会,把头歪在左边又看了一会,拿手指掐下一块土来,送在嘴里,歪着嘴乱嚼。

”“余敷把土接在手里,拿在灯底下,翻过来又把正面看了一会,翻过来又把反面看了一会,也掐了一块土送在嘴里,闭着嘴,闭着眼,慢慢的嚼。

嚼了半日,睁开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尽着闻。

”为了让主人看得清楚,余殷用手蘸着酒水,在桌上乱画。

还拣了两根面条,在桌子上做了个弯弯曲曲的长龙,睁着眼道:“我这要出个状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两只眼睛剜掉了

”作者在这段文字中,生动而略有夸张地描写了余家二兄弟各种可笑、可鄙的动作,语言极尽讽刺。

那风水之事,本是无稽之谈,而余氏兄弟却把它搞得神秘莫测,既便真有风水,果然能从一块土上看出来、嚼出来、闻出来

还发誓赌咒说那样骗人的大话。

  第二、善于通过描写人物言行的自相矛盾来表现讽刺意义。

  第四回中,范进中举后,他的母亲“欢喜”死了,在尊制丁忧期间,去拜访汤知县。

席上摆的是燕窝、鸡、鸭、柔鱼、苦瓜,餐具是银镶杯箸。

范进退前缩后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忙换了磁杯和象箸,范进还不肯用,随即又换了一双白色的竹筷,这才用了。

汤知县担心范进“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

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这段故事中作者对范进前后矛盾的行为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叙述,含蓄深刻地讽刺了范进的虚伪。

鲁迅赞赏这段文字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又如同一回中,严贡生正在向人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来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正在这时,他家的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

正在家里吵哩。

”作者巧妙将严贡生言行的矛盾组织在一起,达到了批判讽刺的效果。

再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常把女婿骂得狗血喷头,说范进“尖嘴猴腮 ”、“现世宝穷鬼“、”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极尽羞辱;中举以后,胡屠户就说范进是“天上的星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开口“贤婿”,闭口 “老爷”。

这就活画出这个市侩小人的丑恶嘴脸。

  第三、通过故事情节的前后对比来表达讽刺意义。

  有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讽刺意义的表达,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前后对比来完成的,这要求读者在阅读小说时,要前瞻后顾,综合体味。

  第二回中,周进六十多岁了,还以老童生的身份在薛家集观音庵教私塾,一年才十二两馆银,生活窘困,地位低下,村中新中秀才青年梅玖也奚落他。

别人待客,虽然他年纪大,但梅相公茶杯中有枣,他只是清茶。

到第七回中,周进中了进士,做了官以后,梅玖就无耻地冒充自己是周进的学生,薛家集的观音庵里也供起了周进的长生牌位。

梅玖见了周进早年写的一幅对联,贴在墙上,红纸都发白了,竟吩咐和尚用水喷了,剥下来,装裱收藏。

这一对比既写出了周进做官前后迥然不同的境遇,也写出了秀才梅玖的庸俗势利以及社会上一般人的趋炎附势。

  所以,《儒林外史》的讽刺,不仅仅是对人物的讽刺,更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现象的揭露、控诉和批判。

小说对匡超人这个形象的塑造也主要运用了前后对比手法,揭露了科举制度和不良社会风气对读书人的腐蚀危害。

  匡超人本是贫寒人家子弟,有一些小聪明,因生计流落杭州,靠拆字度日,父亲病重也回不了家。

马二先生见他年轻好学,又有孝心,便资助他回家的路费和回家后做生意的银两。

匡超人回家后,一面侍奉瘫痪在床的父亲,一面用马二先生的钱做磨豆腐杀猪的小生意,晚上还在灯下读文章。

这时的匡超人勤苦、孝顺、诚恳,小说的笔墨之间充满了赞扬。

后来匡超人考上了秀才,到城里结交了一批名士、老爷,也开始批八股文选本,为攀富贵,停妻再娶;为抬高自己,竟忘恩负义贬低马二先生的选本。

吹嘘自己的选本,一出书客人争卖不到手,甚至外国都有流传。

“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八股文外国谁读

古人把已去逝之儒称“先儒”,匡超人无知吹牛竟如此

以做官为钓饵的八股考试,导致读书人热衷功名利禄,轻视学业品行,匡超人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由一个质朴少年蜕变成了无耻之徒,作品通过这个人物前后品行的对比,深刻批判了科举制度。

  第四、讽刺的基调中对不同的人物寄寓了不同的感情。

  吴敬梓在讽刺的基调中对不同的人物寄寓了不同的感情,有的讽刺是无情地鞭挞,有的讽刺则包含着同情和怜悯。

  人们熟知的严监生临死时伸着两个指头不肯咽气,示意家人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草太费油了的故事,体现了作者对乡绅极端悭吝的无情嘲讽。

  又如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周进中了进士之后,钦点广东学道,主持童生考试,初拿到年已五十四岁、共考过二十余次的老童生范进的卷子,认为写得不好;坐了一会儿,还不见人交卷,又拿来范进的卷子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过了一会儿,第三次又看了一遍,不觉叹息,这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立刻把范进定为第一名。

这一场面描写,表面上客观冷静,实则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弄和彻底地批判。

那范进果有真才,为何二十余次考不进学

周进果有慧眼,为何三遍才看明白这卷子

若不是半天无人交卷,周进会看第二遍、第三遍么

别的考生还没完全交卷,如何就能定范进第一

那范进若无真才,周进赞叹的“天地间之至文”、“一字一珠”,岂不是胡扯

科举考试之无凭可见一斑

  可是,我们在阅读有些人物的故事时,觉得这些人可笑、可鄙、甚至可憎,但同时也觉得他们很惨,十分可怜;我们会发笑,但也低头沉思,觉得难过。

  范进中举后而发疯,范进老母因欢喜而一命呜呼;周进六十多岁了,一辈子的老童生,还未进过贡院的考场,经朋友帮助到贡院一游,不觉触景生情,悲上心来,头撞号板,号啕大哭,直哭得两眼流出血来。

这些被科举制度捉弄的人,令人觉得可笑又可悲。

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容貌美丽,又是一个自幼读八股文章的“女才子”,在父亲的教导下,“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

”可是招赘的丈夫蘧公孙对举业却毫无兴趣,惹得她万分痛苦,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每天抱着四岁的儿子,讲“四书”,读“八股”,通宵达旦,夜以继日。

这些畸形性格的人物,寄托了作者多么复杂的思想感情。

  老秀才王玉辉的三女儿丈夫病亡,她发誓绝食殉夫,他的公婆、母亲都劝她蝼蚁贪生。

而王玉辉却劝女儿:“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情”,平静地看书写字。

女儿绝食八天后死了,他老婆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却骂道:“你这呆子,他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

”因仰天大笑:“死得好

死得好

”读书把人读得如此疯狂无人性,真令人毛骨悚然。

为了揭示封建吃人礼教与善良人性之间的矛盾,作者接着写了王玉辉到女儿入烈女祠大祭时,倒伤心不肯来了。

后来出游在苏州的运河里,见船上一个穿白衣的少年妇人时,“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作者对王玉辉的描写,既有严厉的批判,又有深切的同情。

  像周进、范进、鲁小姐、王玉辉和匡超人这些人物的人生遭际,不仅是他们各自的性格的体现,更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映——科举制度、封建礼教、不良社会风气愚弄了他们、摧残了他们、浸染了他们。

  第五、《儒林外史》中一些隐晦的讽刺。

  前面已论及,《儒林外史》的讽刺主要运用白描手法,文字朴素、含蓄,讽刺意义的表现,或由人物自我言行的抵触,或由情节的前后对比,或由书中另一人点破——匡超人“先儒”之误就由牛布衣点破。

总之,大都含蓄而不隐晦,但是,也有个别讽刺故事因牵扯到一些历史掌故、古人诗文等,一般读者不易看出。

  第四回中,乡绅张静斋向汤知县和范进讲了一段刘基的故事。

“他(刘基)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后来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犹如‘雪夜访普’的一般。

恰好江南张王送了他一坛小菜,当面打开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圣上恼了,说道:‘他以为天下事都靠着你们书生

’到第二日,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知县,又用药摆死了。

”  这段文字中的刘基,即明初开国功臣有名的刘伯温,他其实是元末进士,老家在青田县,并未做过青田知县。

“雪夜访普”是宋朝赵匡胤和大臣赵普的事,送瓜子金一事,也是此二人的故事,而张静斋张冠李戴,弄成朱元璋、刘基和张士成的事了。

还可笑的是,听者范进、汤知县都信以为真,一个知县、两个举人,都是科举出身的人。

竟连本朝的事都不知道

这就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文化人。

这个故事讲得不动声色,有点隐晦,但了解了底细,不得不佩服作者讽刺得辛辣。

  第九回,娄三、娄四公子两次拜访所谓的名士杨执中,都未遇到,在船舱底下拣到一片纸,“两公子打开一看,是一副素纸,上面写着一首七言绝句诗道:‘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

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后面一行写‘枫林拙叟杨允草’。

两公子看罢,不胜叹息,说:‘这先生襟怀冲淡,其实可敬

只我两人怎么这般难会

’”  两公子所见的这几句诗,本是元代吕思成的一首律诗的后四句,并非七言绝句。

杨执中(名允)抄袭以欺世盗名,娄三、娄四公子虽满怀对名士的美好幻想,但不学无知,恰恰被骗,对杨执中越加仰慕之至。

名士自是假名士,一心学古人礼贤下士的公子也是有眼无珠、自我陶醉的可笑之人。

这个讽刺也是比较隐晦的。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极高的成就,鲁迅先生认为《儒林外史》产生之前,我国小说还没有一部“足称讽刺之书”,在它出现之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中国小说史略》)。

《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晚清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的目睹之怪现状》等,明显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

有名的段落如《官场现形记》中“制台见洋人”(五十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苟观察(苟才)逼使寡媳去做制台的姨太太(八十九回)。

鲁迅先生非常推崇《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有所借鉴。

他的小说《孔乙己》,主题也是批判科举制度的,作品巧妙选取了酒店小伙计这一单纯无知的叙述角度,而使叙述文字显得客观、平淡、冷静,那孔乙己的悲惨遭遇让我们想到了未发达时的周进、范进,孔乙己讲茴香豆“茴”字的四种写法,也让我们想到了马二先生的愚腐和诚恳。

我们还可以从当代作家阿城的创作可看出受《儒林外史》影响的痕迹,他的小说《棋王》白描手法运用得很好,他的散文《父亲》,平静中包含着强烈的感情,含蓄深刻,使人耳目一新。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以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可资借鉴的遗产。

中国古代人对爱情的认识(看法)

月风花:中国古代的爱情(讲座)  谈恋爱我是外行,但谈论恋爱我还可以。

其实象我这样的年龄站在这里与你们探讨这个问题我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似乎谈恋爱应该是年轻人的专利。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有些人来讲,他们一生都在谈恋爱,比如,少年人有早恋,青年人有热恋,中年人有婚外恋,老年人有黄昏恋。

世界上一些大人物在这方面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象雨果、歌德、罗素、萨特、郭沫若、郁达夫、李敖,毕加索也可以,希腊船王奥科西斯等等。

雨果5岁就开始谈恋爱,歌德80多岁的时候还爱上了一个18岁的姑娘,生命力真是旺盛。

而且有些人生来就似乎是为谈恋爱来的,比如徐志摩、叶塞宁。

这些人好象都是男生。

不过女的也并不逊色比如伊莉莎白泰勒、索菲亚罗兰、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乔治桑、莎乐美、刘晓庆。

  好了,咱们书归正传。

我要谈的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中的爱情问题。

我没有见过这方面的资料,不知道是不是有专著。

我只是通过我的阅读范围来谈这个问题。

从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的美好的爱情少之又少、乏善可陈。

我们可以数得上来的也就几个,象范蠡与西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梁鸿与孟光、李隆基与杨玉环、李清照与赵明诚、陆游与唐婉、沈复与芸娘。

即使是这些人,也并不真正美满。

象范蠡与西施这一对,传说的成分大一点,再说即便不是传说,那他们俩人为了国家的利益自己牺牲得太多太多。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传说的成分也不小,而且据说后来司马相如还变了心。

梁鸿与孟光两口子在我看来都很难说有爱情,因为梁鸿当初娶孟光是冲着孟光的丑去的。

孟光是中国古代出了名的丑女。

后汉书上说她黑肥丑绝。

梁鸿这种动机很可疑,他是以丑为美呀,还是这个人本来就有点变态。

不论哪一种,他们夫妻之间是否有爱情都让人不敢肯定。

再说李隆基与杨玉环,这一对也很可疑。

因为杨玉环进宫的时候是28岁,而李隆基已经62岁。

一个少妇与一个老翁能产生爱情吗

也许杨贵妃有特别的嗜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陆游与唐婉最后离了婚,使唐婉郁郁而死。

李清照与赵明诚、沈复与芸娘,这两对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中年丧偶。

赵明诚和芸娘早早死了。

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他们这些人的爱情美则美矣,満却未必,就是说美而不満。

当然美满的爱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还是随处可见的。

  下面我把中国古代的文学和历史的爱情问题归结了几个方面,我们分着谈。

  1、 早熟与早衰。

  在爱情上我们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早熟的民族。

得出这个印象是我读《诗经》的结果。

这种早熟可以分三个方面,一是情感模式上。

我们的老祖宗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基本上完全具备了我们现代人所具有的所有的爱情情感模式。

  比如追求象《关睢》、《蒹蕸》、《汉广》。

  比如思念象《卷耳》、《君子于役》、《采葛》。

  比如热恋象《木瓜》、《野有死麕》。

  比如一见钟情象《绸缪》。

  比如约会象《静女其姝》。

  比如男女相互欣赏的象《伯兮》。

  比如弃妇诗象《谷风》、《氓》。

  比如悼亡诗象《绿衣》。

  比如讲男女忠贞的象《柏舟》。

  比如失恋诗象《狡童》。

  一是我们古人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十分成熟深刻。

这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非常明显。

这种成熟深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忠贞《柏舟》、对对方的尊重《关睢》、认识到美好的爱情可遇不可求《汉广》《蒹蕸》、爱情要以物质为基础《木瓜》、《静女其姝》。

(西方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的故事。

)  一是对于爱情的表现,也非常之成熟。

诗经的高度的艺术成就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为什么说中国古代的爱情除了早熟之外还有早衰呢。

因为中国历史发展到宋朝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礼教也发展到了最成熟最完备最严格也最残酷的地步。

尤其是对妇女的控制限制和压迫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是大、男女授受不亲等等都出来了。

中国妇女的裹脚就是从紧挨着宋的五代开始的。

从此,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勇敢、大胆、健康、奔放、饱满、酣畅、淋漓的爱情故事了。

文学中不少。

但其中的主人公多是下层社会的人物。

象范蠡与西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这样属于社会最上层的人物的恋爱故事再也不见了。

回肠荡气一唱三叹的故事也有,象《西厢记》、《红楼梦》等,但与诗经里边的爱情比,其大胆热烈的程度是差得很远了。

从北宋开始,这个界限非常明显。

唐传奇中的爱情还让人感到十分痛快、决绝、过瘾。

一到了宋,立马就显得疲软了。

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牛郞织女、梁祝、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全部出在宋之前,就很说明问题。

  2、 悲剧与喜剧。

  从中国古代历史的角度看,爱情悲剧多于喜剧。

从文学角度来看,爱情喜剧多于悲剧。

二者合起来,单纯从数量上看,是喜剧多于悲剧。

如果从对于人们的震撼力来看,悲剧要远远大于喜剧。

  先说悲剧。

上面提到的的四大民间爱情传说无一例外地都是悲剧。

另外象《孔雀东南飞》、《搜神记》中的《韩凭妻》、唐传奇中的《霍小玉传》、《长恨歌传》、《莺莺传》、《任氏传》、《步飞烟》等,明三言二拍里的一些故事,最著名的当然是杜十娘,再加上清朝的红楼梦。

数量并不多。

这些作品里所展现的爱情悲剧基本上或则是美丽的爱情不能成就美满的婚姻,或则是男子始乱终弃,或则是恶势力硬生生拆散爱侣。

  再说喜剧,简直可以说数不胜数。

唐传奇里的有一些;元杂剧里有一大批,明戏剧小说里有一大批;聊斋志异里有一大批。

最著名的有西厢记、牡丹亭等。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喜剧的剧情结构给人的感觉都是一个模子。

  奇怪的的是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有许多根本就没有爱情。

象西游、三国、水浒、金瓶梅、封神演义、隋唐演义、岳飞传、醒世姻缘传、三侠五义、境花缘、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还有一些公案小说等等。

清朝的一些才子佳人小说里面好象有一些爱情,但在我看来都是一些伪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

象平山冷燕、玉娇梨、好裘传、绿野仙踪、野叟嚗言、儿女英雄传等等。

  为什么喜剧对人的震撼力不如悲剧大,我认为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的现实社会中根本没有高质量的、和谐美满幸福的爱情和婚姻的案例。

反映到文艺上,文人们只能通过虚构来弥补现实的贫乏。

那些喜剧中的大团圆,或是通过科举高中、或是通过灵魂不灭、或是假托狐鬼神仙、或是借助皇家或大官的权威来成就,没有一个是完全通过主人公自身的努力而造成。

也因之,人们从虚幻中得到的满足总不如在现实中受到的挫折对自己的印象深。

这是爱情悲剧之所以比爱情喜剧更能震撼人的一个原因。

  3、 开放与封闭。

(见与不见)  在中国的古代爱情作品中,呈现出这样一个现象,他们所描写的爱情是开放与封闭并存的。

或者说开放与封闭是中国古代爱情的两面。

一种爱情是如红楼梦里所描写的那样,当事双方遮遮掩掩,羞羞搭搭,吞吞吐吐,腻腻歪歪,就是不明说,在行为上表现得极为小心谨慎拘谨封闭。

一种爱情是如三言二拍里描写的那样,男女双方见面之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同居再说。

聊斋志异里也有一大批这样的。

而这两种爱情描写结合的最典型的是西厢记。

在西厢记里,张君瑞和崔莺莺交往的过程中,先是崔莺莺谨守礼法,对张丝毫不加辞色,甚至加以斥责。

后来又忽然主动地投怀送抱,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反差。

  这一点我想也是与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法有关的。

中国古代对于妇女是要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有十四藏六亲之说。

男女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这造成两种后果,一是男女双方对对方因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惧感,尤其女方对男方(大老虎)。

另一后果是因长期的阻隔而产生的极度的对对方的渴望。

对于受封建礼法禁锢较深的官家上层女子来说,恐惧感会占上峰。

对于受教育较少的下层妇女来讲,渴望的成份要更大一点,因其受束缚少故也。

  我们看古代的爱情小说,心理描写极少,几乎没有。

这与古代男女交往少有很大关系。

中国古代是先结婚后恋爱,哪里会有那么多的爱情心理呢。

直到红楼梦才开始有了一些,但与西方同类小说比,就太小儿科了。

  所以,中国古代爱情小说中出现的开放与封闭的矛盾是由当时社会的见与不见的现实造成的。

这在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好的。

但反过来讲,男女长期不见也未必全是坏事。

两个人谈恋爱,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尤其一个单位的,再好也会觉得乏味了――怎么又是你。

西施也看成东施了。

相反,如果不经常见面,会给双方以充分的想象的空间,那么东施也会被你想象成西施。

这也是网恋的吸引人之处。

所以,我认为古代不发生爱情便罢,一旦发生,其质量必高于现代人。

因其干柴烈火故也。

象卓文君新寡,以前与司马相如见都没见过,就跟着人家跑了。

现有,汉乐府民歌里的上邪、有所思说的多绝,也是这原因。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的名句:“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

”李白诗有名言:“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

”唐传奇《步飞烟》里的话:“生得相亲,死亦无恨”――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样的话到了宋以后就已经没有了。

只有衣带渐宽终不悔、天崖何处无芳草、此情若在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了。

到现在更只剩下:曾经有一段真正的爱情摆在我面前……这叫什么。

爱情正在经受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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