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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培训师特里-r-培根曾经历过让人痛苦的面试过程。
但有时，表现一塌糊涂的反倒是面试官，而不是求职者。
其中，有一位工程师兼项目经理，我们暂且叫他吉姆。
他加入了公司的招聘委员会，平生第一次面试未来的员工。
他忐忑不安，不知道该说什么，本应该由他问的问题，他也跟不上。
最后，委员会对吉姆认为适合该职位的第一和第二人选都视而不见，而是选择了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也确实胜任这份工作。
培根认为：“吉姆失去了其他委员会成员的信任。
像他这样的新晋面试官，通常只能在较浅的层面对应聘人员进行了解，而不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因此无法掌握求职者在价值观、技能、选择或学习能力等方面的信息。
”培根是光辉学院(korn\\\/ ferry institute)的驻校学者，并著有《影像力要素》(elementsof influence)一书。
随着就业市场日渐转好，招聘经理们又准备拿出他们那套老掉牙的面试技巧登台亮相了。
但对于刚刚成为面试官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太多经验，专家建议，在衡量求职者时，抓住重点即可。
乔治-布莱特是《新官上任百日行动计划》(the new leader's100 day action plan)一书的作者。
他建议：“每次面试的时候，只需要问三个问题：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你会喜欢这份工作吗?你能让我们接纳你，与你共事吗?”换种说法，也就是：你有我们需要的技能吗?你有足够的动力吗?你是否适合这个岗位?不论是招贤纳士的面试官，还是努力推销自己的求职者，都应在面试中将这三方面视为最关键的部分。
你有我们需要的技能吗?关于技能或能力，求职者的简历肯定讲得非常清楚。
但在面试过程中，面试官可以让求职者用自己以往的经历来证明自己能够达到面试官的要求。
培根称：“面试官想要知道的关键是求职者过去所取得的成功。
最理想的情况是，应聘者的条件恰好与公司所要求的条件完全吻合。
”这通常很难，而且对应聘者来说，可能有些不公正。
假如一位求职者曾是一名经理，但他是在不同的行业或规模更小的公司担任过这样的职务。
这时，面试官可能想知道这个人的学习能力如何——他或她之前是否有过“在逆境中被迫拓展”并取得了成功的经历，。
而作为求职者，则需要仔细倾听，确认雇主所期望的能力——除了要展示出招聘广告中所需要的能力之外，还要对应聘的职位进行调查。
高管职业教练、《绝处逢生——找到理想的工作》(getthe job youwant，even when no one's hiring)一书的作者福特-r-迈尔斯表示：“如果求职者询问雇主的需求、问题和挑战，他们通常都会如实相告。
这时就要竖起耳朵仔细听：抓住那些描述能力的字眼。
”例如，迈尔斯建议，如果面试官希望招聘一位做事井井有条或者长于分析的人，求职者就可以描述自己的经历，证明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
求职者应该提前写出这些事例，反复练习，以简洁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观点。
他说道：“这就像是在作画一样。
讲故事确实很有市场。
只要你的故事合乎逻辑，而且是真实的，就不会让人觉得是在吹嘘自己。
”你是否充满成功的动力?或许，你曾经有过这样的同事，他的能力做某些工作绰绰有余，却缺乏追求卓越的动力，甚至在几个月之后就辞职了。
对于任何招聘经理来说，这就是一场噩梦，不论面试官是新手还是老手，都会尽量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在评估求职者的积极性时，面试官应该仔细分析求职者对职位和公司的理解，以及他或她提前做了哪些功课，效果如何。
培根称：“他们是否对我们做了充分的调查?他们是否对我们感兴趣?如果你问他们是否对这份工作充满了激情，他们必然会做出肯定回答。
”针对他们在应聘岗位上可能面临的挑战，对他们提出一些问题。
从他们的回答中，可以观察到他们是临时做出的仓促回答，还是提前已经做到了深思熟虑。
而对于求职者而言，要想展示自己的激情，必须提前准备，做好功课。
求职者还需要说明应聘的职位与自己的职业规划的契合程度，以及喜欢这家公司的原因。
培根建议：“对于自己当前的位置和未来希望达到的高度，要深思熟虑。
”培根还建议在恰当的时候可以提及关于公司的媒体报道或新闻。
“要证明自己确实真心投入。
在我看来，与其他方面相比，这一点更能为求职者加分。
”迈尔斯建议，求职者应该问一些关于上司、公司、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等更加深入的、明智的问题，而不是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或者“能给我多少工资?”你是最适合的人选吗?在这三个问题中，是否“适合”最难确定。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一千个老板就会有一千种标准。
培根称：“这绝对是一门艺术。
你心目中的那个人是否具备公司的核心价值观。
他们的职业道德和工作作风能否融入公司?他们对于如何开展业务及如何与他人合作的看法，是否与你一致?”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将求职者介绍给公司当前的员工，观察他们如何互动，并且可以在事后听取员工的反馈。
他认为：“这就像是化学反应一样。
”求职者一定要慎重选择推荐材料，确保资料能充分说明自己就是公司最合适的人选。
戴尔-卡耐基公司(dale carnegie& associates)董事长兼ceo彼得-韩铎表示：“推荐材料无法表明我充满激情和动力，但它们至少可以说明我的个性和我的团队精神。
”
请问电影《尖峰时刻3 》中的那个高个子，是谁演的
亨利.法约尔认为管理的基本职能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
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1841（辛丑年）—1925（乙丑年）)，古典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亦为管理过程学派的创始人。
他出生于法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5岁时就读于里昂一所公立中等学校，两年后经考试及格转入圣艾蒂安国立矿业学院，是同一学年里最年轻的学生；19岁毕业时他取得了矿业工程师资格。
1860年他被任命为科芒特里——富香博公司的科芒特里矿井组工程师，在他漫长而成绩卓著的经营生涯中，他一直珍视这项事业。
1918年他退休时的职务是公司总经理，他继续在公司里担任一名董事，直到1925年12月以84岁高龄去世为止。
在管理史上,最先明确阐述管理职能和管理原则的大师是谁
1建筑的复杂和矛盾性 建筑要演,也要革命。
----罗伯特.文丘里文丘里有比较望的设计理论，但他的作品并没有拘泥与某钟固定的建筑风格，文丘里没有承认过自己的作品是后现代建筑，他的设计在20世纪后期对国际建筑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虽然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发人深思，他的理论和作品将会在今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2高技术派我承认我对创造性心醉神迷。
----诺曼.福斯特如果说早期高技派作品还是在盲目炫耀工业成就的话，那么作为现代主义思想的真正继承者，高技派们在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耗能，减低污染等各个方面，所走的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3都市主义的疯狂热情我热爱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
视觉的世界，包括其颜色、形式和运动，是我们人生经历和对生命理解的中心部分。
作为我们人类的栖息地，建筑、城镇和城市与宗教、音乐、艺术或政治一样，是证明我们存在的最有力、最动人的要素。
但是，城市从来就不仅与此，它还有其永恒性、大众性，以及在表现和成就上的兼而有之。
------特里.法雷尔法雷尔一直将建筑艺术看做是表达真实的人类体验，而不是人类可能或者应该有的经历。
在这最具有社会性的艺术中，正式那些条出了条条框框、抄捷径、求变异并向多元化发展的建筑师找到了解除束缚的办法，他们的艺术作品也更加平衡与和谐。
4白派的学习者和背叛者我力图在设计中使人与自然产生共鸣。
-----迈克尔.格雷夫斯格雷夫斯的作品外形富有雕塑感，没有多余的装饰，保留着意大利民间建筑的朴实无华，不拘礼节的温暖而真挚的情趣。
5把痛苦收藏起来我们必须对历史保持清醒的认识，这做博物馆就是要告诉人们这一点。
-----约翰内斯.劳现代主义提倡的空间应是纯净的，空间的本体是空间本身。
这种对空间形而上的认识不免将现代主义建筑带入了死胡同，就是到头来失掉了对空间本身的定义与追求的动力。
后现代主义对空间，或者说对建筑本身的认识有别与现代主义。
里伯金德打破了现代主义对建筑形而上的枷锁，新的立法使各种对建筑的解释合法化。
建筑可以是符号，可以是隐喻，甚至可以什么都不是。
因而，建筑师更加自由，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对建筑加以宣释，可以运用各种语言来进行建筑创作。
他对建筑并不是从空洞的现代注意教条出发的，而是更多的加入了文学化的解决市。
而从形式本身出发，他的建筑语言又回到了他早期的构图研究。
6在观山和观海时融化在建筑师肩负的众多责任中，最重要的便是展示文化，最大的职责边是传承文化，要让大家都知道，每个国家都拥有不同的文化。
----安藤忠雄他虽然深受现代主义影响，运用的手法也都是最典型的现代主义手法的延续；理性的混凝土、模数化网格，但精神上完全东方、完全日本的，他更关注建筑的精神性。
7哲学的边缘和建筑的ANTI后现代注意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建筑风格。
-----P.埃森曼埃森曼的理论比较玄妙，在国际建筑界像他这样的建筑师也是比较少见的理解他的观点许呀阅读一些相关学科的书籍，特别是哲学方面的理论。
他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建筑艺术，不断从更前卫的角度探讨建筑艺术。
8用最少的建最好的最使我不安的是建筑中的浪费现象，无论是用材还是用光。
----阿尔瓦罗，西扎他的建筑具有雕塑美感，空间形式背后的意义更值得关注。
9建筑构成和艺术包装我从大街上获得灵感，我不是罗马学者，而是街角斗士。
-----弗兰克.盖里他的设计作品有鲜明的动感并增加了曲线，运用了一些交叉、重叠、扭转、断裂等当今国际建筑界流行的构成激发，当并不像有些建筑师那么过分追求刺激，以致忽视功能与工程技术的合理性。
10清醒的精神分裂20世纪60年代的新陈代谢运动以及我自己的对城市废墟的素描就是艺术的典型。
---矶崎新事实上，他的主要兴趣已经不是设计中使用什么新技术和材料，而是为人么提供精神居所。
他在逆反现代注意的清规戒律、探索新的审美价值观念方面；在对建筑形式字叫的体验和义勇方面；在兼容并蓄、交融渗透日本和西方的建筑文化的媒介作用等方面有突出的成就。
他的建筑作品在简单的几何形式中表现了纯净幽雅的古典美，在错综复杂的构成，随意粗放的笔触中蕴藏着节律分明、严谨贺喜的秩序感，在表面的模仿引用中凝练着形象观念的升华和意义的深邃内涵。
11白色是一种精神现代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一些宝贵的形式教条集合有无穷的可探索空间。
-----理查德.迈耶正式在与纯粹主义相融合的意义上，迈耶的立体主义是完全不同于柯布西耶的立体主义（经常是雕塑味浓厚），准确的说应该是一种综合立体主义，不仅渗透这一种历史的典雅气质，而且具有不朽的时代感。
，白色，一种形式纯净而又内涵丰富的一种建筑精神。
12之间的艺术只有把技术功能的内涵加以扩展，直至覆盖心理范畴，才能真正使建筑成为人的建筑。
---伦佐.皮亚诺建筑的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
13严肃的戏法建筑是一种演示艺术。
----C.摩尔他认为建筑的演示艺术可以令人联想到相关的历史背景、地方传统、气候条件等等。
14揭示永恒关怀的建筑设计建筑是对物质和事实的沉思，建筑的原则很少并且是永恒的。
----阿尔多.罗西罗西的设计方法是罗西用以反对现代功能主义美学的用力武器，在这种设计方法中，抽象的逻辑演义只能起到辅助作用，类推的方法才是设计的关键。
他的设计程序是：1引用存在的建筑片段；2图象类推；3换喻；4产生同源现象。
他的上述四个步骤，显示了他运用旧类型创造新类型的核心理念。
第一步引用只是设计的出发点和基础，是对旧类型的确认和选择。
图像类推揭示了落系设计的一种历史绵延性，是寻找旧类型想新类型转化的契机。
到第三步换喻时就进入了设计中的飞跃阶段，把建筑从历史的境遇中引向新的现实，是建筑在形式上超越旧类型，在内涵上有具有深邃的历史感，从而产生同源现象。
他试图通过类推和换喻来获得一个抽象的意义，几瓦解生命的概念。
建筑无的功能与意义全然被冰冷纯粹的几何体消解。
功能与意义是建筑的生命，他的消解也就意味着死亡对生命的否定。
15有机建筑与新陈代谢观日本传统上并不把物质本身看得很重要，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永远存在，然而，精神和建筑与它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却可以永存。
-----黑川纪章 16建筑中的政治洞察力单纯追求建筑艺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社会任务就无法产生伟大的建筑艺术。
---Z.哈迪特动态构成不等于结构主义，动态构成是造型艺术，解构主义是哲学，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的问题，借用动态构成搞建筑设计的人很多，而持有解构主义观点的人则很少。
把哲学理论和建筑艺术简单的联系在一起是不恰当的。
哲学对建筑的启示应当是更原则，更抽象，更广泛的。
按解构主义的理论，建筑艺术风格要不断的变革，把解构主义固定为某种艺术形式违背起基本理论。
17隐藏在茂叶下的小构筑物就建筑学的社会性和形式创造的关联而言，建筑无法与发生在其中的事件相脱离。
----屈米 18神庙的灵魂----斯特林斯特林应当算想古典学习的建筑师，他汲取古典符号，并在造型、比例、颜色上做了变化，形成丰富的细部。
把古典符号作为装饰要素，或者彻底的破坏古典形成的规则，成为新的结构，建筑也应当和谐的存在与一个地区，与其周遭有联系。
斯科克波：为什么我是一个历史制度主义者
[美]西达�6�1斯科克波 著王立秋 译斯科克波，哈佛大学西达�6�1斯科克波，哈佛大学政府与社会学教授。
她是《现代世界中的社会革命》(Social Revol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1994)，《保护士兵和母亲：美国社会政策的起源》(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2)和《国家与社会革命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1979)。
她还主编或合编了许多文集，包括《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1984)。
我的评论将对以下两点作出说明：为什么我是一个历史制度主义者以及这意味着什么，我如何看待在与其他研究路径的关系中我给自己加上的，历史制度主义的标签。
我的同事和朋友莫�6�1菲奥莉娜(Mo Fiorina)此前曾经意气相投地暗示，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科学中关于新制度主义的声明，很大程度上说，是从一个年轻的土耳其学术群体中分化出来的产物，这些人试图表现得像是在从事一些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具有创新意义的东西。
既然我已经不再年轻，十多年前我就准备承认，我想做点莫所暗示的那种事。
但这还不是我和其他人开始在我现在称之为历史制度主义脉络中开始工作时，我们所做的一切。
通过在对研究之重要的、实质性的问题的界定中，以及在对解释性假设的研究中，把国家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带到前沿，我们试图在不落入功能主义的整体主义之窠臼的同时，对其他学者倾向于分别对待，使之互相分离的机制和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络进行强调。
比如说，让我们来想一想美国政府机制，我们称之为国家的那种东西，其整体模式是如何为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所影响的。
这样的调查要求我们更多地加以分析的，不是孤立的议会或法院或政党或行政人员，（我们也不能）每次只对其中的一个要素进行分析，就像许多传统功能主义者做的那样。
在把目光放在机制与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络的时候，历史制度主义者强调的是，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美国工人对立法解决方案的寻求，必须同时处理（与）不常（作用）的最高法院以及植根于地方，与（民众）支持为基础的政党（之间的关系）。
国家行政机构和程序式政党的阙如对美国劳工运动目标和策略的演化也有影响，特别是在于欧洲社会民主运动的比较中更是如此。
对政府间、组织间概念，如“国家”或“政治组织”（除国家外，还包括政党和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者）的分析，必然是一项比较和历史（研究）的计划。
比较，无论是跨国家、跨区域、跨地方的比较，还是跨时段的比较，其功用在于寻找解释和测试因果假设可靠性的趣味模式。
为发现分离结构的运动——这些运动通常是解释我们希望理解的结果的原因，无论这些结果是革命，还是劳工联合运动的阙如和战略，又或是福利国家发展的模式——的交点，必须随时间的发展来对各种进程进行追踪。
我同意斯蒂夫�6�1斯考罗尼克(Steve Skowronek)和克伦�6�1奥伦(Karen Orren)的说法，即历史制度主义者避免从系统共时性的均衡方面来进行思考。
历史制度主义者的组织者对（这一事业的）参与者提出了一系列普遍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我不太擅长于谈论这些问题，因为我总是在与对某种类型的实际的、比较的概念化模式的经验研究的密切关联中解决理论框架的问题。
因此，在阐发我最近出版的著作，《保护士兵与母亲：美国社会政策的起源》时，我把关于西方福利国家的理论论辩与对美国历史的经验研究放到了一起，以便解答我在美国这个例子中试图说明的东西。
但这完全不是把理论模型运用于某个案例的计划。
确实，最终我试图解释的那些最重要的模式，抚恤金向内战退役人员和幸存者的扩展，为母亲指定的社会政策的扩散，是通过经验的搜寻，而不是理论化的操作，才进入我的视野。
我也对那些过去从事政治或学术事业的人的论点加以关注。
他们注意到了那些血这么经常遗忘的模式。
在定义了一些关于十九世纪七十年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现行的或者缺席的社会政策的有趣的模式之后，对于发生了什么，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发生，为什么有些本可能出现的政策事实上没有出现，我提出了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的，以政治组织为核心的解释。
我的（解释）路径与我著作的实质内容有着太过复杂、泰国密切的联系以至于在这里不值得对它加以单独的阐述。
分析地说，我的以政治组织为核心的路径使我把注意力放在四种进程上。
一是国家和政党组织——通过这些组织，政客们追求政策的主动权——的建立与改变。
二是政治制度和政治程序，关于认同、目标的社会变革与社会制度，以及逐渐涉入政治的社会群体的能力的影响。
三是不同种类的，在政治上表现活跃的群体的目标与能力之间的拟合或不足，以及为国家政治制度所允许的（获得……的）权利和力量的历史变化。
四是从实践上看，先前确立的社会政策对后来政策的影响方式。
我相信类似的路径，聚焦于国家-社会互动和在时间上对各种进程进行追溯的研究路径，正为许多其他的历史制度主义者所使用。
为对群体组织者对我们提出的一个概念问题作出快速而简短的回应，我要说，制度对我来说是持存的关系的集合，尽管这种关系本质上是冲突性的且充满了张力。
制度可以是正式的组织或非正式的网络。
它们有共享的集会，并拥有附着于它们的相对稳定的资源。
我用一种组织的现实主义视角来研究制度，把它们看作交往和行动的实际模式，而不是首先把它们当作价值、规范、观念或官方的法则。
我首先感兴趣的是对政治进程与结果的研究，我认为这些进程与结果是由目标与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冲突均植根于制度的行动者引发的，且通常这些行动者在意图上（对这些进程与结果）并无洞见，也没有控制的（意愿和行动）。
让我通过对我所实践的历史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和与通往历史理解的阐释路径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来作一总结。
我和阐释主义者在如何定义研究的实质问题上共享某些预感。
和他们一样，我也对组织认同的形成及其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有兴趣。
但我相信，关于变量的因果分析和假设-验证，在方法论上说，是论述应该采取的方式。
只研究人们如何说话或思考，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在他们的行动中找到相关的模式。
我不认为制度仅仅或首先是意义或规范结构的系统。
群体认同对我来说是建立在组织联系，获取、使用资源的权利，以及随时间的推移，（人们）在政治事业中（感受到的）一些“成就”感的基础上的。
至于那些意图把行动者放到给定的、部分可操作的制度环境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者，我和他们共享着许多。
在说到这些人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是特里�6�1莫(Terry Moe)，巴瑞�6�1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玛格丽特�6�1莱维(Margaret Levi)，罗伯特�6�1贝茨(Robert Bates)以及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我的同行，莫�6�1菲奥莉娜。
我把他们称作制度的理性选择分析者。
他们并不认为世界是一个亚当�6�1斯密式的，巨大的自由市场。
理性选择分析者在强调必须具体化非具体化的行动者，必须在解释性的论证中为战略选择和机动留出空间上一直是对的。
不幸的是，理性选择理论者太倾向于作出这样的假设，即行动者必须是个人，而不把以某种方式集体行动的群体或组织放在眼里。
更糟糕的是，一些理性选择者如此执着于形式上的演绎模型，以至于他们刻意地规避了繁复的历史变化与真实的生活政治进程。
但其他人，包括我提到的所有那些人，都致力于解决国家制度中的变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以及立法结果的决定因素等问题。
理性选择学者常常在某一时段，以某种制度设定来对一事件的集合以及行动者的机动加以模式化。
历史制度主义者则更倾向于在时间向度上对结果序列进行追踪以说明早期的结果如何改变后续发展的参数。
历史制度主义者还对位置分离的进程或冲突的接合感兴趣。
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在历史制度主义与内嵌于制度的理性选择之间还存在许多潜在的互补。
作品语言和风格的不同，应该无碍于历史社会科学中的实质性的对话。
[注]译自Theda Skocpol, ”Why I Am a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in Polity, Vol. 28, No. 1 (Autume, 1995), pp. 103-106。
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