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其中十则小故事的读后感，一则小故事一个五十字的读后感～
容止第七、潘岳与左思 （原文）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
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译文）潘岳相貌出众，仪态优雅。
年轻时拿着弹弓走在洛阳的大街上，妇女们遇见他，没有不手拉着手围观的。
左太冲（左思）奇丑，也要仿效潘岳那样出游，结果妇人们一起向他乱吐口水，他只有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乱谈之评）潘岳，字安仁，俗称潘安。
古代的骈文或诗歌，为了对仗押韵、省字，潘岳潘安仁就被简化成潘安。
还有一说是，潘安仁因曾侍奉中国历史上最丑最荒淫最无耻的皇后贾南风，德行难当“仁”字，被后人省略一字。
现代选美是选美女，前两年有人也办一个与“世界小姐”类似的选美男的活动，叫什么“世界先生”吧，眼见是无人喝采，无疾而终了。
我看最主要是类似于赵本山小品中的白云的妇女还太少。
小品中做为谑语，让一个农村妇女白云公开说，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一时满堂大笑，实际上可以看出，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做为女性，那样的话还是难以说出口。
但读这则小故事，我们发现，哈哈，原来古人并不古板。
那时候，女性原来可以那么公开示爱呀。
当时个性解放流风所及，女性更是将澎湃激情发挥至极，她们对美男的崇拜表现更为极端。
那才是真正的“我为卿狂”
左思这哥们也真是，咱丑了，要坚持原则“黑虽黑，是本色”，非要“东施效颦”。
就象现代有些女性吧，腿粗不是罪，可你干嘛非喜欢穿超短裙
长得丑不要紧，干嘛要打扮得花枝招展，以至于让人“背后想搂，当面想吐”，你不承受唾沫流星雨，天理难容呀
要知道少年做挟弹出游这种装束，在当时，那装扮就和现代女子穿高开叉旗袍或低胸露背上街效果相同。
丑人还是不要做美打扮
刘注另引《语林》的记载，潘岳太漂亮了，每次乘车出游，姑娘们还争相向他丢水果，掷果盈车，以至于他每每满载而归。
围堵帅哥的女“粉丝”，即使是现在，看起来也够疯狂的。
西晋洛阳的女“粉丝”用水果投票，比现在风行的手机短信投票，哪个更显出位，不言而喻
我曾警告一些帅哥，想游桂林，注意必须穿一双铁鞋，要不然小心脚丫子被踩肿了
因为当地风俗，少女要是看中那位“阿牛哥”，就踩一下他的脚来示爱。
《语林》还记载了现代电视高收视率节目——明星模仿秀的雏形。
张载很丑，每次出游，被小孩子扔石头乱砸。
人家是掷果盈车，这哥们惨啊，瓦石满车
左思挨女人们一顿乱唾，大不了回去洗洗，张载可能要付出血的代价呀。
男性版“东施效颦”可不是闹着玩的
容止第二、何平叔美姿仪 （原文）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
魏明帝疑其傅粉。
正夏月，与热汤饼。
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译文）何平叔（何晏）容貌俊美，脸很白。
魏明帝（曹睿）怀疑他搽了粉，就在夏季，给吃他热汤面。
何晏吃完后，大汗淋漓，就用红色的衣服擦脸，脸色显得更白了。
（乱谈之评）刘孝标在注言里对这段文字表示怀疑，因为何晏自幼长在魏宫，魏明帝对他应该很了解，无须这么印证。
另外，注引《魏略》说，何晏有一定的自恋情结，举手投足不离粉帛。
走上两步路，总是不忘看看自己的影子。
这让人想起希腊美少年Narcissus。
美丽女神Echo爱上了他。
他拒绝了她，而她终于绝望而死。
Narcissus非常得美，在一池静水上看到他自己的影子，弯下腰来想拥有它，结果掉进水里变成了水仙花。
这是典型的“顾影自怜”
容止第八、手白如玉 （原文）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译文）王夷甫（王衍）容貌端庄清秀，善于谈玄，总是手拿白玉柄的麈尾，玉柄和手一样洁白，完全没有区别。
（乱谈之评）王衍被后世认为是清谈误国者的罪魁祸首。
人们这样说，有一个原因是在“八王之乱”中，他没有什么象样的作为，却被“八王”中最能乱搞的司马越重用。
我有时怀疑司马越任用王衍是因为他的“天生丽质”。
当然，晋朝是个门阀社会，王衍出身于鼎鼎大名的琅琊王氏，凭祖萌门阀得到重用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要说那荒淫的司马皇族中的人没有一点出自于断袖之好的意识，却也不能说得太绝对。
还是到世家风云再详细谈这个人吧。
容止第十二、玉山上行 （原文）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
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 （译文）裴令公（裴楷）仪表出众，即使脱去礼服，穿着粗布衣服、头发蓬乱，都显得俊美，当时人们称他为“玉人”。
见过他的人说：“看见裴叔则，就像在玉石山旁行走，光彩照人。
” （乱谈之评）裴楷字叔则，曾任中书令。
王衍与裴家的关系很微妙。
一方面，同为世家大族，相互顾忌，政治观有所不同但必须互相揖让；另一方面，双方家族中都是英才辈出，尤其是精于哲理者更相参差，但哲学观往往对立。
所以王衍虽出于从裴家招婿，但与裴家的关系还不是很融洽。
王衍这个大滑头还能做的就是用力地拍马屁，我打不倒你，我就捧死你。
所以在另一篇记载中，王衍对裴楷这位裴家领袖人物极力吹捧，认为病中的裴楷也美得让人敬慕。
容止第十五、琳琅珠玉 （原文）有人诣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
往别屋，见季胤、平子。
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
” （译文）有人去拜访王太尉（王衍），遇到安丰侯（王戎）、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在座。
到另一间屋子，又见到季胤（王诩）、平子（王澄）。
回去后，对别人说：“今天出行，抬眼就看到琳琅珠玉。
” （乱谈之评）至于吗
王家一时势大，马屁精便吹得天花乱坠了。
其实王家不过是家族大了人才自然就多，这就是古人所谓多子多福的好处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王敦、王澄、王诩能算什么好鸟
王衍看好前两者，把他们当做持续王家高贵地位的希望，但王澄、王敦相继败亡，要不是王衍没想到的王导冒出来撑着，这条记载可能就是“今日之行，触目见瓦石块砾”
容止第十四之十三、土木形骸 （原文）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译文）刘伶身高只有六尺，相貌丑陋，可他却飘然自在，视身体如土木，怡然自得。
（乱谈之评）七贤之中帅哥多，但刘伶不仅矮小，而且容貌极丑。
对七贤如果不恭些，这些哥们是不是找了一个“陪衬人”的角色
越是看爱弥尔·左拉的《陪衬人》越是想“以小人心度君子”。
好在刘伶自己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沉默寡言，天生一个“最佳陪衬人”
只是这哥们不滥与人交往，一般人想拿他当“陪衬人”还不行。
再看看《任诞第二十三之六》，一般人要是真拿他当“陪衬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让这哥们反涮你一把
任诞第二十三之三、刘伶病酒 （原文）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
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
”伶曰：“甚善。
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
便可具酒肉。
”妇曰：“敬闻命。
”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
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译文）刘伶喝酒喝坏了身体，酒瘾犯了难受得很，向妻子讨酒喝。
妻子把酒都倒了，把酒具也砸了，哭着劝刘伶说：“你喝酒太过分了，这不是养生的办法，一定要戒掉
”刘伶说：“很好。
不过我自己戒不了，只有在鬼神面前祷告，自己再发誓戒酒才行。
你准备酒肉祷告鬼神吧。
”妻子说：“遵命。
”于是就把酒肉供奉在神像前，让刘伶祷告发誓。
刘伶跪下祷告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五斗过瘾。
女人家的话，千万听不得
”说罢就喝起酒吃起肉，晃晃悠悠又醉了。
（乱谈之评）这起骗酒的事，充分体现了刘伶的滑稽多智、放荡不羁。
别说是老婆，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
这在崇信鬼神的古代，的确是惊世骇俗
现代人主张唯物主义，就只有怕老婆了。
上个月听新闻说一个贪官，是女的，当然就没有老婆可怕了，就又去怕鬼神，拿贪污的钱大肆盖庙，可发一笑
任诞第二十三之六、放达刘伶 （原文）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
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 （译文）刘伶常常纵酒放任，有时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地呆在屋子里。
有人看到后就批评他，刘伶说：“我把天地当作房屋，把房屋当作衣裤，你们怎么钻进我的裤裆里来了
” （乱谈之评）刘伶伴随著狂饮的放荡行为也因其对名教礼法的否定有力而闻名。
刘伶无视礼仪，任性胡为。
有人认为这是从嵇康、阮籍那里学到的一些皮毛，只是放荡荒唐、玩世不恭罢了，论学识、胆量就差远了。
所以《晋书·列传第十九》从阮籍、嵇康到向秀、刘伶再到谢鲲、胡毋辅之等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容止第五、嵇康风姿 （原文）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 （译）嵇康身高七尺八寸，风采卓异。
看到他的人赞叹道：“潇洒端正，爽朗清高。
”还有人说：“就像松下清风，潇洒清丽，高远绵长。
”山公（山涛）说：“嵇叔夜就像山崖上的孤松，傲然独立；他醉酒时样子，就像高耸的玉山将要崩倒。
” （乱谈之评）看来纯粹玩脸蛋的那类帅哥还是不行。
杜弘治就是因为他的美更多地表现在脸蛋上，被贬得与卫玠有了差距。
你看嵇康，只是一个白——如“玉山”，就遮了千丑了——那怕是醉得“将崩”呢。
没见怎么说他容貌的，但就被认为是大帅哥而一再赞扬。
这条记载好歹还多说了一些，也只是说他具备“魔鬼身材”而已。
所以说他最迷人的还是他的风采，或者说是风姿。
容止第十一、卓立鸡群 （原文）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
”答曰：“君未见其父耳。
” （译）有人对王戎说：“嵇延祖（嵇绍）卓然超拔，如鹤立鸡群。
”王戎答道：“你还没见过他父亲呢。
” （乱谈之评）得，这篇更绝，一点也不提嵇康长得是什么样。
当他的儿子被人称赞是超级帅哥时，嵇康的小友——这时候怕是已经老得有相当资格了，嘴角一撇，竟然指责这么说话的人，真是没有见识，没见过嵇康那样的真正的大帅哥，才以为这小子是大帅哥呢。
这就更从侧面更突出了嵇康，那才叫酷毙了，帅呆了。
文学作品中的侧面描写也不少了。
如《陌上桑》中写罗敷之美，《水浒》中写杨雄妻子之妖冶。
但象《世说》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这种方式写男子之美的，却不多见。
魏晋清谈和魏晋清议
魏晋清谈清谈是我国中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因其伴随魏晋玄风而兴起，故习惯上常称之为魏晋清谈。
所谓“魏晋清谈”，据台湾学者唐翼明的定义，“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 [1] 由此可见，清谈作为玄学思潮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文化上之意义要远比其学理上之价值来得重要。
关于魏晋清谈，古今关注点颇不相同。
清谈对于今天来说，固然可以高雅文化视之，但在其所以发生之时，实有关于政治。
如玄学的“有无之辨”实关乎士人名教与自然之选择，而“才性四本”之论更与当时政治集团之归属向背紧密相关，绝非“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也”。
[2] 清谈家们祖述虚无，好为玄远，对政治上“不以物务自婴”的风气不能没有影响，对社会上放达任诞之士风亦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古代，清谈常成为“五朝不竞”的替罪羊，正视不足而讨伐有余。
西晋傅玄在《举清远疏》中的一段有名的话最能说明问题：“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
”（《晋书》本传）范宁更将“礼崩乐坏，中原倾覆”的责任归诸王弼、何晏，指斥“二人之罪，深于桀纣”
（《晋书·范汪附子宁传》）余如干宝、葛洪、裴頠、江惇、卞壼、应詹、熊远、陈 頵 等亦著论严辞批评，就连清谈名士如王衍、桓温、王羲之诸人，也都或自责或反省，将亡国之咎归诸清谈。
可以说，“清谈误国”的罪名并非后人追加，而是清谈当代士大夫阶层多数人“痛定思痛”的共识。
既然“肇事者”主动投案，无怪后人盖棺论定时要作诛心之论。
唐修《晋书·儒林传序》云：“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正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
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
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亦称：“讲明《六经》，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
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
”又说：“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
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
”将“亡天下”之罪一概归诸清谈。
赵翼《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条亦溯其源，察其变，于清谈习尚之弊端致意再三。
古今虽偶有持平之论， [3] 然终难翻案。
总之，古代对于清谈的评论无论褒贬毁誉，皆与政治有关，直至近代，人们对于魏晋清谈的认识才真正由政治批评转向文化研究。
近代以来的清谈文化研究，首先发端于东瀛，以市村瓒次郎发表于 1919 年的《清谈源流考》 [4] 振起先声，其后方波及海内，至今不绝。
察波观澜，其所注意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谈的起源问题 叙述清谈文化兴衰嬗变之过程，尤以近人钱穆所说最为简明生动。
钱穆说：“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
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
及正始之际，而蔚成风尚。
何晏、王弼为时宗师，竹林诸贤，闻声继起。
至于王衍、乐广，流风愈畅。
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相沿，直至隋业一统，始见革除。
” [5] 话虽不多，清谈之起、承、转、衰无不一一点逗清楚。
而清谈起源之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清谈的思想源头，二是清谈风气之肇端。
对前一问题，学界不约而同追溯至东汉，但在思想渊源究竟出自王充还是马融则存在争议。
20 世纪 20 年代，钱穆以翔实材料和滔滔雄辩，率先接橥王充《论衡》一书对于魏晋玄学思潮形成的开创意义，指出：“寻至于典午清谈，视亡国若无事，亦未始非王氏之论有以助成之也。
” [6] 40 年代，探讨和争鸣仍在继续。
先是贺昌群 在《清谈之起源》一文中将汉末大儒马融作为清谈“一启蒙人物” [7] ，而孙道升则认为“王充的哲学思想是魏晋清谈家之思想的唯一源泉，魏晋清谈家之思想，滥觞于王充，导源于王充之《论衡》” [8] 。
两年后，杜国庠撰《魏晋清谈及其影响》一文，认为“清谈的滥觞也不能限自正始”，在东汉一些经学大师如贾逵、许慎、卢植、郑玄、马融的身上，“已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清谈的作风和因素”。
[9] 近年来，范子烨又提出清谈“由西汉时代著名学者和作家扬雄开其先河”的观点。
[10] 其实，一味地上溯还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的庄子，但也会使论题离清谈的思想实质越来越远。
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钱穆、孙道升等人的“王充说”较为妥帖可靠。
[11] 对于清谈作为一种谈辨风气的形式肇端问题，学界大多持“汉末清议说”，陈寅恪、唐长孺、杜国庠等学者多持此说，几成定论。
90年代， 唐翼明在钱穆、余英时的基础上，力驳众议，认为汉末“清议”主要在于议论时政和品评人物，实无关于抽象之哲理，故可排斥于清谈定义之外，而清谈之风则源自汉末太学的“游谈”之风。
[12] 尽管唐氏魏晋清谈之概念或有可商，但其条分缕析的逻辑论证的确使许多前人无暇深究的问题得到了廓清。
（二）清谈的分期及流派 这一研究实际上包含了对清谈起于何时、宗于何人、如何发展嬗变等诸多问题的回答。
古之学者如 赵翼称“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以何晏、王弼为宗，“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论列清谈流变甚清楚，但尚未作出明确分期。
（《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现代学者方始措意此一问题。
陈寅恪根据与政治之关系将清谈分为前后两期，以“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魏晋南北朝史讲录》）视野宏通而略显笼统。
缪钺则认为：“魏晋清谈之变，可分为四期。
魏正始为第一期，魏晋间为第二期，西晋为第三期，东晋为第四期。
”（《冰茧庵丛稿》）线条清析而失之简单。
同持“四期说”的还有无畏，他将魏晋清谈分为“正始”、“正元至景元”、“咸宁至元康”、“永和”四期，较为具体而有欠舒展。
[13] 唐翼明采用的是“三分法”，将汉末“游谈”及魏太和初作为清谈的“酝酿与成形”期，魏末至西晋至元康为“将绝而复兴”期，东晋及南朝为清谈的“重振与衰落”期，时间和空间的广度均有拓展。
范子烨在其新著《中古文人生活研究》中综合 诸说，以年号和公元纪年两种方式出之，将中古清谈厘为萌芽（ 147－239）、形成（240－249）、鼎盛（250－419）、衰落（420－589）四期，思路清晰，针脚绵密，遂将中古清谈演变之迹尽显其中。
至于清谈的流派问题，一般在分期问题中就被涉及。
通行的说法有三种，一是刘大杰的“名理”和“玄论”两派说， [14] 一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清议”和“清谈”两派说， [15] 一是汤用彤的“贵无”和“崇有”两派说。
[16] 三说着眼点不同而各有理路，特别是汤氏之说，将魏晋清谈各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学说有机贯穿，乃最具通识之卓见。
（三）清谈之内容 清谈谈什么
自然是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其最著名者当首推汤用彤氏的《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有关清谈的主要论题大都做了深入探讨。
此后，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涉及了此一问题，较为深入的专著有王葆玹的《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
研究表明，清谈核心的内容就是由《老》《庄》《易》所组成的所谓“三玄”。
“三玄”之说大概兴于南朝，而始见于《颜氏家训·勉学篇》，其文略曰：“何晏、王弼，祖述玄虚，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
然而济世成俗，终非急务。
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
”王僧虔《诫子书》也提到“诸玄”，亦当指此三书。
在关于魏晋玄学家们的记载中，善言《老》《庄》《易》的说法屡屡出现，何晏、王弼都注过《老子》，王弼、钟繇钟会父子及阮籍等皆阐发《周易》，向秀之前，注《庄子》者已有数十家。
可见“三玄”在玄学清谈中实有至高无上之地位。
其它作为“言家口实”的尚有（1）本末有无之辨，（2）才性四本之论，（3）自然名教之辨，（4）言意之辨，（5）圣人有情无情之辨，（6）名家论理之学，（7）佛经佛理，（8）养生论，（9）声无哀乐论，（10）形神之辨及鬼神有无论等等众多所谓“理中之谈”。
（详 见唐翼明《魏晋清谈》）清谈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玄学的内容，许多问 题已经 偏离了更具形式感和现象学意味的清谈文化本身，成为纯粹哲学思想史上的研究课题了。
（四）清谈的形式研究 此研究包括清谈活动的场所、阶层、程式、术语、道具等诸多方面的探讨，是最具文化色彩的课题。
唐翼 明的 博士论文《魏晋清谈》专设一章，主要利用“清言渊薮”《世说新语》中的清谈材料，从参与方式、程序、术语、准备、理想境界、游戏与社交色彩诸方面勾勒了清谈论辩在形式上的大致轮廓。
指出清谈“是一项精致的、学术性很强的智力活动，跟一般的游戏不同，即使有争胜的心理羼杂其中，而求真的本性始终未去”。
[17] 唐氏的研究细致而周到，有填补空白之意义。
同样是对“清谈之方式”的研究，范子烨则拈出“口谈”一词，对口谈的场所、基本模式、音调、“番数”、道具等问题进行“历史还原”，生动翔实，别开生面。
[18] 此外，叶柏村、信应举等人也都撰文论述魏晋清谈的风貌及影响，丰富了 20 世纪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文化研究。
（五）清谈的评价问题 前面说过，“清谈误国”是古人对清谈的总体评价，考虑到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及士大夫所特有的天下关怀，这一观点自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
但随着时代发展和学术进步， 20世纪以来，学者观照清谈之意义，则多从哲学思想史及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入手，重新认识魏晋清谈的价值。
除了从学术思想上做客观研究，不少学者还对清谈文化注入了主观感情，大作翻案文章。
1934年，容肇祖出版《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开篇第一节标题便是：“何晏、王弼的冤狱”，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何、王、阮、嵇、向、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并称何、王之思想“实为魏晋间的第一流”， [19] 从而肯定了清谈的积极的一面。
这种思想几乎主导着整个学术界对清谈的认识和评价，如孔繁认为：“清谈主要是剖玄析微，阐扬老、庄义理，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清谈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于动乱之中求得相对安定，有益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是有积极作用的。
” [20] 蒋凡也在其近著中专列“清谈未必定误国”一章，指出：“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曾起了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
”“魏晋清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冲击传统儒家经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
” [21] 于此，我们可以窥见 20世纪人们对魏晋清谈的认识不断深入的清晰脉络。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到，魏晋清谈自它产生之日起，就牵动着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神经，吸引着历代知识阶层或艳羡或鄙夷的目光，对于清谈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从政治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型，不仅体现了认识视野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也是当代文化生态在价值取向上日益多元化的一种折射。
注释： [1] 参见唐翼明《魏晋清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 10 月版，页 43 。
这个定义的好处在于，既没有采用清谈的广义的用法（即将魏晋清谈作为魏晋思潮的代名词），又排除了具体的“政治批评”（“清议”）和“人物批评”（“品藻”）的含义，从而将清谈的内涵和外延凸现出来。
[2] 参阅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及《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二文，三联书店 2001 年版，页 201 － 229 ，又页 47 － 54 。
[3] 如王通《中说》、叶正则《习学记言》、朱彝尊《王弼论》、钱大昕《何晏论》及章太炎《五朝学》等，皆为之辩护，文繁不赘引。
[4] 《史学杂志》 30 卷 4 、 5 、 6 、 9 、 11 号 连载。
[5] 案：此段原文中有夹注，今略去。
参见钱穆《国学概论》第六章《魏晋清谈》，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页 141 － 143 。
[6] 钱穆《国学概论》第五章《晚汉之新思潮》。
[7] 原 载《文史哲季 刊》 1 卷 1 期， 1943 ，收入《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
[8] 孙道升 《清谈起源考》， 《东方杂志》 42 卷 3 期， 1946 。
[9] 原载《新中华》复刊第 6 卷 11 期， 1948 ，收入《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
[10]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 社 2001 年版，页 149 。
[11] 按：《后汉书·马融传》：“卢植……少与郑玄师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受章句。
”贺昌群误读此句，谓指马融。
故其以马融为清谈“一启蒙人物”，实于理难安。
余英时对此已有驳正。
详见《士与中国文化》，页 353 下注。
[12] 唐翼明《魏晋清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版。
[13] 无畏《清谈之分期及其领袖人物之年代》 ，《中国文化 》 2 期， 1946 。
[14]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 1939 年出版，今可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蓬莱阁丛 书”本。
[15] 宫崎市定《清谈》，载《史林》 31 卷 1 号， 1946 。
[16] 此说出自汤用彤《崇有之学与向郭学说》一文， 原载《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后作为附录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魏晋玄学论稿》 ， 2001 年版。
[17] 唐翼明《魏晋清谈》第二章《清谈形式考索》，页 37 － 62 。
[18] 参阅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中篇《从黄金到土泥：名士清谈及其历史时代》。
[19] 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东 方出版社 1996 年版，页 30 。
[20] 孔繁 《从〈世说新语〉看清谈》 ，载《文史哲》 1981 年第 6 期。
[21] 蒋凡《世说新语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69 － 138 。
魏晋清议略论汉至魏晋的清议清议是指东汉以来乡里形成的关于人物的评论,其内容主要是对被评品者在道德上的优缺点两方面进行评价,评价的标准主要是儒家宣扬的伦理道德规范。
《通志·选举略》曰:“凡士之有善者,乡老论士之秀者,升之司徒,曰选士。
司徒论士之秀者,而升诸学,曰俊士。
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诸司马,曰进士。
司马论士之贤者,及乡老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
”①从乡老到司马的对被选之士的论断即为“清议”。
杨园先生对此论道:“古者选士于乡,以乡党耳目近至众,其为贤不肖,如鉴明物,不可掩也。
盖一人之爱憎喜怒则莫不私,众人之是非好恶莫不公。
”②这种乡举里选的办法,也算是一种早期的具有一定民主精神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西晋以前选士评价的清议汉代对士人进行品评、清议的社会风气最为突出,汉代的察举制即依据乡里的清议来向中央推荐人才。
在东汉的抵制宦官的清议运动中,士人以广泛交友结社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利用清议风谣品题人物来影响舆论。
如“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可见清议早期的目的是评价士人的德行品行才能,为为官取士提供参考依据。
<<世说新语>>中如何体现清谈的
《世说新语》中的清谈 （转自国学论坛，原作者：静玄子）《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年间名士文人的言行风貌，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和士大夫阶层的生活。
其中关于清谈的记载很多，可以说清谈正是名士风度的标志之一。
本文拟通过对《世说新语》中清谈的梳理，从一个侧面展现所谓的魏晋风度。
1，清谈之含义 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什幺是清谈。
清谈，在《世说新语》中称为清言、谈玄、共论、共谈、讲论等，内容主要是玄学，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研讨辩论的风气。
清谈起源于东汉的太学清议。
它是在东汉的桓、灵之世产生的。
当时皇室腐朽，宦竖擅权，致使朝政日非，生灵涂炭。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对清议的时代背景有这样的描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可见当时清议是以品评人物，议论时局为主。
但到了晋以后，情况却不同了。
像鲁迅先生指出的： 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
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
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治，而一变为专谈名理。
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
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的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二讲《六朝志怪与志人》）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可见清谈既可以全身避祸，又是名士风度的象征，可以借此提高身价。
而《世说新语》就是这样一部“清谈士全集”（陈寅恪语）。
2，清谈之内容 清谈的内容和范围颇广，共同特点是远于人事，作抽象的思辩，这和儒家的务实精神大异其趣。
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类： ⑴有关三玄 所谓三玄，指〈易〉、〈老〉、〈庄〉。
颜之推〈颜氏家训 勉学〉：“庄、老、周易，总谓三玄。
” 提到〈周易〉的地方有： 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
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
」（文学29） 桓温讲周易，每天说一卦。
简文帝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
他认为卦有难易之分，不应该作机械的规定。
从这一则记述，可见当时讲论〈周易〉风气之盛。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
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
」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
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
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
一坐同时抚掌而笑，称美良久。
（文学56） 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郑玄〈易赞〉）。
孙盛在这里即持“变易”之理，却不是著名辩论家刘真长的对手。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
」答曰：「易以感为体。
」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
」远公笑而不答。
（文学61） 这里以阴阳感应来解释所谓易体，带有玄学色彩。
远公的“笑而不答”甚至有些像后世禅宗的风度。
关于老庄的讨论则更多，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清谈正是以老庄为本，儒学、佛学在当时都打下了老庄思想的烙印。
从文学创作上也可见其影响，所以有如下的批评：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
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爰及江表，微波尚传。
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钟嵘诗品 总论）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
（〈宋书 卷67〉）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物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文心雕龙 明诗） 〈世说新语〉里很有一些为老庄作注的记述：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
」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文学7） 何宴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文学10）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
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
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
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文学17） 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流传至今，其它淹没无闻的注本当复不少。
也有关于当时人读老庄的记载： 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
」（文学63） 诸葛宏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
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
」宏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文学13） 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
」（文学15） 第一则说明道德经是殷仲堪的日常读物，第二则讲诸葛宏读老庄以后谈锋大进，可见老庄是当时人清谈之本；第三则讲庾子嵩不读庄子，正反衬出读庄子的人之多，因为他的异类行为，被记述下来。
不读老庄的也因为言似老庄获得赏誉： 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
是谁辈
」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
」（赏誉21） 如果是能言老庄的，就会因此得到极高评价： 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 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
」（赏誉26） 对于〈老子〉的讨论，集中在“有无之辩”： 汤用彤先生说：玄学者，辨有无之学也。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可见有无之辨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内容。
有无之辨涉及到宇宙本原问题，是玄学之本。
关心宇宙本原是哲学思考深入的表现。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
」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 所不足。
」（文学8） 从这一则可看出当时一般人信奉老子以无为本的宇宙观，所谓“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40章〉）。
这里何晏未必真的认为孔子比老子高明，可能只是在言辞上标新立异。
也有标举“有”的，如裴頠： 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
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
（文学12） 裴頠之后，又有郭象的“无无论”。
（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 《庄子》是当时最热门的读物，《世说》涉及《庄》理最多： 《庄子 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
支道林在白马寺，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
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
后遂用支理。
（文学32） 支道林作为和尚，能另立新解，可见其对《庄子》造诣颇深。
这里能看到佛道的融合，可以说，在当时即使是佛教徒，如果不懂老庄，也难在上层社会立足。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
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
」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
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
须臾支退。
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
」因论庄子逍遥游。
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
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文学36） 王逸少本来是反对清谈的，也不禁被支道林的才藻吸引。
而支讲论的正是〈庄子〉。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
」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
」正得鱼父一篇。
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
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
于是四坐各言怀毕。
谢问曰：「卿等尽不
」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
」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凝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
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文学55） 名士雅集而讲论庄子，也是当时习以为常的事。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
时永言父东阳尚在，殷仲堪是东阳女婿，亦在坐。
孚雅善理义，乃与仲堪道齐物，殷难之。
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
」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
」乃至四番后一通。
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
」叹为新拔者久之。
（文学62） 这则是讨论〈齐物论〉。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
」客曰：「至。
」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
」于是客乃悟服。
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文学16） 这则是论〈庄子 天下〉篇“旨不至论”。
老庄在当时既然有这么大的市场，那么佛学、儒学受到其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时候名士们喜欢的一个论题就是“老庄与圣教异同”： 阮宣子有令闻。
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
」对曰：「将无同
」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
世谓「三语掾」。
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
」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于一
」遂相与为友。
（文学18） 阮宣子居然凭借三个字得到了官位，这就是著名的“三语掾”。
他认为儒道是相通的，正符合当时的思潮，难怪因此有官做。
阮宣子也算是高明的投机者了。
〈世说〉所载的喜言佛理的玄学家有谢安、殷浩、孙绰、孙盛等；所记僧人，据汪藻〈世说叙录〉卷目所列，有支道林、竺法深、僧意、佛图澄、尸黎密（高坐道人）、康法畅、康僧渊、提婆、道安、慧远等十九人，佛理涉及到“三乘”、〈小品〉、〈维摩诘〉、〈阿毗昙〉等。
可见兼通佛道的名士不少。
⑵，有关三理及才性四本 所谓三理，是指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文学21） 稽康〈声无哀乐论〉认为“声音”和“哀乐”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名实有别，“声音”为客观事物，“哀乐”为主观情感，“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发，则无关于声音” 〈养生论〉提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观点。
还说：“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必有矣。
似特受异气，秉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
认为神仙实有，但一般人达不到。
认为“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提出养生的重要。
欧阳建的《言尽意论》提出“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
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不得相与为二矣。
苟其无二，言无不尽矣” ，发展了《周易》的“言不尽意”论。
关于才性四本，据《魏志》记载： 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
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
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
文多不载。
（《世说 文学》刘注引《魏志》） 可惜各派具体的言论没有流传下来。
种会综论了这四种理论，撰成《四本论》。
《世说》也有记载：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文学5） 专精才性四本的《世说》中提到殷浩：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
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文学34）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
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
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
」支初作，改辄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
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文学51） 殷仲堪则以不解四本为憾： 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
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
」（文学60） 3，清谈之评价 清谈在当时自然是评价颇高，看看《世说》政事门的简略和言语、文学、赏誉门对清谈记述之翔实，就可以知道。
魏晋时崇尚老庄思想，讲究无为而治，不以能吏为尚。
王导的话就很有代表性： 丞相末年，略复不省事，正封箓诺之。
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政事15） 王夷甫更是以清谈为天下所宗。
手挥麈尾，侃侃而谈，丰姿秀美，论辩精彩，这是当时大多数人向往的境界。
不过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政事门中也记述了不喜清谈的实干家，如何充。
王羲之对清谈也有所批评：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
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
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言语70） 后世则一般持批评态度，说“清谈误国”，这就有些矫枉过正了。
平心而论，清谈虽然导致浮文妨要，不理实务，但不能把晋亡的责任全推在清谈上。
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清谈受到更激烈的攻击。
如宋南渡之后，诗人陆游、词人辛弃疾都写下了指责清谈的作品: 夷甫诸人骨作尘，至今黄屋尚东巡。
度兵大岘非无策，收泣新亭要有人。
薄酿不浇胸垒块，壮图空负胆轮囷。
危楼插斗山衔月，徙倚长歌一怆神
(陆游《夜登千峰榭》)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
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
夷甫诸人，神州沈陆，几曾回首。
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
况有文章山斗。
对桐阴、满庭清昼。
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
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辛弃疾 《水龙吟》） 但这里更多的是借古讽今，隐晦地表示对当权派和时局的不满。
在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眼里，清谈也是被抨击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
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日知录》卷13“世风 正始”） 余嘉锡先生赞同顾炎武的观点，他作《世说新语笺疏》正是处于抗战时期，当时更需要激扬民族大义的议论。
但是任何事都有两面，我们不能因为清谈的害处将其一笔抹杀。
清谈之风的盛行在当时有利于政治稳定，调和矛盾。
东晋在北方征战杀伐不断的时候保持了相对的安定，清谈应该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清谈本身也有其审美的价值。
魏晋人轻裘缓带、挥麈闲谈的风度，论辩叙致、辞令声调的优美，千载以下，仍让人想望不已。
清谈对我们最大的贡献乃是在哲学史上，如冯友兰先生指出的： 玄学的辨名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
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从两汉到魏晋，觉得耳目一新，这是因为玄学的精神面貌和两汉哲学比较起来，完全是新的。
……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 玄学是清谈的主要内容，清谈正是推动玄学发展的手段。
历史上姓王的名人有哪些
王陵：西汉与周勃等齐名的政治家，曾反对吕氏专权 王昭君：汉元帝时北嫁匈奴的著名“和番”美女 王政君：王莽之姑，汉元帝之妻，在她糊涂的庇荫下王莽夺取了汉朝天下 王凤：王政君兄弟，汉成帝时实际统治者，王莽伯父 王莽：西汉王朝的终结者，新王朝的建立者，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者 王匡：绿林军首领，推翻王莽统治的主力军 王霸：汉光武帝之大将 王朗：东汉末年大官僚，三国演义中传说他被诸葛亮骂死 王祥：中国著名孝子，魏晋时期名士 王览：王祥之弟，琅邪王氏始祖 王衍：西晋时清谈政客，清谈误国导致西晋分崩离析 王导：东晋王朝建立功臣，扶助司马睿偏安江南，王氏势力之大达到“王与马共天下”的程度； 王敦：王导之堂兄，东晋初期军阀，反叛朝廷窘迫而死 王羲之：著名书法家和政治家 王献之：王羲之子，著名书法家 王 诩：战国苏秦、张仪的老师，人称鬼谷先生。
王 翦：秦代名将，为秦始皇平定赵、燕、苏、荆诸地，立下赫赫战功。
王实甫：元代著名戏剧家，其最杰出的作品《西厢记》，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
王 充：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是一位无神论者。
王 勃：绛州龙门人，著名文学家，为初唐四杰之一。
其成就最高以一篇《腾王阁 序》露绝世才华。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江西抚州人。
他 主张变风俗，立法度实行变法。
其散文以雄健峭拔著称。
王昌龄：盛唐著名诗人，宇少伯。
当时即名重一时，被称为“诗家夫子王江宁”。
王 维：字摩诘，是盛唐诗坛上极负盛名的诗人，官至尚书右丞，所以人称王右丞。
王之涣：或作王之奂，字季凌，盛唐著名诗人。
王 肃：字子雍，是三国时期影响较大的经学家，曹操征召为谏议大夫。
王 琼：明代名臣
谈谈对“魏晋风度”的看法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
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
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
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
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
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
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
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世说新语写作背景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
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
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
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
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
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
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世说新语》的编撰 世说新语与名士风流 世说新语的文学成就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卷帙门类亦有不同。
今存最早刊本为宋绍兴八年董弅所刻三卷本，共36门。
其上卷为“德行”、“言语”、 “政事”、“文学”四门，这正是孔门四科（见《论语·先进》），说明此书的思想倾向有崇儒的一面。
但综观全书多有谈玄论佛以及蔑视礼教的内容，其思想倾向并不那么单纯。
《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刘义庆（403～444）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
他尊崇儒学，晚年好佛，“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
……招集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宋书·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
他所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参加了《世说新语》的编撰，不过起主导作用的当然还是刘义庆本人。
其中不少故事取自《语林》、《郭子》，文字也间或相同。
（梁）刘孝标为之作注，引用古书四百馀种，补充了不少史料，许多已经散佚的古书借此保存了佚文，颇为后人珍重。
《世说新语》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淡，也可以说这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而也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
按照冯友兰的说法，风流是一种人格美，构成真风流有四个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当然，这种人格美是以当时士族的标准来衡量的。
在《世说新语》的三卷36门中，上卷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这13门都是正面的褒扬，如：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
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
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德行》） 通过与华歆的对比，褒扬管宁淡泊名利。
又如：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
”（《赏誉》） 这既是对邴原的褒扬，也是对公孙度善于誉人的褒扬。
至于下卷23门，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有的褒扬之意比较明显，如容止、自新、贤媛。
有的看似有贬意，如任诞、简傲、俭啬、忿狷、溺惑，但也不尽是贬责。
有的是贬责，如“谗险”中的四条，以及“汰侈”中的一些条目。
也有许多条目只是写某种真情的流露，并无所谓褒贬。
既是真情的流露，也就是一种风流的表现，所以编撰者津津有味地加以叙述。
例如：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
或问：“暂住何烦尔
”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任诞》） 这种任诞只是对竹的一种妙赏，以及对竹的一往情深，或者在对竹的爱好中寄托了一种理想的人格。
又如： 晋文王功德盛大，座席严敬，拟于王者。
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简傲》） 这简傲正是阮籍的可爱之处。
总之，编撰者只是将那些饶有兴趣的、可资谈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采集来汇编成书，态度倒是比较客观宽容的。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
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淡、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
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
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
《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
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都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仅用16个字，就写出了王戎的贪婪吝啬的本性。
又如《雅量》记述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时，得到丧子噩耗，竟强压悲痛，“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
以爪掐掌，血流沾褥”。
一个细节就生动地表现出顾雍的个性。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灵活多样，有的通过同一环境中几个人的不同表现形成对比，如《雅量》中记述谢安和孙绰等人泛海遇到风浪，谢安“貌闲意说”，镇静从容，孙绰等人却“色并遽”、 “喧动不坐”，显示出谢安临危若安的“雅量”。
有的则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漫画式的夸张，如《忿狷》中绘声绘色地描写王述吃鸡蛋的种种蠢相来表现他的性急：“王蓝田性急。
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
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有的运用富于个性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如《赏誉》中王导“以麈尾指坐”，叫何充共坐说：“来，来，此是君从
”生动地刻画出王导对何充的器重。
《世说新语》虽然没有虚构，但一定有所提炼，这番提炼就是小说的写作艺术。
例如关于钟会和稽康的两段故事：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
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文学》）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
钟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
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
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
钟起去，康曰： “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
”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简傲》） 钟会对嵇康既仰慕又畏惧的心理，以及嵇康简傲的态度，刻划得入木三分。
又如：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
未入顷，停车州门外。
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
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
”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
”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 （《雅量》） 顾和的雅量，周顗的赏鉴，通过觅虱不动、既过反还，以及两人的对话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
正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
”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等等。
《世说新语》对后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不仅模仿它的小说不断出现，而且不少戏剧、小说也都取材于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