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份穆时英详细的生平经历及思想状况
是因为后面的他没有翻译
中国新感觉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急)
1.穆时英(1912~1940) 小说家。
笔名伐扬、匿名子。
慈溪人。
父亲是银行家,自幼到上海求学。
读中学时爱好文学。
毕业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读大学时潜心研究外国新文学流派。
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
翌年在《新文艺》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及《黑旋风》,又有《南北极》经施蛰存推荐到《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坛注视,自此成名。
1932年在《现代》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小说《公墓》,为创刊首篇作品,成为现代派健将,以其年少多产而风格独特,被人称为“鬼才”作家。
同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南北极》,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
1933年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技巧上也显示出作者着意学习和运用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等人的现代派手法,还尝试过写作弗罗伊德式的心理小说,迥然有别于《南北极》。
自此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形成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
此后又出版了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这正是这一现代派的代表性作品。
这些小说也流露出明显的颓废感伤气息,但穆时英笔调却风靡一时。
随着政治思想的激变,于1933年前后参加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后参加编辑《文艺画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
1939年回沪,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
后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
参考资料: 一九二六年鲁迅谈到俄国象征诗人勃洛克时曾说:“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1]杜衡也发出过类似的感慨:“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都市的文学,或者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
”[2]这时穆时英的创作努力就更显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因为他不仅使都市生活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对象,而且无论在表现手段还是精神上,都与此时都市的特点相适应。
“在(都市文学)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一个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缺点。
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是时英。
”[3]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描写过都市,比如有京派笔下的都市,左翼作家笔下的都市。
其中一些人的文学成就远在穆时英之上,洞察也比穆时英深刻。
但是,穆时英独特性在于,他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人。
这不仅仅是说他在穿衣打扮、生活方式是都市的,也不仅仅在于他在文学中描写了各式各样的都市生活,更重要的在于他是和上海这座中国最具现代气息的城市在精神上相沟通。
他的二重人格是这座城市给他打上的深深的烙印。
穆时英的作品,尤其是被目为“新感觉”一类的小说,在当时就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沈从文和左翼理论界都曾经从各自立场上对穆时英的小说进行解读和批判。
但是建国以后,由于作者在历史上有过“附逆”的行为,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干扰下,大陆的学界一直以“颓废”“腐朽”等低调字眼标示作者,不屑对他的作品加以客观研究,使之在文学史上长期沉没。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率先给予穆时英较为客观的评价。
步入新时期,对穆时英的研究慢慢就多了起来。
严家炎将其归入“新感觉派”小说,在整体的比较下研究作家创作的个性,突出其“新感觉”的特质。
现在对于穆时英的研究,既有对作家生平和作品的梳理,如吴立昌、饶嵎为《穆时英小说全编》所写的导言,又有探讨日本新感觉派,乃至西方现代精神对穆时英的影响,如蒋淑娴《穆时英小说简论》,用心理荒原分析他的小说;还有将他放到整个都市文学发展中,或者在与其他都市文学作家相比较中加以研究,如漆咏德《二十世纪中国都市小说的流变》,王爱松《都市的五光十色——三十年代都市题材小说之比较》,李霞《言犹在耳的城与人的对话——穆时英和张爱玲都市小说拆解一种》等。
但是现在的研究状况也确如黄献文所说,“有许多薄弱环节甚至空白”,最重要的瓶颈在于资料的匮乏。
穆时英本身就是一个谜团。
许多资料甚至相互矛盾,这使得整个研究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
另外,对他的研究多围绕新感觉派做文章,视野受到局限。
一个作家显然不能只用一种标签标示,今后对穆时英的研究者会从更多的角度来来把握他及他的作品,挖掘也会更深入。
毕竟,对穆时英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补充:关于穆时英的附逆行为,史上一直有争议。
长期以来大陆由于他的政治问题避而不谈他的文学贡献。
上世纪70年代,香港有人化名嵇忧康撰文指出穆时英其实是被中统方面派入上海打入敌伪内部的同志,但却被军统的人暗杀,致使穆时英长期蒙冤。
2.刘呐鸥(1900~1939) 原名刘灿波,笔名伐扬等。
台湾台南人。
从小生长在日本,入东京青山学院读书,后毕业于庆应大学文科。
精通日语、英语。
回国后,又在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攻读法文。
20年代末倾向进步,于1928年创办第一线书店,被查封后,又经营水沫书店。
出版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后改名《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进步书刊,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发表文学作品。
1929年,与施蛰存、徐霞村、戴望舒等在上海合编《新文艺》月刊,发表过一些进步作品,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其后,又创办《现代电影》杂志。
一二八事变中水沫书店被毁,后又赴日本。
抗战爆发后回国,1939年奉汪伪政府命筹办《文汇报》,任社长,报未出而于是年秋被暗杀。
据传是被国民党特工暗杀的,但据施蛰存说,乃被黄金荣、杜月笙的帮会暗杀,原因是争夺赌场与流氓有矛盾。
著有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等。
刘呐鸥的小说适应都市上海快捷多变的速率,表现都市男女热狂迷乱的感性欲望,客观上暴露了有闲阶级的堕落、空虚和人生烦闷,而主观上作家对这一种弥漫性的颓废倾向又不无欣赏。
他的作品在灵活运用现代派手法表达都市人现代情绪方面有所开拓,表现人物的感觉意识也新鲜、丰富。
如《游戏》写一时髦女性结婚之际不是与未婚夫而是与旧日情人共度初夜,在所谓“都市的诙谐中勾勒都市女性视婚变为游戏的人生态度”。
《风景》与此同调,表现一有夫之妇在火车上与青年男子邂逅野合。
《残留》运用内心独白的技巧娴熟,《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以客观物象来影射主观感觉,绘景写物都充满了多样化的新奇的主观色彩。
刘呐鸥的小说还侧重从两性关系入手,强调生命本能尤其是性欲对人的行为心理的驱动作用和金钱社会人伦尽失人欲横流的都市畸态。
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在性欲的苦闷中左冲右突,寻求满足。
3.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名施青萍,笔名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
编辑本段生平简历 1929年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1930年代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
1952年以后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因而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施蛰存一生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37年以前,除进行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进行散文创作;1950年—1958年期间,翻译了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施先生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着重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施蛰存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
他1930年代与鲁迅论战,20世纪50年代拒绝在教学中援引马列文论,晚年对社会也很关注,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鉴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施蛰存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3年)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戴望舒秋天的梦赏析
虽然说短期内提高文学素养不太现实,但是我还是给你列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的东西。
日本小说大部分都是可以的,个人比较推荐川端康成的《雪国》《伊豆舞女》等,中国人和日本人语言共同点多,翻译过来更贴近原意,可借鉴点更多;对人性关注度也更高,尽管很多人都觉得这种关注是一种变态。
国内的一些青春小说可以看看,郭敬明什么的,只关注行文,个人觉得这些青春作家的文采固然不错但是有点过剩,你就当辞藻全集看就好。
有时间再看早一些的经典,学一种心境,行文的、思考的方式,应该够用了
穆时英上海居所
穆时英(1912~1940)现代小说家。
笔名伐扬、匿名子。
浙江慈溪人。
父亲是银行家,自幼随父到上海求学。
读中学时爱好文学。
毕业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读大学时潜心研究外国新文学流派。
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
翌年在《新文艺》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及《黑旋风》,又有《南北极》经施蛰存推荐到《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坛注视,自此成名。
1932年在《现代》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小说《公墓》,为创刊首篇作品,成为现代派健将,以其年少多产而风格独特,被人称为“鬼才”作家。
同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南北极》,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
1933年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技巧上也显示出作者着意学习和运用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等人的现代派手法,还尝试过写作弗罗伊德式的心理小说,迥然有别于《南北极》。
自此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形成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
此后又出版了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这正是这一现代派的代表性作品。
这些小说也流露出明显的颓废感伤气息,但穆时英笔调却风靡一时。
随着政治思想的激变,于1933年前后参加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后参加编辑《文艺画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
1939年回沪,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
后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
参考资料:一九二六年鲁迅谈到俄国象征诗人勃洛克时曾说:“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1]杜衡也发出过类似的感慨:“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都市的文学,或者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
”[2]这时穆时英的创作努力就更显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因为他不仅使都市生活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对象,而且无论在表现手段还是精神上,都与此时都市的特点相适应。
“在(都市文学)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一个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缺点。
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是时英。
”[3]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描写过都市,比如有京派笔下的都市,左翼作家笔下的都市。
其中一些人的文学成就远在穆时英之上,洞察也比穆时英深刻。
但是,穆时英独特性在于,他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人。
这不仅仅是说他在穿衣打扮、生活方式是都市的,也不仅仅在于他在文学中描写了各式各样的都市生活,更重要的在于他是和上海这座中国最具现代气息的城市在精神上相沟通。
他的二重人格是这座城市给他打上的深深的烙印。
穆时英的作品,尤其是被目为“新感觉”一类的小说,在当时就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沈从文和左翼理论界都曾经从各自立场上对穆时英的小说进行解读和批判。
但是建国以后,由于作者在历史上有过“附逆”的行为,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干扰下,大陆的学界一直以“颓废”“腐朽”等低调字眼标示作者,不屑对他的作品加以客观研究,使之在文学史上长期沉没。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率先给予穆时英较为客观的评价。
步入新时期,对穆时英的研究慢慢就多了起来。
严家炎将其归入“新感觉派”小说,在整体的比较下研究作家创作的个性,突出其“新感觉”的特质。
现在对于穆时英的研究,既有对作家生平和作品的梳理,如吴立昌、饶嵎为《穆时英小说全编》所写的导言,又有探讨日本新感觉派,乃至西方现代精神对穆时英的影响,如蒋淑娴《穆时英小说简论》,用心理荒原分析他的小说;还有将他放到整个都市文学发展中,或者在与其他都市文学作家相比较中加以研究,如漆咏德《二十世纪中国都市小说的流变》,王爱松《都市的五光十色——三十年代都市题材小说之比较》,李霞《言犹在耳的城与人的对话——穆时英和张爱玲都市小说拆解一种》等。
但是现在的研究状况也确如黄献文所说,“有许多薄弱环节甚至空白”,最重要的瓶颈在于资料的匮乏。
穆时英本身就是一个谜团。
许多资料甚至相互矛盾,这使得整个研究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
另外,对他的研究多围绕新感觉派做文章,视野受到局限。
一个作家显然不能只用一种标签标示,今后对穆时英的研究者会从更多的角度来来把握他及他的作品,挖掘也会更深入。
毕竟,对穆时英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补充:关于穆时英的附逆行为,史上一直有争议。
长期以来大陆由于他的政治问题避而不谈他的文学贡献。
上世纪70年代,香港有人化名嵇忧康撰文指出穆时英其实是被中统方面派入上海打入敌伪内部的同志,但却被军统的人暗杀,致使穆时英长期蒙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