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生死疲劳》的论文
最近，我阅读了从朋友处借来的一本小说，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莫言先生著的《生死疲劳》。
该书约50万字，分五部五十三章加五节。
涉及有名有姓的主要人物20余人。
该书采用拟人化的写作手法，用第一人称主要讲述了高密东北乡西门屯地主西门闹在解放后被枪毙，转生为驴、牛、猪、狗、猴以及大头婴儿蓝千岁的所作所为以及所见所闻。
尽管是由西门闹以及由他转生的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和该书另一叙事主人公蓝解放加上他的好朋友莫言三个人分别讲述的，且时间跨度50年（从1950年写起，直到2000年底，包括解放初期、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十年动乱、包产到户、全面改革开放等主要历史时期，就连书中许多人名也都打着历史的烙印，象蓝解放、黄互助、黄合作、庞抗美、马改革、蓝开放等等），但全书通篇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引人入胜，津津有味。
我是多年养成了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阅读的习惯。
每天晚上都要看上几章，有时看到次日凌晨2、3点还被该书的故事情节所吸引而没有丝毫困意，考虑到第二天还得照常上班，只好掩卷勉强入睡。
昨天晚上看完全篇，使我回味无穷，感想颇多。
此书堪称鸿篇大作，看来莫言先生不愧为大家，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也就有了写点想法和看法的冲动，但考虑到自己笨拙的思维、平淡的语言、贫乏的词藻，怕评价不好，有班门弄斧之嫌，对莫言先生有所不敬，被朋友们笑掉大牙，也就没有了勇气和胆量去写了，只有将该书封底不知是那位高人写的几段话照抄下来。
一 莫言怀抱华美颓败的土地，决意对半个世纪的土地做出重述。
莫言郑重的将土地放在记忆的丰碑前，看着它在历史中渐渐荒废并确认它在荒废中重新获得庄严、熔铸、锋利。
二 《生死疲劳》是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
在这次神圣的“认祖归宗”仪式中，小说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像力草灰蛇线般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
三 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充满了吊诡和狂热，唏嘘和罹难。
当转世为人的“大头儿”终于执著坚定的叙述时，我们看到了一条生气沛然的人与土地、生与死、苦难与慈悲的大河，流到了我们的心田。
四 在莫言对伟大古典小说呼应的那一刻，聆听到了“章回体”那最亲切熟悉的大音；莫言承受着生死疲劳的磨砺以及冤缠孽结，将中国人百感交集、庞杂喧哗的苦难化为纯美准确的诗篇，祈祷祖国庄严、宁静，祈望人类丰沛的生命祥和、自然。
最后，用该书扉页的一句话与朋友们共勉。
佛说 生死疲劳，从贪欲起。
少欲无为，身心自在。
生死疲劳读后感
莫言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写了这篇文章，里面讲了3个故事。
其中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后面2个。
前一个故事讲的是8个人一起外出打工，走了不久，乌云漫天，他们躲进了一个庙内，他们从庙内往外看，有个火球在滚来滚去，云中还似游龙在翻腾。
其中有个人说，咱们8个人中一定有人做了坏事，做坏事的人赶紧出去，省得连累了我们这些好人
自然是没有人出去，耗了半天，又有人说，要不咱们就抛草帽，草帽被刮回庙里的就是好人，被风卷走的就是做了坏事的人，必须出去接受老天爷的惩罚
其他人纷纷同意，他们同时把草帽扔了出去，只有一人的草帽被风卷走了，其他人让他赶紧出去接受惩罚。
那人自然是不愿出去，于是两个人把他了出去，仍在了外面。
那两个人刚回到庙中，庙就塌了，七人无一生还。
刚读完这个故事还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做了坏事”的人，没死，其他“好人”反倒死了。
后来一琢磨，明白了。
那些所谓的“好人”其实都做了坏事，而只有那个“坏人”没有做坏事。
老天爷是为了救那个人，才把草帽卷了出去，惩罚了那七个人。
其实就一个道理“人在做，天在看”。
后一个是讲作者小时候开“忆苦思甜”大会，所有人都在哭，不过大多是假哭，还有用唾沫充当眼泪的，只有一个人没有哭，并且眼中流露出惊讶，后来有十几个人打了他的小报告，他受到了处分，后来长大后，作者想跟他道歉都已经晚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十几年……其实当所有人在哭时，可以允许有人不哭；当所有人假哭时，更可以允许有人不哭。
因为有真性情，好就好，坏就坏，真就真，假就假。
一切都诚市的面对岂不是比弄虚作假要好得多，坦诚的多……莫言他是一个育人的作家
即使他只是在讲故事莫言说的不是故事，都是事实。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啊。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国没有艺术家，因为没有人能在银幕上、电视上或者舞台上客观反映那些年的故事。
北京时间今日（8日）凌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
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
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
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
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
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
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
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
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
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
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
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
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
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
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
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
”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
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
”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
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
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
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
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
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
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
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
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
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
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
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
”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
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
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
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
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
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
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
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
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
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
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
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
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
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
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
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
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
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
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
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
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
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
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
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
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
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
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
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
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
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
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
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
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
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
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
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
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
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
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
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
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
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
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
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
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
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
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
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
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
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
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
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
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
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
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
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
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
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
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
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
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
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
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
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
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
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
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
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
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
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
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
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
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
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
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
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
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
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
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
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
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
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
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
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
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
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
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
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
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
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
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
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
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
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
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
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
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
”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
”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
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
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
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
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
”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
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
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
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莫言获奖感言读后感800字以上，最好写通俗点，高中作文
听说莫言获得了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于是找了篇3年前写的莫言作品读后感贴上,和大家聊聊莫言.我比较看好莫言早、中期作品,最近10年来他写的那些长篇实在差得让我不能卒读,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当我读《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十三步》等作品的时候,我为其充满速度的叙述、斑斓的意味、锋利的究诘和卓越的语言才华而兴奋不已.当然,我也为他后来的《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感到极度失望.真不知道是我自己的阅读感觉在退化还是莫言的水准在下降.当然,文学就是文学,需要真诚的阅读与公正的评价：莫言得他的奖,读者则必须有属于自己的真实的阅读感受.真实的阅读感受,就是将文学当作文学来读,而不是像那些戾气哄哄的伪“公知”一样将文学简化为“时政批评”.这些唯恐天下不乱且站在虚假的道义制高点上的家伙,以偏激的观点迎合、撩拨大众诉求,消费政治,标榜自己,中饱私囊,还以为大众都是傻瓜,对此我深恶痛绝.Mr Liu是英雄,莫言也是大师.但是,这些虚伪成性的家伙总是喜欢道德绑架别人.好了,不谈他们了,一谈他们我就来气.再谈谈莫言吧：莫言可能是当下中国文坛最博大、勤奋的作家.博大源自其尝试的写法多而宽,充满试验性的创新精神,其笔法汪洋恣肆、气势蓬勃、自由率性.勤奋源自其写作的数量和质量之积,也源自其不懈的开拓精神,就中国当下而言,无人能出其右.下面是我4年前阅读莫言的随感,零碎、任意,但确是我真实的感受.其实,真正来说,国人长期以来将诺奖看得太高了,都神秘化了,单从文学的层面看的话,高行健那样的小说都可以得诺奖,中国当代能得诺奖的作家就绝不止莫言一个.所以,诺奖确实有明显的政治评价,绝不单单是一仅从文学价值出发的奖项.当然,更重要的是：不是诺奖成就了莫言,而是莫言的作品成就了莫言；不是莫言被授予了诺奖,而是诺奖配得上莫言；只有伟大的作品,没有伟大的奖项!
莫言简历
答百度从《檀香刑》到《丰乳肥臀》一直到莫言的《生死疲劳》，他的创作有什么变化首先，《丰乳肥臀》是创作于《檀香刑》之前的长篇小说，莫言的长篇小说一直涵盖着对民间苦难及其承受者的爱戴、同情和关怀。
他们那一伐的作家——贾平凹、梁晓声、阿来大都是这样。
日本的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许多创作特点都与莫言不谋而合，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妨拿大江健三郎做为一把标尺，来了解一下莫言的创作特点。
梁主先生认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创作特点是“力图通过来源于现实生活的荒诞故事，（莫言的小说也很荒诞例如《生死疲劳》）表现出陷于生存困境的当代人的迷茫，惶惑，躁动和追求。
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异化、扭曲和丑化的世相（而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和《生死疲劳》也都展现了异化、扭曲和丑陋的世相。
），而且深入探索了当代人应如何来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这一切都反映了作者对民族命运和人类前途的深切关注”。
大江和莫言的最大差别在于大江描写的是他的当代，而莫言描写的多为他家乡高密县的历史，“强烈的历史感”也是大江欣赏莫言的原因之一。
对于家乡历史的描写以及多视角的模仿书中人物的叙述口吻则是受了1949年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的影响。
福克纳还影响了中国许多作家，例如阿来。
福克纳的《喧哗与躁动》，《押沙龙，押沙龙》就是以多视角记叙故事的名著，此外芥川龙之介的短篇《竹林中》更为此种写法的楷模。
《丰乳肥臀》到《檀香刑》到《生死疲劳》其作品内容的大意象大气质没有明显变化，若要找变化得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找，即故事的虚实和具体写作技巧上不断翻新的小创意。
就这三部长篇而言，《丰乳肥臀》比较写实，比较平铺直叙；《檀香刑》就比较荒诞，并把血腥和暴力整合成一种艺术的图景用语言表现出来；而《生死疲劳》的荒诞性就更强了，开篇就先从阴曹地府写起。
这是故事的虚实感方面。
下面谈一谈写作技巧方面，就写作技巧而言《丰乳肥臀》属于平铺直叙，《檀香刑》采用的多角度叙事手法与《生死疲劳》所采用的多角度叙事手法又不一样，《檀香刑》的“分裂”角度比较大，第一和第三部分是个人独白一如不同的讲述者在讲述一件事。
而《生死疲劳》则用驴、牛、猪、狗、猴这些不同种类的动物视角叙述了中国农村五十年历史之变，却又高度统一着被枪毙地主西门闹的主观思想，人兽混杂，人兽合一。
多角度的叙述方法使作品变得色彩斑斓，大大增强了层次感和真实感， 有评论家认为，在大多数人认为“乡土文学已死”之时，《生死疲劳》掷地有声。
我个人认为《生死疲劳》是乡土文学的回光返照，但确实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写得比贾平凹的《秦腔》好得多地多，尽管贾平凹的语言与文彩比莫言更具宗匠气质，但《秦腔》写到最后让读者把人物关系都看“混”了，中央电视台采访贾平凹的时候他自己也承认，作为有着三十年创作龄的老写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
其实中国人都知道矛盾文学奖作品的评奖标准几乎是乱来的。
连平板叙述的陈忠实（作品《白鹿原》中人物都一个面孔，没有性格），和小学生作文水平的迟子建也能获奖。
王朔的小说即使作为娱乐也少有观赏价值，很乏味，其实语言也并不如何鲜活，只是较为口语的写作在当年来说一招先了，诚如他自己所言“我就是个幸运儿”。
现在高中生大学生写的小说比他口语的还正宗，不能把是否口语作为作品质量的评判标准。
还是回到莫言吧。
莫言的《檀香刑》的叙事方法是把双刃剑，既有艺术方面新奇的感觉，也有程式化故意为之的矫情。
虽然也不失为中国内地一部难得的佳作，却也不像评论界炒作的那么“伟大”。
多角度叙述的写作方法其实仅仅是一种小花样，小创意，现在小说的叙事方法不断翻新，千奇百怪，“多角度”看起来也没多大意思了。
《檀香刑》就震撼不了读名著多的人。
而真正伟大的小说是《生死疲劳》。
再多讲几句。
莫言最近也有点犯王朔的毛病，讲究什么语言退一大步，甚至怀念起赵树理来了，这都哪儿跟那儿啊，赵树里先生我非常尊敬他，但你现在回归他就是退步，用赵树里的语言写《生死疲劳》行，写《挪威森林》行吗
您回归是您的事，别借这种话挤兑别的作家，媒体却在一边炒作“退一大步回归传统便是认祖归宗”。
莫言还在一些言论里讽刺翻译腔调。
其实口语也罢，方言也罢，书面语也罢，翻译腔也罢都是中性的东西，本无好坏之分，要看你本身能驾驭哪种语言，并在诸多语言中寻找到一个使读者看起来舒服的点，所谓无招胜有招，这才是最简单的制胜法宝，《生死疲劳》的语言只是在某一点上做舒服了，可惜莫言老师就得了便宜卖乖了。
写历史性的故事不也正掩饰了莫言老师写不好当代生活的羞涩么
那么，你能驾驭好你所熟悉的农村语言，怎么能讽刺别的语言或者翻译过来的语言不好呢。
《生死疲劳》只适合您那个语言，要用张悦然的语言，郭敬明的语言，金庸的语言，古龙的语言，川端康成的语言……套用《生死》现有的结构来写这个故事简直就类似于痴人说梦了——非把读者带沟里不行。
用莎士比亚的语言或三岛由纪夫的语言写《生死疲劳》倒有可能会有令人惊喜的结果。
但也仅仅是有可能而已，开个玩笑，别当真哈。
至于翻译腔的种种言论更不靠谱了吧
翻译腔到底是一种什么腔呢
一个人翻译一个样，有什么固定的腔么
按说莫言老师不该这么棒槌吧
说“语言的非主流化”，或像王蒙评价郭敬明那样叫“语言的陌生化”更为合适一些，莫言老师大概是想表述这个意思吧。
村上春树的语言乃至深深影响并滋养着莫言的福克纳的语言有翻译腔调吗
我看在世界上挺受欢迎的。
而且，可以在世界上流传的作品不都是翻译品吗。
一个作家，首先得是广泛阅读的读者，而无论哪个国家其本国作品必然有限，读到最后，你会发现读外国作品比读本国作品还多。
我现在看的大多数都是国外的作品。
可见是否是翻译腔调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一部书的灵魂和作者的语言气质。
只要你能打动读者，能使读者产生共鸣，管你用得是啥语言，是啥啥腔调
——我信奉的就是这样一则信条。
而中国作家的优点和偏爱是：写一大段历史时期的变革，从中加以对苦难的反思，对人性的描摹，对追求美好的歌颂（获矛盾文学奖的几乎都是这样）。
中国作家的通病是写得太过干涩、潦草，沉重，没有知性，语言风格和创作技巧上不是盲目媚外就是顽固守旧，灵魂中也鲜有浪漫的情调（就浪漫而言，阿来做得比较好）。
林少华讲《生死疲劳》倒是能唬住外国人。
这句话讲的妙极。
但《生死疲劳》写得确实好。
比莫言之前的所有小说写的都好，我喜欢。
无论怎样，莫言和贾平凹是中国目前来说硕果仅存的两个文学大师（其实金庸也是文学大师，可惜直到现在也有人不承认他，而且将不承认他视为某种高尚的表现，这种人是伟君子。
李敖尤其恶心。
论回归传统，莫言比金庸差远了吧，不过金庸小说有他的局限性，获不了世界大奖的，但金庸小说至少在二百年后还会流传下去）。
莫言和贾平凹是和村上春树最具竞争力的亚洲诺奖人选。
在此，我想再套用林少华先生一句话：“希望他们老哥仨好好保重身体，看谁获奖吧。
”尽管他们都不把诺奖放在眼里。
就个人喜好而言，我当然也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喜欢村上春树的小说。
《1Q84》、《发条鸟年代记》、《海边的卡夫卡》、短篇小说《且听风吟》简直是绝代神品，无上妙品。
因为村上笔下的生活使我感同身受，掩卷时，我不禁会问，怎么会这样
简直就是在写我自己，而他笔下的日本也正是眼下的中国。
不知我的回答您满意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