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借口》这本书的读后感
《文选》读后 作为一个坚定克思主义追随者，我感叹小平同志所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性和建设性；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人，我目睹了同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中国社会所引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深深的缅怀他,并以重阅《文选》第三卷来纪念他。
再度翻阅《文选》第三卷，不再仅仅是高中生的佩服和欣赏，更多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领悟和理解。
与的理想、浪漫和英雄主义不同，是理智、务实的现实主义者。
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_伊文思曾这样评道：毛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样。
邓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
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 《文选》第三卷作为同志思想的充分，无疑是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这幅蓝图做了最具体的描述。
全书收入的是同志在1982年9月至1992年2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
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思想正是在这段时期成熟和全面展开的，因而本书最能代表同志的理论成就，是把握理论最原始、生动、权威的教材。
作为理论的杰出代表作，《文选》第三卷自始至终贯穿着务实、发展的思想，从开篇的十二大开幕词到结尾的南巡讲话，貌似零散的所有著述无不围绕着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发展这两点而展开。
务实作为一种工作态度，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演绎和表达，发展作为一种社会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和基础，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既是同志个人的思维方式和作风，也是《文选》第三卷的主旨。
发展观是指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揭示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总体设计，是制定各种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因而领袖、领导和理论工作者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正确指导各种社会实践。
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以世界发展格局为参考，继往开来，准确的把握了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其在发展问题上的世界眼光是一般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
早在1985年3月4日，他就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南巡时再度发出警示：“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这样一种远见卓识已经、正在、也即将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得到回应。
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同志是理智而务实的。
他是务实的，他以殷实、富裕的生活代替任何空谈回报他深爱的人民。
不拘一格搞好经济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思想散见于《文选》第三卷：“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不管姓“社”还是姓“资”，只要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都可以大胆借鉴。
可他也是理智的，共同富裕是需要一个历史过程的，在不可能同步富裕的基础上，必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通过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这种“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的暂时“不公平”的社会表象深处是同志深邃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把握能力，因为与其用同步富裕的谎言欺骗人民不如把历史进化过程中的必要代价和过程如实告诉人民。
因此，面对贫富差距暂时拉大的社会现实和风言风语，他一笑置之。
是啊，担当人民事，何计身后评，何况历史自会有它公道的评判。
有没有《愿干胜于能干》读后感啊
2000-3000字。
大事发生地方都是高度是法国风格都是刚打上个人哇嘎而无法二娃风格而我国好计算人和他认识他会给他认识他人突然说他人还是功夫是特殊风格化热隔热如果让给撒大事发生地方都是高度是法国风格都是刚打上个人哇嘎而无法二娃风格而我国好计算人和他认识他会给他认识他人突然说他人还是功夫是大事发生地方都是高度是法国风格大事发生地方都是高度是法国风格都是刚打上个人哇嘎而无法二娃风格而我国好计算人和他认识他会给他认识他人突然说他人还是功夫是特殊大事发生地方都是高度是法国风格都是刚打上个人哇嘎而无法二娃风格而我国好计算人和他认识他会给他认识他人突然说他人还是功夫是特殊大事发生地方都是高度是法国风格都是刚打大事发生地方都是高度是法国风格都是刚打上大事发生地方都是高度是法国风格都是刚打上个人哇嘎而无法二娃风格而我国好计算人和他认大事发生地方都是高度是法国风格都是刚打上个人哇嘎而无法二娃风格而我国好计算人和他认识大事发生地方都是高度是法国风格都是刚打上个人哇嘎而无法二娃风格而我国好计算人和他认识他会给他认识他人突然说他人还是功夫是特殊风格化热隔热如果让给撒反对感他会给他认识他人突然说他人还是功夫是特殊风格化热隔热如果让给撒反对感识他大事发生地方都是高度是法国风格都是刚打上个人哇嘎而无法二娃风格而我国好计算人和他认识他会给他认识他人突然说他人还是功夫是特殊风格化热隔热如果让给撒反对感会给他认识他人突然说他人还是功夫是特殊风格化热隔热如果让给撒反对感个人哇嘎而无法二娃风格而我国好计算人和他认识他会给他认识他人突然说他人还是功夫是特殊风格化热隔热如果让给撒反对感上个人哇嘎而无法二娃风格而我国好计算人和他认识他会给他认识他人突然说他人还是功夫是特殊风格化热隔热如果让给撒反对感风格化热隔热如果让给撒反对感风格化热隔热如果让给撒反对感都是刚打上个人哇嘎而无法二娃风格而我国好计算人和他认识他会给他认识他人突然说他人还是功夫是特殊风格化热隔热如果让给撒反对感特殊风格化热隔热如果让给撒反对感反对感
有没有读后感哪本书都可以
关于鲁迅最后十年的写作生活，他的儿子海婴有这样的回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
以小孩的眼光判断，父亲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
…… “整个下午，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一般都倾谈很久…… “如果哪天的下午没有客，父亲便翻阅报纸和书籍。
有时眯起眼睛靠着藤椅打腹稿，这时大家走路说话都轻轻地，尽量不打扰他。
……”也有类似的回忆：鲁迅于看书读报中有所感，又经反复酝酿，就在客人散尽之后，深夜提笔成文，遇有重要的长文，往往通宵达旦。
她还提供这样一个细节：鲁迅看报看得很快，“略略过目一下就完了”，但过了几天忽然要找某一材料，要向旧报翻，如翻不到，必能提示约在某天某一个角头处找，这才找到，足见早已留心。
鲁迅自己也说，他是因报刊所载“时事的刺戟”，有了“个人的感触”，才写成短评，发表在报刊上，以便“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算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
而每年年终，鲁迅也必定用剪刀、浆糊，将报刊上自己的，以及相关的文章，一起剪贴成书，“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免“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
鲁迅因此颇为自得地说自己的杂文，“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却）有着时代的眉目”， 而且，“‘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从亲人的回忆与鲁迅的自述里，都可以看出，报刊对于最后十年的鲁迅的特殊重要意义。
他正是通过报刊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他通过报刊最迅速地接纳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并迅速作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用杂文的形式作出自己的反应，借助于传媒的影响而伸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最及时地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
报刊写作，不仅使鲁迅最终找到了最适合于他自己的写作方式，创造了属于他的文体——杂文（鲁迅的杂文正是在这最后十年成熟的），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成为他的生命存在方式。
我们在前一讲里，曾经说到，鲁迅在最后十年，特别关注于以上海为代表的1930年代的中国现代都市文明。
那么，他是怎样通过报刊的媒介，作出他的观察，审视，反应，并且演化为他的文体——杂文的呢
在他的这些杂文里，呈现了怎样一种“社会相”与“人的灵魂”，描绘出怎样的“时代眉目”
这都是我们所感兴趣的。
（一） 我们还是先来读他的杂文。
里有一组杂文，都是由报纸上的某条而引发联想，并概括出上海摊上的人的某种生存状态。
。
这是“两三月前”的一条：一个卖报的孩子，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被碾死了。
——这在中国都市街头是极常见的，类似的新闻至今也还时有所闻。
人们司空见惯，谁也不去细想。
但鲁迅却念念不忘，想了几个月，而且想得很深，很广。
被推倒碾死的是一个孩子，而且是穷苦的卖报的孩子，这是鲁迅最不能忍受的。
因此，他要追问：推倒孩子的是什么人
——他的考察结论是：穿的是长衫，“总该是属于上等（人）”。
于是，鲁迅由此而联想起上海路上经常遇到的两种“横冲直撞”的人：“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这是洋大人”；“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
——这一段联想，极具形象性，无论是“踏”与“推”的动作的描摹，还是骄横神态的刻画，都十分传神，充分显示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形象记忆与描写能力。
但已有了某一程度的概括，由具体的个别人变成了某一类人（“洋大人”、“上等华人”），而且具有某种象征意味。
由上等华人又产生了“推”的联想，或者说幻觉：“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
——这似乎是一连串的蒙太奇动作，极富画面感。
“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
——这是典型的鲁迅的“吃人”幻觉，是小说家的笔法：既有象征意义，又有生动的细节（“舔厚嘴唇”）。
然后又联想起更可怕的场面：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被踏死，“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这又是典型的鲁迅的“看客”恐惧，“又有……又是……”，语气十分沉重。
“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呀
’”——这是鲁迅的“看戏”主题的再现：轻佻的语气与前文的沉重形成强烈对比。
行文至此，就自然产生一个飞跃——“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还要廓大开去。
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
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
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
’” 鲁迅以其特有的思想穿透力，赋予“推”的现象以某种隐喻性，揭示了上海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下等华人”，尤其是“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被任意“推倒”践“踏”；而“高等华人”却在以“保全文化”的名义下大加“颂祝”。
鲁迅说，他每读报刊上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妙文，总不免“拉扯牵连”，胡乱想开去，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若即若离的思想，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
此篇即是如此，通篇以报纸报导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思考的出发点，引发联想，由个别到普遍，由具体到抽象，提升、概括出一种社会典型现象或社会类型。
但又与作为出发点的生活现象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既有概括、提升，当然有所超越（“若离”），但仍保留现象形态的生动性与丰富性，以及情感性特征（“若即”），这里正是体现了小说家与思想家的统一，诗与哲学的统一：这正是鲁迅的杂文思维的特点。
之后，鲁迅又连续写了、、、诸篇，以类似的联想方式，论及了“第三种人”的“推”，中国人被外国巡捕“踢”引起的民族逃路问题， 在“自由竞争”美名掩盖下的“爬”和“撞”， 以及现代的“婴儿杀戮”， 都是开口小而挖掘深，所揭示的问题都有极大的概括力，至今仍不失其震撼力。
这都是几乎每时每刻发生在中国城市街头的，甚至成了生活常态，但一经鲁迅的思想烛照，就露出了惊心动魄的“那一面”。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
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皇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
这摘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
就这样一个1930年代上海的新俗语“抄靶子”，引起了鲁迅的许多联想。
他想起，中国传统中凡有“凌辱诛戮”，必先将被诛戮者宣布为“不是人”:“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这样改换一下名目，杀戮就成了维护“人道”之义举。
而现在，“洋大人的下属”“赐”中国人以“靶子”的新“谥”，其民族歧视与凌辱也就符合“人道”了。
而“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于是，鲁迅联想起“前年九月”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幻景：“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又排开了吃人筵席，这回被吃的是整个中华民族
由民族的外部危机，鲁迅又联想起在民族内部也即“我们这些“靶子””们“互相推举起来”又是怎样称呼的：鲁迅说，上海滩上“相骂”时彼此的“赐谥”是：“曲辫子”（即乡愚），“阿木林”（即傻子），还有“寿头码子”，就“已经是‘猪’的隐语”；“若夫现在，则只要被他认为对于他不大恭顺，他便圆睁了绽着红筋的两眼，挤尖喉咙，和口角的白沫同时喷出两个字道：猪猡
”——依然是不把别人当作人
这里还表现了鲁迅对街头流行的民间方言、土语的敏感：他看到了背后的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以至社会关系。
这里还有一篇妙文：。
这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电车上的卖票人经常“付钱而不给票”，这种行为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叫作“揩油”。
且看鲁迅的观察与描写：“纯熟之后，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然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
——如此传神的外形刻画与心理揭示，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小说家笔法。
人们经常为鲁迅后来不写或少写小说而感到遗憾，鲁迅杂文中其实有许多这样的小说的“片断”，辑录下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而鲁迅并不停留在外部的观察与描写上，他要追索这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这又显示了思想家的特色。
于是，就引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揩油，是说明这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而鲁迅的剖析则极为透彻：“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
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谓之‘舞弊’罢。
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
——“微乎其微”，正是我们在第十二讲讨论过的“仅因目前的极小的自利”的奴才的破坏；而“光明正大”，则是因为“揩的是洋商的油”，且打着“损富济贫”的旗帜，因此，明知是揩油，也是不可索取的，“一索取，就变成帮助洋商了”。
但还有另一面：“如果三等客中有时偶缺一个铜元，你却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车，这时他就不肯通融，变成洋商的忠仆了”。
——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笔：“忠仆”才是奴才的本质，无论怎样“揩”洋主子的“油”，也不会改变其“忠”于洋主子的本性：在现代中国都市的新的等级结构里，奴才是始终忠于他充当洋主子的警犬的职责的。
于是，鲁迅谈到了上海滩上的“巡捕，门丁，西崽之类”，这是中国都市文明中的新类型：一面似乎是“憎恶洋鬼子的，他们多是爱国主义者”，另一面“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这就是我们在第十三讲里说到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
而且鲁迅预言，这样的西崽式的“揩油”将在中国“更加展开”，“这品格将变成高尚，这行为将认为正当，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和对帝国主义的复仇”。
而且还有更严厉的判断：“其实，所谓‘高等华人’也者，也何尝逃得出这摸子”——“高等华人”也是“西崽”。
“揩油”这一话题开掘到这里，已经相当深入。
但鲁迅却又把文章拉回到作为讨论引发点的“卖票人”那里，而且作了这样一番必要的补充：“但是，也如‘吃白相饭’朋友那样，卖票人是还有他的道德的。
倘被查票的查出他收钱而不给票来了，他就默然认罚，决不说没有收过钱，将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这就是所谓“盗也有道”，是自有一个底线的；如果连这样的道德底线也轻易越过了，那将是怎样一个状况，鲁迅没有明说，但也许这一暗示更加惊心动魄。
鲁迅这里提到了“吃白相饭”朋友；在此之前，他写过一篇杂文，题目就叫：《“吃白相饭”》。
这也是从讨论上海的方言入手的：“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
然后，鲁迅开始追问：“游荡可以为生，这是很奇怪的”；而且“在上海（还）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这也很“奇怪”。
那么，这样的“吃白相饭”“职业”，其特点，或者说“功绩”是什么呢
鲁迅归纳为“三段”：一“欺骗”二“威压”二“溜走”——十足的流氓而已。
问题是，“有这样的职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是不以为奇的”——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怪”。
问题还在于：“‘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这样一种反向的思考正是鲁迅的特点，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
这本身又是一种“奇怪”：如此“明明白白，然而人们也不以为奇”。
这样从“吃白相饭”本身及人们见怪不怪的态度这两方面反复质疑，就将“吃白相饭”的流氓与上海滩的内在联系揭示得十分深刻：它是附着于上海都市文明社会的一个毒瘤，而且是不可或缺，永远摆脱不掉的。
所以鲁迅说：“我们在上海的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
文章的结尾却出人意料：“但‘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
’”——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还有“做而不说”或“做而不承认”或打着相反旗号，自称“正人君子”的“吃白相饭”者。
和这些遮遮掩掩、瞒和骗的流氓相比，“直直落落的”“吃白相饭”朋友，还是“可敬”的。
对后者鲁迅还愿意写文章来谈论他们，前者就根本不屑于谈及。
鲁迅有言：“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的人”，杂文大概也是如此；“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果子壳，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跟随鲁迅在上海街头已经闲逛很久了，但还有“一景”是不可不看的，即“变戏法”。
鲁迅说他是“常常看”的，而且“爱看”，而且爱想，爱写，单是杂文就写了两篇，对照起来读，看同一现象怎样引发出鲁迅的多种联想，是很有意思的。
一篇就叫《看变戏法》，鲁迅关注的是走江湖的变戏法者，“为了敛钱，一定要有两种必要的东西：一只黑熊，一个小孩子”，但“训练”的方法与内容不一样，对黑熊，是“打”和“饿”，逼它表演，不惜虐待至死；对小孩，却训练他如何假装痛苦，和大人“串通”一气骗观众的钱。
鲁迅说：“每当散场，我一面走，一面想：两种生财家伙，一种是要虐待至死的，再寻幼小的来；一种是大了以后，另寻一个小孩子和一只小熊，仍旧来变照样的戏法”。
在鲁迅看来，“事情真是简单得很，想一下，就好像令人索然无味”；但掩不住的是背后的沉重：“虐待至死”固然是残酷的，而将这样的“戏法”一代代地传下去，却是更为可怕的——而鲁迅的隐忧自然不只是限于街头的“变戏法”，但他没有明说，要我们读者去想。
结尾一句：“此外叫我看什么呢，诸君
”更是逼我们深长思之。
另一篇更几乎全是白描：猴子如何“戴上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的狗熊”怎样“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
又如何“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又怎样“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最后还是“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
Huazaa
” 变戏法的又“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地说”。
“果然有许多人Huazaa了。
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检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爬起来，一同走掉了”，“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
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
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
——写到这里，都是小说家的街头速写；到结尾处才显出杂文笔法：“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读者回过头来看题目：《现代史》，这才恍然大悟：作者写的是一篇现代寓言，再重读前面的种种描写，就读出了背后的种种隐喻，并联想其现代史上的种种事情来。
这是典型的鲁迅式的“荒谬联想”：骗人的“变戏法”与庄严的“现代史”，一边是最被人瞧不上的游戏场所，一边是神圣的历史殿堂，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却被鲁迅妙笔牵连，拉在一起，成了一篇奇文。
初初一读，觉得荒唐，仔细想想，却不能不承认其观察的深刻：鲁迅在外在的“形”的大不同中发现了内在的“神似”，这里确实有鲁迅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独特体认。
我们终于可以跟随鲁迅进入著名的“夜上海”：这是《准风月谈》的首篇《夜颂》，一篇《野草》式的散文，融入了鲁迅所独有的上海都市体验。
首先提出的是“爱夜的人”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鲁迅的自我命名。
这不仅是因为他喜欢并习惯于夜间写作，更因为他正是与“夜”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孤独者”，“有闲者”——不是早就有人把他打入“有闲阶级”吗
“不能战斗者”——“战士”的美名已被某些人垄断，鲁迅哪里感言“战斗”
“怕光明者”——鲁迅早已拒绝了被许多人说得天花乱坠的“光明”。
于是，他爱夜。
因为只有在“夜”这个“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大衣”的“普覆”下，才感到“温暖，安心”。
因为只有在“夜”里才“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
——鲁迅早在《影的告别》里就说过，他“愿意只是黑暗”，“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了。
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鲁迅是属于夜的，夜的黑暗也只属于他，“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鲁迅感到分外的自由，自在与自适。
“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
于是，他看见——“君子们从电灯下走入暗室中，伸开了他的懒腰；“爱侣们从月光下走进树荫里，突变了他的眼色。
“夜的降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当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像见于佛面上面似的，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
于是，鲁迅拥有了一个真实的上海，真实的中国，一个“夜气”笼罩的鬼气森森的世界，这正是那些“学识不凡的头脑”所要竭力掩饰的。
鲁迅说，“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出现了，这是夜间写作的鲁迅经常可以看见的。
且看鲁迅的观察：“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的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着她是初学的时髦”，这是初出茅庐的上海妓女，但这“初学的时髦”又未尝不可看作是上海自身的象征。
此时她正躲在“一大排关着的店铺的昏暗”掩饰下，“吐一口气”，感受片刻“沁人心脾的夜里的拂拂的凉风”。
鲁迅说，“爱夜的人和摩登女郎，于是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与的恩惠”。
这夜是属于他（她）们——孤独者与受凌辱者的。
但夜终会有“尽”，白天于是到来，人们又开始遮盖自己的真实“面目”，“从此就是热闹，喧嚣”。
但鲁迅却看到，“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
——在“白天”的“热闹，喧嚣”中，看见“惊人的真的大黑暗”，这是鲁迅的大发现，是鲁迅才有的都市体验：人们早已被上海滩的五光十色弄得目眩神迷，有谁会注意到繁华背后的罪恶，有谁能够听到“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的冤魂的呻吟
而且鲁迅还发现了所谓“现代都市文明”的实质：“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这发现也许是更加“惊人”的。
“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
我爱夜，在夜间作《夜颂》”。
——我猜想，鲁迅于深夜写下这一句时，也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的。
中国有多特殊读后感
刘擎森林里看不见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地球上也找不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世间的每一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同样有道理的是，所有树叶仍旧是树叶，每一个人都属于人类。
我们从小就会背诵“对立统一”原则，却常常错失了辩证思考的意蕴。
令人玩味的是，特殊主义论述本身并不特殊，无论是“自我特殊论”或“他者特殊论”，都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的认知与想象之中—从“法兰西文明优越论”“普鲁士道路”“亚洲价值观”，到“美国例外论”，不一而足。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殊论”也并不例外。
在中国崛起背景下，“进口的”和“国产的”中国特殊论日趋强劲。
其中，马丁·雅克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大约最引人注目。
雅克急切而郑重地告诫读者:重要的趋势不只是中国要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而是中国将以特殊的、完全不同于西方所想象的方式来主导世界。
因此“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世界的终结”（英国版副标题），或者，“一种新全球秩序的诞生”（美国版副标题）。
但是，正如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在相关书评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对独特“中华性”（Chineseness）的神秘言说，实际上由来已久—从马可·波罗在中国游记中塑造的美妙绝伦景象，到18世纪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明的赞叹，再到20世纪危言耸听的“中国黄祸说”（yellow peril）。
只是时而抱有恭敬，时而显出轻蔑，在“中国热”（Sinomania）与“中国恐惧”（Sinophobia）之间来回摇摆。
如今，“中国恐惧绝对没有消失，但又一轮中国热正在形成”。
但这类东方主义式的“中国特殊论”，无论是表现为热衷还是恐惧（所谓“中国威胁论”），就认知水准而言都乏善可陈。
它们不是依据细致的考察与深刻的辨识，更多来自一知半解的“观察”与牵强附会的臆想，也就难以真正地澄清中国独特的传统文明究竟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对中国当下的崛起发生了影响。
国人自产的“中国特殊论”也源远流长，自晚清以来从未平息，也有过多次勃兴。
由此衍生的一个推论，可称之为“不适合论”:由于中国如此特殊，非中国原产的理念、价值、制度或实践，大多不适合中国国情。
曾经有林林总总的“不适合论”，听上去都振振有词。
比如，“西医不适合中国”，因为国人体质与西人大为不同；“自由恋爱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自古崇尚大家庭观念，婚姻不是男女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同校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传统讲“男女授受不亲”；“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因为一个犹太人根据欧洲传统与社会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不可能适合本土国情；“个人权利观念”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人的认同从来根植于群体，而不是“原子化的个人”；“市场经济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取向，中国人又经过社会主义的锻造，不可能接受追逐利润与金钱的价值观（李新宇教授两年前曾发表《“特别国情论”小史》一文，对百年来流布的“宪政”“共和”与“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种种说法与理由，做过引人入胜的梳理与解读）。
据说，快餐业巨头麦当劳在进入中国之前，曾找人评估市场前景，得到的结论是“必败无疑”。
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独特、丰富而悠久的面食传统，绝对不会接受“汉堡包”之类
结果使得麦当劳犹疑不决，在小弟弟肯德基捷足先登之后，才迟缓地作出反应。
而今，从西医到麦当劳，从男女同校到自由恋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市场经济制度，不仅都进入了中国，而且在中国生根开花、发芽结果。
以“事后之明”回望，当初那些振振有词的“不适合论”，大多是不足为信的武断辩解。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特殊性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也不是说“适合不适合”国情的疑问是一个假问题。
关键在于，许多流行版本的特殊论，往往基于某种虚假的本质主义文明论，杜撰出某种固定不变的、同质透明的“中华性”。
实际上，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文化因素，以及多种外来的价值与理念，都“共时性地”构成了我们生活实践的地平线，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的构成性部分。
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与后果，应当着眼于历史传统制约下的当代实践。
而历史的制约与影响从来是复杂和开放的，特别是由于中国传统具有内部的多重性，经典文本的义理、现实政治中的原则和民间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也由于中国在近代以来经历了多次巨大的变迁。
因此，每当遇到“特殊论”的时候，我们也许要抛开那些陈词滥调，认真地问一问:“当我们在谈论‘国情’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