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2000字的 矛盾作品《蚀》的读书笔记
矛盾作品《蚀》的读书笔记
【蚀三部曲】是茅盾的三部系列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
整个三部曲都是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为题材。
茅盾”由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宁汉合流，对革命人士大肆屠杀，国内形势急转直下，非常险恶。
沈雁冰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不得不离开武汉，最后到了上海，住在景云里。
恰好，这时鲁迅和叶圣陶也住在这里。
沈雁冰不便出门，又没有工作，生活上便出现了问题，于是就动手写起小说来。
可有许多的报社都不登他的文章，于是他写文章的时候内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笔名是“矛盾”。
后来，他把写好的小说手稿给叶圣陶看，叶圣陶看后非常高兴，就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可叶圣陶认为“矛盾”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一个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并且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使用如此尖锐的笔名不太好，就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改作“茅盾”。
沈雁冰对这一改动也很满意，以后就一直以此为笔名了。
茅盾当时写的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先后于1927～1928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
《幻灭》故事的背景是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汉，主人公静女士是一个“不断地在追求，不断地在幻灭”的知识青年；《动摇》把故事的背景放在革命形势急剧变化时武汉附近的一个小县城，反映当时复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五光十色的社会动态；《追求》则描写了王仲昭、张曼青、章秋柳三个知识分子在“幻灭动摇后”对生活的不同追求。
《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三部曲长篇小说，它是大革命时代中国社会风貌、阶级斗争格局的迅速而真实的艺术反映。
作者自学地追求主题和题材的重大性、史诗性的创作特色，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具有开拓性影响。
《蚀》包括三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幻灭》、《动摇》、《追求》，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为题材。
《幻灭》写的是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汉。
女主人公章静情感脆弱而富于幻想。
她缺乏斗争的勇气；意志软弱。
她对生活容易燃起希望，也容易感到失望。
章静讨厌上海的喧嚣和“拜金主义化”，在读书和爱情两方面都感到了幻灭。
为革命形势所鼓舞，她到革命中心的武汉。
她换了三次工作，但是每次都“只增加些幻灭的悲哀”。
章静抱着这种脆弱的感情和幻想，寻求个人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幻灭，这些都反映了革命浪潮冲击下某些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和命运。
《动摇》写的是大革命时期武汉附近一个小县城的故事。
作为革命联盟的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方罗兰，在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候，动摇妥协，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
他知道混入革命内部的胡国光的罪恶而不敢揭露和斗争。
他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
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不但束手无策，而且为了个人的安全而决定离开革命。
胡国光是一个“积年的老狐狸”，他利用种种卑污手段混进革命阵营，用伪装的革命面具掩盖自己的投机破坏行为。
关于革命者李克，用墨不多，但多少勾勒出了他的敏锐果断、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当革命危机已经显露的时候，李克以特派员的身分来到这个县城，是他指出了这个县过去工作的病根，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说服那些被胡国光所欺蒙和煽动了的群众，是他当革命遭受了失败，把革命的武装力量转移到南乡去准备继续战斗。
正是由于这些斗争生活的反映，由于李克这个人物的出现，《动摇》成为三部曲中低沉气氛最少的一部。
《蚀》的第三部《追求》，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所说，意图在于“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
其中所写的人物，在革命高潮期间都曾有过一度的昂奋，当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既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但又囿于阶级的局限，认不清自己的正确道路，故虽各有所追求，而最终都不免于失败。
张曼青的“教育救国”和王仲昭的“新闻救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章秋柳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毁灭着自己，也毁灭着别人；另一人物史循，则由怀疑、颓废以致求死不得。
“理想与事实不相应合”，是这些人在“追求”失败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急求 2000字的 矛盾作品《蚀》的读书笔记
矛盾作品《蚀》的读书笔记
【蚀三部曲】是茅盾的三部系列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
整个三部曲都是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为题材。
茅盾”由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宁汉合流，对革命人士大肆屠杀，国内形势急转直下，非常险恶。
沈雁冰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不得不离开武汉，最后到了上海，住在景云里。
恰好，这时鲁迅和叶圣陶也住在这里。
沈雁冰不便出门，又没有工作，生活上便出现了问题，于是就动手写起小说来。
可有许多的报社都不登他的文章，于是他写文章的时候内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笔名是“矛盾”。
后来，他把写好的小说手稿给叶圣陶看，叶圣陶看后非常高兴，就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可叶圣陶认为“矛盾”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一个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并且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使用如此尖锐的笔名不太好，就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改作“茅盾”。
沈雁冰对这一改动也很满意，以后就一直以此为笔名了。
茅盾当时写的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先后于1927～1928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
《幻灭》故事的背景是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汉，主人公静女士是一个“不断地在追求，不断地在幻灭”的知识青年；《动摇》把故事的背景放在革命形势急剧变化时武汉附近的一个小县城，反映当时复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五光十色的社会动态；《追求》则描写了王仲昭、张曼青、章秋柳三个知识分子在“幻灭动摇后”对生活的不同追求。
《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三部曲长篇小说，它是大革命时代中国社会风貌、阶级斗争格局的迅速而真实的艺术反映。
作者自学地追求主题和题材的重大性、史诗性的创作特色，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具有开拓性影响。
《蚀》包括三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幻灭》、《动摇》、《追求》，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为题材。
《幻灭》写的是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汉。
女主人公章静情感脆弱而富于幻想。
她缺乏斗争的勇气；意志软弱。
她对生活容易燃起希望，也容易感到失望。
章静讨厌上海的喧嚣和“拜金主义化”，在读书和爱情两方面都感到了幻灭。
为革命形势所鼓舞，她到革命中心的武汉。
她换了三次工作，但是每次都“只增加些幻灭的悲哀”。
章静抱着这种脆弱的感情和幻想，寻求个人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幻灭，这些都反映了革命浪潮冲击下某些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和命运。
《动摇》写的是大革命时期武汉附近一个小县城的故事。
作为革命联盟的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方罗兰，在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候，动摇妥协，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
他知道混入革命内部的胡国光的罪恶而不敢揭露和斗争。
他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
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不但束手无策，而且为了个人的安全而决定离开革命。
胡国光是一个“积年的老狐狸”，他利用种种卑污手段混进革命阵营，用伪装的革命面具掩盖自己的投机破坏行为。
关于革命者李克，用墨不多，但多少勾勒出了他的敏锐果断、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当革命危机已经显露的时候，李克以特派员的身分来到这个县城，是他指出了这个县过去工作的病根，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说服那些被胡国光所欺蒙和煽动了的群众，是他当革命遭受了失败，把革命的武装力量转移到南乡去准备继续战斗。
正是由于这些斗争生活的反映，由于李克这个人物的出现，《动摇》成为三部曲中低沉气氛最少的一部。
《蚀》的第三部《追求》，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所说，意图在于“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
其中所写的人物，在革命高潮期间都曾有过一度的昂奋，当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既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但又囿于阶级的局限，认不清自己的正确道路，故虽各有所追求，而最终都不免于失败。
张曼青的“教育救国”和王仲昭的“新闻救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章秋柳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毁灭着自己，也毁灭着别人；另一人物史循，则由怀疑、颓废以致求死不得。
“理想与事实不相应合”，是这些人在“追求”失败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矛盾散文的读后感
[关于茅盾的读后感]《春蚕》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主人公老通宝，而是他的小儿子阿多，关于茅盾的读后感。
阿多心地善良，勤劳能干，“高兴起来时，什么都肯做i，碰到同村女人们叫他帮忙，拿多重的家伙他都肯。
”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脊背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
但是他仍旧很高兴地工作着，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快活，正像和六宝调情一样。
正因为年轻所以免不了要偶尔胡闹一下，与六宝的调情也使得阿多这个人物更加鲜活，更加贴近生活，读后感《关于茅盾的读后感》。
当他发现荷花来自己家蚕房里偷蚕时，答应她隐瞒此事。
这是因为荷花的一番话打动了他。
荷花说：你们不把我当人看。
正是由于村民们对荷花的冷漠，把她当成“白老虎”，所以才激起了荷花的复仇心理。
由此也看得出茅盾这部作品所体现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不再是逆来顺受的弱者，她们接受新思想的能力甚至比男性还要强。
比如在作品中四大娘主张养洋种的蚕，这与因为一个大蒜头不知忐忑了多少天的老通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老通宝迷信、中规中矩，却也是中国千万农民的代表。
他的那种封建迷信思想在传统农民身上是根深蒂固的。
当荷花家的收成不好时，全村的人都对她很避讳。
只有在阿多身上，我们仿佛能看到新思想的火花。
他不相信那些鬼禁忌，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如果《春蚕》有续集，阿多会投身革命吧。
〔关于茅盾的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矛盾论读后感3000字左右
今天，我学习了同志所著的《矛盾论》这篇文章，读后使我更加明白了在延安时期，同志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使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得以发扬和光大。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8月，在当时，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抗日的局面得以到来，又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
但是，由于在长征之前的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得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这种不良影响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清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确立了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对于王明这些人在党内所造成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不花费一番大的力气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为此，同志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文章，借以说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并以此来统一全党的思想。
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是对建党16年来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我们党从她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对任何国家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和答案，特别是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因此，不能死板教条式的生吞活剥马列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更不能照抄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某些做法，只能在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出适合中国革命的路子来。
在世界上，不管什么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矛盾，可以说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在自然界是如此，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也是如此。
记得在我们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些在苏联留过学，住过洋房，喝过洋牛奶，吃过洋面包的布尔什维克们，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一味听命于共产国际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指示，生硬死板地套用苏联十月革命的某些“经验”，甚至聘用由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李德来指挥红军打仗，结果致使中央苏区的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搞形而上学那一套，因为它是不切合实际的唯心主义的理论。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
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的永远不变的。
”从同志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看什么事物，我们都要从实际出发，唯物辨证地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
再有，任何事物都有着它一定的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问题就存在于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就决矛盾，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的变化，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而是要从内部去挖掘、去研究、去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可以说，同志的这段话可真是说到点子上去了，就拿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来说吧，表面上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亿多农民的力量可以说是不可忽视，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所有的耕地都掌握在大官僚、大地主的手里，而农民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刨掉交地租以外，所剩下的口粮是寥寥无几，根本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可以说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一年糠菜半年粮，如果赶上灾年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在遭灾的情况下你粮食歉收，交不上地租，那么，那些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老财就要收回你所租种的土地，甚至逼着你去卖儿卖女，从而家破人亡。
老百姓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可以说是官逼民反，这样的话自然就会产生内部矛盾，而这些矛盾的产生，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
不是吗
在旧中国，由于大官僚、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此时，诞生了代表全中国全体受剥削、受压迫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它的诞生，给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曙光，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人民的希望，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有这些都充分印证了同志所说的“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可以说，同志所讲的这一席话真是太对了，因为，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只有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再有，同志在本文中还着重指出了“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可以说，这段论述可真是太精辟了，就拿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件事来说吧，是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叛变了革命；但是，这和当时党内所出现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分不开的，如果在当时我们拥有自己的革命武装，硬起来，不和国民党妥协，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遭到大革命的失败，更不可能发生国民党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同样，在江西中央苏区，如果我们不迷信苏联的某些“经验”和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指示的话，就不可能发生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
可以说，远在莫斯科的那些住洋房、吃洋面包、喝洋牛奶的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没经过调查研究，擅自发布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所谓“指示”，固然可恶，但是，如果没有党内那些对马列著作的条条框框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奉若神灵的教条主义者，窃取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的话，也就不可能导致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弄得中央红军大搬家似的进行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所以说，同志所指出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句话，说得可真是太对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是啊，整个地球世界上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发展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不是吗
这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着矛盾，可以说，按照列宁的说法，那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会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拿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吧，封建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上是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强多了，但是，由于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乃至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使得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这就大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致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这就产生了矛盾，也就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矛盾，由此，逐渐逐渐地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科学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人们在思想和文花方面的视野也有了很大的开阔，但是，由于大官僚大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工人们是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做工，但仍然是吃不饱穿不暖，一个月下来，被资本家七扣八扣挣下来的那点工钱根本就没法养家糊口，于是，就产生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志于社会变革的仁人志士就会首先站出来，探索改变这种现状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整个世界几千年的发展都是在充满矛盾的过程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不可能有世界的发展，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刚才我们谈到了矛盾孕育和存在于世界上一切事物之中，在我们党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到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中央统治地位，致使第四、五两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等吧，可以说我们党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也是充满曲折，也是在充满矛盾和解决矛盾中度过的，不然的话，能有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又一次地从危亡中挽救了我们的党，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沿着正确的航向驶向胜利的彼岸。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救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是啊，世界上无论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产生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同志的这一论断，为我们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指明了方向，这大千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矛盾，其原因、其性质各不相同，所以，解决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来解决，比如说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要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我们党内的矛盾，就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在改革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绝大部分人才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有一部分人还处在贫困线上这样就出现了贫富之间两极分化的矛盾，而要想解决这个矛盾，不能靠别的，只能靠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就业的岗位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提高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才能解决贫富不均的矛盾。
另外，这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矛盾，每当历史向前迈进了一步，旧的矛盾解决了，而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所以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也都是在解矛盾中度过的，而解决不同的矛盾，也要用不同的方法。
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们居民所食用的粮油实行的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也就是半斤油和二十七、八斤的口粮。
特别是象大米白面这样的细粮，每个月加在一起也超不过那么五六斤，可以说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过得是相当的苦，虽然每斤粮的价钱超不过两三毛钱，价格较低，但是人们却吃不到更多的细粮，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粮食本”，粮油敞开供应，这下子人们的餐桌上可再也见不到高粱米和苞米面这样的粗粮了，可这好了好了，人们却又开始抱怨上了，抱怨什么呢
原来呀，是买粮食虽然不用粮食本了，可以敞开量地买，但这价格却上来了，而且这段时间是这个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却又是那个价，弄得人们是人心荒荒，一个劲儿地抱怨说：这还不如有粮食本哪会儿呢
虽然人们对这件事的认识有所偏激，但是它也确实又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人们只好吃定量供应的粮油，而且每个月根本吃不上几斤大米和白面；而到了市场经济时期，这个问题虽然是解决了，但粮油的价格却又上来了，这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正常的，但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粮食产量上下工夫，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粮食，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收入，使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只要这样，才能解决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的矛盾。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再有，我们在解决问题时，更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片面地看问题，照抄照搬某些条条框框。
例如，1949年建国后，我们对城市里资本家所经营的工厂企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这就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对资本家的财产实行没收充公大不一样，我党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如果按照那些教条主义者的做法，那就得照抄照搬苏联在这方面的做法，如果那样做的话，就得事与愿违，达不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没有不出乱子的，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总之，通过学习《矛盾论》这篇文章，使我更加认识到了世界上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各有不同，所以，我们要做到对症下药，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据不同的情况解决不同的矛盾，而不要死抠马列著作中的那些死板教条，要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总之，《矛盾论》这篇文章，是我党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它不仅在过去，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同样有着它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茅盾《春蚕》读后感
春蚕》是茅盾写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的一篇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短篇小说，同《秋收》《残冬》合称为“农村三部曲”，《春蚕》是三部曲的第一篇。
这篇小说通过三十年代初期江浙农村蚕事活动的描写，展示了农村春蚕丰收成灾，经济破产的现实图景，深刻揭露了丰收成灾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统治。
它的历史背景同《子夜》一样，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国民党的腐败，表现在城市既是工商业的破产，实质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
这篇小说，细致地描写了老通宝一家一村，为夺取蚕事丰收而进行竭尽心力和财力的奋斗。
结果丰收而欠债，揭露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以及地主高利贷者重重压榨农民的罪恶。
指出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下中国农村加剧破产以及农民反抗性日益增长的过程。
同时，又明确指出造成丰收灾难这一现象的极流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这个主题的意义，在于它是三十年代半封旧中国社会的缩影，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教材。
老通宝是小说的重要人物，他忠厚倔强，有发家的志气。
相信勤劳就有生路，因此卖尽力气,拼命挣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养蚕事业中去。
为买桑叶，他抵押了最后的田产。
为了照顾好“宝宝”，他们全家忍饿失眠几日几日得守侯在蚕房。
然而“丰收或灾”，带来的并不是富裕和幸福。
而是更可怕的贫困和灾难。
蚕丝跌价，债务加重。
他因此气得生了重病。
老通宝身上又有落后保守的一面，他相信命运和鬼神虔诚得遵守养蚕的的一切禁忌，这使他跟不上时代的变化，终于成为悲剧性的人物。
作者通过他的悲剧命运，说明了单靠劳动要想摆脱穷困生活在旧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
开头是《春蚕》中李牛农民，他身体健壮，性格开朗，因为还没有挑起家庭担子，显的无优无虑。
他身上没有封建传统思想的来薄，没有封建迷信的许多禁忌。
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被人看不起的荷花。
对荷花的以迷信评断进价报复的价为不予计较和声张。
句句头生长在民耕农逐步破产下来的贫苦家庭。
他没有老通宝发家的经历。
予以他永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燕。
他门就可以还清了债在有自己的，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脊梁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因此他同老通宝的思想不同。
他没有象老通宝那样的忧虑，因此迷信。
他对生活充满兴味，他是那样快活，爽朗。
在斗争又是那样猛挚、坚韧。
他之所以上武装的道路，一是总结了老通宝的惨痛经历，二是家庭贫困的促成，三是农民兄弟陆福庆等人的形象。
这个形象的意义，说明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有半过的贫苦的农民已经从灾难中觉醒过来。
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并暗示着他门这些在国统治崛起的农民自发斗争必然会转向自觉的斗争。
《春蚕》艺术构思的重点放在为夺取春蚕丰收而进行的蚕事活动上，丰收成灾的结局则写的简劲利落。
在描写蚕事活动时，作者还插进了嘈杂微妙的人事纠葛。
作品半穿插的这种矛盾纠葛，并不影响蚕事丰收及成灾的结局。
但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和思想容易。
使人物和性格得到了许多方面的计划，增强了作品的生活气魄。
在描写蚕事活动中，紧张的撙战和不安的心性是贯穿全篇的基调。
但也穿插些富有乡性风味的轻松的场面。
作者精心布局，主乏突想，结构严谨而富于变化，夺取丰收的艰辛和丰收成灾的结局形成强些对比，产生了出人意料，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
作品以典型的的细节，细致的心理描写，成功的绝望的塑造了老通宝形象。
作品生活气息浓郁，叙说农村蚕事活动的种种习惯，生动的描绘，具有鲜明乡土特色。
茅盾小说《幻灭》的读后感，谁有资源或者网址的发给我，谢谢了
[关于茅盾的读后感]《春蚕》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主人公老通宝，而是他的小儿子阿多，关于茅盾的读后感。
阿多心地善良，勤劳能干，“高兴起来时，什么都肯做i，碰到同村女人们叫他帮忙，拿多重的家伙他都肯。
”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脊背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
但是他仍旧很高兴地工作着，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快活，正像和六宝调情一样。
正因为年轻所以免不了要偶尔胡闹一下，与六宝的调情也使得阿多这个人物更加鲜活，更加贴近生活，读后感《关于茅盾的读后感》。
当他发现荷花来自己家蚕房里偷蚕时，答应她隐瞒此事。
这是因为荷花的一番话打动了他。
荷花说：你们不把我当人看。
正是由于村民们对荷花的冷漠，把她当成“白老虎”，所以才激起了荷花的复仇心理。
由此也看得出茅盾这部作品所体现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不再是逆来顺受的弱者，她们接受新思想的能力甚至比男性还要强。
比如在作品中四大娘主张养洋种的蚕，这与因为一个大蒜头不知忐忑了多少天的老通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老通宝迷信、中规中矩，却也是中国千万农民的代表。
他的那种封建迷信思想在传统农民身上是根深蒂固的。
当荷花家的收成不好时，全村的人都对她很避讳。
只有在阿多身上，我们仿佛能看到新思想的火花。
他不相信那些鬼禁忌，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如果《春蚕》有续集，阿多会投身革命吧。
〔关于茅盾的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茅盾《蚀》三部曲的时代背景
茅盾”由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宁汉合流，对革命人士大肆屠杀，国内形势急转直下，非常险恶。
沈雁冰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不得不离开武汉，最后到了上海，住在景云里。
恰好，这时鲁迅和叶圣陶也住在这里。
沈雁冰不便出门，又没有工作，生活上便出现了问题，于是就动手写起小说来。
可有许多的报社都不登他的文章，于是他写文章的时候内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笔名是“矛盾”。
后来，他把写好的小说手稿给叶圣陶看，叶圣陶看后非常高兴，就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可叶圣陶认为“矛盾”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一个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并且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使用如此尖锐的笔名不太好，就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改作“茅盾”。
沈雁冰对这一改动也很满意，以后就一直以此为笔名了。
茅盾当时写的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茅盾的生平 1896年7月4日茅盾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
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
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
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
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
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
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
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
《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
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
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
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
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
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
“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
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
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思，同时也在他的作文格调上显露出印迹。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
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
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
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
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
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
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1月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
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
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
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
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
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
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
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留广州工作，在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
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
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
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
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1927年9月,发表《幻灭》，至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
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
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
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
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
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7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
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
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
《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
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
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
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
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
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
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
》），便是这时完成的。
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39年3月抵新疆。
在新疆学院任教。
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长。
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 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5月末抵达延安。
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
在《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
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
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
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
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
在桂林的9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
1942年底再赴重庆。
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
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抗战胜利后，茅盾于1946年3月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
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活动。
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
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
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
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
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
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
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
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
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
同年底，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阳,于1949年2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
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茅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
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吐露出心声，他是李汉俊介绍入党的，应当是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因战争原因与党失去了联系，盼望死后仍承认他是党员之一。
这年的8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他的党籍的决定，明确指出：“1921年沈雁冰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
”这一正确结论，也是对李汉俊革命功劳的肯定。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
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
”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
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
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
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
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
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
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
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
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
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
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
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子夜》出版于1933年6月，震动了中国文坛，瞿秋白把这一年称为“子夜年”，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这部长篇小说围绕着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
茅盾以《子夜》这部长篇杰作的创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子夜》初版印行之时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
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子夜》在整体布局上具史诗般宏阔，但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颤动的波纹。
这一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先生就曾指出过并大加赞赏，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
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
”茅盾认为吴宓的评论真正体会到了“作者的匠心”。
《蚀》描绘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动态。
《林家铺子》以林老板经营的小店铺的兴衰沉浮为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林老板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阐释了林家小店铺的破产是整个工商业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
《春蚕》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加困苦的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
如同《子夜》一样、《林家铺子》和《春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剖析小说。
它们长期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学习的范文。
《林家铺子》和《子夜》还被拍成电影，在中国广大城乡引起强烈反响 。
《林家铺子》是在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上海，矛盾原来供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涵芬楼图书楼，毁于炮火。
矛盾陪母亲回乡居住的一段时间，所见所闻所感是一篇30年代悲剧画面，深深感受到“一·二八”战争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
回到上海，恰逢《申报月刊》向，茅盾约稿，茅盾立刻想到，写一篇反映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
茅盾发现故乡商人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有会做生意的个性，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
写完之后，茅盾提上《倒闭》二字，交给主编后，主编连夜读完，发现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作品展现的社会生活丰实、复杂，故事线索脉络清楚而富有个性，林老板形象极有地方特色，语言形象化个性化。
但一看题目。
觉有不妥，建议修改题目，和茅盾商量之后，起用“林家铺子”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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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论读后感3000字左右
今天，我学习了同志所著的《矛盾论》这篇文章，读后使我更加明白了在延安时期，同志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使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得以发扬和光大。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8月，在当时，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抗日的局面得以到来，又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
但是，由于在长征之前的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得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这种不良影响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清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确立了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对于王明这些人在党内所造成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不花费一番大的力气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为此，同志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文章，借以说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并以此来统一全党的思想。
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是对建党16年来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我们党从她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对任何国家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和答案，特别是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因此，不能死板教条式的生吞活剥马列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更不能照抄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某些做法，只能在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出适合中国革命的路子来。
在世界上，不管什么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矛盾，可以说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在自然界是如此，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也是如此。
记得在我们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些在苏联留过学，住过洋房，喝过洋牛奶，吃过洋面包的布尔什维克们，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一味听命于共产国际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指示，生硬死板地套用苏联十月革命的某些“经验”，甚至聘用由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李德来指挥红军打仗，结果致使中央苏区的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搞形而上学那一套，因为它是不切合实际的唯心主义的理论。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
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的永远不变的。
”从同志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看什么事物，我们都要从实际出发，唯物辨证地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
再有，任何事物都有着它一定的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问题就存在于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就决矛盾，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的变化，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而是要从内部去挖掘、去研究、去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可以说，同志的这段话可真是说到点子上去了，就拿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来说吧，表面上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亿多农民的力量可以说是不可忽视，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所有的耕地都掌握在大官僚、大地主的手里，而农民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刨掉交地租以外，所剩下的口粮是寥寥无几，根本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可以说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一年糠菜半年粮，如果赶上灾年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在遭灾的情况下你粮食歉收，交不上地租，那么，那些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老财就要收回你所租种的土地，甚至逼着你去卖儿卖女，从而家破人亡。
老百姓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可以说是官逼民反，这样的话自然就会产生内部矛盾，而这些矛盾的产生，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
不是吗
在旧中国，由于大官僚、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此时，诞生了代表全中国全体受剥削、受压迫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它的诞生，给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曙光，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人民的希望，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有这些都充分印证了同志所说的“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可以说，同志所讲的这一席话真是太对了，因为，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只有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再有，同志在本文中还着重指出了“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可以说，这段论述可真是太精辟了，就拿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件事来说吧，是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叛变了革命；但是，这和当时党内所出现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分不开的，如果在当时我们拥有自己的革命武装，硬起来，不和国民党妥协，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遭到大革命的失败，更不可能发生国民党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同样，在江西中央苏区，如果我们不迷信苏联的某些“经验”和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指示的话，就不可能发生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
可以说，远在莫斯科的那些住洋房、吃洋面包、喝洋牛奶的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没经过调查研究，擅自发布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所谓“指示”，固然可恶，但是，如果没有党内那些对马列著作的条条框框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奉若神灵的教条主义者，窃取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的话，也就不可能导致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弄得中央红军大搬家似的进行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所以说，同志所指出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句话，说得可真是太对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是啊，整个地球世界上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发展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不是吗
这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着矛盾，可以说，按照列宁的说法，那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会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拿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吧，封建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上是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强多了，但是，由于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乃至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使得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这就大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致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这就产生了矛盾，也就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矛盾，由此，逐渐逐渐地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科学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人们在思想和文花方面的视野也有了很大的开阔，但是，由于大官僚大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工人们是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做工，但仍然是吃不饱穿不暖，一个月下来，被资本家七扣八扣挣下来的那点工钱根本就没法养家糊口，于是，就产生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志于社会变革的仁人志士就会首先站出来，探索改变这种现状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整个世界几千年的发展都是在充满矛盾的过程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不可能有世界的发展，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刚才我们谈到了矛盾孕育和存在于世界上一切事物之中，在我们党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到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中央统治地位，致使第四、五两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等吧，可以说我们党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也是充满曲折，也是在充满矛盾和解决矛盾中度过的，不然的话，能有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又一次地从危亡中挽救了我们的党，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沿着正确的航向驶向胜利的彼岸。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救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是啊，世界上无论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产生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同志的这一论断，为我们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指明了方向，这大千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矛盾，其原因、其性质各不相同，所以，解决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来解决，比如说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要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我们党内的矛盾，就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在改革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绝大部分人才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有一部分人还处在贫困线上这样就出现了贫富之间两极分化的矛盾，而要想解决这个矛盾，不能靠别的，只能靠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就业的岗位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提高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才能解决贫富不均的矛盾。
另外，这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矛盾，每当历史向前迈进了一步，旧的矛盾解决了，而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所以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也都是在解矛盾中度过的，而解决不同的矛盾，也要用不同的方法。
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们居民所食用的粮油实行的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也就是半斤油和二十七、八斤的口粮。
特别是象大米白面这样的细粮，每个月加在一起也超不过那么五六斤，可以说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过得是相当的苦，虽然每斤粮的价钱超不过两三毛钱，价格较低，但是人们却吃不到更多的细粮，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粮食本”，粮油敞开供应，这下子人们的餐桌上可再也见不到高粱米和苞米面这样的粗粮了，可这好了好了，人们却又开始抱怨上了，抱怨什么呢
原来呀，是买粮食虽然不用粮食本了，可以敞开量地买，但这价格却上来了，而且这段时间是这个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却又是那个价，弄得人们是人心荒荒，一个劲儿地抱怨说：这还不如有粮食本哪会儿呢
虽然人们对这件事的认识有所偏激，但是它也确实又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人们只好吃定量供应的粮油，而且每个月根本吃不上几斤大米和白面；而到了市场经济时期，这个问题虽然是解决了，但粮油的价格却又上来了，这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正常的，但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粮食产量上下工夫，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粮食，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收入，使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只要这样，才能解决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的矛盾。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再有，我们在解决问题时，更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片面地看问题，照抄照搬某些条条框框。
例如，1949年建国后，我们对城市里资本家所经营的工厂企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这就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对资本家的财产实行没收充公大不一样，我党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如果按照那些教条主义者的做法，那就得照抄照搬苏联在这方面的做法，如果那样做的话，就得事与愿违，达不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没有不出乱子的，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总之，通过学习《矛盾论》这篇文章，使我更加认识到了世界上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各有不同，所以，我们要做到对症下药，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据不同的情况解决不同的矛盾，而不要死抠马列著作中的那些死板教条，要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总之，《矛盾论》这篇文章，是我党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它不仅在过去，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同样有着它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