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看过村上春树的《猫城》
看过请告诉窝你的理解。
窝难以理解这篇文章的个中深意，求高人讲解。
首先并没有特意写过《猫城》是小说《1Q84》主角天吾处于迷态时，读到的一个奇妙的。
本人认为，“猫城”与村上20年前那“挪威的森林”的含义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看来村上对“迷失”“迷茫”确实有独特的体会和理解。
猫城象征了一个自我迷失的世界，其实当人们在追求冒险，真爱，自由中往往容易迷失自我而那个地方正是作者猫城描绘的地方，一旦陷入将无法自拔，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村上春树的猫城是什么内涵，作者想表达一种什么
作者弱小的小鸟，憎恶猫的凶并由此寓视社会现象，从而更加反衬出代暗势力的猫的凶残，和作者对其的憎恶之情。
更深层的是揭露虚伪的爱猫人士。
猫会传播狂犬病和其他多种疾病，对人类的危害极大。
杀猫是为民除害的英雄行为。
杀猫，不是虐猫。
爱猫人士为了猫的利益，让人类遭受猫的骚扰。
爱猫人士是虐人的恶魔。
爱猫人士有着严重的心理疾病。
爱猫人士又被成为猫奴，是一群臭名昭著的疯子。
很多养猫的人最后的结局就是被自己养的猫咬伤抓伤，传染疾病。
猫对于比自己弱小的动物比如小鸟，体现出猫天生凶残杀戮的本性，毕竟猫和老虎在生物学上是近亲。
聪明的人都反对养猫。
从环保出发，必须把猫杀死
谁知道村上春树的猫城是什么内涵，作者想表达一种什么思想或是观点
我们先谈谈作者吧，作者村上春树有一句箴言说，真的绅士，不谈论别离了的女人和已然付出去的税金。
此话其实是谎言，是我适才随口编造的，谨致歉意。
倘若世上果真存在这么一句箴言，那么“不谈论健康方法”或许也将成为真的绅士的条件之一。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由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创作，本书是村上春树第一本只写自己的书。
如这般围绕一个主题，从正面书写自己，几乎从未有过。
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小说，里面不是一个一气呵成的故事，但我看的时候却想一口气看完（不过我没有做到），因为我觉得我与作者的经历和感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日日都坚持跑步，各色各样的思绪从心底涌起„„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赛，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他，永远奔跑。
从作品本身来看，他确实是一个实诚的人。
那些在跑步中产生的极其细微、明白存在又稍纵即逝的想法，都被他一一捕获，毫不含糊地写在了纸上。
这里面有人生的哲理（虽然觉得他到了那个年纪才如此感慨，好像有一点晚，不过村上的读者大多是年轻人，大概也能反映出他其实可能比较晚熟的特点），也有诙谐和幽默。
不论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容，还是从这位村上新译者的功力来看，这本书都是我近来读到最棒的村上春树了。
记得有一段是讲很艰难地跑完全程，村上说，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终于不用再跑啦——这种喜悦如此简单，并夹杂着一丝自嘲。
再比如开篇的地方说他因为跑步瘦了三斤，想像若是一个人提着三斤肉会是怎样的光景。
又比如他说，在学校里学到最有用的东西，就是知道了在学校什么都学不到。
还有他在雅典跑马拉松的时候，沿途居然还数了马路上因交通事故死去的猫和狗，累得不行时，陪同的车子里，杂志编辑给他加油，他说当时的想法就是你动动嘴皮子远容易多了。
哈，这真是非常真实又很无邪的文字呀
他很坦率地承认，一切艺术创作都是在不健康的情况下展开的，虽然我们都了解这一点，但知道原来村上春树也是这样，就好像找到了一个同伙一般。
甚至是这样的感受，村上春树也和我们一样有。
他说他去采访了一位著名长跑运动员，问他是否会有心烦意乱不愿跑步的时候，那位运动员说，你怎么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当然会有了。
这个时候，村上春树就很高兴，心里想，虽然知道人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但还是希望通过这位运动员的嘴听到。
全书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村上春树一直坚持自我的性格，这大概也是为何他大学毕业会去开个酒吧后来又索性听凭自己的性子写起小说的原因吧。
训练肌肉的时候，究竟是拉到哪个程度，既不会太过又不会太放松，怎么和自己的身体和谐相处，这里面其实都是包含了最朴实的人生哲学的。
我想每个做过拉伸热身、跑过长跑的人都会深有体会。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在书里探讨了作为作家向来让人感觉“不健康生活”的印象，和他通过跑步“健康生活”是否存在矛盾。
有点狐疑地读下来，真是很好。
文字大多比较简短，很有节奏，语言很平实，朴素而有趣。
窃以为，这才是村上春树的真实面目。
林少华的版本总是太过阴柔，很多的长句，很多华丽的辞藻。
虽然我不懂日文，不过英文版本的两个译者都是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英文来进行翻译的，英译本强调的都是村上春树古怪的想象力，而不是精心雕琢的单词和句子。
在这本书中，我也学到了一些我认为好的作者的生活态度，比如说规律的作息，坚持做一件事，认真。
未来更多的是未知领域，如何做出成果，在旧的领域发挥创新，提出新的想法和点子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甚至是观念、信仰。
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忙工作，做不出来结果就会觉得很沮丧，压力很大，常常会在，重复了无数次的事情当中的某一次想放弃。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会选择坚持，因为也许下次就会有结果了，成功了呢。
觉得村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可以适用于许多地方。
所谓坚持就是胜利，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村上春树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1949年1月12日，村上春树诞生于京都市伏见区，不久就搬到兵库县西宫市夙川定居。
村上的父亲是京都和尚的儿子，母亲则是船场商家的女儿，套句村上常用的表现，他可说是100%的纯关西种。
由于父亲是国语老师，而且很爱看书，所以除了不准买漫画和周刊志外，村上自幼即可以买自已爱看的书来读。
当时村上家每月向书局订购世界文学全集，因此村上所接触的都是外国文学，日后他也坦承到目前为止涉猎的日本文学有限，是因为小时候的环境决定了往后的阅读倾向。
村上求学时对学校没什么好感，不过他特别爱看书，一有空就一头栽进文学作品的世界里。
结果国语的成绩不错。
至于英语，村上一上高中就开始阅读英文版的外国文学，他对自已的英文阅读能力颇有自信，不过这毕竟和会考试不同，因此英文成绩在班上是中上的排名。
村上还自嘲说，要是当时的英文老师知道我翻译不少外国作品，大概会摇头吧! 村上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年浪人(重考生)，第二年考上了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的演剧科。
村上几乎不到学校去上课，他在新宿打工，空闲时僦到歌舞伎町的爵士咖啡厅去。
村上还是大学生时(22岁)就和夫人阳子结婚。
25岁时，夫妻两人以日币五百万圆的资金，在国分寺车站南口的地下一楼开了一家名为 Peter Cat 的爵士咖啡厅，当时村上养的猫，名字就叫Peter。
之后店面迁移到千驮谷去。
村上26岁从早稻田的演剧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美国电影中关于旅行的思想」。
村上一边经营爵士咖啡厅，晚上还继续在厨房的桌子上写作，准备参加由「群像」杂志主办的群像新人文学赏。
结果村上初试啼声的「听风的歌」，一举摘下桂冠，那一年是1979年，村上30岁，「听风的歌」一书并旋即由讲谈社出版。
翌年(80年)，村上又有新作问世，即《听风的歌》的姐妹作《1973年的弹珠玩具》。
一直到写《寻羊冒险记》之前，村上所写的作品都是在蜡烛两头烧的情况下完成的。
当时写作的意义愈来愈重要时，村上不得不有所抉择。
为了能更专心于写作，他卖掉经营七年的爵士咖啡厅，并搬到千叶去住。
《寻羊冒险记》也就是村上成为专业作家后写的第一本小说。
成为专业作家后的村上，生活的内容和作息有了很大的改变。
以往到凌晨二、三时都还未入睡的村上，现在却过着晚上十时就寝，早上六时起床的规律生活，而且养成每天早晨慢跑的习惯，甚至在第二年就可以跑完全程的马拉松。
村上算是相当多产的作家，从1979年耕耘至今，长篇、短篇小说、随笔、翻译作品等，加起来超过四十部。
村上写作的节奏通常是长篇和短篇交替进行，唯一的例外是长篇的《挪威的森林》后，接着又继续另一长篇作品《舞.舞.舞》。
村上的个性可以说非常执着而且单纯，他简朴而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写照，就好比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慢跑(后来加上游泳)、稿子绝无迟交记录，甚至他自嘲从出生到现在从没有过宿醉、便秘、头痛和肩酸的记录，难怪外界会觉得他特立独行，不易亲近。
村上春树的开往中国的慢船到底在说什么
林少华在《孤独是联系的纽带一一东京访村上春树》一文中，有如下记录：“我(村上春树)是在神户长大的。
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就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
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问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
在这个意义上，我和中国 黾很有缘分的。
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 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不难看出，村上春树从小就对中国存在感情。
这种感情，在根据亲身体验而创作的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中，得到了集中真实的反映——令人向往而又遥远，这就是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
文章开始引用了～段旧时歌谣：“很想让你坐上／去中国／的小船／只坐你我两人／船儿永借不还⋯⋯ ”歌谣里传达出的希望与温暖已经为“我”的中国观作了铺垫。
值得注意的是，“我”对中国的感情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环境中逐步形成的。
接下来的正文便围绕“我”与三个中国人的故事展开，一步步揭示出“我”对中国向往之情的形成过程。
认识第一个中国人，让“我”了解到中国人的积极乐观。
在遇见第一个中国人之前，“我” 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对中国的印象是陌生而糟糕的。
“我”对自己被分配到一所中国人小学参加考试感到无奈和不满，认为这是“某种事务性差错造成的，因为班里其他人都被安排去附近考场”。
当“我”带着“极为黯淡的心情”来到中国人小学时，情况却完全“出乎我朦胧的预想”：中国人小学外表上与我们小学不但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清爽得多。
又黑又长的走廊、潮乎乎的霉味儿等两个星期来在我脑海中随意膨胀的图像根本无处可寻。
⋯ ⋯ 一切都是那么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除了超乎想象的环境，真正让年幼的“我”印象深刻的是监考的中国老师，也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中国人。
“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
⋯ ⋯ 再要好的朋友，有时候也不能沟通，对不对?我们两国之间也是一回事。
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们一定能友好相处。
为此，我们必须先互相尊敬。
这是⋯ ⋯ 第一步。
”按照小说的时间推算，“我” 去中国小学的年代应该在1960年左右。
那时离二战结束不过十余年，仅仅十余年的光阴没有办法化解两个国家的历史恩怨，中日关系的僵化不难想象，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想象中的中国小学会如此阴暗可怕，为什么“我”如此不愿意到中国小学去考试。
因为整个日本社会对中国都充满了排斥和敌对情绪，“我”尽管年幼，但毕竟是社会中的一员，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那位中国老师的话无疑给“我”一种完全不同以往的全新观念：原来两个国家还能够友好相处，还需要互相尊敬，而不是互相仇视。
监考老师——仍然生活在战争遗留的阴影中，但是能够积极客观地看待两国的关系，并且心怀希望—— 这种乐观向上的态度深深感染了“我”这个小学生，同时也使“我”对中国的看法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
二十年后，“我”依然记得那个中国老师，“还有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
这里“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不仅仅是对学生仪表的要求，而是包含了对整个人生态度的追求：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无论面对何人何事，都要积极乐观。
认识的第二个中国人是一个女大学生，她让“我”觉得“愉快”和“地道”。
“我”告诉她：“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
不是说谎”“总之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地道，为什么我不清楚。
” 虽然“我”自己说不清楚为什么觉得她“地道”，但实际上其中的原因还是有迹可寻的。
首先，尽管做的是非常“简单、乏味、忙碌”的工作，但是“她干活非常热心”，“她的热心则大约属于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种类”。
这种从心底生出的热情无形中感染了“我”，“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干得挺热心”，即使“我们”的热心“本质上截然不同”。
其次，她对工作一丝不苟，不容许自己犯错。
在“我”看来任何人都在所难免的失误，她却不能接受。
“一条小小的裂缝在她的头脑中逐渐变大，不一会竟成了无可奈何的巨大深渊，她一步也前进不得”，这也许就是“我”觉得她“有神经质的地方”，但是正是这样认真得近于苛刻的态度才显出她的与别人的不同，所以“我”会“对她怀有本能的好感 ，不停地安慰犯错的她。
再次，她是一个简单自律的人。
在“我”邀请她去舞厅之前，她从没跳过舞。
虽然玩得很尽兴，却没有忘记要在十一点之前回去。
此外，她又是一个孤独敏感的女孩。
她是一个中国人，尽管生在日本，但毕竟不是在自己的国家，所以她会说“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她觉得自己无法真正融入日本这个社会，这是她“有点过于沉默寡言”的关键原因，因为她的位置不在这里，这里让她感到陌生。
“我” 把她送错了车，她并没有怪“我”，反而认为“我”生气了才会这样做——因为和她在一起根本没意思。
责任本来在“我”，但她却归结在自己身上，并且因此而难过落泪，说明她的内心十分介意她的边缘人身份。
她的性情虽然内向，却很真实纯粹，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成分，所以“我”才会从心底生出愉快和地道的感觉。
认识的第三个中国人，让“我也不明所以地觉得亲切，很有些不可思异”。
在遇上第三个中国人的时候，“我二十八，结婚都已六年。
六年里我埋葬了三只猫，也焚烧了几个希望，将几个痛苦用厚毛衣包起来埋进土里”，生活很不尽人意。
“我”过去留给他的感觉是只知道看书，“原本不像买卖人来着”。
所以他听到“我”现在的工作是在做小买卖时，会“怔怔地张大嘴”，隔了一阵才反应过来。
而他过去给“我”的印象是“教养不差，成绩也应在我之上”，“并非干百科事典推销员的那个类型”。
双方以前给对方的印象与现在所处的实际情况都迥然不同，这是“我”和他的第一个共同之处。
“我”过去只知道看书，读书似乎是生活的全部乐趣，而现在却只能苦笑着说：“书现在倒也在看。
”可以想见，除了看书以外，“我”不得不面对许许多多自己并不乐意的事情。
他的情形并不比“我”乐观。
他说：“自己现在也闹不清，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落到沿街向中国人推销百科事典这个地步的。
”两人都在做着违背自己意愿的工作，这是“我”和他的第二个共同之处。
第三，两个人都在生活中挣扎，心里都充满了对未来的迷茫。
一个是“眼下没钱，真正一文不名。
一大堆债，刚开始还”，另一个也穷得和对方半斤八两。
一个早已把希望焚烧掉，把痛苦埋藏起来，渐渐麻木地面对眼前的生活。
另一个不知道往后要做什么，“反正总有什么可卖吧”。
总而言之，“我”和他最初一定都是怀着对生活的憧憬走进社会的，而残酷的现实总是让希望落空，人们往往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疲于应付生计。
“我”和他虽然国籍不同，但都走上了有悖自己初衷的道路，陷入同样潦倒的境地。
相同的起点、相似的遭遇、相通的无奈，恐怕就是彼此之间虽不熟悉却莫名亲切的根源。
小学老师、大学女生、高中同学，他们分别在“我”的幼年、少年、青年时代出现，给了“我”造成了不同的影响。
这些影响虽然差别很大，但留下的都是好感。
正是这种延续的对中国人的好感促成了“我”对中国的向往。
文章末尾，这种感情被明显而直露地表达出来：“(我)坐在港口石阶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线上迟早会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
我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于“我”，除了吸引以外，又具有相当的距离感。
虽然曾有中国人给“我”亲切感，但从整体上看来，“我”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还是相当陌生的。
这在文中有明显体现：第一节中“不知何故，死使我想起中国人”。
“对我来说，考虑死是非常不着边际的作业”，可是“我”却把死和中国人联系在了一起。
第二节中提到“天涯海角的中国人小学”，“天涯海角” 这恐怕不仅仅是指要乘半个小时电车才能到达的实际距离，还有对中国的不了解造成的心理距离；第五节中每次谈到“我”想象中国，用的都是“遥想”这个词，如“我望着东京遥想中国”“我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
而文章的最后一句“朋友哟，中国过于遥远了”，则把对中国的距离感渲染到了顶点。
可以体会到，“我”对中国并非了如指掌以后生出浓浓的眷恋，而是在朦胧中怀抱着憧憬。
“我”所向往的中国，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客观存在的中国，而是建立于“我”主观想象之上的中国。
中国仍然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中国，是唯我一人能读懂的中国，是只向我一个人发出呼唤的中国。
那是另一个中国，不同于地球仪上涂以黄色的中国。
那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
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被中国一词切下的我自身。
因为“我”并没有到过中国，我对中国的认识完全来自于“我”与在日本的中国人的交往以及阅读的关于中国的书籍。
事实上，“我”同文中提到的三个中国人的交往也并不深。
这种初步的交流虽然让“我”触及到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一些特质，但无疑留下了大量的空白。
正是这些空白拉开了中国和“我”的距离，让“我”觉得中国离“我”很远很远。
然而距离也不无好处：“我”拥有了足够的空间去想象这样一个一水之隔的国度—— “我在中国漫游，但无须乘坐飞机。
”因为想象不需要借助任何交通工具。
“漫游是在东京地铁的车厢内或出租车后排座上进行的，这种冒险是在家附近牙科医院的候诊室以及银行窗口进行的。
”因为想象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实际上“我”虽然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去”，但在想象中，“我可以去任何地方”。
当然，小说中的“我”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村上春树本人，但是“我”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可以算作村上春树的代言人。
正如在本文开头引用的村上春树的原话所说：“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 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这篇小说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村上春树出生于1949年，《去中国的小船》发表于1980年，他31岁。
文章中提到“作为一个年逾三十的男人”，可知“我”的年龄也在三十阶段。
文中说“重逢时我二十八岁，结婚都已六年了”，推知“我”在22岁结婚。
而1971年村上春树和阳子结婚的时候，正是22岁。
“我”在东京读大学，村上春树本人也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更近于一篇散文。
“我”对中国的看法实际上也是村上春树自身中国情结的写照——充满向往，同时又因缺乏对中国的客观了解而产生出距离感。
可以说，他的中国情结是在小部分事实和大部分想象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理想化后的中国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