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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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仓嘉措的诗、有么
“若随美丽姑娘心， 今生便无学佛份， 若到深山去修行， 又负姑娘一片情。
” （译自青海省民族出版社藏汉对照《仓洋嘉措情歌》第24首） 这首诗，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出家修佛，还是在家生活
是对现实生活的执著的追求，还是舍弃今生去寻求那虚无缥缈的来生幸福
这个问题，在每个僧人面前摆着，在每个僧人心中想着。
在广大僧徒中，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深刻内容的矛盾问题。
这种矛盾，是那么不可调和，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每具僧人都不得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但是，在旧时代的西藏，在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统治下，人们是没有人身自由和信仰由自的。
一家若有两个男孩，便要送一个去当僧人；若有三个，但要送两个去出家。
所以，这里完全抹杀了信仰自由，剥夺了自己选择的权利。
在这点上，仓洋嘉措和广大僧徒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但是，对于行动的桎梏，并不等于扼杀了思想。
失掉爱情的自由，仓洋嘉措是不甘心的。
所心在《情歌》中又唱出了如下的歌： “我观修的喇嘛的脸面， 却不能在心中显现； 没观修的情人容颜， 却在心中明朗地映见。
” 在佛教观念中，“佛、法、僧”被称为“三宝”。
就是说佛、教义和僧人是佛教中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
任何信徒都要诫崇奉，绝不允许有丝毫不敬，更不用说亵渎了。
其中特别是向自己传授佛法经典的喇嘛，那是引导自己进入教门、指引走向解脱道路的亲教师，是佛的代言人。
对之就更要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并要在修法中，时时加以观修，否则就是大逆不到，罪恶难容。
但是，在这首诗中，仓洋嘉措却把教导自己修习佛法的喇嘛与佛教严禁接触的“情人”相提并论。
而且还毫不避讳地宣称，自己特意观修的喇嘛，在心中不见影象，而没有观修的情人，却占据了自己的心田。
这就充分说明诗人对于佛法和喇嘛是淡然视之，而对于人世生活却是热烈追求。
像这样内容的诗，《情歌》中有七、八首。
这些诗，不但否定了佛教的出世思想，而且对于强迫出家、把出家做为差役摊派给农奴的政教合一制度，给了有力的抨击。
它表达了广大僧徒的心声，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制度的不满和对非理性的佛教禁欲主义的批判，使这些诗歌具有深刻的议会意义。
这便是《情歌》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在民间，受到人民群众喜爱的根本原因。
更何况诗人还唱出： “发发草上霜冻， 再加使者寒风， 当然就是他俩， 拆散花儿蜜蜂
” （同书第8首） 这首诗通篇用比喻，生动形象，有力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一切破坏爱情的“霜冻”和“寒风”，其社会意义便更加普遍了。
在《情歌》中，我们还可以读到对于坚贞爱情的追求和赞美的诗，如： “心中热烈地爱恋， 问伊能否作侣伴
答道：除非死别， 活着便决不离散
” （同书第23首） “盖的黑色印章， 不会把话来讲， 请将信义小印， 嵌在各自心上” 〔同书第14首） “写的黑色小字， 已被雨水冲去； 未画的心的图画， 要擦也擦不掉它
” （同书第13首） 《情歌》中还有不少诗章，描绘了整个爱情生活中各种复杂曲折的情景和微妙多变的心理状态，也都真实、细腻，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如描绘初恋的： “在那众人之中， 莫露我俩真情， 你若心中有意， 请用眉眼传递
” （同书第71首） 表达爱情欢乐的如： “杜鹃来自门地， 带来春的气息； 我和情人相会， 身心无限欢喜。
” （同书第46首） 抒发想念之情的如： “第一最好不见， 免得彼此相恋； 第二最好不识， 免得彼此相思。
” （同书第66首） 反映不安心情的如： “虽然肌肤相亲， 却不知情人真心； 不如地上画图， 能算准天上星辰。
” （同书第49首） 这首诗细腻地反映了男女相交过程中，摸不准对方真情时的忐忑不安心情。
以上所举《情歌》中表述的在爱情生活中所感受的喜怒哀乐的情绪，所品尝的酸甜苦辣的滋味，是在一般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中都会出现的。
这也使诗人和广大群众在感情上有了相通之处。
对于仓洋嘉措，西藏的两股政治势力，从不同的方向，对他施加着强大的压力。
扶立仓洋嘉措为达赖喇嘛的触者桑吉嘉措，告诫他要烙守清规，不犯戒律，潜心读经。
这在《桑吉嘉措传 和《仓洋嘉措秘史》中都有明自记述。
这显然是为了在政治斗争中，不给对方以口实。
另一方是拉藏汗，则借仓洋嘉措的“荒唐行为”，极力进行攻击，说桑吉嘉措所立的不是真达赖。
总之，各方的非难和攻击，一齐落到仓洋嘉措的头上。
对此，诗人并没有屈服。
他一方面向他的亲教师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表示情愿交出“达赖喇嘛”这顶桂冠；另一方面，还用自己的诗歌作出了响亮而有力的回答： “人们说我闲话， 自认说得不差， 少年我的脚印， 进了女店主家。
” （同书第61首） 这和另一首：“老狗长满毛须，心比人还伶俐。
奠说我曾夜出，莫说破晓才归
”比起来，后者显然是初期写的，表露了诗人生怕自己的行为被别人知道的惴惴不安心情。
而前者则是诗人对自己的行为直认不讳，同时对那些责难给以强力的反驳： “莫说仓洋嘉措， 去把情人寻找。
恰似己所觅求， 他人同样需要
” （同书第67首） 不但如此，诗人还横下一条心，大声对他们宣告： “背后的凶恶龙魔， 无所谓怕与不怕， 前面的香甜苹果， 我一定要摘到它
” （同书第65首） 这首诗显示了诗人要冲破一切清规戒律，不顾一切攻击和责难，而去追求爱情，热爱人生的坚强意志和刚毅决心。
凡此种种，对当时的西藏上层社会，特别是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界来说，犹如发聋振聩的晴天霹雳，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和打击。
因之对仓洋嘉措加以责难。
不过，这种违反教规的行为显然只是一个导火线，更为重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所以，他们抓住仓洋嘉措的生活表现，借题发挥，罗织罪名，上告中央皇廷，实际上是要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但是，正因为如此，便更鲜明地显示出《情歌》的进步性和巨大的社会意义。
四、艺术成就 《情歌》不但有积极进步的思想内容，而且也有高度的艺术技巧。
在格律结构上，《情歌》采取了“谐体”（四句六言体）民歌的形式，除个别六旬、八句外。
基本上都是每首四句，每句六个音节，两个音节一停顿，分为三拍，即四句六音节三顿的民歌格律。
节奏响亮，琅琅上口，还可以民歌曲调吟唱，极富于音乐美感。
《情歌》寓情于喻，多取比兴；直抒胸怀，采用白描的手法，自然而流畅，通俗易懂，具有浓郁的民歌风韵。
《情歌》用比的艺术手段也多种多样。
有通篇比喻的。
如： “柳树爱上小鸟， 小鸟爱上柳树， 只要双双相爱， 鹞鹰无法破坏
” （同书第62首） 诗中以小鸟栖息杨柳的常见自然景象比喻男女的相爱；以鹰鹞与鸟雀的敌对关系，比喻破坏者及其凶恶本性，都是非常贴切而又富于生活气息的。
还有前两句比兴，后两句写实的，如： “烈马逃到山上， 可用套索捉捕。
情人一旦反目， 法力也难捉住
” （同书第37首） 前两句以不驯的劣马比后两句中反目的情人，可谓就近取比，颇具民族特色。
《情歌》中还有不少诗章采取直抒胸怀的白描手法。
如： 一个把帽子戴在头， 一个把辫子从背后， 一个说请你慢慢走， 一个说请把步地留， 一个说心儿莫难受， 一个说很快会聚首。
” （同书第56首） 戴帽、甩辫的动作，本来极为平常，但诗人写人诗中，却显得那么真切、细腻，给人以动的画面；几句对话，也似平淡无奇。
但一片恋恋难舍深情，却就寄寓在平淡之中；分别相送也是常事，可是，一旦注人了爱情美酒，那情景也就使人格外陶醉了。
短短六句诗，写动作，男女分明；写对话，言短意长。
景中有情，诗中有画，成为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绝妙惜别素描。
不是诗人热爱生活，深入细致的观察，哪能达到这般高超的境界
《情歌》的一些诗章，还巧妙地使用了对比的手法。
如： “我到喇嘛跟前， 请把心路指点。
无奈心儿难收， 跑到情人那边。
” （同书第17首） 这首诗把情人和喇嘛、爱情和佛法这两对尖锐矛盾着的事物相对比，而以心儿的选择做为对比的杠杆，把客观事物的美丑、主观感情的爱憎以及诗人的取舍，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两相对比，形象格外鲜明，感受更加强烈，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效果。
《情歌》中有的诗在构思和意境方面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如： “天空洁白仙鹤， 请把双翅惜我， 不到远处去飞， 只到理塘就回
” （同书第57首） 这首诗显露了诗人驰神逞想，纵意凌空，超脱浪漫的气质。
同时也表达了诗人急欲冲出牢笼获取自由的愿望，使人读之心旷神怡，一向为群众所喜传爱唱。
解放后，群众还借此格律新创了一首“天空洁白仙鹤，请把双翅借我，不到远处去飞，只到北京就回
”的脍炙人口的新民歌。
诗人在语言的运用方面，朴素无华，活泼生动，清新明快，平易通俗，多是群众语言。
这也是他的诗歌能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知道诗歌出处的人，只把它当做一般民歌来唱。
由此可见《情歌》在语言艺术和思想感情方面“群众化”的程度。
特别在当时，上层文人多受“年阿”诗体的影响，崇尚典雅深奥、讲求词藻堆砌、鄙视“俗词俚语”之风盛行之际，诗人却以达赖喇嘛至高的身份，坚持将群众语言写入诗篇，独树一帜，一新当时文坛耳目，更觉难能可贵。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一个有成就的诗人，他总是要向民歌学习，并从中汲取多方面的营养以充实自己的。
从十一世纪的米拉日巴和十二世纪的贡噶坚赞的诗作看，也都无不如此。
综上所述，《仓洋嘉措情歌》称得上思想内容积极健康，一扫封建文人凡有著作必有宗教内容的习气。
艺术上有独到的成就，玉润珠圆，唾吐自然，富于民歌风韵，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美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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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娄师德(630—699年)，字宗仁，汉族，郑州原武(今河南原阳县师寨镇安庄村)人，唐朝大臣、名将。
唐高宗、两代大臣。
他是文武兼备的全才，无所不能的的老师。
A 娄师德自幼才思敏捷，弱冠便以进士及第授江都(今江苏扬州)县尉。
娄师德的才能很快便使扬州(治江都县，今江苏扬州市)长史卢承业感到惊异。
为此，卢承业对他说：“吾子台辅之器，当以子孙相托，岂可以官属常礼待也
”() 上元初年，娄师德又累补监察御史。
B 一生久经大战，举凡大唐与吐蕃的青海之战、反击之战，后来的安西之战，平契丹，抚吐蕃，都由他主持。
尤其是反击之战，他率领大军八战八捷，大破吐蕃大军于白水涧（青海）,为后世传诵。
C 娄师德身长八尺，方口博唇，为人宽厚，深沉有度量，即使冒犯他也不计较。
一次他与李昭德一同入朝，娄师德因身体肥胖而行动缓慢，李昭德久等他也不来，便怒骂他：“为田舍子所留。
”娄师德却笑着说：“吾不田舍，复在何人
”()成语“唾面自干”也是他说的，足以形容他的大度与雅量。
D 他为官清廉，善于忍让，忧于国事，善于韬晦之术。
史载师德自高宗上元初年间，入任监察御史，至武氏圣历二年乃殁，相距几三十年，这三十年间，大狱屡兴，罗织不绝，独师德与世无忤，从未殃及。
出为将，入为相，以功名终身。
狄公曾言：“娄公清德，吾不及也。
” 狄仁杰一生与之仿佛，当受到老师不少影响。
2、狄仁杰门生众多，时人言：“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
” 最出色的有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五贤以及姚崇、宋璟等人。
这些人当中张柬之、姚崇、宋璟三人都当过宰相。
3、张柬之（五贤） 一次，要狄仁杰给她推荐一个宰相之才，狄仁杰说出了“张柬之”三个字。
将其提升为洛州司马。
不数日，狄仁杰再荐之，称其“可为宰相，非司马也。
”遂得以升为秋官侍郎，过了一个时期，升位宰相。
张柬之（625年－706年），字孟将，汉族，唐朝襄州襄阳人。
张柬之中进士后任清源丞。
689年以贤良征试，擢为监察御史。
后出任合州、蜀州刺史、荆州长史等职。
与狄仁杰不同的是他的复李唐天下的志愿很强烈，曾因为上书催促武则天立太子一事被流。
后人一直认为狄仁杰推荐五贤是有深意的。
等他死后，这五个有着强烈复唐愿望的重臣就会发动兵变，还李唐天下。
换句话说狄公已经安排好了剧情，后面的人只要执行就可以了。
果然武则天病危，张柬之连同桓彦范、敬晖等人发动兵变，诛张昌宗、张易之，复唐社稷。
可是因为李显的老婆韦氏与武三思有染，韦氏替武三思说清，李显不顾五位大臣的反对硬是不杀武三思，还升了武三思的官——司空。
武氏余孽得以苟延残喘
武三思性命得保以后，为了自己的未来，构陷五贤。
他们的结局都是异常悲惨
张柬之被贬为新洲司马，活活气死了；桓彦范被流放到贵州（广西贵县），遭杖杀而死；敬晖被流放到崖州（海南岛海口东南），被谋害身亡；袁恕已被流放到环州（广河池东北），被逼至发疯，后遭击杀而死。
除了崔玄暐还保得一个全尸，都落入了死无葬身之地的惨境。
4、姚崇 姚崇（公元650年－公元721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避“开元”年号讳，改名姚崇。
父姚懿，曾任硖石县令，祖籍江苏吴兴，因先辈世代在陕州为官，遂定居陕州硖石（今属陕县硖石乡）。
崇出身于官僚家庭。
年轻时喜好逸乐，年长以后，才刻苦读书，大器晚成。
历任武则天、唐睿宗、三朝宰相，有“救时宰相”之称，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宰相。
特别是在玄宗朝早期为相，对“开元之治”贡献尤多，影响极为深远。
A 他生于陕州一个武将之家，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第二十一世孙。
听从学子张憬建议，饱读诗书，入科考，登官场，三次为宰相。
B 善于韬晦之术，当年武则天病重，姚崇从边关回京，同张柬之密谋杀死了张氏兄弟，逼武则天让位给太子显。
李显复位，以姚、张为宰相，因姚有功，加封为梁县侯。
中宗继位，武家势力十分强大，姚崇没有按受相位，以种种借口出任亳州刺史。
之后出现了中张柬之被杀、武三思和韦后掌权，太子杀死武三思，韦后和毒死中宗掌握朝中大权，发动政变杀死韦后拥李旦继位的宫廷权力争斗。
姚崇幸免于难。
C 做事雷厉风行，极有效率。
玄宗平定韦后与之乱，杜绝了后宫擅权之祸后，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起用他为宰相。
姚崇出任宰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建议改除武则天晚年以来十几年间混乱政治的积弊十种。
主要是罢免冗官，行法自近，禁绝贿赂等。
玄宗很爽快地全盘采纳，并全力支持姚崇逐条落实。
姚崇任宰相三年，实行了选贤任能、奖励清廉、精简机构、裁减沉员、惩治贪官、爱护百姓的清明政治，为“”奠定了的基础。
姚崇被誉为“救时宰相”，与唐太宗时的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并称为贤相。
D 算无遗策，精于权术。
在这方面上，他很像他的老师狄仁杰，似乎无所不知。
姚崇与张说的关系很不好。
据传说，姚崇临死前，还告诫自己的儿子说：“张说与我嫌隙很深。
我死之后，出于礼节，他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平生所服用的珍宝器皿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他看也不看，那你们就要作好准备，灭族之灾就将来临了；如他看这些东西，那就预示没事了，你们就将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
得到他所撰碑文后，立即誊写，报呈皇上，并准备好石头，立即刊刻。
他比我要迟钝，数日之后，定要反悔；他如派人来索取碑文，就说已报请皇上批准，并将刊刻好了的碑拿给他看。
”姚崇死后，张说前往吊丧，见到所陈服玩，看了又看。
姚崇诸子如姚崇所嘱办理，得到了他所撰写的碑文，并使他索回碑文的计谋落空。
张说气愤至极，说：“死姚崇犹能算计生张说。
” 与“死诸葛吓走生仲达”正是一对。
5、宋璟 宋璟（公元663年～737年），字广平，河北邢台市南和县阎里乡宋台人。
其祖于北魏、北齐皆为名宦。
璟少年博学多才，擅长文学。
弱冠中进士，官历上党尉、凤阁舍人、御史台中丞、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
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拜尚书右丞相。
授府仪同三司，进爵广平郡开国公，经武、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帝，在任52年。
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终于与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朝，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史称“开元盛世”。
A 他与姚崇同是狄仁杰的学生又都是宰相，而且两人私交很好。
司马光评论唐代宰相道：“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
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
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
”（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肯定了宋璟为唐朝的四大贤相之一。
B 武后时期与张易之兄弟结怨，二张屡次欲借故中伤他，但却不成功。
李唐复兴后，在中宗时，宋璟担任黄门侍郎。
当时宋璟得罪了当权的武三思，因此受到排挤，被外调为贝州刺史。
其后因为韦后叛乱，中宗被杀，睿宗子李隆基平叛， 睿宗继位。
宋璟重新被起用，睿宗将他由洛州长史调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执掌朝政，这是他首度为相。
在这期间，他一改朝廷用人惟亲的恶习，得罪了太平公主，变为楚州刺史。
C 姚崇为人虽然正直，但是精于权术，有时不甚光明
宋璟则不然。
品行高尚，爱民恤物。
朝野赞誉景为“有脚阳春”（风王仁裕《天宝遗事》）。
意言景如一缕春风，趟到哪里哪里似春风煦物，倍感温暖。
景都化岭（今广州）南人安成乐业;限制皇亲婚丧奢办;不为自己争名谋利;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均体现了景爱民恤物的高尚品德。
从废黜京城千名斜封官（用钱买的官），截汰居功傲的“铁骑军”，到查禁回收流行市场的伪币，采取量才录官的用人制度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正直官员的内心充满着清淡之气。
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他的老师。
其实还有很多，这里不多说了。
如果要看，自己翻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