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论语新解》是什么时间写的
讯论语新解》，钱穆大师级别的。
所谓大师级，不仅在学，更在于识。
读《先秦诸子系年》，十分佩服他的博学和慎思明辩，非迂腐轻佻之流可比。
唯一的问题是钱穆用的是半文言，以古解古，初学者可能会有点累。
《论语译注》也不错。
《论语》新解
《论语》成书于１９６。
钱穆先生早年是中学，自学成材，著作等身，在经、史、子等领域均着力极深，富真知灼见而成一家之言。
但是，他也为儒家思想背负了太多的负担，显得拘谨和不合时宜。
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儒家思想被全面否定甚至是给抹黑的时代，人们对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嘘声四起，国内时局又是革命声浪齐天、城头王旗变换，谦谦君子之道，庶几无存。
《论语新解》一书是钱先生出入各注，“异说既多，贵能折中”后的产物，经由他的火眼金睛并与其时代呼应，确实能给我们极大的启发。
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孔子生平事迹的详细考证，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详细年表，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另外，钱先生于各章注解之余，偶有一两句感悟，直有画龙点睛之妙，可说是字字如金
例如《论语·学而第一》中他评论说： 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
”然人道必本于人心，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
”本于此心而有此道。
此心修养成德，所指极深极广。
由其最先之心言，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
发于仁心，乃有仁道。
而此心实为人性所固有。
其先发而可见者为孝弟，故培养仁心当自孝弟始。
孝弟之道，则贵能推广而成为通行于人群之大道。
有子此章，所指浅近，而实为孔门教学之要义。
以上感触，确是阐述“仁”内涵之至当至确之语，仅此便知钱先生的国学修为。
应该说，杨伯峻和钱穆正是可以优势互补的两位学者，若能将杨伯峻的语言学修为与钱穆的国学功底相结合，势必能写出一部更完美的《论语》新解。
的确，比较起来，《论语新解》最大的问题便出在语言上。
钱穆在序言里指出：“……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
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
……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
”可从实际效果看来，平易已不可得，确切更难企及矣。
全篇都是半白半文、磕磕绊绊的语言风格，不仅使人读得吃力，且多数译句令人难究其义。
“周”解为“待人忠信”已属奇论，而舍“营私”取“阿私”，又不符合常人的用词习惯。
《论语新解》一书的行文、译句大抵如是，就不再多举例子了。
关于论语最好解释的书是那几本
最浅普及、也容易入门的是 今人杨伯《论语》，还有钱穆《论语新解》。
也可看李泽厚《论语今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还可以准备《说文解字》和《王力古汉语字典》辅助查字词阅。
如果要做一个基本的了解，最好的著作是： 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是书为程树德先生精心之作，参考了及其丰富的《论语》解释史材料而写成，所以，对历史上多种《论语》解释都有充分的考辨，为研究者读《论语》的入门之书。
如果要做相对比较深入的解读，有： 第一，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此书见于《十三经注疏》，为一般性研究最基本的入门书。
何晏之注，其注甚古，其言甚精。
邢昺之疏，其解甚贴切。
第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论语章句集注》，此书为理学家注论语集大成之作，为研究理学必读之作，也是理解“朱熹眼中的《论语》”最重要的作品。
读此书需同时参考《朱子语类》和《大学》、《中庸》、《孟子》的朱注，才能有贴切的了解。
第三，刘宝楠《论语正义》，此书为宝应刘氏对何晏注的正义，刘宝楠以“以经注经”之法注解《论语》，其材料之广博，考辨之精审，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要研究《论语》，窃以为此书可以做最基本的材料。
第四，杨树达《论语疏证》，此书为以经注经的典范性著作，一般可能比较难以读懂，不过研究《论语》，此书必读。
如果要看《论语》是怎样被皇权专制败坏的，最好的著作是胡广等奉敕撰：《四书大全》（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此书名为“大全”，收集也甚广，只是奴才之书，多有以经典阿谀圣上之词。
对《论语》的研究性阅读可参考之书，最重要的是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 刘逢禄：《论语述何》 康有为：《论语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