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 乡愁四韵
▲余光中--《乡愁四韵》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酒一样的长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血一样的海棠红 沸血的烧痛 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信一样的雪花白 家信的等待 是乡愁的等待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母亲一样的腊梅香 母亲的芬芳 是乡土的芬芳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赏析】已白发盖黑土的余光中老先生，祖籍究竟是江苏常州还是福建永春已经无从查考，但余老先生是生于南京，九岁方离开当时的首都去四川，三年后返回南京读大学，对于祖国，少年时的印象是最深的，四九年余光中离开大陆赴台湾，此后飘泊于香港、欧洲、北美……半个世纪以后再次蹋上大陆的土地，余光中在南京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乡愁只有纯粹的距离而没有沧桑，这种乡愁是单薄的……” （一）、意以象言，情以象抒。
诗言志，歌咏情，诗歌是情志抒发的艺术，可是这种感情心志的抒发最忌讳抽象说教，空洞无物，为此，诗人们往往选取一些“情感对等物”（意象）来抒情言志，从而使诗歌具有含蓄蕴藉，韵味悠长的表达效果。
余光中的《乡愁四韵》依次选用了四个极具中国特色和个性风格的意象来抒发诗人久积于心、耿耿难忘的乡愁情结。
首节“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以呼告开篇，反复咏唱，“长江水”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它是自然滋润万物的汩汩清泉，它是母亲哺育儿女的甜美乳汁，它是祖国抚慰游子的绵长柔情。
诗人漂泊天涯的深情呼唤有如穿越沙漠、久旱干渴的旅人对于绿州和清泉的渴盼，焦灼而痛楚，执着而痴迷
第二节的“海棠红”和第四节的“腊梅香”极富古典韵味，很容易引发人们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相似联想，也含蓄而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留恋和热爱。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人在旅途，魂归故里。
哪怕天涯海角，啊怕苍海桑田，文化的血脉永远亘古如斯，一脉相连。
第三节的“雪花白”则摹色绘心，以雪花的晶莹剔透、洁白无暇隐喻游子对祖国母亲的赤子之心和挚爱之情。
四个意象以相同的方式呈现，多侧面、多角度地抒写了诗人对祖国母亲手足相连、血肉相依的深挚情怀。
（二）、联想自然，环环相扣。
《乡愁四韵》的高妙之处不仅仅在于精选意象，传情达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围绕中心意象展开层层联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乡愁的情感内涵。
第一节由“长江水”联想到“酒”，由“酒”联想到“醉酒的滋味”，再由“醉酒的滋味”联想到“乡愁的滋味”；其余三节分别由“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引发联想，思路扩展与第一节类似。
这些联想，一环套一环，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充分揭示了乡愁的深沉厚重、悠远绵长的特点。
第一节第一层联想把“长江水”比作“酒”，凸现乡愁孕大含深，至真至醇；第二层联想由“酒”到“醉酒的滋味”则顺理成事，自自然然，展示了乡愁撩人情思、令人心醉的特点；第三层联想把“乡愁的滋味”类比“醉酒的滋味”，化抽象为具体，变复杂为浅显，使人们特别是那些未曾离乡背井，游走天涯的人们对“乡愁”有一个具体而明确的感受。
三层联想，从属于“乡愁”而又突现“乡愁”，明白有序地抒发了作者的情思。
显然，这比单一的联想比喻更具艺术魅力，其余三节的联想扩展作用类似，兹不赘述。
（三）、音韵和谐，一唱三叹。
《乡愁四韵》可以看作是一首用文字写成的乐曲，首行诗犹如乐曲的主题旋律，而且它在每一诗节的首尾呼应，使得每一个诗节都像是一个独立的“乐段”，四个乐段之间结构非常相似，这些相似的“乐段”反复演奏，形成了回环复踏、一唱三叹的音乐节奏，使主题思想得以不断深化，从而产生了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
这种重章叠 句的构思，显然是借鉴了中国民歌的回旋曲式的特点。
（四）、无理而妙，富于别趣。
严沧浪曾说过：“诗有别材，非关理也；诗有别趣，非关书也。
”此处“别材”、“别趣”指的就是“无理而妙”的特征，所谓“无理”是指因这种逆常悖理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诗美、诗味。
《乡愁四韵》中，作者不说“一张红海棠”、“一片白雪花”、“一朵香腊梅”，而偏说“一张海棠红”、“一片雪花白”、“一朵腊梅香”，显然，按照生活逻辑和表达习惯，“红”不能用量词“张”来修饰，“白”不能用量词“片”来限定，“香”不能用量词“朵”来衡量。
但是，诗人的匠心在于：用“一张红海棠”来强调“红”，以突出“红”的鲜艳灿烂，而这“红”又与后文的“血”自然相连；用“一朵雪花白”来强调“白”，白得晶莹剔透，纤尘不染，而这“白”字又与后面的“信”紧密相连；用“一朵腊梅香”来强调“香”，以突出腊梅的清香四溢，沁人心脾，而这“香”字又与下文的“母亲”相连接。
相反，如果说“给我一张红海棠”，“给我一片白雪花”，“给我一朵香腊梅”，后面随文就势的自然联想就无法展开。
因此，从这反常离奇的搭配中我们是可以体会到诗人的诗心智慧的。
▲余光中简介 余光中（1928-），祖籍福建永春，生于江苏南京，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
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
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
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台湾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
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
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
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 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
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
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
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白玉苦瓜》等十余种。
▲余光中大事年表 一九五零年 五月底去台。
九月，考入台大外文系三年级。
一九五二年 台大毕业。
处女作《舟子的悲歌》诗集出版。
一九五四年 与覃子豪、钟鼎文、夏菁、邓禹平等人共创“蓝星诗社》。
出版诗集《蓝色的羽毛》。
一九五六年 东吴大学兼课。
九月，与范我存结婚。
一九五七年 在师大兼课。
主编《蓝星》周刊及《文学杂志》诗的部分。
《梵谷传》与《老人和大海》中译本出版。
一九五八年 六月，长女珊珊生。
七月，丧母。
十月，获亚洲协会奖金赴美进修，在爱荷华大学修文学创作、美国文学及现代艺术。
一九五九年 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
回台任师大英语系讲师。
六月，次女幼珊生。
主编《现代文学》及《文星》之诗辑。
加入现代诗论战。
一九六零年 诗集《万圣节》及《英诗译注》出版。
诗集《钟乳石》在香港出版。
主编《中外》书刊之文艺版。
一九六一年 英译《中国新诗选》在香港出版。
在《现代文学》发表长诗，<天狼星>并与洛夫论战，发表<再见，虚无
>，宣告回归古典。
与林以亮、梁实秋、夏菁、张爱玲等合译《美国诗选》，在香港出版。
与国语派作家在《文星》展开文白之争。
赴菲律宾讲学。
在东吴、东海、淡江兼课。
五月，三女佩珊生。
一九六二年 获中国文艺协会新诗奖。
刊菲律宾出席亚洲作家会议。
毛姆小说<书袋>中译连载于《联合报》副刊。
一九六三年 散文集《左手的缪思》及评论集《掌上雨》出版。
<缪思在地中海>中译连载于《联合报》副刊。
十二月，范我存产了一子，夭折。
一九六四年 诗集《莲的联想》出版。
举办“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现代诗朗诵会”。
赴美讲学一年，先后授课于伊利诺、密西根、宝夕法尼亚、纽约四州。
一九六五年 散文集《逍遥游》出版。
任西密西根州立大学英文系副教授一年零三个月，四女季珊生。
一九六六年 返台。
升任师大副教授。
在台大、政大、淡江兼课。
一九六七年 诗集《五陵少年》出版。
一九六八年 散文集《望乡的牧神》先后在台港出版。
《英美现代诗选》中译二册出版。
主编“蓝星著书”五种及“近代文学译”十种。
一九六九年 诗集《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天国的夜市》出版。
主编《现代文学》双月刊。
赴科罗拉多州任教育厅外国课程顾问及寺钟学院客座教授二年。
一九七零年 中唐朝《录事巴托比》。
英译《满田的铁丝网》。
一九七一年 英译《满田的铁丝网》及德译《莲的联想》分别在台湾及西德出版。
由美返国。
升师大教授，在台大、政大兼课。
主持寺钟学院留华中心及中视“世界之窗”节目。
推广摇滚乐。
一九七二年 散文集《焚鹤人》及中译《录事巴托比》出版。
获澳洲政府文化奖金，暑假应邀访澳洲二月。
应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之邀，赴港演讲。
转达任政大西语系主任。
一九七三年 主编政大《大学英文讲本》。
应香港诗风社之邀赴港演说。
赴汉城出席第二届亚洲文艺研讨会，并宣讲论文。
一九七四年 诗集《白玉苦瓜》及散文集《听听那冷雨》出版。
主编《中外文学》诗专号。
主持雾社复兴与文艺营。
应聘转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九七五年 《余光中散文集》在香港出版。
在《今日世界》写每月专栏。
六月，回台参加“现代民谣演唱会”。
同年杨弦谱曲之《中国现代民歌集》唱片出版。
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主任二年。
一九七六年 出席伦敦国际笔会第四十一届大会，并宣讲论文“想像之真”。
《天狠星》出版。
一九七七年 散文集《青青边愁》出版。
一九七八年 《焚谷传》新译本出版。
五月，出席瑞典国际笔会第四十三届大会，并游丹麦及西德。
一九七九年 诗集《与永恒拔河》出版。
黄维梁编著《火浴的凤凰枣余光中作品评论集》在台出版。
一九八零年 九月起休假一年，回台担任师大英语系主任，兼英语研究所所长。
担任《中国时报》及《联合报》文学奖评审。
一九八一年 《余光中诗选》、评论集《分水岭上》及主编《文学的沙田》出版。
九月，出席在法国里昂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
十二月，出席中文大学“四零年代文学研讨会”，初晤柯巫与辛笛，并宣讲论文“试为辛笛看手相”。
一九八二年 发表文“巴黎看书记”及一组评析游记之论文枣“山水游记的艺术”、“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论民初的游记”。
赴吉隆坡与新加坡演讲。
“传说”获金鼎奖歌词奖。
担任《中国时报》文学奖评审。
一九八三年 诗集《隔水观音》出版。
中译王尔德喜剧《不可儿戏》在台出版。
赴委内瑞拉出席第四十六届国际笔会大会。
一九八四年 中译《土耳其现代诗选》在台出版。
赴东京出席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
《不可儿戏》由香港话剧团演出，杨世彭导演，连满十三场。
获取第七届吴三连文学奖散文奖，并以“小木屐”再获取金鼎奖歌词奖。
一九八五年 发表五万字论文《龚自珍与寻莱》。
为“联副”写专栏《隔海书》。
出席新加坡“国际华文文艺营”，担任新加坡“金狮文学奖”评审。
先后赴马尼拉及旧金山主持文学讲座。
《不可儿戏》在港重演十四场满座，继在广州公演三场。
暑假偕妻遍游英、法、西班牙一个半月。
九月十日，离港返台，任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研究所所长。
行前香港中华文化中心举办“余光中惜别诗会”，由戴天主持。
获《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
《香港文艺》季刊推出“余光中专辑”。
《春来半岛枣余光中香港十年诗文选》在港出版。
一九八六年 担任“木棉花文艺季”总策画，并发表主题诗“让春天从高雄出发”。
六月，偕妻赴德国汉堡出席国际笔会，并畅游西德。
九月，诗集《紫荆赋》出版。
一九八七年 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出版。
《不可儿戏》由北京友谊出版社出版。
主持“木棉花文艺季”。
五月，赴瑞士出席国际笔会大会。
八月，三女佩珊与侯光华在台中举行婚礼。
一九八八年 一月二十六日，与文友在台北北海墓园以《秋之颂》一书焚祭梁实秋先生，书由余氏主编。
五月，为纪念五四，应《世界日报》之邀，赴曼谷演讲。
六月，赴港，在中文图书展览会演讲。
重九日，六十大寿，在五家报纸发表六首诗，为自己庆祝生日。
四川诗人流沙河编《余光中一百首》，并附评析，在成都出版。
散文集《凭一张地图》出版。
一九八九年 《余光中一百首》在香港出版。
一月，赴吉隆坡，主持中央艺术学院讲座。
五月，主编的十五卷《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枣台湾..一九七零 ?\\\/FONT> 一九八九》出版，并获本年金鼎奖图书类主编奖。
主持“五四，祝你生日快乐”之多场演讲会及座谈。
五月，《鬼雨..余光中散文》广州出版。
九月赴加拿大参加国际笔会大会，并应“加京中华文化协会”之邀在渥太华演讲。
一九九零年 一月，《梵谷传》重排出版。
散文集《隔水呼渡》出版。
七月，在纽约主持长女珊珊与栗为正之婚礼，再往荷兰参观梵谷逝世百年纪念大展，并在巴黎近郊奥维梵谷之墓。
八月，《不可儿戏》在台北剧院演出十二场。
一九九一年 二月，参加中山大学访问团访问南非各大学。
四月，应邀赴港参加“山水清音..环保诗文朗诵会”。
五月，《不可儿戏》在高雄演出三场。
六月，应美西华人学会之邀，赴洛杉机发表演讲，并接受该会颁赠“文学成就奖”。
重九生日，在五家报婚发表诗五首。
十月底，参加香港翻译学会主办的翻译研讨会，并获该会办赠荣誉会士名衔。
十一月，赴维也纳参加国际笔会大会，并游匈牙利。
一九九二年 二月，父亲余超英逝世。
四月，赴西班牙塞隆纳出席国际笔会大会。
九月，应北京社会科学院之邀演讲“龚自珍与雪莱”，并访故宫，登长城。
十月，参加珠海市“海峡两岸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
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龚氏访问学人”。
中英对照诗选《守夜人》出版。
中译《温夫人的扇子》出版，并在台北、高雄先后演出六场。
十二月，赴巴西出席国际笔会大会。
一九九三年 一月，福州《港台文学选刊》推出“余光中专辑”。
二月，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邀请担任“到访杰出学人”。
三月，赴纽约新生的外孙粟飞黄。
四月，会晤大陆歌手王洛宾，并由王洛宾将“乡愁”一诗谱曲。
五月，赴港参加“两岸及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并发表论文“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
六月，《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大全》（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Continuum,New York,1993）第五卷纳入一整页余氏评传，由钟玲执笔。
七月，主持“梁实秋翻评奖”评审（自一九八八年迄一九九八年，十一届主持此奖，从未间断）。
八月，参加《联合报》短篇小说奖及《中国时报》散文奖评审。
接待湖南评论家李元洛来台。
九月，与高天恩赴西班牙圣地牙哥，出席国际笔会大会。
十月，诗文合集《中国结》由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年 一月，应菲律宾中正学院之邀赴马尼拉讲学一周，并在菲律宾大学演讲。
评论集《从徐霞客到梵谷》出版，并获本年《联合报》“讲书人”最佳书奖。
六月，参加藓州大学“当代华文散文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散文的知性与感性”。
继访上海作协，会晤作家柯巫、辛笛。
七月，在台北举行之“外国文学中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专题演讲“作者、学者、译者”。
八月，在台北举行的第十五届“世界诗人大会”上专题演讲（Is the Muse Dead?）。
九月，中山大学聘任为“中山讲座教授”。
重九日，黄维梁编撰的各家论余氏作品之选集《璀璨的五采笔》一巨册出版。
一九九五年 四月五厦门大学邀请返校演讲，并颁赠客座教授名衔，此为阔别母校四十六年后首度返校。
八月，孙女栗姝婷生。
十月，赴布拉格出席国际笔公大会。
十一月十日，台大五十周年校庆，文学院邀讲来出校友演讲，主讲“我与缪思的不解缘”。
中译《理想丈夫》出版，并由国立艺术学院庆祝四十周年校庆演出。
诗与散文纳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之《现代中国文学选》。
一九九六年 一月，散文选《桥跨黄金城》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四月，赴港参加翻译学术会议，发表论文《论的的不休》。
十月，《井然有序》出版，并获《联合报》“讲书人”本年最佳书奖。
十一月，应四川大学之邀前往成都演讲，并首次会晤流沙河。
一九九七年 一月，香港举办“香港文学节”研讨会，应邀发表论文“紫荆与红梅如何接枝
”，为香港作家讲命。
二月，应马来西亚沙巴留台同学会之邀前往演讲。
六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研究所钱学武以《余光中诗主题研究》为硕士论文题目，取得学位。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余光中散文》。
七月，赴英国爱丁保出席国际笔会大会，全家三代齐聚，畅游英国。
余氏伉俪继游比利时、卢森堡。
八月，长春主办僵书展，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余光中诗歌选集》及《余光中散文选集》共七岫。
应邀前往长春、潘阳、哈尔滨、大连、北京等五大城市为读者签名。
八月三十日，在吉林大学演讲“诗与散文”，并获颁校客座教授名衔。
九月一日，在东北大学演讲“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发展”，并获颁该校客座教授名衔。
十月四日，获取中国诗歌艺术学会致赠“诗歌艺术贡献奖”。
文建会出版《智慧的新传 ?\\\/FONT> 大师篇》，纳入余氏评传。
十二月二日，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尔岸翻译教学研讨会“，应邀发表主题演说。
一九九八年 一月五日，应电基金会拍摄“诗坛巨壁枣余光中”影集。
三月十四月，香港RTHK电视台为香港文学节活动拍摄诗作“珍珠项链”影片。
四月二十九日，两岸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研讨会在高雄中山大学举办，广州王晋民教授发表“论余光中的诗”。
六月五日，获颁中山大学“杰出教学奖”。
六月二十八日，吉隆坡马来西恶亚留台校友总会举办文华节，应邀前往发表专题演讲“国际化与本土化”。
七月一日，参加香港文学节，发表论文“一枝紫荆伸向新世纪”。
九月六日，赴芬兰局“国际传播奖章”。
十月二十八日，重九日，七十大专，在《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自由时报》、《新闻报》、《联合文学》月刊、《幼狮文艺》月刊、《明道文艺》月刊共发表十五首诗，一篇散文。
九歌出版社出版诗集《五行无阻》、文集《日不落家》、评论集《蓝墨水的下游》及钟玲主编庆祝余氏七十生日诗文集专书《与永恒对垒》。
洪范书店出版《余光中诗选第二卷：一九八二 ?\\\/FONT> 一九九八》。
《联合文学》、《幼狮文艺》、《明道文艺》均有专辑祝贺余氏生日。
中山大学文学院提前于十月二十三日庆生，举办“重九的午后枣余光中作品研讨及诗歌发表会”十二月三十一日，散文集《日不落家》获颁《联合报》“讲书人”本年最佳书奖。
七十大寿发表新作及新书出版等活动，被台湾电视公司“人与书的对话”选为一九九八年“十大读书新闻”之第六。
▲余光中诗选
茅盾的时代背景和那是的年代特点
茅盾”由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宁汉合流，对革命人士大肆屠杀，国内形势急转直下，非常险恶。
沈雁冰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不得不离开武汉，最后到了上海，住在景云里。
恰好，这时鲁迅和叶圣陶也住在这里。
沈雁冰不便出门，又没有工作，生活上便出现了问题，于是就动手写起小说来。
可有许多的报社都不登他的文章，于是他写文章的时候内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笔名是“矛盾”。
后来，他把写好的小说手稿给叶圣陶看，叶圣陶看后非常高兴，就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可叶圣陶认为“矛盾”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一个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并且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使用如此尖锐的笔名不太好，就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改作“茅盾”。
沈雁冰对这一改动也很满意，以后就一直以此为笔名了。
茅盾当时写的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 茅盾的生平 1896年7月4日茅盾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
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
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
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
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
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
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
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
《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
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
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
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
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
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
“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
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
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思，同时也在他的作文格调上显露出印迹。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
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
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
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
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
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
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1月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
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
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
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
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
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
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
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留广州工作，在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
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
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
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
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1927年9月,发表《幻灭》，至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
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
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
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
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
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7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
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
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
《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
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
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
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
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
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
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
》），便是这时完成的。
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39年3月抵新疆。
在新疆学院任教。
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长。
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 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5月末抵达延安。
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
在《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
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
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
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
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
在桂林的9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
1942年底再赴重庆。
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
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抗战胜利后，茅盾于1946年3月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
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活动。
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
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
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
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
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
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
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
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
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
同年底，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阳,于1949年2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
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茅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
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吐露出心声，他是李汉俊介绍入党的，应当是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因战争原因与党失去了联系，盼望死后仍承认他是党员之一。
这年的8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他的党籍的决定，明确指出：“1921年沈雁冰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
”这一正确结论，也是对李汉俊革命功劳的肯定。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
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
”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
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
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
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
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
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
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
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
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
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
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
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子夜》出版于1933年6月，震动了中国文坛，瞿秋白把这一年称为“子夜年”，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这部长篇小说围绕着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
茅盾以《子夜》这部长篇杰作的创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子夜》初版印行之时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
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子夜》在整体布局上具史诗般宏阔，但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颤动的波纹。
这一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先生就曾指出过并大加赞赏，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
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
”茅盾认为吴宓的评论真正体会到了“作者的匠心”。
《蚀》描绘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动态。
《林家铺子》以林老板经营的小店铺的兴衰沉浮为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林老板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阐释了林家小店铺的破产是整个工商业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
《春蚕》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加困苦的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
如同《子夜》一样、《林家铺子》和《春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剖析小说。
它们长期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学习的范文。
《林家铺子》和《子夜》还被拍成电影，在中国广大城乡引起强烈反响 。
《林家铺子》是在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上海，矛盾原来供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涵芬楼图书楼，毁于炮火。
矛盾陪母亲回乡居住的一段时间，所见所闻所感是一篇30年代悲剧画面，深深感受到“一·二八”战争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
回到上海，恰逢《申报月刊》向，茅盾约稿，茅盾立刻想到，写一篇反映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
茅盾发现故乡商人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有会做生意的个性，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
写完之后，茅盾提上《倒闭》二字，交给主编后，主编连夜读完，发现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作品展现的社会生活丰实、复杂，故事线索脉络清楚而富有个性，林老板形象极有地方特色，语言形象化个性化。
但一看题目。
觉有不妥，建议修改题目，和茅盾商量之后，起用“林家铺子”这个题目。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