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读后感200
<近日，我又捧起自己敬重的周国平先生的书进行精读。
对先生其中的一篇文章《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处世理念颇为赞同。
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远离了哲学，对人生的许多问题仅仅只有肤浅的认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由表及里地加以剖析，透过现象看本质。
先生认为：“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
惟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
”的确，在这喧嚣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许多诱惑，面临着很多机遇和挑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
有的人抵御诱惑，勇于面对；有的人沽名钓誉，逐利图财；有的人则选择逃避。
其实，这些在本质上是反映了人们多元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
”是的，人之所以超越其它动物，是因为他具有社会性，能够以理性角度从本源上探究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先生不愧为是一位具有哲理思辨能力的大师级人物。
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体悟，使先生突破了凡辈的思维模式，直达问题的要害。
以“庖丁解牛”手法将人生的重大命题诠释如此精妙。
我想，在人生的航行中，有了象先生这样的学者、大师的点拨和指引，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
附：周国平先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90年代的文坛，以()()为代表的创作体现新理想主义的倾向
有骨头的诗人 ——论杨克诗歌的物质哲学和新理想主义 向卫国 （广东省茂名学院中文系 525000） 摘要：当代诗人杨克在二十余年的诗歌创作中经历了多次诗歌理念的变化，最终在经过一种物质哲学观和理想主义的反复的洗礼之后，回归到一种新理想主义创作道路上来。
其中，一种面向动、植物界的生态世界观和以和平为主题、面向弱势群体的社会生态观是新理想主义的突出特点。
关键词：物质哲学 新理想主义 生态世界观 生态社会观 一、 有骨头的诗人 读新近的漓江版“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杨克卷》，其中一篇文章《<君山>：马悦然推崇的长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严格地说，不是这篇文章本身，而是作者在文章后面附录的《君山》作者韦丛芜的两首短诗《我披着血衣爬过寥阔的街心》、《我踟蹰，踟蹰，有如幽魂》。
这两首诗是七十多年前的“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蘸着无辜者的鲜血写成的。
当我看到这两首诗，一下子就理解了杨克把它安排在这里的良苦用心。
毕竟我们这个时代只有诗人还是有骨头的人。
正如杨克在一首诗中所写： 诗人说起来也很简单，在纸上行走 血肉之躯 不能被抽去骨头 ——《对一个中年男子的描述》 “有骨头的”，即是有良知的，有道德感的，有着崇高的社会理想和哲学理想的。
这是杨克这一代诗人骨子里挥之不去的最高理念，也是他们和下一代诗人的最大区别。
尽管杨克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是在不断变化的，他个人的创作经历过几次较大的转型，但他的骨头犹在，仍是支撑着他的全部诗歌的内在力量。
这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佐证，比如杨克对朱哲琴的音乐的激赏就是因为“朱哲琴的神圣之歌，在追求感官刺激的消费社会，无疑同样是代表人、代表全人类的最后坚守”[1]。
今天看，杨克算是一个老诗人了。
80年代初，“朦胧诗”方兴未艾之际，他就登上诗坛，迄今二十余年。
在这个过程中，他亲历了“朦胧诗”运动、“第三代”浪潮、80年代末90年代初诗歌的低迷时期，乃至今日“中间代”和“70后”、“80后”的崛起等等。
作为新时期诗歌一个自始至终的“在场者”，作为一个诗人以及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的诗歌事业的组织者、建设者（这一点只要看看他主编的数卷《中国新诗年鉴》就够了），杨克始终保持着低调，并没有去追求诗歌之外的东西，所以他是当代极少数能够保持着一种诗的纯粹性的诗人之一。
这种对诗的纯粹性的追求是必须和诗人自身的人格的纯粹性合二为一，才能够坚持下来的。
放眼当今诗坛，多少人为了某种极其可怜的名利或者为了用一种纯粹的感官刺激哗众取宠而对诗歌施暴，极大地伤害了诗歌作为人类精神的纯洁性和神圣性的象征。
正如著名的诗歌批评家徐敬亚对笔者说的，这些人对待诗歌没有原则，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没有原则是因为没有敬畏、没有真正的爱。
在诗坛翻涌着“新死亡”、“下半身”、“垃圾派”等云诡波谲、让人不知所措的浪潮时，杨克个人的诗歌创作始终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纯洁性，他编的诗歌选本虽有着开放的立场和宽容的精神，但也始终守着一条艺术的底线，这是十分宝贵的。
翻读杨克的诗歌，我感受到他早期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和一些文化寻根式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现实责任感，有一种“指点江山”的宏大气魄；而中、后期直面商业社会现实的口语化、都市民间化的诗歌以及在新的层面上的理想主义回归却让我们体会到作者怀有一颗温爱的心在用自己最小的体温温暖着这个世界的弱小者。
在冷冰冰的商品世界，杨克的诗反而回到了温暖的人间，更加地人性化和民间化，这既是时代的诗歌潮流使然，更是作者内在的人道精神合乎逻辑的自然演化。
我想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杨克诗歌所走过的路线。
二、 杨克的诗路历程 漓江版的这本《杨克卷》精选了诗人各个时期的诗歌代表作和散文、随笔的代表作品，基本可以反映杨克创作的全貌。
书中所收作者最早的作品是1982年的《我从现实和历史穿过——伊岭岩游感》。
诗人把石洞中的黑暗比喻为“一段段浓缩的历史”，“积聚着比黑夜还要深的／不平，愤懑和渴盼”；走出洞口，“我们又听见了风声虫鸣和人的呼喊／看见了白的云朵绿的草叶和红的花瓣”，诗人情不自禁地赞叹，“多美呀，这才是生活呢”。
杨克这一代经历了“文革”的诗人对黑暗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他们必然地要在诗中歌颂光明，把它看作生活的最高追求，想想顾城、北岛的诗就能明白其中的时代共性。
但这种诗歌本身艺术上的简单之处也显而易见。
它也许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诗歌的“伤痕文学”。
1984年杨克写出了组诗《走向花山》（四首）。
诗人在类似“题记”的一段文字中介绍说“花山，在广西宁明县内，濒临明江。
绝壁之上，用朱红颜料画着一千四个粗犷朴拙的人、兽形象……公认为壮族文化之元。
”诗人在每首诗的前面描摹了这些图案的一部分，使之成为诗歌的有机组成，从而增强了诗歌的文化质感。
此时的中国正是“寻根文学”如火如荼的时候，我想这绝不可能完全是出于巧合。
这时，其他诗人如江河、杨炼也正在写作他们的“文化史诗”系列作品。
《走向花山》为什么最终没有使诗人像江河、杨炼那样成为寻根诗歌的代表人物，原因可能很多，但我想其中一个原因也许与诗人选择的题材相比较而言比其他诗人的题材更为偏僻、更加隐秘有关。
无论是江河的古代神话系列，还是杨炼的“敦煌”、“半坡”等都是广为天下所知的文化经典或文化名胜，杨克的“花山”则不过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源的象征，至今少有人知。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感受到弱势文化的不利地位。
但杨克并不惮于坚守边缘，坚守民间，无论是作为诗歌的文化立场，还是作为诗人的人格立场。
所以他在1998年决定编选“中国诗歌年鉴”时，首先就确立了“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作为选稿的第一艺术标准。
80年代中期，杨克还有《图腾》、《大迁移》、《截流：1986》、《红河之死：纪实作品第一号》等重要作品。
从这些作品，我们看到杨克不是一个死守某一艺术潮流或艺术时尚的诗人，他具有南方诗人的灵活性和多变性，也就是紧随着自己的艺术和思想的走向，不断地进行艺术的创新。
推动着诗人“与时俱进”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生活的变更，二是诗人内在思想与艺术的修养和艺术感悟能力与方式的演化。
《大迁移》、《截流：1986》直接取材于在红河上建设梯级电站的历史事件，回应着改革之初时代的“喧哗与骚动”。
《红河之死》则记录了电站建设中发生的高程塌方惨剧，在无意之中，使人们在思想中对高歌猛进的时代产生了一个深刻的问号。
毕竟，人道主义的关怀是任何一个时代主题或任何一种发展观所首先要面对的。
今天，人们的思想更加进化到一种更高级的生态关怀，这在杨克的诗中也已有体现，比如，《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2001）、《野生动物园》（2001）等作品。
随着改革的成果初现，商品逐渐挤占了人们的精神空间，生命的过程也越来越忙碌，人与人的交流与对话则愈益困难。
1986年的《某某》就是对现代生活中人们情感交流的困难进行了反映，“某某”生活在“三十六幢一模一样的大板楼中”，每日除了上下班、看电视新闻，就再也没有别的生活，因而只好靠登征婚启示来找对象。
他和一个应征女子通了三封信才逐渐发现，她原来就住在自己的对面。
当然，这首诗还只是诗人出于“职业敏感”对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预先发现。
紧接着，以现代城市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多，并逐渐成为杨克诗歌的中心议题。
1987年，他写下了《电子游戏》，那时电子游戏其实还刚刚登陆不久，主要是一种今天看来已较原始的游戏机。
现在借助大容量、高速度的电脑来玩的游戏早已今非昔比。
1989年，诗人完成了他的名作《夏时制》，诗歌通过对曾经在中国实行的一种时间制度，对现代人盲目追求快节奏的生活进行了反讽式的揶揄和嘲笑：“火车提前开走／少女提前成熟”，“马路上晨跑的写实作家／在本来无车的时刻／被头班车撞死”，整个世界仿佛错了位。
虽然只是一个小时的误差，却让一个小伙子终身遇不到他爱的女孩，让一个死者莫名其妙地多了一岁。
这无端多出来的一个小时，和谌容的小说《减去十岁》表现的人们无端被偷走的十岁，恰成鲜明的对照。
1991年，杨克调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工作，这一机遇无疑加速了他的诗歌对现代城市生活的深入逼近。
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广西使得我的写作跟记忆中的大地有倾心交流，广州则使我逼进中国人当下生活的前沿，发现一种涉及‘新的城市经验’表达的诗歌。
但二者并不是绝对割裂的，一个人的写作自有其延续性，我在广西时就已写出《电子游戏》、《夏时制》等诗文本。
[2]” 三、 物质哲学 必须指出的是，杨克对当下城市生活的诗性描摹，如果说一开始仅仅是出于一个诗人忠实于生活的敏感性的话，后来则越来越变成一种有方向感的自觉的哲学性追求。
虽然我认为杨克从来就是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但我们从前面已大致描述过的他的诗路历程（从“伤痕文学”时代到“文化寻根”、改革与反思，一路追踪都留下了某种或明或暗的痕迹）来看，杨克在整个80年代的创作受外界文化和文学思潮的影响较多，80年代末期以后，他终于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对城市生活现场感和城市符码的自觉辨识、提取、诗化、组合等一系列过程的完成，决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或理论支撑的。
诗人说他到广州以后，“竹、温泉、家园，原有的人文背景变换了，原有的诗的语汇链条也随之断裂。
我面对的是杂乱无章的城市符码：玻璃、警察、电话、指数，它们直接，准确，赤裸裸而没有丝毫隐喻，就像今天的月亮，只是一颗荒寂的星球。
表达的焦虑让我受到挑战，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我的诗将触及一些新的精神话题；从此我还将尽可能地运用当代鲜活的语汇写作，赋予那些伴随现代文明而诞生的事物以新的意蕴。
[3]” 从此，“在商品中散步，时装模特、花园别墅、石油，新的视象接二连三地呈现在我的诗中。
[4]”于是，我们看到了诗人1992年的《在商品中散步》、《于房地产炒作中怀念家园》、《时装模特和流行主题》，1993年的名作《石油》，1994年的《杨克的当下状态》，1995年的《信札》，直至1996年的《电话》、《火车站》和1998年的《天河城广场》等名作。
我的道路是必由的道路 我由此返回物质 回到人类的根 从另一个意义上重新进入人生 ——《在商品中散步》 理解杨克的诗歌世界观，这几句诗十分关键。
他认为“物质”是“人类的根”，夸张一点说，这是在精神和文化上摆脱数千年来对人类的灵魂纠缠不休的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之后，回到世界的物质始源的又一次哲学革命。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是在倍受诅咒的现代文明生活状态下，回到这一原始的认识的。
人们几乎是一致认为，现代生活一方面是人与各种物质细节的紧密联系（如《天河城广场》所揭示的，“哪怕挑选一枚发夹，也注意细节”），另一方面却带来了人与人的隔阂和无法沟通。
但杨克通过对现代科技带来的特殊物质世界的观察和细节体验（如电话、网络等），得出了上述另外的结论。
这是一个哲学意义的螺旋上升，决不是对物质世界的简单认同。
只有认识到物质对人类生活的一切有益和有害的影响，对开发人类精神的无限与有限性作用，才能真正理解物质，才能够“在黄金的雨水”，让“灵魂再度受洗”。
否则，人必将被物质所淹没。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并非自然的“物质”世界，而是超越了自然的直接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创造性的物质世界中，人借助自己赋予物质的特殊精神性（物质，对象和人脑，如何产生出意识的课题至今仍是科学和哲学的难题，被叔本华称为“世界之结”），即使“在感觉的遮蔽中”，也能够“互相抵达”（《电话》）。
这里的“物质”是高科技条件下获得了某种特殊的“现代性”的物质，它能够在一个虚拟的时空中逼真地再现生活，逼真地返归原始。
它是人自己打通了另一条与世界（存在）相遇的通道。
在这条通道里，人同样可以“诗意的栖居”。
甚至，我以为，人也只有学会在这个通道里与世界达成和解，才有可能返回“家园”。
因为，那个真正的原始自然已经是不可能回去的了。
这是杨克诗歌所暗示的“物质哲学”在当下甚至未来若干世纪的真正意义所在。
这种“物质哲学”当然不是传统唯物主义哲学的简单回归。
传统唯物主义虽然承认物质是基础，但却把精神看作是高高在上的“上层建筑”。
今天建立在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新的物质哲学，显然把精神和物质真正地统一起来了，它是对人与物质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而新鲜的体验后再次返回世界的物质根性的哲学冲动，即我们对“存在”的体认既不能把它看作绝对的精神，也不能把它看作自然物质，它是人的本质与物的本质的结合。
假如我们沿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命题，就很容易丢失了“对象”（物质），只看到人的本质，最后造成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传统文学理论关于作品“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就是这种理论命题合乎逻辑的演绎），似乎“存在”只是“人的本质”，“物质”不过是一个载体或容器。
后现代社会的高科技产品使宇宙之“物”产生出超人的功能，从而使宇宙缩小，却极大地放大了每个人的私人空间，这就是科技给人带来的“自由”。
我们只要想一想互联网上的生活现实，就会承认，这种“自由”并不完全是虚假的，它终于使人认识到物质的真正本质恰恰在于物的精神信息化，它相对于人的本质——精神或意识的对象化即物化——而言，虽然方向相反，但高度一样。
“物”当然不仅仅是“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说，张柠先生将杨克的诗歌概括为一种“城市生理学”，并细致地分析了其“经验主义基础”[5]，固然十分准确，但我认为这还只是杨克诗歌理想的起点。
我们虽不能说杨克已经达到了他的终点，但他早已在他“人生旅程的中途”了。
我们再不能单纯从感觉经验的初始状态来认识他的诗歌意义。
张柠先生讲的，“在诗歌面前，任何高深的东西，必须首先给新的经验让步[6]”也只是在认识的起点上具有真理性。
“新的经验”都会变成旧的，变得愈来愈明晰、愈来愈抽象，最后变成了“思想”或哲学。
哲学的抽象化也许会丢失诗意，但最初的诗意（经验）中已经包含了哲学胚芽，只不过它以别的方式存在着。
四、 新理想主义 杨克毕竟是一个诗人，不是哲学家，他对物的思考显然并没有哲学家般的清晰和坚定。
我注意到他90年代“在商品中散步”的间隙中，却时时回顾着带有启蒙色彩的人文主义的理想，比如《七月十四》（1989）、《向日葵》（1989）、《听莫扎特小夜曲》（1990）、《大水》（1990）、《逆光中的那一棵木棉》（1994）、《杨克的当下状态》（1994）、《小房间》（1994）、《1967年的自画像》（1994）、《热爱》（1994）、《没有终点的旅程》（1998）、《湘花女神》（1999）、《1999年12月31日23点59分59秒》（1999）、《鸡为什么要过马路》（2000）、《太原》（2000）、《听朋友谈西藏》（2001）、《五一》（2001）、《野生动物园》（2001）、《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2001）、《那年冬天》（2001）、《朝阳的一面向着你》（2001）、《对一个中年男子的描述》（2002）、《一棵会思想的芦苇》等。
这种理想不仅仅是诗歌理想，更是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追求。
这或许是他这一代人的宿命。
杨克出生的1957年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宿命般的年份。
然后，他经历了饥饿、武斗（从杨克的散文随笔看，武斗的场景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梦魇般的记忆）、以及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改革开放的历史全景和它带来的全部欢乐与痛苦……所以他的“物质哲学”不可能不是极其小心谨慎的，他一定要用骨子里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时时检视、监察、纠正自己对物的回归之途，防止人的精神最终被物质及其所激起的欲望所遮蔽、所淹没。
这是他和九十年代出现的更年轻一代诗人在精神气质上的根本区别，后者常常是一边享受着物质，一边叫喊着肉体的狂欢或不知魇足的痛苦。
从上面我们列举的这些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到，杨克的理想主义经历了三次洗礼：一次是1989~1990年前后，他在经历了现实的痛苦之后，向凡高（《向日葵》）、莫扎特（《听莫扎特小夜曲》）和沈从文（《大水》）等理想中的艺术人格敬礼。
社会理想向艺术理想的后退，一方面是现实的逼迫，一方面是他在此期间大步步入新的生活化的物质主义哲学的思想和心理基础。
第二次是1994年，诗人集中性地向自己过去的文化、社会理想写下告别的诗篇，这一年或许是杨克思想变化最剧烈的时候。
《逆光中的那一棵木棉》是最典型的代表：“空气中辐射着绝不消失有洋溢的美／诉说生存的万丈光芒／此刻它是精神的灾难／在一种高贵气质的涵盖中／我们深深倾倒／成为匍匐的植物”。
这种人的“植物化冲动”实在就是对物质的本质性体认。
之后的1995~1998年，大约是诗人频繁地“在商品中散步”的年代。
第三次理想的洗礼，其实是一次理想主义的回归，发生在世纪之交，2000~2001年诗人再次从物质或商品立场回到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立场上。
但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在经受了物质哲学的洗礼之后，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表达了诗人对世界的最新历史体认。
《对一个中年男子的描述》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比如本文开头所引述的诗句，完全是一种坚定的启蒙立场。
杨克的新理想主义另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或者说更具有时代特征和思想高度的，就是他面向动、植物世界的生态主义世界观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渴望世界和平的社会生态观的诗性言说。
前者有《鸡为什么要过马路》、《野生动物园》、《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等作品；后者有《五一》、《那年冬天》、《几个和尚在珠海情侣路漫步》等。
在东莞 我竟然遇见一小块稻田 青黄的稻穗 一直晃在 欣喜和悲痛的瞬间 ——《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 这的确是一次又悲又喜的世纪之“遇”。
诗人在无言之中，向我们展示的这一小块“稻田”，以及他在另一首诗中向我们展示的默默无闻的“稻草人”（“农民”的隐喻），最终成为这个商品时代难以下咽的一小块骨头：“放长假的命令／一不小心改变了五四的方向”， 不工作才是美丽的 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 垃圾芬芳 只有地里的农民 被人遗忘 沿途的稻草人 不声不响 ——《五一》 当然，只有一个有骨头的诗人才能发现这一小块骨头。
《几个和尚在珠海情侣路漫步》是一首很丰富的诗。
“情侣路”与“和尚”构成现代生活与传统观念相对照的奇异风景，本身就很吸引人；诗人把这一幅风景看作是“阴郁生活”的一个“明亮细节”，或者说一种短暂的和平，让它与世界的另一面，伊拉克的战争、正在肆虐横行的“SARS”等，形成另一个鲜明的对照，引起读者心理上的强大逆差。
这首诗把传统与现代、战争与和平、日常生活与自然灾害等主题同时推到同一个现实生活的平台上，使一种更高的自然与社会共同所需的生态理念强势出场。
诗人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铁凝的写作风格
她像纳鞋底一样描绘精细的感觉 作家、评论家回顾的文学之路 从16岁时发表7000字的作文开始，到凭借震动文学界，再到去年年底出版的新长篇，尽管期间也有书名引发的话题，但的创作之路总体上波澜不惊。
30多年来，当年的少年作家，一路走来，不慌不忙，“像纳鞋底一样”，一针一线地编织文学梦。
用评论家的话来说，不赶潮流，但也并非特立独行。
“用知识分子的角度关照农村” “铁凝是个在创作上勇于探索的作家，尤其是她的视角开放自由，在不同的题材之间穿梭转换，仿佛是一尾游泳的鱼。
”新当选的副主席、女作家认为铁凝的每一部长篇小说无论从取材，到构思都有新意。
一一举例，比如写了“”的残酷，“她是不回避历史的残酷的”；写了女性的成长，细腻如发；到，铁凝写了从清末到抗战结束漫长的农村历史，有一种厚重感。
所以，“她的作品一直是在进步，变化，走向成熟”。
铁凝游走于不同题材之间的底气是什么
认为，也许这是因为铁凝内心的丰富和生活的丰富决定的。
张抗抗说，尽管铁凝只是在下乡的时候在农村待过，回到城市已经很久了，但她始终没有中断和乡村的联系，她一直在关注农村的变化，对乡村，对农民她怀有一种很质朴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有她自己的理解在里面。
“朴实有时候会带来一股很浓重的乡土气，但铁凝却很灵动，里面有灵气，这是有区别的，她是用一种知识分子的角度在关照农村。
” 写“恶”的作家多，把“善”写好的少 读过铁凝所有短篇小说的作家虽然没有和铁凝打过交道，但通过作品之间的秘密通道神交，很喜欢她的文字，她称铁凝的文字晶莹剔透，而且没有脱离现实。
她个人欣赏，尤其是对“”问题的反思深邃有力，“尽管这个书名我不是很喜欢。
”“铁凝作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文学品质纯粹，”评论家谢有顺说，她不是那种将写作与时代话题结合很紧的作家，她关注人性细微处的变化，她的写作扎根于人心的分析与探究，像《永远有多远》那样的作品都传递出温婉亲切的气息。
关于铁凝写作风格的突出之处，谢有顺概括为既传统又独特，前者指她关注当下，独特的是她擅长细致地展示“善”在这个时代中两难的处境，将其中的尴尬暴露无遗。
“时代中写‘恶’的作家很多，但能把‘善’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考验写得很好的作家不多，可见作家内心有自己的坚持。
” 很难被归入某个阵营 《笨花》是铁凝最新的一部长篇，评论界反响颇佳。
谢有顺认为，《笨花》是铁凝最好的长篇小说，格局好，叙述有耐心，尽管背景宏大，人物重多，但她像纳鞋底一样把精细的感觉细微地一一描绘出来，不是很尖锐的，但温润且坚强。
谢有顺认为，在创作上铁凝还有很大的空间。
评论家贺绍俊认为，铁凝不是一个赶潮流的作家，虽然她并非独立特行，但她会自觉地去尝试探索。
贺绍俊也谈到，很难将其归入某个阵营，比如人们提到女性主义一般会说到林白、陈染，但事实上，在《玫瑰门》中铁凝个人化的特质就已显现，总之，她从不以夸张和异己凸现，只是徐徐前行。
而众多评论家对铁凝一个共同的评价是，她的写作有耐力，坚韧悠长，成名很早，和她同时代的很多作家的写作已明显衰退，而铁凝这二三十年间一直在写，不慌不忙，心里有数，朝着通往内心的道路，“进步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