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李鸿章 从他历史的眼光 务实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来看
李鸿章期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士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首先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兴办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
李鸿章较倭仁等顽固派较为开明，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创办江南织造总局、、、开平矿务局等一批近代的军事和民用企业，客观上抵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他还积极创见中国的海防，筹划等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派人，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至于争议最多的对外战争极力妥协，压制爱国军民的反侵略热情，战后签订、、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确实是李鸿章一生最不光彩的地方之一，但很难想在弱肉强食、强盗横行，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大环境中，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够取得平等的发言权，他背后更深刻的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他没有摆脱晚清政治的陋习，存在着贪污腐化的一面，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政治制度的落后，坚持“中体西用”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总之，评价历史人物要循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从阶级分析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分析，不能以偏概全 “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
”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
“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才识过人，只是生不逢时，值得同情。
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
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他出使日本（虽然签了马关条约），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还很高。
历史毕竟需要反面教材，李鸿章签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自然首当其冲，不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地纪念这位洋务运动的老前辈，这位创立多项实业的老前辈，这位开创中国现代外交的老前辈。
当大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时候，面临着内忧外患。
一些封建士大夫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外国器械是奇技淫巧，把洋枪洋炮当作妖法，对他们而言，只有莫名的恐惧；或认为外国利器神妙莫测，无法学习；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
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
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大多数人都会为他一生所从事的“洋务”而痛骂他，诚想，那时除了李鸿章，还有哪个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拖着辫子的官员可以同外国人周旋。
李鸿章做为大清国的“外交家”，在战败求和谈判中，除了把损失减到最小，他也是无可奈何，每次谈判，他总是面临两难选择，他除了通过权衡从中两害取其轻，对于其他，他是无能为力了。
每一次在国家临危机时，总要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视为卖国贼，但国人可曾想过，每次签定了不平等条约，他自己也要遭爱多少伤痛与心痛的折磨，尤其是在日本马关，他不仅在马关遭受刺客的袭击，更在伤痛之下，仍坚持与日本，极力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却在带着脸上的绷带与国时受到各方面的压力。
其中的困处，除了亲身经历，是不能能彻知晓的。
李鸿章不仅在“洋务”方面表现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他突出的贡献，借着大清国的财力，更是凭借自己卓新的思想与观念，。
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企业；上海洋枪三局。
不仅于此，由于李鸿章的主持与参与，洋务派还兴建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
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咒骂痛斥这时，确实深深自省，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评价一个人，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有人对李鸿间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锐的手腕。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生成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事，李鸿章肯定是十九世纪，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李鸿章是晚清伟大的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与官吏。
他的看世界当然比林则徐来得伟大。
林则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与官吏，但他属于旧时代的文人与官吏，所以他所开启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将外人全部驱逐出中国，最后以失败告终。
李鸿章所要进行的事业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
中国确实在他的倡导下进步了，而且进步非常大。
在实业方面并不比日本小。
到一八九O年时，中国海军在东亚是领先于日本。
工业也领先于日本。
这在西人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他的热情评价。
日本领先于中国在于立宪，在于常备军制，在于国民的热情，和国内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稳定。
具地讲，中国落后于日本在于政治制度方面，在于国民万众一心的勇气和探索精神。
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曾在汉、唐时一个也不少啊。
其他微观因素还有:第一是连年的灾害，这不得不令翁同和将海军的军费压缩，而去救灾(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与李鸿章闹个人意见!!翁与李个人关系很好。
翁有许多次求助于李，李全部答应。
)。
第二，中国的国家和政局不稳，每十年有一次战争，或对外或对内，而且每次要选在太后万岁之时，这也是令太后不愉快的事情。
中国的国力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每年要向外人借款来填补军费等开支。
第三，国民素质太低，受近代文明教育的比例还是太低。
教育的内容还是二千年来的科举制的内容，虽有一些经世致用的内容，但与当时的泰西诸国的科学比较，显然落后几百年。
第三，国民没有爱国热情，在满人当政汉人受压迫的年代，汉人是不会真正替满人出力的，一切唯满人的意志而决定，汉人逆来顺受，虽然在洪杨之后，有曾，李，左等大臣拥兵地方，但号召全国显然力所不能。
所以李鸿章所倡导的事业也只能在北洋和南洋有开拓性的进展，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动静或很少动静的。
第五，士大夫和官吏阶层没有紧迫感，李鸿章再急，也无济于事。
还没有一个奋勇争先的官僚阶层为中国的奋起而努力。
这点日本较中国强几十倍。
第六，即使像李鸿章这样真正看世界的人，也并不完全知晓世界大事。
所看的世界以实用性为主，如军事，如实业，如教育等，没有看到法律，科学，政治制度，种族关系这些在背面起作用的因素。
所以也不可能去改革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种族体制、社会的法律的体制。
所以孙中山对李鸿章虽属尊敬，但也指出了他的这一缺陷。
第六，中国传统文人与官吏所具备的美德束缚了李鸿章等人的手脚。
他们唯知忠君报国，不论上面的决定是好是坏，总是唯命是从，一切不敢抗命，与孙文一代比，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重大缺陷。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甲午战争失败了，李鸿章也失败了。
李鸿章失败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周游世界。
他是中国人中走得最远，走得国家最多的中国文人与官吏。
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
他在这些欢呼中保持了冷静和尊严。
他更加广泛地了解了泰西诸国的政治，经济，工业，人文，治世之道。
与俄国建立了联盟，也以实业做诱饵，博得了英，比，德，法等国的好感，来华投资者渐多。
李鸿章自身失败了，但他的的事业并未全败，又被他传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比李鸿章强的一点是非常有头脑，有决心，有毅力，有勇气，有规划，所以能最后成功。
但这成功的起点当是起自曾国藩，继自李鸿章。
这三人相辅相成，谁也不能少掉谁。
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起自林则徐，也可以说是起自洪秀全，也可以说是起自曾国藩和李鸿章。
李鸿章当然不是完人，世间本无完人，如果有，也是自欺之谈。
李鸿章像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不在于他自身的成功与失败，而是找到了使中国强盛的事业，并选择了继承者，将这一事业传接下去。
这也是李鸿章留给中国的最有意义的遗产。
我们评价李鸿章，不需要无聊地替他的失败去辨解，去掩饰，去粉刷添彩，也无需大动肝火地去无端指责他的失败，更无需很无聊地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没事情就去逗弄八哥的人，没事就去取悦太后和皇上的人，没事就与小女人嘻嘻哈哈的人，没事就与翁同和在大殿上嚼舌头的人。
李鸿章是中国的文人与官吏。
有中国文人与官吏的主要特征与缺陷，也有中国人的骨气，智慧，胆略，见识。
我们应该把他做为中国人的一部份，去理解他，去批评他，去赞扬他，也要去爱护他，纪念他。
李鸿章是历史人物。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人物。
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历史上可值得一书的事与绩。
对待历史人物，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强求他要达到某个高度，如果达不到的话，就将之贬得一无是处。
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
同时，对历史人物评价，也不能为现时的政治，政党，时事等服务。
搞顺我者荣，逆我者亡。
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衬。
是事实，不是面团。
对李鸿章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实为基础，而不但以个人的好恶和感情去妄待他
求“我评历史人物李鸿章论文一篇 急需 2000字以上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
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细数李鸿章的一生，他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
什么黑锅总是让他背，就算说他卖国，也是光绪、慈禧他们逼他去卖的
如果朝廷的军费都到位，如果皇帝确实落实海防，那时日本鬼子会攻的进来吗
他们敢侵犯台湾吗
而后面签约都是别人逼他去的，清朝政府那么多文武大臣，哪位有能力去签
《马关条约》只是让他成了朝廷的替罪羊。
换一句话说，如果清王朝统治者不同意割让台湾，李鸿章签不签约有用吗
看来看去，我感觉李鸿章真的很冤。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
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就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他出使日本，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相当高。
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
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
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
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
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
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
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
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
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
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
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
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
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
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
他说：“清国办有报纸。
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
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
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
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这句话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
“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
李鸿章并不算是真的卖国贼，而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很值得敬佩的伟人。
我赞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说国人全体不努力，然后归咎于一人，这种劣根性至今未变。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写了这篇以我个人的看法对李鸿章的评价，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我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历史如何评价李鸿章这个人物
李鸿章是一个奇才。
无论在经济、政治方面皆是如此。
在经济上，他创办的一些军事工业及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都管理有方，能和外国企业竞争，也维护民族的利益。
此外在他的主持和参与下 ，洋务派创办了许多中国近代”第一”的东西，如铁路，海军等。
李鸿章一直在帮助大清国富强，可以说他是个报效祖国的人。
他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人，他主张与外国自由贸易，以强国，与改革相似。
在政治上，由于他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而招人唾骂，我认为这对他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这些人全是些盲目无知的人，难道他们不知道大清国如此虚弱的国力是不可能与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抗的
他们只凭几个暂的胜利，就以为大清国能征服法国。
他们是被胜利冲昏了头，不顾将来事态的发展，完全没考虑若法国同其盟国卷土重来，大清国很可能会被逼上绝路，签订比《中法新约》更不平等的条约。
李鸿章从长计议，主张求和。
他是想让国家安定，趁此时努力富强国家，他的想法是没有错的。
难道他是甘心求和
不
至于由他签约，是因为只有他有这种能力，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力，要知道他总是在尽力降低国家受到的损害。
如果签约的不是李鸿章，历史也不会改变，将会由另一个签约，那么我想这个人现在一定是”卖国贼”了，这些签约的人总是当出气筒，作替罪羊，着实可怜。
这些评论的人应该设身处地地想想，感受一下，再下定论才是
哎
如果李鸿章出生在其他朝代，或出生在当代中国，那么的才干，一定会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伟人。
求对李鸿章这一历史人物的再认识有关论文，快快
李鸿章少年得志，十七岁考中秀才，二十四岁便以二甲第十三名的好成绩高中进士，成为安徽省最年轻的翰林，他的发迹与成功，与曾国藩密不可分。
李鸿章以年家子的身份拜曾国藩为师，曾国藩对他另眼相待、青睐有加，加之李鸿章聪颖过人，虚心求教，因此进步很快。
受教于曾国藩的第二年，李鸿章就考中举人。
在长达近十年“朝夕过从”的日子里，李鸿章不仅学诗习文、练字读史，还向曾国藩请教经世义理之学，获益颇多。
受诸多因素影响，后世之人，只要谈及李鸿章，都认为他一味妥协、崇洋媚外，骂他为“汉奸”、“卖国贼”，留下的是一幅獐眉鼠眼、委琐窝囊的漫画相。
其实，李鸿章个子高大，一点八米左右，风度儒雅，显得仪表堂堂，颇有几分英俊潇洒的味道，有“云中鹤”之雅称；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胆小如鼠、局促狭隘，早年他作有《入都》诗十首，其中一首写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仅仅一首短诗，我们即可从中读到他的远大理想与豪情壮志，看出他的博大胸襟与广阔视野，见出他那汪洋恣肆的文采以及举重若轻、气闲神定的风姿。
李鸿章人生的巨大转折缘于太平天国。
1853年3月4日工部侍郎吕贤基在咸丰皇帝面前保荐李鸿章等人随同帮办。
于是，李鸿章离开京城，回到故乡宿州，辗转奔赴于安徽各地，以尽力剿灭捻军与太平军为己任，替清廷效犬马之劳。
李鸿章在安徽帮办团练的五年时间内，或入幕府参与军事谋划，或独立率军作战，虽用力甚多，也打过不少大仗、硬仗、胜仗。
“国难未除家未复，此身虽去也踌躇。
”李鸿章接到恩师曾国藩来信，希望他能进入湘军幕府。
李鸿章就此离皖赴赣，赶往曾国藩的建昌大营。
就个人天赋而言，李鸿章居曾国藩之上，曾国藩深知李鸿章其人，把他当成助手、顾问，视为左右臂膀，一切重大计划、决策都与他相商。
李鸿章也的确才堪大用，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建言献策，都甚为得体周全。
李鸿章才华横溢、卓尔不群，也就免不了几分自负，为人处事落拓不羁。
曾国藩也觉得李鸿章各方面都已成熟，可放手让他独当一面，使劲一搏。
于是，他一面上奏保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一面命他招募兵马组建援沪之师。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像一条出水蛟龙，一时间弄得风生云起，在上海滩这块“风水宝地”写下了国人最早的创业神话。
李鸿章自称接过了老师衣钵，可实际上未能真正理解、吸取、传承曾国藩那作为一位真正理学家的本质精髓，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贯注与严格要求，无论对己对人，都显得相当实际而实惠。
他“好以利禄驱众”，重用人才着重谋略干练，将文章道德放在其次，他曾露骨地袒陈道：“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他对部下以实利相诱，只要事情办成，论功行赏，封官加爵，决不含糊。
他紧紧抓住军权不放，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
他对手下公然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错都由我李鸿章承担
”此言一出，人人愿为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鱼目混珠，泥沙俱沙，时间一长，势必影响士气，败坏风气，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混乱局面。
李鸿章一生执著官场从未言退，认为只有做官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上可忠君报国，下则为民谋利，“安能不热衷耶
”当然，如果从另一角度视之，也算得上一种担当与气概——不畏险阻勇于任事，面对困境从不退缩。
李鸿章自视其高、倨傲不恭，不会转弯抹角以退为进，不懂守雌藏拙适可而止，不会收敛锋芒韬光养晦，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除委曲求全、百般讨好慈禧太后一人之外，他不招光绪皇帝喜欢；他与翁同龢不和；他与左宗棠、张之洞等闹翻，相互发难，互不买账，特别是与左宗棠交恶甚深，两人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冲突，动不动就大动干戈；他惹怒了朝廷清议派，这就相当于捅了“马蜂窝”，招来永无止息的无端攻击；就连重用他的慈禧太后，也对他处处设防……各种势力都明里暗里反对他、阻挠他，而所有的责任都要他一人承担，一切过错失败都一股脑地加诸其身。
在一部百年屈辱的近代史上，李鸿章孤独而寂寞的身影映照在宽大的天幕前，几乎受尽了上自朝廷高官，下至普通百姓，来自方方面面的天底下最多的唾沫与骂名。
李鸿章似乎太不懂得传统的为人处世之道了，这恐怕也是他身前遭骂、死后负谤的缘由之一。
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坐上封疆大臣的头把交椅，此后在这个位置一坐就是二十五年之久。
李鸿章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格外垂青，认为他实为清廷第一股肱之臣，不久便任命他兼任北洋大臣。
1825年1月9日，李鸿章又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位居内阁各大学士之首。
这一实际上的宰相之职向来都是满人“专利”，汉人得此职衔者以李鸿章为第一。
若论李鸿章的个人功绩，主要在于一个“洋”字——洋务与外交，也正是这两方面使得他备受争议。
自领兵独当一面从安庆赶赴上海，李鸿章似乎命中注定了要与洋人打一辈子交道。
李鸿章以军事自强为切入点“用夷变夏”，全面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为交通，办电报修铁路，他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自办电报事业，在开平煤矿修筑轨距、质量与英国完全相同、全长十一公里的铁路，又组建开平铁路公司，修筑唐芦铁路、唐津铁路、关东铁路等；二为矿业，创建开平煤矿，设立开平矿务局，开办漠河金矿等；三为民办工业，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李鸿章创办最早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中规模最大、引进西方技术与管理方式最早的民用企业；四为商业，组织公司寻找机会积极与西人通商。
在李鸿章的积极主持下，洋务这一新鲜事物在中国大地不仅开出了堪称艳丽的花朵，而且结出了无数丰硕可观的果实，创下了许多第一：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完全由洋枪洋炮装备的军队，成立了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的近代化海军，派遣了第一批到西方学习的官派留学生，修筑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此外，他还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座煤矿、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厂、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第一艘轮船、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译书机构、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 李鸿章开风气之先，在举办这些洋务实业时，无不受到守旧人士的猛烈攻击与严重干扰。
仅以修筑铁路为例，这一在今日看来无疑属于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却在当时遭到顽固派的极力阻挠。
五千年灿烂文明的背面，阴影笼罩下的是五千年的积弊与惰性，要想变革，哪怕稍稍触及传统，也会引来顽固守旧势力的拼死捍卫。
对此，李鸿章不由得仰天长叹道：“当今各国一变再变，唯中国守旧不动，天意耶
人意耶
” 当年已衰迈的李鸿章回顾自己一辈子走过的艰辛坎坷时，曾不无悲凉地说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
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
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
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 李鸿章所言，道破了诸多事实真相。
他就真的像一个“裱糊匠”，哪里出了漏洞，都要他去糊去补。
而狂风暴雨一旦袭来，表面的华饰被揭破，旧屋变得更其千孔百疮，“裱糊匠”自然也成了众矢之的。
甲午战争失败，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李鸿章一人头上，因为是他创建的北洋海军与日本舰队作战失利，是他的北洋陆军弃守平壤一败再败，致使日军深入东北三省及山东境内。
可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可看到中日甲午之败，是近代中国的一次全面性大溃败——不仅是清政府的失败，也是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与顽冥不化的国民性的失败。
就在李鸿章以北洋海军、淮系陆军与日军作殊死之战时，清廷的其他两支海军——南洋舰队与粤洋舰队，还有全国各地的其他陆军部队都作壁上观，不仅没有参与其中，部分同僚还暗中掣肘，一个劲地攻击李鸿章。
李鸿章曾催调南北两路援军，或因故意拖延，或因交通受阻，都没有按时到达。
对此，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一书中犹愤愤不平地写道：“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
既有之，亦空言而已。
”也就难怪西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作为政敌的梁启超走笔至此，情不自禁地赞道：“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 对日本的后来居上，李鸿章自然心知肚明，战争一开，不仅是军事之争，也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大比拼，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锐意改革，方方面面已领先中国。
因此，他极不愿意与日本开战，先是通过英俄两国出面交涉未果，后想通过谈判作出一定的让步避开这场战争。
然而，光绪皇帝与主战派不允，他只好由“避战求和”变为“以战求和”。
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兵一退千里，不仅没有保住藩属国朝鲜，就连本土也受到了日军的大举侵犯，大连、旅顺相继失守。
仗如果再打下去，只能是丧失更多的土地，连京城也难以自保，战而不胜，无法“以战迫和”，李鸿章只有再次求助国际调停。
他对清廷官场及国民性了解得越深，就觉得应该尽早求取和平，早和一天就会少一分损失。
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同意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早日达成和议。
而日方一方面在北塘、大沽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施加压力，一方面盛气凌人地刁难以获取最大利益。
就在双手相持不下之时，一位刺客帮了日本的倒忙，使得李鸿章在谈判中多少占据了一点主动。
李鸿章在第三次会议结束后与随员们一同返回行馆时，日本青年趁机对准他的左脸开了一枪。
李鸿章当即昏倒在地，鲜血从面颊流下染红了衣襟。
李鸿章被紧急送往医院，醒来后表现极为镇定，而内心却是百感交集。
他年已七十有三，如果就此壮烈死去，倒也能够博得一个以身殉国的美誉。
可是，命运却安排他活着，继续面对无尽的屈辱与灾难。
一颗子弹，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身上。
而比子弹更为寒心的则是误解，是“卖国贼”之类的骂名永远刻在他的心头。
作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中国政治家与外交家，李鸿章面对穷凶极恶、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他以生命为代价，抱伤继续谈判，寸步不让，寸土必争，尽管使赔款减少三分之一，割地减少近二分之一，算得上不辱使命，也只是签订了一个被国人视为卖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弱国无外交，败国更是不存在平等外交
痛苦与屈辱深深地刺伤了李鸿章，他发誓今后一辈子也不踏上日本土地。
在情势逼迫之下，光绪帝不得不违心议和，无奈地签下马关和约，便将一肚子怨气发泄在李鸿章身上。
曾国藩在世时，一切责任与骂名都有他给李鸿章这位后继者担着顶着。
当他一旦长逝，李鸿章便如断奶的婴儿，尽管政治、事业仍不断攀升，可个人声誉却开始走下坡路不断跌落了，且越跌越深，最后几几乎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正所谓“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1895年4月，当李鸿章脸上绑着绷带，带着未愈的枪伤回到国内，他发现自己成了举国公愤的历史罪人：光绪帝怨恨不满，大臣说他丧权辱国，民间说他收受日人大量贿赂，连儿子李经方也成了日本收买的密探，更有人伺机而动欲杀掉他一雪国耻……以此为出发点，出于某种功利的需要，经由宣传机器不断扩大误导，似乎近代中国的一切黑暗与混乱，诸如外敌入侵、落后挨打、民生凋敝、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等等，大多由“汉奸”、“卖国贼”李鸿章一手造成，于是乎，李鸿章一直成为罪恶的象征。
当然，也会有人站出来为他说上几句公道话，比如主张洋务的恭亲王当时就为李鸿章辩护，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可这种声音实在过于微弱，很快就被刺耳的喧嚣淹没得一干二净。
然而，每当国家局势被一般无识颟顸之人弄得靡乱不堪、危机丛生、危险四伏之时，出来收拾残局的，还是李鸿章。
环顾朝野，也只有他堪当如此重任。
李鸿章总在关键时刻，以个人荣誉换来短暂的和平与宁静，使得羸弱不堪的大清帝国缓过一口气来，不致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八国联军侵华，此时的李鸿章已远离京城，外放广州署理两广总督。
慈禧与一帮守旧派借义和团之手盲目排外，被利用的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在山东、直隶境内烧毁教堂，杀害洋人，后又进入北京攻打外国使馆。
闹到最后，慈禧太后竟歇斯底里地向英、法、德、俄、日等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并令封疆大吏李鸿章等人“北上勤王”。
李鸿章深知国家之积弱，一国都不能取胜，何况十一国列强
因此，“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而已。
”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控制事态，力挽危局，使得大清帝国的东南半壁江山免于列强的战火侵袭与残暴蹂躏。
八国联军很快进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行仓皇出逃。
这时，“汉奸”李鸿章一时间又为中外人士所瞩望，认为只有他北上才能平息战端。
“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
”于是，清廷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下诏，要求他“迅速来京，毋稍刻延”。
如果说李鸿章对甲午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责任，由他赴日谈判，也算咎由自取，而此次战端，与他并无半点干系，他本可以将一应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他能坐视不管吗
清廷给他的电谕一天紧似一天：“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
著接奉此旨后，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起程日期速行电奏。
”他只有不顾个人安危，不惜个人毁誉，以七十七岁高龄风尘仆仆地赶赴京城谈判。
李鸿章再次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谈判需要底气、筹码、力量与后援，可李鸿章所能凭恃的，就是一张嘴皮，一颗对朝廷的忠心。
一番唇枪舌剑百般斡旋，李鸿章受尽屈辱据理力争，总算以抱病之躯，与列强达成了辛丑和约。
条约签定，联军开始撤退，李鸿章病情渐重，饮食不进，忽冷忽热，咳嗽不止，无法坐立。
尽管如此，李鸿章仍牵挂着时局与未来，在上报和约签订情形的奏折中写道：“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
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
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 战乱之际，国人企盼和平，对李鸿章翘首以待。
“鸿章既受命，朝局始有转机，都人皆置酒相贺。
”对他素有好感的人说他临危受命是爱国英雄，“黄花晚节，重见芬香”；就连昔日仇敌也恭维他公忠体国、老成谋国，乃国之栋梁、“当代第一伟人”。
可一旦和约签订，危殆解除，情势便急转直下，李鸿章又成了众人指责斥骂的对象。
“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此言一时间传遍大街小巷、乡陌闾里。
由于时代环境、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个人识见所限，李鸿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确曾出现过一些失误。
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误国”，但他绝无“卖国”之举。
李鸿章不仅没有卖国，还无时无刻不在维护国家权益。
西方一致公认李鸿章“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始终在尽他最大的努力来维持他国家的利益，但遗憾的是，他手中的筹码太少了”
在外交场合，他从无奴颜婢膝之举，总是维护自己的尊严，连外国人也说他过于孤傲。
平心而论，不论是中日谈判，还是与联军签约，整个满清朝廷，不会有人比李鸿章办得更加圆满，只能是更其糟糕。
在外国人眼里，他们不知有清朝，却知道中国有一个李鸿章，“外国使节认为在中国可能作为理智谈判对象的一人也是李鸿章”。
因此之故，洋人可以不买清廷的账，却不得不买李鸿章的账。
中国甲午战败后，俄国出于本国利益，以共同防止日本侵略为由，诱使李鸿章签订了中国与外国的第一个军事同盟条约《中俄密约》。
俄国订约的目的，并非真正与中国携手对付日本，而是单方面在华获得种种权益，特别是修筑中东铁路之权，借此将俄国势力渗入东北三省。
李鸿章签约后高兴异常，以为替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可保中国二十年无事，清廷可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一心一意地大兴洋务，富国强民了。
没想到正是这一条约，惹来西方列强的进一步垂涎。
受到俄国愚弄的李鸿章本来就窝了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于是，他明确告诉俄国公使雷萨尔，可以签订撤兵条款，但拒绝立下所谓的道胜银行协定。
赖着不走的俄人连续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
为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早已气病交加，俄人的要挟使得病情进一步加重。
1901年10月30日，李鸿章从俄国使馆回到家中，开始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先是碗许，又吐半盂。
自咯血开始，李鸿章七天不进饮食。
咽气前一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床头逼迫他在条约上签字。
临终前问及他对家事有何嘱咐，李鸿章无言；问及国事，顿时老泪纵横，眼睛慢慢闭合。
站立一旁的李鸿章助手、直隶布政使周馥大声哭喊道：“我尚有言，公如何气绝
”旁人责怪他多言，不料李鸿章突然瞪大眼睛，真的等他开口说话。
周馥只好编出一套话道：“俄国公使说了，相国去位（逝世）后，俄国一定不作难中国的事情，两宫不久也要从西安回京了。
”李鸿章听完，这才带着无尽的悲怆与遗憾，头一偏，真正闭上双眼，走完了七十八岁的人生旅程。
面对历史，一个最起码的常识，便是尊重事实，不能随意臧否，不能跟着起哄，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因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而有意遮蔽、夸大、篡改事实。
如果我们认同这一原则，那么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形容李鸿章，实在一点也不为过。
李鸿章外交的最大失误，就在“以夷制夷”之策。
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时，他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略，取得了极大成功，于是，就想故伎重演，利用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将矛盾外引，减轻中国压力，寻求一种平衡术。
也不能说此策全然无用，但在关键时刻，列强绝对不会为了中国损害本国利益而与他国摊牌，乃至爆发战争。
要想在国际关系中获得尊严，求得主动，唯有“实力”二字。
满清腐朽不堪，中国积贫积弱，哪来实力可言
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之外交，总是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
李鸿章一辈子汲汲于事业功名，孜孜以求，勤勉不懈，就连与他政见相左的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也佩服不已：“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
” 可无论从哪方面而言，李鸿章的个人努力换来的都是失败：兴洋务，受制于封建官僚体制，虎头蛇尾难收大功；改革军事，因甲午一战败于日本，二十多年苦心经营付诸东流；办外交，屡遭欺凌，谤满天下；开创近代教育，也因多方受阻而中途夭折……李鸿章可谓地地道道的历史悲剧性人物，然而，他的悲剧并非个人悲剧，而是国家悲剧、民族悲剧、时代悲剧的缩影。
对此，梁启超相当中肯地评价道：“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也说他是“水浅而舟大也”。
也不能说他一辈子事功彻底失败，纵观李鸿章一生，应该说是成功与失败交织、喜剧与悲剧掺和的一生。
在他的倡导，或者说引导下，满清帝国总算是挣脱了几千年的传统束缚，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迈着艰难而蹒跚的步履缓缓前行。
其实，李鸿章在中国工业化、军事西方化、教育近代化等诸多方面，只要某一方面获得全面成功，近代中国，乃至今日之中国，都会发生扭转乾坤的巨变。
举例言之，如果甲午战争清廷获胜，那么就不是日本，而是中国跃居世界军事强国行列，此后绝对不会出现海权丧失殆尽、列强频频入侵的局面。
影响所及，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当代中国海防，也不至于寒碜到连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的尴尬地步。
当然，这是一种不可能成立的假设，近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急功近利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会只有某项单方面的成功。
欲达全面革新，必须有长远的规划，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如君主立宪等。
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绝对不会虚君放权，李鸿章也没有什么长远的改革大计与建设蓝图，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学一步，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实用技术方面的改革，深层次的制度、法律、政体、文化等方面基本没有触及。
不唯李鸿章，这也是近代整个洋务运动的一大盲点。
比如清廷派遣严复等十二人作为第一批欧洲留学生专门学习海军技术，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则向英国输送了一百来名留学生，学习科目多为法律、政治，很少有人专攻军事。
李鸿章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性格优点，他身上有着一股子难得的韧性与忍劲。
别人骂他，他从不为自己辩诬，显得十分超脱，并将女儿嫁给曾经骂他骂得最凶的清流派领袖之一张佩纶。
面对各种政敌及反对势力，李鸿章从不退缩。
虽饱受骂名，四方树敌，但事情还是要做，与列强周旋不已，力挽狂澜，为救清廷于绝境，不惜搭上老命一条。
李鸿章受人诟病最甚之一，便是积有大量财产，说他“富甲天下”。
李鸿章聚财敛财的确不假，但他能够做到公私分明。
他的资产，多为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处的股份及上海等地当铺、银号的利润所得。
而朝廷公款，并未贪污占用，在离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曾将长期“截流”、积存的八百多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继任者王文韶。
据说这笔经费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成为他交结王侯、内外联络的特别经费。
尽管拥有大量资产，李鸿章生活却相当简朴，饮食简单，习性严谨，其个人嗜好，一是喜抽水烟袋，二是午餐爱喝两杯。
以致在外国人眼中，他是一个典型的吝啬鬼。
李鸿章对毒害中国的鸦片十分痛恨，严复在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吸食鸦片，常受到他的严厉斥责。
李鸿章病逝，严复以理解同情之心送上一副挽联道：“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严复认为，如果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军事改革没有多方掣肘阻挠，就不会有甲午惨败、庚子之祸；而到了唯有敌败求和才能保全国家之时，如果李鸿章不承担主持和议收拾残局之责，士大夫们又要攻击他只求个人名节而误国误民。
在关于李鸿章的诸多评价中，外国人最为持平公允，他们一致认为李鸿章是中国19世纪第一流的政治家、外交家，将他称为东方的俾斯麦。
其中当数美国人格罗弗·克利夫兰的评价最具代表性：“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
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 斯人已逝，但影响仍通过他举办的洋务自强运动，通过他不惜个人生命与荣誉得以保全的中国主权之完整，通过他格外赏识着意提拔的袁世凯等人而深刻地作用并改变着中国的历史格局。
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艰难进程中，李鸿章更是作出了时人无法匹及、后人难以想象的贡献。
在当年的万国运动会上，各国国旗伴着国歌依次升起，轮到中国时，却只有黄龙旗在寂静中冉冉上升。
所谓堂堂的大清帝国，竟连国歌都没有一首，场上响起了阵阵西人的嘲笑。
此时，年过七旬的老人李鸿章站了出来，神态毅然地走到黄龙旗下，尽可能地挺直腰板，亮开既不清脆也不高亢的嗓子，唱了一首他从小就唱得烂熟的歌曲——家乡安徽民间小调《茉莉花》。
喧嚣归于寂静，唯有李鸿章的声音在运动场上回旋。
一曲唱罢，雷鸣般的掌声顿时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位不惜一切，誓死捍卫祖国与民族尊严的老人。
关于李鸿章的不足与弱点，只要列举，一时间我们可以举出许多。
比如他用人有亏，任人唯亲，只重家乡安徽人，偏袒亲戚门生；他在甲午海战中一味采取守势，缺少主动进击的勇气与锐气；他身上江湖味太浓，政客气太重，缺少曾国藩那样的理学家的虔诚与忠信，漠视“以修身为本”； 他强调办实事，不注重学问修养，直到晚年才幡然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他聪明有余，智慧不足，缺乏大政治家的风度、大改革家的气魄、大军事家的胆识，不足以担当济世强国、勇猛精进之大任；他恃才傲物，一副大清天下，舍我其谁的派头，因此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也不例外地“轻侮”；他喜看《庄子》、《管子》，不读西方之书，对西学的认识与了解始终停留在非常肤浅的水平上；他知道中国内部许多腐朽真相，就是不肯付出巨大牺牲着意改革，比如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经说道：“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
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他明明知道中国的虚假伪饰，可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为何就不想方设法地根除这一至今仍然存在的弊端呢
……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况且以上所举，不少属我们对李鸿章的个人苛求。
历史与国情，决定了古老的中华帝国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超过他人十倍的努力与代价。
洋枪队队长戈登曾一针见血地说道：“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
”又说在他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唯有李鸿章，才有一点改革的愿望。
无论我们持何种观点，从何种角度看待、评价李鸿章，都大可不必将“汉奸”、“卖国贼”之类的语汇加诸其身，他为清廷做了一辈子的替罪羊，与秦桧、汪精卫等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即便“愤青”似的不问青红皂白将近代诸多过错与灾难归咎于他，最起码在我们眼里，他也是一位值得敬重的老人
从正反两面评价历史人物李鸿章要有史料依据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才识过人，只是生不逢时，值得同情。
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
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他出使日本（虽然签了马关条约），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还很高。
历史毕竟需要反面教材，李鸿章签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自然首当其冲，不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地纪念这位洋务运动的老前辈，这位创立多项实业的老前辈，这位开创中国现代外交的老前辈。
当大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时候，面临着内忧外患。
一些封建士大夫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外国器械是奇技淫巧，把洋枪洋炮当作妖法，对他们而言，只有莫名的恐惧；或认为外国利器神妙莫测，无法学习；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
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
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大多数人都会为他一生所从事的“洋务”而痛骂他，诚想，那时除了李鸿章，还有哪个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拖着辫子的官员可以同外国人周旋。
李鸿章做为大清国的“外交家”，在战败求和谈判中，除了把损失减到最小，他也是无可奈何，每次谈判，他总是面临两难选择，他除了通过权衡从中两害取其轻，对于其他，他是无能为力了。
每一次在国家临危机时，总要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视为卖国贼，但国人可曾想过，每次签定了不平等条约，他自己也要遭爱多少伤痛与心痛的折磨，尤其是在日本马关，他不仅在马关遭受刺客的袭击，更在伤痛之下，仍坚持与日本，极力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却在带着脸上的绷带与《马关条约》国时受到各方面的压力。
其中的困处，除了亲身经历，是不能能彻知晓的。
李鸿章不仅在“洋务”方面表现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他突出的贡献，借着大清国的财力，更是凭借自己卓新的思想与观念，。
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企业；上海洋枪三局。
不仅于此，由于李鸿章的主持与参与，洋务派还兴建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
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咒骂痛斥这时，确实深深自省，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评价一个人，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有人对李鸿间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锐的手腕。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生成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事，李鸿章肯定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李鸿章传》\\\/《曾国潘传》\\\/《左宗棠传》\\\/《陈独秀传》..读后感800字
大姐，我服你了
简单说下：李鸿章是曾的幕僚，一手带起来的，但是李在较后的年代，没有魄力。
曾国藩是很强悍的，他有句话德乃水之源，才乃水之波。
你理解了这句话基本理解他的用人之道了。
可以看看他写的家书，很自律和严谨的一个人。
左宗棠，怀才就像怀孕说他比较像，此人耿直，有实才，但他在科举仕途上开始并不顺，虽在情理之中，但可见其人学术功底一般，善于运兵打仗。
海防和塞防之争就是他和李鸿章的争论，从这点可以看出左宗棠是真君子，李鸿章是伪君子啊~李就是为了拥兵自重陈独秀：两字：俺觉得他“太左”了。
。
。
其他的了解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