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各个宫殿的典故
畅音阁，为清宫内廷演戏楼，全称故宫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位于故宫博物院内养性殿东侧，宁寿宫后区东路南端，座南面北，建筑宏丽。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始建，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建成。
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曾维修，二十二年于阁后（南）接盖卷棚顶扮戏楼。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维修。
现存建筑为嘉庆年间改建后的规制。
畅音阁为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戏台，与京西颐和园内的德和园大戏楼（为仿畅音阁规制建造）、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大戏楼并称清代三大戏楼。
在中国古代，看戏是皇宫中的主要娱乐。
每逢各种节日，如元旦、立春、上元、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除夕以及皇帝登极、帝后的生日等重大庆典，都要在宫中看戏。
清代宫廷内演戏的地方有多处：太极殿与长春宫之间有一座；西六宫北部重华宫一带有漱芳斋戏台。
而规模宏大的畅音阁，则专为重大节庆演戏时所用，在此演出的戏曲大多是歌舞升平的吉祥神仙戏。
据资料记载，清末西太后当政时期，凡遇节日，她总是要到畅音阁看戏，并由皇帝、皇后、妃、嫔、命妇以及王公大臣等陪同。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西太后五十岁生日时，为在畅音阁演戏给西太后看，仅购置戏服和道具的支出，就耗费白银十一万两之多。
其中，寿台面积210㎡，台内不设立柱，采用抹角梁。
台面后部设有4座楼梯，接平台，上楼梯可抵达禄台。
寿台北、东、西三面明间的两柱上方装饰鬼脸卷草纹木雕彩绘匾，惟正（北）面挂联：“动静叶清音，知水仁山随所会；春秋富佳日，凤歌鸾舞适其机。
”取自左思：“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另外，陶渊明中也有“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台面中部下方设地井，地井内安装有绞盘，平时用木版盖着，盖板可开合，可以根据戏剧的内容，把布景和人物从地下托出台面，造成从地下或水中钻出来的戏剧效果，例如表演“地涌金莲”一场戏，就是从台底下慢慢钻出四朵大莲花来，一朵莲花上坐着一尊菩萨。
台下地面四角各有窨井一眼，南边中间有一眼水井，可为戏中表演喷水提供水源。
禄台、福台则均将前沿（北侧）做为台面，使观戏者抬头便可看到。
三层台设天井上下贯通，禄台、福台井口安设辘轳，下边直对寿台地井，根据剧情需要，天井、地井可升降演员、道具等，例如上演仙女、神仙下凡的戏目时，用辘轳把幕景和演员从上面送下来，造成从天而降的戏剧效果。
使用三层台的剧目不多，绝大多数只在寿台上表演，福台和禄台则只在一些神怪戏中才用。
台对面的阅是楼分为上下两层，是皇帝和后妃看戏的地方。
东西北三面都用两层圈楼围绕，宫女和大臣可以在两侧楼的廊下看戏。
楼后则是庆寿堂。
储秀宫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地方。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刚进宫被封为兰贵人时，曾在这里居住。
咸丰六年三月升为懿嫔的慈禧，在这里生下同治皇帝。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已居长春宫的慈禧太后，为庆祝五十岁生日，移居此宫，并重修宫室，耗费白银六十三万两。
院内游廊墙壁上的题词，即当时大臣为慈禧祝寿的万寿无疆赋。
储秀宫是西六宫之一，也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宫室。
前殿悬挂有乾隆皇帝御笔匾为“茂修内治”。
西太后曾在这里居住。
继而被封为懿嫔，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生了载淳（即同治皇帝）。
光绪十年（1884年），西太后在庆贺她五十岁生日时，从长春宫又移到储秀宫居住，一连又住了十年。
现在储秀宫内外的陈设，还是庆贺西太后五十寿辰时的原状。
当时，为庆贺西太后五十岁生日，把储秀宫、翊坤宫等处修缮一新，耗费白银六十三万两，使储秀宫成为西六宫中最考究的一座宫殿。
储秀宫庭院中，有两棵苍劲的古柏；台基下东西分设一对铜龙和一对铜鹿。
储秀宫外檐油饰采用色泽淡雅的“苏式彩画”，题材有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和神仙故事等；门窗都是以质地优良的楠木雕刻的“万福万寿”和“五福捧寿”花纹。
储秀宫为单檐歇山顶，面阔5间，前出廊。
檐下施斗栱，梁枋饰以淡雅的苏式彩画。
门为楠木雕万字锦底、五蝠捧寿、万福万寿裙板隔扇门；窗饰万字团寿纹步步锦支摘窗。
内檐装修精巧华丽。
明间正中设地屏宝座，后置5扇紫檀嵌寿字镜心屏风，上悬“大圆宝镜”匾。
东侧有花梨木雕竹纹裙板玻璃隔扇，西侧有花梨木雕玉兰纹裙板玻璃隔扇，分别将东西次间与明间隔开。
东次、梢间以花梨木透雕缠枝葡萄纹落地罩相隔；西次、梢间以一道花梨木雕万福万寿纹为边框内镶大玻璃的隔扇相隔，内设避风隔，西梢间作为暖阁，是居住的寝室。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古华轩 为北京宁寿宫花园第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
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轩为座北面南的敞轩，面阔3间带回廊，正面悬挂乾隆帝御笔“古华轩”木匾。
卷棚歇山式顶，黄琉璃瓦绿剪边。
檐柱间置倒挂楣子与坐凳，金柱间安装透空灯笼锦落地罩，用以界分内外，形成内外空间的贯通。
轩明间内檐和后檐4间悬挂木雕龙匾4块，明间楹联一副，均是乾隆帝为古楸而题。
轩前檐下有古楸一株，构轩时树龄已逾百年，倚树建轩，故名“古华轩”。
交泰殿 北京故宫内廷后三宫之一，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殿名取自，含天地交合、康泰美满之意。
约为明嘉靖年间建，顺治十二年（1655年）、康熙八年（1669年）重修，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失火，殃及此殿，是年重建。
殿内顶部为盘龙衔珠藻井，地面铺墁金砖。
殿中明间设宝座，上悬康熙帝御书“无为”匾，宝座后有板屏一面，上书乾隆帝御制。
东次间设铜壶滴漏，乾隆年后不再使用。
在交泰殿内西次间一侧，设有一座自鸣钟，这是嘉庆三年制造的。
皇宫里的时间都以此为准。
自鸣钟高约6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座钟。
交泰殿为皇后千秋节受庆贺礼的地方，是皇后生日时接受庆贺礼的地方。
清朝，于此殿贮清二十五宝玺，每方玉玺都有专门的用途。
每年正月，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吉时，设案开封陈宝，皇帝来此拈香行礼。
清世祖鉴于明代宦官专权的教训，规定宦官不得干预朝政，所立“内宫不许干预政事”的铁牌曾立于此殿。
皇帝大婚时，皇后的册立、宝安设殿内左右案上。
交泰殿每年春季祀先蚕，皇后先一日在此查阅采桑的用具。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丽景轩为储秀宫后殿，面阔5间，单檐硬山顶。
明间开风门，其余4间为槛窗，楠木门窗雕刻万字锦地，上饰五福捧寿、万福万寿纹饰，转角处包饰龙凤云纹铜角叶。
明间台阶两侧各有四汉白玉石台座，用来摆放香炉、神兽等。
据文献载，慈禧初入宫时即居于储秀宫，并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在后殿生下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
同治十一年（1872年）皇帝大婚后，嘉顺皇后阿鲁特氏居住储秀宫，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去世。
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太后50大寿，以圣母皇太后的身份再次居住储秀宫，时将后殿思顺斋改名为丽景轩。
清晚期在丽景轩内建有小戏台。
清逊帝溥仪曾在此举办西餐宴会。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式陈列，并有“溥仪生活展 钦安殿位于御花园正中，南北中轴线上。
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年）添建墙垣后自成格局。
清乾隆年间曾在前檐接盖抱厦3间，后拆除。
月台前出丹陛，东西两侧各出台阶。
院内东南设焚帛炉，西南置夹杆石，以北各有香亭1座。
殿前院墙正中辟门，曰“天一门”，东西墙有随墙小门，连通花园。
钦安殿内供奉玄天上帝。
清朝每年元旦于天一门内设斗坛，皇帝在此拈香行礼。
每遇年节，钦安殿设道场，道官设醮进表。
钦安殿事务由太监道士管理 寿安宫 寿安宫位于内廷外西路寿康宫以北，英华殿以南。
始建于明代，初名咸熙宫，嘉靖四年（1525年）改称咸安宫。
清初沿明制，雍正年间在此兴办咸安宫官学，乾隆十六年（1751年）咸安宫官学移出。
同年，乾隆皇帝为庆贺皇太后六十寿诞，将此宫修葺一新后改称寿安宫。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皇太后七十圣寿庆典，在院中添建一座3层大戏台。
嘉庆四年（1799年）将戏台拆除，扮戏楼改建为春禧殿后卷殿。
寿安宫后为第三进院，院中叠石为山，东西各有3开间小殿，名为福宜斋、萱寿堂。
寿安宫是皇太后及太妃、嫔等人的居所。
明代仁圣太后、天启年间乳媪客氏曾在此居住。
乾隆年间，孝圣宪皇太后六十及七十岁圣寿节，乾隆帝都亲率皇后、皇子、皇孙等人至此跪问起居，进茶侍膳，于堂前跳“喜起舞”贺寿，并于宫中设宴，王公、大臣及王妃、公主分坐于东西两侧延楼中，陪同赏戏。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畅音阁戏台修建完毕，次年皇太后逝世，寿安宫戏台便逐渐荒废。
嘉庆四年（1799年）奏准，拆去寿安宫戏台，在扮戏楼位置建春禧殿后卷殿，用以收贮南府升平署之行头、切末。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寿安宫被辟为故宫图书馆，沿用至今。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
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
清朝 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的图书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
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命于文华殿后规度适宜方位，创建文渊阁，用于专贮。
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
内立石碑一通，正面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背面刻有文渊阁赐宴御制诗。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
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臣相。
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
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
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
时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
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
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
至英宗正统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
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
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
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
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
”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
”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
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
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凡四殿二阁。
顺治十八年(1661)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
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
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
自此而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
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开馆。
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
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问，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
在了解到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藏书特色之后，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
最初乾隆帝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
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
此即著名的用于贮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
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建于文华殿之后，乾隆帝说：“凡事豫则立。
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
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
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
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
”可见，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秘藏书胜地。
武英殿 北京故宫武英殿始建于明初，位于外朝熙和门以西。
正殿武英殿南向，面阔5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歇山顶。
须弥座围以汉白玉石栏，前出月台，有甬路直通武英门。
后殿敬思殿与武英殿形制略似，前后殿间以穿廊相连。
东西配殿分别是凝道殿、焕章殿，左右共有廊房63间。
院落东北有恒寿斋，西北为浴德堂。
明初帝王斋居、召见大臣皆于武英殿，后移至文华殿。
崇祯年间皇后千秋、命妇朝贺仪也在此举行。
明代于武英殿设待诏，择能画者居之。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攻入北京，成立大顺政权。
但很快就因军心懈怠，无力抵抗入关的清兵，只在四月二十九日于武英殿草草举行了即位仪式，翌日便撤离北京。
清兵入关之初，摄政王多尔衮先行抵京，以武英殿作为理事之所。
清初武英殿用作皇帝便殿，举行小型朝贺、赏赐、祭祀等仪典。
康熙八年（1669年）因太和殿、乾清宫等处维修，康熙皇帝曾一度移居武英殿。
康熙年间，首开武英殿书局。
康熙十九年（1680年）将左右廊房设为修书处，掌管刊印装潢书籍之事，由亲王大臣总理，下设监造、主事、笔帖式、总裁、总纂、纂修、协修等30余人，由皇帝和翰林院派充。
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后，武英殿大量刊刻书籍，使用铜版雕刻活字及特制的开化纸印刷，字体秀丽工整，绘图完善精美，书品甚高。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命将中摘出的珍本138种排字付印，御赐名，世称“殿本”。
道光二十年（1755年）后刊书甚少，仅存其名。
武英殿之书凡存而不发者一向贮于敬思殿中。
嘉庆十九年（1814年）夏清查存书，将完好者移贮武英殿，残缺之书变价出售，此后敬思殿实际作为存储版片之处。
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被火焚，烧毁正殿、后殿、殿门、东配殿、浴德堂等建筑共37间，书籍版片焚烧殆尽。
同年重建。
延晖阁位于御花园内西北，北倚宫墙。
明代初建时称清望阁，清代改今名。
阁坐北面南，三开间，外观为上下两层，其内部两层之间有一暗层，黄琉璃瓦歇山顶。
前檐明间开门，灯笼框隔扇门6扇，两次间为灯笼框槛窗。
阁之上层回廊环绕，玲珑轻盈。
延晖阁高居于宫墙之内，与东部的堆秀山形成了左右均衡的格局。
这是一处供登临远眺的建筑，登阁俯视，园中古柏成行，风光绮丽，北望景山，峻挺葱郁。
在冬季天气晴朗的日子，这里还可以看到西山的积雪。
清代乾隆、道光、咸丰等皇帝常登此阁吟诗赏景，留有吟咏此阁的诗句。
延禧宫 延禧宫为内廷东六宫之一，位于东二长街东侧。
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名长寿宫。
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称延祺宫。
清代又改名为延禧宫，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重修。
明清两朝均为妃嫔所居，清道光帝之恬嫔、成贵人曾在此居住。
延禧宫原与东六宫其它五宫格局相同，为前后两进院，前院正殿5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室内悬乾隆皇帝御笔匾曰「慎赞徽音」，东壁悬乾隆，西壁悬。
殿前有东西配殿各3间。
后院正殿5间，亦有东西配殿各3间，均为黄琉璃瓦硬山顶。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延禧宫起火，烧毁正殿、后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共25间，仅余宫门。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提议复建，但未能实现。
宣统元年（1909年）在延禧宫原址兴工修建一座3层西洋式建筑--水殿。
水殿四周浚池，引玉泉山水环绕。
主楼每层9间，底层四面当中各开一门，四周环以围廊。
楼之四角各接3层六角亭1座，底层各开两门，分别与主楼和回廊相通。
据《清宫词》、《清稗史》记载，水殿以铜作栋，玻璃为墙，墙之夹层中置水蓄鱼，底层地板亦为玻璃制成，池中游鱼一一可数，荷藻参差，青翠如画。
隆裕太后题匾额曰「灵沼轩」，俗称「水晶宫」。
事实上，该殿所有构架均为铁铸，殿内4根蟠龙纹柱也系铸铁锻造。
整座建筑大都以汉白玉砌成，很少用砖，外墙雕花，内墙贴有白色和花色瓷砖。
因国库空虚，水晶宫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冬尚未完工，后被迫停建。
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隆裕太后还曾下令西苑电灯公所给延禧宫安装电暖炉、电风扇并添安电灯。
延禧宫是故宫中第一座钢筋水泥建筑。
1917年张勋复辟时，延禧宫北部被直系部队飞机投弹炸毁。
1931年，故宫博物院将其改建为文物库房。
翊坤宫内廷西六宫之一，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地方。
建于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建成。
始称万安宫，明嘉靖时改称翊坤宫，清沿用明朝旧称。
清代曾多次修缮，原为二进院，清晚期将翊坤宫后殿改成穿堂殿曰体和殿，东西耳房各改一间为通道，使翊坤宫与储秀宫相连，形成四进院的格局。
正殿面阔5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前后出廊。
檐下施斗拱，梁枋饰以苏式彩画。
门为万字锦底、五蝠捧寿裙板隔扇门，窗为步步锦支摘窗，饰万字团寿纹。
明间正中设地平宝座、屏风、香几、宫扇，上悬慈禧御笔“有容德大”匾。
东侧用花梨木透雕喜鹊登梅落地罩，西侧用花梨木透雕藤萝松缠枝落地罩，将正间与东、西次间隔开，东西次间与梢间用隔扇相隔。
殿前设“光明盛昌”屏门，台基下陈设铜凤、铜鹤、铜炉各一对。
溥仪逊帝时曾在正殿前廊下安设秋千，现秋千已拆，秋千架尚在。
东西有配殿曰延洪殿、元和殿，均为3间黄琉璃瓦硬山顶建筑。
后殿体和殿，清晚期连通储秀宫与翊坤宫时，将其改为穿堂殿。
面阔5间，前后开门，后檐出廊，黄琉璃瓦硬山顶。
亦有东西配殿，前东南有井亭1座。
古代赫赫有名的雍正妃子年氏便是在这宫中度过她这可怜的一生...... 康熙宠妃宜妃郭络罗氏也曾长住此宫。
清代慈禧太后住储秀宫时，每逢重大节日，都要在这里接受妃嫔们的朝拜。
光绪十年慈禧五十寿辰时移居储秀宫，曾在此接受朝贺。
光绪帝选妃也在此举行。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b ]颐和轩 颐和轩为紫禁城东北隅宁寿宫后区中路建筑之一，南有乐寿堂，北为景祺阁，轩与阁之间有穿廊相连，形成工字殿。
颐和轩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嘉庆七年（1802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两次重修。
颐和轩面阔7间，进深1间，单檐歇山式顶，覆黄琉璃瓦。
前檐出抱厦5间，后檐出抱厦3间。
除前檐抱厦外，余各间均出廊。
前檐抱厦明间、东西次间开敞，形成较深远的前出廊，东西稍间装板墙，南面为槛墙、支摘窗。
轩明间为五抹头 扇门，次间为槛窗，上为步步锦支窗，下为方玻璃屉窗。
稍间为步步锦支摘窗。
后檐抱厦次间、山面轩稍间、尽间均为槛窗。
明间有穿廊3间，北接景祺阁，穿廊明间东西向开门，可通轩北东西两小院。
轩东西山面廊南北封装，设有小门，西廊外建有如亭及围廊，形成小院。
颐和轩前月台左侧设有日晷，月台接甬路与乐寿堂相通，甬路两侧各设琉璃花池。
轩两侧有游廊连接乐寿堂，廊壁镶嵌敬胜斋帖石刻。
符望阁位于宁寿宫花园第四进院落，为该院的主体建筑。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建，嘉庆七年（1802年）修，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修。
符望阁在形制上模仿建福宫花园的延春阁。
平面呈方形，外观两层，内实三层，四角攒尖顶。
蓝色琉璃瓦件饰檐、脊，其余铺黄色琉璃瓦。
符望阁的室内装修颇具特色，以各种不同类型的装修巧妙地分隔空间，穿门越槛之际，往往迷失方向，故俗有“迷楼”之称。
室内装修制作精美，又以金、玉、珐琅等镶嵌装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乾隆年间，每年腊月二十一日，皇帝在此地赏饭给王公大臣。
嘉庆皇帝也曾登临此阁，并有《咏符望阁》之诗咏。
符望阁是宁寿宫花园中最高大的建筑，登临其上可一览紫禁城内外的秀色 昭仁殿 始建于明代，为乾清宫东侧小殿。
昭仁殿南向，单檐歇山顶，上覆黄琉璃瓦。
面阔3间，正中明间辟门，两次间槛窗。
殿前接抱厦3间。
明时，殿前有斜廊通乾清宫及东庑，清代改廊为砖墙，自成一院，有小门以通内外。
殿后接室3间，均为藏书之处。
殿之东设龙光门，明代已有，是正宫通向东路的安全出口。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出禁城自缢前在此砍杀其女昭仁公主。
清朝，昭仁殿成为皇帝读书的地方。
殿后西室匾曰“慎俭德”，再西有匾曰“五经萃室”。
乾隆九年（1744年），皇帝下诏从宫中各处藏书中选出善本呈览，列架于昭仁殿内收藏，并御笔书“天禄琳琅”匾挂于殿内。
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命大臣重新整理，剔除赝刻，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记载了每一部藏书的刊印年代及流传、收藏、鉴别等情况。
当时昭仁殿共有宋、金、元、明版藏书429部。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皇帝认为南宋岳珂所校刻的《易》、《书》、《诗》、《礼记》、《春秋》五经十分重要，命诸臣在昭仁殿后室特辟一小室，赐名“五经萃室”，御题匾额，悬于室内，并设围屏，上刻“五经萃室记”，旁有联曰：“有秋历览登三辅，旰食惟期协九经”。
后嘉庆皇帝亦常临室阅览，并作有《五经萃室观书诗》。
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乾清宫失火，延烧昭仁殿，《天禄琳琅》之珍贵藏书被焚为灰烬。
同月，嘉庆皇帝命重辑《天禄琳琅续编》，于次年完成。
嘉庆二年（1798年）昭仁殿重建，收贮《天禄琳琅续编》659部，12,258册。
“五经萃室”亦重新恢复，藏《相台五经》。
昭仁殿的藏书中，宋金版本用锦函，元版本用青绢函，明版本用褐色绢函，分架排列，皇帝可以随时到此览阅，十分方便。
北宋初年出现士大夫政治的原因是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宋代无 疑处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远从汉代,近从唐代开始的一系列社会转化,正是到宋代得以完成而基本形成格局的。
于是,我们看到,经过秦汉隋唐时期的政治演进,时至宋代,士人与官僚已经走向了彻底的融合与合流,中华帝国典型的士大夫政治形态已经完全确立。
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从深层上透视,它是唐末五代以来门阀士族势力衰落的产物;从直接原因上看,则与宋朝统治者对唐末五代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有关。
唐末五代,军阀混战,武夫飞扬跋扈,权势恶性膨胀。
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兵骄逐帅,帅骄叛上,互相篡夺杀戮,并且只要控制了军队,兵强马壮,就可以称王称帝。
当时地方节度使或州郡刺史,也大多由军士废立。
这样,从五代以来,武夫便控制了从上到下的统治权,权倾一方,恣意妄为,一时出现了皇权沦落式微的局面。
宋朝是上承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王朝,依靠兵变夺得帝位的宋太祖对因武人专横跋扈、拥兵自重所造成的皇权式微、为害政治的历史局面可谓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为了使武人专横跋扈、割据以至篡位的局面不再重演,避免北宋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宋太祖“以史为鉴”,常常与大臣就重建国家权威和秩序的策略进行讨论。
宋太祖黄袍加身后不久,便问宰相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赵普当即回答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
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赵普的进言,完全契合宋太祖维护家天下的心理意愿。
没等赵普说完,宋太祖便说: “卿勿复言,吾已谕也。
”[7](卷1) 于是,便有了宋 代“偃武兴文”的重大举措。
为此,宋太祖以一种文明和理性的方式,“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帅的兵权,而代之以文官 治国,“以易武臣之任事者。
”[8](陈亮传) 在宋太祖看来,较之武臣,文臣更让他放心,因为他们无兵可拥,无强可逞,是不会因兵强马壮而危及朝廷的。
他曾对赵普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
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知大藩,纵皆 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9](卷7)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宋太祖上台伊始,就摆出了一副尊孔崇儒、重用文人的姿态,一登基即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圣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 十一人像于东西廊之板壁”[10](崇儒) ,并“以孔四 十四代孙孔宜为曲阜县主薄”[10](卷7) 。
而后又不 断招纳“困顿风尘,潦倒场屋”[11](卷1) 的知识分子入仕,还令五代遗留下来当年与他并肩军马倥偬的将士读书,使之儒化,并一再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9](卷7) ,地方上则命“士人典 州”[12](卷1)。
为了广泛吸收更多的儒生参加到统治阶层的队伍中来,宋太祖又下求贤诏曰:“继今不限内外职官,前资见任,布衣黄衣,并许诣 阁门投牒自荐,朕当亲试焉。
”[9](卷5) 与此同时, 宋太祖又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保护文士的措施, 他曾立有三条后世戒规,其中一条便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而且告诫后代“子孙有 逾此誓者,天必殛之”[13](卷1) ,对文人士大夫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
宋太祖针对唐末五代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作出的崇文抑武的选择,无疑开启了一代偃武兴文之机,故《宋史?文苑传》序言中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预知矣。
艺祖(太祖)革命,首用文吏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事实亦正如此,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为契机而开启的崇文抑武的治国方针,为以后历朝皇帝所效法、遵循,并被沿袭为祖宗家法。
此后继宋太祖即位的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等历朝皇帝都奉行了崇 文抑武政策,“兴文教,抑武事”[9](卷18) ,欲 “以文化成天下”[14](卷9) ,同样给文臣以尊厚的地位。
宋太宗即是其中一典型代表。
他曾对近臣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 治。
”[9](卷23)强调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兴文治, 尊孔 礼儒.为了标示崇文的决心,宋太宗还不惜巨资,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进行重建,亲赐名为“崇文院”,并把宫中内殿“讲武殿”改名为“崇政殿”。
为 了达到“岩野无遗逸,朝廷多君子”[9](卷24) 目的,宋太宗更是重视提拔读书人,千方百计网罗人才,“不求备以取人,舍短从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亦近万人,不无俊秀之 才”[9](卷42)。
对于这样大规模地网罗儒臣,宋太宗曾不无自鸣得意地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 矣!” [9](卷24 ）。
总之,宋太祖立国之初由杯酒释兵权为契机开启的一代偃武兴文之机,结束了武人干政的局面,使宋代在政治上形成了“文德致 治”[8](卷436)、“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所谓“以 儒立国”[9](卷221) 的政治构架,儒家知识分子亦由此进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隆盛时代。
[8](卷436三 科举制度是联结士人与官僚的重要桥梁,是士人阶层进入官僚政治集团的基本保障。
宋代帝王既然作出了倚重文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选择,就要求宋王朝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开辟仕进之路。
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势下,宋王朝发展和完善了唐代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抬高了科举选官的地位,并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而完备的科举立法:第一,严格考试的各项规则,严防势家对科举的控制和垄断。
如废除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势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
第二,取消唐时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广开寒门读书人的通道,应试者家不重谱牒,身不重乡贯,不讲门第身份,凡稍具文墨者,皆可应考。
这样,就使科举取士的范围空前扩大,几乎是面向了社会各个阶层,“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 科名。
”[15](卷37) 第三,提高科举及第后的待遇。
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授予官职。
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科举榜发,“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 臣卿皆由此选。
” [8]()三 科举制度是联结士人与官僚的重要桥梁,是士人阶层进入官僚政治集团的基本保障。
宋代帝王既然作出了倚重文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选择,就要求宋王朝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开辟仕进之路。
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势下,宋王朝发展和完善了唐代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抬高了科举选官的地位,并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而完备的科举立法:第一,严格考试的各项规则,严防势家对科举的控制和垄断。
如废除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势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
第二,取消唐时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广开寒门读书人的通道,应试者家不重谱牒,身不重乡贯,不讲门第身份,凡稍具文墨者,皆可应考。
这样,就使科举取士的范围空前扩大,几乎是面向了社会各个阶层,“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 科名。
”[15](卷37) 第三,提高科举及第后的待遇。
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授予官职。
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科举榜发,“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 臣卿皆由此选。
” [8](选举志）显然,宋代科举制度中的种种立法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客观性与公平竞争,为整个地主阶级乃至寒门士人敞开了科举入仕的大门。
在宋代,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庶族地主、殷富农民、工商子弟,凡是“稍具文墨”的读书人,都可以应举入仕。
这就极大增强了科举考试的开放性,由此导致了“取士不问家 世”[16]原则在宋代的实现,同时也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得到了具体体现。
与此同时,宋代又大量增加了科举取士的人数。
据载,宋太宗在位22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450多人。
关于两宋科举取士的具体人数,张希 清先生曾根据10余种史书、文集和笔记,对两 宋贡举登科人数进行过细致考证。
统计与考证的结果表明,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
这个平均每年取士的人数,不仅大大超过了唐代的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亦为后世的元、明、清所不能企及(约为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17]。
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科举制度在选官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对社会的影响亦愈来愈大,已成为宋人社会地位上升的主要途径,致使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 也不免应举。
”[18](卷13) 陆九渊也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 此。
”[19](卷23)宋真宗的《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 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20] ,亦从一个侧面表明科举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在世人看来,最得意的是科举题名:“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21](得意诗) ;最失意的则是科举下第:“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 恩宫女面,下第举子心”[21](失意诗) 。
正是在科举的刺激下,社会上不同阶级、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读书热情空前高涨,一个万众向学的社会风气蔚然成风,以至于在有的地区,形成了“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 不学为辱”[21](饶州风俗) 的社会现象,整个社会几乎完全被笼罩在读书应举的气氛之中,读书应举已成为宋人最为关心的事业。
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宋代那样,将科举制度与读书仕进联系的如此紧密,科举已成 为宋代社会上人们一条主要的上升之途,其它入 仕之途越来越失去分量,科举制在选官中的主导地位已完全确立。
从统治阶层的来源和成分看,宋代完全可以说是由科举出身的人掌握政权的一个朝代。
据《宋史?宰辅年表》等资料统计,宋仁宗在位41年,用宰相23人,其中22人是进士出身;用参知政事、枢密院正副使等高官65人,其中进士出身者55人。
另据黄留珠先生的统计,整个北宋的71名宰相中,有64名为进士或制科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举而任宰相者,仅有3人[22](P27)。
香港学者李弘棋统计,在宋代全体文官14860人中,仅前三十年科举及第的官员就达7833人,占总数的52.71%。
显然,通过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占了明显优势,故《宋史?选举志》说:“宋之得才,多由进士”。
不仅如此,由于宋代科举打破了门第限制,增加了寒门士人及第仕进的机会,因而在宋代的官僚中,庶人出身者也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绝非个别现象。
如王禹“世为农家,九岁能 文”[8](王禹传),欧阳修“家贫,至以荻画地学 书”[8](欧阳修传)。
贤相杜衍“贫甚,佣书以自 资”[7](卷10)。
自幼家境贫寒的范仲淹,年青时在南都学舍学习时,也是过着人所不堪的生活。
光宗绍熙进士陈亮,早年亦是“贫不能自 食”[23](卷37)……孙国栋的研究表明,北宋入《宋史》的官员有46.1%来自寒族(晚唐入新旧唐史的官员中寒族比重仅占13.8%)。
Kracke对 南宋两份进士题名录的研究则表明:来自非官员 家庭的在1148年占56.3%,在1256年占57. 9%[24](P135) 。
另据陈义彦先生统计: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953人中,以平民或低官出身而入仕者,占55.12%;北宋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25]。
总之,宋代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和完善,使大批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进入官僚机构,促使官僚集团的结构,从贵族士族型向文人学士型转变,以科举起家的官僚基本上取代了世袭的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亲贵。
宋代由于科举制度的发达,加上右文政策的推行,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大都由文士担任。
诚如宋人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
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 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 士也。
”[26](卷18) 可以说,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把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使从汉代出现的、延续了一千余年的“皇权-士大夫”政治形态最终得以确立起来。
尽管宋代文官政治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衍生物,但与士族门阀政治相比,大量的文人入仕不仅改变了自汉代以来主要代表世族门阀阶层利益的政权性质,扩大了统治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整体文化素质,有利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和文化复兴与繁盛这一事实,便是例证。
当然,文人入仕也有消极一面。
重用文人,使广大文人沉醉于科举取士的事业之中,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济世匡国,而是为了升官发财,享受人生的荣华富贵。
所以,许多人入仕 后,“才得富贵,便多改节”[9](卷429) 。
像宋祁 “点华灯拥歌妓醉饮”[27] 之类的记载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大量的文人入仕,还造成宋代官僚机构冗肿不堪,许多人有官位而无职事。
为了早日求得差遣,“士人多驰鹜 请托”[9](卷429) ,纷纷奔走于权贵之门,献礼纳贿,以致“问遗公行,贿赂旁午”,“贪苴成风, 而贪吏满天下”[28](卷21) ,士风日趋败坏,而败坏的原因就在于“士大夫无耻”,以至于时人黄震发出这样的感叹:“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 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
”[8](《黄震传》 )另外,文人入仕,好持异论,务为高名,常常在一些政治争论中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并发展成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不仅导致了政局的动荡,也败坏了社会风气。
宋朝末年,包括明清时期,朝野上下出现的空谈性命、不务实政的风气,与宋代重用文臣的政策不无关系。
分析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原因
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
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
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它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还有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
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洋务运动为民族自强做了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折叠作用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
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
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
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
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历史：中法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
当乔新的董事会景泰五年进士，南京官方礼记主要成华区四迁往福建副使。
属于，寿宁县银，潜在的非法聚集了超过一千人，招聘击擒纵的。
福安，宁德银矿长绝对的，有司责任的教训，人们更不是破产。
乔新思路的话，再减去3。
兴化中国明洪武初以来的牛正式向犹太人岁的类租赁，免费出局。
搬迁和河南按察使。
振动贷款，截至岁的大饥饿，故事，直到秋天，乔新说：“超出了秋天，邱诚阳，今年秋天，但已经差不多吗
”振动明年小麦熟乃止。
御史原杰南阳安抚流离失所者，引乔新的自助早餐。
初入门的忠诚度驱动流离失所者过多的人，闻杰，利益输送的山谷。
乔新弓的附加成员由超过60,000个家庭的笔触。
移动湖广右布政使。
荆州中国苦差役，和考试的穷人和富人的小口，九，公众的意志。
乔新字亭秀，江西广昌。
当乔金石登陆景泰五年，南京礼部官员，成华区四年福建省副。
寿宁县银，窃取，研究人员收集了一千多万人，你打奎逃生。
福安，宁德银长，一个部门的责任教育，许多人毁了。
乔鑫认为，减去2。
兴化市居民从香港部分的牛来自官方的，还是老的当然是租的，自由的奏鸣曲。
搬迁至河南省。
年的大饥荒，故事，振动 - 直到秋天，乔说：“到秋天，秋天到杨也表示，这可以吗
”小麦种植乃至未来的振动。
所有的批评原始的工具包，以安抚难民，乔南阳新的自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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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说：“儿子要守我亲到另一个人，原因可能是由于，不是我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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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市海事军官死亡，守着这些点的财富留下三个事业部的新骨瓷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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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昕说：“高瓢亲，让其他人，我们不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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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讨在线调查的官员没有病是该行采取预约，疾病被添加的奖励，为了拯救的恩典的老朋友，全面推进和撤退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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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中国和外国的建议再次上升，竟不多。
15死亡，76％。
返回后，游江，陈全：“乔审查发挥新的开始整天，只为亲因此，捐赠，责令退休，暧昧，真诚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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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76年。
江西的省长林俊彭韶和乔是新的，请谥，涵盖了从。
乔新法令辞职，给事中吴师螽的话：“乔新的学术事务每个人都出色的种禽只是转介及的御史邹鲁依靠私人虚假弹劾讲话，不区分恬然退书，人事的寡核苷酸挑文人所拥有的杜鲁门每个人都高其行如果一个强制撤离本身的的犯罪嫌疑人京阴守则，如宋江的奇味框架发挥欧阳秀的人，胡挂一代尝到框架出局朱歙男人，也没有听到1外遇浪费永恒的判决也“的事情，居然睡着了。
正德十一年，广场裁判官张洁福的话是我阴礼物。
明年闻缩江西省省长林军彭邵乔鑫的谥号，欢迎来电，涵盖了从官方部门。
一个184 11（3）在乔新的退休法令在世界上的事吴，建议：“乔新线的政治出色，钟秦刚中，老和赔偿。
的审查邹撸叶私人虚假弹劾的，不辨的讲话恢复了平静。
做一个小，人员，士大夫是高启航。
如果测试机身背面的“京印”，涉嫌的代码，如宋姜之骑味道和发挥，胡宏生成错误地扮演朱希翼着，没有人会浪费公共事务。
“事情去了。
正德十一年，广场县长章其哦想，但，给人遮荫。
下一个授权的苏谥
327国债事件感想
很久以前，有个法老梦见将有七年的饥荒要降临埃及大地，一个叫约瑟夫的年轻人给他解梦，想出了预防计划，即对谷物运用远期买入对冲。
饥荒居然真的出现了，这个计划拯救了埃及人民，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观点：期货市场仅局限于农业领域。
直到1972年5月16日，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引入金融期货，这个观念才被打破。
金融期货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领域的两个重大突破之一它包括利率期货、指数期货、货币期货。
在国外成熟的期货市场上，金融期货的交易额占到80％以上。
我国曾对几种金融期货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尝试：1992年6月1日，上海外汇调剂中心率先推出外汇期货交易；1993年3月10日，海南证券交易中心首次推出深圳股份综合指数期货的A股指数期货。
这两种期货交易由于推出的时机不成熟，不久就被关闭。
一筹莫展之际,一些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转了一圈,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金融衍生工具:国债期货.1976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推出了91天短期美国政府券期货。
国债被称为“金边债券”，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信用好，安全性极强,流动性好.美国财政部成为国债期货强有力的支持者.考察者由喜上眉梢.,喜滋滋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宝贝捧回了国内,不料,从此掀开了327事件的序幕,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即将来临了. 福兮，祸之所倚 当时我国国债发行极难。
1990年以前，国库券一直是靠行政分配的方式发行的。
国债的转让流通起步于1988年，1990年才形成全国性的二级市场。
1992年底，国库券的转让价格大大跌破面值，5年期券只标80多元，扣除应有利息，已蚀本金20多元。
这时票贩子倒成了好人，他们以高于财政部二级市场转让价格收购群众的国库券。
我国从1981年到1995年间，发行国债4509。
33亿，个人投资者普遍把国债作为一种变相的长期储蓄存款，很少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兴趣。
通过多次国际考察，决策者对国际金融市场有了较多的了解，感觉应当有金融工具的创新。
在当时的体制框架内和认识水平上，搞股票指数期货是不可能的，而国债的发行正在受到国家的大力鼓励。
借鉴美国的经验，1992年12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设计并试行推出了12个品种的期货合约。
上交所认为通过金融工具创新，能够带动国债市场的发展，这是比较容易获得高层支持的。
国债是固定利率，风险会小一点，搞期货比较容易控制。
还有一个小秘密，当时证监会成立不久，这类事还管不到，趁早干起来，免遭以后申报、审批之苦。
国债期货试行的两周内，交易清淡，仅成交19口。
1993年7月10日，情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天，财政部颁布了《关于调整国库券发行条件的公告》，公告称，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政府决定将参照中央银行公布的保值贴补率给予一些国债品种的保值补贴。
国债收益率开始出现不确定性。
国债期货市场的炒作空间扩大了。
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重新设计了国债期货合约的品种和交易机制，国债期货交易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商品交易所在期货交易所中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
1994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利率也同样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爆。
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2。
8万亿元。
占上海证券市场全部证券成交额的74。
6%。
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陡然增到14家，成交总额达28000亿元。
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1995 年，与全国股票市场的低迷形成鲜明对照。
从1995年1月到5月17日由中国证监会宣布停止的4个多月时间里，上交所国债期货的交易量达到49686。
09亿元，是上交所1995年全年股票交易量的16倍。
国债期货的巨大成交和较强的流动性，带动了整个国债市场的发展：1、促进了国债现货市场的发展，统计显示，国债期货推出前的93年1月到5月，国债现货成交总额为21亿元，日成交0。
19亿元，国债期货推出后的1994年同期国债现货成交总额达到378亿元，日均成交3。
74亿元，分别是前者的 18。
5倍和19。
7倍，大大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
2、促进了国债价格的发现，国债期货推出后，对现货的价格带动明显，市场中以1992年5年期为代表，国债现券从1994年1月开始走出长期滞留的面值最低谷，并在随后一年出现了25%的升幅。
一些和约价格得到了正常发现，国债期货市场价格发展为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年收益的确定、期限结构安排等都提供了决策依据。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但问题出在“327国债期货合约”上。
祸起萧墙——疯狂的8分钟 “327” 是“92（3）国债06月交收”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由于期货价格主要取决于相应现货价格预期。
因此，影响现货价格的因素也就成了期货市场的炒作题材。
影响1992年三年期国债现券价格的主要因素有： （1）基础价格：92（3）现券的票面利率为9。
5%，如果不计保值和贴息，到期本息之和为128。
50元。
（2）保值贴补率：92（3）现券从1993年7月11日起实行保值，因而，其中1995年7月份到期兑付时的保值贴补率的高低，影响着92（3）现券的实际价值。
（3）贴息问题：1993年7月1日，人民币三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上调至12。
24%，这与92（3）现券的票面利率拉出了2。
74个百分点的利差，而1994年7月10日财政部发布的公告仅仅规定了92（3）等国债品种将与居民储蓄存款一样享受保值贴补，并未说明92（3）现券是否将随着储蓄利率的提高进行同步调整。
因此，92（3）现券是否加息成为市场一大悬念，直接影响92（3）现券的到期价值。
（4）1995年新券流通量的多寡也直接影响到92（3）期券的炒作，由于上海证交所采用混合交收的制度，如果新券流通量大，且能成为混合交收的基础券种，那么，空方将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市场将有利于空方，如果相反，则对多方有利。
这些价格的不确定因素，为92（3）期全的炒作提供了空间。
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的回报太低了。
于是有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
但管金生不这样看。
管金生何许人也
1988年上海三大证券公司成立，分别是上海人行的申银、交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
1993年首批证券商业信用评比，万国获得国内惟一最高级别AAA信用等级，在当时拥有270多家会员的上交所万国独占16。
7%的交易额。
万国是券商的老大，万国有一句广告词：“万国证券，证券万国”。
管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有“证券教父”之称。
他认为第一，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9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因此通货膨胀回落必然会导致保值贴补率的回落；第二，对92（3）国债的贴息将增加财政支出十几亿元，因此不可能贴息；第三，1995年新国债发行额度将在1500亿元左右，比去年增加50%，因此，流通梁必然较大。
于是管率领万国证券做空。
1995年2月“327合约”的价格一直在147。
80元—148。
30元徘徊。
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327品种未平仓合约数量逐渐加大。
市场潜伏的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
50元兑付。
高层想的多是国库券的发行和兑付，也许根本忘了下面有个国债期货市场。
但国债的利率一浮动，疯狂就开始了。
2月23日上午一开盘，中经开率领的多方借利好用80万口将前一天148。
21元的收盘价一举攻到148。
50元，接着又以120万口攻到149。
10元，又用100万口攻到150元，步步紧逼。
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
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上涨了3。
77元。
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
按照它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它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
毫无疑问，万国没有这个能力。
管金生铤而走险，16时22分13秒突然发难，先以50万口把价位从151。
30元轰到150元，然后用几十万口的量级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一个730万口的巨大卖单狂炸尾市，把价位打到147。
50元。
在最后8分钟内，万国共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国债。
而所有的327国债只有240亿。
光是操作就让人感叹，十个手指要多么灵活才能敲进这么多指令
据统计，当日上交所国债期货共成交8539亿元（含最后8分钟），其中80%的交易属于上海万国抛空的“327”品种。
这个行动令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若以收盘时的价格来计算，这一天做多的机构，包括象辽国发这样空翻多的机构都将血本无归，谁能想到自己买的是泥饭碗，但是却必须还一个金饭碗。
而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并且还可以赚到42亿元。
可以说，那天所有国债期货的入市者在“天堂”和“地狱”间走了一回。
当噩梦醒来后 上海著名的外白渡桥西端黄浦路15号，正门墙壁上铜牌罗列，而最能显现历史价值的无疑还是中间一块，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址（1990.12.19—1997.12.18）”。
门上的漆色已略显斑驳。
举步而入，一面开市铜锣静静地悬在那里——已是文物。
作为上海证交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第一次敲响了这面锣。
那正是1990年的岁末，他35岁，号称 “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 1995年年初，他正好到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出访。
按日程应当2月28日回国，但想到工作上许多事没有安排，所以提前于22日回到国内。
不料第二天，也就是2月23日，就发生了“国债327事件”。
历史悄悄地将他的证券业生涯打上了一个休止符。
尉刚回国，就有人说国债期货可能会有问题。
但他当时没有在意。
23日早晨一开市，果然市场上是全线向上行情。
他正在办公室与人洽谈交易所购买外滩市政府大楼的事，交易部负责人报告说国债期货交易异常，有人一下子下单200万口。
后来查明是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无锡国泰恶意炒做。
当天下午，他陪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在场内。
耿说证监会刚向财政部拿下国债期货的管理权，国债期货管理办法修改完了，准备发布。
尉正在为此高兴，突然发现市场上气氛不对劲，各地国债市场都是向上的突破性行情，“327”价格大幅下跌，交易量突然放大了许多。
出事了
管理办法太晚了
尉文渊做梦都没有想到贴息，美联储调息时都是0。
25%地调，咱们一下子竟然就是5个百分点。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发通知，随手抓了一张电脑打印用过的废纸，写了几句话发了出去，大意是说国债期货交易发生异常情况，经初步调查，发现有严重的蓄意违规迹象，交易所正在进一步调查了解。
证监会让上交所自己处理。
夜里11点，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定的一笔交易价格151。
30元。
上海证交所的这一决定曾经在市场上引起了一定的非议，协议平仓更是有违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但是实际上万国并无700万口这样巨量的持仓，因此这一决定最大限定地保护了万国，避免几个月后一场金融风潮在我国的发生。
当时上交所规定个人持仓不得超过3万口，机构不得超过5万口，因为万国信誉好，允许多开，但是只允许开40万口。
实际上那天万国开了200万口。
上交所没有公布管和万国的名字，但是万国在劫难逃，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自己弄出的局面算，万国赚42 亿元；如果按照151。
30元平仓，万国亏16亿元。
2月24日，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就国债期货交易的监管问题作出六项规定，，即1、从2月24日起，对国债期货交易实行涨跌停板制度，2、严格加强最高持仓合约限额的管理工作，3、切实建立客户持仓限额的规定，4、严禁会员公司之间相互借用仓位，5、对持仓限额使用结构实行控制；6、严格国债期货资金使用管理。
同时，为了维持市场稳定，开办了协议平仓专场。
2月25日下午3时，海通证券公司总经理汤仁荣将他的《紧急建议》传真给人总行副行长戴相龙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财政部国债司司长高坚，提议关闭国债期货市场。
3月份全国“两会”召开了之际，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发言，要求对万国的违规予以严肃的查处。
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
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9月15日，尉文渊也不得不离开了上交所。
1999年有一次他与现任中国证监会秘书长屠光绍同机飞北京，屠说那个年代是“出英雄”的年代。
龚浩成听说后加了一句：“也是出问题的年代。
”尉2000年又公开在媒体亮相时身份已变成158海融证券网的CEO，但他常感慨地回想起“327国债事件”，也许因为那是他的“滑铁卢”。
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都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说，“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
”决定认为，上海证交所对市场存在过度投机带来的风险估计严重不足，交易规则不完善，风险控制滞后，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在短短几个月内屡次发生严重违规交易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在国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
经过四个多月深入调查取证，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根据有关法规，对有关责任人分别做出了开除公职、撤消行政领导等纪律处分和调离、免职等组织处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违反规定的证券机构进行经济处罚。
(有关此事件与国债期货的宏观政策、法律和规则设计等问题的分析,请参见本期”衍生市场与法律”栏目董华春的文章《春天花会开——浅谈我国国债期货发展及法律问题》) 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
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春天在哪里 在“327”国债期货风波发生之前，中国期货市场的迅速发展。
中国的期货交易从思想准备到具体付诸实施，不足10年的时间。
这期间，各类期货交易所达到2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达360多家，成交金额达几千亿人民币。
我们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100多年走过的路程。
世界最大的金属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总裁沃尔夫认为“中国已经有了真正的期货交易”，日本期货协会理事长森正治对中国期货交易发展之快感到“十分震惊”，香港期货交易所执行总裁黎佳俊对上海交易所负责人说：“你们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但是判断一个国家期货交易发展的快与慢，不能光看数量，更要看质量。
交易所的丰厚利润，使管理者、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大大淡化，一味追求市场规模和交易量，放松了风险控制这个期货市场的生命线，终于导致了“327”风波的发生，并葬送了国债期货这个大品种。
“327”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痛，以致于有段时间一提到期货人们总会联想起欺诈、疯狂和混乱。
事件发生之后，政府监管部门、各交易所均健全了交易保证金控制制度、涨跌停板制度等规章制度，并建立了诸如持仓限量制度、大户申报制度、浮动盈利禁开新仓等的交易风险控制制度。
“327”国债期货风波以其惨痛的教训，成为中国期货市场重视风险管理的开端。
笔者认为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恢复国债期货交易的可行性条件已逐渐具备。
首先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加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已放开，其次是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流动，再次国债回购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回购利率已成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利率形式。
在国债发行上1996年开始采用了公开招标形式，由承销商竞争投票确定国债发行价格与收益率。
国债二级市场交易不断扩大，国债保值补贴率被取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于1996年4月1日启动，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其次,国债发行和交易、结算制度趋于完备。
1996年国债发行方式上采用招标发行的方式，由于承销商对市场的预期不同，因此在招标中收益率是不确定，这就带来了收益率风险，为国债期市开展提供了依据。
在交易机构上形成了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在交易、结算上形成了全国国债统一托管结算系统；投资队伍随着金融知识的普及逐渐成熟。
再次,宏观经济不断好转，市场外部条件得以改善。
1995年国债暂停的一个原因是宏观经济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导致保值贴补率不断提高。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软着陆的成功，我国物价指数大幅回落，宏观经济出现了低通货、高增长的良好局面，保值补贴率被取消，国债市场发展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财政部又推出国债专用帐户、降低交易费用等。
从1995年到2000年，是中国170余家期货企业日子极不好过的6年，监管层也整整思考了6年。
2000年12月29日，中国期货业协会终于成立。
经济学家戴园晨说，这一天象征着10年来风雨飘摇的期货业终获肯定，现在期货业再也不是“私生子”了。
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到会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一家期货公司的老总评价说，10年来期货业的任何一次会议都从未见过国家监管部门尤其是证监会领导的身影。
“周小川能来，说明期货业的春天不远了。
”包括董辅礽在内的几位经济学家认为国债期货也到了应该恢复的时候了。
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两年来一直在积极组织调查327国债事件，准备写一个深入的报告，梳理一下发展中国国债期货的思路。
看来,中国期货业真正的春天正在向我们招手.
历史问题
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林则徐
求一篇历史小传
如果是作业不要照抄 朱元璋： “不图虚名，暂不称王。
”朱元璋认为老儒的话很有道理，即提出了一个在两淮、江南地区‘积粮训兵，待时而动‘的行动计划。
“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
”按照老儒朱升的提示，朱元璋首先抓紧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的作战本领，尤其重视军事纪律的训练和整顿，强调‘惠受加于民，法度行于军‘。
同时，朱元璋大抓农业生产。
他设置营田司，任命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
并且还抽出一部分将士，在战事之余开荒屯田；推行民兵制度，组织农村丁壮，一面练武，一面耕种。
这样一来，所生产的粮食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支援贫苦的百姓，改变了军队历来吃粮靠百姓的习惯，深受农民的欢迎。
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朱元璋还礼贤下士，广揽人才。
刘基、叶琛、宋濂、章溢四大名士被应聘至应天，朱元璋称他们为‘四先生‘，特筑礼贤馆，给他们居住。
虽然朱元璋从骨子里就想登基做皇帝。
但却不好自己提出来，好在有一批贴心的下属早巳看出了他的心思。
早在七月间，在朱元璋兴致勃勃地与熊鼎等文臣研究庆典雅乐时，李善长便率群臣上表，劝元璋即皇帝位。
朱元璋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一统之势未成，四方之途尚便‘，而没有采纳。
到了十二月，在战场上南北大局已定时，李善长又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
朱元璋自谦说：自己‘功德浅薄，自愧弗如，还不足以当此造福万民的皇帝重任‘，而再一次推辞不就。
第二天，李善长再率百官恳请，说道：‘殿下谦让之德，已经著于四方，感于神明。
愿为生民百姓的利益着想，答应群臣的要求。
‘朱元璋终于同意登基做皇帝了。
强权政治 朱元璋梦寐以求、文臣武将们翘首以待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了。
经过多日的准备，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在北伐胜利攻克山东的凯歌声中，40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于应天城中的奉天殿内正式登上皇位，改国号为大明，年号为洪武，应天今为南京。
同时，册封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太子；任命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至此，一个出身农家、横笛牛背的牧童，经过奋斗，终于成了我国历史上继刘邦之后的又一位出身布衣的开国君主。
凡事冷静，是朱元璋成功的一大秘诀。
越是打了胜仗，越是办事顺利，他的头脑就越清醒，就越是能从中捕捉到可能发生的隐忧隐患。
现在衮冕登极，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他自然处在极度的兴奋当中，不过他很快就从激动的情绪中平静下来。
即位第二天，他就告诉身边侍臣，说：‘你们知道，创业之初是怎样的困难，而不知道守成会更加困难。
‘第三天，在奉天殿内外大宴群臣时，他又专门讲了保持忧患意识的重要性，说：‘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
身担天下国家之重，不可顷刻忘却警畏。
‘ 朱元璋登基以后，每天天不亮就开始批阅奏章，接见大臣，一直忙到深夜。
他兢兢业业，一心想着如何巩固统治，使大明的江山、朱家王朝得以万世长存。
元末明初，经过近20年的战争，人们转徙流离，或死于饥荒，或亡于战火。
到处都是灌莽弥望、一片荒凉的景象。
同时，元政权垮台后，蒙古贵族虽退居漠北，但仍然保存有一定的势力，其‘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随时准备卷土重来，严重威胁着明朝边疆的安全。
在明王朝内部，伴随着新政权的确立，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与日俱增。
这一切，都危及着新王朝的统治。
面对严酷的现实，他决心在幅员广阔的大明帝国建立起一套权力高度集中、运转自如、犹臂使指的统治政权。
于是，他首先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旧制，以建立高度发展的中央集权制。
洪武初年的官僚机构，基本上还是沿袭了元朝的建置。
在实践中，朱元璋逐渐感到，现行的政治体制潜伏着十分严重的危机，特别是中书省。
中书省总管天下政事，掌管中书省的丞相统率百官，对政务有专决能力，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着行政大权，容易造成大权旁落，酿成军权与相权的对立。
地方政权机构也沿袭元制，即设行中书省。
元代行中书省统管一省军政、民政、财政大权，便形成了枝强干弱、地方跋扈的局面。
实际上，一个行中书省就是一个独立王国。
朱元璋曾做过小明王的行中书省丞相。
想当初，他表面拥戴小明王，实则不把小明王放在眼里。
所以，他对元代设置行中书省的弊端看得最深刻了。
看到了官僚机构设置的弊端，朱元璋就着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为了缩小矛盾，他首先对地方政权机构进行了改革。
他决计把地方政权控制在中央，只许地方奉令唯谨。
于是，朱元璋把行中书省改为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
布政司和行中书省的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行中书省是中书省的分出机构，布政司则是皇室的派出机构。
前者是中央分权于地方，后者是地方集权于中央。
布政使是中央派住地方的使臣，负责宣传、执行朝廷的政令，秉承朝廷的意旨。
同时，地方还设置了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和管理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
这三个机构合称“三司”，彼此互不统辖，既各自独立，又相互牵制，都直接听命于朝廷的指挥，达到了朝廷收回大权的目的。
实现了对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之后，朱元璋又开始集中精力对中央政府机构，首先是总揽天下政事的中书省的改革。
本来中书省在中央各机构中位置都重要，其行政长官左、右丞相又负有统率百官之责，这样君权与相权、皇帝与丞相之间的矛盾最容易激化。
明初的第一任丞相李善长、徐达，因与朱元璋共同打得江山，又遇事必请示朱元璋，得到朱元璋的首肯后才执行，他们之间相处得倒也相安无事。
但是，相位传至胡惟庸时就不同了，1373年，定远人胡惟庸被晋升为中书省丞相。
他因是朱元璋建国的第一号功臣李善长的女婿，深得朱氏的宠信，于是在朝中结党营私，组成一个淮人官僚集团，且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对官员升降、生杀之事，他都自作主张，不向朱元璋请示。
刘基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是一头难驯的小犊，将来会愤辕而破犁。
‘而极力让朱元璋罢免胡惟庸。
但是，朱元璋念及李善长的友谊，又从内心里宠爱胡惟庸，就没有采纳刘基的意见。
这样一来，胡惟庸更是有持无恐，变本加利地网罗自己的党羽，组织自己的小团体，肆无忌惮地排斥异己，妄图与朱元璋分庭抗礼，称霸天下，终于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
洪武十三年(1380)，有人告发胡惟庸阴谋叛乱，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对他进行抄家灭族，并乘机下令废除中书省，声称今后永不再设丞相一职，大臣中如有奏请再立者，处以重刑。
同时，提高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各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奉行皇帝的命令。
六部分任而无总揽之权，政务由皇帝亲裁。
此时，朱元璋实际上在兼行宰相的职权，封建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峰，他成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之一。
朱元璋在继废中书、罢丞相之后，对中央监察、审判机构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调整。
中央的监察机关明初为御使台，洪武十五年(1381)，朱元璋把它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
其职权是：纠察百官，辨明冤枉，凡有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或贪污舞弊、变乱祖制的，都要随时检举弹劾。
这实际上是些‘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起着为皇帝搏击异己的鹰犬作用。
朱元璋即位时，中央军事机关为大都督府，统领全国所有的卫所军队。
他认为大都督府的权力太大，在废除中书省时就把它一分为五，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所辖的卫所军队。
并规定，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而由兵部掌握军令颁发和军官铨先之权。
若遇战事，调遣军队和任命将帅将由皇帝决定。
只有在皇帝做出决定之后，兵部发出调兵命令，都督府长官才可奉命出为将帅，带领所调集的军队出征。
一旦战事结束，将帅即要交还帅印。
这样一来，军权也集中到了皇帝手里。
经过一番改革和经营，朱元璋把全国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了中央，最后统归皇帝一人掌握。
他认为这套严密的统治制度，是确保朱家王朝‘万世一统‘的最好制度，特地编订一部《皇明祖训》，要求他的子孙后代必须世代遵守，不可妄加改变。
这样一来，朱元璋的皇权确实强化了，但皇帝的政务也随之繁重起来了。
过去，政务有丞相协助，现在，朱元璋一人独揽大权，事无巨细，一切事情都要他亲自处理。
当时，国事待兴，政务十分纷繁，长此下去，或者要误大事，或者要把皇帝的身体累垮。
朱元璋便在洪武十五年(1382)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殿、东阁等殿阁大学士，以帮助朱元璋阅读奏章，处理起草文书，襄助侍从，以备顾问，无丞相之名，实干丞相之事。
昔日的忙乱现象逐渐得了改观，工作效率也增加了不少。
的一般是记传，得自己看，这是一个比较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