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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脉络读后感

时间:2015-03-07 00:25

心学,理学,玄学什么时期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

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

至明朝,由王守仁(号阳明,下文王阳明即此人)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於“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

  理学兴起于北宋,代表人物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南宋朱熹集其大成。

朱熹(1130~1200)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

他集孔子之后历代学术思想之大成,形成儒学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程朱理学,于南宋末年受到朝廷的推崇,被钦定为官方的正统哲学思想,构成中国宋末至清代600余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

  玄学又称新道家,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

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

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

心学与理学的区别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派,最早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陆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

至明朝,由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两字,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

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因此民国时期陈复开始提出“心灵儒学”做出注解。

儒家的学脉自清末已经全然中断,西学东渐的过程里,中国的圣人学问开始“哲学化”,而有新儒家的诞生。

不过回归成圣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儒家能对混乱的世局与世人能张开的贡献。

因此,陈复重新提倡心学,并书写《盘古心经》,继承阳明学的道统,再开“盘古心学”,创办书院讲学,教育弟子,并组织“新人道协会”,从事外王事业的奋勉,这使得心学开始有新的动能,这种心学包容儒释道传统三教思想,兼融新世纪思潮与印度玛家哲学,创造出极其特殊而新颖的儒学面目,目前正在台湾发展中。

王阳明心学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

靠实践,靠自省 ,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

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

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好多人认为心学是空谈,实在是被歪曲的太厉害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孝顺父母,心中有这个意念还不能算作孝,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体现,并且在孝顺父母的过程中,奉养得宜,让父母舒适满意,这就是实践。

表面上看这个实践好像是在对客观的父母进行作用,其实是对自己的本心进行作用,万物皆在本心。

这个孝顺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没有教我们要我们孝顺他,这是纯粹发乎没有私心物欲的良知。

而且父母死后,我们的孝顺之心也不因此消失。

讲究名正言顺是中国的特色,思想家们都想争儒家正统的地位。

朱熹为了宣扬他的思想,减少反对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篡改《大学》,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解释。

其实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离了。

同样聪明的王阳明的心学完全是靠批判朱子之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刚开始他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敢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扬镳,因为当时的程朱理学是主流,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些东西,为了减少阻力,他写了几本书,《大学古本》,说心学才是儒家的嫡传。

《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晚年已经逐渐象心学靠拢了,又把儒家按照自己的心学理论进行解释。

举一个例子,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罗钦顺就对此进行了质疑,王阳明很委屈,表明了心迹说道 孟子辟杨、墨,至於「无父无君」。

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

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

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

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

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

谓之学义而过者乎

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

吾不知其於洪水猛兽何如也

孟子云:「予岂好辨哉

予不得已也

」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於其间,噫,可哀矣

韩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杨墨。

」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於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

呜呼

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

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

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

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

平生於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

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

故言之而是,虽异於己,乃益於己也。

言之而非,虽同於己,适损於己也。

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损於己者,己必恶之。

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於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

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这里,王阳明已经以孟子自居了,而把朱子看作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彻底划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扬镳了 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陆九渊宋明理学中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的。

所以,我认为要理清王阳明心学不得不提及陆九渊和朱熹对“理”、“气”、“心”几个关键点的不同理解。

“理”的分歧。

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

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的明显不同。

结果,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

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因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

(从当前德育范式来看,学习知识的多寡并不决定道德水准,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公的公仆并没有高深的知识,但是,知识的深浅有助于增长道德水准,不过,这是由于学习者不把学作为致知目的而作为完善德性的追求之果。

朱熹本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这种定为方式决定了难以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

) “气”的分歧。

陆九渊的概念中,“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的问题,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

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做后归宿,学能变化气质。

朱熹之气是和理相对的概念,既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恶贤愚)之别的内在因素。

“心”的分歧。

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

陆九渊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

(朱熹觉得形而上心为道心形而下则为人心,本质还是天理决定气的问题;陆九渊似乎认定心就是理理就是心。

)。

朱熹的理学 应归为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

朱熹认为“理在事先”,属于客观唯心主义。

柏拉图“理念世界”,黑格尔“绝对观念”都是客观唯心主义。

还有什么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神创论”也是。

更广泛的,星座、手相、风水同样归属客观唯心主义。

宗教从一定的角度看也可以算作这一派。

唯物、唯心是对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从本体论、认识论两个方面进行一致地回答而产生的分类,对世界观总体方向的分类,进一步成为哲学派别的分类。

像客观唯心主义,就是认为客观精神先于并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物质世界是其产物、表现或附属品。

至于客观与主观、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经验论与唯理论等等对立,会贯穿于各种哲学研究之中,也体现在人们的世界观中。

总的来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是用在哲学意义上,即回答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何为第一性,或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意义上使用。

再深入的哲学研究则会更加错综复杂。

把握唯物、唯心分类的实质很重要。

朱熹,很典型是客观唯心主义。

再举个主观唯心主义,王守仁,“心外无物”。

不过这不如“我思故我在”明显,笛卡儿也是主观唯心主义——他和莱布尼兹又都是坚持唯心主义唯理论,前者二元论,后者单子论。

《三国演义》书评800字,5篇。

<<三国演义>> 读书笔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提起这首词,人们都会想到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文学家罗贯中编著而成的。

由题目可知,这部小说是依据《三国志》写的,但是不向正史那样庄重,而是古代的白话文小说。

与《三国志》相比,《三国演义》变得艺术性更强了。

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来点评一下这部66万字的名著。

一、真实与虚构 演义与正史的最大区别就是,演义不是全部真实的,演义是小说。

人人都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确是这样。

但是虚构,使用艺术的手法进行虚构,而不是随便那段史实就可以拿来虚构的。

比如,关公温酒斩华雄,史书上并没有写这件事。

又如,关于单刀赴会见鲁肃,史书上写的是鲁肃单刀赴会见关羽。

类似的例子当然是数不胜数。

读过之后,稍做分析,可知这些虚构的情节,大部分是为小说描述的一个个人物作铺垫的。

因为,如果仅仅是象正史中所说的塑造真实的人物,有些人物就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观相违背了。

而且,作者在虚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情节的合理性、连贯性,而不是生硬的去虚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过之后,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总之,作者在这方面的写作是相当成功的,而且这些情节也表现了作者的一部分主观愿望。

二、神化与丑化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并不完全是真实人物,而是正史经过加工后的人物,这其中就有被神化的人物和被丑化的人物。

被神化的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诸葛亮和关羽了。

诸葛亮被神化的地方是“未卜先知”,关羽被神化的地方则是“忠”“义”。

下面,我想简单比较一下作者为什么着重的神化这两个人。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认为三国之中蜀汉是正统。

而朱熹以前的观点,从陈寿开始大部分都是以曹魏为正统。

自朱熹之后,君王、大臣、百姓也开始接受朱熹的观点,原因就是这种观点是符合儒家思想,并能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

罗贯中也是同意朱熹的观点的。

所以他神化的人物大多是忠于“汉室”的。

这其中,作者又把诸葛亮写成了“智”的化身,把关羽写成了“忠”“义”的化身。

这也就是为什么受《三国演义》的影响,道光年间的统治者曾给关羽长达三十余字的谥号了。

至于丑化,基本是对神化而言的。

比如周瑜,历史上是英雄早逝,《三国演义》却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忌贤妒能的人。

丑化大部分都是为神化作映衬的。

三、人物与线索 《三国演义》的一大成功便是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比如: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义胆忠肝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忠厚老实的刘备、勇谋兼备的赵云、狡诈多疑的曹操、忌贤妒能的周瑜、恃才狂傲的祢衡等等。

而作者正是用对细节的刻画,来体现人物鲜明的特点。

如,写张飞,第七十回中,作者对张飞使了一个小心眼智败张郃的战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与描写,与此同时又加入了一段诸葛亮与刘备的对话,更显出了诸葛亮的智谋高超。

《三国演义》能够把繁多的人物以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就是因为作者在用笔上不仅有实写、虚写、详写、略写、插叙、倒叙,还有作者采用了沿线索来记叙的文学手法。

《三国演义》的主线索就是蜀汉政权的建立以及灭亡直至三分归晋的过程,其中有穿插有支线索。

如,赤壁之战时期,作者是从刘备、孙权、曹操三条线索来展开叙述的。

而这三条线索有互有联系,不会在一个章节之中只叙述一条或两条线索,这样交织进行,就会让读者感到很连贯,而不是只读一条线索的冗长与乏味。

四、封建与王道 《三国演义》中表现的一个政治思想观就是倡导典型的儒家思想——王道与仁政。

《三国演义》中的一大部分虚构故事情节都是为了表现这种思想。

正是如此,作者才大胆的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忠”“义”的艺术形象。

首先是诸葛亮。

《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是“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是作者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

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

然而,他之所以具有这些优势,就是因为它重视实践。

如,在曹操攻占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正是因为诸葛亮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对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弱点作了比较的缘故。

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我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料知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

然而,在更多的章节中,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

如,诸葛亮的几次“夜观天相”,几次“锦囊妙计”。

而在“七星坛祭风”,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

关羽也是《三国演义》中着力描写的人物。

在作者的笔下,关羽也从《三国志》中的一名与赵云、黄忠地位相同的武将,变成了《三国演义》中勇猛忠义的大英雄。

《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了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

《三国演义》后,关羽就成为完全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关羽在民间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广。

明、清的统治者曾经几次封其为“大帝”,到处为其立庙。

这就清楚的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此外,也是为了提倡为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

作者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

此外,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

由此可知,《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

五、诗词与歌赋 《三国演义》的另一大成功便是引入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虽然数量比《红楼梦》中要少,但是其中不乏精品之作。

一部分诗词是为了表达情感而引入的,另一部分则是出现在人物的吟唱中或笔下。

如,“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第三十七回),此乃文中诸葛亮所作。

又如,“曹操奸雄不可当,一时诡计中周郎……”(第四十五回),此乃后人叹曹操中计误杀蔡瑁、张允之事。

篇头词“临江仙”,气势磅礴,让读者感到一股浩然之气;读过之后,更有一种意犹未尽、引人入胜的感觉。

篇尾诗“古风”,则把三国一个世纪的兴衰成败、长达66万字的文字概括成仅300余字的长篇叙事诗。

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它却像一片押韵的后记一般,带领读者重温三国风云。

其最后几句,更是引发了作者对历史的思考与认识:“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

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

总而言之,《三国演义》可以说是四大名著中仅次于《红楼梦》的精品小说。

虽然其中有些思想值得我们去探讨,但是它留给中华民族的意义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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