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李大钊作文600字
今天，我读了《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看到了革命先烈李大钊忠于革命事业的伟大精神，和面对敌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
使我深知：爱国是崇高的思想境界。
这篇课文是作者李星华回忆父亲李大钊被捕前到被害后的过程，从中深受教育，思绪万千。
这让我想到了许多：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视死如归的王若飞……但是，他们为什么为了祖国的礼仪，宁愿把自己的宝贵生命奉献出来呢?——哦，我知道了，因为他们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
伟大的导师列宁说“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是啊，正是有了爱国之心，才有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与决心，这种信心与决心化作一种力量在他们心中占据着，这种力量胜于一切，因为爱国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1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珍惜现在的一切。
只是革命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热爱和平，热爱生活就是爱国的表现，让我们共创美好明天
奋斗是青春厚重的底色读后感600字
奋斗是青春厚重的底色读后感读了苏洁的《奋斗是青春厚重的底色 》，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正能量，人需要经常用精神食粮来充实自己，美好的青春不能被辜负，青春前进的道路上需要拼搏，需要努力，需要奋斗，同时需要有远大的人生梦想。
人生梦想是青春的帆、航程里的舵、手中的桨，乘风破浪，无畏前行，奋起直追，才是青春靓丽的风采。
苏洁的《奋斗是青春厚重的底色 》选编的故事既温暖有趣，又能发掘孩子的上进心，拓展孩子的聪明才智，让他们在快乐的阅读中学会努力奋斗，在故事的滋养中成长。
青年人和青春精神之所以如此重要，其核心在于坚持不懈的奋斗。
1916年留学归来的李大钊先生在《“晨钟”之使命》中振聋发聩地讲到：“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
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
”奋斗，是一种目标恒定的坚持，一种深入大地的实践，一种克服万难、夺取胜利的拼搏。
只有奋斗才能为梦想的实现、情感的激发、精力的喷薄提供最切实的通道，才能把青春的力量真正转变为创造世界、塑造未来的无尽动力。
，真正的青春只有在奋斗中才能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奋斗是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
苏格拉底说过，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人生百年，谁没有理想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上没有孑然独立的纯粹个体，一个人只有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大潮中，融入到时代发展的主流中，才能为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正是在这种强大思想的鼓舞下，中国一代代优秀青年，以天下苍生为念，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实现国家的独立、繁荣、富强为理想，矢志不渝，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浇注了共和国的坚实座基。
奋斗是对实干兴邦的承诺和践行。
“击石乃有火，不击元无烟”，这是诗人的警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历史的箴言。
越是美好的理想，越是远大的前途，越需要人们具有积沙成塔、滴水穿石的执着与努力。
中华民族的每一位热血青年，都应该自觉面对这一漫长而恢宏的历史实践，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增长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勇敢担当起自己的角色和责任，集中能量，直面挑战，让青春的生命在稳定的节奏和沉实的音调中，不断获得穿透未来的光芒和力量。
奋斗是愈挫弥坚的努力和拼搏。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世界上没有轻而易举的胜利，没有唾手可得的成功，在相当意义上，一件事情的价值，就是以其中包含的辛勤劳动和非凡创造来衡量的。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代具有奋斗精神的青年，是没有前途的；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一批敢于拼搏、乐于奉献的青年，无疑也是悲哀的。
在价值多元、观念更迭的今天，青年一代所面临的外在诱惑、成长困惑，远比过去更为深刻和复杂，社会转型、矛盾凸显，也平添了青年人前进历程中的风险和艰辛，但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直面的人生常态，要解决的历史课题。
在这样的巨大考验面前，那些躺在前辈树荫下一味乘凉的人，那些投机钻营、心存侥幸的人，那些意志薄弱、畏葸不前的人，那些花拳绣腿、哗众取宠的人，无疑都将在历史的光照中迅速黯淡，成为匆匆过客，而只有那些勇敢坚定、艰苦奋斗的人，才会生发出无穷的力量，不断克服困难，战胜挑战，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青年一代唯有奋斗，才能朝着自己的梦想不断迈进，实现人生的无限精彩。
青春也只有以奋斗作底色，用拼搏燃烧过，用汗水诠释过，方能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的宏伟篇章。
参观李大钊纪念馆观后感
观后感 李大钊纪念馆坐落于河北省乐亭县，1997年8月16日建成，战地一百亩，建筑面积4680平方米。
李大钊纪念馆是李大钊同志生平业绩的展览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圣地，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之一。
刚到李大钊纪念馆就看到院中矗立着的八根柱子，象征着李大钊的八大功绩，还有在纪念馆东西两侧的浮雕墙上，镶嵌着八块大型的汉白玉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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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
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
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
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
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
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
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
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
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
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
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
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
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
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
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
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
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
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政治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政治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
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
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
他以社会革命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
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
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
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
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
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
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
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
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既规定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看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他不仅寄希望于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社会组织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巨大作用。
中国社会改造任务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样的认识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理论上的开放性，也使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所担负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李大钊恰恰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他并没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机械论的倾向，虽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