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读后感
书中故事发生在1930年的上海。
它以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矛盾、斗争为主线、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开始，赵伯韬拉扰吴荪甫进行公债投机，而吴荪甫又联合其他资本家组成信托公司，想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因而与赵伯韬产生了矛盾。
赵伯韬依仗外国的金融资本做后台，处处与吴荪甫作对，加上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的工人怠工、罢工，尽管吴荪甫和同伙竭尽全力，拼命挣扎，最后也没有改变全盘失败的命运。
这幕悲剧说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控制、压迫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
吴荪甫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失败了的英雄形象：吴荪甫具有两个方面的性格一、果敢、自信。
他的理想是发展民族工业，摆脱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束缚，最终实现资本主义。
因此，在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中，他表现出果敢、自信的性格。
在与赵伯韬的斗法中，确实显示了他沉着干练、刚愎自用。
动摇、悲观。
公司的连连失败，沉重的一击之下，他那的动摇、悲观就暴露出来了。
当吴荪甫与赵伯韬的斗争中惨败时，他的悲剧命运也达到了高潮。
吴荪甫的性格充分显示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一方面对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工农运动和革命武装极端恐惧与仇视。
一方面对统治阶级的腐败制度与军阀混战的局面不满；另一方面又依靠反动势力镇压工人农民运动。
两重性使得他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夹缝中，同时也决定了他命运的必然悲剧结局。
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军阀政治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当时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关系，其反革命的一面又随着革命的深入而暴露出来。
宏大严谨的结构。
作品以吴荪甫为矛盾冲突的轴心，辐射出各种人物和事件。
几条线索错落有致地进行铺叙，其中以吴赵斗法为整个作品的主线，以此带动其他几条线索的展开，使之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整个作品的情节发展十分紧凑，时间跨度小人物众多。
径纬交汇地建成了《子夜》这部作品的“网状结构”。
心理描写采用传统的肖像描写、人物语言描写以及细节描写的方法刻画人物。
对人物下意识和幻觉的描写增强了整个作品心理分析的色彩。
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
吴老太爷的一切言行总是围绕着一个总体象征展开。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人性的丑恶在此暴露无遗。
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祥子是社会悲剧、带有历史的必然性，精神悲剧、带有深刻的个体劳动者的思想印记，性格悲剧、性格软弱无能。
深深至根于市民文化中，还打上了半殖民的畸形发展的都市现代文明烙印。
北京味重，传统风俗文化，以通俗化得幽默为重要特征的讽刺色彩，语言具有鲜明地方特色。
老舍简介（简短）
在老舍的作品中，作我们构一个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市界”，这个“世界是通过三类形象来构成的：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
A．“老派市民”形象系列：主要有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四（《牛天赐传》），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四世同堂》）等。
这是老舍市民形象系列中表现得最为深刻和成功的形象。
这类形象的特点是：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只是“乡土中国”的一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乡下人”。
这里所说的城里人\\\/乡下人，不是他们的户籍概念，而是表明他们身上的文化符号。
城市和乡村，从理论上说代表着现代和保守，所以有的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他的文化本性并没有城市化，也就是说并没有接受城市里的现代观念的影响，而固执地延续着乡土中国的传统观念。
他们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的，保守而闭塞。
《二马》中的老马，是一个奴才式的人物，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生活得过且过……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了和阿Q相近的品格。
（注意和鲁迅的比较：乡村\\\/城市；彻底否定甚至偏激\\\/温和、批判、眷恋；风俗画\\\/全方位）《离婚》中的张大哥，知足认命，墨守陈规，他小心翼翼地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的“变”。
他的使命和职责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因为他认为离婚就是对既有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
这种由婚姻观念而延伸出的人生哲理和文化观念就是封闭和自足。
当然最后的失败，实际上也就是“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想顺应天命而不得的悲剧。
《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爷的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懦地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他也就是堵上自己家的院门，准备好粮食和咸菜；依然准备过生日；依然不忘“礼节”；（P74）“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没有什么奢望，只要求消消停停地过不愁吃穿的日子，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安度晚年和全家太平。
甚至可笑地认为日本侵略是看上了卢沟桥的狮子，因为日本人爱占小便宜。
应该注意的是教材中提到的《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也属于老派市民形象这一点。
这个形象跟巴金《家》中间的觉新的形象比较类似，他们虽然在年龄和知识结构上已经和老派的人不同了，但他们由于家庭的角色和身份的不同，（长房长孙），承担的家庭的重任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中包容了较多的传统成分，因此往往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尖锐的矛盾，表现出了现代意识和传统思想的困扰。
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能够意识到为国尽力的责任，但又不得不忍辱偷生，他鼓励和支持弟弟出走，去投入抗日斗争，但自己却不能同行，他得留下来“尽孝”。
“他好象是新旧文化中的钟摆，他必须左右摆匀，才能使时刻进行得平稳准确”。
祁瑞宣的矛盾和痛苦是在“尽忠”和“尽孝”二者不能兼得，而本质是他内心深处的文化冲突，因而只能在徘徊矛盾中苟且偷生。
对于这些“老派市民”形象，作者主要通过揭示人物的精神病态，批判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也写了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进程。
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体现了对传统文明的批判。
这种批判主要是表现出对我们民族保守、落后、封闭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是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
但是老舍的批判态度和鲁迅不同，他没有鲁迅那样偏执和锋芒毕露，不激进，不追赶潮流，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是抱着一种非常谨慎甚至排斥的态度。
B．“新派市民”形象系列：主要有张天真（《离婚》），兰小山、丁约翰、祁瑞丰、冠招娣（《四世同堂》）等。
对于新派人物的描写，主要写其虚荣、浅薄、堕落，蕴涵着对西方文明包括对西方文明包括五四后引进的新潮所进行的反思与批评；作者对这类形象的描写，采用的是漫画化，讽刺。
因此，对于这类形象作者的讽刺意味十分浓重。
这与作者对老派市民的态度又不同，对于后者，老舍是抱着既有批判，又有同情的态度来写的，尽管有的带有悲剧意味，有的具有强烈的矛盾心理，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十分生动，表现了作者的矛盾心理。
而对于前者，作者的鄙视和不屑的态度十分鲜明，传统文明在他们手中失落了，道德失范、价值混乱，主要体现在他们这些洋派的人物身上，尽管这种批判比较肤浅，也不免类型化的倾向，但中间包含了他对传统文明既是批判，又有失落感和对西方文明反思和愤激的心情。
C．“正派市民”（理想市民）形象系列：主要有赵四（《老张的哲学》），赵景纯（《赵子曰》），李子荣（《二马》），丁二爷（《离婚》）等。
这类形象，常常体现老舍倾向传统的道德观。
老舍往往在对新派市民的描写中表现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这种理想就表现在他所塑造的理想市民身上。
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探寻一条中国文化转型的出路，因此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就带上了一定的启蒙主义色彩，这一点也可以跟鲁迅进行比较。
老舍对理想市民的塑造，就文化立场而言，是建立在传统的道德观基础上的。
一般表现为“侠客兼实干家”的形象。
锄暴安良的侠客（《老张的哲学》中的王德、《四世同堂》中的钱吟秋等），身上带有中国文化的道德力量（如《四世同堂》中的天佑太太、韵梅的形象。
）民族骨气和操守，成为老舍理想的化身。
关于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形象和新派市民形象的用意，其内涵则在于他们寄托着老舍的一种理想，是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变迁与分裂的图景时，在对老派市民和新派市民都失望之后，仍然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的结果，他希望这些侠客兼实干家的正派市民能为社会锄害，从而既使他的作品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使作品变得更有思想启发意义。
当然，这也正说明了作者思想上的平庸和幼稚。
D．“城市贫民”形象系列：主要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妓女小福子（《骆驼祥子》），老巡警（《我这一辈子》），拳师沙子龙（《断魂枪》），洋车夫小崔、剃头匠孙七（《四世同堂》），艺人方宝庆（《鼓书艺人》）等。
这个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之间的深刻联系。
在这个形象系列中，同样也贯穿了作者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
《月牙儿》中表现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生活，是两种文化观念的悲剧。
母亲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的生活经验与女儿“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的新潮观念的矛盾，是不同文化在同一环境中的演绎。
但最终作者表现的结局，是女儿新潮理论的破产，向母亲靠拢。
这样，老舍对西方文明中的所谓个性解放做出了他自己的独特的判断。
——在没有生存权的社会中，穷人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爱情就只能是买卖。
女儿的悲剧表明了作者对西方文明的批判。
而贫民形象的内涵，一方面贯穿着作者批判和排斥西方文明，甚至包括五四以来时兴的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的主题，另一方面更是从城市文明病与人性的关系这一角度，体现了作者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认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和同情。
分析《骆驼祥子》（注重祥子悲剧的多重含义）在过去的一般评论中，祥子三起三落的命运，是作为一个小生产者想实现自己并不过分的理想，反映了他淳朴、安分的生活理想，但在社会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到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黑暗图景。
但如果更深入一步进入到文化分析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破产了的农民不断在城市中市民化，进而被抛入流氓无产者的行列，并不断经历精神的毁灭。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城市文明与人性之间的关系。
样子的命运就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淳朴青年在现代城市文明中经历的道德堕落和心灵腐蚀的悲剧。
樊骏在《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中就明确谈到“祥子被剥夺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
小说中重点表现的是他“精神上的毁灭”，是人物身心受到摧残和折磨。
这是老舍“批判国民性弱点”总主题的集中表现。
祥子的形象是一个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在不断的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为金钱所腐蚀，因此他才会形成自身固有的缺点：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P79），因此也就孤独、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对于祥子来说，他所处的环境是人伦畸形的环境，人和车厂——虎妞；大杂院——二强子；白房子——小福子；构成祥子生活轨迹的每个点，而每个变态的人伦和人性扭曲，都使得祥子不断向地狱靠近，最终他只有沉沦，只有彻底地在放纵和堕落中完成自身的最终命运。
实际上，老舍在作品中是从两个侧面表现他的文化审视的，那就是城市文明中的“欲望”——情欲、财产贪欲；和城市中的人伦关系中的“丑恶”——自私、贪婪、麻木、变态……因而表现了作者对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伤害的忧虑。
掌握的要点在于城与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城市文明病与人性的冲突。
在老舍看来，祥子的悲剧在于病态的城市文明对人性的伤害，因而在这部小说中，老舍又正是通过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
因此，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试图?从道德审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病的病源进行了探讨。
沈从文造两个世界的文学态度
沈从文的小说是以“湘界”和“都市世界”而立题。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风格较为独特，同时具有博人道主义情怀的优秀作家。
他出生于湘西成名于都市，在其2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探索着人性的奥秘。
他一生的小说创作，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人性美的赞颂和讴歌，这主要是他的“湘西小说”创作；二是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阴暗面或罪恶势力的揭露和鞭挞，这主要体现在其都市小说上。
因此，沈从文便有两套笔墨：一套用来描绘湘西乡土世界，展示乡村生命形式；一套用来描绘都界，展示都市生命形式。
而对于这两个具有对立与对照性质的生命世界，沈从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取向。
对湘西乡土世界及其所代表的生命形式，他满怀热忱，表现出一个在精神归宿上始终向着“乡下人”的知识分子对湘西乡土的天然亲近感与认同感；而对文明化的都市世界，沈从文则始终怀有一种无形摆脱的敌对情绪与潜在的恐慌感，代表一个有湘西“乡下人”向城市“边缘人”转化的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归属的陌生感与荒诞感。
无论是叙写人性美还是人性扭曲，沈从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痛惜人性的失落，呼唤人性的复归，而在他构筑的两个鲜明对立的世界表现了自己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
这两个世界的塑造都是独特而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沈从文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在湘西，单纯地在世外桃源中描绘人性的善与美，而是从湘西走向现代都市，以都市世界的参照，以一个现代文人的眼光返顾湘西的文化体系和趋向，从而使他获取了超越于自身乡土文化锻造的人格模式，同时又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都市文化的形态。
因此，沈从文这种将原始的乡野文明与新近生成的都市文明互渗互参的描写姿态，为其都市小说提供了比较独特的都市文学视角和文化意蕴。
在“都市批判”中，茅盾用社会科学家的理性精神剖析了中国都市生活中各个经济阶层的命运沉浮，以政治的视角对都市进行全景式的反映，试图以“革命”为改造的方式，重建理想的都市人生和积极的都市生活；老舍从文化的的视角审视古都的风俗人情，对于向现代化都市转变的北京表示出深深地忧虑，挖掘传统文化因子在市民阶层的沉淀。
沈从文在都市文明的批判中没有重复上述作家的思路，而是在生命的体认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哲学视角，用“自然人性理想”的尺度去丈量都市人性的缺失与扭曲。
沈从文在他所构筑的都市世界的审美观照中，包含着一种犀利的文化批判眼光，从中传达出独特的生命理想，并通过这种生命理想表现出独特的创作追求。
因此，探讨沈从文创作中的都市生命形式，对于理解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及其全部创作是很有必要的，由此可以发现其创作的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二 始终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当他把小说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转移到现在生活其间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
那么，沈从文拿什么掀开都市的面纱
他以人性和道德完善理想发现了都市文明的生活和生命，或是暴露上流社会和绅士家庭的欲望游戏，或是描绘知识阶层的虚伪做作，或再现了一部分生活在上流社会中不甘沉落，力图超拔泥沼的人们，或展现了都市下层贫苦人民的道德光辉。
从而展现其都市小说中的各种都市生命形式。
一、人性腐蚀的都市绅士阶层 沈从文对都市世界的情感取向较之湘西世界时逆向而行的，当“乡下人”的眼光转向都市生活时，就从看湘西世界时的平和与宽厚顿时变得锐利与尖刻起来，不时露出讽刺的锋芒。
都市世界在他笔下显露出来的生活样态，往往成为讽刺与嘲弄的载体，对绅士阶层生活的针砭与解剖已成为他的一个重要视点。
这类作品有《绅士的太太》、《有学问的人》、《某夫妇》、《或人的家庭》、《若墨先生》、《王谢子弟》、《大小阮》等，最具代表性的是《绅士的太太》。
正如他在《绅士的太太》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
”[1]这样突出了绅士阶级人生形式的腐蚀传染性，它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的黑色染缸，侵蚀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小说主要描绘两个绅士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讽刺调侃的调子里，展示了一幅绅士阶层醉生梦死的生活图景。
这些绅士淑女，表面上礼数讲究、稳重贤淑，背地里干的都尽是肮脏勾当。
生活在豪华的大公馆里，整日忙于串门、打牌、上馆子、进赌场，放浪堕落，醉生梦死，用“虚假”保持其文明外表和体面秩序，暗藏心机，对握有旁人隐私怀有浓厚的兴趣。
如其中描写绅士太太要试探月光下在大少爷书房窗边听到的女人笑声是谁，于是当三姨太回到客厅时她便说：“三娘，你真是使人要笑你们，怎么晚上也擦得一身这样香
”再说：“外面月亮真好，我们打完这一牌，满圈后，出去看月亮。
”有这样特有的语言方式暗示了三姨太偷情事情的败露。
这种绅士社会的绅士式的语言规则充分展示了一场虚情假意的人生游戏，而对两性关系的摹写，则展示了绅士们的“爱”在含情脉脉的纱网中受到阉割、扭曲，甚至“爱”成乱伦。
绅士家人表面上个个讲究风度修养，暗地里却是另一番不能见人的勾当。
早已失去性机能的瘫子绅士拥有三房姨太，年轻的三姨太不甘寂寞，与大少爷私通；另一个绅士的太太为报丈夫的不忠，也掺杂近来，构成一种畸形的三角关系。
绅士的趣味在于寻花宿柳，太太的乐趣来自窥视捉奸，这里面充斥这夫妻间的相互欺骗，两性关系间的乱伦与糜烂，毫无意义的交际与处心积虑的陷阱，所有的人物都成为受物欲与情欲驱遣的可怜奴隶，沦为人性异化的“衣冠禽兽”。
因此，都市绅士阶层家庭看似守礼有节的面具下充斥着乱伦、通奸和欺瞒，道德观念的伪善和行为方式的堕落形成巨大反差。
再如《大小阮》中的叔叔大阮是一个人格庸鄙手段下劣的都市绅士形象，他认为侄子小阮参加革命活动是“中毒”太深，而且“不可救药”，等于“跳火坑”，而标榜自己处事“稳健”，把媚悦女人出入社交场所作为生活的最高目标。
他把小阮托他保管的活动经费据为己有，并以此为资本爬入上流社会，并且“凭地主，作家，小要人的乘龙快婿三种资格，受欢迎回到母校去作训育主任”，成为所谓“社会中坚”。
因此，通过对这些绅士阶层的讽刺和嘲弄，沈从文向我们有力的呈现出具有普遍性的腐朽堕落的上层社会病相。
二、道德虚伪的都市知识阶层 如果说沈从文对都市绅士阶层持异常犀利的讽刺与嘲弄态度，那么，他对自己处身其间的知识阶层所持有的态度则混合着悲悯与戏嘲的异样成分，着力于对知识分子进行灵魂与心理层面的解剖，这也代表了沈从文看取与理解都市生命形态的另一维度。
这类作品有《八骏图》、《有学问的人》、《知识》、《记一大学生》、《自杀》、《平凡故事》、《来客》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八骏图》。
在《八骏图》中，作者从八个学者的心理揭穿“八骏”浮在思想表层的种种虚伪。
他们八个都是“人人皆赫赫有名”且知识渊博的著名教授，或尊奉独身主义，或自诩清心寡欲，或满腹社会道德，而下意识中爱欲的本能却都被压抑着、堵塞着，只有借助变态的行为流露出来，我们且看这些病态的表现。
教授甲尽管表面庄严老成，一幅道学家的模样和气派，但其卧室里却是：“枕旁却有两本香艳诗集”，“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同时窗台上海放着一个红色保肾丸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幅头痛膏”；教授乙在海边看到一队穿新式游泳衣的青年女子，大感稀奇，就流连不去，禁不住意乱情迷，并“从女人一个脚印上拾起一枚闪发珍珠光泽的小蚌螺壳，用手指轻轻的很情欲的拂拭着壳上粘附的沙子”，赞笑着它的美丽；教授丙自认是“老人”，对恋爱不再感兴趣，却又死死盯住达士房中那希腊爱神雕像上的大理胴体的凸凹处，仔细端详，并想起一个顶美的内侄女；教授丁说“自己倾心女人，就不让对方知道，尽她嫁一个不如自己的男子，等她衰老，再告诉她”，“我的爱一定还新鲜活泼”；教授戊是个结了婚又离婚的男人，主张对女人不宜停留在莎士比亚式的辞令追求上，要抓住机会，“就默默的吻，就抱，她到后就成了妻子”；教授辛“简直是个疯子”，自以为身心健康的周达士发现这六位教授都有“病”，他向远方的未婚妻表示，要医治他们的“病”，然而当黄衣女子把目标对准自己时，这位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最终也承认自己“的确已害了一点很蹊跷的病”，推迟了与热恋中的女友相会的日期。
沈从文通过细致而精彩的描绘，表现了这群教授的欲望被压抑着、禁锢着，却又极力装饰着虚伪的外壳，他们的人性都已被他们的那种“文明”所扭曲，变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
同时，也揭示了由现代文明造就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态，讽刺都市人程式化的爱情，被文明禁律扭曲的情欲，从而批判了知识分子这种扭曲的、不健康的、毫无生命优美和激越的非自然人生。
三、力图挣脱庸俗人生的都市新女性 沈从文建构的都市世界也并非全无亮色，而是在都市的整体性污浊与灰浊中，也有一脉生机存在，尽管这种亮色也许在都市世界并不惹眼，但却是民族生命精神在都市顽强生存的一种象征。
作为一位深谙艺术辩证法的作家，沈从文在都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两相对照中，既清醒地意识到“文明病”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在都市主流性的病态生命形式后面，也潜伏着一脉跃动的生命之流，与湘西世界的生命精神相互映衬。
这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得到体现，如《如蕤》、《薄寒》、《都市一妇人》、《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等，这些小说都具有系列性特征，都表现都市女性爱情与婚姻，都是描绘都市女性追求真挚爱情的复杂心路历程，表现她们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所引起的内心痛苦与彷徨，以及对于现实的挣扎与反叛。
这些女性不再是被毒害而不知甚至还乐在其中的绅士太太，而是身受都市生活的桎梏，却不甘沦落的都市知识女性，她们力图从都市的窒息中解脱，而在乡村精神中寻找灵魂的归宿。
《如蕤》中那个城市女子如蕤，对城市中虚伪的道德厌倦表现出对城市文明的极大反感：“都市中的人是完全为一种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个模子印就”。
个性与特征全不复存在了，恋爱变成了商品形式，恋爱如同在商人手中转着，千篇一律，毫不出奇。
主人公如蕤厌倦了那些“成为公式的男子与成为公式的爱情”，甚至希望“在强暴中得到快感”。
《薄寒》中那个年轻女教师渴求异性的欲望更强烈，为了逃出这个虚伪的衣冠社会，她甚至“愿意被人欺骗，愿意被弃，愿意被蹂躏，只要这人是有胆气的人。
别人叩头请求还不许可，若这人用力量来强迫她时，她甘心投降”。
她向往“一种惊心动魄的波澜，一种流泪流血的社会”，[2]但却找不到，周围的男子都“微温、多礼貌、整洁，这些东西全是与热情远离的东西”，[3]她嫌恶这一切，最后屈服于一个鲁莽无畏的军官。
《都市一妇人》中的那个将军遗孀，因心地单纯而误入上层社会的圈套，向往爱情屡遭遗弃，在对男人实施的变态报复中却又没有完全泯灭人性，对年轻军官满腔热情，却又狠下毒招，这是一个在都市生活碾压下人性未泯灭但人格变态的悲剧性人物。
再如《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的萝，尽管出身于都市上层社会，但却与弥漫于上层社会的虚伪庸俗气氛格格不入，在性格上表现出反叛性，结果萝摆脱众多追求者的纠缠，而与初次相识的宗泽闪电般订婚，她厌恶向其献殷勤的温文尔雅、谦卑柔弱的知识男性，向往湘西世界的原始野力。
[4]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在对都市文化的审视中，向我们展示了都市新女性形象，这些都市社会的女性们想摆脱上流社会的羁绊，厌恶并反抗这庸俗的人生，渴求一种新的人生，她们向往“固执的热情疯狂的爱”，向往“光明如日头的另一种生命”。
同时，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女性将那些带有乡村气质和精神的男子作为拯救自己肉身和灵魂的力量，这是作者对乡村和都市两种文化的评判，也是“以乡村改造都市”命题的间接表现。
四、闪现道德光辉的都市下层贫民 在沈从文的都市世界中，主要通过上流社会绅士阶级的庸俗人生，提出了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
但在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里，他同时将目光转向都市的“抹布阶级”，涉及了都市贫民的生命形式，侧重于展示这些都市贫民泥涂里的道德光辉，既与都市上层的生活样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又构成对湘西生命形式在都市背景下的某种回应，从中似乎可以看到湘西乡下人晃动在都市里的背影。
更确却地说，从中可以看到湘西生命精神在都市贫民身上的显现。
[5]这类作品如《腐烂》、《生》、《泥涂》等，集中展示了30年代都市下层社会一角的现实图案。
小说《生》撷取一个都市街头极常见的场景，抒写出玩木傀儡戏老人的人生辛酸。
这老人在烈日的炙烤中，一次又一次不停顿地玩着王九打倒赵四的老一套，在他心里，埋藏着一段不让人知道的往事：王九是他死去的儿子，王九是死于同赵四的相拼。
“王九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了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
这当然只是一种原始的复仇情绪，然而，作品通过老人的执着，避去单纯地表现人物生活上谋求温饱的可怜努力，从灵魂深处听到了下层人民对生的权利和人生尊严的急切呼喊。
《泥涂》着重写了几个下层人物，如刘娘、祖贵、张师爷、刘娘的秃头七叔等。
尽管他们都身份卑微，生活上的需求简直比动物还低，但却都不忘做人的尊严，都有共同的人类同情心。
在一场突发性的火灾中，祖贵为救火则“失去了原来的人行”却全不把受伤当做一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做人的义务；秃头七叔在瘟疫中五个孩子死了两个，在救火中“自己一切东西都烧掉了，还发痫似的极力帮助别人抢救物件，照料到那些逃难的女人小孩”；刘娘等下层妇女也都加入到救火行动中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而张师爷在这里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内涵的人物，一方面，他“仗义热心”，“尽想帮助别人”，为下层社会利益奔走，最后在救火中位救人、救小孩、救猫、救鸡中被砖头砸死；另一方面，他又常常“陪巡长烧烟”，与当官的套近乎；一方面请愿失败，他说着“气氛大话，要报仇，要烧房子”，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不忘上书请愿并坚持要在禀帖上写上“恳予俯赐大舜之仁”一类糊涂话；一方面，他穷的一无所有，“自己常常挨饿，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自己过去的“上士”身份，抱怨革命党把他的地位革掉了“，并死抱着”这是民国，五族平等“的信念不放。
小说写出了这个人物性格的两重性，及其内在的统一。
它统一在人物过去的特定的经历中，统一在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现实关系中。
他是一个被资本主义经济畸形发展所殃及的民国初年的“遗民”。
[6]同时，在作品中也体现了张师爷所代表的下层社会传统道德观念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矛盾。
沈从文从这些下层人物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舍生忘死的生命行为中，挖掘出他们泥涂里的道德光辉。
在他看来，与都市上层社会仅仅有“生活”而无“生命”截然相反，这些下层人物栖居在“生命”的高处，显示出精神上的优越性，他们不仅具有健康理想的人性，而且并不因身份卑微而弃却做人的尊严与责任，也不因身存极度困苦而放弃对人生远景的凝眸，其生命形式焕发出神性的光辉，从中寄予着沈从文“向人生远景凝眸”与“生命庄严”的生命理想。
三 沈从文曾无数次表白自己“实在是个乡下人”[7]，他执着地以“乡下人”自称，以“乡下人”的视角关照都市世界，正如他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柏子》和《八骏图》对照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明显具体地反映在作品里”。
[8]毫不夸张地说，对都市人性的指斥，对都市“文明”的怀疑与批判，沈从文这种写作姿态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最为激切最为鲜明。
那么，沈从文为什么成为都市最为刻薄激愤的文学者呢
我认为凌宇先生的解释最为精确，那就是“城乡对立互参模式”。
[9]因此，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在这两相对照中展示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全部创作的基本思想内涵及其艺术表现。
在生存体验维度上看，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个对立的经验世界”[10]深深地打上沈从文个人的生命体验色彩。
在湘西世界，那里，“神之存在，依然如故”，[11]地方上，“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12]都一如既往，象征一个“神的时代”，在这里，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3]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境界。
而相反，在都市却是一个“神已解体的时代”，置身其间，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强烈的异己感和异化感，由于这种对都市社会情感上的拒斥感，沈从文眼中的都市就是一个“衣冠社会”，虚伪、自私、怯弱、灵魂的扭曲与生命失去活力等等病态现象，都触目惊心地显露出来。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往往只剩下一具“空壳”，生命的丑陋处全都显露出来。
正是在这样的两极性生命体验中，沈从文强烈地感受到湘西社会与都市社会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因此在他的创作中，就构成了两个对照与互见的艺术世界，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创作个性。
从人性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了两种对立的人性形态。
在湘西世界中，自然人性与原始人性尽管常常表现为生命的“自在状态”，但却与美和爱合一，显出自然率真的生命品格与雄强健康的生命气魄。
在都市社会里，人性受到压抑，生命本质沦丧，结果形成“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4]形成都市人普遍的“阴性人格”。
在这样的两种人性的对立的形态中，我们便可以看到沈从文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生命”指陈健康理想的人性形态，表现为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形式；“生活”指向病态扭曲的人性，表现一种庸常无聊的生活样态，因此，在这两种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对立的人性形态，从而看出其思想指向。
从价值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生命神性”与“生命庄严”是沈从文做追求的生命形式。
在湘西世界中，一切都与真善美连结，显示出生命的神性，是一种健康理想的生命形式。
在都市世界中，一切则与假恶丑连为一体，是一种堕落与下降的生命形式。
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中一可以看到其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通过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并贯穿其全部的创作当中。
沈从文从其“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出发，因其独特文化品格的影响，以及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独特的都市世界，在伦理道德和乡土文化的层面上审视都市的生存状态，体现出对人性异化的忧虑和对人性复归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近现代从异化角度对文明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哲学思潮”，[15]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现代观念，一种现代人所具有的批判意识、怀疑精神和超前眼光”[16]。
他所提供的审视都市的别一种立场和方法以及这种面对现代文明审视人性异化的文学行为本身，都使他区别于其他都市小说家，从而体现出其独特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
想北平的读后感
老舍是一位“北京味儿”很浓的作家。
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从1899年出生到1966年出世，从1899年出生到1966年去世，老舍一生中有四十二年是在北京度过的。
他最有影响的作品，如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茶馆》、《龙须沟》等，都是用北京话写的，也是以北京为题材的，通过对北京人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心理特点真切生动的描绘，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社会风情画。
《想北平》是一篇散文，在一篇短短的散文作品中，如何表现北京，老舍觉得很为难：“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都写什么
他又不愿只“凭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不知道的”，更怕挂一漏万，埋没了北京的种种好处。
如果只是机械地罗列，平铺直叙，写成一篇北京地方风光的指南就更没味道了。
老舍决定写出“我的北平”，通过他与故乡亲如母子的关系，写出他对北京的无限眷恋。
作品一开始，老舍就情不自禁地说道：“我真爱北平。
”但他马上又说“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
这“说不出”三个字，在两段文字中四次重复出现，反复强调，作者解释是因为他“不是诗人”，不会“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灵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实际上，并不是作者做不到，而是他不愿意义照着通常的方法去写，因为即使用尽了“一切好听好看的字”也难以道尽自己对北京的爱。
于是他另辟蹊径，抛开一切美好的词语，用最通俗质朴的言辞，用最能引人共鸣的表达方式，将自己对北京的爱喻为对母亲的爱。
扑克似平常最奇崛，这不仅恰当地道出了作者对北京爱得真切和深沉，也很容易打动读者的心。
老舍特别爱自己的母亲，是文坛佳话，他将北京喻自己的母亲，这其中的分量，要超出常人几分，因此，他对北京表达的爱心，也颇有自己的独特个性。
他说，“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北京的“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
他所表现的，是“我”和北京，“我”和有“你”，“你”中有“我”，融中一体，密不可分。
这就超出了一般的客观描写，他不仅要告诉读者北京是个什么样子，而且还要人们分享他对北京的爱，他不是在“写”北京，而是在“想”北京。
但这并不是说老舍对北京的爱是盲目的。
这爱中有理性，有认知。
写出一个地方的特点，包括一个人对某个地方的喜爱，往往要通过比较才能看得出来。
在文章中，老舍声言自己“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又联系自己丰富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将北京和“伦敦、巴黎、罗马与堪司坦丁堡，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相比较，从城市的整体结构、建筑格局、环境气氛、生活情趣等方面，历数北京的好处。
北京之美，“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而且“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北京“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极拳相似，动中有静”；北京“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
总之，北京是大都市，却保住了乡野的幽静，让人和大自然保持着亲近。
另外，作者特别说道，北京虽然也是有钱人的天堂，但“你我这样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仍然可以尽情享受它的美。
所以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去写北京的物产，写北京平民的日常生活。
一枝一叶总关情，正是这样的叙述与描写表明了作者与北京的亲密关系，他真正融进了它的生活，深入到了它的血肉肌肤之中。
如果老舍是北京的一个观光客，即使对北京再喜欢，也不可能有如此细致入微的体验，当然更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难怪他在述说北京的种种好处时不禁“要落泪”，禁不住深情地呼唤：“真想念北平呀
” 这最后一句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
这篇散文写于1936年，作者当时不在北京。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的签订，适应日本侵略需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都说明华北危急，北京危急。
作者作为一个热爱北京的爱国知识分子忧心如焚，思今家乡之情，较平日更为强烈，这一声呼唤，充满了民族忧患意识，震人心弦。
《想北平》的语言通俗、纯净而又简洁、亲切。
通白是为了加强作品的生活气息，使它亲切感人，也是锤炼语言的结果。
作者曾说：“我的文章写得那样白，那样俗，好象毫不费力，实际上，那不定改了多少遍。
”（《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纯净、简洁同样也靠千锤百炼。
比如文章写到积水潭：“面向着积水滩，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短短几句，文字不多，但写景、状物，营造气氛，表现有物情感，都笔笔到位，如同天成。
老舍作品京味的特色
老舍是我国“五四”以来文学史上著名的爱国作家。
他以勤奋的创作和特有的艺术才华为中国现代文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老舍出生在北京城内一个破落的旗人之家。
家境的贫寒，父亲的早逝，母亲的刚强、义气对老舍思想性格的形成、发展和创作的选材、命题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老舍由于出身贫苦，自幼就和挣扎在黑暗社会最地层拉洋车的、修房的、剃头的、卖唱的和教书的等各行业的下等人相交往。
因此，他不仅熟悉下等人的生活，而且同他们在感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热爱他们的好品质，同情他们的苦难，关心他们的命运。
他的作品多描写劳动群众的生活苦难，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
老舍是现代作家中有个性、成就卓著的作家。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
“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
老舍作品“京味”的形成与北京文化对老舍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北京文化对老舍创作的影响 老舍的创作集中体现了他作为北京文化的特殊个案体现出对这个文化的深厚感情和深切反省。
北京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保守性的北方大都市。
封闭、落后的经济状况与三朝皇都的特殊地位，使文化中固有的保守、愚昧从一种深入骨髓的奴性得到加强。
在满清统治的近三百年间，汉文化中原本属于贵族文化的享乐主义被发展到极致并趋于民间化。
满族对汉文化的崇拜，使它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实际是以强烈的占有和同化意识全面“汉化”；惟其是一种崇拜导致的趋同，满清对汉文化的吸取，就带有普遍的享受意识。
老舍对我们描绘的满清文化，是一个丧失了创造力与进取性，吸附在千年文化积累的残羹冷炙上尽情享用的败家子文化。
“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满族男子，可将必胜的精力花费在养鸟养花、听戏唱戏等生活小刺激与小趣味中，自我陶醉，不思进取。
他们依靠俸禄生活，追求“生活的艺术化”，万不得已也寅吃卯粮，而绝不去做工，学手艺，他们以自食其力为耻。
老舍自幼所感受的贫困、所目睹的贫困对母亲的折磨以及母亲的坚韧耐劳，事实上已使他形成了一种满清主流文化相背离的生活信念。
但这种积极进取的生活信念远不是满清影响下的北京市民文化的主流。
一个社会普遍的群体意识常常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在满清统治的近三百年里，汉文化不但没有受到新鲜文化的刺激而获得新的发展，相反，它处于停滞状态，他的文化精华被满清玩味的“烂熟”以至于腐朽。
满清社会的八旗屯兵制和经济的衰落，在绝大部分旗人沦为贫民之后，也便将一种享乐和苟安的贵族文化习气带到了民间。
这就促成了近代北京文化，也即我们成为“老北京”的市民文化的特有形态：不乏旷达和趣味，然而苟且偷安、敷衍、妥协并且妄自尊大，具有一种皇天在此的优越感。
老舍生于这个文化，然而他最终成为这个文化的反省者和批判者，一方面归因于她从母亲那里获得的平民的进取性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现代西方文明对他进行了直接的熏陶。
五年的旅英生活，使老舍鲜明地感受到了西方人的进取精神、认真精神、独立精神与国人普遍的愚昧和惰性的悬殊对比。
老舍多年来对现实所怀的隐忧在东西方文化的具体对比中，化成了对本位文化的理性怀疑与批判。
他选择了他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的生活，将它作为反省民族文化的民族性格的对象。
因此，老舍对文学创作的冲动，是在一种直接的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在对民族文化的忧虑中产生的。
老舍文学创作的基本立场与风貌是表现并批判以北京市民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保守性。
老舍长养于北京市民文化，自然与这个文化有割舍不断的亲情联系。
他是在一种逆境中，以平民的进取姿态选择着文化的养料，因而，北京市民文化赋予老舍的不是敷衍，而是宽容；不是鄙俗，而是朴素。
对比老舍同时代很多作家对愚昧保守文化的激愤态度，就不难清楚地看到市民文化赋予老舍的文化性格。
他自己也认为：“假若我专靠着感情，也许我能写出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我不彻底。
”“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可是好人也有缺点”。
正是老舍这种对人世所抱的普遍的同情态度，他的小说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温和的讽刺。
这形成老舍特有的幽默。
老舍作品注重文化，谱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能提高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得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者。
老舍用“文化”来分割他的市民世界，其中不同类型的市民形象的分割，体现着老舍对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批判。
他的“市民世界”中，活跃着三种类型的市民：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正派市民。
老舍常常喜欢通过有些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惰性与病态，从而实现他对北京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的批判。
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二、老舍作品中的“京味” 老舍作品的“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
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生活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画卷。
这画卷所充溢着的北京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
“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方面。
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迥异于有更浓厚的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
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生活态度的懒散，苟安，廉和，温厚等等。
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
老舍作品处处写到礼仪，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习，亦是北京人的气质，“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
北京人多礼，《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离婚》中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同事们要送礼，张大哥儿子从监狱中放出来也要送礼；《骆驼祥子》中虎妞要祥子讨好刘四爷更需送礼；《四世同堂》则直接详尽描写祁老人“自幼长在北京，耳濡目染跟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
这不仅是一种习俗，更表现了一种“文化性格”。
《四世同堂》第一章就这样写到：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
”就连大字不识一、二的车夫小崔也熏染了这种北京“礼节”：他敢于打一个不给车钱的日本兵，可是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不敢还手，因为他不能违反“好男不跟女斗”的“礼”
这种“北京文化”甚至影响到中国市民知识分子，《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就是这样一个衰老的北京文化在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性格。
小说写了一个细节，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他十分振奋，但他没有“高呼狂喊”；“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
他的声音似乎是专当吟咏用的，北平的庄严肃穆不允许狂喊乱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静穆与雍容。
”祁瑞宣因此而感叹自己缺乏那种新兴民族的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不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去牺牲了生命。
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描写，是牵动了他的全部复杂情感的：这里及充满了对“北京文化”所蕴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的欣赏、陶醉，以及因这种美的丧失毁灭油然而生的感伤、悲哀，以致若有所失的怅惘，同时也时时为“文化过熟”导致的柔弱、衰败而惋叹不已。
对北京文化的沉痛批判和由其现代命运引发的挽歌情调交织在一起，使老舍作品呈现出比同时代许多主流派创作更复杂的审美特征。
老舍作品中的“京味”正是这种主观情愫与北京市民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客观描绘的统一。
老舍性情温厚，其写作姿态也比较平和，常常处于非激情状态，更象是中年的艺术。
他的作品追求“幽默”，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深深地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
老舍说“北平人，正像别处的中国人，只会吵闹，而不懂什么叫严肃”，“北平人，不论是看着一个绿脸的大王打跑一个白脸的大王，还是八国联军把皇帝赶出去，都只会咪嘻咪嘻的假笑，而不会落真的眼泪。
”老舍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
总之，是借笑声来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一些。
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润滑剂。
老舍作品中的幽默具有两重性：当过分迎合市民的趣味时，就流入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有点类似北京“京油子”的“耍贫嘴”，这主要表现在老舍的早期作品中，老舍曾为此而深深苦恼，以致一度“故意的停止幽默”；经过反复思索、总结，从《离婚》开始，老舍为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了健康的发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喜剧意味，谑而不虐，使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可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思想底蕴，使幽默成为含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而又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与分寸感。
老舍创作逐渐失去了初期的单纯性质，产生了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读其小说往往不仅使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掩卷深思。
老舍作品中的“京味”还表现在他的语言艺术上。
老舍的语言艺术得力于他对北京市民语言及民间文艺的热爱和熟悉。
他大量加工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制的美，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
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而不雕琢。
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
这也是“京味”的重要表现。
三、老舍作品的语言特色 老舍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
他的小说在语言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他集通俗性与文学性于一身，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考究而不雕琢，俗而能雅，清浅中有韵味，从而表现出作家独具的个性色彩。
这种个性色彩鲜明的语言，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语言，同时也使老舍的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典范意义的白话作品。
老舍作品的语言特色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以俗白而清浅最为突出 老舍在北京口语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营养，用普通人都能听得懂，说得出的话来写作，通俗易懂，明白晓畅；而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不流于浮浅。
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据有人用电脑统计，只用了常用字2411个，具有小学水平的人就可毫不费力地阅读。
在这里，不仅冷僻字眼一个也没有，就连常用的“时”，老舍不是写成“时候”，就是写成“那阵子”，如果单说一个“时”，显得文绉绉的，不合普通话的口语习惯。
愈近晚年，他的语言就愈纯净、老练，他的作品《正红旗下》更是炉火纯青，字字珠玑，全面体现了他的语言特点和成就。
老舍语言的俗白、清浅还依赖于他一贯坚持用北京的口语、俗语进行创作，他“充分依赖大白话”。
《骆驼祥子》中，从叙述语言、人物语言到肖像、景物、心理描写，用的都是北京口语，作者的叙述与人物内心语言水乳交融，使读者读后感到既是人物内心活动，又是叙述人的具体描述，真正达到了叙述人象是钻进人物内心去说话的境地。
这种叙述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使读者能及时得到叙述人的提示，很快“进入角色”，身历其境地分担人物思想感情，从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小说中的人物语言更是纯正的北京口语，个性化色彩极强。
句子短、句法灵活而又生动传神、自然贴切。
（二）用词简洁、准确，选词富有个性化 语言的简洁、准确关键是词语的精选妙用。
“一个词就揭示出对象的特征”，举个简单的例子，《骆驼祥子》有这样一句：“他们的拉车姿势、讲价时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
”其中“扇着”一词用的极准确，反映出了的作品中人物的心理特征。
（三）情景交融，富有节奏感 小说的语言除去人物对话或独白，大量的是作者的叙述，或写景或状物，或介绍人物与事件，有时还是作者自己的感慨和议论。
老舍小说叙述语言和他笔下的人物语言一样，写的活泼灵动，带有他自己的鲜明特色，那就是把事情和感情搀和在一起，情景交融地把叙述语言说出来。
老舍一向认为：一个写家的本领就在于能把思想感情和语言结合起来。
作家情感的变化以及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变化，都是通过富有节奏感的语言表现出来，它像从正弦上弹出来的音乐，极具变化和表现力，能充分维持住读者的注意力，广泛地唤起读者的情感，引领他更微妙地投入到作家所描写的那个艺术世界中去。
老舍小说中，把自己的情感自然而然地融入人物内心世界或景物描写中去，强化了语言的情感色彩，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四）语言有声有色，色彩鲜艳，富有感染力 老舍小说是俗白的，但同时又是色彩鲜艳、悦耳生动的。
老舍曾说：“语言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反映，要把人物说话时的神态都表现出来，需要给语言以音乐和色彩，才能使其美丽、活泼、生动”。
老舍以地道的北方口语丰富了文学语言。
老舍不愧是语言艺术大师，他非常熟悉北方劳动人民的口头语言，他的作品中的语言以北京话为基础加工锤炼而成的，没有矫揉造作的知识分子腔，俗白、凝练、生动、纯净，的确是“宛转如珠，流畅似水”，活泼有趣，雅俗共赏。
无论是刻画人物或是叙述故事，都那么生动形象，妙趣横生，然而又看不到丝毫雕琢的痕迹。
这对于中国文学语言艺术的丰富和发展是个突出的贡献。
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
老舍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老舍作品的语言特色可概括为“白、俗、俏、深”。
他在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创造与发展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老舍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所取得的巨大突破。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山鬼》 读后感
在外发性和后发性：中国思潮从西方引进, 二间存在着时间差; 中国文学多种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 具有复合性。
在接受过程中, 中国文学出现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 主要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
由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 导致文学思潮演变的倒序和反复, 如五四启蒙主义被新古典主义取代以及新时期启蒙主义的复兴; 也导致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滞后, 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潮。
老舍《四世同堂》1000字左右摘抄加200字评论
在世界的东方，在黄河、长江横贯的地方，繁衍生息着五十六个民族，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母亲——中国，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华文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已经成立了整整六十周年。
在这六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无奈。
回想起改革开放，像我们这些九零后应该都没有太多的感触了。
但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一定能说出许多的故事吧。
在当时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下生活，我很难想象出那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阅读了《四世同堂》。
在这个故事里讲述了一对为了荣华富贵甘愿做汉奸的夫妇，他们有一对性格和思想完全不同的女儿。
在那对夫妇的身上，我可以看到那些在战争时期为了权利、金钱和地位而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卖国奴，以此来获取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很难理解他们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宁愿自己整日像狗一样的听从别人的事换，也不愿意站起来把那些入侵我们国家的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在这些人的映衬下，我更加觉得在当时那些为了就人民于水深火热中的士兵们是那么的让人敬佩。
在当时，如果不是这些人以生命为代价去抗日、去战斗，我们今天就不会过上这么安定、这么美好的生活。
假如当时没有人并没有去抗日，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安稳的坐在教室里学习。
不敢去想，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我们又有怎样的理由在此虚度我们的年华呢
建国这六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食、衣着再到思想，虽说现在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成为世界上的领军国家。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祖国建设和发展付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从现在开始，从小事做起，用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知识相结合，吧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加美好。
现在的我们首先就应该刻苦地学习，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这不仅能让我们不如社会以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说不定还会给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呢
作为现代的中学生，我们应该遵守校规、校纪，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在国庆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慢慢地回想我们祖国过去所经历的种种灾难。
想想我们祖国是这样克服这些困难的。
我也更加的希望我们的祖国会变得更加和谐，更加强大。
我想作为一名中国人都会有和我同样的心愿吧
我和我的祖国——读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后引用信息（转载时请保留，谢谢
）：文章标题：我和我的祖国——读老舍的《四世同堂 评论 老舍是我最喜欢的现代作家。
不过惭愧的是作品我读得并不多。
就写作风格来说，我最为崇敬。
这是一部抗战题材的作品，但独具匠心地，全部故事就围绕这护国寺（多么熟悉的地方
）附近的一处胡同里面，以祁家四代为中心，不过几户人家，人物不过十几位，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舞台上演出了沦陷区人们的悲欢离合，成就了这八十四万字的宏篇。
有爱国者，有汉奸，形形色色，但无一例外地他们全都只是小小的百姓，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与《茶馆》有些类似，在巨大的时代框架下，用小人物们的故事记录下整个民族的脉动。
老舍先生以小见大的功夫实在是太厉害了，他的作品全都是关于平民百姓的，而反映的又全都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
老舍先生很注重人物的塑造，他的观点是，小说中的人物要比情节重要，情节可以淡忘，但人物是不朽的。
在这本书中，他特别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祁天佑的老实、祁瑞宣的深沉、大赤包（“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全城妓女的干娘”）的嚣张、丁约翰的洋奴习气、蓝东阳的蛮横、文氏夫妇的不卑不亢都写得十分到位。
对于汉奸们（冠晓荷、大赤包、祁瑞丰、胖菊子、蓝东阳、高亦陀等等）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他给予了辛辣的嘲讽，用了很多的夸张和比喻，笔法堪比钱钟书的《围城》（随手摘一个——“她走得极稳极慢，一进殿门，她双手握紧了斗篷，头上的野鸡毛从左至右画了个半圆，眼睛随着野鸡毛的转动，检阅了全殿的人”）；对百姓们生活的困苦，他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老舍先生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平民化。
身为地道的北京人，他是那样明晰老北京人们的生活状态，并用他的笔生动地描绘出老北京的韵味，他的作品就是北平城的巨幅画卷，把故都的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把北平旧时的文化、老北京人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他画了虎，画了皮，更画了骨
“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当之无愧
实际上，抗战期间老舍先生是不在北平的，他在重庆主持文艺界工作。
他的夫人于1943年离开北平。
他从他夫人的口中得知了沦陷区的北平种种，凭此就着手写下这本书，足见他对北平的熟知。
书中经常有对北平风物的描写。
北平的春夏秋冬，北平人的安逸生活，北平的富庶繁华，北平的文化礼节在他笔下都是那样的美好，他用这样的对比来述说日本人的罪恶。
读他的作品实在能让我们体会到许多老北京的风俗。
不过我要说的是，今天的北京跟那时的北京已大不一样了，只有二环以内的小胡同里还留存着那些印记，北京人的客套、热情、有点自私、有点粗俗。
现在的北京是全国人的北京了。
我从小是长在城外的，对老北京的习俗了解得很少。
我中学同学里，我所知道一直住在城里的就是毛润辰、杨欣、金政隆，老北京真的很少了。
成为了大都市的北京丢掉的东西很多。
我一向说“我自以为是个陕西人”与此也不无关系，我爱长安城啊。
老舍的语言风格朴实中带有幽默。
小学学过不少他的经典课文：《养花》，《我家的猫》，《趵突泉》，《林海》。
那时我甚至觉得他的文章幼稚，因为时常带着“啊”“呀”之类的语气词。
唉，小孩子是不能领悟至美的。
如李白的诗歌，没有过分华丽的辞藻，却开出一片绚烂的世界。
插一句，我小时候甚至还一直疑惑，为什么《琵琶行》写得好，确实，没有经历是没有办法明白的。
老舍先生为自己树立过一个最高标准——用凡夫走卒的话去形容日落或早霞。
颇有白居易的意思。
他的语言平实、浅白，因而也就生动且真实。
他也留过洋，在英国教过汉语，但他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沾染上欧式长句的恶习（张千帆………………），反而，他厌恶它们。
他的作品中很少出现长句，句式也都十分简单。
现在的《四世同堂》有一点点缺憾，即最后十三回不是老舍亲笔，而是根据他原作的英译本再转译回来的。
这本书他写完了，前两部也都出版过，但五十年代连载的时候，他删去了最后十三回，原稿好像也都被毁。
这位译者专门把老舍的英文作品译回来，模仿老舍的语言风格也比较到位。
但细细看仍能看出区别，尽管不用复杂的典雅的词汇，但和老舍那种平白俏皮中饱含感情的语言仍然是有区别的。
整本书的基调是悲壮的，越往后气氛越惨淡。
在日本人的残暴统治下，“小羊圈”里的住户经历的变故太多了，直到战争结束剩下的人口已经不多了。
祁家的第二代祁天佑不堪日本人的侮辱，在阜成门外投河自尽（……三里河啊……不是吧……）；孙子辈的败类老二祁瑞丰争权夺利被人陷害死不见尸；第四代的妞子在即将胜利的时候饿死；给祁家看坟地的常二爷也在遭受日本人凌辱后抱病而终；钱氏一家被冠晓荷出卖家破人亡；汉奸冠家做了日本人的走狗最后也几乎死绝了，冠晓荷直到被日本人活埋还认贼作父（最让我唏嘘的是，祁瑞全原本在战前看上了冠家的大女儿招弟，最后她变质了，于是亲手把她杀死）；文若霞在戏台上被兽欲大发的日本兵打死，她丈夫跟日本人拼了命也死了；李四爷被日本人打了之后终于反抗，也死了；拉车的小崔被日本人冤成罪犯砍了头；剃头的孙七吃不饱饭得了胃病倒在街上，日本人担心传染病蔓延就活埋了。
最终活下来的人们也都过得很惨，面黄肌瘦。
尽管胜利了，但却难以感受到巨大的喜悦。
战争留给北平、留给中国、留给全世界满目的创痍。
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删掉了后十三回：胜利了怎能如此惨淡
然而，文学就是文学，他所描述的也正是实情。
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这部作品长期在国内不受重视。
直到文革之后，才出版了全一百回的单行本。
书中还记录了日本人在北平的暴行。
一有游击队出没就屠村；担心传染病流行就把病人活埋；禁止自由买卖；疯狂掠夺战略物资；按人口分发所谓的“共和面”，实际上都不是给人吃的东西，且老人和儿童不给发粮，使全城陷入饥荒。
仇恨是不能忘的。
全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描写就是庆祝保定陷落的那一处，用那辽阔的沉默，写出了学生们的悲愤、汉奸们的无耻和日本人的猖狂（“他的力气白费了，而且他自己似乎也感到没法使天安门投降；天安门是那么大，他自己是那么小，好像一个猴向峨眉山示威呢”）。
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很容易概括，反映沦陷区北平人民的困苦和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但是仔细想想，书中的这些人物并没有一个人是特别高大的、在日本人统治下奋起反抗的，他们全都沉默，继续自己的生活。
这里好像有个矛盾。
但是，民众们决不是安于敌人的统治之下的，他们有爱有恨，他们眼睁睁看着日本人夺走身边一条又一条的生命。
如祁老太爷，起初只是希望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最终他也敢面对着敌人和汉奸不再点头哈腰。
他们顽强地生存下去，渴望着胜利的一天。
这顽强的意志，正是民众的伟大
“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的在摇曳，起风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