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篇中外名篇巨著要有作家.国别.代表作品.读后体会.
王伯祥、宋云彬：《开明中国历史讲义》（民国时期的畅销教材，大略相当于高中历史课水平）。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大通识课教材，经过多年课堂提炼而成，属于中规中矩的中式教材，全面鸟瞰中国历史的不错选择，受“唯物史观”影响也还算小）。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复旦的通识教材，观点新颖有趣，简明易懂，很好的入门书，值得一读）。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全二册）（我国的大学中国历史标准教材，编者都是北大历史系的大牛，虽然受“唯物史观”影响很大，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也不失为一部好书）。
傅乐成：《中国通史》（台湾比较有名的教材，傅斯年之侄的作品，材料和观点都比较新颖，整合了很多史学的新成果，算是一本集大成的著作）。
卜正明（主编）：《哈佛中国史》（全六册）自《剑桥中国史》之后西方汉学界又一部通史名著，视野很开阔，不像国内同类著作过于重视政治史，很能反映近年来的西方汉学新进展，稍显遗憾的是对近年来国内历史学界的成果引用不多，但也不必苛责，作为教科书式的通史著作已经很赞了。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白话》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吕先生的叙事往往都是有横向态势的展开，由大到小，由远至近，将所叙述的事件置于一个宽阔的时空范围，高屋建瓴，四方周赡，以获“通方之见”。
《通史》可与之同看）。
张荫麟：《中国史纲》（可惜张荫麟先生只写到西汉就英年早逝了，“文笔流畅优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后也罕见”——王家范语）。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开创了以新的章节体载撰写通史的先例，可惜也只写到南北朝）。
钱穆：《国史大纲》（钱穆先生的巨著，各大书单的常客，里面埋着七八十个博士论文题目。
本书以政治、经济、文化为切入点，基本走的都是大脉路，充分发挥了作为史学家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特长，对各时期的政经文变化和原因都有所归纳和总结。
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里面直接引用了很多大段的原始史料，对于想进阶的读者来说，读读还是不错）。
二、 分期史、断代史类（可以选取自己感兴趣的时期）[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史》（虽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朱自清生活的年代背景
抗战胜利后，政府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的倒行逆施，特别是1946年7月、的先后遇害，都使他震动和悲愤。
他不顾个人安危，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并报告生平事迹。
1946年10月，他从四川回到北平，11月担任“整理先生遗著委员会”召集人。
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在黑暗现实的教育和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他终于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
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实际斗争中，他身患重病，仍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嘱告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可贵情操。
1948年8月24日，死于贫病交迫之中。
称赞他和闻一多“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请推荐一本中国通史的书籍
读媒体不如读报,读报不如读书,读书不如读史,读正史不如读野史,读野史不如读笔记. 真实和通史是两回事,想要真实推荐你读古人的笔记,想读通史你读，范文澜、蔡美彪著《中国通史》，比较全面 下面介绍一些相关的通史书： 中国通史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巨制《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
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为此，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
新式《中国通史》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
至于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
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
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
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中国通史略例》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
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
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
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
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
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
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
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
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
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
”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1〕可见《中国史叙论》无疑属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
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
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
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
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
〔2〕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
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但是，20初以来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 ”不能等同视之。
否则，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
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
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三册（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傅运森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著视之。
〔3〕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
〔4〕20世纪初～30年代初冠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著以黄现璠、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5〕为序。
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为黄现璠、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言：“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
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
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
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
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
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
〔6〕可见邓之诚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著作。
这从黄现璠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
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
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
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
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
”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
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
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
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
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
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
”〔7〕黄现璠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主要是针对柳诒徵、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
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
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
黄现璠于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处，同时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
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已久。
呜呼
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
”文中还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
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
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
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
”〔8〕由此又反映出黄现璠新史学观念与众不同之一貌。
20世纪西风东渐掀起的拍岸新潮，冲击出了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成果的层出不穷，从中反映出的新史学多采多姿的风云际会，犹如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应对和感悟。
众多史学名家以讲授和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由此赢得学术声誉的史学家不乏其数，代表者有李泰棻、吕思勉、王桐龄、邓之诚、黄现璠、缪凤林、章嵚、钱穆、范文澜等等。
尤以黄现璠所撰“中国通史”成果最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编著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三部“通史”，一为《中国通史纲要》；二为《壮族通史》；三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副题《中国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
身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20多年后的21世纪，我们不能谈到“中国通史”时仍然仅仅以“汉族通史”全盘代替“中国通史”，各少数民族通史同样应该而且必然是“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
否则，中华民族通史无从谈起。
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为期5天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来自46个国家的360多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此间呼吁，世界各个民族应不分人口多少、社会发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
显而易见世界各个民族应一律平等已经成为世界的呼声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凡论述“中国通史”时长期对少数民族通史只字不提，视若无睹，以致所论难免有失公允之嫌。
本词条没有对含有“党义”或“风派史学”或“影射史学”者所著通史进行介绍。
同时，于此仅对一些个人编著的《中国通史》阐述一己之见，至于一些人主编的“中国通史”巨著，不在此词条所介之列。
注： 1.《清议报》(光绪廿七年七月廿一日)第90册，1—5页，《清议报》(光绪廿七年八月初一)第91册，1--4页． 2.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
3.参见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4.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年》“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上册第75～7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5.笔者于此采用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所列表中的按完成时间序列标准。
参见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6.黄现璠、刘镛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邓之诚序”，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9月初版。
7、8.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载《师大月刊》第五期，1933年7月。
参考资料： 1.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2.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
范文澜版 范文澜有《中国通史简编》，后来准备将其扩充为《中国通史》，全书未成即逝世，后续工作由蔡美彪完成。
1995年，《中国通史》出版，全书共十册，其中前四册为范文澜著，后六册为蔡美彪补充定稿。
该书是我国近百年来最完整、最系统的一套中国通史。
它通过记叙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全书观点鲜明、体例严谨、内容丰宫、文笔流杨，是受到社会各界普遍欢迎的优秀通史著作之一。
范文澜是当代公认的史学大家、史学权威。
上世纪四十年代，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
这部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写出的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
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
1968年7月20日，向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
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的那种体系、观点写下去。
范老生前完成《中国通史》的前四卷。
他逝世后，蔡美彪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于1995年完成。
第一册是中国通史第一编 收入了原自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成立即秦朝的统一。
共为五章，分别叙述了原始公社时代，夏商时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和战国时期的政治史事、经济发展状况=制度的演变和文化思想状况。
第二册是中国通史第二编 收入了秦汉至隋统一时期。
共为六章，分别叙述了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十六国、东晋和南朝、北朝时期各王朝的兴亡、经济概况、文化概况和各族间的交往与融化。
第三册是中国通史第三编 隋唐五代时期的第一册。
共三章，第一章叙述隋朝的兴亡和经济、文化状况。
第二章叙述唐朝的政治概况和经济概况。
第三章分别叙述了五代十国时期——五个王朝和十个割据国的兴亡及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
第四册是中国通史第三编 隋唐五代时期的第二册。
由本编的第四、五、六、七章组成。
分别叙述了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大理国，亦即藏族、维族、彝族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唐五代时期的文化概况。
第五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 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一册，共两章。
第一章叙述宋王朝的建立与南迁，即北宋时期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
第二章叙述宋王朝的南迁与灭亡，即南宋时期的政治状况与经济状况。
第六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 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二册。
由本编第三、四、五章组成。
第三章叙述辽朝包括西辽的政治、经济、文化。
第四章叙述西夏的兴亡和经济、文化。
第五章叙述金朝的政治史事和经济状况。
第七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 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三册。
由本编第六、七章组成。
第六章叙述元朝的政治史事、经济状况和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状况。
第七章叙述宋金元时期的文化状况，包括经学与理学、文学艺术、学术著作、科学技术、文化交流。
第八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 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一册。
共两章。
第一章明朝的建立与集权统治的发展，叙述明太祖至武宗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第二章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明朝的衰落，叙述明世宗至神宗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第九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 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二册。
由本编第三、四章组成。
第三章综合叙述清朝的建国、农民战争与明朝的灭亡。
第四章叙述清朝统治的巩固与疆域的奠立，即清圣祖至世宗时期的政治概况。
第十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 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三册。
由本编第五、六、七章组成。
第五章叙述清高宗、仁宗时期的政治史事和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状况。
第六章叙述经济状况。
第七章是明洪武至清嘉庆时期的文化状况。
白寿彝版 改革开放以来，白寿彝就酝酿编写《中国通史》，他曾多次出国访问而很有感触，深感编纂一部内容宏富，与我们悠久的文明和大国的地位相称，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通史》的必要，并且冀望这部通史要表达出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
1979年正式提出设想并开始启动。
白先生倡议和主持的这一大型项目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全国许多兄弟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支持。
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诣高深的知名学者共襄盛举。
由白先生总揽全局，提出全书的总体设想和要求，并采取卓有成效的推动和组织措施，各分卷主编精心实施，有关的众多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工程，全书于1999年出齐，共12卷22册。
《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认识。
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
《导论》包含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
对这些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并加以阐述的。
《导论》卷注重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
因此，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
尤其应当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地反映在读者面前。
如第十二卷“近代后编”传记部分，就写出了50多人的传记。
至于资料的翔实，各卷都很突出，同时也各有特点。
以第八卷“元时期”为例，其“序说”部分凡八章，依次是：汉文资料；蒙、藏、回鹘文资料；国外资料（含波斯文资料、阿拉伯文史料、欧洲文字史料、亚美尼亚文资料、叙利亚文史料、俄日文资料）；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二十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建国以来的蒙元史研究；国外的蒙元史研究；本书编写旨趣。
这240页的文献概述，足以表明本书编撰的坚实的史料基础。
有的学者读后，赞叹不已。
《中国通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去估量，一方面是政治家的评价，一方面是史学家的评价。
历史类的书籍有那些
没有谁写的中国通史最客观,全面,只要是人写的便会带有主观的颜彩...要看比较真实的历史...便不要看范的,因为我是修中史的,他写的真是欠缺某些成份(大家都明白吧)要是想纵观中史,的<国史大纲>真是不错,它蛮完整。
＜剑桥中国史＞也不错,很清楚,资料丰富。
的书,如〈中国人史纲〉,都很主观,就是骂人骂得很痛快...再不是的话,可以看香港中学的中史教科书,我个认为它们都尚算客观,全面。
而且字数少,要快速理解中史是很好的选择。
但是...要真正了解中史,并不能只看一两本书。
主观,客观的都要看,再自己分析,才去判断每一件事件中谁对谁错,每一件事件的背景经过结果,还有每一件事件之间的关系。
老舍的资料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
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时候,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其他笔名还有舍予、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
191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
1918年毕业后任北京市方家胡同小学校长。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1930年回到祖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1934年夏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1936年夏辞去教职，专事文学创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任常务理事、总务组长，并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
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美写作。
1949年底返回北京。
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剧协和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
1966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老舍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剧本、散文、诗歌（新式之外包括歌词、古词和旧体诗等），几乎什么形式都涉及了。
已经出版的《老舍文集》19卷，总共有一千万字之多。
谈现代长篇小说的生成，你不能超越他；回顾现代讽刺幽默精神，离不开它；讲到中国话剧的民族化，自然不可绕开老舍；而要认认真真地总结中国现代白话的历史，想像我们每个人今天嘴的或笔下写的现代语言文字。
更是不可忽视他的存在。
可以说，老舍的作品的确称得上是“经典”：它的一以当百、一以当千的无可争辩的分量；他在历史上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无法逾越的典范性、代表性；产生的时候是重要的，之后又拥有持久的影响力，一代一代有它的读者，甚至迷恋者；它值得人们再三回味，可以不断感受、不断验证，不断有新的发现，即所谓说不完的莎士比亚，具有永恒的魅力。
《老张的哲学》(长篇小说)1928，商务 《赵子曰》(长篇小说)1928，商务 《二马》(长篇小说)1931，商务 《文学概论讲义》(理论)1931，齐鲁大学文学院 《小坡的生日》(长篇小说)1934，生活 《猫城记》(长篇小说)1933，现代 《离婚》(长篇小说)1933、良友 《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当代 《赶集》(短篇小说集)1934，良友 《樱海集》(短篇小说集)19Z9，人间 《蛤藻集》(短篇小说集)1936，开明 《老牛破车》(创作经验)1937，人间 《三团一》(曲艺集)1938，重庆独立出版公司 《骆驼祥子》(长篇小说)1939，人间；修改本，1955，人文 《火车集》(短篇小说集)1939，上杂 《残雾》(话剧)1940，商务 《文博士》(长篇小说，又名《选民》)1940，香港作者书社 《张自忠》(话剧)1941，华中图书公司 《大地龙蛇》(话剧)1941，国民图书出版社 《剑北篇》(诗集)1942，文艺奖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 《归去来兮》(话剧)1943，作家书屋 《国家至上》(话剧)与宋之的合著，1943，南方印书馆 《谁先到了重庆》(话剧)1943，重庆联友出版社 《桃李春风》(话剧，又名《金声玉报》)与赵清阁合著，l943，中西书局 《贫血集》(短篇小说集)1944．文聿出版社 《火葬》(长篇小说)1944，晨光 《惶惑》(长篇小说，是《四世同堂》第1部)1944，良友 《偷生》(长篇小说，是《四世同堂》第2部)1946，晨光 《东海巴山集》(短篇小说集)1946，新丰出版社 《微神集》(短篇小说集)1947，晨光 《月牙儿集》(短篇小说集)l948，晨光 《方珍珠》(话剧)1950：晨光 《龙须沟》(话剧)1951，大众 《老舍选集》1951，开明 《春华秋实》(话剧)1953，人文 《老舍短篇小说》1956，人文 《福星集》(散文集)1958，北京 《茶馆》(话剧)1958，戏剧 《上任》(短篇小说)1958，作家 《四世同堂》(长篇小说，又名《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上下册，1959，百花；1—3部，四川人民 《正红旗下》(长篇小说，遗著，未完) 《我这一辈子》(中篇小说) 《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北京 《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安徽人民 《老舍选集》(1—4卷)1982，四川人民 《老舍戏剧全集》(1一4卷)1982，戏剧 《老舍新诗》1983，花山 《四世同堂补篇》(长篇小说)1983，百花 《老舍散文》1984，百花 《老舍经典作品选》2002，当代世界 《草原》 未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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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1904年12月24日出生在江苏省丹阳县城内新桥西街柴家弄，在兄弟中排行第三。
父亲吕东如经商，家境较富裕。
吕叔湘幼年时在县城的一所私塾读书，1915年，考人丹阳县高等小学。
这是该县最早的一所高等小学，校址坐落在县城白云街中段，现在是丹阳实验小学。
这个学校虽然没有多少先进设备，但教师水平较高，教学认真，管理极严。
吕叔湘入学的这年，学校增开了英语课。
校长杨鸿范是位忠厚的长者，教全校三个年级的算术，抓习题作业十分认真。
作业本上绝对不准添除涂改。
如果写错，全部重写。
这样就养成学生不写错字的好习惯。
国文教师张海宗讲批改作文，随改随讲。
一起叫去五六个学生，因此可以听到五六篇作业的评改。
当时丹阳没有中学，高小毕业升学，有的去镇江六中，有的去常州五中。
1918年暑假，吕叔湘和同学夏翔考入江苏省立第五中学。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
常州五中的校训是“存诚，能贱”，入学的新生看了，不解其意。
校长特地给他们讲了这两句话的含意：“存诚”是做人要老实；“能贱”是不要轻视卑微的工作。
吕叔湘在各种功课中，对国文和英语最感兴趣，有空喜欢在图书馆广泛阅读。
1922年，吕叔湘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国立东南大学外国文学系(后改为外国语文系)。
根据当时学校的制度，除本专业课程外，还必须在文科和理科的几组课程中选修若干学分，如中文、历史、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课程。
所有这些，都为他以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吕叔湘学生时代的兴趣在文学方面，对语言方面如语音、会话等并不十分重视。
后来到中学教英文，需要语音、语法方面的知识，就边教边补。
吕叔湘于1926年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毕业，到家乡刚刚创办了一年的丹阳县立中学教一个班英文。
当时只有两个班；校长陈湘圃自己教了一个班英文。
吕叔湘教学任务不足，陈湘圃让他兼教国文文法。
吕叔湘以为教材，开始钻研中国文法。
吕叔湘除在丹阳县中任教外，还在堂兄吕凤子创办的丹阳正则学校兼课，后来是该校校董之一。
吕风子长吕叔湘十八岁，在吕叔湘懂事的时候，吕凤子已到外地工作，两人很少见面。
在丹阳的这段时间里，吕叔湘上课前后，有时候去凤子大哥的房子里随便谈谈，两人很快熟识起来。
1927年暑假后，校长陈湘圃改任省立徐州中学校长，继任的校长是何金元。
半年后，何金元被地方势力逼得辞职，吕叔湘也跟着辞职到苏州去教书。
1928年，丹阳县中情况很不好，吕凤子等共商对策，把一向在杭州教书、跟丹阳教育界无关系的何其宽找回来担任县中校长，希望能缓和矛盾。
何其宽又把吕叔湘请回来担任教务主任。
另外又从外地请来几位有学问有经验的教师，一时间，教师阵容整齐，学校气象为之一新。
可这是不符合某些地方势力愿望的，他们不断给何其宽制造困难。
何其宽感到棘手，只干了一学期，又不得不辞职回到杭州去教书，吕叔湘也辞职去安徽省第五中学教书，暑假后仍到苏州中学任教。
1929年起，吕叔湘一直在外地工作，难得回丹阳，可每逢回丹阳，他总要到正则学校去看望风子大哥和别的熟人，忘不了自己是正则大家庭中的一员。
苏州中学图书较多，吕叔湘在这里阅读了丹麦学者叶斯柏森的等语言学名著，为以后走上语言学研究的道路打下了基础。
吕叔湘在苏州中学，除教学外，还参加(中华书局出版)的编注工作。
有空还译书，前后译出、、三种，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出版。
1935年，吕叔湘考取江苏省公费留学英国，第二年年初成行。
在起程前，吕凤子欣然为他绘一幅画送行。
吕叔湘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
他出于教育救国的思想，决定选学图书馆学专业，是因为觉得图书馆工作对发展祖国的文化事业作用很大，自己要为改进我国的图书馆工作而努力。
1937年，抗日战争已开始，吕叔湘没有等三年期满．提前于1938年初回国。
当时江苏已沦陷，吕叔湘家人流亡到湖南，吕叔湘与家人会合后，转道云南，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语。
他和施蛰存住同屋。
施蛰存拉他给周刊写文章。
恰好早几天，吕叔湘看到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句子总要有一个主词，觉得这种说法不全面。
考虑再三，他就写了。
这是吕叔湘先生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并由此结识了朱自清先生。
也正是这篇文章发表后，1939年暑假后开学，系里给他加了一门中国文法。
这时候，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现代语法”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吕叔湘借来一份参考。
他在教课中遇到一些问题，想找王力先生商讨，可王力先生休假，住在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无法商讨，只好自己琢磨钻研。
1940年暑假后，吕叔湘离开昆明，迁居成都，任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这是针对胡适和王静如的文章写的，他们说“们”是从“俺、您、喒”的韵尾－m变来的，吕叔湘发现这个结论恰好把演变的历史颠倒了，引许多材料证明先有“们”字。
“俺”是“我们”的合音，“您”是“你们”的合音，“喒”是“咱们”的合音。
此后他接着发表(英文)、《论“毋”与“勿”》等论文，其中有好几篇是研究近代汉语(即早期白话)的，开辟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一块处女地，代表作有《释<景德灯录>中“在、著”二助词》等。
1942年，吕叔湘离开华西大学，改任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国文法要略》上卷(中、下卷出版于1944年)。
这是我国语法学史上的开创性著作之一。
我国在《马氏文通》以前，没有系统的语法著作。
古人讲章句，讲虚字，目的是读懂古书，还没有想过语言的形式可分析综合，总结出一些规律。
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来的，因此不免有一段时间以模仿为主，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毛病。
吕叔湘历来重视语言实际的研究，他的语法著作总是从具体的语言材料出发，努力探索汉语的特点和规律。
《中国文法要略》这本书以丰富的语言材料为基础。
因为此书是四川教育科学馆约稿，供中学教师参考，所以引用的材料大多数取于当时的语文课本，文言白话兼收。
作者用比较的方法研究语法，建立了一个新的语法体系，对后来的语言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吕叔湘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他于1942年至1948年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上发表了《“相”字偏指释例》、《“见”字之指代作用) 、《论“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来》、《与动词后“得”“与”“不”有关之词序问题》、《“个”字的应用范围，附论单位词前“一”字的脱落)》 、《把字用法的研究)等一系列语法论文。
又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发表了《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一篇长文，对解放后的主宾语讨论有一定影响。
吕叔湘也很重视语言学的普及工作，写出大量的深入浅出、取材精当的文章。
在《国文杂志》(桂林)上发表过《文言和白话》、《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笔记文选读》(连载)，在《中学生》上发表过《中国人学英文》(连载)。
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文言虚字》，选取最常用的二十多个文言虚字，条分缕析，详细举例，说明它们的意义和语法功能，并尽可能和现代汉语比较。
解放后，此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印了十三次，新知识出版社印了四次，上海教育出版社印了十三次。
1946年，吕叔湘随金陵大学由四川返回南京，仍旧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员，同时兼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
又和朱自清、叶圣陶合作编写《开明文言读本》(计划编六册，只出了三册)。
吕叔湘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学人，非迫不得已，不参加社会上种种应酬，而是一门心思研究学问。
吕叔湘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总是理论联系实际，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
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
他在读书的时候，遇到有用的材料，从来不放过，一定抄录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用”。
他在《这、那考原》这篇札记里，为了证明“这”字的前身“者”字在宋朝时已经跟现在的“这”字一样念去声，引用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杨万里的诗“只者天时过湖得，长年报道不须愁”，作者在“者”字底下自己注上“去声”。
一个是《朝野遗记》里有一条，记刘攽请客，苏轼要先走。
刘说：“幸早里，且从容。
”苏轼说：“奈者事，须当归。
”各以三果一药为对(杏、枣、李，苁蓉；柰、蔗、柿，当归)。
有人问吕叔湘：“这么巧的例子是怎么找来的?”吕叔湘坦率地说：“说实话，找，未必找得来。
这是还没有写这篇札记的时候就摘录下来的。
” 吕叔湘对中国学生学英语也很关心，在开明书店出版了《中国入学英文》、《中级英文法》、《英译唐诗百首》等书，在正中书局出版了《英华集》，吕叔湘原来将此书题作《中诗英译比录》，出版社硬把它改了；到1980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重印时才恢复原名。
1948年12月，吕叔湘由南京迁居上海，任开明书店编辑。
解放后，他随开明书店迁往北京。
1950年2月，吕叔湘应聘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改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1954年改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委员。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领导上考虑到机关干部以及报刊来稿上都存在着语言混乱现象，约请吕叔湘和朱德熙合写了《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
这个讲话不作理论上的阐发，尽量少用术语，主要通过举例来说明。
全书六讲中除第一讲简单介绍语法体系外，其他各讲都是举出报刊杂志、课本、文件、文稿等时常出现的病句，分别从语法、修辞、逻辑等不同的角度一一加以解释说明。
《人民日报》于1951年6月6日起开始连载，并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
社论明确指出：“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
”“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一段时间内，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学习语法、教学语法、研究语法的高潮。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语文》、《语文学习》、《语文知识》等刊物相继创刊，有力地推动了语法知识的普及。
不仅学校普遍地加强了语法教学，就是机关干部、工人、解放军战士等也开始以《语法修辞讲话》和其他语法著作为教材，纷纷学习语法，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53年3月至5月，吕叔湘参加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6月兼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
担任行政职务以后，吕叔湘写作的时间少了，但还是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1961)比较重要，它围绕现代汉语讲规范化问题，提出了语音、语汇、语法、修辞、方言、汉语史、文字改革、语文教学、工具书和参考资料的编辑等十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并对每一个方面的研究重点、应当达到的目标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这个时期，他还参加了两项与语文教育有关的工作。
一项是参与拟订《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工作，另一项是指导和校订初中《汉语)课本。
后者是应当时将语文课分为《文学》和《汉语)两门的需要而编的，试用两年之后，这两门课又合并为《语文》一门，但六册《汉语》课本仍然继续在学校内外发挥相当作用。
至于《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影响就更大了。
在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决定要编一本《现代汉语词典》，1956年开始筹备，1958年开始编写，吕叔湘负责主编，到1960年印出“试印本”，向各方征求意见。
这项工作后来就由丁声树负责。
十年动乱初期，吕叔湘也参加劳动学习，后来也下干校。
1971年回北京，住在家里，很少外出。
一度从事丹阳方言的研究，也阅读了好些英国文学作品。
“文革”后期，他和几位同志代中华书局校勘标点本《资治通鉴》的标点，后来把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百三十多条分三十类，写成《资治通鉴标点琐议》，许多标点古书的人为之震动。
同时，他又反复考虑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问题，这是他从60年代初就一直放在心上的。
后来他把自己的种种想法写成《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于1979年出版。
经过几乎完全沉默的十年之后，语言学界逐渐活跃起来了。
1978年以后，有些省市组织了语言学会，1980年在武汉开会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语言学会，吕叔湘被推举为会长。
在成立大会上，吕叔湘发表了题为《把我国的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长篇讲话，提出要处理好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四个关系，这既包括治学态度、又包括研究方向、方法和人才培养，可以说是他数十年来从事语文工作的经验总结。
1978年3月16日，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引起极大震动。
1979年12月教育学会邀请各省市代表到上海开会讨论成立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吕叔湘被推举为理事长，并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
1980年，由吕叔湘主编、有十几位学者参加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用法词典，全书五十多万字，适合非汉族人学汉语时使用，也可供方言区的人学普通话时参考。
选词以虚词为主，也收部分实词；每个词按意义和用法分项说明。
这部词典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创举，过去虽然有过《经传释词》和《词诠》等书，但都以文言为对象。
1980年出版的《语文常谈》和1984年出版的《语文杂记》都是篇幅不大的“小书”，但很能表现吕叔湘讲学问能够深入浅出的特色，这一时期吕叔湘还把以前发表过的文章结集为《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和《吕叔湘语文论集》。
更重要的是1985年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在40年代就有写一部近代汉语历史语法的计划，1947至1948年他把搜集的材料里面关于指代词的部分分类排比，略加贯串，写成初稿，作为近代汉语历史语法的一部分。
后来因为工作有了改变，就把稿子搁了下来。
1983年取出旧稿，经过整理和补充，写成《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1985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出版后在国内国外都获得好评。
1985年是吕叔湘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的第六十年，《中国语文》杂志社第一、二期出版特辑，以表庆贺。
4月下旬至5月上旬，他应邀访问香港。
4月27日他在香港中国语言学会演讲《汉语句子结构的灵活性)，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1986年10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西山第四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上，吕叔湘讲了话，主要是推荐一篇《光明日报》上报道杨振宁教授谈要研究活的物理学的文章。
他抑扬顿挫地朗读了报道的全文。
与会的四十多名中年同志和三十多名列席旁听的青年同志领悟了吕叔湘先生这番话的深刻含意：搞语言学也应该追求新的、活的、与现实直接发生关系的东西。
吕叔湘引杨振宁的话：“一个青年人应该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偶尔做一些难的问题，而不应该专一处理深奥的根本问题。
” 吕叔湘追求进步，热爱祖国，先后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工作。
他非常关心中青年语文工作者的进步，对他们寄予极大的期望。
通过开会、作报告、个别谈话、给他们修改文章、为他们的著作写序等多种形式，他跟中青年语文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
他的优良学风、高尚品德，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扬，为了推进祖国语言研究的发展，鼓励对中国境内的语言文字的现状和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有成绩的中国青年学者，吕叔湘先生于1983年5月捐献多年积蓄的六万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奖金的基金。
从1984年开始每年进行评奖(最近改为每两年进行一次)。
1987年10月23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举行了吴玉章奖金首次发奖仪式。
吴玉章奖金这次评选出特等奖三项，一等奖五项，优秀奖四项。
获奖作品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著作。
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荣获语言文字学特别奖。
发奖以后，吕叔湘先生代表获奖者讲了话。
他希望吴玉章奖金基金将日益增多，获奖作品也越来越多，并表示，他要把这次所得的奖金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
吕叔湘先生这种高瞻远瞩、寄希望于未来、奖掖后学的崇高精神，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吕叔湘先生在耄耋之年，还参加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审稿工作，还有语言学界的其他集会，仍十分关心国内外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动态和发展。
1987年3月他去香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颁发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94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他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
他是当代中国杰出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翻译家。
他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七十余年，学贯中西，博大精深，撰述宏富，专著和编译近二十种，论文和其他文章六百余篇，现已有《吕叔湘文集》六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十八卷本《吕叔湘全集》。
内容广泛，涉及一般语言学、汉语研究、词典编纂，文字改革、语文教学等领域，为中国语言学作出卓越贡献。
1998年4月9日，吕叔湘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