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台版与大陆版的区别在哪里，也就是被删减部分的具体内容。
地形—表示地表上的地物、地貌位置及基本的地理要素且高程用线表示的一种普图。
地形图（topographic map）指的是地表起伏形态和地物位置、形状在水平面上的投影图。
具体来讲，将地面上的地物和地貌按水平投影的方法(沿铅垂线方向投影到水平面上)，并按一定的比例尺缩绘到图纸上，这种图称为地形图。
如图上只有地物，不表示地面起伏的图称为平面图。
你问的地理图指的是什么，是地理学中常见到一般地图吗
能具体点吗
（另外地理图也是一专有名词，可以表示宋代的一个石刻）
张作霖到底是谁害死的
由于他不肯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享年53岁。
（不过据另一些资料，说张作霖是被苏联特务杀害，并不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杀死的，日本也拒绝承认他们杀了张大帅。
）关于张作霖之死，近来出现了一种所谓“新说法”，即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
史实证明，日本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这是一桩证据确凿、任何人也翻不了的铁案。
一个关于张作霖之死的所谓“新说法”众所周知，张作霖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炸死的，这是一桩证据确凿的铁案，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不久前，网上转载了日本《产经新闻》刊登的一篇报道称：“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
”这是该报驻莫斯科记者采访俄罗斯历史小说作者普罗霍洛夫的一篇报道。
这一所谓“新说法”掀起了一股浊浪，似乎张作霖不是被日本军人炸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
对此，日本右翼分子拍手称快。
那么，提出这个“新说法”的俄罗斯文人普罗霍洛夫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呢
据报道，这位小说家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首先声明他的观点不是以苏联共产党或情报机构未公开过的秘密档案为根据的，只是通过对苏联时代出版的军队领导人回忆录或采访记录，以及对苏联解体后被公开的公文档案等，进行“综合分析”，“几乎可以断定”，“张作霖被炸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
这里说得很清楚，普罗霍洛夫自己承认，他没有什么档案，没有什么根据，没有什么证据，他的观点是他个人“分析”的结果，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断。
普罗霍洛夫对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说，张作霖与苏联就中国东北铁路的使用问题发生纠纷，苏联政府对此耿耿于怀，于是，就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
苏军特工的第一次暗杀计划是在张作霖的官邸埋设炸弹，但由于张作霖手下的密探事先探听到风声，在特工交接炸弹时，将其逮捕。
普罗霍洛夫表示，此后张作霖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
1928年，因接连作战而元气大伤的张作霖开始与日本人谈判，企图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东北建立一个反苏的“独立的满洲共和国”。
得知此事后，苏联决定再次暗杀张作霖，于是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
以上普氏的叙述，所谓“在张作霖的官邸埋设炸弹”，所谓建立“独立的满洲共和国”，所谓“于是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都是这位小说家的编造。
对于普罗霍洛夫的关于张作霖被炸的奇谈怪论，俄罗斯的历史学者持什么态度呢
中国《环球时报》驻俄罗斯记者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远东史方面的专家米罗维茨卡娅女士。
她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普罗霍洛夫这个人。
这就说明，普罗霍洛夫并不是研究远东史、研究中国史方面的专家。
对于普罗霍洛夫的观点，她也明确表示完全不能同意。
她非常清晰地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1928年是日本军人在皇姑屯一手制造了火车爆炸事件，炸死了张作霖。
这一点，在俄罗斯的历史书上是得到肯定的，没有任何疑义。
2004年出版的由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弗·阿达姆奇克等近10名著名学者联合编著的《中国历史》一书中明确写道：“在去沈阳的路上，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张作霖被炸死的具体经过1928年6月2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归沈阳。
张作霖对日本阴谋刺杀他，已有风闻，但将信将疑。
为了保障安全，原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因公路坎坷不平，难受颠簸之苦。
且张作相担保由北京至榆关一段，沿途有吉黑两省军队严密设防，不致发生意外。
吴俊升也担保由榆关至沈阳一段的安全。
因此，张作霖决定仍乘火车回奉。
在返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就觉察到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和三洞桥四周，日夜放哨阻止行人通行，好像构筑什么工事，情况异常，就此曾密电张作霖，请他严加戒备或绕道归奉。
可是，齐恩铭的提醒，没有引起张作霖的足够重视。
张作霖针对传言，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
他故布疑阵，一再拖延回奉的具体时间。
原来宣布6月1日出京，京奉铁路备有专车升火待发，但又改期于2日启程。
而2日启程的却不是他的火车。
6月2日下午7时，张作霖的五太太寿夫人及仆役人等，登上备好的7节专列，由前门东站启程，先于张作霖提前出关。
张作霖是3日启程的。
3日凌晨1时10分，张作霖及其全体随行人员，抵达前门东站。
张作霖身着大元帅服，腰佩短剑，精神抖擞，踏上月台。
月台上送客的人山人海。
来送行的有北京元老、社会名流、商界代表，以及各国使馆等中外要人。
张学良、总参议杨宇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北京警备司令鲍毓麟等也到车站欢送。
1时15分，列车开动。
随车同行的有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国务总理潘复、东北元老莫德惠、总参谋长于国翰、财政总长阎泽溥、教育总长刘哲等高级官员，还有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仪峨诚也(也叫嵯峨诚也或仪我诚也)。
另有张作霖的六太太马岳清及三公子张学曾、随身医官杜泽先等。
张作霖的专车，包括车头在内，共计由20节组成。
其列车编组，依次为：机关车(车头)1节，铁甲车1节，三等车3节，二等车2节，头等车7节，二等车1节，三等车2节，一等车1节，铁甲车1节，货车1节。
张作霖所乘的是第10节。
这是过去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后经改造，外部呈蓝色，人称蓝钢车。
该车设备先进，豪华舒适，车厢内有大客厅一间、卧房一间，另有沙发座椅、麻将桌等。
列车到达天津后，军团长褚玉璞特意从唐官屯赶到天津车站迎送。
前来迎送的还有在天津的前两湖巡阅使王占元、热河都统阚朝玺等官员。
停车后，靳云鹏、潘复等下车。
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也在此站下车，这值得注意。
据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斋藤日记》披露，町野武马其实是日本安插在张作霖身边的间谍。
他一直参与是否让张作霖“多活几天”的讨论，而且对刺杀张作霖的计划已有耳闻。
他的这一举动说明他已经知道此事。
但为了稳住张作霖，他故意上车送上一段，也便于洗清自己。
而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前国务总理靳云鹏本来是要陪同张作霖回奉的。
靳云鹏家住天津。
但到天津站时，靳云鹏的副官上车报告说，日本领事馆派人送信，今晚9点种，靳云鹏的好友板西利八郎由日本到天津有要事相商，请他立即回宅。
靳云鹏只好下车，可是在家等了一夜，此人也没露面，心里正纳闷。
第二天接到电报，知道张作霖的专车被炸。
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领事馆送的是假信，免得他和张作霖一同被炸死，当了陪绑的屈死鬼。
但这也证明了“皇姑屯事件”是日本预先策划的阴谋。
前交通总长常荫槐在天津站上车，陪张作霖回奉天。
下午4时，专车抵达山海关。
这时在餐车上开晚饭。
没想到，这是张作霖的最后的晚餐。
吃过晚餐，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就上车了。
他是特地从奉天赶到山海关来迎接张作霖的，登上火车，同张作霖亲切攀谈。
后来，张作霖同莫德惠、常荫槐、刘哲一起玩麻将。
晚11时，专车抵达锦州。
车到新民站时，天已微明，玩麻将的人散去休息。
从车窗往外看，只见铁路两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势，十余步就是一岗”。
6月4日晨，专车到达皇姑屯车站，实业总长张景惠等在此迎候，并说其余家人和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车站等候。
张景惠上车同行，但没有和张作霖坐一个车厢。
距皇姑屯车站不远处是老道口，继之是三洞桥。
这是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
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
上边设有日本人的岗楼，老道口在日本人的警戒线内。
专车重又启动。
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当时只有张作霖、吴俊升和校尉处长温守善。
早晨有些微凉。
吴俊升关切地问道：“天有点冷，要不要加件衣服
”张作霖看了看手表，已是5点多了，便答道：“算了，马上要到了
”说话间，专车驶过三洞桥时，突然两声巨响，烟腾火窜，飞沙走石，铁轨像麦芽糖一样弯曲。
所有列车一起震动，有的脱轨，有的起火，张作霖所乘的车厢被炸碎，车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
吴俊升头部不幸扎进一颗钉子，躺在车厢里，当即死亡。
六太太的脚受了轻伤。
温守善也受了伤，急忙爬起来到张作霖的跟前，一看，张作霖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
温守善用一个大绸子手绢把张作霖的伤口堵上，然后和张学曾一起，把张作霖抬到齐恩铭的汽车上，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在车上，两边还有三公子张学曾和随身医官杜泽先，以最快的速度向大帅府驰去。
到了帅府东院的小青楼，马上把张作霖抬到一楼的会客厅里，紧急进行抢救。
后来，又请来小河沿盛京施医院的院长英人雍大夫，参与抢救。
但终因伤势太重，于当日上午9时死去，年仅54岁。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以后灵柩停厝在大帅府东门的东厢房里，直到“九一八事变”。
同车被炸负伤的高级幕僚还有：原农工总长莫德惠，头部受伤；实业总长张景惠，颈部受伤；教育总长刘哲、总参谋长于国翰，也被炸伤。
随行的日籍顾问仪峨诚也，面部及手腕受轻伤。
后经英文《时事新报》记者披露，此次事件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
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制造的骇人听闻的“皇姑屯事件”。
炸车时间是1928年6月4日早晨5时23分。
日籍顾问仪峨诚也成了陪绑，也受了轻伤。
关东军认为：“为国家前途，牺牲一个嵯峨来爆炸列车，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这就是张作霖被杀害的具体经过，其经过是完全清楚的，没有任何疑点。
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干的，但他们竟厚着脸皮硬是不承认。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约见张作霖的日文秘书陶尚铭，虚伪地说道：“据关东军所得情报，炸车确系出自南方间谍之手，实为张作霖将军不幸。
”日本政府对此一直讳莫如深。
直到20年后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在东京审判时，始由日本前陆军省兵工局长、事件的参与者东宫隆吉少将(当时是上尉)揭露供述，才知道这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等人所犯下的罪行。
东宫隆吉供述，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是设计暗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
炸车时，东宫隆吉上尉担任沈阳独立守备大队中队长，驻守皇姑屯的三洞桥附近。
他接受河本的指示，负责炸车的技术工作。
爆炸时的按钮就是他按的。
因此，他洞悉整个事件的内幕。
后来，河本又口述了他策划阴谋刺杀张作霖的更多内幕情况，由历史学者笔之于书，才使事件的全貌大白于天下。
河本的《我杀死了张作霖》，就是他的自供状。
河本大作自述，他在关东军任高级参谋时，曾以随员的身份，参加了日本东京的东方会议，在会上，讨论了日本对满蒙的政策，他力主对于奉天军阀已非外交抗议所能收效。
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强调用武力来解决。
田中首相也同意这个主张。
于是，大体上决定了以武力解决的方针。
河本大作狂妄地说：“我认为，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
”“干掉头子。
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
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他的言论得到少壮军人的拥护。
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有田中首相“放手而为”的指示，遂裁定照河本主张行事。
于是，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就开始实行了。
河本当即派竹下义晴和田中两参谋，赴京侦察张作霖的行期。
他们二人借同北京武官处联络的名义，从事调查张作霖之列车编组及行车时刻。
很快，竹下就拍来了密电，说张作霖已经决定出关，并报告了火车的预定行程。
因此，河本便派出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石野芳男大尉到山海关，武田丈夫、神田泰之助到新民屯等京奉铁路要地，命令他们切实监视火车到达和启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并及时报告他。
关于暗杀地点问题，他们对照地图，一再研究。
开始认为巨流河上的大铁桥很合适。
于是派某工兵队中队长去侦察，结果发现奉军戒备森严，无隙可乘。
而且，安装炸药最少也得一个星期，时间也不够。
这个地点只得放弃。
后经多方研究，得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最为安全的结论，因为满铁线在上面，京奉线在下面。
日本人在那里活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同时，根据非法的南满铁路条约，中国军警是不能靠近南满铁路的。
这就为他们布置埋设重磅炸药，提供了便利条件。
关于暗杀方法问题，他们也精心策划。
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炮弹袭击火车，一种是用炸药炸毁火车。
如果用第一种方法，马上就会知道是日本人干的。
如果用第二种方法，也许能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
因而他们选择了第二种方法。
此外，为了预防爆炸失败，他们又策划了第二道计划，即令火车出轨翻车计划。
他们计划乘混乱之机，使刺刀队冲上去刺杀。
特派荒木五郎率领一支队伍，充当刺刀队。
关于现场布置及爆炸执行问题，他们选中了驻守当地的日本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隆吉上尉。
并自朝鲜新义州调遣工兵一组，携带电气发火之500磅高爆炸药两箱，配属其作业。
特派关东军神田、富田两大尉负责勘定地点；派工兵队长管野装置电流炸药；派东宫隆吉专门负责控制电流。
日本关东军派自朝鲜调遣来的工兵，在铁路交叉点上，工作6个小时，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在30个麻袋内，装置在铁路交叉点桥墩上面的两处地方。
为了保证爆炸成功，他们设置了两道爆炸装置。
同时，在桥墩500米外的了望台上设有电线按钮，以控制触发爆炸。
为了掩盖其罪行，河本又阴谋设计了嫁祸于南方国民革命军的计划。
从揭发出来的历史事实看，河本大作只是谋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而真正的元凶，则是关东军的整个高层，乃至日本政界的高层。
他们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此占领整个东北。
但是，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因为东北的元老和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临危不乱，处置有方，东北才平稳地渡过了这个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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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具体介绍一下马占山的后人
马占山，字秀芳，祖籍丰润县，1885年11月30日生于怀德（吉林）县一个农民家贫苦农民，行伍出身。
他从小给地主放马，后因丢失一匹马，被抓进官府，遭毒打和 关押并被逼赔偿。
后来，那匹马跑回来，地主仍不退钱。
马占山一怒之下，上山落草，因善骑射，为人讲义气，不久被推为头领。
清光绪 三十四年(1908年)，马占山决定金盆洗手，率弟兄接受从军。
1911 年他投靠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峻升，从四营中哨哨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升任东北边防军骑兵师师长和黑河警备司令等职。
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在新民巨流河一带组织力量抵抗郭军。
同年12月，马占山随同吴俊升在辽宁新民白旗堡附近，同郭松龄军展开激战。
郭军大败，马占山部尾随搜索，并活捉郭松龄夫妇。
同年，马占山升任东北陆军第17师骑兵第五旅旅长。
1928年6月 4日，日本侵略者在皇始屯炸死张作霖和吴俊升，他发誓公仇私恨，必报复之。
1929年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
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兼黑河警备司令。
1930年，任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张任命他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当日本关东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江桥（嫩江铁桥）时，10月16日，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江桥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将其击溃。
他明确表示“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土地沦于异族”。
在日军进犯江桥时，守军将桥破坏三孔。
11月3日，马占山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
4日，日军向江桥守军阵地发起猛攻。
他下令抵抗。
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后援，加上装备简陋，伤亡很大，鏖战了半个月，不得不撤离江桥。
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抗击，挫败日军多次进攻。
马部血战江桥抗战，给全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马占山的名字，迅速传遍全国，慰问函电如雪片飞来。
人们称赞他“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是当代的“爱国军人”和“民族英雄”。
但由于日军不断增援，而马部却是孤军奋战，至18日，在消灭日伪军一千余人后，不得不撤往齐齐哈尔。
21日，退至海伦，继续抗敌。
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黑龙江省主席。
上海、哈尔滨等地组织了”援马抗日团“，卷烟厂还生产了”马占山牌“香烟。
1932年，马占山诈降，出任伪黑龙江省长兼任伪满州国军政部总长之职后，秘密用12辆汽车、6辆轿车、将2400万元款项、300匹战马及其它军需物资运出城外，再次举起了抗日的旗帜。
马占山在拜泉约集李杜、丁超等各路军的代表开会，改黑河警备司令部为省府行署。
三路人马共7000人，公推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救国军总司令，会上做出三路出击日军的战斗部署。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马占山率部给日伪军以重创，大灭日军侵略气焰。
后因战事失利，退到苏联。
1933年6月3日，马占山从苏联返回上海，曾先后3次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
1936年12月至西安，参与西安事变，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发动的西安事变。
1937年，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挺进军司令兼东北四省招抚。
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率部继续抗日。
1938年11月，马占山因病到延安就医，康复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举行盛大的欢迎会。
在会上致词，称赞他是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民族英雄。
1947年，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保安副司令，但他不肯就任。
1948年平津战役时，马占山毅然决定弃暗投明，出面帮助傅作义拿定主意和平交出北平城，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
1949年初，曾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并向傅建议请邓宝珊做同中共谈判的代表，为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促使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病逝于北京，终年65岁。
永远的丰碑 马占山：打响武装抗日第一枪 ■抗日英雄谱 1931年11月4日，在黑龙江省嫩江桥面，东北军爱国将领马占山率领中国军队，向发动进攻的日本侵略者奋起反击，打响了武装抗日斗争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武装抗日的序幕。
马占山又名秀芳，1885年生于吉林怀德，祖籍河北丰润。
绿林出身，精于骑射。
1929年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
1930年任黑河警备司令兼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
“九·一八”事变后，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不满于蒋介石奉行的不抵抗错误政策，决心进行抵御。
11月4日，日军在飞机、大炮和装甲车掩护下，出动4000多人，向嫩江桥发起进攻。
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江桥战役正式打响。
中国军队在嫩江桥及其附近的大兴地区，与日军展开了一场场殊死拼杀。
马占山将军一面调兵遣将，一面亲临前线指挥。
这次战斗，日军共损失兵力1000余人，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次受到的重挫。
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伤亡600余人。
嫩江桥抗战，打响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得到全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与支持，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1932年2月，日军攻占哈尔滨后，马占山曾投降日本，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后又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
同年4月摆脱日军监视，在黑河举兵反正，通电继续抗日，并揭露伪满内幕，任东北救国抗日联军总司令。
1936年参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后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
1940年任黑龙江省主席，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46年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
1949年1月与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宣布起义。
马占山题诗匡庐 贺伟 1933年7月11日，在天津赋闲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马占山将军来到庐山。
在登上牯岭山城之前，他先来到庐山西麓的株岭，拜谒岳飞母亲和夫人的陵墓。
望着历经800年风雨而安然无损的岳母岳夫人墓，马占山心情很不平静。
岳飞投军之时，岳母手拿银针在他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字，并指着高悬天际的 北斗星，要儿子永远朝着北斗星指引的方向走，竭尽全力收复国土。
可是岳飞却没能实现母亲的心愿。
不是他无能，不是他怕死，而是一腔热血，无处可洒，精忠报国，难以为报啊
他多么希望能直捣黄龙，“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却没想到，打得强敌丧魂落魄，自己却屈死于风波亭中
怎不令后人扼腕叹息，愤恨填膺。
马占山曾经在西湖岳飞墓前洒过英雄泪，面对着岳母墓，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相继侵占辽宁、吉林，又向黑龙江省进攻。
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的马占山，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率部在嫩江桥奋起阻击，打响了中华民族抗日的第一枪，震动了中外。
马占山成为举国敬仰的抗日英雄，市场上还出现了“马占山”牌香烟。
没想到，蒋介石对马占山的抗日行动非常恼恨，将其调职，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委会委员的虚职，让他赋闲天津。
眼睁睁地看着东三省父老乡亲惨遭日军蹂躏，眼睁睁地看着敌寇磨刀霍霍，大有吞并整个中国之心，身为高级将领，却不能驰骋疆场，只在碌碌无为中虚度时光，怎不令人痛彻心脾，悲愤难捺
他一再向蒋介石请求率兵抗日，却一再遭到训斥，但他仍不肯罢休。
他这次来庐山，还是要当面向蒋介石陈词，希望能够举国抗战，早日收复国土。
虽然他知道希望渺茫，但还是要犯颜直谏，据理力争。
果然，正忙于布置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马占山的进言，反而训斥他头脑简单，不懂国事，攘外必先安内，内不安，如何集中精力攘外
马占山直言中国共产党一向坚决主张对日作战，并且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到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战，不能不令人钦佩。
大敌当前，我们却在互相厮杀，消耗精锐，怎不令仇敌拍手称快、国人痛心疾首
马占山说得慷慨激昂，动情处还声泪俱下，蒋介石却丝毫不动心。
当马占山离开蒋介石的 别墅“美庐”时，心情非常沉重。
7月14日下午，《中央日报》等几家报社记者前来马占山下榻的“仙岩饭店”采访他。
一位记者拿出一个“马占山”牌的空烟盒请他签名，马占山摇了摇头，缓缓地说道：“愧对国人赞誉，有负国人厚望，我深感内疚和不安啊
”他指了指窗外的牯牛岭说：“中国就像是一头大牯牛，日本就像是老鼠。
老鼠吃牛，好像是不可能，但是如果这头牛站着不动，任凭老鼠撕咬，那也会被咬垮咬死的。
身为军人，却不能为国抵御外辱，任凭大好河山遭践踏，父老兄弟为刀下鱼肉，实在是令人忧心如焚，昼夜难宁啊
”记者们听着马占山的言语，无不为之动容。
记者们刚刚离去，同样遭冷落的李烈钧将军又来看望马占山。
李烈钧见马占山心情不好，便邀他一同出去散散步。
两位力主抗战的将军沿“大林路”慢慢地踱着。
盛夏的庐山十分热闹，红男绿女、达官贵人来来往往，洋人们更是珠光宝气，旁若无人。
马占山苦笑一下说：“庐山倒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
”李烈钧叹了一口气说：“这太平景象不知能维持到多久啊
” 两人边走边谈。
马占山见路旁一块石壁上刻着一首诗，便停下脚步，先看诗的落款：“余江吴迈民国十九年夏”，马占山问：“吴迈
莫非是大名鼎鼎的‘火镖律师’么
”李烈钧点头说：“正是此公
我们江西一杰
”马占山顿时肃然起敬。
吴迈是近代著名律师，曾任过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军政治部少将主任。
一次他在汉口坐车执行公务时须穿过英租界，一个印度巡捕大声呵斥，要他脱下将服，不带卫兵，不坐汽车，只身便服步行过去。
吴迈大怒，当即返回军部，甩下将服，扬长而去。
从此，他奔波大江上下，以维护国权、维护中国公民权为己任。
1929年，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常委扩大会议上，以特邀贵宾身份出席会议的吴迈突闯主席台，指着蒋介石等官员大声责问道：“号称国民革命政府，为什么不革命
你们不要以为大权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须知民不可欺，众怒难犯
”吴迈的胆量使他赢得“火镖律师”的美誉，声震中华。
1930年，吴迈借住庐山大林寺，撰写《运动收回领事裁判权写真》一书，详细记载他与各国驻华使节激烈斗争的过程。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在香港的吴迈准备飞赴西安会见张学良，未及启程便被暴徒暗杀，时年51岁。
马占山停下脚步，一字一字地读着石壁上的诗：“读书大林寺，航空来自天。
泉石固所好，国耻恨未湔。
众志乃成城，斯任须并肩。
疥壁意云何，愿言共勉旃。
”读毕，马占山击掌赞叹道：“好诗，好诗
淋漓慷慨，正气凛然，甚合吾意
不愧是出自火镖律师之手。
明志于此，当可流芳千古。
” 李烈钧也点头赞道：“吴迈放着将军不做，为了国家的利益，四处奔走呼号，不怕高官，不怕洋人，连生命都置之度外，的确是令人钦佩呀
” 马占山说：“烈钧兄说的是呀。
身为朝廷命官，更应殚精竭力为国尽忠，岂可贪图个人的安逸享受。
古人还讲究个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
” 李烈钧又笑着说：“占山兄前年江桥一战，大灭日寇之威风，也当永垂青史啊
” 马占山连忙摇头说：“哪里，哪里，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一提
”他停了停，又叹了口气，说道：“原想在嫩江桥挫挫敌寇锐气，说明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谁想东三省还是白白丢了，16万军队竟挡不住1万日军，有何面目见全国父老乡亲
烈钧兄，什么时候才能痛痛快快地和小日本干哪，就这样看着他霸着东三省、看着他要侵吞全中国吗
”李烈钧听着，默然无语。
二人转头，慢慢往回走。
吃过晚饭后，马占山的心情仍难平静。
天色渐渐暗了，明月从大月山上升了起来，山谷间一阵阵松涛轰鸣。
马占山想去“松树路”走走，卫士说晚上风大，就不要出去了。
马占山说风大怕什么，都说松树路松涛有名，正好去听听。
如水的月光透过繁密的松枝，斑斑驳驳地洒在蜿蜒的山径上。
马占山在松林中慢慢踱着，静谧的天地之间阵阵松涛格外清晰、真切：有时像闷雷从远处隆隆滚来，一到近处又变得那么雄浑、凌厉，像是千军万马疾驶过平野；有时倏地一阵狂风，万木怒吼，卷起惊涛骇浪，猛烈地撞击着天空，撞击着峰峦，撞击着马占山的心胸。
马占山感到非常痛快，一股豪情从心底涌起。
他不禁吟咏起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 马占山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忽然看见前面松林中一片黑黝黝的东西，朦朦月光中似在跃跃蠕动，像是一群躁动不安的於菟（小老虎）。
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片形状不一的岩石。
他不禁笑了，拍着石块，心想，莫非这些石头都能理解他的心情，仿佛都要化做生气勃勃的小老虎，去飞食日寇之肉
倾听着阵阵松涛，抚拍着身边的山石，马占山心潮起伏，激情难捺，脱口吟出一首古风： 百战赋归来，言游匡山麓。
爱此嵚崎石，状如於菟伏。
摩挲舒长啸，狂飚振林木。
国难今方殷，国仇犹未复。
禹迹遍荆榛，恐汝眠难熟。
何当奋爪牙，万里飞食肉。
这首诗慷慨激昂，颇有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的遗风，借“狂飚”抒发自己心中的激情，又把林中的“嵚崎石”想像为欲奋“爪牙”的“於菟”（小老虎），欲飞越万里关山，去吞食日寇之肉，借以表达中国军人和四万万同胞欲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誓愿。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世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占山当年驱逐外虏的志愿早已实现。
他1950年在北京病逝前，再三叮嘱子女要跟着共产党走，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活，把新中国建设好。
马占山的这首诗刻在松树路的岩石上，至今清晰如昨。
后人读着它，还能触摸到将军那颗滚烫的心，那腔沸腾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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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辽宁海城，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
纵观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他施行易帜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了统一，虽然他奉行蒋中正（字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此处有争议）据中国历史教科书及张学良纪念馆是蒋中正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但据《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以及张学良自述则是张学良本人下达的不抵抗命令)致使东三省不费吹灰之力就落入日本贼寇之手，但日后的西安事变不仅将中国共产党从危机中解救了一把同时也拯救了中国革命（此处有争议），让中国从内战走向了联合抗日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团结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泯灭的历史功绩。
◆东北易帜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军人炸死后，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
同年12月，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促使中国从形式上的统一
事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陆海空军副司令。
◆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军为取得更大利益，于当年9月18日突然对东北军发动攻击。
在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策划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民众开始了日军统治的14年悲惨生涯。
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西安事变（又称双12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但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南京中央军事法庭判决，后被蒋申请法庭宽恕但被软禁。
◆年表1901年诞生 1岁6月3日（农历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张学良生在逃难中的大马车上，养育在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窝堡屯。
因其父张作霖这天打了胜仗故得一小名——双喜也因其生日与其父张作霖的遇难日是农历的同一天（即1928年的6月4日，也是农历四月十七日），故张学良从不在这一天过生日。
1907年 7岁从师名儒崔名耀（崔骏声），读四书五经。
胞弟学铭出生。
1908年2月，与于文斗长女于凤至订婚。
1911年 11岁4月，生母赵氏病故 年底随庶母卢夫人进奉天（今沈阳）。
1913年11月，师从金梁（金息侯）学习。
1915年 15岁步入社会。
参加反对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游行示威活动。
1916年 16岁奉父命和长他3岁的于凤至结婚，生有一女三男。
春，经周大文介绍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常有阎宝航陪同参加活动。
拜奉天督军署英文科科长为师学习英文，结识了普莱德等一批外国朋友。
1919年 19岁3月，张学良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炮科，结识进步教官郭松龄；以优异的成绩于第二年4月毕业。
当年授陆军炮兵上校军衔。
1920年 20岁6月2日，任奉天暂编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
11月，晋升陆军少将。
12月17日，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是年秋，率军赴吉林剿匪。
1921年 21岁由本庄繁陪同，与张作相赴日参观秋操。
归国后，建议其父改革军制、整顿纪律、严格训练，张作霖采纳了他的建议。
1922年 22岁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任“镇威军”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
6月中旬，在山海关一线组织败兵迎击直军主力，阻止了直军进攻。
6月17日奉直签约议和，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
7月，张作霖宣布东三省独立，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张学良任参谋长，进行“整军经武”。
7月薪4日，任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
9月兼任东三省航空处督办。
1923年 23岁9月，奉军成立航空处及航空学校，张学良出任总办和校长。
11月22日，郭松龄反奉，张学良率军与之在巨流河激战。
12月24日，郭松龄反奉失败，郭氏夫妇被捕，后奉帅令。
1924年 24岁4月8日，任奉天陆军第27师师长。
5月初又兼任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
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与第一军组成“一、三联军”，担任山海关一线的主攻任务，打败直军主力，从此，一举扬名。
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
奉军入关，张任津榆驻军司令。
1925岁 25岁4月，授陆军中将军衔。
5月，任东三省陆军训练处副监。
8月，任东北航空学校监督和东北航空处飞鹏队队长。
10月，任镇威军第三集团军军团长，赴秦皇岛收编渤海舰队，扩大了奉军的海军力量。
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发表反奉通电。
张学良三次要求见郭松龄，被郭拒绝，但郭松龄写信向张学良表白忠心：起兵倒戈，“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
11月30日，张作霖发布讨郭令，张学良被委任为前线总指挥，在巨流河与郭松龄展开激战。
12月24日，郭松龄反奉失败。
翌日，郭氏夫妇被害。
1926年 26岁3月，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合，进攻国民军。
6月，张学良任安国军陆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
8月，任东北陆军讲武堂监督。
12月，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令张学良负责京、津地区的警备任务。
1927年 27岁3月，率三、四方面军到河南与北伐军对抗。
5月，在河南和北伐军作战失败，率军北撤。
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
张学良授陆军上将军衔。
1928年 28岁4月，劝其父息兵罢战，撤军关外。
并致电阎锡山：“实不忍奉晋相见以兵，糜烂北方。
” 6月3日，张作霖下令息兵出关。
撤兵一事由张学良负责，自己先行返奉。
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谋害。
6月18日，张学良微服返奉。
19日任奉天军务督办。
21日公布张作霖死读，开始发丧。
7月2日，东三省议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3日，就任本兼各职。
7月底，东北海军总司令部成立，张学良任东北海军总司令。
8月16日，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哈尔滨工业大学理事会主席。
11月30日，就任东北航空司令。
12月29日，宣布东三省易帜，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奉军结束，东北军诞生。
1929年 29岁1月9日，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改称主席）。
1月10日，“以妨碍统一，阻挠新政”的罪名处决了杨宇霆和常荫槐。
巩固了统率东北军的地位。
1月，任开拓长途铁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名誉监理。
2月，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
7月，受蒋介石唆使，挑起“中东路事件”。
11月，苏军向东北军进攻，东北军战败，双方派代表和谈。
12月22日，《伯力议定书》签定，“中东路事件”得到解决。
1930年 30岁3月，任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和东北交通大学校长、复州煤矿股东。
4月，爆发了蒋、冯、阎、李新军阀中原大战。
7月2日，张学良去葫芦岛主挂筑港开工典礼。
9月18日，发表巧电，拥护中央，倡导和平。
要求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
9月19日，命令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树常率20万大军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反蒋联军失败。
10月9日，在沈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11月7日，赴南京列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受到隆重欢迎。
同月24日，任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1931年 31岁3月26日，任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4月18日，由沈阳移至北平顺承王府办公。
19日正式成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节制冀、晋、察、绥、辽、吉、黑、热八省军务。
5月2日，赴南京参加国民会议，任主席团成员。
28日，因患重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调养。
7月23日，通电讨石，调东北军主力入关。
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北大营。
东北军奉命不抵抗。
一夜之间沈阳失守。
此为“九·一八”事变。
9月21日，张学良召集北平名流，讨论对东北问题的对策，决定依赖“国联”，听命中央。
11月16日，国民政府改任张学良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12月27日，张学良电告南京国民政府，日军长驱直入，锦州危急。
1932 32岁2月29日，章太炎抵北平劝说张学良武装抗日，张学良有口难言，告之蒋介石不抵抗密令。
8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
1933年 33岁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
3日，山海关失守。
1月，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一集团军司令。
2月，任华北集团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率军进行长城抗战。
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
3月4日，承德失守。
3月9日，与蒋介石在保定车站会晤，蒋暗示其下野。
3月11日，发表辞职通电。
内称：“此次蒋公北来。
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
” 3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何应钦称：“汉兄离平时，代委员长职务准交敬之兄接代，以免职务中断也。
”张遵电正式将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职务交给何应钦。
是日，偕夫人于凤至及赵一荻、端纳等从北平清河机场离平，当天下午抵达上海。
出国前张学良决心戒毒，闭门谢客。
并且撰戒毒条幅：“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
” 4月11日，由上海偕眷属乘意大利邮轮起程出国。
4月上旬，致书东北军将领及东北名流，勉励他们要亲如手足，患难与共，准备收复东北为最大责任。
“武要保存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
” 5月4日，到达意大利布林迪西巷。
当晚乘特别快车到达罗马，投宿于“古兰特”宾馆。
5月8日，张学良得知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由苏经欧洲回国，便邀其到罗马会晤。
马、李、苏于是日抵罗马谒张。
张赞扬马等奋力抗日之精神，鼓励他们回国后不忘国耻，继续抗日斗争。
5月12日，自意大利致书王树翰称：“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尚不敢忘：一曰国难，二曰乡患，三曰家仇。
”并附寄张在罗马拍摄的照片一张。
5月26日，由罗马致电万福麟，劝告东北军各将领，宜一致团结，服从蒋介石指挥，坚决抗日。
6月上旬，在罗马期间，专心研究法西斯党运动及组织，曾与意皇及首相墨索里尼晤谈数次。
还多次访问意空军司令部，考察其航空事业。
6月20日前后，张学良由罗马经巴黎去伦敦。
又飞回罗马。
7月1日，东北军将领电请张学良回国，张于是日复电称：“最近有令张学良回国之风说，但目下余正视察欧洲各地，至少3个月内，绝不能回国。
7月11日，在罗马会见出席国际经济会议后回国途中的中国代表宋子文，交换对国内局势意见。
7月14日，出席墨索里尼欢迎宋子文的宴会。
7月22日，张学良从意大利米兰飞抵巴黎，法国总理达拉迪派代表欢迎。
顾维钧亦到机场欢迎。
并在巴黎会晤法国航空部长柯特，参观法国航空事业。
7月30日，携家属再次飞抵伦敦，次日赴金斯顿奥克尔飞机制造所参观，还参观了当地的军需品制造工厂。
8月10日，赴朴茨茅斯参观朴茨斯造船厂。
海军司令在官舍设宴款待。
张还在航空母舰上详细参观海军每周之操演，至晚始返伦敦。
8月下旬，在伦敦对路透社记者谈话：“此行颇有利，现时余重得较离中国时增重28磅，且身体较前健壮。
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请张统率东北军移驻新疆。
张回电称：移驻新疆，虽无异议，但需查后再作答，于是张电罗文干赴新疆实地考察。
此计划后因汪精卫、胡汉民等反对，加之此时张学良回国会对已见好转之中日关系不利，故蒋又的拒绝回国。
9月10日，张学良赴德国柏林考察访问。
9月下旬，张学良与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陈策赴德国德尼司登陆军学校参观，并检阅该校学员。
10月1日，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谒见古斯达阿克五世皇帝，并出席阿德无殿下之午宴。
10月2号，考察“二福斯”兵工厂，“芬斯欧克”造约厂，同日飞伦敦。
10月14日，飞芬兰访问，访问芬兰后本拟访问苏联，经联系，因苏不予接待而作罢。
在结束对芬兰访问后，仍飞回伦敦。
11月28日，张学良在伦敦对新闻记者谈话：余之归国全因个人私事。
原本拟访问苏俄后由西伯利亚归国，现已终止此议，改经由法、意各国直达上海。
11月下旬，在“福建事变”发生后，有人劝告东北军加入反蒋斗争，而蒋介石又想调东北军入闽“平乱”，于是东北军将领致电张学良，报告闽变后的国内形势，“务必立即返回”。
12月1日，张学良由伦敦飞巴黎。
他对人说，余此次抵巴黎，只是经过，无访问巴黎以外地方之计划。
12月8日，谒见墨索里尼辞行。
墨索里尼亲自授予张学良意皇之大十字勋章。
12月9日，预定15日乘由威尼斯启航之昆特帕尔特号轮船回国。
并电告万福麟等东北军将领及在香港的胡汉民。
15日偕秘书沈同祖及翻译等起程回国。
12月23日，欢迎张学良委员会在上海成立。
高纪毅、荣臻、富双英等人24日经津赴沪。
万福麟、王以哲、王树常等东北军将领25日聚议于万家，先谋东北军之团结，向中央请愿，请必命张学良为东北军统帅。
1934年 34岁1月8日，由海外返回上海。
3月1日，在武昌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职，代行总司令职责。
1935年 35岁2月5日，赴庐山见蒋介石。
蒋限期3个月肃清豫鄂皖三省境内的红军。
3月1日，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
4月2日，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0月2日，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
代行总司令职务。
设总司令部于西安市。
29日，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六中全会，临行前叮嘱部下，没有他的命令不许轻举妄动。
11月22日，任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
12月，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
会后赴上海会见杜重远、李杜，坚定了抗日决心。
1936年 36岁1月初，在洛川前线指挥所，会见了在洛川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原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
高介绍了共产党的主张。
是月6日会见中共人士潘汉年。
6月15日，长安军官训练团成立，张任副团长、代团长。
18日张学良出资创办《西京民报》，宣传东北军复土还乡，团结抗日思想。
22日，张学良发表《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讲，表明了他的抗日决心。
9月，任“抗日同志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是由他直接领导的宣传、鼓动抗日的政治性秘密组织）。
10月29日，飞往洛阳，继续劝蒋抗日，遭蒋怒斥。
11月27日，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严词拒绝。
12月2日，去洛阳见蒋，告之西安情势。
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
12月4日，蒋介石抵西安。
调几十万大军“进剿”红军。
张与杨再次向蒋诤谏，又遭训斥。
12月8日，与杨虎城秘密商议，劝谏不通，只能“兵谏”。
西安数千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游行示威，前往临潼向蒋请愿。
蒋下令“格杀勿论”。
张学良亲自追到东郊十里铺劝阻说：“保证一星期内用事实来答复他们。
”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命令。
张、杨决心不再与红军作战，要抢先打乱他的计划。
11日晚，张到华清池向蒋苦谏，毫无结果。
蒋决定把东北军调到福建，是日晚张、杨决定“兵谏”，并进行具体部署。
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将军，为救国救民，力挽狂澜，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发表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停止一切内战，释放爱国领袖，开展民主爱国运动，保证人民政治自由，遵行总理遗嘱，如开救国会议”等入项爱国主张。
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团到西安，商讨抗日救国大计。
12月14日，在西安电台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
取消“西北剿总”，组织“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任主任委员。
12月17日，与红军代表周恩来会谈。
12月20日，与端纳会谈，和杨虎城共同发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号召两军将士不惜一切争取中华民族解放。
12月22日，宋美龄到西安，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周恩来一起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
12月23日，会谈达成六项协议。
蒋介石口头答应，但不签字，以领袖“人格”作保证。
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12月24日，周恩来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
12月25日，会见杨虎城和东、西北军高级将领，向他们表示释放蒋介石。
下午3时亲自送蒋返京。
当日，抵洛阳。
12月26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各乘飞机先后飞抵南京。
张学良暂住南京宋子文公馆。
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军法会审。
12月31日，军法会审结果，张学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剥夺公民权5年，他从宋子文公馆移住南京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
1937年 37岁元旦，张学良发表《告东北军将士书》，勉励东北军精诚团结，加紧训练，待命杀适度，收复东北。
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张从此开始幽居生涯。
1月13日，迁移浙江奉化溪口镇雪窦山中国旅行社。
2月7日，“二二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写信给于学忠称：“话不知从何说，泪不知从何流。
” 2月17日，致函于学忠，希望维护东北军团结。
3月30日，于学忠到溪口见张。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实现。
9月秋节，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参加抗战，蒋要他“好好读书”。
冬，迁移安徽黄山“听涛居”。
十天后迁移江西萍乡“绛园”。
1938年 38岁1月，迁移湖南郴州苏仙岭。
3月，迁移湘西沅陵凤凰山。
9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到凤凰山看望张学良。
张学良写信给蒋介石，请张治中代转，再次提出参加抗战，结果石沉大海。
1939年 39岁11月下旬，日军进犯湖南，张又迁移贵州修文县阳明洞。
1940年 40岁2月，于凤至因病赴美就医，赵一荻由香港到阳明洞陪张幽居。
1941年 41岁5月，张因患盲肠炎到贵州中央医院做手术，出院后移住贵阳黔灵山麒麟洞。
1942年 42岁2月，迁移贵州开阳县刘育乡。
1944年 44岁春，移居距息蜂县15华里的阳朗坝。
初冬，日军进犯湘南，贵阳告急，张迁移黔北桐梓县天门洞。
1945年 45岁春，东北籍国民党中央委员莫德惠到桐梓天门洞。
1946年 46岁11月2日，迁移重庆戴笠公馆。
不久被骗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也称清泉）。
1947年 47岁3月7日，托前往看他的莫德惠给大姐首芳带信，求其买大字《明史》一部。
10月，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奉命陪张居住数月。
是月，张治中夫妇到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
他托张治中向蒋介石提两点要求：（一）恢复自由；（二）希望刘乙光搬出本该由他居住的房子。
张治中的此次控访引起蒋的不快。
蒋介石手谕：“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不人不得见张学良”。
1954年 54岁5月下旬，在蒋介石官邸与蒋晤面。
1955年 55岁蒋介石要写《苏俄在中国》，因对“西安事变”不了解，请张学良写出来。
张乃写信给蒋，说此事本至死不写的，今你鞠躬下问，我就鞠躬以告，乃至详述经过。
此信长达20万字（蒋介石看后，叹服其文笔，要张学良多写些北洋时代的事）。
蒋将此信交给蒋经国，蒋经国又批交军中当教材，因而发表在《希望》杂志上。
张学良得知后，写信给蒋介石。
提出不同意见。
蒋接信后，责怪下来，《希望》杂志就此停刊。
1956年 56岁张学良在蒋介石的英文老师董显光、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的引领下，扳依基督教，从此不再治史，也不再写文章。
1957年 57岁9月，蒋介石70寿辰前夕，张学良托人送蒋一块金表，以示祝贺。
蒋介石回赠一根拐仗，表示谢意。
1959 59岁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
张学良提出要在台北市郊自己盖房。
蒋经国表示赞成，并亲自在台北市北投复兴岗给张学良选择地皮。
1961年 61岁张学良新居落成后，蒋经国给张送了一套客房用的家具。
此房是栋两层小楼，位于北投路70号。
张学良自己买了一部二手福特汽车，可以自由进城拜访张群、莫德惠老朋友。
在台的亲朋故旧偶尔也去看望他。
8月30日傍晚，张学良在寓所会见了他的长女张闾瑛及丈夫陶鹏飞教授。
这是他25年来首闪见到他久别的女儿和他未曾谋面的女婿。
8月，周鲸文应台北“国民政府”之邀，出席阳明山座谈会。
经有关方面批准，前去会见分别25年的老朋友张学良。
1964年 64岁7月4日，64岁的张学良与53岁的赵一荻正式结婚。
他们经过20多年与世隔绝、相依为命的生活后，在台北杭州南路美国人吉米·爱尔窦的家中举行婚礼。
爱尔窦是张学良的老朋友，证婚人是年已百岁的陈维屏牧师。
女方证婚人是黄仁霖。
13人的来宾中有宋美龄、张群、王新衡、莫德惠、何世礼、冯庸等。
1966 66岁7月，周鲸人又一次到台访问张学良。
这时张学良正在参加美国一家神学院的圣经函授学习，并著手翻译一本有关基督教的书。
精神更集中宗教了。
1971年 71岁周鲸文再次访张学良，被警察人员挡驾，说张先生旅游去了。
1975年 75岁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
次日，张群电话告诉张学良。
4月8日，张学良和赵一荻前去吊唁，并送去自己题写的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 ，宛若仇雠。
” 1976年 76岁张大千从巴西回台定居，在台北市郊外双溪自建摩耶精舍。
张学良与这位老朋友经常会晤。
后来在张大千的提议下，张学良、张群、王新衡（监视张学良的特务，后来成为朋友），每月在摩耶精舍欢聚一次，人称“三张一王团团会”。
蒋经国当上台湾“行政院长”后，张学良与蒋经国达成君子协定，每半年两人会面一次。
1978年 78岁蒋经国被选为台湾的“总统”，第一个打电话祝贺蒋经国的就是张学良。
1979年 79岁10月5日（中秋节）下午，张学良应邀，到蒋经国官邸参加蒋经国夫妇举行的中秋节茶话会。
这时张学良在台北第一次露面。
前去参加的还有张群、何应钦和张大千等。
10月10日，参加“双十节”庆祝大会，就座中央观礼台上。
1980年 80岁春，张学良的好友、前东北冯庸大学校长去世，张学良、赵一荻前去参加追思礼拜。
9月，四子闾琳到台北看望父母亲张学良和赵一荻。
10月20日，张学良偕夫人由“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和副参谋长马安澜陪同，访问金门，眺望大陆。
1981年 81岁9月18日，到台北荣民总医院看望齐世英。
1983年 83岁4月2日，任张大千治丧委员会委员。
1984年 84岁6月，张学良五弟张学林之女张闾蘅从香港到北京谈商务时，受伯父之托特地看望吕正操，并介绍了张学良在台北的情况。
1985年 85岁12月25日，看西安事变影片时，因心情激动没看完就离去。
1986年 86岁3月13日，张学良与赵一荻陪同张群游览桃园龙潭小人国。
1987年初，张学良又托张闾蘅带给吕正操诗作。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