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史读后感
这部书内容跨越90多年,书中对各种人物及故事情节的描写,确实精彩,除了民间熟知的刘、关、张、赵等人物写得很生动之外,还有一些人物,不经意的几笔,就展现在人们面前:愚蠢而又自作聪明的蒋干;昏庸、低能、“乐不思蜀”的刘禅;富有政治、军事才干却残忍、阴毒异常的曹操…等,给人深刻的印象。
书中武将们金戈铁马厮杀之馀,文官谋士更是大显身手,各派势力的谋士勾心斗角,什么二虎竟食、驱虎吞狼、借刀杀人、疏不间亲、美人之计、连环之计…不一而足,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各样阴险狠毒手段全部用上,如果有心人收集起来,整部书足以编写一部
这些读书心得,是在读之时,结合读陈寿的、司马光的中有关章节写成的,选摘若干。
空城计,司马懿中计了吗 提出这个问题,首先要有思想准备:准备给人骂个狗血喷头
千多年来,诸葛亮一直被人们崇拜为智慧的化身,空城计,更是智慧中的智慧,以致之中,空城计列乎其中,因此,提这个问题,似乎不智。
但还是要问:司马懿真的中计吗
答案很简单,司马懿根本没有中计,是他故意放走诸葛亮,指导他这一行为的,是司马懿的一个巨大政治阴谋。
为使分析较有条理,先从两位当事主角诸葛亮和司马懿及他们所代表的二个政权蜀国和魏国作一番介绍,自能得出结论。
建安十三年,诸葛亮提出著名的,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军事、外交、内政作出一番展望和行动计划,确定了以蜀地为立身之本,然后向中原发展的设想,经过十来年的经营,到建安二十四年,终于拥有两川之地,实现了前半部的战略计划:“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
这是正确战略,也实现了。
然而,后半部战略却是错误的,隐形的错,钳形攻势是正确的,把主力与偏师位置放倒置,故说为“隐形的错”:“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
表面看,完全符合战场规则,让敌军两面作战,但要命的是主力与偏师用错方向,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
原因何在
这是因为:自汉献帝迁许都后,秦川已失去号召全国的政治地位;经过战乱,“丘墟遍野、十室九空”的经济民生,无法支持大部队行动;大部队远离后方,中间隔着崇山峻岭,给养无法及时供应,军粮辎重长途穿行崇山峻岭中,一旦被断,大部队危险异常。
所以只宜用精干小部队,在防袭的前提下,到处突击,牵制敌方力量,作用如此而已。
这是秦川方向的情形。
荆州方向则不同,荆州地处长江边,与益、荆、扬分别坐镇长江上、中、下游之战略要地,占有荆州,则益州与荆州全盘皆活,军事 上可顺流而东。
更何况荆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战略位置上逼宛、洛,下控江南,所谓“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故是兵家必争之地。
“荆州与国连接,若据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卷十三),但因荆州地方狭小,缺乏纵深,又两面受敌,因而诸葛亮一再告诫关羽要做到“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以免两面受敌,即使如此,一旦小部队受压,后援又未至,则处境极其危险,故关羽失荆州后,兵败被杀。
所以宜动用大部队,通过连续施加军事压力,达到牢牢控制战略要地目的,则是可进可退,行动自如。
可惜,诸葛亮在这里弄错主次,对荆州不予重视,关羽失荆州后,蜀汉从此不可能“顺流而东”,而秦川向则无法打通,只能坐困两川之地。
当诸葛亮意识到这一点时已太迟了,他面临决择:是主动进攻,还是被动防守
他清楚自己的分量,在中,他说:“量臣之才,故知伐贼,才弱敌强也”。
本身才干如此,如不主动进取,则:“然不伐贼,王业也亡,惟坐而亡,孰与伐之
”这是因为“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
如若要进取,手中力量又是怎样
自入主汉中以来,经彝陵之战(火烧连营)后,几年功夫,共有70馀名善于冲锋陷阵的将领和一千多军事骨干死亡,这批军事骨干是经数十年积聚培养而来的,倘若再经数年,将再损失三分之二,已明显表明兵力不足。
假如坐守,等候敌方进攻,所付出代价,与主动进攻是相等的。
所谓:“则住与行,劳费正等”。
这是诸葛亮个人见识,是比较客观的。
古今中外,打仗表面是打军事仗,其实是打后勤战,旷日持久之仗,更是打国家综合实力战。
蜀国综合国力如何呢
一组来自正史的数字可说明:蜀亡时,“共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军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仓粮四十馀万(斤、石
),金银各二千斤…”。
可以说,库存到了扫砖缝地步,这是一个国家的物资储备
从数字中,还可看到,平均每9人要养一个兵,每七户要养一个官。
(予按:今之为政者当鉴之
)这种情形,即使在诸葛亮初次北伐之际,(时已经彝陵之战)情势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别说要“北定中原,恢复汉室”。
那怕自保已是很难的了。
难怪诸葛亮又承认:“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料也”。
蜀国的情形是这样,诸葛亮也认识到了,作为当时政治家和军事家且怀有政治阴谋的司马懿,当然非常了解周边其他二国的情形。
他故意夸大对方力量,危言耸听,为的是要牢牢掌握魏国武装力量之大权,以期一旦时机成熟,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夺取魏国政权。
司马懿背后的魏国情况如何
以魏国方面而言,自曹操占有中原之地后,削平境内各路豪强,平定北方,势力直达辽东半岛。
采取安定境内政策,屯田兴学,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人口增殖,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全境已初步安定,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更重要的是,他虽挂名为汉朝宰相,实则牢牢掌握国家权力,事权归一,并且以汉朝正统名义号令全国,体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政治才能.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曹丕代汉立国称为魏,七年后,曹丕死,子曹睿为魏王,司马懿被任命为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骠骑大将军。
对于司马懿这个政治野心家来说,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良机
但司马懿自身衡量,要夺取魏国政权时机尚未成熟:曹操死去才七年,原来一批忠实手下尚在;自己的羽翼未丰满;朝廷重臣对自己有诸多猜疑…。
于是以退为进,上书曹睿,要到西凉屯兵,表面上是守雍、凉二州,实则拥重兵不放,扶植军事! 读完厚厚的一本三国演义,不禁感叹历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三国演义真的为读者生动活现地演义了一个历史故事,也让我从中学到了一些为人处世之道。
先来说说曹操这个人物带给我的启示。
曹操一生都属于十分大胆型的人物,也是十分奸诈的。
他误杀了吕伯奢一家人,最后明知错了,还要继续杀了吕伯奢,其无情无义至此,陈宫便离他而去,曹操后来说的那句话耐人寻味:“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但反过来想想,如果当时他不赶尽杀绝的话,吕伯奢若真带了些人过来追杀他,可能曹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是奸诈带来的只会是一时的小利,一直是奸诈的话,自然会遭到报应。
后来董承一伙人便刺杀曹操,可惜事败了。
后来陆续都有一些人刺杀曹操,但都因一些意外而失败了,否则这位曹阿瞒也不会叱咤风云了。
曹操给我的启示就是,做人不能太狡诈。
与曹操截然相反的一个人物就是刘备了,他以仁义当先,他热爱百姓。
刘备一生的行为都与曹操相反,曹操奸诈,刘备仁义。
刘备在落难时,还带着百姓逃命,他管理一个新野,或是徐州,都是布施仁政,得到百姓的爱戴。
但不论是曹操还是刘备,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注重人才,曹操失了一个吕韦,祭奠时他不哭自己曹家的人,独哭吕韦。
他的谋臣郭嘉死后,他也十分痛心。
刘备则更重视人才了,起初赵云并不是刘家的将军,但他十分器重赵云,几次留他,后来终于归到了刘门下,才使得那个扶不起的阿斗两次脱险。
徐庶被曹操“拐骗”到那边,在送别时,刘备哭着送别,还要砍掉挡在前面的竹林,后来徐庶才又回来推荐了诸葛亮。
刘备三顾茅庐更是成为聘用人才的典范。
所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招兵买马,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创建事业,这才是成功之道。
与之相反的例子便是袁绍了,照说袁绍与曹操一战的时候,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袁绍为人不重视人才,有许多忠臣在身边也不知道。
他如果听忠臣的话,那曹操怎么可能胜得了他呢
而他却听信一些小人的话,致使败给了兵力较少的曹操。
三国演义还让我学到:要善于听取好的意见,忠言逆耳。
曹操赤壁之战为什么会败
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听信好的意见,面对新来的庞统这个外人,他却毫不犹豫地相信了他的“连环计”,而面对另一个臣子对他的忠言,那位臣子大致说的是:“若敌人用火攻,如之耐何
”曹操答的大致意思是:“现在这个季节,不会刮东南风,如果用火攻,那便是烧他们自己的营了”。
这也怪不了曹操,他又不像孔明这个气象专家能知风雨。
但既然有人提了建议,曹操也应该有所警觉呀,不然也不会败了。
另外一次就是刘备在一片靠近水的树林中安七百里连营,早有臣子向他提出建议,说敌人如果用火攻怎么办
但他没有接受,致使后来真的被陆逊七百里火烧连营。
所以,能否正确听取他人的意见,往往决定着事情的最终成败。
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人物,也给我许多启示。
那些贪财,贪色的人,最终一定不会有好结果。
董卓与吕布之所以会兵刃,还不是让一个小女子貂婵在中间挑拨离间,所以董卓便是败在了自己的好色上。
曹操也有点好色,张绣投降后,曹操在营中寻乐,便找了张绣老婆来玩弄,后来张绣当然恼火,便暗算曹操,曹操幸亏命大,否则也被张绣结果了。
曹操修了铜雀台后,还要把东吴的“二乔”放于台上,于是便让孔明用这点激了周瑜,让周瑜决心出兵打曹操,曹操才有赤壁一败。
三国中还有一些卖主求荣的一些人,也得不到好结果。
与之相反的则是关羽了,他不贪财也不好色,得到了曹操的敬佩,也得到了千千万万读者的敬佩。
若不是因为他一点点的骄傲,以及刘封的见死不救,他也不会死得那么早了。
所以,我又知道了,为人不能贪财色,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刚正不阿的人。
三国演义中,还可以学到许许多多的东西,比如研究历史的规律,分析人物性格,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成败原因。
就曾经读了五次三国演义,原因大致也在这吧。
名著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推敲的,好的名著伴人一生成长。
读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后的感想或读后感 5000字左右
有人说,《平凡的世界》是中国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的确,两本书在很多地方是有相通的地方。
主人公的信念都一样坚韧,百折不回。
在路遥的笔下,在平凡的世界里,有一群敢于奋进,勇于进取的年轻人,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声音。
书里是对于新农村的全景式的描写,突出了从以前的农业模式向新的经济形式的转变,是改革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孙少平,孙少安,金波,田润生,田晓霞等许许多多各具特点的青年人,他们是整个时代的代表,是整个时代的主人公。
经济史读后感
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
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
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
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
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
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
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
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
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
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
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
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
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
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
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
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
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
(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
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
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
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
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
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
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
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
(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
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
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
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
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
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
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