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四大名著里《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艺术成就最高
而且还是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
清人曹雪芹所作的《红楼梦》被称为我国古典小说不可逾越的巅峰。
那么，《红楼梦》的魅力又展现在哪里呢
它有哪个地方那么吸引我们呢
非常简单，相信不怎么热衷于《红楼梦》的学生都知道——初中历史课本上面已经清楚的说明了《红楼梦》的主旨：“书中描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和贵族青年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深刻鞭策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
《红楼梦》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而《红楼梦》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正是专家们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之一，在红学中是非常重要的。
高度的艺术性 拍一部新版《红楼梦》电视剧也花了不少钱，这足以体现出《红楼》的艺术之高。
其实，除了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之外，《红楼梦》的艺术还真有不少
一、建筑 《红楼梦》书中的所描绘的建筑也有一定的艺术含量，其中最为代表的就是大观园，大观园是宝玉和姐妹们小时候住的地方，大观园中分了许多住宅，如，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秋爽斋等，而且各有各的建筑特色。
在大观园还没有建成的时候，宁、荣二府也已经占了大半条街，就凭这点，足以看出了清朝贵族所住的房子是多么高雅和宏伟呢
二、衣着 《红楼梦》中所写到的衣服也呈现出艺术。
最著名的很明显就是宝玉那件宝贵的雀金裘了，《红楼梦》用短短的几行字描绘了它：“宝玉看时，金翠辉煌，碧彩闪灼，又不似宝琴所披之凫靥裘。
只听贾母笑道：‘这叫做雀金呢，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
前儿把那一件野鸭子给了你小妹妹，这件给你罢。
’”可见这是从外国带来的，而且金翠辉煌，碧彩闪灼，这足见其艺术了。
“这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袖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这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绿豆宫绦双鱼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
一双丹凤眼，两弯柳叶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这是《红楼梦》第三回王熙凤出场以及对她衣着打扮的描写，从这些饰品可以能看出贵族的穿着是多么讲究，也是多么具有艺术含量
三、绘画 《红楼梦》中的绘画艺术也足以看出清朝人对绘画的讲究。
我们都熟知的便是整本书里惜春都在画的那幅描绘大观园的图画。
事情要从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开始说起:刘姥姥第一次参观大观园，从村里出来的人没见过大世面，必然叫好，还说如果可以画（大观园）出来便好，贾母当即便叫惜春画几幅给她，然而，毕竟大观园那么大，想把它描绘出来也并不是一时间可以做到的事情，惜春也是海棠诗社的成员之一，画画便要耽误了写诗，因此，李纨便决定给她假期，众人商量之后，便决定给惜春一年的假期，可是到她们商量用是么材料画的时候，宝钗的一番话却大占了风头，同时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头号排笔四支，二号排笔四支，三号排笔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须眉十支，大著色二十支，小著色二十支，开面十支，柳条二十支，箭头珠四两，南赭四两，石黄四两，石青四两，石绿四两，管黄四两，广花八两，蛤粉四匣，胭脂十帖（未完） ...... 建筑和人们的衣着也只是《红楼梦》艺术的一部分，书中的艺术是数之不尽的，如，诗文、语言等都是《红楼梦》的艺术。
高度的思想性 《红楼梦》高度的思想性正是红学专家所执着研究的，红学有一个分支叫做探秩,我们都知道，《红楼梦》中所讲述的事情都不是历史，但它却把历史隐去了，它在放映着历史。
那么，《红楼梦》高度的思想性又体现在那里呢
一、诗文 《红楼梦》中的诗有很多，大都出自宝玉、黛玉、宝钗、探春等人所结的海棠社（后称桃花社）。
如果在度《红楼梦》是没有细细品味其中的诗文，那可以说既浪费了时间，又浪费了整本书。
其实，《红楼梦》中有很多诗都可以去探秩，如，香菱学诗，最终在梦里作得一首曰：“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骨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
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栏。
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用团圆
”听到这首诗便让人感到凄凉，香菱的身世是被人拐卖到薛家做妾的，她的父亲便是甄士隐。
而“红袖楼头夜倚栏”则表现了一个女子夜间依靠在栏上对月长吁的寂寞心情。
“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用团圆
”直接点题，香菱自我抒发出了对团圆的渴望。
《红楼梦》中诗就有很多，但文只有一篇，那就是《芙蓉诔》，它是宝玉用来拜祭死去的晴雯的文章，书中描写宝玉与晴雯情深——晴雯帮宝玉补过那件烧焦的雀金裘，晴雯死后，有一次宝玉穿着那雀金裘到学堂，周围的同窗们都把目光凝聚在那雀金裘身上，而宝玉却不尽地伤感，以后再也没穿了。
而且晴雯妖艳，怕宝玉学坏，王夫人便撵了她回家了，何况她又没家，只得住在哥哥家里，无奈哥哥嫂子都不理她，最后便病死了，却见不着宝玉一面。
晴雯临死前对一个丫头说，她上了天堂要被派去做芙蓉的护花神，那丫头又把这话转告宝玉，因此宝玉便到芙蓉花池旁拜祭晴雯，并作成《芙蓉诔》。
不论是诗文，还是诗文里隐藏的故事都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但是香菱被拐卖，晴雯被撵这两件事却放映着当时的社会背景。
二、人物和名字 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男孩子起名字是要跟着辈分的，这都不受嫡出、庶出的限制，因此，贾府中人物的名字都体现了这一点，按辈分来算，从最老的宁、荣二公到最小的贾兰、贾蓉贾芸和贾蔷等，总共有五代人，而他们的名字都紧跟着他们的辈分。
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他们为一母所生的兄弟俩，他们是水字辈的，因此他们的名字上都有三点水；宁、荣二公的儿子分别叫做贾代化、贾代善，这就更明显了，一眼可看出他们是代字辈的人，不过在代字辈里还有一个没有亡故的老太爷（从《红楼梦》开始转入贾府内容的时候，贾代化、贾代善已经亡故），他就是贾代儒，他是贾府的私塾先生，也是贾家的亲戚；接着就是贾代化儿子贾敷、贾敬，贾代善儿子贾赦、贾政，每个人的名字上都有反文旁，因此他们是文字辈的；再往下看，人物开始多了：贾珍、贾琏、贾珠、贾宝玉、贾环、贾瑞，他们是玉字辈的；到了最小的这一辈，人物更多了，贾兰、贾蓉、贾芸、贾蔷、贾芹、贾菱等，他们的名字上都有草字头，因此他们是草字辈的（贾兰的“兰”自用繁体字理解）。
人名的辈分为我们度《红楼梦》判断人物的辈分提供了条件，我们可以从他的名字中得知他属于哪个辈分。
除此之外，史、薛三家也有辈分的限制，如，王子腾和王子胜为子字辈，薛蟠和薛蝌为虫字辈等。
然而，在《红楼梦》中，有一些女子的名字也是紧跟辈分的，如，宝钗和宝琴是宝字辈的，李纨和李琦、李纹则是丝字辈的，而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位小姐的名字上都有春字。
我们看《红楼梦》时都会发现，贾府中每一位小姐或公子都有好几个丫鬟或小厮陪在身边，如，宝玉有袭人、晴雯等，黛玉有紫鹃、雪雁、春纤，宝钗有莺儿......这些丫鬟的名字都是很有趣的，它讲究齐名，如，文房四宝：抱琴、司棋、侍画、入画。
四珍宝：珍珠、琥珀、玻璃、翡翠。
四烈婢：晴雯、金钏、鸳鸯、司棋。
七彩：彩屏、彩儿、彩凤、彩霞、彩鸾、彩明、彩云。
十二儿：庆儿、昭儿、兴儿、隆儿、坠儿、喜儿、寿儿、丰儿、住儿、小舍儿、李十儿、玉柱儿。
四小厮：茗烟、扫红、锄药、伴鹤。
四小：小鹊、小红、小蝉、小舍儿。
这都让你感受到了曹公所费的心思之大。
然而，这还不足以称道，殊不知，这些名字还真的在放映历史，放映社会背景。
在《红楼梦》中，有一些人物名字的谐音就是他们的性格，然而，甄士隐和贾雨村的名字却为《红楼梦》的研究提供了线索，我们可以把“甄士隐”读作“真事隐”，把“贾雨村”读作“假语存”，况且《红楼梦》第一回的回目叫做“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最后一回回目又叫“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前后都有这二人的出现，这便说明了甄士隐和贾雨村在书中的地位，而这两个名字就给了我们线索，“真事隐”指把真实隐去，“假语存”便是留下假话来放映历史，这恰好与太虚幻境石牌坊上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为我们奠定了研究全书的基础。
其余的还有很多，如，霍启为祸起，冯渊为逢冤，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人合称为原应叹息等这都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
《红楼梦》中的人物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然而，他们的命运也是各种各样的，但归根到底还是悲惨的多，其中以金陵十二钗最有代表性：青春守寡的李纨、史湘云；出嫁后被丈夫折磨致死的贾迎春；远嫁海疆的贾探春；悲观绝望青春出嫁的贾惜春；含冤而死的秦可卿；被盗抢去的妙玉......而丫鬟中四烈婢（指上述的晴雯、金钏、鸳鸯、司棋四人）的性格更是鲜明：金钏儿跳井而死；鸳鸯含冤而死；司棋撞壁而死；晴雯斥逐羞忿而死等这都体现了人物多种多样的性格。
三、婚姻 然而，《红楼梦》中公子小姐们的婚姻也体现了清朝人的思想。
宝黛钗的爱情悲剧就体现了这点，红楼梦十二曲子中《枉凝眉》和《终身误》最为著名，它们都是黛、钗的写照。
书中描写宝、钗成亲之时，便是黛玉亡故之日，《终身误》里有一句歌词“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这正是宝玉想表达的。
宝玉并不喜欢宝钗，可是当时宝玉把玉丢失，人失去理智，而贾母、王夫人等认为宝钗有僧、道授予的辟邪金锁，宝玉又为通灵转世，而这相配，便是金玉良缘，而宝玉只记住他和黛玉的“木石前盟”，一直不想娶宝钗为妻，但是在贾母却认为黛玉有心病，不可嫁与宝玉，在贾母和王夫人的要求下，宝玉迷迷糊糊，也勉强结了婚，却不知道黛玉已经亡故，宝玉久久才得知，又到潇湘馆追思黛玉，因此便有了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相信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在现金的社会上，那正是因为大人们的封建思想才有了宝黛钗的爱情悲剧，才夺走了宝黛钗的终身幸福，因此，封建的婚姻也是加快封建社会走向崩溃的脚步的原因之一。
宝黛钗的爱情悲剧虽然著名，可下面这故事更是可悲可笑。
这是关于探春的故事，说到这三姑娘，给我的印象就是：第二个王熙凤
探春和贾环是亲兄妹，都是赵姨娘生的，可是她比贾环要强得多，如第五十五和五十六回说道凤姐病了，便由探春、李纨、宝钗来管理家事，那时候的探春呈现得霸气十足了，当时探春和李纨在大观园的晓翠堂料理家事有吴新登家的近来报告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叫赏银子，探春不知该赏多少，便问吴新登家的要赏多少，吴新登家的又忘了，便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赏多赏少谁还敢争不成
”探春笑道：“这话胡闹。
依你说，赏一百倒好。
若不按例，别说你们笑话，明儿也难见你二奶奶。
”探春也越来越厉害了，把王熙凤也推到这事上来了，料想若是王熙凤，必然随便赏个三四十两算了，免得这“无心等”家的无心等呢
这吴新登家的见探春越说越厉害，也不敢推辞，立刻查了旧账目，叫探春赏了二十两罢了。
去后不久，赵姨娘绷着脸进来了，前儿袭人的妈死了，也赏了四十两，她料想探春是自己的女儿，死的好歹也是她的亲舅舅，也不可能只赏二十两那么少，想要帮自己兄弟“讨回公道”，不料被探春反咬一口。
这便可见探春管家比凤姐弄权强多了（后来探春出嫁，贾府衰落，王熙凤被人欺负，李纨也叹道：“可恨三姑娘不在矣
”）。
后来平儿到晓翠堂看了一下情况，也大吃了一惊，回后将事情转告凤姐，二人的对话却引起了我的注意——“凤姐儿听了笑道：‘好，好，好个三姑娘
我说他不错。
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子里。
’平儿笑道：‘奶奶也说糊涂话了。
他便不是太太养的，难道谁敢小看他，不与别的一样看待么
’凤姐儿叹道：‘你那里知道，虽然正出庶出是一样，但只女孩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说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位庶出不要的。
殊不知别说庶出，便是我们的丫头，比人家的小姐还强呢。
将来不知那个没造化的挑庶正误了事呢，也不知道那个有造化的不挑庶正得了去。
’”从这对话中便体现出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如今男女平等，还哪有这事发生
因此，这也使封建社会走向了崩溃
不过话说探春后来远嫁他乡，全书结尾时回了贾府一次，说她生活还好，服采鲜明，我就此产生了疑问：探春远嫁，况且又是庶出，凤姐也说了“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因此，探春的生活还会好吗
恐怕也是探春比迎春“硬”一点，没被欺负罢了。
不过这也要专家在研究研究才能确定。
我们可从诗文、人名、婚姻去感受《红楼梦》高度的思想性, 但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中去感受《红楼》，因为《红楼梦》高度的思想性反射出来的就是历史的光芒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
”《红楼梦》魅力四射，红楼梦中人物更是魂牵梦萦，不论过去，现在，将来，它都放映着历史时代，放映着我们的时代，它是百年不朽的巨著，是中国古典小说不可逾越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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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并本人的天性——1622年本曾烧死53名天主教徒，随后颁布令”。
后来，列强东渐，日本也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 约。
危机—自保—进攻，乃至疯狂。
把自己搞成“武疯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那需要一个漫长演化的过程。
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形成即是如此。
1715年到1718年的3年间，20万日本观众为一出戏而倾倒。
这出名为《国姓爷合战》的戏剧的主角——日本武士和藤内，完全以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为原型。
在戏中，和藤内是在“天照大神德威”庇护下所向披靡的一个猛男。
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郑成功是福建商人兼海盗和日本女子的后代，7岁回到中国；戏中的和藤内在日本长大、娶日本人为妻，二十几岁回到中国，为扬日本国威和鞑靼人（入关的清兵）作战，战胜之后，摸着老虎的脊背对被他打败的中国士兵说：“纵然你们人多势众，也没什么了不起，我的生国是大日本……你们污蔑日本是小国，可是你们看看日本人的本领
连老虎都害怕我们
” 《国姓爷合战》的作者近松门左卫门，本是下层武士兼业余作家，因“国姓爷”声名大噪，被他的后人称作“日本的莎士比亚”。
直到今天，《国姓爷合战》在东京还偶有上演；2001年吴子牛导演的电影《英雄郑成功》，不知道为什么又名《国姓爷合战》。
该片由中国大陆、香港和日本三方合作，赵文卓、蒋勤勤等主演。
目前在网络上搜索《国姓爷合战》，依然能找到很多下载该片的链接。
“（早期）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略的设计者，基本上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在野的学者、文化人。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向远在其新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中如是说。
在书中，王向远将自17世纪开始，散见于日本文艺、文化作品及报章 杂志上的反华侵华野心梳理成一条 绵延300余年的河流。
开始是小水，分布散乱不成气候，到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已经在各种民间反华思潮中浸淫了近200年，细流扩展成狂澜。
日本的军国主义，正是手握枪炮屠刀的“皇军”和这些终日做着侵华迷梦的文人所产下的怪胎。
师夷之长技以制邻 1875年11月，李鸿章 因“牡丹社事件”与日本外交公使森有礼议和。
向对方赔款50万两银子，承认日本攻陷石门、登陆台湾属“义举”，之后，李鸿章 扯闲篇一样和森有礼聊起了日本的服装。
李鸿章：“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乃贤明之举，我国服装纺织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如今却要模仿欧服，实在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阁下对贵国舍旧服而仿欧俗，抛弃本国独立精神而甘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都不感到羞耻
“ 森有礼：“毫无羞耻之处，相反，我们对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对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我国旧服宽大而不轻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慢慢致贫，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得到无限回报。
” 这段交谈被日本外务省的官方文件记录在案，记录的文字是英文。
李鸿章不知道，不独是服装，当时的日本正在尝试在一切领域和“亚洲”划清界线。
19世纪前叶，在欧美各国用炮舰撬开中国国门的时候，偏于一隅的日本一直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旁观者。
1838年，幕府的统治者之一德川齐昭曾经悲观地预测，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因为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大小。
然而，事实并非如德川齐昭所料，侥幸之余，日本人并未松懈。
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的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
到了19世纪中叶，在幕府和日本知识阶层中间流传的关于中国的新闻日益增多，但信息来源五花八门，很多是一知半解的传说。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日本向上海派驻了第一艘轮船“千岁号”。
船上的乘客由身份混杂的武士、商人组成，他们的共同使命是向当局汇报在中国的见闻。
“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证明，要继续搞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马里乌斯。
詹森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上海不仅成了日本购进西洋军火的中转站，也成了日本人眺望西方的桥头堡。
在购买军火的同一条 航线上，一批批日本留学生经过中国洋行输送到西方去游学。
所有的见识和经历让日本人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应该与西方而不是东方站在一起。
1885年，民间报人和私塾老师福泽谕吉把这种当时流布于日本知识阶层的观点总结进《脱亚论》。
福泽谕吉把渐进的西方文明比喻为麻疹，其传播势不可挡，与其阻挡，不如“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
在这股西风的淘沥下，邻近的“支那”和朝鲜是两个不思进取的“坏邻居”，“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
” 1885年是明治维新开始后的第17年。
这一年，日本通过了专利法，使日本的国力迅速增强；军部的10年扩军计划正在实施中，现代化的陆海军已初现轮廓；罗马学会、英吉利法律学校、法国学会等机构相继建立起来。
鹿鸣馆的权贵名媛们正以说英语、听歌剧、喝咖啡、吃西餐、与欧美人士通婚为骄傲。
就是在这个时候，福泽谕吉替他的同胞清楚地表达了揪着头发离开亚洲的决心。
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甚丰，被后世的日本主流舆论称作“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启蒙家”，他穿和服的头像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日元面值最大的万元大钞上。
梦呓、现实一起抓，两手都很硬 如果“脱亚”只是一种文化的选择，那是日本的自由，但“脱亚”当中已经蕴含着“吞亚”的野心。
福泽谕吉曾明言“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 约不如一筐弹药”，而他对待“支那”、朝鲜的“方略”——“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到了他的弟子尾崎行雄那里，已经变成明白无误的“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
这一切并不仅仅是文人的纸上痴梦，其背后有一整套野心勃勃的变革作为支撑。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现代化的开端。
这场变革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居于主导的是国家军事化和新天皇制的建立。
1869年，明治上台的第二年，日本开始建军。
当时的重臣、被称作“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积极主张建军与扩张同时进行：“遣使朝鲜，责其无礼，如不服时，则兴问罪之师，借以大振神州之威。
”在建军的同时，以扩展日本边境线为宗旨的“大陆政策”也在积极谋划中，甚至制定出分期计划：第一期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地区，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和西伯利亚，第五期征服整个亚洲乃至于世界。
蚂蚁吞大象式的“大陆政策”并不是明治时代突发的奇想。
私塾先生德藤信渊在幕末时代就发表过“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非支那的满洲莫属”，“既已取得鞑靼，朝鲜、支那，随后可图”的企图。
明治时代日本把这些前朝遗训接过来，一点点扩充，一步步变为现实。
为配合建军，1870年，日本设置工部省，把兵工厂、造船厂、铁路建设等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1871年，颁布征兵令，修改户籍法。
在等级分明的幕府时代，日本的农民、贱民是没有姓氏的。
一个村子可能有3个三郎，这给征兵带来困难。
新户籍法让农民和贱民有了姓氏，这等于每个国民都有了符号，征兵和纳粮有了依据。
由此可见，日本的现代工业乃至国民的身份都是在战车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
与这些动作同时进行的，是官方对佛教的极端限制和对本国原始宗教神道教的尊崇。
神道教认为，统治世间万物和天上众神的天照大神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祖先，天皇则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其在人间的代表；日本民族是神的后裔，其他国家则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沫凝聚而成。
这种以神话传说为根基、对于本民族优越性的想象本不罕见。
日本的特殊之处，是在1880年由政府颁布“诏书”中，把传说拜为国教，并在随后把“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写进宪法。
从此，佛的忍让慈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神道”的名义不可一世的嗜血的日本。
日本人将神道教转化为国教这件事，让人联想起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
从先人那里寻找变革的合法性依据是改制者常循的法门；渲染先人的辉煌卓越往往是在面临外来生存压力时，重拾民族自信心的利器。
在日本，传统势力和现代战争机器的另一个成功的嫁接品种是武士道的扩展。
这方面的两个重要文献是《军人赦谕》和《教育赦谕》。
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向陆军卿颁授《军人敕谕》，强调自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脑”，这就把武士对豢养自己的大名（将军）尽忠兑换成军队对天皇的尽忠。
1890颁布的《教育赦谕》把武士道精神从武士扩展至全体国民。
公民日常要遵守各种礼仪道德规范，“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
这等于规定了对内对外的双重道德标准，对内恭俭礼让，有仁爱之心，对外则只需“长刀杀敌人、短刀毁自己”的非人类的决绝。
短不过200余字的《教育赦谕》对后世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从颁布之日起到二战结束，对其进行阐述的文本有六七百种之多。
从1891年到1907年，从国家主义的角度解释《教育赦谕》的《敕语衍义》重印了31次，成为各种演绎的正典。
至此，向战的国家机器已经初具轮廓，这架机器基于对于自己优越性的泡沫一般虚妄的想象。
“战争可以发财” 机器雏形已具的时候，日本人对其功效进行了一次小心翼翼的尝试。
1871年冬天，太平洋上两个小岛宫古岛和八重山岛的居民到琉球进贡，途中遇到风暴，一船人漂流搁浅到台湾的八瑶湾，因语言习俗不通，被当地的土著居民误杀，史称“牡丹社事件”。
这起由台风引起的偶然事件成为日本试剑的绝好机会。
出手之前，日本人做了周密的准备。
先是派人将台湾地形物产侦察清楚，3年之后派出一支3000余人组成的“台湾土藩探险队”攻陷石门，进驻台湾。
当时的宫古岛和八重山岛岛民都是琉球的属民，而琉球又是清朝的属国，按照道理，“牡丹社事件”跟日本并无关系，但武力驻军已成事实之后，就有了向清朝开价的筹码。
谈判的结果不仅是50万两银子进账，也迫使中国间接承认了琉球改属日本。
“牡丹社事件”是日本从中国掘到的第一桶金，也是对“大陆政策”第一期计划的预演习。
蓄势20年之后，更具野心的进攻开始了，那便是中日甲午之战。
甲午一役使日本一举实现了“大陆政策”的前三期计划，台湾、朝鲜、辽东半岛都收进囊中。
而2.3亿两的战争赔款则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
这笔意外之财，让日本上下喜出望外。
当时的外务大臣井上馨说：“这笔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厅从未谈到数万万元的大数位。
国库收入仅达8000万（日）元。
因此3.5亿（日）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
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
” 日本政府用战争赔款主要做了3件事：扩充军备、确立金本位制、推行义务教育。
扩军开支占去了赔款的62.8％。
在扩军计划下，日本成为继英、法、俄之后的第四海军大国。
金本位的建立，使日本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谋划将银本位改为金本位，但因资金匮乏难以启动，7600余万日元的甲午战争赔款“及时”地弥补了资金缺口。
日本的企业是甲午战争的另一个大赢家。
迫于日益提升的生产能力和本国狭小市场之间矛盾的大企业主是日后策动日本政府发动对外战争的主力军。
“在日本产生了‘战争可以发财’的思想。
”日本历史学家依田熹家在总结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时说。
把国家架在战争机器之上，结果真靠战争发了财，日本人的得意之色立刻漾上眉梢。
当时的日本《女学杂志》曾沾沾自喜地写道：“全国同胞，如乘铁甲之舰，悠然傲游于日本海上，此即为大日本之现状也
” 对于这种国民心态，历史学家唐德刚曾点评道：“大和民族没有和其他民族共存亡、共同生活的经验，一旦接受西方的优秀文化，变成新的帝国主义，民族优越感就表现得特别强烈，变成比帝国主义更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恃强凌弱，天经地义
屠夫们小试牛刀的时候，那些已经寂寞研究“支那”、论证侵略合理性150余年的文化人也没闲着。
“欲扫胡臣盛本邦，一朝蹉跎卧幽窗，可怜半夜潇潇雨，残梦犹迷鸭绿江”。
这份最初只在纸上操练“分裂支那”而未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惆怅心态一扫而光。
在甲午战争之后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大日本膨胀论”、“支那分割论”、“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新秩序”相继出台，“东洋史”、“支那史”、“支那国民性研究”相继出炉。
“高山下有深谷，闭关后有开放，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封闭的隧道，进入开放的天地。
维新开国二十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正如脱缰的悍马，出笼的猛鹫，尝试大胆运动”，日本人本来就是“天孙人种的子孙”，“天孙人种”的命运就注定了要踏着波涛，在北洋南极之间寻求新的故乡，这就“像燕子、像大雁、像鲑鱼、像鳟鱼，各自在进行着本能的运动”———“大日本膨胀论”的理论。
“日本冒着极大的危险，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在满洲的原野上与俄国开战。
当时，俄国以锐不可挡之势南下，使支那本土陷于虎口之中，东亚的和平遭到威胁。
日本虽然在自卫上有很大压力，但鉴于支那没有实力遏制，日本只有代支那来对抗俄国南下的势力。
”———“大东亚主义”炮制者小寺谦吉对日俄战争的“解读”。
他在日本和其他入侵中国的列强之间划一道线，自动站队站到黄种人一边：“对白种人分割支那、显现其白人统治世界的理想，（日本）决不能坐视不管。
” “支那人有句俗话，‘常山之蛇，打头而尾来扫，打尾而头来咬’，日本国民就是这样具有非常敏锐的感觉……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支那论》把中国比喻成没有灵魂的腔肠类动物。
类似的看法还有：“支那人从来不试图把人生世界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达到全体的统一……支那人的世界复杂而散乱，各个部分可以发出美妙的音乐，而整体却没有和谐的旋律。
” 从文学角度研究“支那国民性”的安冈秀福，更是别出心裁地从《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里搜集对中国人负面性格的描写，并以煌煌十章 的篇幅将中国人定性为“过度重视体面仪容”、“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缺乏同情，富于残忍性”、“个人主义、事大主义”、“拘泥于虚礼，流于虚文”、“迷信很重”、“耽于享乐”。
“‘缺乏国家观念’，是日本研究中国民族性问题的通行看法。
”王向远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中总结说，“例如加藤虎之亮认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这就是支那的历史，也是现在支那人的思想。
’” 熟悉近代西方思潮的人一眼即可看出，日本文人论证侵略合理性的“学术方法”，已经与西方列强迅速接轨：合理性中掺杂进扭曲、偏狭和侮蔑，将特殊情境下人类共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悄然论定为弱势民族与生俱来的、特有的卑劣。
但当军国主义文人以《金瓶梅》为分析母本，罗列中国人劣根性的时候，中国的“地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价值30万的奏折，透着对“中国民族性”的坐立不安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上刊出一条 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 》。
曾让苏联人出价30万日元，美国出价25万日元的《田中奏折》被中国的报纸免费公之于众。
这背后有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20世纪20年代末，东京有一位华人富商叫蔡智堪，蔡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曾多次把自己在与日本上层人士交往中得到的消息，通过好友、张学良的秘书王家祯传达给张学良。
1928年6月，蔡智堪收到王家祯的密信，希望能设法弄到《田中奏折》。
蔡智堪从日本政坛少壮派政友会与元老派民政党的矛盾入手，了解到元老派对少壮派的嚣张气焰十分不满，有意通过向外泄露少壮派政府的计划来挫一挫他们的锐气。
蔡便向元老派代表人物宫内大臣牧野仲显提议，由自己把这份绝密材料向外公布。
在一个深夜，蔡化装成一个补册工人，潜入皇宫书库，用透明的绘图纸蒙在《田中奏折》上，将长达67页的奏折描摹下来，送给王家祯。
王家祯接到奏折后立即找人翻译并呈报给张学良，张指示印制200本分给东北军政要员，并给南京政府送去4本。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必畏我敬我而降予我。
”《田中奏折》继承了明治时代大陆政策的基调，但更为狂妄，“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而不敢向我侵犯”，因为此时，日本已经在“满蒙”经营了十几年。
1905年结束的日俄战争巩固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既得利益，也是日本人有步骤向中国东北和内蒙古输入移民和殖民经济的开始。
最初输入到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以退伍军人和武装农民为主，其目的是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为关东军提供情报和后援，操纵地方势力，抵挡苏联的南进。
后来扩展到普通的农民。
到“九一八事件”前夕，东北的日本移民数量已达23万。
投资方面，据《田中奏折》自曝，日本通过设立“南满洲铁道会社”，“借日、支共存共荣之名”，在东北投资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达4.4亿日元。
这些到别的国家开疆扩土、积累财富的日本移民从一开始就麻烦不断。
最初是不适应东北的寒冷气候，加之物资匮乏，移民的动摇和抵制事件时有发生。
“当满洲的日本人发现自己正在成为中国爱国主义的靶子时，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到1931年，满洲的对外事务已经被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东三省成立了新的运输委员会，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铁路和电讯系统……中国人热心于修筑自己的铁路以削弱南满铁路，开发葫芦岛港与大连抗衡，并通过拒绝延长租借地或阻止本国劳工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矿业和林业。
”———《剑桥中华民国史》对于当时东北形势的描述与《田中奏折》流露出的紧张情绪是吻合的： “无奈欧战以后，外交内治多有变化，东三省当局亦日就觉醒，起而步入我后尘，谋建设其产业之隆盛，有得寸进尺之势。
进展迅速实令人惊异。
” “日俄战争所得之南满利益，亦因九国条 约而大受限制。
因而我国人民不能源源而进，支那人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往东三省，势如万马奔腾，数约百万人左右。
甚至威追我满、蒙之既得权，使我国每年剩余之八十万民，无处安身。
” “支那人日就觉醒，虽内乱大正之时，其民众尚能精勤不息，模仿日货以自代。
因此，颇阻我国贸易之进展。
” 1927年，发生在千里之外南京北伐革命军武力回收英国租界的“南京事件”催生了《田中奏折》。
日本人为“南京事件”专门召开了11天的“东方会议”。
“东方”即中国，这种地理方位错乱的称呼基于这样的观念：“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东方，但在政治上属于西方；日本人在外表上看属于东方人，而在内心的精神上是属于西方的。
”日本人把“南京事件”和自己在“满蒙”的殖民经营受阻联系在一起，他们将这视为一个危险的信号。
“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是日后直呈日本天皇的秘密奏章 《田中奏折》的蓝本。
退出国联，不疯不罢休 4年之后，《田中奏折》中早已被披露于天下的阴谋被关东军先斩后奏，变成了事实。
“九一八事变”给当时的国际社会出了一道难题：该如何应对身为国际联盟成员而悍然武力入侵别国的日本
事件爆发的初期，国联派出了调查团。
“日本蔑视为继续保持其国际主义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议”，1932年1月，关东军占领了锦州，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3月宣布“满洲独立”。
日本大言不惭地宣称，满洲是“世界上没有分裂和剥削的地方”。
这种说法和日本国内日渐聒噪的“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遥相呼应。
“日本为积极发展自己而发动的战争是正义行为，并非单为私利私欲，如同其他民族为促进觉醒、冲破现状、排斥占据者和侵略者的自我行动被视为正义的行动一样。
正如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是因这种非正义的差别才发生的一样，国际间属于正义的战争也都是为了改变非正义的差别才发生的。
英国是跨越全球的大富豪，而俄国是北半球的大地主。
对于以散沙般的岛屿为国界，在世界上属于无产者的日本而言，难道没有在正义的名义之下，为夺取由它们所独占的土地而发动战争的权力吗
”做出这番惊人之语的是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狂人北一辉。
当年鹿鸣馆里紧随欧美老师之后的谦卑小学生之所以变得这么强硬，在法西斯意识不断膨胀之外，也有其经济基础：在1929年到193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建立在金本位以及商品、资本自由流通基础上的国际经济体系迅速土崩瓦解———日本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看别人的脸色，1933年，紧随德国之后退出国联。
在另一条 战线上，军国主义文人们继续繁殖他们的理论。
日本国内宣传进入“非常时期”，纯文学作品被视为有闲文学急剧压缩；报纸常因为违反“战时宣传条例”而“开天窗”；电台里连篇累牍地通报“皇军”的神勇。
很多在日本享有盛名、在中国也广为人知的作家和艺术家，诸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黑泽明都曾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吹鼓手。
至此，军国主义已经在日本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中完全占了上风，军国主义的日本走上了不归路。
（录入 陈利明）
西游记读书笔记1000字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是吴承恩先生的杰作,讲述的是一个泼猴和唐三藏及师弟八戒,沙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这本书我虽然看了一遍,但是以这本书编辑的电视机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它给人一种百看不厌的感觉,让人看了就喜欢上了它. 看完这部小说,有很大的感悟,我觉得学习唐僧的全心全意,孙悟空的不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 这本书把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泼猴勾勒得栩栩如生,写它从天不怕地不怕变为一个恭敬的猴子,为了师傅的安危他奋不顾身,他并不像猪八戒那样好吃懒惰,也不像沙僧那样憨厚,作者更是借助他这一点勾勒出孙悟空的大智大勇,自从唐三藏把孙悟空从五指山解救出来到取得了真经,这期间经理九九八十一难,每次劫难都是孙悟空全心全意去解救师傅的,最后才圆满的取回真经. 在打白骨精这一回里,他三次打死变为人形的白骨精,而被师傅气的念紧箍咒,唐僧是凡人他并不知道那是妖怪,悟空的解释他完全不听,而是念他的紧箍咒,疼的孙悟空满地打滚,最后唐僧还要和孙悟空断绝师徒之情,孙悟空被迫无奈,只好又回到花果山.但是孙悟空心理并没有怨恨师傅,更没有去报复师傅的想法,他把委屈全都藏在心理,而且心理总是想着师傅的安危,可见他对是师傅的真心.这一路上他们经历艰难险阻,不管多累,多饿,不管妖怪是多么的阴险狡猾他门都一一打败他们,把师傅从危难中救出来.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读多了总是有好处的,在当今的社会里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会被社会淘汰,从我们呱呱落地,父母就教我门说话,识字,等大一点儿他们又教我们怎样做人,我们在学校里不仅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做人,只有学会了怎样做人,才能学会更多的知识,才能广交益友,可见书何其的重要. 从书中我们会悟出许多真理,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读好书. 另一篇从小到大，我读过很多回《西游记》，第一次读时，纯粹是为了它曲折有趣的情节；后来再读，对书中的各个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就有了一些看法。
《西游记》中我最喜欢的是孙悟空，喜欢他的善良、调皮、机灵、法力无边、对各天神说话时的直率、打妖怪时的执着（尤其是在三打白骨精那一回）和对兄弟、师傅和猴子猴孙的情谊。
在唐僧师徒四人中，孙悟空经常第一个发现妖怪，可是他的师傅唐僧却总是轻易地被那些装扮成好人的妖怪欺骗，而对打死妖怪的悟空念紧箍咒惩罚，甚至不顾他的解释把他赶走。
悟空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听师傅的话，没有死皮赖脸地跟着师傅。
但是当八戒又来找他帮忙时，他一听到师傅有难，就不记前嫌、义无返顾地跑去救师傅，没有半句怨言。
他虽然天生比较冲动，性格比较火爆，有时会因为一时冲动而杀生，但是在我看来，那些人都是罪有应得的，都是些杀人无数的强盗啊，暴君啊等等，可是相信佛教的唐僧却不信，他不管怎么样都不让悟空杀人，却不去管那些恶人去害人，我总是觉得悟空很冤枉。
唐僧在他们师徒四人中是让我比较难以理解的人，他总是被妖怪抓走。
在师徒四人之中，他总是带来麻烦，没有什么本事，只知道念南无阿弥陀佛，有时还会添乱，要是没有悟空，我想，他一定已经去另外一个西天了。
他是一个善良、乐于助人却分不清是人是妖的师傅，见到妖怪害人时，总要叫悟空等三人去抓妖怪。
可是当悟空打死那些祸害苍生的人时，他却大惊失色，不仅念紧箍咒，有时还要赶走他，难道他就不会想一下，如果悟空不把那些害人的家伙给杀了，他们又会去祸害别人，这样，岂不是为了一条人命而害了更多的人命吗
但是，唐僧却也有着超乎常人的执着，为了到达西天取得真经造福苍生，他不仅不要快速到达西天而不让悟空自己飞去取，甚至要求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也从没让悟空帮他飞过。
唐僧在一路上遇见了不少人善意或恶意地极力挽留他，甚至给他金山银山，乃至整个国家，可是他都拒绝了，我想这是因为他始终坚持着要取得真经的信念吧。
猪八戒是一个又懒又馋的大肥猪，有时悟空叫他去找点水果给师傅吃，可是他要么就是在路上躺着睡大觉，要么摘了许多水果，却在回来的路上都吃光了，常常害得另外的三人在原地等他，回来却随便找个借口说个谎想敷衍过去，但总是被机灵的悟空识破，被整得很惨。
我觉得八戒在取经的路上总是想这想那，而不是一心向佛，一会儿在这藏一点钱，一会在那藏一点宝，还总是想着高老庄的媳妇和嫦娥，师傅被抓了，他动不动就说：“我们收拾收拾行李散伙吧”、“我回高老庄去了”这类丧气的话。
他还有一个坏毛病，就是总爱吹牛，有时候，悟空把妖怪打败了，他却绘声绘色地向别人吹嘘着自己如何把妖怪打败的。
但是，他有时也会发挥作用，如：在师傅被白骨精抓住时，他来到花果山想着办法把猴哥给请了出来，最后，把师傅救了出来。
所以我觉得八戒还是挺可爱的，虽然时不时动点歪脑筋，但也会有智慧的火花。
沙和尚是三个徒弟中最老实的一个，他始终对师傅忠心耿耿，对两位师兄也是毕恭毕敬。
可是打起妖怪来却是毫不手软，虽然没有悟空那么厉害，但是在关键时刻还是能保护师傅的。
而且，在师徒四人中，他是除了悟空以外最警觉的人，也可以提醒一下师傅。
虽然《西游记》已经很老了，可是我相信它的魅力会经久不衰，因为这师徒四人，实在各有妙处，很吸引人。
另一篇《西游记》是明代杰出的小说家吴承恩所著的长篇神化小说。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
他一生贫寒潦倒，四十三岁才考中贡生，做过县丞，但与长官不合，罢归故乡。
吴承恩生活的年代，正是明代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激烈的年代。
统治阶级荒淫无度，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社会黑暗沉滞，个人境遇坎坷，遂使吴承恩将激愤的情怀尽情的倾注到了他的诗文之中，更加集中的倾注到了《西游记》之中。
《西游记》是他晚年会到故乡后的作品。
《西游记》的主要故事是写孙悟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伏魔，克服了种种困难，最后取经成功。
唐僧取经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唐代的僧人玄奘前后用了十七多年的时间，从长安出发，走了几万里路程，从印度取得了六百多部梵文佛经回来。
玄奘曾口述他西行的见闻，由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
后来，门徒惠立和彦棕又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了玄奘西域取经的详细经历。
宋代以后，取经故事已在民间广泛流传，出现了带有神话色彩的话本，并在舞台上演出。
吴承恩的《西游记》直接继承了有关取经故事的民间文学素材。
1《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浪漫注意长篇小说。
它不仅创造了一个神奇的，丰富的幻想世界，而且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优美完整的艺术形式。
全书共一百回，第十四回以前，穿插着大闹天宫，魏征斩龙，唐太宗入冥，刘全进瓜，和玄奘奉昭取经等内容。
其中大闹天宫是《西游记》最精彩的部分。
作者在这里塑造了孙悟空这一叛逆的英雄形象。
揭露了天宫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人民坚毅无畏的反抗斗争精神。
后八十六回写玄奘师徒西行取经，经历了数十番离奇古怪的灾难，终于达到了西天，取经成功，表现了他们克服困难的坚强毅力和征服自然的英雄气概。
全书幽默诙谐，充满活力和乐观精神。
为什么《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
因为《三国演义》是一部包含着丰富的智慧和谋略的杰作对各界各阶层的人的种种为人、处世、运筹工作等，有难以估量的重大参考价值。
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四大奇书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经典著作构建中华文明阶梯的重要典籍推荐的必读书之一1986年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理想藏书元末明初横空出世的《三国演义》是我国产生较早的一部著名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没有哪一部小说能像它一样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尚产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同时，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三国演义》也远播海外，被译成朝、越、日、英、法、德、俄等几十种文字传遍世界各大洲。
俄国汉学家称赞该书是一部真正丰富人民性的杰作。
法国学者认为在历史小说中，《三国演义》是最著名的一部。
在崇拜英雄的美国社会，人们夸奖《三国演义》是描写英雄业绩的一部早期的杰作。
英国学术界一致推荐《三国演义》为史诗般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国演义》以其无以伦比的丰富内涵而进一步扩大着它的影响。
《三国演义》这部典范性的历史小说，被我们整个民族一代一代地不断阅读，得到各个阶层人民的共同喜爱。
《三国演义》几百年来一直有着广大的读者群，其以情节取胜，以跌宕有致的写法取胜。
这部小说常读常新。
少年时阅读可能是看热闹，故事多变有趣；年轻时阅读可能对小说中种种人物性格的描写以及他们的为人之道感兴趣；年纪再大一些的人可能多注意人物命运描写以及各方实权人物斗智斗力、巧弄权谋方面。
小说在运筹帷幄、星移斗转、奇峰对插、锦屏对峙的多种描写后面，显示了先人的无限智慧，以致今天的外国企业家要把它当案头的必备之物，而将其智谋用到经营中了。
--知名教授 钱钟文 世界名著浩如烟海，喜读之书可上千卷，但对军事文学，我情有独钟。
在军事文学中，我首先推崇的是《三国演义》，它具有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它给我以历史知识，给我以智慧，给我以众多的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众多的艺术形象中，它塑造了具有永久意义的典型--一代枭雄曹操和智慧化身诸葛亮。
它的艺术上的突出成就还在于表达了封建社会上层人物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变化万端，惊心动魄。
它的丰富的哲理和高超的军事艺术，给后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以深刻的启迪
--著名学者 黎汝清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享有崇高之极的地位，没有任何一部小说比得上，近三百年来，向来称之为第一才子书，或第一奇书。
--金庸 《三国演义》的影响在中国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中，《三国演义》是令人十分喜爱的作品。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享有崇高至极的地位，没有任何一部小说比得上，近300年来，向来被称为第一才子书，或第一奇书。
《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文学价值，虽然，就文学而论，它的人物塑造功夫也确是第一流的，中国后世的小说家都从其中吸取了营养。
它的布局和气氛安排也是高明至极，例如刘备三顾茅庐，一步一步把主角诸葛亮从喧天的锣鼓声中引出场来；又例如草船借箭的写箭，借东风的写风，一步逼一步地扣得极紧。
这一类手法，在外国小说名著中极少见到。
外国小说中的主角，往往一下子就出了场，或者是闪闪缩缩，面目模糊。
《三国演义》的人物面目清楚，忠就忠得义薄云天，奸就奸得狠毒无比，读者一翻开书就见到每一个人物立场分明，爱憎清楚。
凡是伟大的作品，总带给读者许多的想像，《三国演义》在现代也同样发挥着作用，给予读者们各种各样思索的精神食粮。
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全面站在刘备的蜀汉一方，绝不承认蜀汉居然会比东吴、晋朝先亡，为此和我大哥激烈辩论了几个小时。
大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来，指着书上清清楚楚的几行字，证明蜀汉为邓艾、钟会所灭，我才悻悻然服输，生气大半天，流了不少眼泪。
其实，邓艾、钟会灭蜀和姜维被杀等情节，《三国演义》中也写得很详细的，但自诸葛亮在五丈原归天以后的故事我就没有心思看下去了。
《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成了中国大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人民从其中接受道德教育与价值标准。
应当像刘备、关羽那样重视对朋友的义气，要爱护人民，绝不可像曹操那样忘恩负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奸诈毒辣的事。
刘备与关羽的道德模范比孔子、孟子更加普及、有效而重要。
香港的警察以及黑社会人物都要设神坛拜关公，绝不拜孔子，也不拜耶稣、不拜如来佛。
小说人物成为大众宗教式崇拜的对象，这是全世界任何文学作品都做不到的。
《三国演义》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满清女真民族向明朝进攻时，还是关外没有什么文化的粗野民族，自然不会阅读《孙子兵法》之类的艰深书籍。
他们的将领带领军队，行军打仗，方法和技术全靠从《三国演义》中学习。
据说，满清第二代君主皇太极使用反间计，骗得明朝的崇祯皇帝杀了大将袁崇焕，这计谋就是照抄《三国演义》中周瑜骗得曹操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的计策。
袁崇焕如果不死，吴三桂不会把守山海关，满清军队不可能这么容易地打进北京。
金庸?
婵读什么
chan二声 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