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用诗词作对联
19xx年3月21日的《光明日报》4版，刊出了郭沫若的《毛主席诗词集句对联》。
这些集联长长短短，排版出来错落有致，加上精细边框，显出一种别样的美感。
郭沫若集诗词对联，并非突然兴趣所致，而是有一个逐渐的过程。
1961年12月，郭沫若到端州七星岩湖畔的桂花轩参观，轩门外，就有集词句的一副楹联:风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
上联用的是在1934年夏天写的《清平乐·会昌》词中的句子；下联集自1936年写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雪》。
这两首词虽写作时间、词牌均不相同，可将内中的句子集成对联后，却十分贴切。
郭沫若见到此联后，大为感叹。
由此引发，他立即写出一首七律《题桂花轩》，在诗中将这副联含了进去:我自双源洞里回，桂花香处一轩开。
果然风景这边好，如此江山何处来
水剪西湖千匹锦，山移阳朔几尊 。
岁阳时节如初夏，紫贝天葵酌满杯。
1963年6月，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城北的一处名为玉泉的地方，重修了一座得月楼。
楼建成之后，当地管理部门写信给郭沫若，希望他能够为此地撰写对联。
在这封信中，他们还将自己集的一副诗词句联附上，希望郭沫若能为之书写:春风杨柳万千条，风景这边独好；飞起玉龙三百万，江山如此多娇。
巧的是，这副联的后半部分，就是1961年时郭沫若在端州见到的那副联，只是这里又在前面加上了两句。
郭沫若当即将对联书就，并在这副联上作了如下说明:“玉水龙潭得月楼落成，地方领导同志集毛主席词语四句为联，嘱为书出。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书就，寄自北京，心向往之，何日得能一游耶
郭沫若书。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毛主席诗词》。
这次成集，与先前出版相比，有十首诗词为首次刊布。
这当然也触发了郭沫若的灵感。
他便陆续着手，边读边集，形成了这二十六副别开生面的集联。
这批集联，形式和内容都颇为多样。
从形式看去，有诗句对诗句，有词句对词句；亦有诗句对词句；有单句对，也有复句对……不一而足。
如:飞雪迎春到；心潮逐浪高。
这是一副集词句联。
上联集自1961年12月所填《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下联集自早年所填《菩萨蛮·黄鹤楼》最末一句。
郭沫若随之又在此基础上，再集一副联:江山如此多娇，飞雪迎春到；风景这边独好，心潮逐浪高。
这上下联的前半，正是郭沫若在1961年在端州七星岩时所见的集句联。
这里郭沫若将它们进行了调整，将上联作了下联的首句，下联提上作了首句。
总体上说，这副集联，形式完美，意境浑成，堪称绝佳。
当然，最初集出此联者，亦必定是深通诗词、对联的渊博高手。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鱼翔浅底，鹰击长空。
此联上联集了一首词的连续两句，又以别一首词的两句对之，既流畅，又造成时空重组，意境为之一新之感。
上联集自《沁园春·雪》，下联集自早年的《沁园春·长沙》。
为了照顾平仄，下联两句将原词位置作了前后调整。
集自同一首词，也是连续两句对应的，还有这样一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一副联，全集自《沁园春·雪》。
此集联，内容恰成古今对照之势，是对联中常见的对比之法。
难得的还有上下句的首字，也对得十分恰切。
因为这种句式颇不容易寻到这么碰巧的对应字眼。
词与词句间集成的，还有这么一副:千秋功罪谁评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万里长江横渡，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此联上句，集自《念奴娇·昆仑》一词，是融会了两句的意思而成:“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后两句，集自《沁园春·雪》的连续句子。
下联前句，集自《水调歌头·游泳》，后两句同样出自《沁园春·雪》。
这副集联，句子虽长，但气象宽阔，意味深长。
以诗句形成对联的，郭沫若也集了不少。
例如:梅花欢喜漫天雪；玉宇澄清万里埃。
联的上句，集自《七律·冬云》，下句集自《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这副联，上下意境颇为切合，联合一起，形成一完整意象，是很好的集联。
诸如此类的诗句集联还有:独有英雄驱虎豹，敢教日月换新天。
上联集自《七律·冬云》，下联集自《七律·到韶山》。
这副联的组合，内容还是十分切合的。
内容形式较好的集诗句联还有这么几副:中华儿女多奇志；人间正道是沧桑。
三十一年还旧国；百万雄师过大江。
红旗卷起农奴戟；曙光初照演兵场。
第一联首句集自《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下句集自《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第二联首句集自《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下句亦集自《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这副联上下内容反差较大，似不十分洽谐。
第三联上句集自《七律·到韶山》，下句集自《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内容落差较大，因而显得意境不特别完满。
说起来，还有一部分诗词句并举的集联，有很不错的内容和意境。
如:喜看稻菽千重浪；寥廓江天万里霜。
上句集自《七律·到韶山》，下句却集自词《采桑子·重阳》。
诗与词，在节奏上不尽相同，相互联结，常常会产生一种别样的韵味。
这样的组合，我们还可以寻出一些:长空雁叫霜晨月；万水千山只等闲。
此联上句集自词作《忆秦娥·娄山关》，下句却集自诗《七律·长征》。
这副联，虽上下情境大小有差异，可意思却可以连贯。
上句为部分，下句成整体，还是显得较为完满的。
冷眼向洋看世界；西风落叶下长安。
上联集自《七律·登庐山》，下句却集自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应该说，这两句合组，原作者的本意还是得以体现的。
从中表达了一种对西方世界的态度。
从这一点看去，集联者还是很费了一番匠心的。
长空雁叫霜晨月；大渡桥横铁索寒。
此上联集自词作《忆秦娥·娄山关》，下联集自诗《七律·长征》。
这两首诗词，写于同一年，情境颇有相似之处，因而从内容看还是较为切合的。
换了人间，百万工农齐踊跃；太平世界，六亿神州尽舜尧。
这副联的四句，分别集自不同的四首诗词。
上联前半，集自《浪淘沙·北戴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后半集自《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下联前半集自《念奴娇·昆仑》:“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后半从诗《七律·送瘟神》里集出。
这副联里的句子，虽得自几个不同时代，可经过集联者巧妙构思，将当时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精神状态和行为展示了出来，十分生动而熨帖。
北国风光，原驰蜡象；乌蒙磅礴，路隘林深。
此上联集自《沁园春·雪》中先后两句，下联上半集自《七律·长征》“乌蒙磅礴走泥丸”，下半集自《如梦令·元旦》中“路隘林深苔滑”一句。
此联大多用景物构成，由于时空跨越大，景致各显风貌，集在一起造成起伏跌宕之效应，境界颇为奇崛，给人以不平凡的感受。
由以上举例里，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在集这批诗词对联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总体说来，都达到了相当水准。
其中如“飞雪迎春到，心潮逐浪高。
”“梅花欢喜漫天雪，玉宇澄清万里埃。
”“万马战犹酣，不周山下红旗乱；行军情更迫，黄洋界上炮声隆。
”“长空雁叫霜晨月，大渡桥横铁索寒。
”都集的意象浑成，成一新境界。
可以说拓展了原诗词句的内涵，赋予了它们新的意味。
这样的集诗词句联，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因而，产生广泛影响也是很自然的。
以诗词成句集联，本是文人的一种别样雅好，但是，这也足以显示集联者的知识面，旧诗词功底，以及丰富的联想能力等等。
从以上郭沫若的集句联中，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这一点。
其中的许多副联，甚至可以见出郭沫若的急智巧思。
另外，从这些集出的对联里，我们也很容易感受到郭沫若对诗词的熟稔和喜爱程度。
这些集句联中，许多与原句内涵和境界有很远距离，倘若不是十分熟悉，是很难将它们组合一起，达到形式完美，并形成新的意味和浑成意境的。
当然，诗词本身，更是郭沫若得以集联成功的基本要素。
严复、林则徐、魏延、龚自珍他们各自主张什么?
严复 力主复法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
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以“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
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严复在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
”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
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
”“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
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
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
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
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
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
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
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
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
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
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
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
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
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
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
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
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
他曾多次将中学与 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
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
”“古之必敝。
”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
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
”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
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
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
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
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
”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
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
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
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
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
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林则徐 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控制自己易怒的脾气，以平和理智的心态指挥战斗
魏源 魏源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和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学者。
他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
”他着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鸦片战争前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运、盐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于“国计民生”，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魏源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华活动，提出了反侵略的主张与办法。
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一定的认识，同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观点相一致，提出“义民可用”的主张。
他从三元里和台湾等地人民抗英斗争中得到鼓舞。
在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之后，他满怀激情地以“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的诗句，热情讴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愤怒声讨投降派为侵略军解围的可耻行经，并在中写道：“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师，歼夷兵，以欵开网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
”又说“广东之斩夷首，捐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
他主张利用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抵抗外来侵略的主要力量，与投降派“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了有效地进行抵抗，他反对“浪战”，而主张“以守为战”。
他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一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设阱以待虎，设以待鱼”，以歼灭来犯者。
这种相信熟悉情况的当地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长处和抗敌的积极性来组织反侵略武装力量，并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切合于当时敌强我弱，敌寡我众的客观实际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魏源同林则徐一样，是鸦片战争时期“睁眼看世界”，最有眼光的人物。
他既坚决反抗侵略，又重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对付侵略的重要方法。
他在中很好贯彻并发挥了林则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做法，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口号，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把学习西方的“长技”提高到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来认识，使之在当时社会上发生了振聋发聩的重大影响，针对当时封建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一概目之为“奇技淫巧”的无知，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必须认真加以学习，而不能盲目自大，自甘落后，为此，他提出一套具体方案，不但包括了官办军事工业，改进军队武器装备的内容，而且提出了兴办民用工业，允许商民自由兴办工业的主张。
其中包含了例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凤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主张以后“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他还倡议“立译馆翻夷书”，并“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以奖励科学发明。
他认为这样做，即可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逐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达到“制夷”之目的。
他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对中华民族的智慧才能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中国“人材非不足”，“材料非不足”，中国有着丰富的矿藏和资源，具有自己的有利条件。
他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掌握西方的新式生产技术，可以逐步做到“不必仰赖于外夷”，指出只要经过努力，若干年后，必然“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国一定能富强起来，赶上并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魏源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也很推崇和歆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
他称誉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推择乡官理事”，是“西方桃花源”。
又说“墨利加北洲(指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可垂奕世而无弊”。
在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统治下的当时中国，敢这样赞美没有君主和皇帝的政治制度，不能不说是很有胆识的见解。
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指出“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而培其本根”。
他指责苛重税敛，“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认为重税破坏了纳税人的财产，也就破坏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彼贪人为政也，专脧富民；富民渐罄，复脧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有因何不种稻稷
秋收不给两忙税，洋银价高漕斛大，纳过官粮余秸秷。
”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
他所强调的富民主要是指工商业者。
提出这一思想。
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魏源还对生产经营成本高低的原因及其对财政税收的影响作了一定的分析，例如他认为淮盐成本之高是由于细商所支付的浮费和勒索太多。
如果废除细商专卖制度允许散商凭票运销，即可大大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这样既可促进食盐销售，抵制走私，又可增加国家的盐税收入。
魏源的这一观点在我国19世纪以前的经济思想中是极为罕见的。
龚自珍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
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
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大学。
12岁从其姥爷段玉裁学。
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
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
13岁，作，“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嘉庆十五年（1810年），19岁，倚声填词，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
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
龚自珍21岁，编词集3卷、2卷显示了他绝异的才能。
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
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
二十三年（1818年）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
次年（1819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开始入仕，任内阁中书。
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作品多伤时、骂坐之语。
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
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
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
同年，他开始戒诗。
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29岁至去世。
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
道光九年（1829年），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继续担任低微的官职。
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
道光十五年（1835年），迁宗人府主事。
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
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
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
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年）。
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
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许多著名诗篇和散文名篇也写于这一时期。
改革建议，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
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
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
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性。
“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
”（《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
”（《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
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
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
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 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
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
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
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
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
”（《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
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
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
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
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
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
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
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
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一生中因为政治改革而不得不退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