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成交每一单》读后感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是《拍案惊奇》第一篇,小说分“入话”和“正话”两个部分。
“入话”里写宋代汴京经纪行中人金维厚“朝晨起早,夕晚眠迟”,经营所得除了维持生业之外,把银子放在家里存起来。
70寿辰时高兴,说将8大锭银子分给4个儿子,每人2锭。
不料银锭作怪,竟然辞别他自往某县某村王某人家里去了。
“正话”写明朝苏州人文若虚,贩扇子到北京卖碰上阴雨季节,扇子霉坏,“本钱一空”。
并且,“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作伴,连伙计也弄坏了。
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运汉’。
”后来有幸随一伙商人出海,他带的几篓“洞庭红”橘子,到吉零国竟卖了八九百两银子,归途中为躲避飓风泊船荒岛,他独自登岸,捡到一只巨大的海龟壳,本来以为不过是好玩的东西而已,回到福州,被识宝的波斯商人玛宝哈用5万银子买了去,陡然间无意中成了“闽中富商”,比起原来卖扇子折本,频年“倒运”,不啻天壤之别[1](3页)。
本篇在小说史和文学史上得到了较高评价,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上说:“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等篇中,通过商人追求金钱的活动和对他们海外冒险理想的多方面描绘,使我们看到了明中叶后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2](121页)齐裕火昆《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上说《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这篇小说“真实地描述了海外经商的客船往返贸易的情况,以及福建沿海波斯商人的商业活动,反映了明代海外贸易的规模。
作品还成功地刻画了文若虚这个商人的典型形象。
从他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发展过程中,商人们那种渴求一本万利、横财暴富的心理,以及为此而不惜投机冒险的性格特征。
作品对经商过程的描写也非常生动,如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等,都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加深对当时商业活动的了解。
”[3](131页)从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两个方面立论,大都说得很准确。
本文试图从商业和金融的角度,对这篇小说再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一 生意和市场中国古代社会向来提倡以农为本,封建时代的历朝政府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惟恐无农不稳。
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鼓励发展农业,对商人和商业作了许多苛刻的规定,并且严厉禁止私人出海经商。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经济力量的增强,商人特别是富商大贾的子弟通过读书应举进入官场成为朝廷要员的大有人在[4](207、210页),社会上对商业作用的评价随之提高。
并且早在隆化时代,已经开放海禁,允许私人从事海外贸易。
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被否定了,著名改革家张居正着眼于商人和农民、商业和农业互相依存的关系,而提出了“厚商”、“资商”的思想。
他的思想无疑直接影响了当时朝廷的政策[5](317页)。
重商,成了当时社会的普遍风尚。
这种社会风尚影响到文学创作,于是有关商业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反映,商人在文学作品里也有了更好的形象。
从凌氵蒙初《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就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商业贸易的认识以及当时贸易市场的一些特点:(一)经商有风险,挣钱不容易,信息和预测很重要文若虚贩扇子亏本是个很好的例子。
文若虚“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便邀人从苏州贩扇子上北京,想从地区差价中发个小财。
为了使扇子卖个好价钱,事先花钱请人在扇子上摹拓名人诗画。
可谓既重视商业信息,也颇有经营头脑。
但他对北京的气候缺乏了解,没做好防湿防潮的保护,扇子进京便碰上霉雨季节,等到天气好时扇子却已经粘住了、霉坏了,所有的美好设想都落了空。
此后频年做事,连连亏本,得了个“倒运汉”的诨名。
凌氵蒙初不同意说话人“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和“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的宿命论观点,认为“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事在人为,无关宿命。
文若虚既不“懒惰”,也不“败坏”,为什么就破产受穷呢?故事说明,原因就在于对影响生意成功与否的各种因素缺乏全面研究,文若虚作为商人个体,他收集、吸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何况那时的信息传递方式比现在不知落后多少倍。
这段故事为文若虚日后出海时来运转作了铺垫。
这个铺垫看似无关紧要,其实它反映了作者的一种思想,认为经商有风险,生意不好做,挣钱不容易。
生意不好做的原因在于市场情况千变万化,难于把握,稍有一点估计不到,就要“倒运”。
因此,信息和预测都很重要,作为商人,要重视影响生意成功与否的各种因素的全面研究。
(二)海外贸易风险大,利润高,值得冒险一试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海外贸易虽然有风险,但却能够赚大钱。
小说中说:“原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
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在这条路。
”他的算法是这样的:一定成本的货物带到吉零国能换到三倍于原价的当地货物,贩回国内去,又可以卖到三倍于吉零国的价钱,于是这一趟来回贩卖,跟他起始动身时相比,已经得到了九倍于初始本钱的利润回报,除掉贸易转运的成本开支,估计可赚七八倍于初始成本的利润。
因为利润高,所以张大等生意人才冒惊涛骇浪之险租船驶向茫茫大海,所以他们力劝文若虚把卖橘子赚的钱用来买同船客商贩去的货以便换取吉零国的货物贩回国内去卖。
文若虚因为贩卖扇子亏本余悸未消,横竖不肯,“众人齐拍手道:‘放着几倍利钱不取,可惜!可惜!’”回到了福州,牙行主人玛宝哈先登记客商带的货物,然后据货物价值轻重安排接待座次,作者让文若虚因为不肯带货,摈居末席,满面羞惭,心里懊悔;以他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动,否定了不敢冒险,轻易放过发财机会的做法。
(三)贸易之道,在互通有无;商业行为符合相互需求原理,就能挣大钱文若虚一两银子买去的百来斤洞庭红橘子赚了八九百倍的利润,是因为它在苏州生产成本极低,价钱极便宜,而吉零国没有橘子,彼国之人更不知此物价钱,所以文若虚奇货可居,供不应求,随口开价,趁便提价,开始一个银钱一个橘子,接着两个,最后竟卖到三个银钱一个橘子,这个国别差价挣得极为痛快,令多少商人神往不已。
文若虚从荒岛上随意捡来的海龟壳能让玛宝哈毫不犹豫地用5万两银子买了去还兴高采烈,是因为玛宝哈识宝,他买去加工之后出售可赚20多倍的利润,他需要文若虚提供这个原料让他赚大钱。
海龟壳肋节中有夜明宝珠的说法似乎没有科学的根据,所以作者给小说主人公改名为文若虚。
“文若虚”者,问若虚也,经不起再三追问、经不起实践检验之谓也。
他不过是借这故事表达生意人的理想,说明冒险出海,说不定就能碰上赚大钱的机会,从而激起那些商人对这本小说的购买欲望。
故事题目叫“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也许作者认为文若虚的发财只在两次“巧遇”,其实这两次巧遇中便包含着很实际的经济学原理,互通有无,优势互补,贸易行为符合相互需求原理,就会无往而不赢利,无时而不赢利。
(四)“牙行”为生意人提供了良好的中介服务,反映明代中后期商业市场已经比较规范牙人作为贸易双方的中介人在唐代已经出现,到五代时则进一步出现了牙行。
牙行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规模时才出现的贸易中介组织,靠为买卖双方说合抽取佣金而牟利,历代既有“官牙”,也有“私牙”。
官牙固然是为官府牟利的,私牙也往往与官府吏员勾结、“操纵市场、欺挟买卖双方”,“阻挡商人直接交易,成为商业正常发展的障碍”[5](151页)。
所以,明太祖曾下令将“天下府州县店去处”的官牙私牙一并取缔。
永乐时取消禁令,允许开设牙行,应是着眼于它在贸易中的中介作用有助于商品的流通[5](312-313页)。
到明代后期,由于商业流通领域的扩大,牙行日益增加,彼此竞争,虽然仍不免有如顾炎武等所批评的欺行霸市的现象,但规范性增强了。
“官牙”失去了垄断的地位,客商有了选择牙行的自由。
从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到:“次日风息了,开船行走,不数日,又到了一个去处,却是福建地方了。
才停住了船,就有一伙惯侍候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攒将拢来,你说张家好,我说李家好,拉的拉,扯的扯,嚷个不住。
船上众人拣一个一向熟识的跟了去,其余的也就住了。
”[1](13页)“小经纪牙人”是为牙行拉客的,“张家”、“李家”自然就是指众多的牙行了。
张大等一帮海客,“拣一个一向熟悉的跟了去”,于是就到了波斯商人玛宝哈的店里。
玛宝哈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在福建经商的资本雄厚的外国商人兼经纪牙人。
他在这桩交易中没有利用文若虚等人对海龟壳的无知实施欺诈,作为富商,他虽然精明,却也比较诚实厚道。
玛宝哈的处事方式为素来形象不佳的牙行和牙人增添了光彩,这也说明明代中后期的牙行在竞争中改善了自己的形象,比较规范、比较值得信赖了。
这是贸易趋向于自由竞争带来的社会进步。
(五)“写个合同文书,好成交易”,契约关系在市场交易中的作用得到了重视玛宝哈在与文若虚当着张大等众商人的面谈妥了5万两银子将海龟壳成交的事以后,立即郑重其事地安排书写“合同文书”。
小说如此描写:“主人家将一张供单绵料纸折了一折,拿笔递与张大道:‘有烦老客长做主,写个合同文书,好成交易。
’张大指着同来一人道:‘此位客人褚中颖,写得好。
’把纸笔让与他。
褚客磨得墨浓,展好纸,提笔写道:‘立合同议单张乘运等。
今有苏州客人文实,海外带来大龟壳一个,投至波斯玛宝哈店,愿出银五万买成。
议定立契之后,一家交货,一家交银,各无翻悔。
有翻悔者,罚契上加一。
合同为照。
’一样两纸,后边写了年月日,下写张乘运为头,一连把在坐客人十来个写去,褚中颖因自己执笔,写了落末。
年月前边,空行中间,将两纸凑猪,写了骑缝一行,两边各半,乃是‘合同议约’四字,下写‘客人文实,主人玛宝哈’,各画了花押。
单上有名的,从后头写起,下到张乘运,道:‘我们押字钱重些,这买卖才弄得成。
’主人笑道:‘不敢轻,不敢轻’。
”[1](16页)这一段描写对合同文书的内容、款式,签字的人数与顺序,合同书的防伪标志,买卖双方的最后画押及押字钱等都写得仔细。
如此不吝笔墨,除了表示这桩买卖交易数额极大不能马虎以外,也显示出“合同文书”在商务往来中的作用已经受到了重视,契约意识在商人群体中已经树立起来了。
这无疑是商业的进步,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二 资本和金融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里,我们还可以了解有关明代中后期的资本和金融方面的一些信息。
在当时的商业社会中,对资本极为重视,并认为资本的作用是增殖。
但社会还缺乏与商业资本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存钱的方式既原始又不安全。
(一)“以利为重”、“看货轻重”定坐席,资本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波斯商人玛宝哈对海外来的客商是看货单定座席:“原来波斯胡以利为重,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
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一向做下的规矩。
”文若虚因为没带货,坐了末席,好不懊悔。
第二天上船看货时,玛宝哈发现了海龟壳,惟恐昨日对文若虚的不恭会使他失去这笔生意,扯住文若虚连声道歉,赶忙拉上大家到昨日宴请的店里重新开宴,请文若虚坐了首席,然后才开始谈转让的价钱。
谈生意之前先请客,自然是为了联络感情,为接下来的讨价还价培养感情基础。
请客时按照货物价值大小排坐次,那就是看商人资本了。
重视资本,实际上是重视商人可能对牙行作出的贡献。
商人资本大,所做生意的规模也必定大,带来的货物价值也必定高,这样的客商给牙行带来的利润自然也大。
如果张三带来的货价值5万两,我们假定牙行佣金的比例是三十抽一,牙行从张三的业务中得到的“佣金”将是1500两银子,李四给牙行带来的货物只值1万两,那么牙行将这些货物介绍给买主能够得到的“佣金”不过是300两银子。
相比较而言,牙行当然更欢迎张三这样的客商了,因为他对牙行作出的贡献比李四大5倍,牙行有充分理由对他表示超过李四的敬重和欢迎。
“小说对商客前踞后恭之举的描述,形象地说明,社会的价值心态已向财富倾斜,成功的商贾可以让人肃然起敬,赢得社会的尊重。
”[6](40页)尊重成功的商贾,实际上就是尊重资本的价值。
(二)银钱要投入运营,才是资本;只赚不用,就失去了资本的价值资本的灵魂是增殖。
“入话”中的金老汉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不配享有资本。
他一辈子辛苦经营,积攒800两银子,熔成8大锭,用红线系在锭腰上,放在枕边,每夜入睡前摩弄一番,心里感到极大的满足。
他不想把这些银子用于扩大经营规模,只是想给4个儿子每人分2锭作个“镇家之宝”,这个想法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生产者、土财主们的想法,不符合资本增殖原理。
银锭们知道他的心思以后,趁他在睡梦中向他辞行,然后告以去向,飘然而去。
老汉醒后追踪,得知梦中见闻是真以后,他却无此财力将银锭赎回,“眼睁睁无计可奈”,“扑簌簌掉下泪来”,其情其境真使人同情,叹其命苦,为之唏嘘不已。
但金老汉的做法违背了资本增殖的原理,资本在他手里,有与没有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种小生产者的财富管理方式使他最终无福消受这笔财富,他虽然还想拥有,财富却自动离他而去。
这段入话看似夸张,而且荒诞无稽,但其中包含的资本应该增殖的道理跟海龟壳的故事所包含的贸易要适应相互需求的道理一样,是真实而可信的,并且是非常正确的。
“资本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达到保值和增殖,扩大资本,占据优势,保持和增强资本的生命力。
一旦停止运动,资本的生命就完结了。
”[7](75页)金老汉不让资本运动,等于是扼杀了资本的生命;而资本本身是有生命力的,因此金老汉的银锭要自己寻找出路。
(三)没有银行,没有钱庄票号,明代中后期存钱的方式既原始又不安全玛宝哈与文若虚的5万银子如何交付?文若虚等人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还是玛宝哈想得周到。
他说:“此银数不少,搬动也不是一时功夫;况且文客官是个单身,如何好将下船去,又要泛海回还,有许多不便处。
”听玛宝哈这么一说,文若虚才感到“见教得极是”。
文若虚是苏州人,得从福建泛海北上才能抵家。
于是玛宝哈把一个缎匹铺给了文若虚,连房屋和货本都交给他,抵了5千两银子,另外付了45 000两现银:10个大桶,每桶4千两;又5个小匣,每个1千两,直接从玛宝哈家高阁上的土库里搬了出来,然后就送到文若虚的缎匹铺里去了,“文若虚搬在一个深密谨慎的卧房里头去处”。
玛宝哈作为资本雄厚的外国商人,把大宗银子放在店里的做法实在是不保险的,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他的牙行里有任何看家护院的保镖之类的人物。
付给文若虚买海龟壳的5万显然不是他的现银的全部,从故事可知,他还要买下张大等一大批客商的全部货物。
就算这4.5万两是他的全部资本,这也是够大宗的现银了。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这4.5万两现银,相当于107.46位省级官员一年的名义工资,166.64位省级官员的实际工资,这正如吴思所言:“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
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3 700元。
正司局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4 570元人民币。
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2 140元人民币。
……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价值不过1 380元人民币。
”[8]拿七品知县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相折算,可知实际工资只是名义工资的0.644 9,照此计算,则省级最高领导的实际工资是每年371.44石大米。
潘建国引用了万历二十一年首版的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记载,“万历时期米价平均为每石七钱二分七厘”。
45 000两银子,可买61 898石大米,相当于107.46位省级最高领导的名义工资;按每年371·44石计算,则相当于166·64位省级最高领导的实际工资[9]。
相当于数千贫民百姓家庭一年的生活费用。
这么多银子,就这样放在家里的“一个深密谨慎的卧房里头去处”,能够保得住不被偷盗、不被抢劫吗?不管是文若虚还是玛宝哈的存放现银的办法,都不符合金融安全的要求。
但当时社会没有钱庄,没有票号,更没有银行,“明代剩余资金,因无信用存款之机构,除经商及高利贷之外,只有埋藏地下。
”[10](17页)即使是埋藏地下也是不保险的,如果被坏人知道,这钱的主人就难免要遭到抢劫、绑架,甚至于有杀身之祸。
当然,由于社会上还没有出现银行,凌氵蒙初在写作这个故事时,不可能凭空给玛宝哈和文若虚们设计出银行信用的方法来的。
三 商人文若虚本篇中的商人很多,与张大一同出海的有40余人,与他一起同玛宝哈讨价还价把生意做成的有十几个人,但除了对玛宝哈和张大稍有刻画以外,其他人物都是以“众人”面目出现的,是陪衬性人物。
其实张大也是陪衬性人物,真正的主要人物是“转运汉”文若虚。
讲他的故事,写他的命运,刻画他的性格,塑造他的形象,才是作品的重点所在。
文若虚的命运经历了从“倒运”到“转运”的转变,有大落大起的变化,因为有这个转变和变化,他的性格便表现得比张大等商人鲜明,也比那豪爽果断、多财善贾的玛宝哈复杂,可以说是“成功地刻画了文若虚这个商人的典型形象”。
(一)“存心忠厚”,是文若虚的性格基调,也是他“转运”的性格基础小说最后,当文若虚等人得知海龟壳的价值百万之后,有一位共同出海的商人提出:“只是便宜了这回回(指玛宝哈———笔者注),文先生还该起个风,要他些不敷才是。
”文若虚道:“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运汉,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来,平空里有此一主财爻。
可见人生分定,不必强求。
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也只当得废物罢了;还亏他指点晓得,如何还好昧心争论?”众人都道:“文先生说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该有此富贵。
”存心忠厚,是作者赋予文若虚的性格基调,在小说中有多次表现。
倒运之时,张大与同行的40余个商人商议替文若虚凑点本钱“将就置些东西去”,不料“说着钱,便无缘”,只有他自己“同两个好的弟兄,拼凑得一两银子”。
文若虚也“称谢不尽,接了银子”,买了百多斤洞庭红橘子,一则用于船上解渴,二则“答众人助我之意”,已见其为人之忠厚了。
带橘子出海受到“众人”取笑,捡了海龟壳回船又受到“众人”取笑,文若虚都没有计较,亦见其人性格之忠厚。
尤其是在海龟壳卖了大钱,陡然之间暴发之后,先是把卖橘子所得的银钱拿出来,“每人送他十个”(据小说所写,每个吉零国的银钱重八钱七分),“张大与先前出银助他的两三个,分外又是十个”,“又拿出几十个来”,请张大替他“分与船上同行的人,每位一个,聊当一茶”。
接着将1 000两银子“用钱”拿出来,将100两散与船上众人,其他900两全部分给了张大等人,更显示了他性格的忠厚。
惟其忠厚,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有爱人之德,无害人之心,所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困难时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在成功时受到“众人”的关心。
所以,“忠厚”是文若虚“转运”的性格基础。
(二)热爱生活,敢于实践,是文若虚“转运”的心理因素凌氵蒙初把文若虚写成了一个非常热爱生活,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的人。
“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
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
当坐吃山空之后,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思量着做起生意来。
“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就去贩卖扇子,可谓敢于实践了。
遇挫亏本以后,继续商业实践,连连折本,被人称做“倒运汉”也不在乎。
知道张大等人要走海泛货,就自求同去,哪怕自己一点本钱都没有,根本就置不起什么货也要去“看看海外风光”。
正是因为抱着看海外风光的目的去的,所以当商船被飓风卷到一个无人的荒岛岸边的时候,他不顾众人反对,抖擞精神,独自登上“树木参天,草莱遍地”的荒岛观光去了。
发现了巨大的海龟壳,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拖了回来,于是才有了后来的“转运”。
我们可以反过来设想,假如文若虚不是一个热爱生活,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朋友们都喜欢他有趣的人,恐怕不会有人来邀请这样一个既没有本钱、且又“倒运”出了名的人同行;假如人家邀请他出海而他自惭没有本钱而不敢应邀,就不会有后来的两次“巧遇”;假如他对海龟壳视而不见,不感兴趣,不想把这件“希罕的东西”费点力气带回去与人共享稀奇,那就不会有后来“转运”而来的巨富了。
所以,文若虚热爱生活,敢于实践,禁得起挫折,对世界永远充满好奇心的心理因素,也是他成功、“转运”的条件。
(三)精明而灵活,是文若虚“转运”的决定因素文若虚的“转运”,得益于“转运”以前经商失败的经验教训。
商业实践使他更加灵活,失败的教训使他更加精明。
卖橘子得钱之后,不肯置货,看似保守,实则是从前的失败教训使然。
因为他是初次出海,不知道置些什么货回去才能适合国内市场的需要,所以才坚决不听“众人”的劝告。
卖橘子和出让海龟壳,都显示出文若虚的精明和灵活。
他本没有想到洞庭红橘子可以卖钱,不过是趁着众人上岸之后没人取笑他了,翻检一下橘子看看有烂的没有。
摊开在船头上,“摆得满船红焰焰的”,吸引得岸上很多人围观。
于是他当众剥了一个自己吃了,这个动作明显是告诉吉零国的人: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
看见有人要“买一个尝尝”,赶紧接过银钱,“拣个大些的,红得可爱的,递一个上去”,目的是让吉零国的人感到一个钱买一只这么大、这么好看的从未见过的而且可以吃的东西,这钱花得值,以便吸引更多的人掏钱来买。
卖了不少钱以后,看到买的人有增多的趋势,而橘子已经剩不多了,就“拿一个班道:‘而今要留着自家用,不卖了。
’”在买者的再三要求下,趁机将价钱上涨一倍。
当最先买橘子的那人“骑了一匹青骢马,飞也似的奔到船边”,大声吆喝着要全部买下时,文若虚“瞧科在眼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又拿起班来”,52颗橘子“准准地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
在玛宝哈的店里,他本不知海龟壳可以卖钱,更不知这东西值多少钱。
当玛宝哈问他是否肯卖时,“文若虚是个乖人,趁口答应道:‘只要有好价钱,为甚不卖?’”什么是好价钱,他并不知道,“讨少了,怕不在行;讨多了,怕吃笑”,迟迟不肯开价。
张大做手势,叫他讨3千两,他用手势加说话表示1千两都讨不出口。
张大开玩笑,说他开价1万两,玛宝哈却说“此等宝物,岂止此价钱!”于是在众人的怂恿下,尽管“碍口识羞”,还是大胆“讨了”5万两,后来就以5万两成交了。
文若虚在面临新机遇、新发展的时候,既能敏捷地把握机遇,又凡事三思而行,这种审慎态度,正是文若虚“转运”的决定性因素。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的故事,无论是入话还是正话,都有来源,也都有所改造和发展。
对题材的改造,体现了作者的思想。
正话源于明代周玄日韦《泾林续记》中所记苏和的故事[11](219页),但凌氵蒙初对商人的看法与周玄日韦有明显的不同。
周作开头便说:“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
”将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称为“奸商”,反映了周玄日韦对商人的歧视。
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奸商”一词从未出现,说明凌氵蒙初对商人的认识比周玄日韦正确。
凌氵蒙初对故事本身是有怀疑的,从他将苏和改名为文若虚可知,但他还是用夸张的笔法对故事作了更加详细也更合情理的描写,从中反映了他对于商业和资本的一些宝贵的思想,如前所述故事反映出来的相互需求和资本增殖原理至今也没有过时。
文若虚的形象中反映出来的要学经商先学做人,经商和为人相统一的思想,也是非常正确的。
凌氵蒙初心目中的商人是应该有些“儒商”精神的,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也应该成为商人为人处世的准则。
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文若虚的形象无疑是凌氵蒙初树立的正面典型之一。
小说描写了商人追求金钱的活动,反映了他们海外冒险的理想,能够使我们从中看到“明中叶后商业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且有了一定的规范。
如四十多位商人同船贩货出海,如福建沿海的外贸吞吐能力,如牙行、用金和契约的描写等都能说明问题。
但是,文若虚贩扇子亏本的故事反映了商业储运适应不了市场行情和气候情况的千变万化,玛宝哈和文若虚存放银子的方式反映出当时还没有与商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
商业的更大发展还有待于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进步。
电话销售,顾客说不需要了还怎样继续
四级常用单词表 1.alter v. 改改动，变更 2.burst vi.,n. 突然发生，爆裂 3.dispose vi. 除掉置；解决；处理(of) 4.blast n. ；气流 vi. 炸，炸掉 5.consume v. 消耗，耗尽 6.split v. 劈开；割裂；分裂 a.裂开的 7.spit v. 吐（唾液等）；唾弃 8.spill v. 溢出，溅出，倒出 9.slip v. 滑动，滑落；忽略 10.slide v. 滑动，滑落 n. 滑动；滑面；幻灯片 11.bacteria n. 细菌 12.breed n. 种，品种 v. 繁殖，产仔 13.budget n. 预算 v. 编预算，作安排 14.candidate n. 候选人 15.campus n. 校园 16.liberal a. 慷慨的；丰富的；自由的 17.transform v. 转变，变革；变换 18.transmit v. 传播，播送；传递 19.transplant v. 移植 20.transport vt. 运输，运送 n. 运输，运输工具 21.shift v. 转移；转动；转变 22.vary v. 变化，改变；使多样化 23.vanish vi. 消灭，不见 24.swallow v. 吞下，咽下 n. 燕子 25.suspicion n. 怀疑，疑心 26.suspicious a. 怀疑的，可疑的 27.mild a. 温暖的，暖和的；温柔的，味淡的 28.tender a. 温柔的；脆弱的 29.nuisance n. 损害，妨害，讨厌（的人或事物） 30.insignificant a. 无意义的，无足轻重的；无价值的 31.accelerate vt. 加速，促进 32.absolute a. 绝对的，无条件的；完全的 33.boundary n. 分界线，边界 34.brake n. 刹车，制动器 v. 刹住（车） 35.catalog n. 目录（册） v. 编目 36.vague a. 模糊的，不明确的 37.vain n. 徒劳，白费 38.extinct a. 绝灭的，熄灭的 undefined39.extraordinary a. 不平常的，特别的，非凡的 40.extreme a. 极度的，极端的 n. 极端，过分 41.agent n. 代理人，代理商；动因，原因 42.alcohol n. 含酒精的饮料，酒精 43.appeal n.\\\/vi. 呼吁，恳求 44.appreciate vt. 重视，赏识，欣赏 45.approve v. 赞成，同意，批准 46.stimulate vt. 刺激，激励 47.acquire vt. 取得，获得；学到 48.accomplish vt .完成，到达；实行 49.network n. 网状物；广播网，电视网；网络 50.tide n. 潮汐；潮流 51.tidy a. 整洁的，整齐的 52.trace vt. 追踪，找到 n. 痕迹，踪迹 53.torture n.\\\/vt. 拷打，折磨 54.wander vi. 漫游，闲逛 55.wax n. 蜡 56.weave v. 织，编 57.preserve v. 保护，保存，保持，维持 61. abuse v. 滥用，虐待；谩骂 62. academic a. 学术的；高等院校的；研究院的 63. academy n. （高等）专科院校；学会 64. battery n. 电池（组） 65. barrier n. 障碍；棚栏 66. cargo n. （船、飞机等装载的）货物 67. career n. 生涯，职业 68. vessel n. 船舶；容器，器皿；血管 69. vertical a. 垂直的 70. oblige v. 迫使，责成；使感激 71. obscure a. 阴暗，模糊 72. extent n. 程度，范围，大小，限度 73. exterior n. 外部，外表 a. 外部的，外表的 74. external a. 外部的，外表的，外面的 75. petrol n. 汽油 76. petroleum n. 石油 77. delay vt.\\\/n. 推迟，延误，耽搁 78. decay vi. 腐烂，腐朽 79. decent a. 像样的，体面的 80. route n. 路；路线；航线 81. ruin v. 毁坏，破坏 n. 毁灭，[pl.]废墟 82. sake n. 缘故，理由 83. satellite n. 卫星 84. scale n. 大小，规模；等级；刻度 85. temple n. 庙宇 86. tedious a. 乏味道，单调的， 87. tend vi.易于，趋向 88. tendency n.趋向，趋势 89. ultimate a. 极端的，最大的，最终的 n. 极端 90. undergo v. 经历，遭受 91. abundant a. 丰富的，充裕的，大量的 92. adopt v. 收养；采用；采纳 93. adapt vi. 适应，适合；改编，改写 vt. 使适应 94. bachelor n. 学士，学士学位；单身汉 95. casual a. 偶然的，碰巧的；临时的；非正式的 96. trap n. 陷阱，圈套 v. 设陷阱捕捉 97. vacant a. 空的，未占用的 98. vacuum n. 真空，真空吸尘器 99. oral a. 口头的，口述的，口的 100. optics n. （单、复数同形）光学 101. organ n. 器官，风琴 102. excess n. 过分，过量，过剩 103. expel v. 驱逐，开除，赶出 104. expend v. 消费 105. expenditure n. 支出，消费；经费 106. expense n. 开销，费用 107. expensive a. 花钱多的；价格高贵的 108. expand v. 扩大，扩张；展开，膨胀 109. expansion n. 扩大，扩充；发展，膨胀 110. private a. 私人的，个人的 111. individual a. 个别的，单独的 n. 个人，个体 112. personal a. 个人的，私人的；亲自的 114. personnel n. [总称]人员，员工；人事部门 115. the Pacific Ocean 太平洋 116. the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117. the Arctic Ocean 北冰洋 118. the Antarctic Ocean 南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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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是二十世纪一支突起的异军，它的源头是大家公认的科斯教授1937年的那篇短文《企业的性质》。
之后几十年间，经济学家似乎对这篇文章视而不见，直到1959、1960年科斯的另两篇宏文问世之后，他的思想才逐渐被大家注意，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是引用者多而深入研究者少。
对此，科斯常有抱怨之词。
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大经济学家认为1937年的文章太过空泛，从逻辑上看虽然无懈可击，毕竟难以操作。
当然张五常先生肯定对此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篇文章是最重要的，它是后来1960年文章的源头。
新制度经济学的名字是威廉姆森给起的，在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新制度学派，之所以有一个新字冠在前头，主要是为了和以凡伯伦、康芒斯、密切尔为首的老制度学派相区分。
老制度学派曾一度在美国成为主流，那是大萧条之后的几年里，马歇尔和凯恩斯之间的过度时期，迷茫的美国人对自己国人的思想第一次重视，但是，可是说旧制度学派几乎没有给现代经济学留下多少东西，也许正如科斯所说他们本来也不愿留下些什么。
科斯在1998年的AER上发表的《关于新制度经济学》一文中说：“老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康芒斯、密切尔等都是一些充满大智慧的人物，但是他们却是反理论的，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堆毫无理论价值的实际资料，很少有东西被继承下来。
”虽然其中的代表人物都曾一度在美国经济学家中声名显赫，但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影响几乎看不到。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NIE）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他们非常活跃，而且也逐渐得到了主流的承认。
1986年，M atthews就任皇家学会主席的演说中提到：“在我们的学科领域里，制度的经济分析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Maathews,1986）在他看来，NIE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他提出了两个有意义的命题，第一，制度是重要的，第二，制度现象将影响经济理论工具的分析。
对于第一点来说，倒算不上是新制度分析的功劳，因为无论新旧，两派都强调制度是重要的。
因此在我看来，NIE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其关键之处还是在于它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更为真实可行，更为敏锐的视角。
阿罗（1987）说：“我现在思索新制度经济学运动的一个答案。
它并没有为传统的经济学问题——资源分配和效用度量——提供一个新的答案，但他回答了一些新问题，为什么制度是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其他呢：它融入了经济史，但却提供了比传统的方法更为尖锐（微观分析）的推理方式。
”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独特视角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微观分析方法呢
张五常在1991年的这篇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章中开篇就讲到了这种变化。
在新古典框架里，“在瓦尔拉斯（Walras）范式中，所有的行动权利被隐含地假定为自由的、简单的、不受限制的，而且拍卖商和监督人的服务都被假定为不花任何费用的。
因此就不存在律师，没有经纪人，没有银行，没有官员，没有企业家，没有警察，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类组织。
”而新古典大家马歇尔又过于急噪，总是太想把经济学象心理学、生物学那样挤入科学的殿堂，虽然他“完全清楚制度的重要性，但他用长期的与短期的概念、用均衡和不均衡概念回避了许多问题。
”在此以后，人们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了经济学大厦的工程建设，力图从效用理论、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各个方面将新古典的大厦夯实，使得经济学以一种严谨的形式美展现在世人面前，它自己也急不可待的自我宣称自己是最接近自然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是最成熟的。
然而，这一切在20世纪5、6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奈特早在1924年就已经提出了不确定性概念，西蒙（1953）的有限理性，科斯（1937）、（1960）的交易费用范式和社会成本问题，哈耶克（1937，1945）的关于知识问题的讨论，以及迪克莱特对反垄断的口述传统都对新古典造成了冲击。
正如科斯所批评的那样，经济学不应该只是一堆分析工具，尽管他们也十分重要，更重要的应该是它的研究内容或论题，“我想经济学家应最哦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制度
”（1998）如此以来，我们就不难看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正是在不满新古典日益成为一门抽象的语言而丧失了实际内容方面而兴起的，这个学派既吸收了传统的一些经济分析方法，又有自己的分析范式。
一、 制度与价格任何制度的运行都需要成本，价格机制也是制度之一种，它的运行同样如此，但价格机制仍有它显著的优越之处。
任何一个社会，人们都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人与人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因为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所以竞争和稀缺是同义的。
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或称为产权或称为制度，无疑人们是无法走出霍布斯丛林的。
这是一种困境。
我们姑且不在此讨论霍布斯、卢梭以及洛克的思想，因为那显然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我们只来考虑分析制度的绩效。
讨论绩效，必然要假定人们已经走出了丛林状态。
然而，即便产权确定了，却有着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来表达产权人的需要，竞争的产权规则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
这些方式中，价格机制只是其中的一种。
只不过，它的绩效最高，相对于租金消散所带来的人们的成本来说，是最低的。
我们从这里开始谈起。
租金是对使用资源的一种支付，这种支付就是一定制度安排下我们为满足最终享受收入而必须花费的成本，最早的租金概念专指地租。
李嘉图当年的概念是只土地使用的价格，它不随人们的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供给状况，因为供给根本缺乏弹性。
其实，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几乎只要存在竞争就必然存在这种供给的缺乏弹性。
那么，对这些稀缺资源的分配就必须通过一种机制来完成。
在历史乃至现代，这样的机制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古代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对稀缺的政治资源的分配，现在机关里的论资排辈现象等等也是如此。
其实，这和男人凭气力、女人凭容貌来排列本质上讲并无二致。
虽然这些制度在现实生活中一再为人们所行使，但人们的代价有的时候常常会十分高昂，这一代价就是租金的消散。
我举一个夸张的例子，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为进华府亲近秋香假装卖身葬父，而另有一位则假装卖身葬全家，二人都想进华府，但石榴姐手中却只有一个名额，于是竞争势在难免。
石榴姐自称心肠软，见不得别人家惨，于是二人就制定了一个相互比谁更惨的竞争规则，结果大家都知道，两个人的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唐伯虎为此打断了自己的胳膊，而另一位哥们竟然因此而命丧黄泉。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租金的消散是非常之大的。
这和排队成本一样，只不过它更夸张，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只是要达到最后分配的目的，即一个均衡状态而已。
如果石榴姐的心肠没那么软，而是很黑，让二人出价竞争，租金就不会消散，结局也不会这么悲惨。
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不采用价格或使得价格扭曲的情况，总会有另一种规则来代替它，但是代价会十分高昂。
正如哈耶克（1945）所说：价格机制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也许是所有发明中最伟大的。
可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些时候人类偏就是选择了非价格的配置规则，正如张五常（1974）所说“租金消散能导致均衡的观点是一种机械演习，不是经济学命题”，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于是，接下来就引出了年轻的科斯当年的问题。
二、企业的性质与交易成本如果象我们上一节所言，那么价格机制就应该是最佳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新古典辛苦了几十年，无非也是想把这一思想更为理论化、系统化，基础更为坚实。
然而，真实世界比理论显然要复杂的多，人类的智慧与上帝相比，也许根本就是上帝跟人类开的一个玩笑。
1930年代，一位大三的学生科斯拿到奖学金从英国来到新大陆，并巧妙的参观了福特的汽车公司——这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公司之一，于是科斯开始问了他的两个问题：一、既然“黑板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体系如此有效，那么为什么现代经济里还有依赖行政命令运行的企业的存在呢
二、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也就是说企业在市场的大海中在什么样的规模下被确定呢
1937年科斯在文稿写成四年后终于发表，这就是《企业的性质》一文。
科斯首先表明，其实在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并没有对企业问题视而不见，新古典并不比古典经济学更狭隘，但他认为，那些重视及解释都不能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奈特的观点。
奈特利用风险和不确定性来作为工具进行分析，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的产生。
风险是人们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一种不确定，但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推测未来的可能性，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人类的无知，因为不确定性表示着人们根本无法预知没有发生过的将来事件，它是崭新的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根据这样的分析工具，奈特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总有少数人，他们具有风险偏好的性质，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拓新，勇于为利润的生成而不懈努力；而绝大部分人是风险规避和中性的，他们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利让风险偏好者指挥他们，但条件是偏好者-企业家要确定的保证他们的薪水，于是，公司就在这样的权利划分中成立了。
这是《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的思想。
但科斯不认同，他一方面认为奈特也承认管理者（非企业家）也负有日常管理的责任，这一现象奈特无法解释，奈特的分析无法给管理者以地位；另一方面，科斯认为如果仅仅只是风险偏好不同，那么雇主和雇员之间也完全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来以市场完成之。
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并非是无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价格发现的成本，只有这一成本小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人们才会通过市场来完成。
这个成本就是科斯首创，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大行其道的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我们稍后再谈，下面我们还是先来科斯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规模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是之后几十年NIE乃至主流学者们不断追问的一个问题。
科斯的答案比较家但，这就是那几个著名的圈圈，他说，在一个城镇的消费中心A的外围有产业B、C，如果我们的企业处在外环C处，那么在交易成本边际上高于组织成本时，企业就在环内扩张，这就是规模效应，而这种扩张会带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增加管理的难度，以至于大于了市场交易成本，那么企业的边界在横向上就会被确定；而向内环B的扩张也是如此，即与B的市场交易成本与合并后的组织成本相比较，边界也可以通过边际分析确定。
应该说，科斯的这个分析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他借用了交易成本范式，而交易成本则是一个应该加以解释的概念。
许多经济学家不满意科斯的分析也常常是从这个角度来非难的，的确，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定义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这里的分析显然会显得空泛。
后来的对纵向横向一体化的分析几十年间络绎不绝，其中最有名的有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分析和套牢问题（HOLD-UP），也有哈特提出的核心资产和剩余控制权概念，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不进一步讨论了。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看到解释交易成本这个概念是多么重要。
但在简单讨论它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略微提一下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的观点，就是队生产问题。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不认同科斯，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企业内的“权威”（authority）的问题，企业内的雇主与雇员和杂货店的老板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并无二致，企业之所以出现，全是因为队生产的需要。
完成一件工作，由于分工的原因不可能不合作，而合作通常会面临对努力的计量和监督两个问题。
对于许多工作来说，计量问题几乎无法解决，因为努力程度有的时候很难观察，这需要一个监督人，而且我们还要给这个人以剩余的收入权，使他有动力防止人们的偷懒而不是合谋。
于是，企业家出现了，企业也因之产生。
在他们1972年文章里，他们还讨论了诸种企业的类型，并得出了企业作为市场上的信息搜集场所的结论。
对于这个观点，张五常一直无法认同（1991），他认为他们二人的分析在假设上就是不必要的，偷懒和理性是重复，本着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张五常认为这一分析全无必要。
这中不用交易成本范式所进行的分析骨子里并没有脱离开，计量和监督问题，本身就是信息成本问题，而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
他们二人只从生产的角度谈论企业，似乎并不足以解释企业的存在。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交易成本。
老实说，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极难理清。
罗宾斯说：“一个定义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通常要从该定义的实际运用中寻找。
”但是，在交易成本的运用中各人的理解也全然不一致。
科斯在他对张五常1991年文章的评论中写道：“如果在个人之间交换的可能性被引进这种伊甸园，一系列新的活动将不得不接受。
购买者和出售者将彼此寻找：购买者想知道供应商所能提供的，而供应商想知道购买者想购买的；双方都想知道另一方做生意的价格，对此要进行谈判，签订契约，确定他们观察到的条款是否无误，等等。
市场将会建立起来，专业的代销商和经纪人将出现以助于交易过程。
所有这些活动的成本就是我叫做交易成本的东西。
”在科斯的文章中，他的这个定义是合适的。
但张五常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
》一书中，他认为交易成本应该是鲁滨逊世界里不存在的一切费用，他更乐于称之为制度成本。
这样以来，在他看来，文革中的背语录，表忠心，跳忠字舞都是交易成本。
这样的定义显然和科斯的定义相去甚远。
威廉姆森则从有限理性和投机出发来论述交易成本的意义，人们由于有限理性，常常难以确切知道未来及他人的决策，因此需要测量成本和签定契约的成本，同时，人们又是会欺诈的，狡猾的，有投机行为，因此还需要监督，这几乎和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的观点有些类似。
此外还有阿罗“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以及巴泽尔“产权换手的成本”之类的概念，无不是出于自己的运用方便来定义之。
由此，我们可以略微知道，在当今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对交易成本还有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至少不存在一个大家广泛接受的交易成本概念，这或许就是威廉姆森（2000）所称的多元化。
大家都是从自己的应用角度出发来谈论这一概念，莫衷一是。
对词，我认为，交易成本其实是人们为了使他人的行为可预期而付出的一种费用。
仔细分析一下，以上的所有定义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科斯的发现价格的成本，无非也是人们为确定下次交易对方的行为、地点时间等而付出的费用，张五常所眼的欧洲的教堂和中国的忠孝礼仪制度等是交易成本，也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在大家能共知的轨道运行，大家形成共识，使得我们彼此的计划一致，这样我们的交易就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
如果对方常常欺骗，行为不可预期，我们就必须制定出一系列的或明或暗的规则来限制和惩罚这种行为，所有的这些花费都是交易成本。
总之，我觉得不存在交易成本增或减的问题，只存在能否使得大家的预期相互确定一致的这样的制度安排，因此，我们评价哪个交易成本高或低必须基于这样的基础。
三、社会成本与科斯定理我至今无法确切的知道社会成本的含义，也许这是一个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命题。
我们开宗明义，一开始就来入手讨论科斯的那篇宏文《社会成本问题》。
其实，这篇文章远不如《联邦通讯委员会》好读，而且思想大体上已在后者中披露，其所举的例子也远比牛与麦子更为适当，因为空中的电波是很难观察到是谁侵犯了谁，法官在这点上往往和经济学家一样也清醒不了多少，但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仍然来举牛和麦子的例子。
简短捷说，不论牛或麦子的产权归谁所有，只要在私有产权之下，自由交易在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总是得以实行，那么由牛吃麦子，而非扎篱笆总可以使得双方的利益增进，分析的方法仍然是边际分析。
只不过比庇古要明白的多，庇古借用外部性这样的概念得到的结论伦理上的含义太过浓厚，恐怕在借用这一概念之先，庇古先生心中早已经有了答案。
的确，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科斯尤其强调产权的重要性，他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
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在波段这样的市场上，产权无法清楚的界定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即使产权界定不明确，如果交易成本为0，大家也是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的（张五常，1982），但真实世界从来不会有交易成本为0这样的情况出现，因此，权利的界定显得异常重要。
之后斯帝格勒的那个科斯定理的定义，显然与此有些差别。
那个定理的一个经典的表达是：无论产权谁属，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帕累托条件总是可以达到的。
这样以来，常常误导经济学家认为重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不重要，这正好是南辕北辙。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上述科斯定理的反命题也是正确的呢：只要产权清晰，不论交易成本为何，帕累托最优总可以实现。
直觉告诉我们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清晰的产权如果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福利不一定能够最大化。
如果我们跟着去讨论权利和交易成本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是误入泥潭，空泛的讨论无助于任何实际问题的解决。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交易成本从来都不可能为0，因为其他人和我们的认识建立在相同的可预期的基础之上从是不免费的，所以这一点根本无须讨论。
要讨论的，在我看来正是张五常认为的比成本更抽象的权利，但我认为，权利的结构的确定应该是社会成本问题的核心。
如果这一结构确定的话，交易的实现总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总可以通过交易确定彼此的权利边界。
在这里，我还是很赞同张五常的这句话：“科斯的工作促使我们拓展了制度分析的约束条件。
他的贡献并不在于什么定理，相反，他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一种新的角度，能在不同的视角下，透视各种经济现象。
那些认为科斯的论点是同义反复的人，必定是忘记了绝大多数重要的科学发现是从某些同义反复开始的。
一种逻辑必定只是一种定义，但它也只是从一种角度看问题的。
科斯所理解的世界总是现实的世界，而且直到他知道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才知道它是这样的有趣。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实际的案例，也许它揭示给我们的信息远比那个所谓的定理跟多的多。
《青年时报》 2003年6月12号 星期四 民间调查版绍兴县马鞍镇湖安村桥下夫自然村，自从2000年12月以来村民就饱受湖山石料场的炮声之苦，许多村民的房子都因此出现了裂痕，有的时候石头被崩出来也让村民受尽了惊吓，甚至村民傅华婷的儿子要结婚，对方父母认为这样的环境无法让女儿居住而不让自己的女儿过门。
严重影响了该村村民的生活。
但湖山石料场的场长韩军也是颇感委屈，他有一堆各类证件，有合法的手续保证自己的权利是合法的，他对生产的安全也非常重视。
他本人也承认对村民造成了伤害，决定给自然村村民每人1000元的补偿，但只有8户人家收了钱，大家对价格可能不太满意。
这件事情向县镇有关机关反映过，石料场亦遵从了意见书，作出了很多牺牲，受到了不少损失。
但问题并为解决，该自然村24名妇女从5月29日起开始，在石料场门口拦车，他们意欲阻止石料场施工。
6月2日，双方发生了争执和打斗，各有受伤和损失。
尽管当地的多个石料场和老百姓有矛盾，但一直无法得到解决，因为马鞍镇地靠杭州湾，滨海工业区以及围海造田，都需要大量石料，所以双方矛盾虽多，但石料场的生意依然红火。
如何来分析这一案例
应该说，石料场的产权是界定清晰了的，镇政府和该石料场签订的五年合同，五年内石料场有权开采山石，那么，村民呢
村民也有享受安静的居家生活的权利，双方的权利界定的十分清楚。
如果按照庇古的分析，我们应该罚石料场，但这根本无济于事，首先政府也需要石料场的石料供给，村民的权利应该保护，但为了正常的生产和工程开发，石料场的权利也应该保护啊
所以，外部性的概念在这里就遇到了困境，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那么，按照科斯的方法又会如何呢
按道理，只要双方就价格达成一致是完全可以由牛和麦子的例子中得到相类似的结论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与村民就价格的订约成本实在很高，很可能高过石料场的底线，因为，谈判是要一家一家的进行的，很可能有的人对平静生活的要价很高才肯放弃，而所有的人又都会按这一高价成交，所以，交易成本可谓极高，因为预期要一致实在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使村民迁徙的成本也很高，石料场迁徙更不可能，他几乎得不到补偿，因为村民是不可能补偿给石料场的。
这也是个悖论。
这个案例是我们认识到，在产权的背后，在交易成本的背后，应该还隐藏着其他的因素，对权利的保障所受到的影响往往并非双方的，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原因。
四、企业契约安排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会和第二部分有重合之处，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契约理论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并非偶然，早我看来这一变化是权利的选择和治理问题逐步走到前台的结果。
科斯早在1937年的文章里就曾提到，他认为企业作为一个契约替代了市场上的一系列契约。
张五常根据计件契约（1983）的考察，认识到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并非完全可分，因此认为要素契约替代了产品契约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五常的困境。
他主张认真研究可观察的契约和制度安排，并且说：“这就是什么是重要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生产和交易活动通过契约组织起来，在没有考虑到契约安排的情况下，总的来说，这些活动在我们的分析中被忽视了。
当契约或制度安排改变以后，生产和交易活动也要变化。
因此，如果制度或契约安排被忽略，经济分析的预测力就会下降。
”但他同时又说：“然而，契约或制度安排，是经济行为的一部分。
它们自己也需要说明。
”“对制度研究兴趣的迅速增长，是最受欢迎的。
然而，就我的观点来看，许多著作许诺的多，履行的少，所采用的某些方法并没有什么成效，这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肯定有赖于付出巨大努力去探索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
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解释它。
对于制度安排或契约安排的观察并不像数据那样简单，世界太复杂了。
”（张五常，1991）这一声叹息并不能抹去问题的依然存在。
如果我们仅只看到一堆堆的契约的存在，我们很可能会完全看不到企业到底在哪儿，在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卷三》中张五常坚持企业并不确实存在的观点，而科斯乃至阿尔钦都不同意他的这个判断。
我们还记得他1983年文章的结尾所写的他在香港擦皮鞋的故事，的确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企业的影子，只看到两个小孩之间的契约。
微微观的分析方法在这里成了这样的一幅图景，一个试图描绘蓝鲸的整体特征的科学家骑在蓝鲸的背上拿一个放大镜来观察蓝鲸。
这样的预测我们同样无法相信。
企业的契约理论发展十分迅速，这实在不是这篇简短而宽泛的文章所能介绍的。
最值得注意的也许还是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但这同样不能轻松的写明白，只好暂时打住。
总之，我认为研究微观层次上的企业，我们的尺度应该拿捏准确，统计也许总不真实，但有助于我们获取整体的印象，增强理论的预测力，而如果总是解释特定的契约形成，我实在不能清楚的确信它的预测能力。
是啊，世界太复杂了，因为你总是从沙粒看起的。
结束语在这篇文字中我信马由缰的谈了关于租金、交易成本、科斯定理以及企业契约的研究视角问题，新制度经济学领域宽广，关于国家的理论和产权理论本文并没有涉及。
我大致的印象是，NIE是一盆浑水，我们每个人都竭力去看清全貌，结果发现看出的都是自己眼前丁点大的一片地方。
我们都试图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如此复杂，我们个人的经验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概括出整个世界的面貌。
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在这里的处境是尴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