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和楚辞的比较:异同点
【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
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
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
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
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
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
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
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
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
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
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
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
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
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
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汉赋的结构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
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的类别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
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
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赋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汉代文体。
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 荀子 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
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
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
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
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
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
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
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
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
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
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
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
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
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
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
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
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
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
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
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
《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
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
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
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
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
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
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
《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
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
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
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
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
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
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
”（《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
《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
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
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
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
《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
《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
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
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
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
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
《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
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
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
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
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
《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
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
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
《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
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
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
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
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
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
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
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
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
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
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
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
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
”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
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
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
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
《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
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
汉赋的主要代表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 枚乘：《七发》（楚辞体）《柳赋》《梁王菟园赋》 贾谊：《鵩鸟赋》 扬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 王褒：《洞箫赋》 班婕妤：《自悼赋》 刘向：《九叹》 刘歆：《遂初赋》 班固：《两都赋》 班彪：《北征赋》 【宋词】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
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养分。
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人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
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
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
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
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
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它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
到苏轼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
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元曲】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
一般来说，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
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
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
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
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
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
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古筝的历史
民乐结晶--古筝 ??古筝又名秦筝。
自秦、汉以来从我国西北地区逐渐流传到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各具浓郁地方特色的流派。
山东筝、河南筝、潮州筝、客家筝、浙江筝、福建筝、内蒙筝（即雅托葛）、朝鲜族的延边筝（即伽揶琴）和被称为真秦之声的陕西筝九个流派。
??目前古筝的全国统一规格：1.63米，21弦。
古筝的面板大多数采用河南兰考的桐木制造，框架为白松，筝首、尾、四周侧板有红木、老红木（缅酸枝）、金丝楠木、紫檀等名贵木材，古筝的音质取决于面板和琴弦，周边用料对古筝的音色略有改善，以老红木、紫檀、金丝楠木为佳。
早期到近代也有过12、13、18、23、25弦等，不同地区的筝又有多种定弦法，筝的新种类还有“蝶式筝”、“转调筝”等。
??古筝常用演奏手法采用右手大、食、中三指拨弦，弹出旋律、掌握节奏，用左手在筝柱左侧顺应弦的张力、控制弦音的变化，以润色旋律。
筝的指法颇多，右手有托、劈、挑、抹、剔、勾、摇、撮等，左手有按、滑、揉、颤等。
古筝的传统演奏手法到了近代有了新的突破，1953年赵玉斋先生创作了《庆丰年》，解放了左手，曲调上运用复调的手法，采用了左右手交替和多声部演奏手法，大大丰富了演奏技巧，使古筝的演奏技术得到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1965年，王昌元成功创作出古筝曲《战台风》，《战台风》的出现，使古筝的演奏的技术、技巧，又进人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结束了古筝只能轻弹慢揉的时代，此曲中的扫摇四点、密摇、扣摇、刮奏及使用无效区的噪音来制造台风效果等技法,都是创新技法,提高且丰富了筝的表现能力； ??70年代，赵曼琴在演奏实践中,创造使用了双弦过渡滑音、和弦长音、快拨及1\\\/5泛音等新技巧。
并突破传统的八度对称模式,创立了由轮指、弹轮、弹摇等几十种新指序构成的快速指序技法体系,使筝不须改变定弦即可单手演奏五声、七声及变化音阶的快速旋律,为筝由色彩乐器进入常奏乐器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代表作品有《打虎上山》、《井冈山上太阳红》等。
??90 年代以来，古筝创作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
《黔中赋》的演奏以运用扎桩摇和悬桩摇的交替手法而成为亮点；在这时期中，作曲家们参与筝曲创作，增强了创新力度，他们突破传统五声性调式的局限，吸收了日本琉球调式、都节调式的色彩，借鉴了梅西安人工调式的经验，自行设计了许多新的调式，甚至创造了全新的“下方小三度加上方小二度”的调式色彩，每个八度分为三个环节，每个环节是一个大三度音程，在每个环节上都可以演奏同主音大小调的调式。
新的调式色彩和多调性连环叠置的定弦方法，促进了演奏技法的变革。
如《幻想曲》(王建民曲)、《箜篌引》(庄曜曲)、《溟山》(王中山曲) 等。
在这些筝曲的定弦中，就为转调准备了条件。
不同音区还采用不同音列，使不同音区演奏不同的调式色彩成为可能，既有对传统调式色彩的偏离，又有对传统调式色彩的回归。
音程的变化又为新的音乐语言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同时期内，更多的还是用五声音阶定弦法创作的筝曲，如《秦桑曲》、《临安遗恨》、《铁马吟》等等。
同时古筝的重奏曲作品亦陆续推出，说明人们注意到发挥古筝在群体中的表现力。
古筝琵琶二重奏《大浪淘沙》、《水乡高歌》、《春江花月夜》、：古筝与高胡二重奏《渔舟唱晚》：古筝高胡三重奏《丰收之歌》：古筝二重奏《满江红》; 古筝与蝶式筝二重奏《春之海》; 古筝四重奏《采蘑菇的小姑娘》、《步步高》、筝合奏《丰收锣鼓》、《瑶族舞曲》、《伊犁河畔》、《百花引》、《拔根芦柴花》等等，基本上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筝常用于独奏、重奏、器乐合奏和歌舞、戏曲、曲艺的伴奏，因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被称为“众乐之王”，亦称为“东方钢琴”。
附：古筝起源： ??古筝是一件古老的民族乐器，战国时期盛行于“秦”地，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李斯列转．谏逐客书》中所引资料，颇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李斯《谏逐客书中》述及秦国乐舞的一段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
真秦之声也。
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
今弃叩缶、击瓮而就症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
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 ??筝乃“真秦之声也”，故而历来就有“秦筝”之名，但是若从行文来看，又有值得我们推敲的地方，那就是“击瓮、叩缶”与“郑卫桑间”对举，而“弹筝、搏髀”又与“韶于、武象”对举，因此接下去就有“今弃叩缶，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的犯戒。
这儿的对举显然不是为了文采，而所对举的乃是“乐”于“舞”的形式和内容，所谓“郑卫之音”，就是“桑间濮上”，乃是郑过和卫国的民间音乐，就由此可见“叩缶、击瓮”乃是秦国当时的民间音乐，就是“韶虞”就是“韶箫”，也就是孔子听了后赞之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
??据说此乐为大虞所作。
以上所指的乃是音乐；这音乐显然不是民间音乐，而是宫廷音乐。
由此可见，至迟于赢政当政之时，秦国已用“韶箫”替代了筝，筝当时属于宫廷所用的乐器了，它理当比缶、瓮高雅一些。
至于“搏髀”，于之想对举的乃是“武象”。
这《武》，也就是《大武》，乃是乐舞，是周人歌颂武王伐??的。
由此可见，“搏髀”当是秦国的宫廷乐舞。
李斯所举之例，证明秦国宫廷所用的歌、舞、乐都是别国的，为反驳政治上不用客卿张本。
其那文已经提及，李斯进呈《谏逐客书》乃是公元前237年，因此，筝在秦国的流行当是在此之前。
筝的产生就相对完善也就理当比李斯书《谏逐客书》要早一些。
??关于筝的命名，有两种说法，一说乃是有瑟分劈而来，另一说乃是因发音铮铮而得名。
《集韵》就持“分瑟为筝”之说：“秦俗薄恶，父子有争瑟者，人各其半，当时名为筝”。
当然除了父子争瑟的说法而外，还有兄弟争瑟，以及姊妹争瑟的说法。
这些大同小异的传说也正好说明这些说法的不可靠。
此外就常识而言，瑟分为二就就成了破瑟，岂能算筝
若将瑟破为二而修补成筝，恐怕远比制作筝、瑟要难吧
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其发音的性质而得名，刘熙《释名》中“筝，施弦高，筝筝然”，就持此说。
说筝因“施弦高”而发音“筝筝然”，这音色显然乃是对瑟的音色舒缓而言的，这就把筝与瑟联系起来了。
确实，我们的民族乐器可以因乐器的来源而命名（例如胡琴），也可以因研制方法而命名（例如琵琶），更可以因为音色而得名（例如巴乌），这儿的筝因音色发音“筝（铮）筝然”，而得名也未尝不可。
从后文来看，起初的筝与瑟并不密切，这就失去了筝瑟音色对比的意义，从而使此说显得难以使人全信。
??以上所说筝的命名，也涉及到筝的起源。
既然“分瑟为筝”之说不可信，那么出事的筝呀就不是破瑟而成的了。
那么筝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汉．应邵《风俗通》载文：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
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
或曰蒙恬所造。
” ??从应邵的《风俗通》所载可知，汉以前的筝其制度应为“五弦，筑身”，但是当时“并（山）凉（甘肃）二州筝形如瑟”，应邵不知何人所作的改革，还记下了“蒙恬所造”的传闻，这又是说明，汉代在西北地区已经流传瑟形的筝了。
??唐代的杜佑在《通典．乐四》中说：“筝，秦声也。
傅玄《筝赋序》曰：“以为蒙恬所造”。
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关思哉。
并有附注说：“今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肯十有三弦。
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
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
” ??以上两条资料颇值得我们注意，应邵乃东汉末年（二世纪末，三世纪初）人，他所记的“五弦、筑身”，乃是按照《礼乐记》的记载，并非亲眼目睹，而他所见的“并、凉二州，筝形如瑟”，却未提及其他地区筝形是否有异。
唐代末年的杜佑，乃是九世纪人，他在《通典》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筝完全如瑟的形制，这形制也符合正统礼器的标准。
当然，杜佑同时也提出了对“蒙恬造筝”这一传说的疑问。
??筝究竟是否为蒙恬所造
近年有人认为蒙恬乃文武全才，他造筝也完全具有可能性。
但是根据年代来看，蒙恬造筝并不具备这种可能性。
蒙恬祖父蒙骜，死与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此时蒙恬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即使青年的蒙恬有制筝的才华，制成后却要它在短短数年内就流行秦国，并成为当时秦的宫廷乐器，看来不具有这种可能。
更有人说，筝乃蒙恬筑长城时所造。
这一说法就更不具备可能性。
因为蒙恬修长城，乃是秦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齐国以后之事，这比李斯呈《谏逐客书》至少要晚十六年
亦有说蒙恬所造为“笔”，古繁体“笔”与“筝”近似，因为记载失误，于是以讹传讹有此说。
??应邵《风俗通》说，筝乃“五弦、筑身”。
但“筑”是什么样式，历代文献都语焉不详。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具汉筑明器。
这具筑之所以说他是明器，是因为该器虽然髹以黑漆，却是用独木雕成。
实心，不利于共鸣，若用来演奏，无法获得足够的音量。
此外，该器通长约34厘米，用来演奏显然太短小，而《同典》载，唐代的筑长四尺三寸，汉筑演变至唐代虽然有异，但相差也不至于如此悬殊。
这些理由都足以证明它是明器，该器犹如有柄的小瑟，筑面首位各钉以横排竹钉，一排五个，这就与《风俗通》的记载相符。
这具明器筑的样式与瑟相同，似乎又说明瑟、筑、筝的样式是极其相似的。
??假如真的瑟、筑、筝的样式雷同，那么我们只能认定筝与瑟的差别除了音色有别而外，外在的差别主要在于弦数，即：瑟有二十五与五十弦之分，而唐代的筝仅为十二弦与十三弦，当时的筑也发展成为十二陷与十三弦，那么筑与筝之间的区别又在何处呢
《通雅》在筝下注明“踏步筝用骨爪，是、长寸余，以代指”；而在注筑时引《释名》的说法：“筑，以竹鼓之也”。
如此看来，其实、差别主要在于筝是弹拨乐器而已。
当然，《通雅》还在筑下注明：“似筝，细项”，这“细项”便成了筑与筝形态上的主要差别。
原来初试的筑，是要以左手握住颈部而用右手击奏的，故而“细项”，唐代已长四尺余，显然无法握持，这细项看来乃是保存了旧有体制而已。
《通雅》在筝这一条目下还注上了“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
长寸余，以代指”的说明。
这一注释在于说明CHOU（手部 诌去言）与轧筝本是同一器物，其名称的差异仅仅是一为弹奏、一为拉奏而已。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筝乃传自外国。
日本的田边尚雄在他的《东洋音乐史》中就提出了筝是战国末期从西方传入秦国的观点。
日本的另一学者林谦三则认为田边尚雄的论据不足。
??从以上讨论可知，无论是筝似筑还是筑似筝，筝的初试形态至今并未弄清楚。
因此，筝的起源至尽依然还是个谜，还需要我们继续探求。
关于筝的起源的探求，显然是无法从文献中寻求根据的，看来必须求助于考古的新发现。
古筝又名“秦筝”，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之一,分布甚广。
其发音清脆悦耳，如泉流畅。
按五声音定弦， 极具中国民族特色。
据记载，古筝早在秦代即已在陕西一带民间盛行，故名。
筝的形制为：长方形木质音箱上，一弦孔与弦轴弦。
弦架于可以自由于移动的“筝柱”（即马）上，一弦一音，按五声音阶排列。
右手用姆指、食指、中指弹拨琴弦，分别称为托、劈、挑、抹、剔、勾，还有摇指（颤音）、琶音等。
筝的音域宽广，音色明亮、清脆。
吟揉等手法的运用，它与人声十分近似，演奏起来十分迷人。
在中国民间，常用的筝为十三弦和十六弦。
经过改良的筝有十八弦、十九弦、二十一弦、二十三弦、二十五弦等规格。
品种大筝，小筝和钢弦筝。
五声音阶定弦，最低音从G或c始，音域达三个八度。
不同地区的筝又有多种定弦法。
利用余弦的抑按可弹奏出七声音阶。
大筝全长2左右。
小筝全长130 — 150厘米左右，筝的柱高约5厘米。
演奏时、以右手大、食、中三拨弦，弹出旋律、掌握节奏，用 左手在筝柱左侧顺应弦的张力、控制弦音变化，以润美音色、装饰旋律。
右手有托、劈、挑、抹、剔、勾、摇、撮等指法，左手有按、滑、揉、颤等指法，重按可使原音增高大二度或小三度音程。
可奏单音曲调或和弦，也可双手演奏，同时发出六个音。
用于独奏、重奏、器乐合奏和歌舞、戏曲、曲艺伴奏。
近代筝在不同地区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流派，如山东、河南、浙江、广东潮州和广东梅县、大埔等地的客家等，各有独特的演奏技巧和代表曲目。
在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合奏中，筝已居非常重要的位置。
筝的渊流和形制的沿革 关于筝的渊流，史料记载说法不一。
大致有三种说法： 1、分瑟为筝说 在古代文献中确实有分瑟为筝的说法。
唐赵磷《因话录》中记述：“筝，秦乐也，乃琴之流（一作琴）。
古瑟五十弦，自黄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后瑟至二十五弦。
秦人鼓瑟，兄弟争之，又破为二。
筝之名自此始。
”宋代的丁度在他的《集韵》中也载有类似的说法：“秦人薄义，父子争瑟而分之，因此为名。
筝十二弦，盖破二十五而为之也。
”日本第十七世纪元禄年间宫廷乐师冈昌名所著《乐道类集》中记载有：“...或云：秦有婉无义者。
以一瑟传二女，二女争引破，终为二器，故号筝。
” 二人争瑟，由争夺而产生了“筝”，这种说法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只是传说而已，不说把争的人说的多么无情无义，单就一种乐器来说，都是由无数个部件组成的，缺一不可，争一而破为二，必然破碎或残缺不全，怎末会成为两件单独的乐器呢。
2、筝筑同源说 东汉应劭《风俗通》云：“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宋代徐铉校定重刊本）中记载：“筝，鼓弦，竹身乐也，从竹，争声。
” 我国的乐器发展史是现有打击乐器，后有弹拨乐器的。
筑的右手奏法，以竹尺击之，沿用了打击乐器的奏法，这与筝相比用指弹奏简单的多。
综上所述，筝与筑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西，筝是由筑发展而来的，筑之源即筝之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姜，筝筑是同源的。
3、蒙恬造筝 据《隋书·音乐志》载：“筝，十三弦，所谓秦声，蒙恬所造。
”但刘朐在《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筝，秦声也，相传蒙恬所造，非也
”公元前237年（始皇十年），秦宰相李斯上书劝秦始皇收回他对客卿们下的逐客令的《谏逐客书》中说：“夫击瓮叩缶，弹筝博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声也。
”这在时间上比蒙恬发迹之初早了十六年。
所以蒙恬造筝的说法是靠不住不的。
至于蒙恬改革筝的说法倒是有可能的。
清朝著名的训诂学家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记载：“古筝五弦，施于竹，如筑。
秦蒙恬改为十二弦，变形如瑟，易竹于木，唐以后为十三弦。
这一段文字记述了蒙恬曾改革了筝。
从历史材料看，早期筝与筑更为类似：都是筑身，都是竹制，棒状、细颈、都是五弦。
总之，筝很可能来源于一种大竹筒制作的五弦或少于五弦的简单乐器。
年代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前，不可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代。
筝、筑、瑟的关系，既不是分瑟为筝，也不是由筑演变为筝，而很可能是筝筑同源，筝瑟并存。
五弦竹制筝演变为十二弦木制筝，筑身筒状共鸣结构演变为瑟身长匣形共鸣结构，可能是参照了瑟的结构而改革的。
“和”字在中国文化中有什么意义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诗文解释】 江边的杨柳青青，垂着绿色枝条，水面平静，忽然听到江面上情郎唱歌的声音。
东边出着太阳，西边还下着雨，说是没有晴天吧，却还有晴的地方。
【词语解释】 晴：与情字谐音，双关妙用。
【诗文赏析】 这首诗采用了民间情歌常用的双关的手法，含蓄地表达出微妙的恋情，新颖生动，妙趣横生。
关于竹枝词的特色，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概括为“四易”，即易学、易懂、易写、易流传。
这是从学习和阅读方面讲的。
如果从内容、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来研究分析，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 语言流畅，通俗易懂。
竹枝词是由民歌蜕化出来的，民间的口语、俚语皆可入诗，且极少用典，读起来琅琅上口，雅俗共赏。
清记录王世祯《师友诗传录》中有一段话：“竹枝稍以文语缘诸俚俗，若太加文藻，则非本色矣”。
说得很对，这是竹枝词的一大特色。
正是由于在竹枝词里用了大量口语、俚语和地方乡音，读起来具有浓厚的乡土风味和生活气息。
比如旧北京有一种专卖胡梳坠什的小贩，手提包裹或小木箱，经常在旅店门外高声叫卖，音调极高，带有腔板。
有一首竹枝词就把小贩的叫卖词入了诗。
叫卖出奇声彻霄，街头客店任逍遥。
“胡梳坠什捎家走，十个铜元拣样挑”。
后两句把小贩的叫卖词，老北京话“捎家走”，“拣样挑”，鲜灵灵地写入诗中，令人感到亲切、生动，小贩形象跃然纸上。
居家不易是长安，俭约持躬稍自宽。
最怕人情红白事，知单一到便为难。
诗中的长安，指北京。
知单，指请柬之类。
清代北京，大办婚丧事之风很盛，普遍市民们对此十分烦恼，见了“知单”便为难起来。
这首竹枝词以“为难”的通俗语入诗，生动地刻划出百姓市民们无可奈何的心态。
杭州有一首写卖水果的小贩称： 小步街头日夕回，桂花栗子白杨梅。
寄人檐下高声唤：“六个铜元一大堆”。
一句叫卖声入诗，街头小贩的形象活灵活现。
南昌有一首写菜贩的竹枝词： 夜半呕哑拨橹声，菜佣郭外听鸡鸣。
青菘、碧蒜、红萝卜，不到天明已入城。
诗明白如话，把卖菜小贩起早搭黑地辛苦贩运，写得十分逼真。
芒鞋草笠去烧畲，半种蹲鸱半种瓜。
郎自服劳侬自饷，得闲且摘苦丁茶。
这是江西山区的竹枝词。
蹲鸱，即芋头。
苦丁茶，是野生山茶。
诗以一位青年劳动妇女口吻，叙说这对青年夫妇过着清苦的然而是自在的山区劳动生活。
在我国诗歌史上，有些文人不赞成诗中有俗语出现。
严羽《沧浪诗话》中说：“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
”朱熹也说过：“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
”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竹枝词正是以容俗为特色。
历代许多优秀的竹枝词恰恰是淡语中有味，浅语中有情，俗语中含雅。
（二）不拘格律，束缚较少。
民歌作者不太懂韵书上的规范，民间竹枝词也多依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声韵。
刘禹锡最早作的九首竹枝词，可以说没有一首是符合规范的。
从第一首开始：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第三句第四字用平声，第七字用仄声，第四句中第二字用平声，第七字用平声都不合格律。
第二首云：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这首诗的一、二、三、四句起头都用平声不合格律。
依此推以下七首都不完全合律。
白居易的四首竹枝词中也有一首不合律。
这种不拘格律的现象，从刘、白开始，后人接踵，世代承袭下来。
近人在考证竹枝词的格律时认为竹枝词“以民歌拗体为常体”，以绝句为“别体”（任半塘《竹枝考》）。
拗体，即指不按律、绝体的平仄规范的诗体。
明董文焕《声调四谱图说》云：“至竹枝词，其格非古非律，半杂歌谣。
平仄之法，在拗、古、律三者之间，不得全用古体。
若天籁所至，则又不尽拘拘也”。
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也说：“竹枝，人多作拗体”。
可见，竹枝词的拗体特色，成为与七绝诗体的重要区别之一。
竹枝词的这种特色，给了它广泛流传发展的便利条件。
由于格律较自由，束缚较少，作者易于掌握，有广大的写作队伍。
这里特别应提及的是，竹枝词格律宽泛，并未破坏诗的韵律美。
相反，从刘、白以来，历代诗词大家都喜欢它，出现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诗。
关于竹枝词的韵脚，大量作品沿用平声韵。
但也有押仄声韵或平韵仄韵间用的。
如苏轼在忠州作的九首竹枝词，有平有仄。
如咏屈原：“水滨击鼓何喧阗，相将扣水求屈原。
屈原已死今千载，满船哀唱似当年”。
阗、原、年押平声韵。
其咏项羽一首云“横行天下竞何事，弃马乌江马垂涕。
项王已死无故人，首入汉庭身委地”。
事、涕、地皆为仄声韵。
从诗式上看，竹枝词以七言四句为常体，但也有五言四句作为别体。
如清袁枚有《西湖小竹枝词》五首，均为五言。
其一云：“妾在湖上居，郎往城中宿，半夜念郎寒，始见城门恶”。
（三） 诗风明快，诙谐风趣。
大凡竹枝词，不论出自南方或北方，也不论是汉民族或少数民族，几乎都具有这种特色。
应该说，这种诗风也是从民歌中带进来的。
明人颜继祖谓，竹枝词“能以嬉笑代怒骂，以诙谐发郁勃，昔人所云善戏谑而不为虐也”（《秣陵竹枝歌》序）。
清人杨静亭在《都门杂咏》序中也说：“思竹枝取义，必于嬉笑之语，隐寓箴规，游戏之谈，默存讽谏”。
的确如此。
好的竹枝词往往于风趣中见神韵，于诙谐中隐美刺，于俏逗中见真情。
当人们阅读时，直感妙笔生花，常常在诙谐解颐中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竹枝词这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博得历代读者的喜爱，并给予高度评价。
比如，《清代竹枝词》有一首写北京六国饭店的。
该饭店即今北京饭店前身，清末建造。
海外珍奇费客猜，两洋风味一家开。
外朋座上无多少，红顶花翎日日来。
红顶花翎指清代官吏，诗中说这座外国风味的饭店，珍馐异馔，都叫不出名字。
然而外国客人却来得很少，清廷大吏们倒天天来。
辛辣地讽刺清廷的腐败。
庚子，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廷大吏们纷纷携眷逃出城外，有一首竹枝词写了这种场面： 健儿拥护出京都，鹤子梅妻又桔奴。
都道相公移眷属，原来小事不糊涂。
大事不糊涂改成“小事不糊涂”，就把只顾家不顾百姓，只想个人安危，不管国家兴亡的清廷官吏嘴脸，刻画得一览无余。
还有一首借傀儡戏而痛骂清代统治阶级的竹枝词： 朽木难雕从古说，添些粪土捏成坯。
自经妙手施丹垭，尽属封侯拜将材。
这是一首绝妙的讽刺诗，全然不着一个脏字，却把清代腐朽的统治者们骂个痛快淋漓。
竹枝词反映的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有不少写得极有风趣。
《西湖竹枝词》有一首写男女恋情的： 又道芙蓉胜妾容，都将妾貌比芙蓉。
如何昨日郎经过，不看芙蓉只看侬
诗中以姑娘的口吻问自己心爱的人说：“你不是说芙蓉比我漂亮么，那为什么昨天经过这里时，你只瞧着我而不看芙蓉呢
”芙蓉，即荷花。
两个热恋中的情人互相逗情的心态写得十分真实生动，极有风趣。
《北京清代竹枝词》有一首写北京致美斋的风味小吃的： 包得馄饨味胜常，馅融春韭嚼来香。
汤清润吻休嫌淡，咽后方知滋味长。
把致美斋馄饨之好，写得有滋有味，幽默俏皮，令人垂涎。
竹枝词诙谐风趣的风格，成为它与律、绝体诗的区别标志之一。
古人云：“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
竹枝词正是在诙谐风趣之中，化精深入平淡，达到深入浅出的境界。
从而使它独具魅力，成为历代诗人所学习和追求的目标。
所谓竹枝词的“味道”，往往就体现在这里。
（四）广为记事，以诗存史。
诗与史相结合，是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
竹枝词缘于纪事，举凡风土民情、山川形胜、社会百业、时尚风俗、历史纪变等等皆可入诗。
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
可以认为，竹枝词所反映的各个历史年代的社会生活层面，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是其他诗体所不能比拟的。
竹枝词使诗词的功能得到了广阔的开拓。
同时，也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里特别应提到竹枝词一向有注文的传统。
每首诗后加小注，用简明的文字注释诗的内容，既可加深对诗的理解，也是对诗的补充。
历史学、社会学研究者们，常常发现在正史里记载简略，或没有记载的，却往往从竹枝词里找到重要史料。
那些简明注文与优美的诗歌，相互印证，相互呼应，达到相得益彰的地步。
比如，《清代北京竹枝词》里有一组《都门纪变百咏》，是当时住在北京的两个外地人目睹义和团进京和八国联军侵略京城的情形而写出的。
《纪变百咏》每首诗后都有注文、文字简洁，生动具体，实为一组庚子京师目睹记，成为史料翔实的历史见证。
初起山东多义民，忽延保定忽天津。
俄惊辇下纷纷遍，真似神仙会驾云。
诗后小注云：“团民起于山东，直隶接壤之处，延及保定、天津，今年三月间，流入京师，胁从益众，踪迹飘忽，相传有驾云之术”。
玉府门前大纛高，黄巾夹路怒提刀。
神仙符箓无凭准，误把京官当二毛。
义和团进京后，据注云，在诸王贝勒府第，设立神坛，门前高建大纛，上书“替天行道，奉旨义和团”等字样。
有某京官，携眷逃出城，被团众发现，误当二毛子，拥至坛前，烧香焚表，才得获免。
才过杨村半日程，一千精锐泰西兵。
赴援无计通前路，陷入重围不放行。
外国借口义和团反“洋教”，烧天主堂，派一千精兵从天津登陆欲占北京，行至杨村被义和团包围不能前进，被迫返回天津。
辉煌金碧店悬牌，洋字洋名一律揩。
欧墨新书千百种，满投沟井自沉埋。
义和团在北京一律取消洋名、洋文、洋书。
《都门纪变百咏》以诗史相结合，详细记述了这次事变的全过程，精心雕镌一些重要细节，有日有时，有人有地，写之凿凿，读之唏嘘，慨叹不止。
又如，清末宣统二年（一九一零）四月，长沙出现枪米风潮。
当时由于米价暴涨，百姓齐集巡抚衙门要求平抑粮价，官军开枪，死伤多人，愤怒群众放火烧了衙门，湖南巡抚逃跑。
这次风潮，对濒临危亡的清政府给予很大打击，第二年辛亥革命，满清政府垮台。
近人杨世骥编《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中收入了当时人写的七十四首竹枝词记其事。
其中一首云： 鸿飞中泽起哀鸣，抚慰无言粜不平。
百姓只缘官逼乱，新军弹压动枪声。
诗后注云：“军队抽枪上刺刀，戮伤数十人，众拆照墙砖块抛掷，岑抚下令开枪。
一时哭声震天”。
作者愤怒地道出这次事变是官逼民反。
清末苏曼殊在他的小说《断鸿零雁记》里留下七首《捐官竹枝词》、是揭露清廷腐败吏制的。
清末有一种制度，凡是为赈灾、河工、军需捐款的都可给官做，谁捐的钱多，谁就可以做大官。
实际上所捐的银钱都饱入上级官吏的私囊。
如有一首写道： 工赈捐输价便宜，白银两百得同知。
官场逢我称司马，照壁凭他画大狮。
同知，是知府的辅佐官员，司马是对同知的尊称。
得了同知，可在家门外的照壁上画狮子一以做标示。
《捐官竹枝词》中还有：“便宜此日称观察，五百光洋买得来。
”“一万白银能报效，灯笼马上换京卿。
”等等。
以数字入诗，在纪事竹枝词里常见，有的成为珍贵的科技历史数据。
书法落款年月怎么写法
书法落款年月:一月：孟寅月、陬月、太簇、、新春、端月、、肇春、初阳。
二月：仲春、、如月、夹钟、花月、杏月、春半、花朝、殷春、春中。
三月：季春、辰月、病月、姑洗、桃月、暮春、桐月、晚春、春杪、余春。
四月：孟夏、巳月、余月、中吕、初夏、麦月、槐月、夏首、新夏、梅月。
五月：仲夏、午月、皋月、蕤宾、蒲月、榴月、星月、盛夏、夏半、芒种。
六月：季夏、未月、且月、林钟、荷月、晚夏、暮夏、荔月、晚夏、杪夏。
七月：孟秋、申月、相月、夷则、瓜月、初秋、桐秋、桐月、兰月、肇秋。
八月：仲秋、酉月、壮月、南吕、桂秋、桂月、清秋、拓月、秋半、中律。
九月：季秋、戍月、玄月、无射、菊月、暮秋、凉秋、杪商、秋末、残秋。
十月：孟冬、亥月、阳月、应钟、初冬、早冬、首冬、始冬、开冬、新冬。
十一月：仲冬、子月、辜月、黄钟、霜月、寒月、葭月、正冬、畅月。
十二月：季冬、丑月、涂月、大吕、腊月、暮冬、梅月、暮岁、岁杪。
每月一日至十日：上旬、上浣、上瀚、上澣每月十一日至二十日：中旬、中浣、中瀚、中澣每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下旬、下浣、下瀚、下澣每月初一：朔、旦、额；每月十五日：望；每月最末一日：晦其他：元旦（元月一日）、元宵（元月十五日）、端午（五月五日）、中元（七月十五日）、中秋（八月十五日）清明、冬至、七夕、重阳、除夕等等。
二十四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反映了司马迁怎样的人生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司马迁从父亲的言谈话语之中看出参加封禅泰山的大典对光宗耀祖是何等重要。
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愿望，即使在受了宫刑之后，仍矢志不移，决心忍辱完成父亲未竞之业。
他在给好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表达了他受刑之后的痛苦心情，并提到写作《史记》的意图和完成的决心。
就在这篇著名的书信之中，司马迁把泰山融入千古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可见，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泰山是一个庄重、威严、雄伟可亲的象征。
后来，人们使用“泰山”、这是一种博大的思想。
泰山、鸿毛是什么
这两样并不是简单的轻和重
而是人生的重要选择，平庸与高雅
司马迁受宫刑（古代阉割男人生殖器的刑法）之后，并没有就此放弃人生，可以说他是积极的人生观
不愿平庸的人生观
也不该平庸的人生
“鸿毛”这两种轻重反差极大的物体来比喻轻重悬殊的两种事情。
道教 创始人是谁??
一、范仲淹《岳阳楼记》 1. 此文是范仲淹政治革新失败、贬谪邓州时，应友人滕子京之请而作。
作者在本篇即景抒情，借记为论，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宽广豁达的胸襟。
2. 全文可分五段。
第一段交代本文写作的缘由；第二段写在岳阳楼上所见的壮观景象；第三段和第四段分别具体描写迁客骚人登楼所览的不同自然景色和不同心情，其中第三段主要是通过洞庭湖阴雨连绵之景来写悲凉的情绪，第四段主要是通过洞庭湖春和景明之境来写喜悦的心情；第五段从与上面“悲”、“喜”之情相反的“古仁人之心”写起并引发议论，从而揭示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心思想，这也是全文的重点和高潮。
3. 此文的艺术特点： （1）全文把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变化莫测而又生动自然。
作者随物赋形，循意引申，由楼写景，由景生情，由情化理，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并采取顺连、旁连、反连等手法，使全文一气贯通；此文叙事扼要，写景形象，抒情生动，议论简明，不仅缘物书情，而且寓情于景；不仅情中潜理，而且理中蕴情，情、景、理达到了高度融合。
（2）中心突出，层次清晰。
作者为了在最突出的位置写出全文的中心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了一系列的布置、铺垫和映衬。
第二段写岳阳楼之大观，惜墨如金，是在气象、境界上为这两句话作准备；三、四段写景抒情，泼墨如注，实用贬抑之笔来反衬下文仁人志士的忧和乐，是欲抑而故扬、抑此而扬彼；第五段则以一个“异”字领起，由反入正，翻进一层，得以有理有据地展开正论，最终将文章主旨画龙点睛地揭示出来，给人以力透纸背之感。
（3）句式骈散相间。
此文以散体叙事议论，以骈体写景抒情，亦骈亦散，整饬中富于变化，既音调和谐，节奏明快，又表现出委婉含蓄、耐人寻味的韵致。
尤其是写景的两段文字，采用骈文句法，排比工整，辞采富丽，形象鲜明，境界阔大，充分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