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鸡毛原文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
她不是西南联大的人。
她不属于教职员工，更不是学生。
西南联大的各种名册上都没有“文嫂”这个名字。
她只是在西南联大里住着，是一个住在联大里的校外的人。
然而她又的的确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她住在西南联大的新校舍。
西南联大有许多部分：新校舍、昆中南院、昆中北院、昆华师范、工学院……其他部分都是借用的原有的房屋，新校舍是新建的，也是联大的主要部分。
图书馆、大部分教室、各系的办公室、男生宿舍……都在新校舍。
新校舍在昆明大西门外，原是一片荒地。
有很多坟，几户零零落落的人家。
坟多无主。
有的坟主大概已经绝了后，不难处理，有一个很大的坟头，一直还留着，四面环水，如一小岛，春夏之交，开满了野玫瑰，香气袭人，成了一处风景。
其余的，都平了。
坟前的墓碑，有的相当高大，都搭在几条水沟上，成了小桥。
碑上显考显妣的姓名分明可见，全郁平躺着了。
每天有许多名师大儒、莘莘学子从上面走过。
住户呢，由学校出几个钱，都搬迁了。
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
她不搬。
说什么也不搬。
她说她在这里住惯了。
联大的当局是很讲人道主义的，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
可是她这两间破破烂烂的草屋，不当不间地戳在那里，实在也不成个样子。
新校舍建筑虽然极其简陋，但是是经过土木工程系的名教授设计过的，房屋安排疏密有致，空间利用十分合理，那怎么办呢
主其事者跟文嫂商量，把她两间草房拆了，另外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她原来的要好一些。
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一个鸡窝。
那好办。
她这间小屋，土墙草顶，有两个窗户（没有窗扇，只有一个窗洞，有几根直立着的带皮的树棍），一扇板门。
紧靠西面围墙，离二十五号宿舍不远。
宿舍旁边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倒也没有人觉得奇怪。
学生叫她文嫂。
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
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金先生、朱先生……但是，相处这些年了，竟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
人很老实。
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除非你给她，她从不伸手要东西。
学生丢了牙膏肥皂、小东小西，从来不会怀疑是她顺手牵羊拿了去。
学生洗了衬衫，晾在外面，被风吹跑了，她必为捡了，等学生回来时交出：“金先生，你的衣服。
”除了下雨，她一天都是在屋外呆着。
她的屋门也都是敞开着的。
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
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
每天大盆大盆地洗。
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
洗得的衣服。
夹紧在两绳之间。
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
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衣服被窝洗好做得了，为了避免嫌疑，她从不送到学生宿舍里去，只是叫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来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
” 她的女儿能帮上忙了，能到井边去提水，踮着脚往绳子上晾衣服，在床上把衣服抹煞平整了，叠起来。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也许她原是靠喂鸡过日子的）。
联大到处是青草里有昆虫蚱蜢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
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
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
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每天一早，文嫂打开鸡窝门，这些鸡就急急忙忙，迫不及待地奔出来，散到草丛中去，不停地啄食。
有时又抬起头来，把一个小脑袋很有节奏地转来转去，顾盼自若，——鸡转头不是一下子转过来，都是一顿一顿地那么转动。
到觉得肚子里那个蛋快要坠下时，就赶紧跑回来，红着脸把一个蛋下在鸡窝里。
随即得意非凡地高唱起来：“郭格答
郭格答
”文嫂或她的女儿伸手到鸡窝里取出一颗热烘烘的蛋，顺手赏了母鸡一块土坷垃：“去去去
先生要用功，莫吵
”这鸡婆子就只好咕咕地叫着，很不平地走到草丛里去了。
到了傍晚，文嫂抓了一把碎米，一面撒着，一面“咕咕”叫着，这些母鸡就都即足足地回来了。
它们把碎米啄尽，就鱼贯进入鸡窝。
进窝时还故意把脑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耷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鸡教。
鸡窝门有一道小坎，这些鸡还都一定两脚并齐，站在门坎上，然后向前一跳。
这种礼节，其实大可不必。
进窝以后，咕咕囔囔一会，就寂然了。
于是夜色就降临抗战时期最高学府之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新校舍了，阿门。
文嫂虽然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但是大学是什么，这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办它，这些，她可一点都不知道。
只知道有许多“先生”，还有许多小姐，或按昆明当时的说法，有很多“摩登”，来来去去；或在一个洋铁皮房顶的屋子（她知道那叫“教室”）里，坐在木椅子上，呆呆地听一个“老倌”讲话。
这些“老倌”讲话的神气有点像耶稣堂卖福音书的教士（她见过这种教士）。
但是她隐隐约约地知道，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
先生们现在可没有赚大钱，做大事，而且越来越穷，找文嫂洗衣服、做被子的越来越少了。
大部分先生非到万不得已，不拆被子，一年也不定拆洗一回。
有的先生虽然看起来衣冠齐楚，西服皮鞋，但是皮鞋底下有洞。
有一位先生还为此制了一则谜语：“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
”他们的袜子没有后跟，穿的时候就把袜尖往前拽拽，窝在脚心里，这样后跟的破洞就露不出来了。
他们的衬衫穿脏了，脱下来换一件。
过两天新换的又脏了，看看还是原先脱下的一件干净些，于是又换回来。
有时要去参加Party①，没有一件洁白的衬衫，灵机一动：有了
把衬衫反过来穿
打一条领带，把纽扣遮住，这样就看不出反正了。
就这样，还很优美地跳着《蓝色的多瑙河》。
有一些，就完全不修边幅，衣衫褴褛，囚首垢面，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了。
他们的裤子破了，就用一根麻绳把破处系紧。
文嫂看到这些先生，常常跟女儿说：“可怜
” 来找文嫂洗衣的少了，她还有鸡，而且她的女儿已经大了。
女儿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
这司机是下江人，除了他学着说云南话：“为哪样”、“咋个整”，其余的话，她听不懂，但她觉得这女婿人很好。
他来看过老丈母，穿了麂皮夹克，大皮鞋，头上抹了发蜡。
女儿按月给妈送钱。
女婿跑仰光、腊戌，也跑贵州、重庆。
每趟回来，还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
有一次还带了一盒遵义板桥的化风丹，她不知道这有什么用。
他还带来一些奇形怪状的果子。
有一种果子，香得她的头都疼。
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
文嫂胖了。
男生宿舍全都一样，是一个窄长的大屋子，土墼墙，房顶铺着木板，木板都没有刨过，留着锯齿的痕迹，上盖稻草；两面的墙上开着一列像文嫂的窗洞一样的窗洞。
每间宿舍里摆着二十张双层木床。
这些床很笨重结实，一个大学生可以在上面放放心心地睡四年，一直睡到毕业，无须修理。
床本来都是规规矩矩地靠墙排列着的，一边十张。
可是这些大学生需要自己的单独的环境，于是把它们重新调动了一下，有的两张床摆成一个曲尺形，有的三张床摆成一个凹字形，就成了一个一个小天地。
按规定，每一间住四十人，实际都住不满。
有人占了一个铺位，或由别人替他占了一个铺位而根本不来住；也有不是铺主却长期睡在这张铺上的；有根本不是联大学生，却在新校舍住了好几年的。
这些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单元里，大都只有两三个人。
个别的，只有一个，一间宿舍住的学生，各系的都有。
有一些互相熟悉，白天一同进出，晚上联床夜话；也有些老死不相往来，连贵姓都不打听。
二十五号南头一张双层床上住着一个历史系学生，一个中文系学生，一个上铺，一个下铺，两个人合住了一年，彼此连面都没有见过：因为这二位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同。
中文系学生是个夜猫子，每晚在系图书馆夜读，天亮才回来；而历史系学生却是个早起早睡的正常的人。
因此，上铺的铺主睡觉时，下铺是空的；下铺在酣睡时，上铺没有人。
联大的人都有点怪。
“正常”在联大不是一个褒词。
一个人很正常，就会被其余的怪人认为“很怪”。
即以二十五号宿舍而论，如果把这些先生的事情写下来，将会是一部很长的小说。
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
他独占北边的一个凹字形的单元。
他不欢迎别人来住，别人也不想和他搭伙。
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木板，把双层床的一边都钉了木板，就成了一间屋中之屋，成了他的一统天下。
凹字形的当中，摞着几个装肥皂的木箱——昆明这种木箱很多，到处有得卖，这就是他的书桌。
他是相当正常的。
一二年级时，按时听讲，从不缺课。
联大的学生大都很狂，讥弹时事，品藻人物，语带酸咸，辞锋很锐。
金先生全不这样。
他不发狂论。
事实上他很少跟人说话。
其特异处有以下几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
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
学生离不开纸。
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
联大的学生时兴用一种灰绿色布制的夹子，里面夹着一叠白片艳纸，用来记笔记，做习题。
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
为什么要花钱买呢
纸有的是
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出让衣鞋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
这些启事、告白总不是顶天立地满满写着字，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
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子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
他还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
他大概是相当笨的，因此，每晚都开夜车。
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
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
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
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这样过了三年。
到了四年级，他在聚兴诚银行里兼了职，当会计。
其时他已经学了簿记、普通会计、成本会计、银行会计、统计……这些学问当一个银行职员，已是足用的了。
至于经济思想史、经济地理……这些空空洞洞的课程，他觉得没有什么用处，只要能混上学分就行，不必苦苦攻读，可以缺课。
他上午还在学校听课，下午上班。
晚上仍是开夜车，搜罗纸片，吃肉。
自从当了会计，他添了两样毛病。
一是每天提了一把黑布阳伞进出，无论冬夏，天天如此。
二是穿两件衬衫，打两条领带，穿好了衬衫，打好领带；又加一件衬衫，再打一条领带。
这是干什么呢
若说是显示他有不止一件衬衫、一条领带吧，里面的衬衫和领带别人又看不见；再说这鼓鼓囊囊的，舒服吗
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这外号很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金先生很快就要毕业了。
毕业以前，他想到要做两件事。
一件是加入国民党，这已经着手办了；一件是追求一个女同学，这可难。
他在学校里进进出出，一向像马二先生逛西湖：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
谁知天缘凑巧，金昌焕先生竟有了一段风流韵事。
一天，他正提着阳伞到聚兴诚去上班，前面走着两个女同学，她们交头接耳地谈着话。
一个告诉另一个：这人穿两件衬衫，打两条领带，而且介绍他有一个很长的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听话的那个不禁回头看了金昌焕一眼，嫣然一笑。
金昌焕误会了：谁知一段姻缘却落在这里。
当晚，他给这女同学写了一封情书。
开头写道：“××女士芳鉴，迳启者……”接着说了很多仰慕的话，最后直截了当地提出：“倘蒙慧眼垂青，允订白首之约，不胜荣幸之至。
随函附赠金戒指一枚，务祈笑纳为荷。
”在“金戒指”三字的旁边还加了一个括弧，括弧里注明：“重一钱五”。
这封情书把金先生累得够呛，到他套起钢笔，吃下一块肉时，文嫂的鸡都已经即即足足地发出声音了。
这封情书是当面递交的。
这位女同学很对得起金昌焕。
她把这封信公布在校长办公室外面的布告栏里，把这枚金戒指也用一枚大头针钉在布告栏的墨绿色的绒布上。
于是金昌焕一下子出了大名了。
金昌焕倒不在乎。
他当着很多人，把信和戒指都取下来，收回了。
你们爱谈论，谈论去吧
爱当笑话说，说去吧
于金昌焕何有哉
金昌焕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过两天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
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
不知怎么丢的。
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
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
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
我口乃鸡呢
……” 文嫂的女儿回来了。
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
她明白出了大事了。
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
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
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
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还得吃饭，还得每天把鸡放出去，关鸡窝。
还得洗衣服，做被子。
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
这几天文嫂常上先生们的宿舍里去。
有的先生要走了。
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一件鱼网似的毛衣，一个压扁了的脸盆，几只配不成对的皮鞋——那有洞的鞋底至少掌鞋还有用……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
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单元打扫一下。
因为洗衣服、拣破烂，文嫂还能岔乎岔乎，心里不至太乱。
不过她明显地瘦了。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
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
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
他的凹形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
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
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
“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笋壳鸡呀
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
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
至于他怎么偷的鸡，怎么宰了，怎样退的鸡毛，谁都无从想象。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汪曾祺小说选中有葡萄月令吗
没有，目录自序：小说技巧常谈复仇鸡鸭名家冬天翠子老鲁受戒异秉故里三陈大淖记事八千岁侯银匠徙昙花、鹤和鬼火鸡毛日规黄油烙饼七里茶坊八月骄阳讲用云致秋行状天鹅之死安乐居子孙万代祁茂顺金冬心瑞云——聊斋新义双灯——聊斋新义樟柳神
汪曾祺的作品中最值得看的是哪些啊
先做简要回答 也有具体的能帮助你了解他的特点 特点是：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 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 ——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 详细的 内容提要：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论述其作品的语言特色.。
笔者认为,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
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
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
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
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
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语言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
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
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
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
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
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
豪华落尽见真淳。
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
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
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
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
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
本文即尝试从语言的角度对汪曾祺作品进行分析。
一、 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
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 （1）确实如此。
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 （2）我认为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
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
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
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
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
真是乱。
乱红成阵，乱成一团。
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
”（《紫薇》）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放感——原来白话文可以这么写
又如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鳌、螺蛳、蚬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
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
塘鳢鱼是什么鱼
我向往之久矣。
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瞎
”一声“瞎”韵味无穷，意境高远。
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
老舍也热中于此。
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认为汪曾祺更胜一筹。
这是因为老舍的口语因素多半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小说的总体框架还是相当欧化的。
汪曾祺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在大的叙述框架上，就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
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
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在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3）我认为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
读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地激动。
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倍感亲切。
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
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
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
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
”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
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
”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
早
吃过了
偏过了，偏过了
”极富情趣。
运用方言实际是用了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贴近生活，象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是唾手可得的。
汪曾祺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1950年在北京做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不只是民间的戏曲、歌谣让他着迷，甚至连北京一派出所墙上写的一条宣传夏令卫生的标语“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在吃
”；八面糟附近的一家接生婆的门口的“广告”：“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做竹藤活的写的：“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绷 ”。
也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由衷地赞美说，“这都是很好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
”（4）在《说说唱唱》当编辑的那几年，汪曾祺更从赵树理身上看到民间文学对一个作家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应该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诗情。
本来就对民间文学有浓厚兴趣的汪曾祺在赵树理为人及作品影响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首先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汲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
”（5）多年以后，当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后，在谈及创作经验时，他总不忘记强调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
汪曾祺八十年代重出文坛时有人惊呼“原来小说也可以这么写
”我想人们惊叹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汪曾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吧
二、 吸取古典文学营养 汪曾祺除了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寻找资源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取得营养。
汪曾祺的语言传承了唐宋散文流风，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
他一再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几篇散文《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诸篇，由于归有光“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得益匪浅。
“我受营养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
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
这和我的气质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6）有了这些“余韵”，汪曾祺的语言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文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
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溶入汪曾祺的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
秘密就在其中。
举《受戒》起头的一段为例：“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
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
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
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
庵，是因为有一个庵。
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
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
宝刹何处
------荸荠庵。
”这是一段大白话，白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白得有一种风情。
倘我们读一读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我以为不难发现《受戒》这段大白话的节奏、韵律与《寒花葬志》有自然相通之处。
很明显，文言写作对“文气”的讲求被汪曾祺移入了白话写作中，且了无痕迹。
反过来，痕迹非常明显地以文言直接入白话文的做法，他也不忌讳，不但不忌讳，相反，大张旗鼓。
举《端午的鸭蛋》一文中的一段：“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沙多。
蛋白柔软，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
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
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
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
筷子头一札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这里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水乳交融，自自然然，一点不勉强。
再如《观音寺》中这样的行文：“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没有玻璃。
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
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一、桌一、椅一。
还要什么呢
挺好。
”也是白话，但有股文人气。
这种带股文人气的白话又和五四之后的“旧白话”不同，没有那种半文半白带来的遗老遗少味儿。
记得《陌上桑》中描写罗敷的形象有这么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者见罗敷，脱帽著绡头。
耕者见罗敷，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把罗敷之美通过侧面烘托出来，读到《大淖记事》中描写“巧云”的一段“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快，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比一般人多，东西都比别人好。
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就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痛酸痛。
泰山庙唱戏，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
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的座。
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
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
”你会发现两者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在文学创作中尝试文白相亲，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并不仅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认为能在一种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象本来就是一家子，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吧。
三、 突破了诗歌、散文、小说界限的语言 汪曾祺作品打破了诗、散文、小说的界限，去除了诸般文体间的话语禁忌，以其浓酽的意象化和诗化特征，体现出东方美学之风神雅韵。
“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
”（《故人往事》）“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
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
深巷卖杏花。
骆驼。
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
”（《复仇》）“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受戒》）这不是小说，这是诗，是韵文，是行云流水。
“正街上有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
每天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着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
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
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
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
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去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
”（《榆树》）。
看“驴打滚”，这叫小说吗
不叫。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
他都看见王玉英。
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
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
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晚饭花》）。
一个小小子，看见一个姑娘，后来这个姑娘嫁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这叫小说吗
不叫。
小说照例是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只有人，没有故事。
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本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有一种清新自然美。
汪曾祺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说：“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
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
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
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7） “一月，下大雪。
------二月里刮着风。
------三月，葡萄上架。
------四月，浇水。
五月------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
------”（《葡萄月令》）散文《葡萄月令》更象是一首一往情深的劳动赞美诗。
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
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如同简洁疏朗的水墨画，更如同朦胧幻美的成人童话，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审美对象。
四、 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
《受戒》、《大淖记事》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
在这类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
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
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
如《受戒》结尾两段：“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中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
写出了朦胧的爱，迷离的情，写出了特有的纯洁、烂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
澎湃的灵性，盎然的诗趣，一尘不染的情思，使人如读安徒生童话，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拔动万千心弦。
《大淖记事》则写十一子和巧云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恋，美如秋月，韧如蒲苇，透明似水晶。
汪曾祺的小说不仅善于写风景，时时也写些民俗。
《岁寒三友》中就有这样一段：“这天天气特别好。
万里无云，一天皓月。
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
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
各种买小吃的都来了。
买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卖紫皮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都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
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
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
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眯着；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
——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
”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知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时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在欢快之余感受到他善良的品格。
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力于作品的语言。
读汪曾祺的小说，仿佛是漫步春之原野，又如置身一片泱泱水气，神清气爽。
在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里，汪曾祺描绘出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令人神往。
为我们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活化石，提供了民间风俗那鲜活流动的精神实体。
语言的美不管是华丽或朴实，是铺排或是简洁，它的魅力关键在于能否深深打动一个人的内心。
就如同一个女子，长得令人惊艳固然是容易极具魅力的，却并不绝对，而眉目长得普通清爽，也可以抓住别人的眼和心，因为她的魅力并在一处，而在于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之种种，这份魅力其实比前者更亲切和更令人喜欢，而且更持久。
汪曾祺的作品属于后者一型。
汪曾祺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一些朴素很常见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你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生僻的字和词，但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句子，一经他组合，便仿佛有了生命有了灵气，让人读起来可亲可感可敬可爱。
就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村姑，经她梳洗打扮以后，人还是那个人，衣裳还是那件衣裳，却有了一种风致，有了一种韵味，有了一种美。
这种境界的确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佛门一句话叫作：高僧只说平常话。
也就是说真正得道的高僧是不会动不动就给你搬高头讲章的，也不会动不动就给你背两句谁也听不懂的经卷来证明自己的深刻和与众不同，他只用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来讲述佛理，但这平常并不意味着浅薄，而是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大智慧。
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俗，他有的是从容和平和。
他有的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他的文章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如坐春风，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
注释： （1）（3）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2）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页。
（4）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46页。
（5）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21页。
（6）汪曾祺：《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页。
（7）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汪曾祺文集小说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559页。
参考文献： 1．《汪曾祺传》陆建华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2．《汪曾祺文集小说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3、《汪曾祺散文选集》徐柏容、郑法清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2月 4、《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汪曾祺卷》汪曾祺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
我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
他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都曾获奖，一些作品还被翻译到国外。
他还曾创作和改编了京剧《范进中举》、《王昭君》及现代京剧《沙家浜》等。
如今，汪曾祺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作品，备受众多读者的真心喜爱，并在海外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剧作家沙叶新评价他的作品是“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可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汪曾祺散文《岁月钟声》为什么用那么多的笔墨写詹胖子
史家传统的记人笔法是“不虚美，不隐恶”，作者也将詹大胖子这个人物放在现实生活中进 行客观地描述，使这一人物的优缺点都很鲜明。
请分别概括出能够体现詹大胖子优点与缺点的事各一件。
岁月钟声 汪曾祺 我读的小学是县立第五小学，简称五小，在城北承天寺的旁边，对面是天地坛。
五小有一支校歌：‚西挹神山爽气，东来邻寺疏钟，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同。
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济济坐春风。
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实在过于夸张了。
但记忆中学校门外的地势确比校内高，进大门，要下一个慢坡，慢坡是‚站砖’铺的。
不是笔直的，而是有点弯。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这道弯弯的慢坡很有感情。
如果它是笔直的，就没有意思了。
慢坡的东端是门房，同时也是校工詹大胖子的宿舍。
詹大胖子的主要职务是摇上课铃、下课铃。
这间小屋原来盖了是为了当门房即传达室用的，但五小没有什么事可传达，来了人，大摇大摆就进来了，詹大胖子连问也不问。
这间小屋就成了詹大胖子宿舍。
他在屋里坐着，看看钟。
他屋里有一架挂钟。
这学校有两架挂钟，一架在教务处。
詹大胖子一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上这两架钟。
喀啦喀啦，上得很足，然后才去开大门。
他看看钟，到时候了，就提了一只铃铛，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摇：叮当，叮当，叮当……从南头摇到北头。
上课了，学生奔到教室里，规规矩矩坐下来。
每逢国文课都是要背诵的。
一年级开头是“大狗跳，小狗叫”，后面有《咏雪》这样的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七片八片九十片，飞入芦花都不见。
”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七岁，可是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
我现在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
我觉得那时的语文课本有些篇目是选得很好的。
后来，有一班毕业生凑钱买了一口小铜钟，送给母校留纪念，詹大胖子就从摇铃改为打钟。
一口很好看的钟，黄铜的，亮晶晶的。
铜钟用一条小铁链吊在小操场边的梧桐树上。
铜钟有一个锤子，悬在当中，锤子下端垂下一条麻绳。
詹大胖子扯动麻绳，钟就响了。
钟不打的时候，绳绕在梧桐树干上，打一个活结。
梧桐树一年一年长高了。
钟也随着高了。
五小的孩子也高了。
詹大胖子还有一件常做的事，是剪冬青树。
詹大胖子很胖，但是剪起冬青树来很卖力，他好像跟冬青树有仇，又好像很爱这些树。
詹大胖子还给校园里的花浇水。
秋天，詹大胖子扫梧桐叶。
学校有几棵梧桐。
刮了大风，刮得一地的梧桐叶。
梧桐叶子干了，踩在上面沙沙地响。
詹大胖子还做什么事呢
他给老师烧水。
烧开水，烧洗脸水。
教务处有一口煤球炉子，詹大胖子每天生炉子，用一把芭蕉扇忽哒忽哒地扇。
煤球炉子上坐一把白铁壶。
他还帮先生印考试卷子。
詹大胖子推油印机滚子，先生翻页儿。
考试卷子印好了，就把蜡纸点火烧掉。
烧油墨味儿飘出来，坐在教室里都闻得见。
每年寒假、暑假，詹大胖子要做一件事，到学生家去送成绩单。
全校学生有二百人，詹大胖子一家一家去送。
成绩单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左边写着学生的住址、姓名，当中朱红的长方框里印了三个字“贵家长”。
右侧下方盖了一个长方图章‚县立第五小学‛，学生的家长是很重视成绩单的，他们拆开信封看：国语98，算术86……看完了就给詹大胖子酒钱。
詹大胖子和学生生活最最直接有关的，除了摇上课铃、下课铃，——打上课钟、下课钟之外，是他卖花生糖、芝麻糖。
詹大胖子很坏，他的糖比外面摊子上的卖得贵。
但是五小的学生只好跟他去买，因为学校有规定，不许“私出校门”。
校长张蕴之不许詹大胖子卖糖，把他叫到校长室训了一顿。
校长对学生说：学生在校不许吃零食；詹大胖子的糖不卫生；他赚学生的钱，不道德。
[来源:学*科*网] 但是詹大胖子还是卖，偷偷地卖。
他摇下课铃或打上课钟的时候，左手捏着花生糖、芝麻糖，藏到袖筒里。
有学生要买糖，走近来，他就做一个眼色，叫学生随他到校长、教员看不到的地方，接钱，给糖。
五小的学生差不多全跟詹大胖子买过糖。
他们长大了，想起五小，一定会想起詹大胖子，想起詹大胖子卖花生糖、芝麻糖。
詹大胖子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得很平静。
詹大胖子的铃摇着摇着，钟打着打着，我们便长大了，便到了小学高年级了。
教五年级国文的是高北溟先生。
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
在他所授的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
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
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教六年级国文的是张敬斋，张先生据说很有学问，他教我们《老残游记》，讲得有声有色。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大明湖上的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使我对济南非常向往。
我对五小很有感情。
每天上学，暑假、寒假还会想起到五小看看。
夏天，到处长了很高的草。
有一年寒假，大雪之后，我到学校去，大门没有锁，轻轻一推，开了。
没有一个人，连詹大胖子也不在。
一片白雪，万籁俱静。
我一个人踏雪走了一会，心里很感伤。
我十九岁离乡，六十六岁回故乡几天。
我去看看我的母校：什么也没有了。
承天寺、天地坛，都没有了。
五小当然没有了。
这是我的小学，我亲爱的，亲爱的小学
‚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能增加知识面的书籍
要放松心态，就看看外国的文学作品，我建议《浮士德》，《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雪国》，《源氏物语》，《包法利夫人》，《漂亮的朋友》，《白痴》，《追风筝的人》也不错的。
古代文学的方面一定要看晚明张岱写的书，《陶庵梦忆》，非常棒
魏晋时代的《世说新语》很有意思，可以看看。
矛盾的《子夜》，你要是没时间，一定要记得，大学毕业了再看，你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感受，当代文学，强烈推荐汪曾祺的，鲁迅的杂文，余华的作品，如《兄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古代文学的聊斋志异，儒林外史。
提高国学素养一定要看礼记如果你有点底子，可以看看张之洞的书目问答。
我建议你大学四年读读二十四史，至少前四史，还有黑格尔的四卷的《美学》，很有用的。
读书千万别读傻了，其实很多历史包括正式都是不怎么样的，历史永远是胜利者的历史，永远带有一种后设性和叙事性，写到一定程度，甚至成了小说也不一定，这样的历史就很难秉笔直书了。
我还建议你读读钱理群先生的著作，他是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我现在就在读，呵呵，就是明年没时间了，该高三了，你也要抓紧时间啊
书读杂是有你自己的爱好，可以看看画书，读一读研究中国地方文化的书，比如二人转啊之类的，可以一看。
说到底，读书我觉得只不过是生活诸形式的一种， 把他当成了目的，就害了自己，作家用他的心灵写作，我们也因该用心灵去读，这样就成了一种自然，而不是为了什么目的去逼着自己读，那样还不如不读。
呵呵，就这样了，希望你的大学生活很精彩，我也要朝着我的梦想努力。
对了，你还可以读读哲学方面的书，启蒙的推荐你《苏菲的世界》，其他的，自己去搜吧
作家范玮的小说代表作有哪些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全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召开。
它在对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总结、检讨的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方向确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当代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展开方式和方针政策，制定规范性的纲要的具体细则。
（会上，郭沫若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
大会最后通过了《宣言》，产生了全国性的文艺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和周扬任副主席，并成立了全国文联和文协等各个下属专业协会。
）这是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团结的大会，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常被当做“当代文学”的起点。
五六十年代“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他们的“文化兴国”具有新的特征。
首先，从出身的地域，以及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等的地域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五四”以及后走家多出身江浙、福建和四川、湖南：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巴金、丁玲等；五六十年代出身及写作前后主要活动区域集中于山西、陕西、河北、山东），表现了文学观念从比较注重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重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表现的变化。
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多数人，认定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文学被看作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方式。
明确的目标感和乐观精神是他们作品的基调。
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化素养”，也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作家有着不同的侧重。
（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创作上普遍准备不足，思想和艺术借鉴的范围狭窄）五十到七十年代的文学批判活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50-51）；对萧也牧（主要《我们夫妇之间》）等的创作的批评（51）；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的批判（54-55）；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55）；文学界的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57）；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巴人《论人情》等）；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 63年开始，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批判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对象“合二而一”论、“让步政策论”“时代精神会和”论、“写‘中间人物’论”）这一时期（十七年文学），诗歌理论和时间上被反复阐述和强调的，是诗的社会“功能”、以及写作者“立场”和思想情感的性质。
诗服务于政治，诗与现实的生活、与“人民群众”的相结合，是当代诗歌观念的核心。
五六十年代诗歌的写实倾向“写实”倾向在五六十年代的诗歌中，一方面表现为四十年代“解放区”已经出现的叙事诗热潮，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盛”，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的抒情短诗，都有着人物、事件、场景的框架。
五六十年代代表诗人李季《菊花石》（《王贵与李香香》）、闻捷、韦其麟、张志民、（青年诗人：）邵燕祥、李瑛、公刘、梁上泉、顾工、流沙河、（政治抒情诗：）贺敬之、郭小川（《一个和八个》）五十年代作家如何看待小说题材在五六十年代，作家批评家在“题材”问题上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对“题材”本身的理解，以及处理这一问题的角度、方法，却并无很大的差异。
第一题材是被严格分类的（社会生活“空间”上：工业、农业、军队、学校；时间上：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
实际上包含着“阶级”区分的标准）。
第二，不同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即指认它们之间的优劣、主次、区分高低。
（主要\\\/重大题材，次要\\\/非重大题材），工农兵的生活、形象，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的生活、形象；“重大”行至的斗争（政治斗争，“中心工作”），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的“私人”生活；显示的当前脾气额的政治任务，优于逝去的历史陈迹；由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的其他事件和活动；而对于行动、斗争的表现，也优于“个人”的感情和内在心理的刻画。
五六十年代小说类型的单一化写英雄典型、写矛盾冲突、设计有波澜起伏情节线索，在小说理论、创作中取得绝对地位，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主要尺度；留给“诗化”“散文化”小说的发展空间不多。
农村题材小说代表作家（除山西、陕西之外）：李准《李双双小传》《黄河东流去》山药蛋派\\\/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五六十年代一个以创作农村题材小说为主一个小说“流派”。
具有以下特征：一、地域上，赵树理、马烽等人长期生活、工作在深吸，作品写的也多山西农村生活。
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从社会功能角度来理解作家在生活中“不做旁观者”的主张。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的“写实”风格。
四、重视故事性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能听懂、读懂。
代表人物和作品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马烽《结婚》、西戎《丰产记》等。
革命历史小说孙犁《风云初记》《山地回忆》杜鹏程《保卫延安》知侠《铁道游击队》高云览《小城春秋》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雪克《战斗的青春》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烈火金刚》冯志《敌后武工队》冯德英《苦菜花》欧阳山《三家巷》（通俗小说一章中也有出现）罗广斌《红岩》茹志娟《百合花》峻青《黎明的河边》王愿坚《党费》萧平《三月雪》刘真《英雄的乐章》菡子《万妞》非革命题材历史小说姚雪垠《李自成》对孙犁小说的评价总体而言，孙犁小说的格局不大，有时且有平淡、重复之处。
但是他的一些中短篇，因其鲜明特色，而能够穿越变换的政治和文学的风雨。
工业题材小说周立波《铁水奔流》艾芜《百炼成钢》草明《乘风破浪》最初的“异端”（非“主流”，被批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短篇）、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的长篇《战斗到天明》、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百花文学：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
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在中国，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
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
代表作家作品有：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刘绍棠《西苑草》、宗璞《红豆》（细致绵密，相当感伤）、陆文夫《小巷深处》、郭小川的诗《一个和八个》、流沙河《草木篇》、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十七年散文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和祖国》、《挤垮它》等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名集结出版、《依依惜别的深情》；秦牧《社稷坛抒情》；杨朔《荔枝蜜》《茶花赋》；刘白羽老舍的《茶馆》老舍写于1957年的一部三幕剧，讲述了北京城一家名为裕泰的茶馆在清末1989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以及四十年代抗战结束和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借此表现十九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
作品从“侧面”，从“小人物”、“小社会”出发，透露了与现代历史有关的某种悖谬含义，其叙述动机来自于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望，和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憎恶，堪称当代的经典作品，也是老舍在当代最重的作品。
话剧的高潮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霓虹灯下的哨兵》、丛深《千万不要忘记》、陈耘等《年青的一代》1962年秋，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纪要》（《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内容纪要和另外一些文章、讲话，全面阐述了江青一派进行“文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
一、《纪要》攻击了“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的“黑线”专了政。
二、重申了在“批示”中的判断。
认为“这十几年”真正的好作品不多，不少是“中间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声明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三、在对“就问以批判的同时，指出要创造“新文艺”，并要“搞出好样板”，题材上把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艺术上要采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创新队伍上要“重新组是文艺队伍”，包括“重新教育”被“腐蚀”的“文艺干部”和工农兵的加入。
四、开列了必须“破除迷信“的中外文学的名单，包括“中外古典文学”和“十月革命前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
《纪要》表达了本世纪以来就存在的，主张经过不断选择、决裂，以走向理想形态的“一体化”的激进文化思潮。
“文革文学”的特征“文革文学”制成一种具有特定性质、形态的文学，大体上是指公开出版的创作，即由文艺激进派别所提倡、扶持的作品。
其特点如下：总的来说基本遵循着文学激进派所确立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和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创作”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上，并不存在清晰的界线。
另一方面，比较五六十年代，“文革文学”也出现重要变化，形成其特定的属性1、 政治的直接“美学化”2、确定文学写作的思维过程，“形象思维”、直觉、体验等，被看做是“神秘主义”加以拒绝和清除。
3、强调“革命浪漫主义”，广泛运用象征的方法，意义指向确定“公共”的象征，取代了生活细节的具体描述。
4、创造新人形象成为一条规定严格、不得稍有违反的“律令”。
所有作品必须以英雄人物为中心和支配地位，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完美，不能有什么性格思想的弱点。
5、戏剧居于中心地位，对其他文学样式在结构上产生了影响。
主要表现为诗、小说、散文的“场景化”。
“文革”期间，戏剧在文艺主样式中居于中心地位。
“八个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浩然《艳阳天》（《金光大道》）小说的特征“阶级”力量的性质更加清晰，对立“阵线”更加分明，冲突也更加尖锐激烈，“阶级斗争”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活每一空隙，被组织成笼罩一切的网。
穆旦《冥想》八十年代作家的“主体”，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
一是五十年代因政治或艺术原因受挫者。
他们在八十年代被称为“复出作家”（或“归来作家”），包括：艾青、汪曾祺、唐湜、王蒙、张贤亮、昌耀、高晓声、陆文夫、刘宾雁、邓友梅、公刘、邵燕祥、从维熙、刘绍棠、李国文、流沙河；另一部分是“知青”的一群，包括：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郑义、张辛欣、梁晓声、孔捷生、陈建功、李杭育、张抗抗、阿城、何立伟、叶辛、铁凝、李晓等，诗人多多、食指、芒克、江河、杨炼、舒婷、北岛、林莽、严力。
此外，一些“文革”后已届中年才进入写作活跃期的作家，也是“新时期文学”不容忽视的力量（高行健、刘心武）。
与此同时，更年轻的作家带来了新的艺术风貌，表现了新锐的探索和革新精神：莫言、刘索拉，所谓“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歌写作也开始浮现：海子、韩东、西川、于坚、欧阳江河、王家新、。
伤痕文学由文革亲历者讲述的创伤记忆或以这种记忆为背景的作品。
产生于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以卢新华的《伤痕》为开端，代表作还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等等。
这类作品以中短篇为主，艺术上比较粗糙，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象征：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启蒙观念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等。
寻根文学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以现代意识反映传统文化，致力于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寻根”实际上是为了修复民族精神，为“现代化”进程提供可靠的根基。
代表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爸爸爸》、阿城《棋王》、郑义《远村》等。
开端是韩少功在1985年第四期《长春》上短文《文学的“根”》的发表。
先锋小说八十年代后期，一批年轻小说家在小说形式上所作的试验，出现了被称为“先锋小说”的创作现象。
个人主体的寻求，和历史意识的确立已趋淡薄，他们重视的是“文学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述”在小说方法上的意义。
代表作家作品有马原《冈底斯的诱惑》，洪峰《奔丧》，苏童《妻妾成群》，格非《迷舟》，孙甘露《请女人猜谜》，余华《现实一种》新写实小说不同于已有的现实主义和先锋派，主张表现平庸、琐屑的俗世化“现实”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的小说流派。
“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在另一个价值平面上的展开提供了新的地标。
消解生活的诗意，拒绝乌托邦，将灰色、沉重的‘日常生活’推到了时代的前面。
”也被称为“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小说”等。
代表作家作品有池莉《烦恼人生》《来来往往》，刘震云《一地鸡毛》《官人》《单位》等。
现代派文学八十年代中后期以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现代派”文学）作为主要参照系，并将之转化为艺术经验的主要来源的文学变革。
主要的探索趋向为对于特定时空的社会政治的“超越”，摆脱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追求“本体意味”的形式和“永恒”的生存命题。
包括“寻根小说”“先锋派”“第三代诗”等现象。
八十年代文学特征1、沉重、紧张的作品基调。
2、探索、创新的强烈意识。
3、持续的超越、创新的压力，给八十年代文学带来“潮流化”的特征。
“归来者”的诗艾青《鱼化石》《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邵燕祥《愤怒的蟋蟀》，流沙河《草木篇》（散文诗）《故园九咏》（诙谐的遥曲体制），昌耀《慈航》（长诗），曾卓《悬崖边的树》，绿原《重读<圣经>》朦胧诗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
代表诗人作品包括北岛《回答》《走向冬天》、顾城《一代人》、江河《大雁塔》、杨炼《土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和舒婷《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神女峰》。
“第三代”或新生代专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朦胧诗运动之后崛起、在1985至1986年达到高潮的、以不满和颠覆朦胧诗为基本特征价值取向的诗歌现象的总称。
主要采取组织诗歌社团、发表宣言的“运动”方式开展，主要分布在四川、上海南京一带。
代表社团和作家有：南京“他们文学社”（韩东、于坚、丁当、吕德安、王寅、小君、陆忆敏、于小伟、朱文、朱朱等）、上海“古典主义（“海上”、“大陆”、“撒娇”）”（孟浪、陆忆敏、陈东东、刘漫流、王寅、宋琳、张真、默默、张小波等）、四川新生代——最活跃（整体主义：石光华、宋渠&宋炜；新传统主义：廖亦武、欧阳江河；莽汉主意：万夏、马松、李亚伟；非非主义：周伦佑、蓝马、尚仲敏）第三代主要诗人和作品李亚伟《中文系》、《硬汉们》，胡东《女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韩东《有关大雁塔》，欧阳江河《悬棺》《汉英之间》《玻璃工厂》，翟永明《女人》（组诗），海子《麦地组诗》《太阳》七部书，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复出作家”的代表作王蒙《蝴蝶》《春之声》《海的梦》《活动变人形》（长篇），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长篇），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刘心武《班主任》《醒来吧，弟弟》《5·19长镜头》（纪实小说）《钟鼓楼》，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都是长篇），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雪落黄河静无声》知青小说的演变卢新华《伤痕》，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女性作家王安忆《长恨歌》，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陈染《与往事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