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对信息化战争的感想和认识
1、的定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是指在信息时代中，以信息为基础，大量运用具有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等当代高新技术水平的信息化武器装备为主要工具的和作战手段，以信息控制为主导，并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在任何空间内作战的战争。
2、的特征 信息化战争是一种全新、全面发挥信息化武器装备的战争,是的结果。
有别于机械化战争、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等传统战争。
（1）信息技术被广泛的应用，信息化武器装备是战争的主体力量 可以这样说，这是信息化战争的基本特征，也是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战争根本区别。
（2）战争空间不断扩大，阀盖全维空间 在非信息化战争中，战争的空间基本都是局限于海、陆、空三者，但是到了信息化战争的时代，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三维的空间在不断扩大，已经不再是局限于，而是到了一个全维空间的程度，不仅涵盖了海、陆、空等这些有形的空间，而且还涵盖了无形的空间，这两个空间合成一个战争空间整体，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一个空间（3）作战的信息化、智能化、体系化、精确化 随着、、装备和各种高技术作战平台的应用。
使得各种武器的能够精确的打击敌方的阵营，也使的作战部队能够准确的计划和掌握情报，对作战计划做出准确的调整，对己方部队实施准确保障，对打击效果进行准确性评估。
作战精度大大的提高能够提升作战的效果。
海湾战争纪录片观后感
显示技术武器的巨大威力，标志着已经作为现代战争的基本登上了世事舞台。
由于高技术武器的使用，使现代战争的作战思想、作战样式、作战方法、指挥方式、作战部队组织结构以及战争进程与结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变化，对以来形成的传统战争观念产生以强烈震撼，促使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究未来新型战争的热潮，从而引发了一场以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争转变为基本特征的世军事革命!
求一篇关于大国崛起论文
史经验表明，无论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
“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
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
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
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
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
“仁者爱己”也。
），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
），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
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
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
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
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
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
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
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
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
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
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
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
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
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
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
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
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
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
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
“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
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
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
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
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
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
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
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
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
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
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
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
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
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
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
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
“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
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
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
“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
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
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
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
”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
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
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
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
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
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
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
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
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
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
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
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
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
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
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
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
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马哈茂迪己经逃跑了吗
利比亚政治家，现任利比亚政府首脑---利比亚总人民委员会秘书长，真心话，这个问题在这里应该没有一个权威的答案，建议多去看看国际新闻和一些爱点评国际大事的网站，最后祝您好运。
红日 读后感 大约2000字左右
《红日》读后感 夜，出奇的静。
我独自在台灯下看着《红日》，心似乎也沉浸到了书中…… 《红日》这部小说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作为中心，讲述了共产党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的王牌军74师之间展开的大规模战役的故事。
1946年底张灵甫所率领的74师是蒋介石用全副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王牌部队，他们发起了涟水战役，与华东野战军交锋。
华东野战军的沈丁部队在涟水与敌主力部队二次交锋后，实行战略后撤，退到山东，休整训练。
经过修整后的人民解放军在莱芜战役中，灵活运用毛主席伟大的战略战术思想，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五万多人，活捉了敌军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国民党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途穷计拙。
1947年4月，张灵甫又以他所率领的74师王牌军，再一次向沂蒙山区的华东野战军大举进攻。
经过三天三夜激烈的战斗，华东野战军英勇的战士们，攻上了孟良崮高地，把躲藏在山洞里的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和他的残兵败卒，统统歼灭。
华东野战军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艰难曲折的战争，经过了无数战士的牺牲，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战略战术思想的正确指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人民解放军服从大局听指挥，团结一致，浴血奋战，用小米加步枪的简单装备打败了用清一色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军队。
由此，我想到上次学校组织广播操比赛。
全班同学在班主任的带领下一次次反复练习枯燥机械的动作，同学们重复着蹲、转身、弯腰……汗水湿透了同学们的衣服，长时间的运动使同学们的腿都在发抖，但没有一个人退缩，没有一个人放弃。
因为老师说过，我们是一个团队，是团队就要有团结合作的精神，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地抱成团，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比赛当天，同学们穿着统一的衣服，在老师的指挥下，整齐划一的动作赢得了全校师生的赞誉，取得了全年级第二的好成绩
今天，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时代，我们的幸福生活是烈士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努力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为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继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后，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4 在用艺术形式表现重大战役方面作了较好的探索。
它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作为情节的发展主线，体现出作者对现实战争小说的“史诗性”的艺术追求，即努力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展示出战争的独特魅力。
这三次战役中，解放军有败有胜，各具特点，作家的描写也有略有详，各有侧重，在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体现了其在小说结构上的匠心。
作品采用先抑后扬的方法，先以涟水撤退来表现当时国共双方力量的悬殊和解放军面临的严峻形势。
发生于1946年底的涟水战役，以国民党军队攻占涟水，解放军因伤亡惨重而被迫撤退而结束。
涟水撤退在整个国共军事冲突中只是一个小插曲，但作家将它一开始就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悬念和吸引力，使后面战事的发展成为读者共同关心的焦点。
而且，作家通过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既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山东战场上力量的强弱对比，为解放军的最终胜利造成强烈对比，以说明战争胜利的来之不易；同时也为进一步刻划国共双方各具个性的人物形象作了很好的铺垫。
作家一开始就把解放军放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之中，这样的结构布局在当时习惯于描写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文学作品中显得独特而又真实，体现出这位战争小说作家在当时的时代共名下对表现现代战争的独到眼光。
然后，作品再以莱芜大捷的胜利作为过渡，最后以集中描写孟良崮战役歼灭国民党“王牌军” 74师达到高潮，三次战役虽有主有次，却浑然一体，作家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形象地完成了对时代共名的印证和阐述：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革命战争，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艰难曲折，经过了无数的牺牲，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红 日》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更重要的贡献 还在于：在应和时代共名的同时，小说在 战争观念和小说美学上体现出来的创新性 和探索性。
首先，以宏大的现代战争场面的描绘 替代传统战争小说中的传奇性故事。
在50 年代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中，《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作品都是自觉吸收 和利用了民间文化传统中自由粗放、洋溢 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精神，以传统游侠小 说的传奇性故事作为叙述框架，来表现战 争中的英雄业绩。
这种叙述方式保留了中 国传统小说的痕迹，而面对新的叙事目的， 则明显地体现出其在叙事结构上的局限， 因为传奇性故事的叙述一般只适合于讲述 较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而无法自如的正面展现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场赴。
其实，即使像《保卫延安》这样有意识地展现大规模现代战争的作品， 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传奇性的魅力，其主要情节构架还是由周大 勇及其连队的脱离大部队、沙漠迷路、打粮站等传奇性故事构成。
而 《红日》则突破了以往传奇小说将着墨重点放在“连队”上的写法， 直接以中共一支“常胜英雄军”与国民党的王牌军之间展开的大规模 战役为叙述中心，将笔触从军师团一直延伸到连排班，从高级将领写 到普通战士，从军队写到地方，从前方战场写到后方医院，视野开阔 而层次分明，场面宏大而结构紧凑，应该说在叙事上是非常有特色的。
其次，小说对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丰 富性有较好的刻画，突破了当时同类创作 中存在的局限。
这除了指小说刻画了从军 队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的多层次的丰富的 人物群像、以及他们包括爱情生活在内的 丰富的内心活动外，还体现在下列两个方 面：一是注意对人物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性 的揭示。
在刻画我军官兵形象时，作家没 有把他们写成十全十美的完人，而是在表 现他们的英雄行为时，也十分注意表现他 们的七情六欲，挖掘他们自身的性格弱点， 以及在战争进程中人物精神上的自我斗争。
作家对团长刘胜和连长石东根的形象塑造 虽然并不排除借鉴外国战争文学作品的因 素，但在50年代战争文学形象中仍然是独 特的。
作者不仅写出了他们作为我军基层 指挥官的一面，还写出了来自他们的农民 出身的性格弱点，事实上，绝大部分军人在穿上军装之前都是农民， 农民固有的文化观念，比如作为一团之长的刘胜对知识分子（政委陈 坚）的偏见，他的时间观念的淡薄。
又如连长石东根在胜利后醉酒纵 马，着一身缴获而来的敌军官装束，狂奔乱喊，这让人联想起《水浒》 中的阮小七在征方腊获胜后的醉酒细节，把农民阶级造反的某种特性 展示无遗。
吴强这样的描写显然不是对《水浒》的单纯模仿，而是隐 含了对农民文化传统的批判意味，从而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家作为一 个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立场。
尽管作家这一立场在强大的时代共名下 显得有点游移不定，但其探索仍然是难能可贵的。
二是小说对敌对人 物形象的刻画并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漫画化方式，而是较为真实地写 出了他们作为具有不同政治立场更人的责任感、作战才能甚至作为人 的良心。
漫画化的方式总是不屑于进入对象的内心世界、将其作为社 会关系中的人来描写，而将国民党的中高级将领作为现实的人来描写， 是《红日》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个突出特点。
当时更多的作品都是将国 民党军队写得不堪一击，视战争如同儿戏，而《红日》却着力写出了 张灵甫、张小甫这两个国民党军官形象。
由于张灵甫所率领的74师是 蒋介石用全副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嫡系王牌部队，国民党五大主力部 队的第一主力，号称“天之骄子”，所以张灵甫攻占了涟水城之后显 得不可一世，甚至在他已经陷入了解放军的包围之中的时候，仍在盘 算着全歼中共华东野战军，一举解决山东战场。
但作家在描写他刚愎 自用，骄横狂妄的同时，也写出他对作战中孤军突出，无人接应的内 心恐慌，还写出了他作为高级将领的沉着干练的一面，。
另外，小说 还通过张灵甫与张小甫的对比，写出了不同类型国民党军官的形象， 张小甫投降并力劝张灵甫放弃孟良崮的情节也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 而是在体现中共政治攻势的威力时，也显示了大势所趋的压力和其对 上司、对军人职责的忠诚的一面。
在战争小说中，把敌方的形象作为 一个有独立地位的艺术形象来描写，在客观上是对战争文化规范下 “二元对立”艺术模式的偏离，使作品的人物较为丰富、生动、可信， 在当代的战争小说中具有着特别的意义。
第三，小说在战争与和平场赴的相互对照、转换的描写中，既在 叙述上体现了适度的节奏感，又在战争观念上隐含了对时代共名的某 些偏离。
小说中用大量的篇幅反映非战争的现实场赴，如医院、后方 生活的场赴，爱情生活的场赴等，以此来衬托现代战争，使对战争的 叙述更加丰富生动。
这一方面使小说叙述有张有弛，快慢协调，使读 者获得一种阅读上的快感；另一方面，这些舒缓明朗的非战争场赴和 细腻感人的爱情画面，本身就是对战争暴力的一种对照，它的叙述行为就是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美好人性的呼唤，客观上是对当时的战争 观念的一种偏离。
这也可以从《红日》在60年代的遭遇中看出，与 《保卫延安》一样，《红日》也遭到了残酷的批判，而且原因复杂得 多，其中“歪曲我军官兵形象”、过多和不恰当的爱情描写和“美化 国民党反动派的形象”是三条最主要的“罪名”，其背后隐含的正是 与时代共名状态下的战争观念的抵触和背离
参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后感想论文
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算起，时间只有一百多年，但却千头万绪，纷繁复杂。
蒋廷黻用他自己称之为“简略的初步报告”的一部只有五万字的小书，却能条分缕析，将近百年的时事写得深入浅出，充满真知灼见，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堪称奇迹。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时常想起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的广告词：比小说还好读的历史。
用小说笔法写历史，固然让历史摆脱了枯燥，但也同时影响了对真实历史过程的理解。
以至于读过之后，脑子里只剩下些名人轶事。
读《中国近代史》则不同，虽然它也象小说一样好读耐看，却能让人在获得阅读快感的同时，把握近百年历史的脉络，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和对历史问题的理性诠释，境界大不同。
这大约就是《中国近代史》能成为传世名作而《帝国政界往事》只能成为畅销书的原因所在。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
自1928年在清华教书时起，蒋廷黻已经有了一个长期规划，准备用十年时间写一部中国近代史，并为此作了大量准备工作。
可惜的是，从1934年起，蒋廷黻就开始走上仕途，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学问了。
所以，这本书，是蒋廷黻的代表作，也是他学术生涯的终结。
书中，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历史材料的堆砌，甚至没有多少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是他对历史资料融会贯通后的思考，是精品中的精品，说它达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全书共分总论和四个部分。
在总论中，作者开明宗义，指出中华民族到十九世纪到了一个特殊时期，简单说，就是内忧外患的时期。
在这样的时期，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现代化吗
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能组织一个近代国家吗
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近代史上每一个时期的救国救民方案，以期对目前的中国能有所贡献。
直接指明了“经史致用”的目的。
第一部分剿夷与抚夷，专讲外患。
蒋廷黻以研究外交史著称，在这一部分，他指出，到了十九世纪，世界已经进入贸易和商业时代，但清政府却一味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觉得，这个说法，真正看到了晚清中国病的症结所在。
即使一贯被我们看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其实初与英国人打交道，对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也是一无所知，也只是鸦片战争后才开始认识世界的。
精英尚且如此，何况一般民众
处于“中古”的中国与已经处于“近代”的世界该如何打交道
唯有革新，唯有改变我们的不图振作的现状。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天津、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丧权辱国的开始。
但蒋廷黻并不这样看。
他说，“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条款虽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了。
这种关系固然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
”只要我们不留恋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时代，勇敢地到国际生活中去找出路，中华民族并非不能从此富强起来。
第二部分洪秀全与曾国藩，乃讲内忧。
作者认为，在近代史上，外交固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
在外患袭来的同时，清政府又受到了太平天国的冲击。
而曾国藩则为清政府的统治而战。
洪秀全对宗教革命十分积极，对社会革命则无认识亦无行动。
其实即使宗教，太平天国的宗教又哪儿称得上革命呢
前天看高尔泰的一篇文章，说到皇权崇拜对中国文化人的束缚，他曾有一句话，让我很不以为然。
说曾国藩“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而同信仰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进行的战争，实际上保护了满清人皇朝”。
先不说这句话中苛求先人的一面，只说太平天国与基督教。
太平天国的宗教也能称得上是基督教
那根本就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糟粕。
这一点，蒋廷黻看得很准确。
他说，洪秀全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而在建设新朝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洪秀全而非曾国藩才是皇权的崇拜者。
曾国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他要革新，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保护中华固有的美德。
我倒觉得，曾国藩的道路，也许是未来中国可行的道路。
第三部分自强及其失败。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应付大变局，谋求富强的实践，但最后却归于失败。
原因何在
蒋廷黻认为，在于他们的不彻底。
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彻底，接受的旧式教育，脱离不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束缚。
大部分则是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
这个时代，包括很多：闭关自守，妄自尊大而又轻举妄动的的士大夫阶层；外国的趁火打劫；民众的迷信与无知等等。
最后的结果是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开始。
第四部分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其实这部分是第三部分的继续。
变法运动是政治层面的革新；义和团是西洋化、近代化的反动；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才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
“只要我们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看到最后一部分，我想起有一次看一位学经济的朋友写的文章，问题罗列了一大堆，最后给出的解决办法却简而又简且高度概念化。
我提出这一点，那位朋友说，没办法，我只能提出问题，不知道什么样的办法能解决。
蒋廷黻的书，给我的是相同的感觉。
不管是由于篇幅的原因还是真的无计可施，我很想知道，当最终蒋廷黻看到中国近代史的终结竟然是那样的一个结果时，是什么感觉
很可惜，看他的作品太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过什么说法。
另外，我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黻”到底读什么。
查查去~~~呵呵
跪求二战的各国经济、人员等损失统计
主要国家死亡人数 盟国军队死亡人数 澳亚： 23,400 巴西： 493 加拿大： 37,500 中国： 3,800,000 （包括伤亡）（资料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陈列） 捷克斯洛伐克： 46,000 法国和“自由法国”的武装力量: 210,000 希腊: 88,300 印度: 36,000 荷兰: 7,900 新西兰: 11,625 挪威: 2,000 波兰: 123,000 南非： 6,840 苏联： 13,700,000 （一说8,668,000） 英国： 264,000 美国： 292,000 南斯拉夫: 300,000 意大利（从1943年起） 17,500 受袭击国家军队死亡人数 阿尔巴尼亚： 20,000 比利时： 12,000 保加利亚（从1944年起）： 1,000 捷克斯洛伐克： 46,000 丹麦： 1,800 芬兰： 82,000 埃塞俄比亚： 5,000 希腊： 88,300 印度： 24,300 卢森堡： 4,000 蒙古： 3,000 荷兰： 7,900 挪威：3,000 菲律宾： 27,000 波兰：123,000 罗马尼亚（从1944年起）： 5,000 南斯拉夫： 300,000 轴心国军队死亡人数 保加利亚（到1944年至）： 9,000 德国： 3,500,000 （包括德国军队中的奥地利人和苏台德德意志人） 匈牙利： 200,000 意大利（到1943年至）： 60,000 日本： 1,850,000 罗马尼亚（到1944年至）： 290,000 维希法国（Vichy France）： 1,200 平民死亡人数 阿尔巴尼亚： 100,000 奥地利： 125,0000 比利时： 76,000 保加利亚： 10,000 中国： 30,000,000 （原有关于中国二战伤亡数字从何而来，7，750，000数据何以存在，据中国抗日战争统计资料为平民伤亡在30，000，000人） 捷克斯洛伐克： 294,000 丹麦： 2,000 埃塞俄比亚： 5,000 芬兰： 2,000 法国： 350,000 德国： 1,600,000 希腊： 325,000 匈牙利： 290,000 印度： 25,000 意大利： 153,000 日本： 672,000 荷兰： 200,000 挪威： 7,000 菲律宾： 91,000 波兰： 5,680,000 罗马尼亚： 200,000 苏联： 13,000,000 英国： 92,700 美国： 6,000 南斯拉夫： 1,200,000 犹太人 ：6，000，000（虽说犹太人没有国家，但是作为平民在战争中死亡数巨大，应该得到反应。
） 总计平民死亡：约2730万人 总计死亡：约5000万人 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战场是抗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
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
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
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
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