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大战蚩尤100字读后感 - 百度
一天，城里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说他们织出的衣料无与伦比，而且用这种衣料做成的衣服有一个奇妙之处，就是最不称职的官员，或者最愚蠢的人是看不见的。
（2）可怜的老臣把眼睛睁的大大的，但除了看见两架空织布机外，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心想：老天呀
是我蠢吗
是我不称职吗
这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3）：最后，皇帝决定要亲自去看看那块布料。
于是，在许多大臣的簇拥下，皇帝来到骗子织布的地方。
两个骗子假装干得比以前更卖力。
“啊，哈……陛下，您看这布料漂亮吗
”骗子们问。
皇帝挺着大肚子骄傲地完成了这次游行大典，很高兴地回到宫中。
没想到一位亲近的大臣说：“陛下，恕我大胆。
那俩个织工是个骗子，他们把皇上给骗了。
皇上身上的衣服远没有以前的漂亮。
”皇帝一改以往的傲慢小心问道“是吗
那你认为我这身衣服怎样
”这位大臣说：“我不敢说呀。
我怕自己说错了。
”皇帝很不耐烦地说：“我恕你无罪，快快说。
”这位大臣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我看不见有衣服呀。
”这话一出，掀起了惊涛骇浪。
皇帝恼羞成怒：“好呀，你这个大笨蛋，竟敢说我没穿衣服。
像个街头无知小孩。
”说完就一脚把他踹到九霄云外。
可是皇帝心里也不踏实了，他让其它大臣也穿上这衣服看看，个个穿了全都一样，这时，皇帝渐渐相信那小孩及那位大臣的话了。
他派了几名官差，命令他们把这两位骗子捉过来。
可是，那俩个骗子早就逃之夭夭了。
无奈,官差只好回宫复命。
皇帝很生气地说：“那就到其它国度找。
”官差们不顾路途遥远，日夜兼程，走遍全世界都要找到那骗子。
好为本国皇帝讨回个面子。
可是，时间过去了许久，也没有骗子的消息。
那位大臣又为皇帝献计了，他说：“那位小孩也许能帮我们。
不如请他来看看。
”皇上想：“对呀，那小孩能识破骗子，那就应该能找到骗子。
” 于是，那小孩被请来了。
小孩说：“他们肯定在我们附近的大森林里头。
大人不是常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吗
”皇帝一想,，还是小孩的话有道理。
于是，他就派出一队士兵由那位大臣与这位小孩带着，把那森林包围起来，就连蚊子也飞不出来。
最后，果然在这里把骗子捉回来了。
这下，全国可热闹了。
大臣们纷纷献计了，有说砍头示众，也有说让他穿那衣服游行示众的。
那小孩说：“最好也让他们知道被骗的感觉吧。
”于是，小孩到死牢里见骗子。
他对骗子说：“过几天，皇帝就要你穿那漂亮的衣服游行示众，然后砍头。
但我可以帮你，不过你得把所有的财产都给我。
”骗子说：“可以呀，只要能活着出去就可以。
”当小孩将他们的不义财产都骗回来后的一个晚上。
骗子按小孩说的方法趁士兵睡熟时，从窗口溜了出去。
正开心，突然一支箭射了过来，正中一个骗子的脚，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万箭齐发，他们才知上了小孩的当，空欢喜一场。
这就是骗人者的下场。
从此，皇帝特别喜欢小孩，全国的小孩都是他的好朋友一个贫穷的小女孩大年夜从家里出来卖火柴,街上又黑又冷,她又冷又饿却不敢回家,因为没卖掉火柴她爸爸会打她.在寒冷中,她一次次擦燃火柴,在种种美好的幻想中死在了新年里.表达了作者对穷苦人民的悲惨的同情.
我想知道“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出处
同学，希望你讲清楚
给你一点，不知有没有用 白桦林里同样一片萧索。
白桦树身上的叶子已经非常稀疏了。
一只孤单的椋鸟巢挂在光秃秃的树干上，在瑟瑟的秋风中左右摆动。
1,忽然，林中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鸟鸣，两只椋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落在椋鸟巢旁。
雌椋鸟一头钻进巢中，忙活起来，雄椋鸟则守在巢外。
“咕咕
”雄椋鸟低低地唱起了歌，环顾着四周熟悉的景象，离愁别绪瞬间兜上心来。
它们曾经在这里快乐的生活了很长时间，并生下了可爱的椋鸟宝宝，而今却要离开，真的是万般不舍啊
雄椋鸟的离别曲刚唱完，雌椋鸟就从巢里飞出来，匆匆的憋了一眼，便向鸟群飞去。
雄椋鸟也随后撵了上来。
离乡的时候到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这会儿，所有的椋鸟都伤感的徘徊在林中，向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作最后的道别。
不过椋鸟们都知道，这不过是一场小别，明年春天，他们又会重返故乡。
来点读后感吧 找寻属于我们的森林 ——《森林报》读后感 无论对任何性别、任何年龄段、任何文化背景的人而言，只要打开这本书——维·比安基的名著《森林报》，您都将进入一个新奇瑰丽的无边画卷，开始一段浪漫清新的精神旅行。
维·比安基，生于1894年，逝于1959年，俄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森林报》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
作者采用报刊的形式，以春夏秋冬十二个月为序，向我们真实生动地描绘出发生在森林里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
阅读这本书，你会发现所有的动植物都是有感情的，爱憎分明，它们共同生活在一起，静谧中充满了杀机，追逐中包含着温情，每只小动物都是食物链上的一环，无时无刻不在为生存而逃避和猎杀，正是在这永不停息的逃避和猎杀中，森林的秩序才得到真正有效的维护，生态的平衡才得以维持。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当作俯视一切的自然秩序之上者，那么阅读中一定会失去很多感动与震撼的心灵体验，甚至被书中的小动物们骂成“无情的两足无毛冷血动物”。
野鸭一般都是灰色的，这是一种天然的保护色，使野鸭免受很多捕猎者的攻击，偶尔也有个别患色素缺乏症的野鸭“突然变得雪白雪白，”这样以来就很容易引起猎人和其他猎食者的注意。
且看野鸭们是怎么做的—— ……突然从草丛里飞出几只野鸭，其中就有那只白野鸭。
我举起枪就朝它放。
但是在开枪的一刹那，百液压被一只灰野鸭挡住了。
灰野鸭被我的散弹打伤，掉了下来。
白野鸭却和别的野鸭一起逃走了。
这是偶然的吗
当然
不过，那年夏天，这只白野鸭我在湖中心和水湾里还看见过好几次。
它总是由极致灰野鸭陪伴着，好像它们在护送它似的。
那么，猎人的散弹当然会打在普通灰鸭身上，白野鸭却完好无恙地在它们的保护下飞走了。
反正我始终也没打着它。
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灰野鸭当然不能未卜先知、更不可能在枪响的那一刻真的去用自己的身体替同伴挡子弹，但“它总是由极致灰野鸭陪伴着，好像它们在护送它似的。
”无论这种护送行为的出现是野鸭们的自然本能还是有意识的选择，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都不能不为之动容和感叹。
书中像这样用平静的文字描写出的牵人情肠的场面比比皆是，令你长吁短叹、心潮起伏。
动物们之间的斗争与协作精彩纷呈，看似无知无识的花草树木之间也不像我们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静。
挺直的树干里酝酿着骇人的阴谋，飘忽的风絮里隐藏着殖民者的勃勃野心，翠绿的枝叶既是遮阳的温情大伞又是张牙舞爪的无情利剑。
读一读连续六集“播出”的林中大战把吧，一切都从伐木工人生产作业后的那片空地开始，一切都在无边的安静和温柔的风声中进行。
先是云杉将自己的球果撒满了空地并长出了小树苗，可是当真正的春天到来时，这些可怜的小树苗却被野草紧紧缠绕和封锁，几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这时一直在河对面隔岸观火的白杨已经看准时机，准备远征了。
它们的花序张开了，每一个花序里面都飞出几百个带白色刷毛的小种子，被风吹过河，均匀地散布被野草和云杉占领的整个空地上。
这时云杉已经在和野草的战争中逐渐占了上风，不但完全摆脱了野草的围追堵截，而且还用黑黝黝的树荫去蛮横地掠夺白杨头顶的灿烂阳光。
在强大的对手面前，弱小的白杨树苗一棵接一棵地憔悴枯萎了。
眼看云杉就要赢得最终的胜利，可是别高兴得太早，又一批乘着滑翔机的敌国伞兵在空地上登陆了，一登陆就钻进泥土里潜伏起来，它们是白桦的种子…… 而这只是整个采伐地战争的开始，更激烈的较量还在后头。
森林里也不全是拼搏厮杀，更多的是自然的生老病死，更多的是舞蹈与歌声，更多的是令你眼界大开的丰富知识。
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动植物的名字，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生长特点。
孔子鼓励人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话是两千多年钱说的，对我们现代人更有意义。
对自然的日益远离使人们除了金钱和钢筋混凝土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认识。
足不出户的蜗居生活造成了人们对大自然美妙图景的弱视与短视，自封为万物灵长的妄自尊大遮蔽了发现美感受美的心灵之瞳，对物质生活的病态追求和来自社会以及自己内心深处的多重压力使人们心里根本容不下一丝原始的绿意。
“花苑”“花园”里憔悴着背井离乡的“名花”，砍伐了大树后的大路旁哆嗦着同种同性的瘦草。
除了好奇的孩子偶尔会将目光暂时从昂贵的玩具上移开，投注在它们可怜的病躯上之外，城市中的男人和女人们早已把原本属于自然的一切都看作毫无生气的生活背景，不肯有丝毫的留意。
于是常常怀念儿时在乡下的时光。
那里举目四顾，到处都是绿的草，青的庄稼，一年四届，永不落幕。
马泡是我心目中的葡萄和弹珠，香根儿是难得的口香糖，渺小如星、红艳如血的是“野葡萄”——这是我儿时为它取的名字，很显然是错误的——就连红薯梗都被我们那来做成长长的“珠帘”或皇帝的龙冠。
一切都是那么美丽，那么令人魂牵梦萦。
然而，我也清醒地知道，所有这一切美丽大都经过了记忆的美化和潜意识的加工，在我真实的童年生活中，真正亲近自然、全身心漫步在原野中的机会是少而又少的。
虽然那时的我们和现在的乡下孩子相比，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玩具，更谈不上有什么娱乐项目——整个东街只有3台电视，2部录音机。
对自然的日益疏离，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而言都是一个无奈而又必然的进程，这是人类拒绝孤独渴望喧闹的本性决定的，是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决定的。
遑论城市，即使是乡下孩子也早已和大自然几乎完全绝缘了。
于是我便特别看重《森林报》和森林报里那些对发生在森林里的各种事件与秘闻的报导，因此也特别感谢编著这份“报纸”的维·比安基。
是他和他的“报纸”给了我一次间接亲近自然的机会，给了我直接步入自然的动力，甚至我还要替我们班的孩子们谢谢他，因为很快我就会安排他们和他们的爸爸妈妈来共读这本书。
让分不清庄稼和野草、韭菜和麦苗的孩子们开开眼界，让他们的爸爸妈妈们也萌生带领孩子回归自然甚至是到自然界中短暂做客的冲动。
当然我还要感谢一个人，一位来自河南泌阳的农村老大爷——郭师傅。
很多年前，暑假打工的我有幸和他一起在金水河绿化工地上打工，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自己手栽的草坪旁，他向我讲起来田野里令我眼花缭乱的野草家族：老爱缠着人裤腿不放的野蒺藜，平平躺在地上的大鞋底子，挺拔得像小树的咪咪蒿，生命力强劲百毒（除草剂）不侵的莎草，能下面条的野菠菜，看着难看、凉拌起来特别爽口的娘娘苗子，庄户人的免费草药黄蒿等等，听得我心往神驰，情难自已。
我也在农村长大，怎么就不知道这些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工地早已变成了成熟的老游乐场，郭大爷的话却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耳际，时刻提醒我曾经拥有过的惊喜、感动和遗憾。
是呀，为什么同样生活在农村，郭师傅和比安基就知道得那么多，我却有眼无珠、充耳不闻呢
心在哪里，眼睛和耳朵就在哪里。
我的心在哪里呢
日记描写早上上学的情景
我上学的时候发现道路两旁的景色真美，还很热闹，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一样落在地上和小草的颜色混合在一起，很美，我还看见有人急急忙忙的赶着上班，有人在散步，有人在运动，还有人在遛狗，每一次上学时，路上的情景总是这么多姿多彩，总是这么阳光明媚
神秘岛读后感50字
中国古代辞官制度探微 中国古代官吏制度丰富而详备，它是由官吏选拔、考核、铨叙、奖惩、监察、俸禄、致仕等具体制度所构成的-个庞杂的制度体系，其中辞官制度以其独有的“异类性”，格外引起们的好奇与关注。
中国古代辞官制度随着古代官吏制度的发展，逐步由辞官现象演进而成为制度，大致经历了萌芽、确立和稳定发展三个阶段。
先秦是辞官制度的萌芽时期。
在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首领的更替是通过禅让的方式实现的。
“禅让制”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力不从心者适时“辞官”让位给他人，这种辞“官”形式带有浓厚的氏族内部的民主色彩，或许可称得上是辞官思想的萌芽。
从夏开始延缓至商、周的奴隶社会，禅让制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依据血缘关系来确定王位继承的世袭制，以及诸侯、卿大夫世代相继的世卿制。
这种“世卿世职”制，官爵世袭，几乎不存在辞官问题。
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开始步入封建社会，随着世卿制的破坏和士阶层的形成，各国的变法和人事制度的革新此起彼伏，也无形中孕育了辞官思想，辞官现象也开始展露仕途，由于没有形成制度，辞官现象处于无序状态。
辞官现象的出现，与先秦诸子的用人思想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如，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但他也抱定“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曾辞官周游列国，劝谏君王行道治国，有的弟子为追随他而辞官前往。
秦汉是辞官制度的确立时期。
秦汉时期，由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制度，使辞官制度的确立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这一时期，官吏制度逐渐形成，在实行“察举征辟制”选官的同时，准许辞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阶级对官吏人权和自由的尊重，这是辞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条件。
另从政府组织结构来看，有了专门负责官吏管理的机构，象汉代宰相的“秘书处”有十三曹，其中东曹主二千石长吏的迁除，相应官吏的辞官事宜归其管理。
再从官吏的任免权限来看，三公、九卿、郡太守、县令，这些重要官吏由皇帝直接任命，其辞官也要呈皇帝批准。
宰相下面的十三曹，由宰相自己辟用。
此外各衙门首长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门首长自行辟用。
如此以来，掾属辞官批准权在各首长。
强调辞官须经批准，从程序上保证了辞官制度的规范化，也表明了这一制度实际上已经确立。
汉代之后，辞官制度进入稳固实行和发展时期。
由于各朝代政府组织结构有异变，官吏的任免权限也宽严不一，势必造成辞官的批准权也有所变化，但辞官制度的基本规范大体保持了相对稳定。
象唐朝，五品以上高官由皇帝直接任命，六品以下官吏通过了吏部考试，由尚书省吏部任命，官吏要辞官也得经皇帝恩准或吏部同意。
地方长官之掾属的任用，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除任用，唐代则任用之权集中于中央吏部，郡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也就无权批准其辞官。
辞官制度从秦汉时确立，历经数千年的实行，其规范性内容--辞官者依程序请辞和任官者依权限批准辞官的有形准则，基本得到了较好地坚持，从而保证了辞官制度的经久不衰，也显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古人把辞官喻称为“挂冠”，《辞海》的注解是：王莽时逢萌为了避祸，“即解冠挂东都城门”而去，后人因此称辞官为“挂冠”。
成语“神武挂冠”的由来也是如此：南朝梁陶弘景“家贫，求宰县不遂。
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
后以“神武挂冠”指辞官隐居。
今天，我们翻阅古书辞章，文人墨客关于挂冠辞官的诗文随处可见。
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有名句：“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陆游诗句：“挂冠神武莫踌躇，家具何妨载鹿车。
怨谤相乘真市虎，技能已尽似黔驴”。
《说岳全传》有诗曰：“挂冠归隐不贪名，富贵浮云看得轻”。
诗言志，这些辞官诗文抒发了诗人们决意辞官归隐，以求济世的情怀。
封建集权的官吏制度以人治为本，官吏作为仕途中人，常有不测风云，他们循孔子教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或“愤而辞官”归隐山林，或“畅然挂冠”浪迹天涯，这种现象司空见惯。
辞官者既有重臣名将，也有名不见传的小官小吏。
透过中国古代形形色色的辞官现象，来考察辞官制度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其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辞官的种类和原因不尽相同。
古代辞官制度并未就辞官的种类形成统一的范式，从实际辞官的情形分析，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愿辞官。
官吏自愿辞官，也可称之为自动辞官，其有多种背景和方式。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子们唯一光明的大道是“当官作老爷”，但也有如愿以偿入了仕途的人却要辞官自罢而去，反其道而行之。
这正如古人所言：“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
官吏辞官“下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各有志”，其真正原因错综复杂。
有的是心甘情愿的“不愿仕”而自愿辞官，象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贡等辞官即是如此，这种辞官者大多是比较超凡脱俗的士林中人。
有的自愿辞官则是心悦诚服地辞官让贤。
如春秋时，楚国的宰相虞丘发现孙叔敖才能出众，有将相才华，便将孙叔敖接到京城，自己向楚庄王辞去宰相职务，推荐孙叔敖为相。
汉代时，周勃有除诸吕、立文帝之大功，位居右丞相，但自知其能力远不如陈平，于是称病辞官，让位于陈平。
这种辞官者多是德高望众之辈，辞官解印是为了国家社稷，或者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还有的因丁忧、身体健康等原因不宜继续任职而提出辞官。
前面几种主动自愿辞官情形毕竟是少数，而绝大多数自愿辞官仅仅只是表面上的自愿，实乃是迫于无奈或走投无路的被动自愿。
如有的不愿受官场的拘束、“不堪吏职”而辞官；有的由于为官清廉正直而不为官场所容，被迫自愿辞官；有的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无能，不得已只好自愿辞官求得安稳。
此种被动自愿的辞官形式，多因官场黑暗，受情势所迫，只能辞官独善其身。
但无论那种背景与情形的自愿辞官，其行为结果都是相同的，都以自行弃官去职为目的。
且从程序上看，一般都会主动提请，征得同意而后行，这是自愿辞官的一般程式。
另一种是引咎辞官。
官吏因工作失误或失职等原因，造成一定损失或影响，自感难辞其咎而提出辞官。
引咎辞官是官吏对自己在行权主事的履职过程中的失偏、失准和失范事实的自责行为，是负咎思过的一种义举。
辞官思过从表象看是咎由自取，实乃是对其官德的考验。
引咎辞官多为个体行为，既有军中武职，也有各司文官。
史载三国时，街亭失守，损兵折将，诸葛亮不是将马谡斩首后就了事，而是不辞己过，引咎责躬，上表白请贬官三等，并且“布所失于天下”。
清雍正十三年苗疆复叛，鄂尔泰战败，为此引咎辞官，并削伯爵。
历史上也有集体引咎辞官的例证，只不过这种方式较为罕见。
相传汉朝宣帝时，丞相于定国、御史大夫薛广德、大司马史高，因关东饥荒，百姓流离而集体引咎辞官。
自愿辞官与引咎辞官，类别不同，动因相异。
一般而言，自愿辞官是在有资格继续为官的前提下的“不愿仕”而辞官，而引咎辞官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其前提都是因咎而不宜再继续为官，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
辞官的形式及待遇相差甚远。
官吏辞官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不同的辞官形式享受的待遇不同。
下面简析两种常见的辞官形式及其待遇。
辞官致仕。
古代官员退休称“致仕”，即“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
致仕分为自愿致仕和责令致仕。
辞官致仕，是指官员自愿请求辞官以致仕。
选择这一形式辞官，一般要符合致仕的条件。
一是年龄条件。
一般说，在明清以前，通常要求七十岁以上，明清以后则提前为六十岁。
二是身体条件。
因身体原因难以继续供职者，可请求辞官致仕。
如唐代规定“籍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
宋代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而不胜其任，亦奏请之”。
明清也有类似规定。
官员选择辞官致仕，可享受致仕官的相应待遇：在政治待遇上，有加官晋阶、荫补子孙等，甚至还可享受一些诸如送别礼仪、冠带还乡、班列朝会等等礼遇；在经济待遇上，通常要发给俸禄、赏金赐物等。
辞官致仕，不为生计操心，不为养老焦虑，待遇上有保障，生活上有依靠，脸面上也光彩。
因此，一般说来辞官致仕是辞官者首选的正途。
辞官归隐。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产物，《辞海》释义为“隐居不仕的人”，其由来主要是读书未能做官、读书不愿做官及做官后又辞官归隐的士人。
选择辞官归隐大致有三种动因：其一是“不堪吏职”。
此为陶渊明式的辞官归隐，他们在职时“不私事上官”，往往要降志辱身才能立足于官场，故厌恶官场而解绶去职。
其二是求得自保。
官场似战场，政治斗争异常残酷，恋战的结果很有可能就要以生命为代价，为了躲避祸患、逃避迫害不得已只好辞官归隐以求自保。
其三是以退为进。
此类辞官归隐者“身在山林心在庙堂”，归隐乃是缓兵之计，伺机等待东山再起，重归仕途。
辞官归隐者，作为弃官而隐的“旧官僚”，由于他们归隐的动机和真正目的不同，因而只有真隐者才能较彻底的溶入“隐型社会”，他们在“隐”期间一般无待遇可言，无俸禄可享，大多只好选择“力耕”务农、“舌耕”以教，或从医、经商等，自食其力，自得其乐。
而辞官假隐者，虽无官俸待遇，但其实际收益也多有来路：有的兼业谋生，半耕半渎；有的依靠旧时积蓄度日，翘首等待征召辟用；有的名隐实官，步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之后尘，或当朝廷、官府的顾问，或周旋于官绅之间，以获取政治地位和经济报酬。
辞官归隐，虽不如辞官致仕那般实惠、那样体面，但历朝历代选择这一形式辞官的都大有人在，甚至一些人因此而声名远播，青史留名。
辞官者命运多有波折。
辞官无疑是辞官者人生的重大转折，意味着其政治生涯的终结或暂停，预示着其命运之船的航向可能因此而改变。
细心考察，同是辞官，但辞官者的命运相去甚远。
有的因辞官触动了某些高官的利益，刺激了他们的神经，抑或冒犯龙颜，因而举步维艰，甚至带来杀身之祸；有的因辞官而时来运转，官运亨通；有的因辞官归隐而见其人格的伟大，留芳千古；有的因辞官而见其性格的懦弱，遭世人耻笑。
辞官者命运扑朔迷离，悲喜交加，但总体而言，大多是一波三折，多有不测。
史载东晋义熙二年（公元406年），陶渊明四十一岁时自行辞官归隐，回到了庐山山脚西南部的老家，写了《归去来辞》这篇传世之作。
在归来最初的三年里，他似乎颇感惬意，躬耕、爬山、作诗、饮酒。
温饱不成问题，家中的孩子与他一样天真、幼稚而又可爱。
他四十四岁那年，一场大火将他的家焚毁一空。
此后，他的家境日下。
虽终年辛劳，竟常常弄到难以糊口的地步。
他也因此明白世人为何热衷于官场与权力，而对劳作与农业有一种唯恐躲避不及的心态。
其实，陶渊明一生曾先后几次辞官：在州祭酒任上辞官是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桓玄军幕任上是因母丧丁忧辞官；镇军参军改为建威参军，再求为彭泽县令先后一年多时间而自行辞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不堪吏职”。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又一次拒绝了朝廷的征召，躲避政治和官场。
他的晚年贫困而又凄凉，有时甚至出门乞借粮食以度时日。
陶渊明这位伟大的天才诗人，辞官归隐是对黑暗现实的有力反抗，因而受到了世代后人的尊敬和颂扬。
唐朝开国元勋李靖，出将入相，位极人臣，曾作《乞解职表》，以“疴疾日侵，腰脚疼疲”为由请求辞官。
唐太宗李世民还特意下诏褒扬李靖激流勇退的气度，诏书说：“自古富贵而知止者盖少，虽疾顿惫，犹力于进。
公今引大体，朕深嘉之。
欲成公美，为一代法，不可不听。
”对于官场中人来说，做官是其一生的职业与追求，一旦辞官下台，那滋味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道不出。
这与专制社会中做官可以得到的巨大利益是分不开的。
所以，李世民说自古以来官僚们都是生命不息，官欲不止，象李靖这样知足常乐的达观之人，实在是太少了
浩浩乾坤，因辞官而受到皇帝的赞誉的，李靖可谓是华夏第一人。
民族英雄岳飞，出于对卖国议和的愤怒，不仅言辞激烈，表示“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而且先后五次辞官，甚至不待朝廷批准，便径自回庐山第宅养闲。
加之秦桧百般进谗，便注定了岳飞被杀的厄运。
晚清重臣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
曾国藩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实践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被后世视为道德修养的楷模。
在仕途上，他可谓官运亨通。
但他也曾多次想辞官隐退，据说因上折批评皇上，差一点遭来横祸而辞官回乡。
另因丧母辞官丁忧。
他曾写过一幅对联抒发他想辞官隐退的心理：“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此联书于咸丰四年，当时曾国藩正领着自己组织起来的湘军全力追剿太平军，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流露出辞官隐居躬耕的迹象。
特别是他五十五岁时，上疏请求辞官解除本兼各职，注销爵位，仅以致仕官身份“留营维系军心”。
虽然曾国藩多次流露出辞官隐退的思想，并身体力行，但与之相反，他的官越做越大，直至两江总督，并死于任上。
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辞官制度却有彰显官吏的人权与人格尊严的意向，甚至有挑战皇威，争民主、要自由的意向。
揭开中国古代官吏史的神秘面纱，人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实质，是保证君主对人事管理权的完全控制和垄断，以实现君主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体制的稳固。
在中国古代，皇权至上已经深入人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封建专制君主，视国家一切为他个人的财物，所有官吏也都是为他镇国安帮的“家奴”而已。
官吏的政治行为，行政行为乃至一切言行都必须、并且只能对皇帝负责，这就决定了君臣之间只能是主奴的关系。
因而，无论是官职的设置，抑或是重要官吏的任免，甚至生杀予夺都由皇帝主宰。
尽管在层级节制的官僚体系中，官吏之间存在着高低、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区别，每个上级都视下级为仆役，在下级面前可以颐指气使，极尽威严；而每个下级在他的上级面前都是“卑职”和“奴才”，都必须对其上级奴颜婢膝，俯首听命。
但在皇帝面前，所有官吏的尊严和权利都等于零，他们只能绝对地忠于皇帝，唯命是听，毕其身心以尽犬马之劳直至肝脑涂地。
这种集权的人事制度充分保证了皇帝的权威性和对大小官吏的威慑力和控制力，强化了官吏的奴仆地位和奴化心理。
纵观古代官吏制度，似乎唯有辞官制度显得格外地“与众不同”：在官贵民贱的封建社会，腐朽的官文化对官吏的影响根深蒂固，官吏的“官本位”意识相当严重，他们对名利地位趋之若鹜，“一朝为官，终身受禄，福泽四方”成为世代不变的“官经”，因而追逐入仕成为“布衣小民”的梦想，加官晋爵成为官吏们的期望。
而辞官者反其道而行之，其辞官行为隐含着对皇帝及“上司”的不满与不敬，既有张扬他们弃官为民的“傲骨”之意向，又有藐视当权者“赐与”的官位与荣华的意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公然鄙视官场与官位的行为，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与封建主流意识更显得格格不入，然而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却“容忍”了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并使此现象事实上演进为制度而世代相继，反过来又保护了这种现象的长久存续，从而凸现出辞官制度也具有宽严相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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