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 读后感
以前也曾看过一些关于文革的文章，读后毫无例外大石压胸般的沉闷 想了想，个中原由不外乎写作者的语气，之前所看文章，毫无例外都以一种沉重的语调对当年发生的事情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包括对受害者血淋淋的遭遇、对行凶者的痛斥、对那场运动的鞭挞、以及对现状的忧虑，无不透露出一种贯穿始终的沉重感。
就是那种沉重感，使我很少去主动寻找记述那段历史的文字，之前读过的文章都是随机而来，所以，我对文革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与改革开放同龄，我成长的时期也正是我们国家走向繁荣的时期，就像一个重新找到方向的巨人，草草处理了一下荆棘划破的伤口，便头也不回地继续前行了。
对于过去，他顾不得对子孙们详细述说——也许是有意不为，而子孙们也正享受着快乐的童年，对于先辈的伤口，除了一点好奇，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关注。
但历史是不会被忘却的，越是痛苦记忆越久。
这也正是许多人至今都在不停记述文革的原因，他们担心自己忘了，更担心后人忘了。
《牛棚杂忆》是我前两天从网上copy下来的，而之所以选择这本书看，是因为他的作者在更早的几天前刚刚辞世，网上的纪念文章满眼都是，很多人都提到了这本书，出于好奇，我看了。
意料之外，我没有过于沉重的感觉，有些章节我甚至是笑着看的——为作者对施暴者毫不留情的嘲讽、也为受难者被迫麻木的酸楚，所以，我没有沉重的感觉，只有心酸。
知道季羡林这个名字，源于前几年他到底算不算“国学大师”的争论，更进一步的关注，源于他的文物是不是被盗取的争吵。
而所谓的关注，也逃脱不了看热闹的嫌疑。
因为连季先生攻关的专业，我也是这两天才搞明白的，再说明白点，我是不会为了了解他而真的去读厚厚的《糖史》，更不会去研究天书一般的吐火罗文——我到现在都没明白吐火罗文到底是何物。
但一本薄薄的《牛棚杂忆》，已经使一个简单的符号幻化成一个鲜活的人，在我的印象中，季羡林这个名字不是别人口中崇高的“大师”，而是一个有爱、有恨、会笑、会哭的老者，就像那些在公园里常常看到的白发苍苍、积淀了岁月的悠然老人，真切而平凡。
我想，这位老人已经想到了，身后会引起的轰动，但我想，他不会在意，就像他并不在意“大师”这个称号所代表的荣誉，他可能会在意，自己的专业会不会有人继承，他可能会在意，自己这辈人的经历会不会给后人以启迪，至于其他，我想，他真的不会去在意。
胡適雜憶怎么样
【内容】显而易见，光是搓搓澡并不能使中国人貌焕然一新，否则万物灵长的就不是人，而是天天洗澡的鱼。
所以我以为，一个人本主义的中国能否建立，更重在思想与精神，即一个思想的共和国是否建立，每个人是否都能够自由思想、互相尊重。
胡适 李敖先生在最近两期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提到自己准备捐款三十多万元给北京大学，希望校方能考虑给胡适先生立一个铜像，言语之间充满了侠骨柔肠。
谓之“侠骨”，是因李敖不但反复建议北大校方给胡适造一个铜像，而且拿出了钱（虽然是“借花献佛”找做节目的凤凰卫视赞助的）；谓之“柔肠”，是快意平生的李敖此番言辞谨慎，“没有其他什么目的”，并表示自己为此可以再等上十二年。
“知恩当图报”，李敖说中国现在距离批胡适的五十年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跟以前的中国不一样的一个进步的中国。
在不再战乱、不再打倒张三李四、不再有革命和反革命这种情结的时候，北京大学应该考虑给胡适立一个铜像。
既然打开了胡适这个话匣子，首先得感谢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是唐先生的《胡适杂忆》一书将我领进了胡适的世界。
让我在出国留学前大概用了整整半年时间通读了《胡适全集》（十二卷）及《胡适家书》、《胡适留学日记》等著作三十余本，对中国近代历史及胡适思想终于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也算是恶补了小学到大学人为缺失的历史课，并让我此后有机会在《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中表达对胡适先生的敬意——论道德与思想，胡适几乎是中国史上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完人。
然而，由于我和北大没有什么渊源，竟然不知道时至今日，北大如贺卫方等君主张“不要愧对先校长胡适先生的人格”的时候，堂堂北大竟然没有一个胡适的铜像。
我为此感到很吃惊，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中国人的思想诚然解放了许多，然而行动似乎远远没有跟进。
当然，有些行动还是开放了的许多。
比如说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某个洗浴品场商带了几个年轻女子当众搓澡，搓得场上肉跳场下心惊。
宽容地说，这是前进中的中国的活力表现。
毕竟，所谓的“庸俗化人本主义”同样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力量。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光是搓搓澡并不能使中国人的面貌焕然一新，否则成为万物灵长的就不是人，而是天天洗澡的鱼。
所以我以为，一个人本主义的中国能否建立，更重在思想与精神，即一个思想的共和国是否建立，每个人是否都能够自由思想、互相尊重。
如果我们诚心诚意的追逐这个目标，那么让历史上有思想有德行的人受到公正的对待就显得格外重要。
让我感兴趣的是某个思想网站上的一些反对意见。
一位网友读到李敖文中透露北大有塞万提斯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雕像时大发感慨：“这就是北大的民主自由
让学子们生活在思想家的背影中，只能造就一代代奴才。
”首先，要明确的是造就奴才的并不是思想家，而是只能生产或只允许一个御用思想家存在的制度。
给胡适先生竖一个铜像，并不需要销毁其它铜像的铜来铸就它。
这与偶像崇拜毫不相干。
至于说活在思想家的背影下更应该是件幸事。
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如果我们连个思想家的背影都找不着，岂不是要让这个国家做陈子昂那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流泪汉
在巴黎，每当我走在大街上，甚至走进墓地，我常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动。
穿越巴黎是幸福的，这里到处都是雕像，街道绝大部分都是以历史人物的名字命名，点点滴滴，竖起一座精神上的艾菲尔铁塔。
在巴黎，举目投足，到处是隔世心灵的抚慰，它让置身其中的人们充满温暖。
这个多情而感恩的民族，她眷顾历史上每一寸宝贵的光阴与荣耀，而不以有权有势者的好恶来决定逝者的一生荣辱。
每当我路过拉雪茨神父或蒙巴那斯公墓，想起那里依然屹立着几百年前的坟墓、栖息着无数我对其生平或许一无所知的思想巨子与市井凡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便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今日巴黎之伟大就在于它不但让活着的人有安全感，让活人与活人平等对话、自由交流，它还让死去的人有安全感，决不会有什么“刨祖坟”或“砸烂孔家店”似的事情发生。
道理其实很简单，你不尊重民族的过去，将来你也会变成不被尊重的过去。
所以我说，在北大给胡适先生塑一个铜像，实质上是在倡建一种人本主义文化，这既是对本民族智慧与美德的尊重，也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能在人本主义文化的照耀下感受温暖，也让我们死去的时候受到下一代人下几代人的尊重。
胡适出过什么书
《我的母亲》
鲁迅的论文集有那几部如题 谢谢了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
父亲是胡传，字铁花，仕至台东直隶州知州。
母亲冯顺弟。
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
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师从约翰·杜威。
这令胡适的思想偏向实用主义。
正如北京大学学生、与胡适亦师亦友的顾颉刚、傅斯年对胡的评价一样:“这个人古书读的不多，但他那条路子是对的。
”《墨子》是胡适的很喜欢的古书。
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
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
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墨子不曾见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
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新文化运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引起很大反响。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等论文。
1919年三月，守旧派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 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
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
哲学研究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
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
他以读大学时的论文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但一生也没有写下卷。
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
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页）。
红学研究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红楼梦海内孤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发现者和拥有者。
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近代红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禅宗研究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
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
印顺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
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
”水经注研究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
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
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献”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
《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
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
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影响与蔡元培，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第一个提倡白话文，推翻了2000多年的文言文顾颉刚自谓是胡适的学生，胡适考证的方法对顾颉刚影响不浅。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看出来的。
李敖自称在其困难的时候接受过胡适的资助。
故李敖在其“2005年大陆文化之旅”北京大学访问期间，向北京大学捐建了胡适铜像。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季羡林为胡适的学生，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自由主义五四运动时期，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
1929年的新月人权运动。
1930年代前期，在《独立评论》上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的论争。
1941年在美国发表英文演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
1948年9月发表《自由主义》。
1949年《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
1959年在《自由中国》发表《容忍与自由》。
评价因为胡适，在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民间的知识分子爱戴的有争议的人物，中国大陆的教材过去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但近几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但在意识形态控制上，还是对胡适有殊多限制。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甚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
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
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
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
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
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
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年表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
1893年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母离开台湾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
其父胡传病死于厦门。
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进澄衷学堂。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
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假学校讲学。
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
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正式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
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
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193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
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1945年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赴美国，发表《共产党执政下绝没有自由》，在美期间，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在台湾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
后其负责人雷震被捕，胡适一度受到株连。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1957年11月任台湾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南港。
主要论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评论》第31期）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著《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著《胡适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著《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著《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著《卢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发表《人权与约法》（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著《人权论集》（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发表《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著《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著《胡适文选》（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校编《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编《中国文学史选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著《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译《短篇小说》（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著《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后删省为《胡适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著《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著《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著《胡适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适时论》的增改本）著《齐白石年谱》（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编《台湾纪录两种》 （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与罗尔纲合校编）发表《容忍与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著《丁文江的传记》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编《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1年，台北，自印本）家庭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
妻子：江冬秀。
长子：胡祖望，定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殇。
次子：胡思杜，在中国大陆，1954年曾被迫断绝父子关系，但终究难逃一死，后于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