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巾军起义原因
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
元泰定帝也先帖木儿在其即位以前， 元末农民起义形势图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
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
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
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
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
元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 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1]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
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2]。
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
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
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
[3]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
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4]。
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5]。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 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硷土地，也作熟地充数。
“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
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
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
比如元英宗时的“南坡之变”，文宗时的“天历之变”等。
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
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做佛事”。
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
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
[6]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
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
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
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
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
官吏敛括 的花样无奇不有。
“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 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
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7]，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8]。
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
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
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
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
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
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
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
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
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
到了至正初， 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
[9]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
元丞相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
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
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
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跨塞北”为号召。
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
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
又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10]。
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
[11]到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
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
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
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编辑本段]红巾军大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
刘福通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行反元斗争。
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
不料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
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
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袁州百姓“事之如神”。
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
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逃匿淮西，淮民“争庇之”[12]。
至此彭莹玉又推布贩徐寿辉为首，在蕲、黄起义，建元治平，国号天完，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各地。
这两支农民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
此外，以红军为号的还有萧县芝麻李、南阳布王三、荆樊孟海马、濠州郭子兴，“两淮、丰、沛、许、汝、荆、汉”的农民都起来响应。
红巾军的基本群众都是贫苦的农民。
元末文人叶子奇说当时“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13]。
明太祖朱元璋也说濠州地区，“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万余人”[14]。
农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元末社会的贫富不均，阶级矛盾激化。
但蒙古统治者的残酷的民族压迫也是重要原因。
与红巾军起义同时，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
方国珍出身佃农，传说他因杀收租的地主而逃命海上[15]。
张士诚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卖盐于富家，“富家不给值”，遂率众起兵。
他们所领导的反元斗争，都牵制了元朝的军力，壮大了红巾军的声势。
当红巾军以燎原之势向四方八面发展之时，蒙元政府派遣御史大夫也先不花前往镇压。
也先不花率蒙古军三十万进驻沙河，企图一举扑灭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但慑于红巾军的声威，元军夜惊，尽弃军资器械逃走。
元朝政府又派丞相脱脱率军攻徐州芝麻李，元军会集徐州，这就使红巾军的两支主力得到发展的机会。
至正十二年（1352 年），徐寿辉、彭莹玉领导的红巾军攻占了杭州。
他们在杭州等地，纪律严明，不淫不杀，只把归附的人登名于户籍，[16]得到人民的拥护，队伍很快便增加到百万人。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也在战斗中壮大起来。
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顺帝听信奸臣谗言，把脱脱解职，脱脱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红巾军，刘福通的声势日盛[17]。
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大宋，史称“小明王”。
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
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
东路由毛贵率领，扫荡了山东、河北等地的元军，直抵柳林、枣庄，离大都不过百余里。
在大都（今中国北京）的蒙古贵族都纷纷建议北逃。
但红巾军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军的阻击，又撤回山东。
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攻绛州，入保定路，折经大同，直趋塞北。
至正十八年（1358 年）十二月，这支起义军攻占了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附近），烧毁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宫阙，旋即转战辽东各地，并两度攻入高丽（今朝鲜）。
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领， 由荆州、樊城出武关，进攻长安（今陕西西安）。
李喜喜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
与三路进军同时，刘福通也攻占汴梁，并以汴梁为都，于是“造宫阙，易正朔，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连结”[18]。
正如红巾军檄文所说：“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19]，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至此已达到高潮。
以毛贵为首的红巾军在山东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粮分与贫民，凡无罪而被掠者一律放还。
“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只十取其二分”[20]。
又立“宾兴院”罗致人才。
为了解除红巾军的威胁，元朝政府曾下令要把汉人一概捕杀，并把“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
后来看到汉族地主也敌视红巾军，就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镇压红巾军的人都给以万户、千户、百户的爵赏。
元朝政府还赐方国珍、张士诚龙衣、御酒，给以官号，收买他们为蒙古统治者效力。
方国珍、张士诚接受了元朝的官号，转而与红巾军为敌。
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起兵进攻红巾军，“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
同年，答失八都鲁也“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袭击毫州[21]。
答失八都鲁的军队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刘福通歼灭，但察罕帖木儿得到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军容日盛。
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儿以兵分镇关陕、荆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山， 成为红巾军最凶恶的敌人。
汉族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始终对蒙元效忠，坚决与农民为敌。
他们要“竭忠以报国家”[22]。
另一部分人则不愿做蒙古人的奴才，结寨自保，观变待机。
但这些人实际上与元统治者也是站在一起的。
也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农民军，这是由于汉族地主与蒙古统治者之间还存在着尖锐民族矛盾，有的人则是迫于农民军的威力。
徐寿辉领导的红中军经过多次血战，许多地区得而复失，彭莹玉也在战斗中牺牲[23]。
以后徐寿辉又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四川和云南一部分地区也被红巾军控制。
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寿辉为其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即位做了皇帝，国号大汉。
明玉珍不服陈友谅的领导，不久也在四川重庆自立，国号大夏。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逐渐处于不利的形势。
北伐的三路大军在事前并无精密的布置，军令既不统一，彼此间也缺乏联系。
关先生、破头潘和李喜喜的军队始终在各地流动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前方胜利，后方又遭到敌人的攻击。
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儿攻占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兵走安丰。
这时，驻守山东的毛贵被部属赵君用所杀，察罕帖木儿乘机进迫山东，山东各城亦被察罕帖木儿占领。
山东一失，安丰的屏藩就被撤除了。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围安丰，城破，刘福通遇难牺牲。
刘福通、韩林儿领导的红巾军虽然失败，但是在反元斗争中，前后十三年，大小数百战，给予蒙古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致命的打击，已从根本上摧毁了蒙元王朝的统治。
[编辑本段]朱元璋的勃兴和元朝的灭亡 当红巾军正在和元军主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朱元璋开始独树一帜，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原名朱重八，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为地主放过羊，做过和尚，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
至正十四年（1354年），他奉命南略定远，招降驴牌寨壮丁三千人，又夜袭元军于横涧山，收精兵两万， 随即进占滁州。
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进兵和阳，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阳等地。
这时，韩林儿在亳州称帝，他接受了韩林儿的官职、封号，军队皆以红巾裹头，亦称香军[24]。
朱元璋军纪严明，又知人善任，文士如冯国胜、李善长等都为他出谋划策，勇猛善战的常遇春、胡大海也都来投奔他。
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改名金陵，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从至正十六年至十九年间（1356—1359年），朱元璋以金陵为根据地， 不断向外扩充其势力。
这时，在他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西面是徐寿辉，东面是张士诚，惟有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驻守的元兵势力较弱。
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分别攻占宁国、徽州、池州等地，第二年又亲自率兵攻克婺州。
至正十九年（1359年）继续攻占衢州、处州，皖南以及浙东的东南部地区，此后这些地区都为朱元璋所控制。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罗致了浙东的地主文人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特别是刘基、宋濂在朱元璋的开创事业中起了显著的作用。
从此朱元璋进一步取得东南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了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朱元璋也注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
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在各地兴筑堤防，兴修水利，预防旱涝，经营农田。
又设管理民兵万户府，仿古代寓兵于农之意，选拔强壮农民，使其“农时则耕，闲则练习”，还屡次蠲免田赋。
他还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25]。
这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成效，在他统治的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安定，军粮也有充足的供应。
在朱元璋占领浙东等地时，韩林儿、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正遭遇到察罕帖木儿等元军及地主武装的袭击，徐寿辉又为部将陈友谅杀死。
陈友谅力量虽强， 但“将士离心”“政令不一”，明玉珍也只是割据四川，偏安一隅。
占据苏州的张土诚和浙东庆元的方国珍，早已归附了元朝。
他们在所辖地区之内只知霸占田产，奴役佃户，腐化享乐，不关心人民疾苦，因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朱元璋的发展。
至正二十年（1360 年），陈友谅率军攻占太平，直入金陵，在江东桥为朱元璋所败。
朱元璋复率军反攻，先后攻克饶州、安庆、洪都等地。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与朱元璋会战于鄱阳湖，经过三十六天的血战，陈友谅中箭死，全军大败。
第二年，其子陈理投降，至此，朱元璋解除了西方最大的威胁。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把兵锋转向苏州张士诚。
他采取了“煎其肘翼”的军事部署，派将攻占久被张士诚控制的高邮、淮安等地，一面又东向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张士诚军的主力，然后进围苏州。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土诚被俘自缢而死，三吴平定。
据守庆元、温州、台州一带的方国珍也遣使归降。
同年，又分别派将攻取广东、福建，朱元璋已据有东南半壁。
进攻张士诚时，朱元璋在檄文中已公开骂白莲教是“妖术”，说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茶毒生灵，无端万状”。
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冬，他派人在瓜步杀了韩林儿，这时的朱元璋显然已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新封建政权的统治者。
朱元璋既打败江南的各个割据势力，更积极准备北上伐元。
此时，蒙古统治者更加腐化堕落，元顺帝信任喇嘛僧，朝夕逸乐，宫廷的政变不断发生，军力也一蹶不振，只有倚靠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等人的地主武装支持残局。
扩廓帖木儿守河南，李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等守关中，他们彼此连年交兵，到处掠夺屠杀，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朱元璋决意北伐。
在宋濂等人草拟的一篇声讨元朝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的口号。
檄文中责备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假元号以济私，持有众以要君”，指出这些人相互吞并是人民的巨害。
同时更指出蒙古、色目虽不是汉族，只要“愿为臣民者”[26]，皆与汉人同等对待。
表现出朱元璋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由徐达、常遇春等人率领的北伐军先后在山东、汴梁、潼关等地打败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的军队。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洪武元年）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连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和一部分蒙古大臣从大都北逃。
八月，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
这一年，朱元璋已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
之后朱元璋用了近20年的时间，消灭其他农民军，击溃元朝残余势力（北元），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起义结束。
[编辑本段]元末农民起义英雄榜 元末农民起义，读者的视线一般被朱元璋义军所吸引。
明朝的创立就成了推翻元人统治的代名词。
因此那段战国时代的主流历史有很多被遗忘的但重要的篇章。
朱元璋加入濠州义军，当女婿，成头目，独立一军，下采石，得浙东文人拥护高筑城广积粮，鄱阳湖大战，灭张士诚、方国珍，北伐大都。
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
但是这期间朱元璋军很少和元军主力作战。
历史是这样的。
1反抗元朝的第一条好汉，方国珍。
起义最早，至正8年。
是刘基的死对头。
刘伯温和他打仗积累出的经验写了部兵书。
并且为以后辅佐朱元璋发挥了重大作用。
两人似乎是温州人。
2元庭最大的敌人，刘福通。
以河南安徽山东为基地和河北山西陕西的元军对抗。
消灭了元军主力。
迫得元庭依靠民军才打败龙凤政权。
情况有点类似太平天国。
3对元作战的盖世功臣，张士诚。
当第一阶段反元大革命进入低潮的时候。
百万元军已经打破了红巾军长江防线恢复了南北元军的联系。
作为非红军系统的张军在高邮的围城战坚守导致脱脱率领的元军主力崩溃。
从此开始了各路反元义军的第二次高潮。
4三路北伐。
刘福通以汴梁为中心，指挥和元军的正面战场。
最出名的就是三路北伐。
基本上经过北伐之后，元军折损已尽，无力和义军再作战了。
东路军主帅毛贵是其中成就最大者，收复了山东。
是三路北伐军中唯一建立了政权又打下根据地的。
其他两路经过奔袭作战都失败了。
一度毛贵打到过蓟县。
差点提前让元顺帝回老家放羊去。
这人是芝麻李手下。
5芝麻李。
明教首领，刘福通起义后三个月攻下了徐州。
呼应刘福通、徐寿辉，三家鼎足屡败元军，形成第一次反元高潮。
濠州在芝麻李的义军庇护下才得以生存。
李部有位赵君用，此人一到濠州就差点杀了郭子兴。
朱元璋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后来赵君用去了山东，又红眼病发作杀了山东红军主帅毛贵。
导致山东战场溃败，中原红巾军战场随之瓦解。
6彭莹玉。
西路红巾军始祖。
东西两路红巾军大起。
彭系红巾军向南方活动势力从江淮扩展到两湖两广福建和川贵滇。
其中最著名的将领就是天完帝徐寿辉和陈友谅。
要不是朱元璋，恐怕统一天下的就是西路红军了。
7南北琐红军。
布王三等起义军虽然不是很重要，占领的地理位置很重要。
襄阳，就是郭靖大侠苦守的地方。
南北琐红军在这里和元军多次拉锯战。
8明玉珍。
因为信奉明教，姓都改了。
老朱也只敢把国号叫明而已。
本是西红军大将。
陈友谅篡党夺权后，自己在重庆独立。
建国大夏，以明教为国教攻下了四川。
当了元末的刘备。
是早期红军将领独霸一方者唯一善终的。
一生和云南元军作战。
大理段氏的一阳指传人段功的孔雀胆故事就是和明玉珍同志作战时期发生的。
也先帖木儿、脱脱、贾鲁、答失八都鲁、段功这几位都是和早期红军作战的元军猛将。
那时候红巾军还属于乌合之众。
经常十万几十万的红巾军败给元军。
如果不是几次奇迹般的战役，反元军早就完了。
当这第一代元军将领逝去之后，第二代的察罕帖木儿、波罗贴木耳之辈元将更加勇悍。
以至于北方红军全灭。
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代枭雄朱元璋的铁军。
第二线红军在一线红军作战的时期逐渐成熟起来了，而且更加强大。
元朝覆灭，不在于朱重八如何的了不起。
而在于一线红军至正11年到23年，10余年的奋战。
朱元璋和陈友谅火拼的至正24年，正是北方红巾军全军覆没的一年。
刘福通战死，朱元璋为救小明王率军北上才遭到汉军的全力攻打的。
这时候照理说元军势力强大，坐山观虎斗后应该消灭疲劳的吴军，说什么也不会让朱元璋从容吞并汉，然后灭张士诚的东吴。
可是没有一个元兵出现。
为啥
这会元军忙着呢。
破了刘福通主力红军的孛罗贴木耳的山西元军和察罕贴穆尔的山东元军打起来了。
正在内战。
察罕就是赵敏的父亲。
孛罗军没有南下灭红军，反而北上大都挟天子以令诸侯。
元太子跑了和王保保合军反击孛罗军。
这一战一直打到至正25年。
孛罗死了。
总算该南征叛军了吧
没有接着打。
察罕贴木尔军，王保保固然是嫡系，但是主力中也包括李思齐等老将。
根本不听王保保的南征将令。
然后元军最后一支主力就开到西北晋陕一带开练。
元顺帝居然乐得坐山观虎斗。
如果元军的两大主力在消灭红巾军主力刘福通部后。
趁着红巾军陈朱两部火拼，分兵南下。
两军当时的力量均不足以对抗元军。
张士诚、方国珍等本来就是奉元正朔，墙头草，几乎会望风而降。
那么元朝将中兴。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朱元璋就在元军火拼的这三年中统一了南方。
如果列入排名第9，10的人物大概非孛罗和王保保莫属。
元末战争的两大奇迹，前期的高邮战役元军溃散和末期的元军内战，说穿了就是一件事。
元庭的政治混乱，争权夺利。
历史上十大名珍古钱币是哪些?
五十珍1 桥足半釿布：战国时期铸币。
系从空首布演化而来，因其钱文多铸有货币单位“釿”字而得名。
产生于战国早期，主要流通于魏国地区。
基本形制为首部平实、圆肩（或平肩）、圆裆、方足。
钱文纪地、纪值，一般分二釿、一釿和半釿三等。
除此之外，当时楚国地区也曾铸行过钱文分别是“殊布当釿”和“四布当釿”的长足釿布。
2：三孔布：圆足布之一种。
因其首部和两足部各有一小孔而得名。
这种布币发现极少，所见面文有二十余种，背文纪值，分“两”和“十二朱”等。
3 ：博山刀：齐明刀之一种。
燕昭王二十八年至齐襄王五年（前284-前279），燕国攻占齐大片领土时铸。
清代嘉庆年间山东省博山香峪村出土，字样特殊，习称“博山刀”，传世极少。
背面铸有三字或四字，一般开头两字都是“莒冶”。
1979年，山东莒县故城遗址曾出土有这种刀币的钱范。
4 晋阳匕：即圆首刀，战国时期铸币，又称直刀、赵刀。
形体轻薄，钱文有“甘丹化”、“甘丹”、“白人化”、“白人”、“白化”、“王化”、“城”等十几种，多出于今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
“成白”又释作“成帛”，河北灵寿战国中山故都城址曾出土这种刀币的钱范，可证其铸地。
5 齐六字刀：齐刀，战国时期齐国铸行的“齐返邦长大化”、“齐大化”、“齐之大化”、“即墨之大化”、“即墨大化”、“安阳之大化”等刀币的总称。
除此之外，一般将“莒邦”等残刀亦归入齐刀范围。
6 东周、西周（圜钱）：又称“环钱”，战国时铸币。
形制为圆形圆孔，源于玉壁或纺轮，主要流通于三晋地区。
7 共屯赤金（圜钱）：又称“环钱”，战国时铸币。
形制为圆形圆孔，源于玉壁或纺轮，主要流通于三晋地区。
8 壮泉四十：新莽钱，始建国二年（10）铸。
“六泉”指规则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十布”指小布一百、么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弟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
其中规则直一在始建国元年（9）已铸，大泉五十则在西汉居摄二年（7）已铸，始建国元年（9）又铸。
9 国宝金匮直万：新莽时铸钱。
上部方孔圆形，有直读“国宝金匮”；下部方形，“直万”两字直书于两竖纹之间。
传世仅两枚。
10 大泉五千：三国吴钱，史志无载。
11 太夏、真兴：夏赫连勃勃真兴年间（419-475）铸钱。
钱文隶书，面重郭，存世极少。
12 永光：南朝宋前废帝永光元年（465）铸钱。
形制薄小，重二铢，存世极少。
13 景和：南朝宋前废帝景和元年（465）铸钱。
重二铢，钱形薄小，存世极少。
14 咸通玄宝：唐钱。
咸通十一年（870）桂阳监钱官王彤所铸，寻即废止，存世极罕。
15 开平通宝、元宝：梁钱。
开平是五代梁朱温年号（907-911），存世仅通宝、元宝大铜钱各一枚，对其真伪钱币界看法不同。
另有开平元宝铅质小钱，系南汉刘隐奉梁正朔而铸。
16 天成元宝：五代后唐钱。
天成年间（926-930）铸。
17 永平元宝：前蜀钱。
永平年间（911-915）铸，存世极罕。
18 天德重宝：闽钱。
天德年间铸，有铜、铁两种，当百使用，背穿上“殷”字，以纪国号。
19 天策府宝：楚钱。
马殷受梁封天策上将军，建天策府，于乾化元年（911）铸天策府宝，有铜、铁两种。
据《十国纪年》载，当时城中行用铁钱，城外使用铜钱。
其所指城中城外可能是指境内境外。
铜钱又有背龙及鎏金等品。
20 乾封泉宝（楚）：楚马殷所铸大钱。
有铜、铁二种，背有天、策、天府、天策、策府等字，铜钱数量少于铁钱，钱文隶书，与唐高宗乾封泉宝不同。
21 广政通宝：后蜀钱。
孟昶广政年间（938-965）铸，有铜、铁、铅三种平钱。
22 大蜀通宝：后蜀钱。
钱文形制与广政通宝接近。
存世极罕。
23保大元宝（背天）：南唐钱。
李璟保大年间（943-957）铸，背上“天”字，形制厚重，存世极少。
24 永通泉货：南唐钱。
显德五年（958），李璟铸永通泉货大钱，以一当十，钱文有篆、隶两种，篆书者较薄小，为后期的减重钱。
25 大齐通宝：南唐钱。
此钱真品仅发现二枚，因其文字形制与大唐通宝接近，所以定为南唐开国者徐知诰升元元年（937）建国号大齐时所铸。
一说为南唐后期铸大唐通宝时所铸。
26建炎元宝：南宋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铸。
“建炎元宝”铸造量极少，钱文篆书，隶书成对，同时期高宗尚铸造有“建炎通宝”，“建炎重宝”，皆罕见，为古钱大珍。
27至宁元宝：P金代卫绍王至宁元年（公元1213）铸造。
存世仅有一枚折五型铜钱孤品，书体与北宋崇宁小平楷书相似。
珍罕无定价。
28大宋通宝（当拾）：南宋大钱 大宋通宝当拾 直径一般:52MM.厚:3MM29贞佑通宝、元宝：铸期：宣宗贞佑年间（1213-1216年）特征通宝，小平，钱文真书顺读。
元宝小平，钱文真书旋读。
贞佑元宝，早年流入日本（日本平岛春水藏） 国内仅发现此一枚。
30临安府行用铜质钱牌：临安府行用铜质钱牌（俗称“垮牌”），是一种独特的品种临安府行用铜质钱牌，系南宋末年宋理宗淳衤右年间（1241—1252年）所铸。
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在北宋时，称为余杭郡，高宗南渡后建都于此，改称临安府。
临安府行用铜质钱牌就是由当时的临安府铸行的。
其面额分为“准贰佰文省”、“准叁佰文省”和“准伍佰文省”三等。
“准”为“平”的意思，“省”为“省佰”，即以七十七文充当一百文铜钱。
该铜质钱牌呈狭窄长方形，上端有一圆孔，四周及圆孔有廓；长度和宽度因面额大小而异，“准贰佰文省”长6.2厘米、宽1.9厘米，“准伍佰文省”小型的长7.3厘米、宽2.3厘米，大型的长7.9厘米、宽2.7厘米；面文均为“临安府行用”五个字，背面标明币值，分别为“准贰佰文省”、“准叁佰文省”和“准伍佰文省”；面、背文均楷书，且制作精美。
31大朝通宝：蒙古汗国在改称元以前称大朝时（公元1227年）铸。
钱文楷书，直读，光背无文。
有银质、铜质两种，均为小平钱， 存世极少，铜质更罕见。
属中国古泉五十名珍。
32乾亨通宝：五代十国时期南汉 刘龚政权乾亨元年（公元917）铸造。
一般制作不精，文字内多流铜，极少见。
另有“乾亨重宝”铜钱。
33天显通宝：天显通宝隶书小平光背 无定价 辽太宗天显年间铸，据内蒙出土：径2.38厘米，重2.7克。
文字自然，颇具辽钱风韵，隶书体旋读，传世甚罕。
太宗天显年间（947－950年）铸，仅发现1枚孤品，该钱已流入日本。
34中统元宝：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年间（公元1260-1264年）铸行。
钱文楷、篆二体，直或旋读。
背可见星纹，平钱。
35永安一十、五百、一千：，五代十国时期盘踞幽州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所铸造，永安一十有铜铁两种铜钱存世量极少，价格极高，,永安五百有铜铁两种，铜钱存世仅孤品，古钱之大珍。
铁钱存世也已屈指可数，价格颇高。
此外“永安五百”面文形制独特，按照右左上下顺序读，永安一千有铜铁两种，铜钱存世量极少，价格极高，为古钱珍品。
铁钱存世量也已不多，能得善价。
36应历通宝：辽国穆宗皇帝应历年间铸造（公元951～969），钱文粗糙，制式为小平，现存世仅有数枚。
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
辽代应历通宝，直径23.5mm，位列古泉五十名珍之一，珍罕，美品。
37大元国宝： 元朝 元武宗至大年间（公元1308～1311年）铸造。
文字形制极为精美，有以孤品背龙纹者尤其精致，疑为开炉试铸样钱。
另有铅钱孤品，系雕母。
38建国通宝：北宋 宋徽宗 赵佶有 建中靖国 年号，但建国通宝仅有篆书，楷书 小平 对钱各一，其中篆书钱铜色金黄，狭穿大字，面带黑斑及松花绿锈，据说出土于苏北，曾被钱币收藏大家罗伯昭先生以400银元购得。
也有人认为此钱太过离奇，怀疑是建炎通宝改刻而成，但据考证，建国通宝是取建中靖国年号的首尾二字组合而成铸造的货币，却因赵佶的建中靖国年号中的“建中”二字与唐代某年号重复，所以此币刚刚铸成就马上废止，而改铸非年号的“圣宋通宝”、“圣宋元宝”。
因此建国通宝极为珍稀，存世量不超过10枚，无法估价，称建国通宝为北宋第一珍稀币并不为过。
楷书建国通宝早在清末，民国时期曾被发现，可惜皆已流失，1956年锦州博物馆在发掘清代范子和墓时，曾经出土一枚隶书“建中靖国”钱，铜质厌白，属于夹锡钱一类，实属仅见。
请大家欣赏国家博物馆所藏名珍篆书体建国通宝。
根据实物考证篆书体建国通宝的版别有三种，均属试铸。
39保宁通宝：辽代辽景宗耶律贤保宁年间（969-978）的铸币，是古泉五十名珍之一，存世量极少，版式有大字、小字、宽缘、细缘、狭穿、广穿、背月纹等区别。
其钱文右旋读，书体隶兼八分，浑厚朴拙，古意盎然，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可谓影响了整个辽一代钱风。
根据相关资料、图谱及所见所闻，保宁通宝平钱的统计存量大约在数十枚之内，是辽钱中的稀见品之一。
40至正之宝：元朝顺帝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铸造.均为大钱，用以代表交钞与纸币并行。
钱体厚重，制作精良。
有折十，二十，三十，五十等几型。
面文“至正之宝”为端丽楷书，直读。
背穿上“古”系记江西吉安道监制；穿右“权钞”二字可作权当银钞解。
穿右为币值银重，所见有“伍分”、“壹钱”、“壹钱伍分”、“贰钱伍分”及“伍钱”五种。
“伍钱”即值银钞半两、铜钱五百文，为“权钞钱”之最大者；径达8厘米，重120克左右，系有史以来出现之最大行用方孔圆钱。
以铜钱权钞行使，又称“至正权钞”。
钱文书体特别俊秀流畅，与“至正通宝”一类书法相同。
这类铜钱均比较罕见，价格极高。
41圣宋通宝：直径2．4厘米，穿0．65厘米，厚0．1厘米。
钱币完整，未见拼接、挖补、改刻的痕迹，应当是一枚真品古钱。
“圣宋通宝”行书旋读，字体与行书圣宋元宝相同，只是“元”作“通”。
背右下角现一斜月，左侧边郭有一个直径0．1厘米的圆形深孔，形态较规则，似乎是用作定位用。
宋徽宗赵佶于崇宁二年（1103年）铸圣宋通宝，行、篆二体，以一当五，崇宁三年（1104年）乃止。
圣宋通宝钱行世只有8个月，世间所见甚少。
42贞观宝钱（西夏文）：西夏崇庆贞观年间（公元1101～1113年）铸造，形制为小平钱，直径2.5CM。
钱形较大存世仅有一枚，极其珍贵。
43天启通宝：背面有字的天启通宝是明代的，明光宗未铸钱，因其在位仅数月，未及铸钱，其子明熹宗于天启元年先补铸其父年号“泰昌”钱，称“泰昌通宝”。
此钱为小平钱，真书直读，铜色淡红，也有黄铜钱，版本不多，有背月，背星钱，还有钱径达2.9厘米，大如折二钱的宽郭大样钱；也有钱径2.3-2.4厘米的小钱。
明熹宗铸泰昌通宝钱只一年，次年便开铸“天启通宝”，同年设立了户部宝泉局，称“钱法堂”，从此由户部主管铸钱。
所铸钱币主要用于军需，军队的铸钱炉只保留西北三镇，东南的一律取消，这时全国形成了三个造币中心，分别为两京及四川地区，但天启三年（公元1628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宦官乱政，滥铸情况又出现，地方钱局大量出现，因此所铸的天启钱版本极多，差异大。
钱背文大量的出现记地，记局，记重等形式。
此前仅万历时期出现过，但版本有限。
所以明朝钱币制式的复杂时期是从天启年间开始的。
天启年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继以往的方法，仍采用增加铸钱量来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省钱局滥钱恶钱，好赚取利润。
大量的轻劣钱掺入官钱充数，与明朝前期制钱力求精整美观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启通宝”初铸为小平钱，后开铸当十钱。
天启五年，因官私所铸大钱过多过劣，下令停铸，并由朝廷出白银，回收当十钱，其大钱铸期不过三年；天启钱钱重原定一钱三分，千钱重八斤八两，但后来由于官铸过于滥恶，小钱仅重七分，千钱仅重四斤八两，含铜量不足三成。
此外有一种用日本铅锡销熔入铜所铸的铜呈折色的“折沙钱”就是此时所铸。
天启小平钱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大类，背文比万历钱复杂，背铸有星月纹的种类多；背有文分记重，记事，记局、记地。
背记事为“奉旨”二字，是当时宦官、大臣奉旨办事造钱的意思。
“天启通宝”小平钱不仅背文多，其它如字文大小，文字水平，轮郭宽窄，钱文结构也有诸多不同，很复杂多变。
“天启通宝”当十钱也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类，折二钱则大都背无文，存世也较少。
这两种钱皆较少见。
元末南方起义军红巾军领袖徐寿辉公元1358年铸“天启通宝钱”，该币质地为紫铜，就式样有小平钱、折二钱、折三钱三种，钱文有楷书和篆书两种，由于从发行到停铸仅经历了一年，因此元天启通宝比较珍稀，尤其是篆书折三天启钱为一级品，为可遇而不可求之神品；而明天启钱则版式较多，有小平钱、折二钱、折三钱、折五钱、折十钱多种，质地也为黄铜，但钱文却均为楷书。
元天启钱光背，而明天启钱背丰富多彩，背字有：日、月、工、户、浙、京、新等多种，纪值有二、十、十一两等，当然还是以光背为常见。
44靖康通宝：“靖康通宝”、“靖康元宝”是北宋 宋钦宗时期铸造的，他在位16个月就被掳往北方。
因此，“靖康”钱铸量很少，“靖康通宝”更为罕见，属国家一级文物。
45天国通宝：天国背通宝当十是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第一批试铸的通用钱币，因不久即改铸太平天国圣宝钱而属临时过渡性的钱币，因此铸额有限而十分罕见.46应运元宝：应运元宝铜钱,系北宋淳化年间李顺起义所铸起义军钱,47皇统元宝：金代钱币，皇统年间（1141-1149年）铸造，制作极为精美。
存世不多枚皇统元宝篆书孤品。
48应感通宝：北宋时，李顺于994年发动农民起义，攻克成都，建元应运。
曾铸应运元宝。
李顺死后，部下又铸应感通宝，存世皆罕。
49崇庆元宝、通宝：崇庆元宝为金卫绍王崇庆年间（公元1212年）所铸，由青铜铸造。
有元宝、通宝两种。
元宝为篆书当五大钱（即折五，直径为3.5厘米）；通宝有小平、折二两种，钱文仿瘦金体所制。
崇庆元宝传世极少，有书籍称其为“孤品”，实际上据了解全国保存有五六枚真品。
崇庆元宝史志不载。
唯辽中出土一枚孤品，大如折五，形制与文字近似泰和重宝。
“崇庆元宝”四字作玉筋篆，旋读，光背无文。
钱体铜色青白，制作精整，文字秀美，仿崇宁钱制，然仔细推敲仍不免匠气。
近代京沪诸多泉家皆审为赝品，而钱币学家郑家相以为当属金泉。
50元德重宝：西夏崇宗皇帝元德年间（公元1119-1127）铸造。
版式为折二型钱。
钱文楷书，直径一般为2.7厘米。
今存世仅有两三枚，珍罕无定价。
崇宗皇帝朝另铸造有“元德通宝”钱。
上下五千年读后感（不超过50个字）
1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
中华民族自来以勤劳.勇敢.智慧著称于世。
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
2 中华上下五千年》讲的是五千年来中国的改革与变迁，这条东方巨龙辉煌的事迹。
中华人民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屹立于东方，我国的成就曾不只一次让其他国家大吃一惊3上下五千年》这本书中，记载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雄伟而又辉煌的历史，记载了多少匡扶正义、追寻真理的英雄豪杰
比较值钱的圆形方孔铜钱有什么
分别是什么朝代的
叫什么名字
最值钱的古钱币排名（俗称），从第六个开始都是圆钱。
1 桥足半釿布：铸币。
系从空首布演化而来，因其钱文多铸有货币单位“釿”字而得名。
产生于战国早期，主要流通于魏国地区。
基本形制为首部平实、圆肩（或平肩）、圆裆、方足。
钱文纪地、纪值，一般分二釿、一釿和半釿三等。
除此之外，当时楚国地区也曾铸行过钱文分别是“殊布当釿”和“四布当釿”的长足釿布。
2 三孔布：圆足布之一种。
因其首部和两足部各有一小孔而得名。
这种布币发现极少，所见面文有二十余种，背文纪值，分“两”和“十二朱”等。
3 博山刀：齐明刀之一种。
燕昭王二十八年至齐襄王五年（前284-前279），燕国攻占齐大片领土时铸。
清代嘉庆年间山东省博山香峪村出土，字样特殊，习称“博山刀”，传世极少。
背面铸有三字或四字，一般开头两字都是“莒冶”。
1979年，山东莒县故城遗址曾出土有这种刀币的钱范。
4 晋阳匕：即圆首刀，铸币，又称直刀、赵刀。
形体轻薄，钱文有“甘丹化”、“甘丹”、“白人化”、“白人”、“白化”、“王化”、“城”等十几种，多出于今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
“成白”又释作“成帛”，河北灵寿战国中山故都城址曾出土这种刀币的钱范，可证其铸地。
5 齐六字刀：齐刀，齐国铸行的“齐返邦长大化”、“齐大化”、“齐之大化”、“即墨之大化”、“即墨大化”、“安阳之大化”等刀币的总称。
除此之外，一般将“莒邦”等残刀亦归入齐刀范围。
6 东周、西周（圜钱）：又称“环钱”，战国时铸币。
形制为圆形圆孔，源于玉壁或纺轮，主要流通于三晋地区。
7 共屯赤金（圜钱）：又称“环钱”，战国时铸币。
形制为圆形圆孔，源于玉壁或纺轮，主要流通于三晋地区。
8 壮泉四十：新莽钱，始建国二年（10）铸。
“六泉”指规则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十布”指小布一百、么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弟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
其中规则直一在始建国元年（9）已铸，则在西汉居摄二年（7）已铸，始建国元年（9）又铸。
9 ：新莽时铸钱。
上部方孔圆形，有直读“国宝金匮”；下部方形，“直万”两字直书于两竖纹之间。
传世仅两枚。
10 大泉五千：三国吴钱，史志无载。
近年曾有出土。
11 太夏、真兴：夏真兴年间（419-475）铸钱。
钱文隶书，面重郭，存世极少。
12 永光：南朝宋前废帝永光元年（465）铸钱。
形制薄小，重二铢，存世极少。
13 景和：南朝宋前废帝景和元年（465）铸钱。
重二铢，钱形薄小，存世极少。
14 咸通玄宝：唐钱。
咸通十一年（870）桂阳监钱官王彤所铸，寻即废止，存世极罕。
15 开平通宝、元宝：梁钱。
开平是五代梁朱温年号（907-911），存世仅通宝、元宝大铜钱各一枚，对其真伪钱币界看法不同。
另有开平元宝铅质小钱，系南汉刘隐奉梁正朔而铸。
16 天成元宝：五代后唐钱。
天成年间（926-930）铸。
17 永平元宝：前蜀钱。
永平年间（911-915）铸，存世极罕。
18 天德重宝：闽钱。
天德年间铸，有铜、铁两种，当百使用，背穿上“殷”字，以纪国号。
19 天策府宝：楚钱。
马殷受梁封天策上将军，建天策府，于乾化元年（911）铸天策府宝，有铜、铁两种。
据载，当时城中行用铁钱，城外使用铜钱。
其所指城中城外可能是指境内境外。
铜钱又有背龙及鎏金等品。
20 乾封泉宝（楚）：楚马殷所铸大钱。
有铜、铁二种，背有天、策、天府、天策、策府等字，铜钱数量少于铁钱，钱文隶书，与乾封泉宝不同。
21 广政通宝：后蜀钱。
孟昶广政年间（938-965）铸，有铜、铁、铅三种平钱。
22 大蜀通宝：后蜀钱。
钱文形制与广政通宝接近。
存世极罕。
23 保大元宝（背天）：南唐钱。
李璟保大年间（943-957）铸，背上“天”字，形制厚重，存世极少。
24 永通泉货：南唐钱。
显德五年（958），李璟铸永通泉货大钱，以一当十，钱文有篆、隶两种，篆书者较薄小，为后期的减重钱。
25 ：南唐钱。
此钱真品仅发现二枚，因其文字形制与大唐通宝接近，所以定为南唐开国者徐知诰升元元年（937）建国号大齐时所铸。
一说为南唐后期铸大唐通宝时所铸。
26建炎元宝：南宋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铸。
“建炎元宝”铸造量极少，钱文篆书，隶书成对，同时期高宗尚铸造有“建炎通宝”，“建炎重宝”，皆罕见，为古钱大珍。
27至宁元宝：P金代卫绍王至宁元年（公元1213）铸造。
存世仅有一枚折五型铜钱孤品，书体与北宋崇宁小平楷书相似。
珍罕无定价。
28大宋通宝（当拾）：南宋大钱 大宋通宝当拾 直径一般:52MM.厚:3MM 29贞佑通宝、元宝：铸期：宣宗贞佑年间（1213-1216年）特征通宝，小平，钱文真书顺读。
元宝小平，钱文真书旋读。
贞佑元宝，早年流入日本（日本平岛春水藏） 国内仅发现此一枚。
30临安府行用铜质钱牌：临安府行用铜质钱牌（俗称“垮牌”），是一种独特的品种临安府行用铜质钱牌，系南宋末年宋理宗淳衤右年间（1241—1252年）所铸。
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在北宋时，称为余杭郡，高宗南渡后建都于此，改称临安府。
临安府行用铜质钱牌就是由当时的临安府铸行的。
其面额分为“准贰佰文省”、“准叁佰文省”和“准伍佰文省”三等。
“准”为“平”的意思，“省”为“省佰”，即以七十七文充当一百文铜钱。
该铜质钱牌呈狭窄长方形，上端有一圆孔，四周及圆孔有廓；长度和宽度因面额大小而异，“准贰佰文省”长6.2厘米、宽1.9厘米，“准伍佰文省”小型的长7.3厘米、宽2.3厘米，大型的长7.9厘米、宽2.7厘米；面文均为“临安府行用”五个字，背面标明币值，分别为“准贰佰文省”、“准叁佰文省”和“准伍佰文省”；面、背文均楷书，且制作精美。
31大朝通宝：蒙古汗国在改称元以前称大朝时（公元1227年）铸。
钱文楷书，直读，光背无文。
有银质、铜质两种，均为小平钱， 存世极少，铜质更罕见。
属中国。
32乾亨通宝：南汉 刘龚政权乾亨元年（公元917）铸造。
一般制作不精，文字内多流铜，极少见。
另有“乾亨重宝”铜钱。
33天显通宝：天显通宝隶书小平光背 无定价 辽太宗天显年间铸，据内蒙出土：径2.38厘米，重2.7克。
文字自然，颇具辽钱风韵，隶书体旋读，传世甚罕。
太宗天显年间（947－950年）铸，仅发现1枚孤品，该钱已流入日本。
34中统元宝：中统年间（公元1260-1264年）铸行。
钱文楷、篆二体，直或旋读。
背可见星纹，平钱。
35永安一十、五百、一千：，盘踞幽州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所铸造，永安一十有铜铁两种铜钱存世量极少，价格极高，,永安五百有铜铁两种，铜钱存世仅孤品，古钱之大珍。
铁钱存世也已屈指可数，价格颇高。
此外“永安五百”面文形制独特，按照右左上下顺序读，永安一千有铜铁两种，铜钱存世量极少，价格极高，为古钱珍品。
铁钱存世量也已不多，能得善价。
36应历通宝：辽国穆宗皇帝应历年间铸造（公元951～969），钱文粗糙，制式为小平，现存世仅有数枚。
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
辽代应历通宝，直径23.5mm，位列之一，珍罕，美品。
37大元国宝： 元朝 元武宗至大年间（公元1308～1311年）铸造。
文字形制极为精美，有以孤品背龙纹者尤其精致，疑为开炉试铸样钱。
另有铅钱孤品，系雕母。
38建国通宝：北宋 宋徽宗 赵佶有 建中靖国 年号，但建国通宝仅有篆书，楷书 小平 对钱各一，其中篆书钱铜色金黄，狭穿大字，面带黑斑及松花绿锈，据说出土于苏北，曾被钱币收藏大家罗伯昭先生以400银元购得。
也有人认为此钱太过离奇，怀疑是建炎通宝改刻而成，但据考证，建国通宝是取建中靖国年号的首尾二字组合而成铸造的货币，却因赵佶的建中靖国年号中的“建中”二字与唐代某年号重复，所以此币刚刚铸成就马上废止，而改铸非年号的“圣宋通宝”、“圣宋元宝”。
因此建国通宝极为珍稀，存世量不超过10枚，无法估价，称建国通宝为北宋第一珍稀币并不为过。
楷书建国通宝早在清末，民国时期曾被发现，可惜皆已流失，1956年锦州博物馆在发掘清代范子和墓时，曾经出土一枚隶书“建中靖国”钱，铜质厌白，属于夹锡钱一类，实属仅见。
请大家欣赏国家博物馆所藏名珍篆书体建国通宝。
根据实物考证篆书体建国通宝的版别有三种，均属试铸。
39保宁通宝：辽代辽景宗耶律贤保宁年间（969-978）的铸币，是古泉五十名珍之一，存世量极少，版式有大字、小字、宽缘、细缘、狭穿、广穿、背月纹等区别。
其钱文右旋读，书体隶兼八分，浑厚朴拙，古意盎然，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可谓影响了整个辽一代钱风。
目前，根据相关资料、图谱及所见所闻，保宁通宝平钱的统计存量大约在数十枚之内，是辽钱中的稀见品之一。
40至正之宝：元朝顺帝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铸造.均为大钱，用以代表交钞与纸币并行。
钱体厚重，制作精良。
有折十，二十，三十，五十等几型。
面文“至正之宝”为端丽楷书，直读。
背穿上“古”系记江西吉安道监制；穿右“权钞”二字可作权当银钞解。
穿右为币值银重，所见有“伍分”、“壹钱”、“壹钱伍分”、“贰钱伍分”及“伍钱”五种。
“伍钱”即值银钞半两、铜钱五百文，为“权钞钱”之最大者；径达8厘米，重120克左右，系有史以来出现之最大行用方孔圆钱。
以铜钱权钞行使，又称“至正权钞”。
钱文书体特别俊秀流畅，与“至正通宝”一类书法相同。
这类铜钱均比较罕见，价格极高。
41圣宋通宝：直径2．4厘米，穿0．65厘米，厚0．1厘米。
钱币完整，未见拼接、挖补、改刻的痕迹，应当是一枚真品古钱。
“圣宋通宝”行书旋读，字体与行书圣宋元宝相同，只是“元”作“通”。
背右下角现一斜月，左侧边郭有一个直径0．1厘米的圆形深孔，形态较规则，似乎是用作定位用。
宋徽宗赵佶于崇宁二年（1103年）铸圣宋通宝，行、篆二体，以一当五，崇宁三年（1104年）乃止。
圣宋通宝钱行世只有8个月，世间所见甚少。
42贞观宝钱（西夏文）：西夏崇庆贞观年间（公元1101～1113年）铸造，形制为小平钱，直径2.5CM。
钱形较大。
目前存世仅有一枚，极其珍贵。
43天启通宝：背面有字的天启通宝是明代的，明光宗未铸钱，因其在位仅数月，未及铸钱，其子明熹宗于天启元年先补铸其父年号“泰昌”钱，称“泰昌通宝”。
此钱为小平钱，真书直读，铜色淡红，也有黄铜钱，版本不多，有背月，背星钱，还有钱径达2.9厘米，大如折二钱的宽郭大样钱；也有钱径2.3-2.4厘米的小钱。
明熹宗铸泰昌通宝钱只一年，次年便开铸“天启通宝”，同年设立了户部宝泉局，称“钱法堂”，从此由户部主管铸钱。
所铸钱币主要用于军需，军队的铸钱炉只保留西北三镇，东南的一律取消，这时全国形成了三个造币中心，分别为两京及四川地区，但天启三年（公元1628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宦官乱政，滥铸情况又出现，地方钱局大量出现，因此所铸的天启钱版本极多，差异大。
钱背文大量的出现记地，记局，记重等形式。
此前仅万历时期出现过，但版本有限。
所以明朝钱币制式的复杂时期是从天启年间开始的。
天启年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继以往的方法，仍采用增加铸钱量来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省钱局滥钱恶钱，好赚取利润。
大量的轻劣钱掺入官钱充数，与明朝前期制钱力求精整美观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启通宝”初铸为小平钱，后开铸当十钱。
天启五年，因官私所铸大钱过多过劣，下令停铸，并由朝廷出白银，回收当十钱，其大钱铸期不过三年；天启钱钱重原定一钱三分，千钱重八斤八两，但后来由于官铸过于滥恶，小钱仅重七分，千钱仅重四斤八两，含铜量不足三成。
此外有一种用日本铅锡销熔入铜所铸的铜呈折色的“折沙钱”就是此时所铸。
天启小平钱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大类，背文比万历钱复杂，背铸有星月纹的种类多；背有文分记重，记事，记局、记地。
背记事为“奉旨”二字，是当时宦官、大臣奉旨办事造钱的意思。
“天启通宝”小平钱不仅背文多，其它如字文大小，文字水平，轮郭宽窄，钱文结构也有诸多不同，很复杂多变。
“天启通宝”当十钱也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类，折二钱则大都背无文，存世也较少。
这两种钱皆较少见。
元末南方起义军红巾军领袖徐寿辉公元1358年铸“天启通宝钱”，该币质地为紫铜，就式样有小平钱、折二钱、折三钱三种，钱文有楷书和篆书两种，由于从发行到停铸仅经历了一年，因此元天启通宝比较珍稀，尤其是篆书折三天启钱为一级品，为可遇而不可求之神品；而明天启钱则版式较多，有小平钱、折二钱、折三钱、折五钱、折十钱多种，质地也为黄铜，但钱文却均为楷书。
元天启钱光背，而明天启钱背丰富多彩，背字有：日、月、工、户、浙、京、新等多种，纪值有二、十、十一两等，当然还是以光背为常见。
44靖康通宝：“靖康通宝”、“靖康元宝”是北宋 宋钦宗时期铸造的，他在位16个月就被掳往北方。
因此，“靖康”钱铸量很少，“靖康通宝”更为罕见，属国家一级文物。
45天国通宝：天国背通宝当十是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第一批试铸的通用钱币，因不久即改铸太平天国圣宝钱而属临时过渡性的钱币，因此铸额有限而十分罕见. 46应运元宝：应运元宝铜钱,系北宋淳化年间李顺起义所铸起义军钱, 47皇统元宝：金代钱币，皇统年间（1141-1149年）铸造，制作极为精美。
存世不多枚皇统元宝篆书孤品。
48应感通宝：北宋时，李顺于994年发动农民起义，攻克成都，建元应运。
曾铸应运元宝。
李顺死后，部下又铸应感通宝，存世皆罕。
49崇庆元宝、通宝：崇庆元宝为金卫绍王崇庆年间（公元1212年）所铸，由青铜铸造。
有元宝、通宝两种。
元宝为篆书当五大钱（即折五，直径为3.5厘米）；通宝有小平、折二两种，钱文仿瘦金体所制。
崇庆元宝传世极少，有书籍称其为“孤品”，实际上据了解目前全国保存有五六枚真品。
崇庆元宝史志不载。
唯辽中出土一枚孤品，大如折五，形制与文字近似泰和重宝。
“崇庆元宝”四字作玉筋篆，旋读，光背无文。
钱体铜色青白，制作精整，文字秀美，仿崇宁钱制，然仔细推敲仍不免匠气。
近代京沪诸多泉家皆审为赝品，而钱币学家郑家相以为当属金泉。
50元德重宝：西夏崇宗皇帝元德年间（公元1119-1127）铸造。
版式为折二型钱。
钱文楷书，直径一般为2.7厘米。
今存世仅有两三枚，珍罕无定价。
崇宗皇帝朝另铸造有“元德通宝”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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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伐，夏桀失道寡助，商汤得道多助。
2.周武王姬发伐商商纣道寡助。
3.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失道寡助，陈胜和吴广得道多助。
4.隋末隋炀帝杨广无道，各地农民起义，瓦岗军得道多助 5.瓦岗军首领失道寡助，英雄豪杰纷纷投靠得道多助的李渊（唐）。
6.元顺帝无道，朱元璋率领的红巾军得道多助 。
7.二战期间，德意日三国失道寡助，中美英等抗战国得道多助。
8.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得道多助，国民党失道寡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