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巾军起义原因
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
元泰定帝也先帖木儿在其即位以前， 元末农民起义形势图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
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
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
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
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
元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 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1]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
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2]。
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
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
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
[3]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
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4]。
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5]。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 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硷土地，也作熟地充数。
“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
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
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
比如元英宗时的“南坡之变”，文宗时的“天历之变”等。
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
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做佛事”。
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
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
[6]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
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
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
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
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
官吏敛括 的花样无奇不有。
“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 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
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7]，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8]。
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
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
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
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
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
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
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
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
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
到了至正初， 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
[9]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
元丞相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
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
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
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跨塞北”为号召。
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
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
又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10]。
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
[11]到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
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
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
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编辑本段]红巾军大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
刘福通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行反元斗争。
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
不料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
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
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袁州百姓“事之如神”。
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
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逃匿淮西，淮民“争庇之”[12]。
至此彭莹玉又推布贩徐寿辉为首，在蕲、黄起义，建元治平，国号天完，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各地。
这两支农民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
此外，以红军为号的还有萧县芝麻李、南阳布王三、荆樊孟海马、濠州郭子兴，“两淮、丰、沛、许、汝、荆、汉”的农民都起来响应。
红巾军的基本群众都是贫苦的农民。
元末文人叶子奇说当时“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13]。
明太祖朱元璋也说濠州地区，“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万余人”[14]。
农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元末社会的贫富不均，阶级矛盾激化。
但蒙古统治者的残酷的民族压迫也是重要原因。
与红巾军起义同时，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
方国珍出身佃农，传说他因杀收租的地主而逃命海上[15]。
张士诚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卖盐于富家，“富家不给值”，遂率众起兵。
他们所领导的反元斗争，都牵制了元朝的军力，壮大了红巾军的声势。
当红巾军以燎原之势向四方八面发展之时，蒙元政府派遣御史大夫也先不花前往镇压。
也先不花率蒙古军三十万进驻沙河，企图一举扑灭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但慑于红巾军的声威，元军夜惊，尽弃军资器械逃走。
元朝政府又派丞相脱脱率军攻徐州芝麻李，元军会集徐州，这就使红巾军的两支主力得到发展的机会。
至正十二年（1352 年），徐寿辉、彭莹玉领导的红巾军攻占了杭州。
他们在杭州等地，纪律严明，不淫不杀，只把归附的人登名于户籍，[16]得到人民的拥护，队伍很快便增加到百万人。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也在战斗中壮大起来。
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顺帝听信奸臣谗言，把脱脱解职，脱脱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红巾军，刘福通的声势日盛[17]。
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大宋，史称“小明王”。
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
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
东路由毛贵率领，扫荡了山东、河北等地的元军，直抵柳林、枣庄，离大都不过百余里。
在大都（今中国北京）的蒙古贵族都纷纷建议北逃。
但红巾军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军的阻击，又撤回山东。
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攻绛州，入保定路，折经大同，直趋塞北。
至正十八年（1358 年）十二月，这支起义军攻占了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附近），烧毁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宫阙，旋即转战辽东各地，并两度攻入高丽（今朝鲜）。
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领， 由荆州、樊城出武关，进攻长安（今陕西西安）。
李喜喜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
与三路进军同时，刘福通也攻占汴梁，并以汴梁为都，于是“造宫阙，易正朔，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连结”[18]。
正如红巾军檄文所说：“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19]，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至此已达到高潮。
以毛贵为首的红巾军在山东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粮分与贫民，凡无罪而被掠者一律放还。
“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只十取其二分”[20]。
又立“宾兴院”罗致人才。
为了解除红巾军的威胁，元朝政府曾下令要把汉人一概捕杀，并把“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
后来看到汉族地主也敌视红巾军，就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镇压红巾军的人都给以万户、千户、百户的爵赏。
元朝政府还赐方国珍、张士诚龙衣、御酒，给以官号，收买他们为蒙古统治者效力。
方国珍、张士诚接受了元朝的官号，转而与红巾军为敌。
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起兵进攻红巾军，“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
同年，答失八都鲁也“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袭击毫州[21]。
答失八都鲁的军队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刘福通歼灭，但察罕帖木儿得到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军容日盛。
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儿以兵分镇关陕、荆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山， 成为红巾军最凶恶的敌人。
汉族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始终对蒙元效忠，坚决与农民为敌。
他们要“竭忠以报国家”[22]。
另一部分人则不愿做蒙古人的奴才，结寨自保，观变待机。
但这些人实际上与元统治者也是站在一起的。
也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农民军，这是由于汉族地主与蒙古统治者之间还存在着尖锐民族矛盾，有的人则是迫于农民军的威力。
徐寿辉领导的红中军经过多次血战，许多地区得而复失，彭莹玉也在战斗中牺牲[23]。
以后徐寿辉又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四川和云南一部分地区也被红巾军控制。
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寿辉为其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即位做了皇帝，国号大汉。
明玉珍不服陈友谅的领导，不久也在四川重庆自立，国号大夏。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逐渐处于不利的形势。
北伐的三路大军在事前并无精密的布置，军令既不统一，彼此间也缺乏联系。
关先生、破头潘和李喜喜的军队始终在各地流动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前方胜利，后方又遭到敌人的攻击。
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儿攻占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兵走安丰。
这时，驻守山东的毛贵被部属赵君用所杀，察罕帖木儿乘机进迫山东，山东各城亦被察罕帖木儿占领。
山东一失，安丰的屏藩就被撤除了。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围安丰，城破，刘福通遇难牺牲。
刘福通、韩林儿领导的红巾军虽然失败，但是在反元斗争中，前后十三年，大小数百战，给予蒙古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致命的打击，已从根本上摧毁了蒙元王朝的统治。
[编辑本段]朱元璋的勃兴和元朝的灭亡 当红巾军正在和元军主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朱元璋开始独树一帜，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原名朱重八，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为地主放过羊，做过和尚，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
至正十四年（1354年），他奉命南略定远，招降驴牌寨壮丁三千人，又夜袭元军于横涧山，收精兵两万， 随即进占滁州。
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进兵和阳，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阳等地。
这时，韩林儿在亳州称帝，他接受了韩林儿的官职、封号，军队皆以红巾裹头，亦称香军[24]。
朱元璋军纪严明，又知人善任，文士如冯国胜、李善长等都为他出谋划策，勇猛善战的常遇春、胡大海也都来投奔他。
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改名金陵，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从至正十六年至十九年间（1356—1359年），朱元璋以金陵为根据地， 不断向外扩充其势力。
这时，在他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西面是徐寿辉，东面是张士诚，惟有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驻守的元兵势力较弱。
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分别攻占宁国、徽州、池州等地，第二年又亲自率兵攻克婺州。
至正十九年（1359年）继续攻占衢州、处州，皖南以及浙东的东南部地区，此后这些地区都为朱元璋所控制。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罗致了浙东的地主文人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特别是刘基、宋濂在朱元璋的开创事业中起了显著的作用。
从此朱元璋进一步取得东南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了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朱元璋也注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
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在各地兴筑堤防，兴修水利，预防旱涝，经营农田。
又设管理民兵万户府，仿古代寓兵于农之意，选拔强壮农民，使其“农时则耕，闲则练习”，还屡次蠲免田赋。
他还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25]。
这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成效，在他统治的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安定，军粮也有充足的供应。
在朱元璋占领浙东等地时，韩林儿、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正遭遇到察罕帖木儿等元军及地主武装的袭击，徐寿辉又为部将陈友谅杀死。
陈友谅力量虽强， 但“将士离心”“政令不一”，明玉珍也只是割据四川，偏安一隅。
占据苏州的张土诚和浙东庆元的方国珍，早已归附了元朝。
他们在所辖地区之内只知霸占田产，奴役佃户，腐化享乐，不关心人民疾苦，因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朱元璋的发展。
至正二十年（1360 年），陈友谅率军攻占太平，直入金陵，在江东桥为朱元璋所败。
朱元璋复率军反攻，先后攻克饶州、安庆、洪都等地。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与朱元璋会战于鄱阳湖，经过三十六天的血战，陈友谅中箭死，全军大败。
第二年，其子陈理投降，至此，朱元璋解除了西方最大的威胁。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把兵锋转向苏州张士诚。
他采取了“煎其肘翼”的军事部署，派将攻占久被张士诚控制的高邮、淮安等地，一面又东向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张士诚军的主力，然后进围苏州。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土诚被俘自缢而死，三吴平定。
据守庆元、温州、台州一带的方国珍也遣使归降。
同年，又分别派将攻取广东、福建，朱元璋已据有东南半壁。
进攻张士诚时，朱元璋在檄文中已公开骂白莲教是“妖术”，说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茶毒生灵，无端万状”。
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冬，他派人在瓜步杀了韩林儿，这时的朱元璋显然已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新封建政权的统治者。
朱元璋既打败江南的各个割据势力，更积极准备北上伐元。
此时，蒙古统治者更加腐化堕落，元顺帝信任喇嘛僧，朝夕逸乐，宫廷的政变不断发生，军力也一蹶不振，只有倚靠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等人的地主武装支持残局。
扩廓帖木儿守河南，李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等守关中，他们彼此连年交兵，到处掠夺屠杀，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朱元璋决意北伐。
在宋濂等人草拟的一篇声讨元朝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的口号。
檄文中责备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假元号以济私，持有众以要君”，指出这些人相互吞并是人民的巨害。
同时更指出蒙古、色目虽不是汉族，只要“愿为臣民者”[26]，皆与汉人同等对待。
表现出朱元璋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由徐达、常遇春等人率领的北伐军先后在山东、汴梁、潼关等地打败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的军队。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洪武元年）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连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和一部分蒙古大臣从大都北逃。
八月，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
这一年，朱元璋已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
之后朱元璋用了近20年的时间，消灭其他农民军，击溃元朝残余势力（北元），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起义结束。
[编辑本段]元末农民起义英雄榜 元末农民起义，读者的视线一般被朱元璋义军所吸引。
明朝的创立就成了推翻元人统治的代名词。
因此那段战国时代的主流历史有很多被遗忘的但重要的篇章。
朱元璋加入濠州义军，当女婿，成头目，独立一军，下采石，得浙东文人拥护高筑城广积粮，鄱阳湖大战，灭张士诚、方国珍，北伐大都。
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
但是这期间朱元璋军很少和元军主力作战。
历史是这样的。
1反抗元朝的第一条好汉，方国珍。
起义最早，至正8年。
是刘基的死对头。
刘伯温和他打仗积累出的经验写了部兵书。
并且为以后辅佐朱元璋发挥了重大作用。
两人似乎是温州人。
2元庭最大的敌人，刘福通。
以河南安徽山东为基地和河北山西陕西的元军对抗。
消灭了元军主力。
迫得元庭依靠民军才打败龙凤政权。
情况有点类似太平天国。
3对元作战的盖世功臣，张士诚。
当第一阶段反元大革命进入低潮的时候。
百万元军已经打破了红巾军长江防线恢复了南北元军的联系。
作为非红军系统的张军在高邮的围城战坚守导致脱脱率领的元军主力崩溃。
从此开始了各路反元义军的第二次高潮。
4三路北伐。
刘福通以汴梁为中心，指挥和元军的正面战场。
最出名的就是三路北伐。
基本上经过北伐之后，元军折损已尽，无力和义军再作战了。
东路军主帅毛贵是其中成就最大者，收复了山东。
是三路北伐军中唯一建立了政权又打下根据地的。
其他两路经过奔袭作战都失败了。
一度毛贵打到过蓟县。
差点提前让元顺帝回老家放羊去。
这人是芝麻李手下。
5芝麻李。
明教首领，刘福通起义后三个月攻下了徐州。
呼应刘福通、徐寿辉，三家鼎足屡败元军，形成第一次反元高潮。
濠州在芝麻李的义军庇护下才得以生存。
李部有位赵君用，此人一到濠州就差点杀了郭子兴。
朱元璋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后来赵君用去了山东，又红眼病发作杀了山东红军主帅毛贵。
导致山东战场溃败，中原红巾军战场随之瓦解。
6彭莹玉。
西路红巾军始祖。
东西两路红巾军大起。
彭系红巾军向南方活动势力从江淮扩展到两湖两广福建和川贵滇。
其中最著名的将领就是天完帝徐寿辉和陈友谅。
要不是朱元璋，恐怕统一天下的就是西路红军了。
7南北琐红军。
布王三等起义军虽然不是很重要，占领的地理位置很重要。
襄阳，就是郭靖大侠苦守的地方。
南北琐红军在这里和元军多次拉锯战。
8明玉珍。
因为信奉明教，姓都改了。
老朱也只敢把国号叫明而已。
本是西红军大将。
陈友谅篡党夺权后，自己在重庆独立。
建国大夏，以明教为国教攻下了四川。
当了元末的刘备。
是早期红军将领独霸一方者唯一善终的。
一生和云南元军作战。
大理段氏的一阳指传人段功的孔雀胆故事就是和明玉珍同志作战时期发生的。
也先帖木儿、脱脱、贾鲁、答失八都鲁、段功这几位都是和早期红军作战的元军猛将。
那时候红巾军还属于乌合之众。
经常十万几十万的红巾军败给元军。
如果不是几次奇迹般的战役，反元军早就完了。
当这第一代元军将领逝去之后，第二代的察罕帖木儿、波罗贴木耳之辈元将更加勇悍。
以至于北方红军全灭。
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代枭雄朱元璋的铁军。
第二线红军在一线红军作战的时期逐渐成熟起来了，而且更加强大。
元朝覆灭，不在于朱重八如何的了不起。
而在于一线红军至正11年到23年，10余年的奋战。
朱元璋和陈友谅火拼的至正24年，正是北方红巾军全军覆没的一年。
刘福通战死，朱元璋为救小明王率军北上才遭到汉军的全力攻打的。
这时候照理说元军势力强大，坐山观虎斗后应该消灭疲劳的吴军，说什么也不会让朱元璋从容吞并汉，然后灭张士诚的东吴。
可是没有一个元兵出现。
为啥
这会元军忙着呢。
破了刘福通主力红军的孛罗贴木耳的山西元军和察罕贴穆尔的山东元军打起来了。
正在内战。
察罕就是赵敏的父亲。
孛罗军没有南下灭红军，反而北上大都挟天子以令诸侯。
元太子跑了和王保保合军反击孛罗军。
这一战一直打到至正25年。
孛罗死了。
总算该南征叛军了吧
没有接着打。
察罕贴木尔军，王保保固然是嫡系，但是主力中也包括李思齐等老将。
根本不听王保保的南征将令。
然后元军最后一支主力就开到西北晋陕一带开练。
元顺帝居然乐得坐山观虎斗。
如果元军的两大主力在消灭红巾军主力刘福通部后。
趁着红巾军陈朱两部火拼，分兵南下。
两军当时的力量均不足以对抗元军。
张士诚、方国珍等本来就是奉元正朔，墙头草，几乎会望风而降。
那么元朝将中兴。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朱元璋就在元军火拼的这三年中统一了南方。
如果列入排名第9，10的人物大概非孛罗和王保保莫属。
元末战争的两大奇迹，前期的高邮战役元军溃散和末期的元军内战，说穿了就是一件事。
元庭的政治混乱，争权夺利。
有谁知道《老狐狸经》全文
老狐狸经》 老狐狸处世学 作者：山阴慧人. 做人不能太老实，不能太厚道，不能太直率，不能太死板，《老狐狸经》不是教人缺的，不是教人奸诈，不是教人无赖，不是教人厚黑。
它使你在危机四伏的人际关系中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做正直之人，成君子之事. 大丈夫能屈能伸，好男儿能刚能柔. 前言 人欲风波险，行船要小心.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社会复杂了，什么样的人都存在。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者有之；阴奉阳违、两面三刀者有之；有明枪也有暗箭；有心黑脸厚者的多段诡计，也有盈盈笑脸背后的许多陷阱... 社会是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把我们网在了“网”中央。
因此，要想在社会上混饭吃，人就要学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护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多长个心眼，少一点棱角，多一些圆融通达，在各种场合下都能应付自如，左右逢源. “老狐狸”不再是奸诈的代名词，而是一种高级生存智慧的象征。
《老狐狸经》不是“厚黑学”，不玩“空手道”，它让你懂得如何获取利益，如何在复杂环境中求生存，如何躲过小人的暗算，如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很多人都想成功，却不知道如何成功，有少数人深谙成功哲学，却不轻易示人。
《老狐狸经》给你一双慧眼，给你一些处世之术、做人之术、发财之术...让你把复复杂杂的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明哲保身---聪明人的处世之术，圆融通达——成功者的生存智慧。
成功就在你的面前，立即做好准备，跟着“老狐狸”出发
老狐狸经之一：迅速赢得上司的芳心 上司的天阴晴不顶，上司的心也多变。
但他掌握这你的前途，有着对你做一切的权利。
因此，无论你的上司是哪一类，都要时刻注意他的言行举止，观察他的变化，适时地施展你的交际能力，迅速成为上司的知己. 1：别抖落上司的隐私 俗话说：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
在中国，面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面子”，小则翻脸，大则会闹出人命。
中国人可以吃闷亏，也可以吃明亏，但就是不能吃“没有面子”的亏。
如果你不顾别人的面子，总有一天会吃苦头，因此，老于世故的人从不会轻易再公开场合会说别人尤其是上司的坏话，宁可高帽子一顶顶的送，即保住了别人的面子，别人也会如法炮制，给你面子，彼此心照不宣，尽心而散。
这种情形再官场尤其常见。
被击中痛楚，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件另人愉快的事没有起是他人身上的缺陷，千万不能用侮辱性的语言加以攻击。
在中国，有所谓“逆鳞”只说，据说在龙的喉部以下，约直径一尺的部位上有“逆鳞”存在。
所谓“逆鳞”就是我们所说的痛处，也就是缺点、自卑感。
只要我们不触及对方的“逆鳞”，就不会惹祸上身，还能平步青云。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做了皇帝后自然少不了有昔日的穷哥们到京城找他。
这些人满以为朱元璋会念在老朋友的情分上给他们封个一官半职，谁知朱元璋最忌讳别人揭他的老底，以为那样会有损自己的威信，因此对来访者大都拒而不见。
有位朱元璋儿时的好友，千里迢迢从老家凤阳赶到北京，几经周折才算进了皇宫。
一见面，这位老兄便当着文武百官大叫大嚷起来：“朱老四，你当了皇帝可真威风呼
还认得我吗
当年咱俩一块儿光着屁股玩耍，你干了坏事总让我替你挨打。
记得有一次咱俩一块偷豆子吃，背着大人用破瓦罐煮，豆还没煮熟你就先抢起来，结果把瓦岗寨打烂了，豆子撒了一地。
你吃得太急，豆子卡在喉咙里还是我帮你弄出来的。
你忘了吗
” 这位老兄还在喋喋不休唠叨个没完，朱元璋却再也坐不住了，心想此人太不知趣，居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揭我的短处让我这个当皇帝的脸往哪儿搁。
盛怒之下，朱元璋下令把这个穷哥们杀了. “为尊者讳”,这是官场的一条规矩，。
一个人，无论他原来的出身多么低贱，有过多么不光彩的经历，一旦当上了大官，爬上了高位，他身上便罩上了灵光，变得神圣起来。
往昔那见不得人的一切，要么一笔勾销，永不许再提，要么重新改造重新解释，赋予新的含义。
这位穷哥们儿哪懂得这一点，自以为与朱元璋有旧交，居然当众揭了皇帝的老底，触犯了“逆鳞”，岂不是自找倒霉吗
朱元璋原本是泥腿子出身，早年当过和尚，后来又参加过推翻元朝统治的红巾军起义。
这些经历在朱元璋看来都是卑微的。
朱元璋因为当过和尚，对“光”、“秃” 一类的字眼十分忌讳；因红巾军杯统治者说成是“贼”、“寇”之类的组织，朱元璋便对此字眼也极为反感。
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杭州徐一再《贺表》里写了 “光天之下，天下圣人，为世作则”几个字，朱元璋读了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
光是削发，说我是秃子。
则者进贼，骂我做过贼。
”于是，立即下令把徐一处死。
洪武年间，大兴文字狱，唯一幸免的文人是翰林院编修张某。
他在作贺表文里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两句话，朱元璋看了发怒说：“这老儿竟骂我是强盗呢
”差人逮来当面审讯。
张某说：“天下有道是孔子说的，万寿无疆出自诗经，说臣诽谤不过如此。
”朱元璋被顶住了，无话可说，想了半天才说：“这老儿还这般嘴硬，放掉罢。
”左右传臣私下议论：“几年才见饶了这一个人。
” 在日常生活中，要谨慎处理与上司的关系，最要紧的一点是千万不要伤害上司的尊严，同时注重替上司保守秘密. 一次偶然的机会，你发现了一个秘密：已婚的上司竟与某女同事大闹婚外情。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你只需装聋作哑，也就是说一切装作不知，三缄其口。
例如，你本来约了朋友再某餐厅吃晚餐，当你踏入餐厅，却赫然见到他们俩，你可扮作一派镇静，先环视一下四周，若你的朋友未到，事情就好办得多，就当找不到人，离开那里，在门外等待你的朋。
即使朋友已坐在餐桌前，你也可走上前，当做有急事找他，与他一起离开那地方，再作详细解释. 要是你与友人先到，正在用餐，他俩才走进来，那就不妨在四目交投的情况下淡然打个招呼，但不要与友人闲聊的太久，最好比他俩先走，离开时记着不必打招呼了. 翌日返回办公室，就当做若无其事，只管埋首文件堆。
就是有同事私谈有关两人之事，还是绝口不提为妙。
对此等暧昧之事避之则吉。
有时候知道的事情太多往往不是件好事，尤其是上司的隐私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否则就要大祸临头了。
如果能够及时替上司掩饰其“痛处”或“缺处”，则有可能被对方引为知己，收到意想不到的回报。
除了个人隐私外，上司一些特殊的忌讳也要探听明白。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方言不同，往往同样一句话，意义却完全相反，所以在你与你的上司打交道时切记要“入乡随俗”，不要因语言上的误会造成不快。
比如你称呼人家的小男孩，叫他小弟弟，总不算错吧
但是在太仓人听来，认为你是骂他；比如你对老年男子，叫他老先生，总不算错吧
但在江苏嘉定人听来，当你是侮辱他。
各地风俗不同，说话上忌讳各异，必须时时留心。
求鲁滨孙读后感，500字左右
读了英国作家笛福笔下的，使我感触很深，收获也极大。
是著作中的节选。
在面前的种种困境中，在面对严峻的考验中，在面对与世隔绝的孤独中，鲁滨逊及时调整好心态，为能在荒岛中生存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神话般地在荒岛上生活了28年。
鲁滨逊虽然这是个小说中的人物，但他的事迹却令无数的后人成为了不怕困难与挫折的生活中的强者，为他们的事业成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们如果想成就人生，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就必须从小学会正确对待生活与学习中的挫折与困难，养成务实能干，爱劳动的习惯，这是成就人生的基础，也是实现理想目标的保证。
回想，有多少位有伟大成就的名人不是像鲁滨逊那样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挫折，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呢
如春秋末期有卧薪尝胆十四年，终于得以报仇雪恨，消灭了吴国，成为江淮一带的霸王。
还有明朝的开国皇帝，早年吃尽了苦头，他的父母和大哥们都病死了，他成了孤儿。
他曾经吃过草根，啃过树皮，到皇觉寺当过和尚，在这样的这种困难与挫折向他迎面扑来的的逆境中，他仍坚强地生活着，后来参加了抗元农民起义军，屡建奇功，后来成为了红巾军的统帅，后于1368年于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
从勾践“卧薪尝胆”和“从和尚到皇帝”的事迹可见，拥有正确面对困难与挫折的心里品质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地重要，它对一个人的人生成就，甚至对一个国家的兴旺都有巨大的影响。
相反，有许多愚昧无知的经不起考验的弱者，却选择了自残自杀的不归路，我认为这种行为是最愚蠢的，他们这样做对得起养育他们的父母吗
他们这样做对得住关心他们的人吗
他们这样做对得住自己吗
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对不住
”这是一种不孝，放弃自己，对自己毫不负责，轻视生命的愚昧行为。
人生的道路并不平坦，是崎岖的。
我们不能被一时的挫折打倒，要学会勇于面对挫折与困难，做一个像鲁滨逊那样意志坚强，务实能干的社会强者，从而品味人生，丰富人生，成就人生。
读了英国作家笛福笔下的，使我感触很深，收获也极大。
《荒岛余生》是著作中的节选。
在面前的种种困境中，在面对严峻的考验中，在面对与世隔绝的孤独中，鲁滨逊及时调整好心态，为能在荒岛中生存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神话般地在荒岛上生活了28年。
鲁滨逊虽然这是个小说中的人物，但他的事迹却令无数的后人成为了不怕困难与挫折的生活中的强者，为他们的事业成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们如果想成就人生，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就必须从小学会正确对待生活与学习中的挫折与困难，养成务实能干，爱劳动的习惯，这是成就人生的基础，也是实现理想目标的保证。
回想，有多少位有伟大成就的名人不是像鲁滨逊那样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挫折，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呢
如春秋末期有卧薪尝胆十四年，终于得以报仇雪恨，消灭了吴国，成为江淮一带的霸王。
还有明朝的开国皇帝，早年吃尽了苦头，他的父母和大哥们都病死了，他成了孤儿。
他曾经吃过草根，啃过树皮，到皇觉寺当过和尚，在这样的这种困难与挫折向他迎面扑来的的逆境中，他仍坚强地生活着，后来参加了抗元农民起义军，屡建奇功，后来成为了红巾军的统帅，后于1368年于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
从勾践“卧薪尝胆”和朱元璋“从和尚到皇帝”的事迹可见，拥有正确面对困难与挫折的心里品质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地重要，它对一个人的人生成就，甚至对一个国家的兴旺都有巨大的影响。
相反，有许多愚昧无知的经不起考验的弱者，却选择了自残自杀的不归路，我认为这种行为是最愚蠢的，他们这样做对得起养育他们的父母吗
他们这样做对得住关心他们的人吗
他们这样做对得住自己吗
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对不住
”这是一种不孝，放弃自己，对自己毫不负责，轻视生命的愚昧行为。
人生的道路并不平坦，是崎岖的。
我们不能被一时的挫折打倒，要学会勇于面对挫折与困难，做一个像鲁滨逊那样意志坚强，务实能干的社会强者，从而品味人生，丰富人生，成就人生。
我是六年级的一名小学生，我要写童谣，谁可以帮我一下
偏武松识破麻药诡计 武松不应该算是粗人，只是性格不好罢了，就像清代的水浒专家金圣叹给他下的评语——“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约”。
论处世言谈，武二确实是个“愣子”，你看他一出场——在柴进庄上避难，他醉打庄客；紧接着，被满庄人冷落的他蹲在地上烤火，被宋江误踢着，他跳起来就要打宋江；而后他离开柴进，在景阳冈下的酒店里，他又跟好心劝他的店家发脾气……不过，因怀才不遇而情绪不佳仅是武松性格的一个方面，他性格中的另一面——一个浪迹江湖的武术家的机警，金圣叹却没有发现。
就说他杀死西门庆被发配孟州，在走到十字坡时，就漂亮地给读者们玩了一回狡猾。
在十字坡开黑店的孙二娘堪称下蒙汗药的高手，别说普通的客商来一个放翻一个，就连惯走江湖的鲁智深都上了她的当，一碗酒喝下去人事不醒。
直到那天她碰上武松，这招不灵了，不但没逮着鹰，反让鹰啄了眼——被武松撂倒在地。
不知金圣叹读至此处，是否心中一愣：这武松，怎么瞅也不像个精细人啊，为什么施耐庵偏让他识破孙二娘的诡计
假如金圣叹曾有此疑惑，我也不怪他，瞧整部《水浒传》，爱下蒙汗药的人多，西里糊涂上当的人更多，像杨志、李云、宋江、戴宗等人，都曾被人算计。
蹊跷的是，这些人本来个个猴儿精。
先说杨志。
杨志在做事上心计颇多。
押送生辰纲上京前，他已对沿途可能遭遇的凶险做了充分的预想，所以他向梁中书提出把金银珠宝伪装成普通货物，让军卒扮成挑夫。
那一路上，杨志谨小慎微，可谓草木皆兵了，无奈在黄泥冈上，他仍栽在蒙汗药上。
是吴用的诡计防不胜防，还是杨志百密难免一疏
不好说，反正杨志栽了。
再看李云。
“青眼虎”李云在忻水县做都头。
李逵返乡探母那次，因遇李鬼暴露身份而失陷于曹大户庄上。
李逵是要犯，需要李云押解到县衙。
不想半路上，李云的徒弟“笑面虎”朱富在给李云吃的牛肉里放了蒙汗药。
一个好比县公安局刑警队长的人物，又是押解着重要的人犯，别人给肉你就吃——哪怕是你的徒弟，这警惕性也太差了。
还有戴宗。
戴宗在监狱管事，属于“司法界人士”。
戴宗办事一向心细，岂料那次宋江在江州写反诗被判死刑，戴宗十万火急地赶奔梁山求救。
当戴宗走进朱贵的酒馆，只因为“正饥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吃了”，吃完一头栽倒。
最不该中计的当属宋江。
宋江何等人物，水泊梁山第一把交椅，论领袖气质，堪比红巾军首领韩山童、刘福通。
就是这宋江，在发配江州的路上，反输给黑道小人物李立。
“催命判官”李立的店开在揭阳岭山脚，大山莽莽，不见人家，比孙二娘的十字坡黑店还要荒僻。
这等野店，再傻的人进去都会产生疑心，何况李立其人“红丝虎眼睁圆”，内心的狠毒溢于言表，绝非蛮不讲理、想多算客人几个酒钱的土霸王。
李立还暴露了一大破绽——上酒前，他对宋江说：“我这里岭上卖酒，只是先交了钱，方才吃酒。
”——明摆着是趁你掏钱，窥探你钱袋里是否银子叮当响，多笨的一招。
我以为，凭宋江的心计智谋，他决不会上当，不知施耐庵为啥非让老宋喝下那“浑白酒”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精明心细的人一个个马失前蹄，惟有心不够细、看似莽撞的武松智高一筹，躲过了麻药的劫难。
你读到这里，怎么看待这种反常现象
预判危险也是功夫 我读过五六遍《水浒传》，尤其对描写江湖武者的细节之处格外留意。
在我看来，金圣叹并没有读懂武松——或者没读懂施耐庵。
虽然金圣叹以艺术感悟力流芳三百多年，但他于江湖和武学完全不懂，身为一个纯粹的文人，他要想完全深入不仅是作家且为江湖武术家的施耐庵的内心世界，有着无法跨越的巨大障碍。
施耐庵生活的元朝末年，社会秩序濒于崩溃，法律的约束力极低，大至农民起义，小至盗贼丛生，暴力事件频繁发生。
不管施耐庵是否真的参加过红巾军起义，他所接触过的江湖人物必然带有那一时代的特征——武术即是搏杀术，这类搏杀又多为无限制搏杀，且常常是偷袭暗害，不宣而战。
只要偷袭暗害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对危险的预判”等能力的训练必然会进入武术训练课程。
尤其对于行走江湖的武者，预判危险的能力低下常常意味着死亡发生于格斗之前，即大好身手尚未施展，人已奔赴黄泉。
施耐庵笔下的武松，不可避免会浸染着元末武林的风烟。
倘若说武松“不受羁约”之粗犷是明摆着的，不懂武术的人也能看出来，那么要发现武松这老江湖的心细之处，非深知武林者不能洞察——门外汉金圣叹就缺乏这点东西。
武松预判危险的能力高，他对潜在凶险的预判有着野兽一般的感知力，譬如飞云浦脱险一节，两个公差押解武松上路前，施恩看出两个公差不怀好意，暗地叮嘱武松。
但武松已心知肚明，说道：“不须分付，我早已省得了。
” 你可别认为这种预判很容易。
比如林冲在野猪林时，董超、薛霸拿绳子往树上绑他，林冲怎么就没发觉是计呢
林冲总不会明知是死、仍任人摆布吧
说起来，林冲并不笨，只不过他没浪迹过江湖，优裕的生活泡酥了他的警觉心。
就因为武松对危险具有野兽一般的预判本能，所以当他面对老江湖孙二娘时，几句话就套出了她的底细。
而押送武松的公人尚懵懂不知，端起孙二娘的酒就喝。
武松是个老油条 与推测衙门的公正性的迟钝相比，武松在格斗领域是个老油条。
譬如刺杀西门庆一节，武松寻到西门庆喝酒的雅间外，进屋前，他先在窗眼“张”一下，“见西门庆坐着主位”——仿佛刑警抓捕罪犯，先确定罪犯在屋里的位置，以利于进屋后直接扑向目标，与一般寻仇之人闯进门再四顾仇人在哪儿迥然不同。
大家尤其应注意，当时武松是为哥哥报仇而来，他内心该何等地怒涛激荡，可一旦临近格斗，他立马冷静下来，机警得像狮子接近猎物。
试想一下，这事若换了您，您能迅速把情绪稳定下来吗
以我的观察看，调节心理比练拳脚难。
譬如我见过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实战自卫或与人切磋时，常表现出令自己都奇怪的紧张——即使发觉对方功夫并不如自己，那种笼罩全身的紧张仍不招自来，驱之不去。
大凡“紧张”不可一概否定，肌体的紧张也是多种多样的，有面对强敌的畏惧，有遭遇陌生人的心中没底，有拳棍互击当中的肌肉自然紧张、有集中注意力时的屏息静气……其实，紧张是人与动物共同的本能， 紧张不光是坏事，相反，紧张感具有自我保护的功能——恰如疼痛感——假如人胳膊折了却不疼、五脏发炎却不痛，患者就发觉不了问题的严重性，从而耽误治疗。
格斗中的紧张也一样，不管是出自什么原因的紧张，都促使自己重视对手，避免精神松懈导致轻举妄动，时刻防着对手的一举一动。
同时，适度的“紧”有利于发力。
我们反对的“紧”指的是超过限度得紧张，面对强敌浑身发软，遭遇生人畏手畏脚，拳棍打来大脑发蒙，集中精神时气喘心跳……武术训练首要解决的即是消除上述紧张，但心理训练比玩拳棍复杂得多，非三年五载所能见效。
当然也因人而异，赶上武松这等天才，练三年能顶别人三十年的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