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论的相关评价
最近，我们读了一本书—《国学经典》，从中我感悟良多。
孝—”百善孝为先“ 在中国儒家文化中，特别提倡孝道，”出则孝，入则悌。
”孔子认为，孝是做人的根本道德。
那么要怎样去孝顺自己的父母呢
孔子曾强调孝的关键，在于和颜悦色。
“色难。
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乎。
”这句话告诉我们，在父母面前要和颜悦色，有好东西要先给父母品尝。
身为人子“父母在，不远游。
”孝顺父母的思想在《弟子规》及其他国学中均有体现，古人也有很多孝顺父母的典范，如：为父温席的黄香，“卧冰求鲤”的王祥。
身为二十一世纪的少年，与古人相比，我倍感自愧不如，但我会以先人为楷模，不断改进自己。
诚—“言而无信，不知其可。
” ”诚者，物之始终。
不诚，无物。
”意思是，世界万物都以诚为信，为本，不诚者就失去了万物。
这是我想起了我爸爸。
我的爸爸是个生意人，一直坚守”以诚为本“的信念。
有一次做生意，爸爸如果以次充好，就能牟暴取利，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语重心长得说：”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好处，眼前的利益，而失去了真正的财富—诚信。
“正因为他的诚信，生意才会做得风生水起，可见诚信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了
《国学经典》这本书教会了我许多为人为子的道理。
我觉得：当今社会经济越来越快，可人们的人文素质却每况愈下，让人担忧。
而正掀起的《国学经典》学习热潮用又让国人看到了希望，我相信，中华民族一定会拥有崭新的明天
一篇500字左右的文言文读后感
也说“国学”中国社会科学代史所: 罗检秋90年代以来，“国学在勃然而兴。
传统典籍读本倍受青睐，“国学”刊物流行于市，“国学”丛书目不暇接，一些大学建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开设“国学概论”课程。
从主流而言，这自然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有益之举。
如果对此稍加省思，也会发现其中不无遗憾，如“国学”概念，多数学者认为“国学”就是“中国的学术”或“中国传统学术”，但其内容仍缺乏明确界定，不无模糊之感。
这里，追本溯源，回顾历史，或许不无裨益。
“国学”兴起于本世纪初，大盛于二三十年代。
许多卓有成就的国学家对此也未明确界定，仅依各自理解进行研究。
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
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为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钱穆《国学概论·弁言》第1 页，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国学”确是“一时代之名词”，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
时过境迁，回顾此时“国学”的实际情形，仍不难发现其基本内涵和外延。
我国古代所称“国学”，乃指“太学”，即国立学校，与近代概念绝然不同。
秦汉以前，学术以“教”或“家”分类，而不称“学”。
西汉末年，刘歆作《七略》，始称文学训诂研究为“小学”，于是有“学”之名，此后有了经学、玄学、理学，等等。
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源自日本。
19世纪末，在西学和“欧化主义”刺激下，日本思想从世界文化格局中重识本国文化，出现了提倡“国粹”、“国学”的言论。
对于中国文化，日本学术界也有不无贬义的“支那学”。
这自然感染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
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
黄氏主张先作“国学史”。
由于黄的意见，梁启超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
此时力倡“国学”者还是国粹派。
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第3期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
次年1、2月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
参加者多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或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
“国学”、“国粹”两词难分轩轾，都流行于20世纪初年，蕴含爱中知识分子文化反思的意义。
他们把文化传统冠之以“国”，包含了深厚的爱国情结。
当然，两者内涵不无差异。
“国粹”以“国学”为依托，而“国学”更为宽泛。
一般来说，“国粹”的重心在“粹”，不无保守色彩，以国粹派为代表；“国学”的实质在“学”，没有明确的思想倾向，论者包括国粹派及其以外的许多学者。
关于“国学”的定义，1906年，邓实在《国粹学报》撰文说：“国学者何
一国所有之学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他强调了国学的致用性，又把“国学”当作“一国所有之学”，概念较为宽泛。
事实上，“国学”一词泛指中国传统学术，外延则因语境变化而有差异。
他们有时凸显诸子学，有时重视经学，却始终未以儒学或经学代替国学，而是以经、史、子、集为基本内容。
国粹派学术重镇刘师培较重视儒学，也没有以儒学代替国学。
他的《国学发微》没有界定“国学”，重点分析儒学的流变，也涉及子学。
这与邓实强调“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亦国学”的主张基本一致（邓实《古学复兴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上册,第59页,三联书店,1963年）。
最有影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不例外。
国学保存会成立时，章太炎正系狱上海西牢，没有参与其事。
然而，他是国学保存会及国粹派的思想领袖。
因此，他的“国学”概念颇具代表性。
他一生多次讲演“国学”，而较系统、重要的讲学则有三次：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鼓吹反满革命，又注重研究国学、发扬国粹。
是年9月，留日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公认章氏为“国学界之泰斗”，请其讲授国学。
他们宣布讲授内容“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
”此外，“先生治佛学尤精，谓将由佛学易天下，临讲之目，此亦要点”（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上册，第501-502页）。
可见，章氏所讲“国学”主要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章太炎认为“国粹”“可分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见1906年7月15日《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
可见，此时，章氏“国学”、“国粹”概念基本相同）。
他把经、史、子、集研究包括于“国学”之内，尤重阐明治学途径。
1922年4至6月间，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大概”和“国学派别”10次。
每次听讲者数百人至数十人不等，报纸广为宣传，形成章氏第二次讲学高潮。
讲学内容由曹聚仁记录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涉及经、史、子、集，但以经、子为主，此书“概论”部分阐明作者有关“国学”的几个见解。
此书第二部分讲“国学之派别”，其中“经学之派别”以古文经学为主，“哲学之派别”以先秦诸子和后世儒学为重点，“文学之派别”则述历代文学成就（章太炎《国学概论》，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1997年）。
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所讲内容最为丰富、系统，体现其晚年的学术总结。
讲稿后经多人整理出版。
这部讲稿约16万余字，比以前的《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篇幅为多。
全稿共分“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5部分。
他在重视传统学术方法（如文字学）的同时，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国学心内容。
这反应了晚清“国学”概念的主流。
“五四”以后，“整理国故”风行一时。
“国故学”一词流行开来，大有取代“国学”之势。
“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国粹派差异甚大，编成《国故学讨论集》的许啸天说：“‘国故学’三个字，还算是近来比较的头脑清晰的人所发明的。
有的称‘国学’，有的称‘旧学’，有的称‘国粹学’。
”（《国故学讨论集新序》第3页，《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群学社1927年版） 何谓“国故学”
吴文祺认为应区分“国故学”与“国故”，“国故”是材料，而“国故学”是一种科学。
“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41页）。
他们所谓“国故”是指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整个传统学术本身。
而“国故学”则是对其进行客观的研究、阐述。
因而，曹聚仁承认，“习常之目‘国故’殆和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60-65页）。
事实上，传统学术本身也包含历代对前人的“研究”，“国故学”一词凸显“研究”“整理”，只是强调了对传统糟粕的扬弃。
“国学”继承考据、训诂、校注等传统方法，又汲取西学，注重实证研究。
“国故学”也是如此。
质言之，“国故学”、“国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无大异，主要歧异在于思想观念，即以何种态度对待、研究传统学术。
大体而言，“五四”知识分子较之晚清一代更注意清理传统学术的糟粕。
少数人以“国故学”为标帜，主要是显示与旧式学者的思想区别。
事实上，名词并不能标示思想区别。
“五四”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都使用了“国故”一词。
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
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
这玫看法得到胡适等人的支持。
所谓“整理”，并非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
他们既以现代观念以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指出：“我们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
”帝系代表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为伦理的偶像，经学为学术的偶像。
研究古史就是要打破这些偶像，“使他们各回复其历史的地位”（顾颉刚《序》，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第13页。
朴社1930年版，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4编影印本）。
“整理国故”打上新文化烙印。
“国故学”流行之时，“国学”一词并未消失。
“整理国故”的提倡者、研究者往往是两者并用，互相替代。
胡适说：“‘国学’在我们眼里，只是‘国故学’和缩写。
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 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195页，光明书局1934年版）随着“五四”新文化浪潮低落，“国学”一词在30年代得到普遍承认和运用，“国故学”则消声匿迹。
二三十年代，“国学”一词没有权威定义，“国学”本身却已长足发展。
“整理国故”声势所及，国学研究机构和刊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
随着中西学术融合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大学的国学门或国学研究所涉及四部之外的艺术、考古等， 但一般还是把“国学”解释为“中国传统的学术”，主要内容仍是经、史、子、集。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吴宓认为，“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梁启超、王国维等指导学生所写的论文却不出经、史、子、集范围。
有人指出：“关于‘国学’的书籍虽称‘浩如烟海’……直到今日，经、史、子、集的四分制，还在广多的应用。
这种分类法，在现代目录家看来，自然是毫无意义。
但在一般研究‘国学’的人，却还以为没有打破的必要，因为有他的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的存在。
”（谭正璧编《国学概论讲话》第9页，光明书局1934年版） 民国年间出版大量名不“国学”的书籍，具体分类或有差异，却基本没有离开经、史、子、集四门学术中心。
马瀛编的《国学概论》，分为经学、哲学（包括诸子学、理学、佛学）、史学、文学、其他学术等 5大部分（马瀛编《国学概论》第19页，大华书局1934年版）。
众多国学普及读物也不例外。
蒋梅笙所著《国学入门》，共分12章，其标题为：经学、诸子学、秦之反经学、两汉传经学、汉末之新学说、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经学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史学大略、文学大略、最近学术思想（蒋梅笙《国学入门》第2-3页，正中书局1934年版）。
张振镛编的《国学常识答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全书分文字学、经学、子学、史学（附地理学）、理学、诗歌、文章、词曲、小说戏曲等 9部分；李冷衷编的《国学常识述要》“分类悉从四部，间有出人，亦能顺序以求”（李冷衷编述《国学常识述要》第1页，北京书局1934年印刷）；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国学常识”丛书，共有小学、经学、史学、文学、词学、音韵、理学、子学、诗学、说部等10种。
20年代以后，京、沪等 地出版了十数种以“国学”为名的期刊。
如北大的《国故》、《国学季刊》、《国学月刊》、《国学周刊》；北京述学社的《国学月报》；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国学论丛》；北平中国大学的《国学丛编》等。
在上海，有国学昌明社的《国学杂志》；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大东书局出版的《国学月刊》等。
京、沪之外，以宋育仁为会长的四川国学会在20年代初印行《国学月刊》；南京东南大学、南京高师的国学研究会出版了《国学丛刊》；厦门大学有《国学专刊》； 至30年代，江苏的苏州、无锡等中小城市也有国学机构和刊物。
这些刊物思想倾向不同，以经、史、子、集为学术重心的面貌则无大异。
上海大东书局的《国学月刊》，英文名为Sinologists’Monthly，本意泛指整理个“中国学”或“汉学”。
然而，该刊发表的论著仍不出四部范围。
北大的《国学季刊》虽刊载与“国学”相关的东方语言、印度宗教哲学内容，重心仍在“四部”。
福建的《国学专刊》、成都的《国学月刊》与此类似。
南的《国学丛刊》第二期发下陆续刊发小学、经学、诸子、史学、文学等专号。
另一方面，30年代以后，“国学”概念也出现“泛化”情形，有些研究机构或刊物甚至把西学门类纳入“国学”。
这已背离“中国传统学术”的实质，最终使“国学”分解于现代学术门类之中。
除了学术转型、发展的因素之外，概念“泛化”一定程度导致“国学”的解体或消亡。
而继续存在的无锡国学专门学校、章氏国学讲习会仍以四部为重心。
综上所述，尽管人们的认识不同，但20世纪早期“国学”的实质和基本内涵并无根本改变。
它不是漫无边际，而是指中国传统学术，主要研究内容则是源远流长的经、史、子、集。
无论采取考证训释的传统方法，还是采纳西方思想和方法，都与“国学”没有冲突。
但如果完全背离其本质和重心，则必然导致“国学”消亡。
何建明教授：国学不能等同于儒学近些年来，谈国学的人渐多，似乎不谈国学，不能成为国人。
可是，近些年谈国学的人，一谈国学，就说儒家之学（简称儒学），以为除了儒学，就没有国学；或是认为，只有儒学，才是真正的国学。
更有甚者，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儒商之说，还有所谓世界儒商大会。
他们谈儒商，就自以为是有儒家精神或弘扬儒家精神的商人，甚至以为中国的商人都是儒商，或者说，中国未来的企业家都应当是儒商，以此而与西方的商人相区别。
其实，这些都是“陋儒”之见。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
从人，需声。
”徐灏注笺：“人之柔者曰儒，因以为学人之称。
”因此古代通常以“儒”称学者，如《字汇·人部》：“儒，学者之称。
”据《现代汉语大字典》，“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人。
以“儒”称谓儒家，只是古代的一种用法，如《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
”也就是说，儒家学说是古代服务于帝王统治的教化学说，并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而为老百姓服务的学说。
因此，如果以儒家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看作古代专制主义或为古代专制主义服务的思想之代名词。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而是说，如果将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或是主要看作是儒家文化，不仅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将儒家文化中积极的因素给否定了。
这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更不是当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旨所在。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国家之学，也是国人之学。
古代中国的国家观念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无论怎么变化，都可以称之为中国或华夏。
也就是说，国学，应当是中国或华夏历朝历代学术文化之总称。
从历史来说，国学不能局限于儒家之学。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学只是与道、墨、法等诸家相并列之一家学说。
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就不是秦国之国学。
汉初流行黄老之学，儒学并非主流之国学。
到了东汉，道教产生，佛教传入，都获得广大信众，国学进入到儒、道、佛三家并行之时代。
魏晋时期，最流行的是《易》、《老》、《庄》“三玄”，儒学并不发达。
南北朝时期，佛、道迅猛发展，儒学不占主流。
到隋唐，道教和佛教成为国学的主角，道教达到了历史发展的最高峰，而佛教中国化也结出了硕果，即以天台宗智顗、三论宗吉藏、华严宗法藏和禅宗慧能等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已成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实行“老先、孔次、末后释”的政策，但实际上是道、佛并崇的政策，在中国社会和文化最发达的初盛唐时期，儒学的代表只有初唐的孔颖达、贾公彦和陆德明，整个唐代儒学极其式微，以至晚唐时期罗隐感叹：“晚来乘兴谒先师（孔子），松柏凄凄人不知。
九仞萧墙堆瓦砾，三间茅殿走狐狸。
”因而大声疾呼：“三教之中儒最尊，止戈为武武尊文。
”人们总是拿李翱、韩愈、柳宗元来代表唐代儒学之兴，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唐代后期的人物，而且都是有感于儒学在唐代的衰落而发出复兴儒学的呼声，况且，到后来，李翱事奉药山和尚、韩愈事奉大颠和尚。
即使是到了宋明时期，虽有影响后世的程朱陆王之儒学（理学），但他们不过是表面的儒，而里面是佛与道。
二程的老师周敦颐，问学于僧寿崖，只是皮相的儒家。
邵雍为阴阳家，来源于道家陈抟。
而张横渠的学问，据章太炎考证，“外守礼仪颇近儒，学问却同于回教”。
“存天理，灭人欲”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命题，正是儒、佛、道三教融合的典型表达。
其实，中国的文化，或是中国的国学，何止于上面提到的儒、佛、道三家。
唐代，基督教、伊斯兰教就传入中国，流行两百余年。
后来，虽有唐武宗灭佛和唐末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但元代、特别是明清以后，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不仅加速在中国的传播，更积极地实现中国化。
到今天，中国不仅拥有遍布各地的数千万计的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而且有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伊斯兰教文化。
谁敢说它们不是我们的国学
当然，近代以来，我们又有了新的国学，如清末民国时期推崇科学和自由、民主的新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正是有了这些，才有了我们今天海峡两岸四地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崛起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
总而言之，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长期占主流的国学，将国学等同于儒学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
离开了古代的道家道教和佛教，离开了近代以来的新学和三民主义、思想，国学不国，而只是一家之学。
刘元春教授：排斥佛学，何以成“国学”
编者按：近来，社会上掀起了“国学热”的浪潮，但有一部分人将佛学排除在了国学之外，下面我们看看各位专家学者有何高见。
刘元春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秘书长、宗教所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菩提道》季刊执行主编、无锡灵山三期建设佛教文化顾问、河南佛教学院建设总策划等职。
近年来，“国学”成了很时髦的名词，于是，“国学大师”的桂冠也满天飞，就如一些官员、豪富的“博士帽”一样的廉价了。
但，何谓“国学”，倒是含混不清。
在众说纷纭中，有国学就只是“儒学六艺”的偏狭之见，而把先秦百家其它学说思想、佛学等影响中国文化和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体系都排斥在外。
其实，不论从国学内涵，抑或佛学的历史价值看，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排斥佛学，何以成“国学”
国学一词，较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国学是指教育机构，或指教乐舞的机构。
这可能就是某些人所依据的“原典”。
但是，如果用历史的、发展的、现实的观点来讲，这显然过于偏狭，而且十分有害。
其一，现代语境中的国学，应当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总和，应当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和共同遵循的文化精神，是“国学”，非“家学”，等等，自然涵盖深广；其二，中华文化之精神力量就在于兼容并蓄，在于熔铸中外百家，圆融之中显精神；其三，先秦诸子百家融会于儒学，方使之成为国之显学，儒、道、释三学并进，方成就治世、治身、治心之功；其四、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诸多问题错综复杂，但根本原因在于人心沦落，而佛学能够助益世道人心，当是不争之事实。
可见，一个排斥佛学的“国学”，何以令人信服
近代以来，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志士仁人们“深惧国学之衰微”，而希望通过振兴国学救亡图存。
当今国学之兴，虽不是因于国之危亡之际，但亦是基于我们国家民族之“和平崛起”与“和谐社会”，来依恃我们的“国学”更好的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内心等等现实问题的。
那么，如果我们将经过两千多年历练、已经融入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的佛学思想及其文化体系排除在国学之外，那将对“国学”何益
赵朴初先生曾引述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话说，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
他还指出，现代人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如何学国学
概论类推荐书目1，章太炎《国学概论》中华书局版 “跟大师学国学”系列这是我接触国学读过的第一本书，一本很薄的小书，很不起眼，翻开后却发现“腹内有乾坤”。
《国学概论》一书中，章太炎先生首先阐述了自己对国学之本体的理解，以及研究国学的方法的独特见解。
之后便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的经学、哲学、文学的派别，对各派别之源流发展以及区别都作出了系统地梳理。
因为此书是章先生在上海讲授国学的记录稿，故而文字浅显易懂，读者能在生动形象的语言中，就能对国学各派别有比较清晰的一个框架认识。
附录之中，也有很多关于国学的精辟论文，值得一看。
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本再好不过的了解国学的入门之书。
2，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中华书局版此书也是章太炎先生的讲演辑录，但与《国学概论》又有所差异。
《概论》偏重对国学之派别的分析梳理，而此书对国学各部的分析更加全面详尽。
书中分别阐述了对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以及文学的略说，不仅有对其派别的梳理，对各派的代表人物、经典著作、发展源流等，章先生都给出了比较详尽的阐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对有争议的一些话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读此书确实让人启发颇多，受益匪浅。
3，曹伯韩《国学常识》中华书局版本书就像是一本关于国学知识点的百科全书，对于国学的诸多方面都有所涉及。
《国学常识》一书，对与国学有关的常识进行了十分详细全面的介绍。
首先概述国学，描绘出一个国学的基本轮廓；之后阐述研究国学所应有的基本方法，即对小学、考证学相关知识的阐述；再之后则分述国学中的经、史、子、集四部的基础知识，并分别详细阐述其发展演变，同时也分析了佛学相关的知识；最后略述中国历史上的科学艺术。
讲解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条理清晰，内涵丰富，多个学科相结合，可谓包罗万象。
4，钱穆《国学概论》九州出版社版钱穆先生是自成思想体系的大家，对于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此书是在其开设的《国学概论》一课讲稿基础之上校勘修订而成。
正如先生自己所言，本书的目的即是“使治国学者知古今学术流变之大趋”，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学术（经学）方面的发展脉络，从孔子与六经发端，一直梳理到清末民国之际的主要学术思想，在字里行间阐发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对于意欲了解中国几千年来学术流变以及研究钱穆先生思想的读者来说，是一部很好的著作。
5，胡怀琛《怎样读古书》中华书局版 “跟大师学国学”系列《怎样读古书》其实是由两本书合为一本的，都是胡怀琛先生的作品，分别是《古今读书法》和《中国先贤学说》。
前一本书向读者介绍了阅读古书的意义何在，不仅提供了自己阅读古书的方法，而且罗列了许多工具书和文献资料，提出读古书要做到“精、博、通”三点；后一本书则论述了自己对于中国古代先贤学说的梳理和个人理解，虽然并不能代表主流意见，但是可备一说。
我个人而言是只推荐前一本书的，但是如今市面上只有合订本，似乎还没有单独出现的版本，只好向大家推荐此本。
对于后一本书，大家可以略看，了解即可。
6，梁启超《读书指南》中华书局版 “跟大师学国学”系列梁任公此书，同样是两部书的合订，前者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列举了思想类、政治史、文献学、韵文、小学等典籍的重要书目及对于各类书籍总的阅读方法；后者是《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对于《论语》、《孟子》、《韩非子》、《荀子》、《史记》、《左传》乃至《诗经》、《楚辞》等经典文献，做了详细的解读和指点，对于著作的成书、谋篇布局、以及该如何去深入阅读这些传世经典的方法门路，都不厌其烦的予以说明。
不仅如此，书后附录中有梁任公关于研究国学的门径之谈，可谓高屋建瓴，给后世学者以启发。
总之，此书与《怎样读古书》既有相近之处，又有独到的阅读方法，二者结合阅读，便可认识到阅读古书的具体方法了。
7，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版欲研究一门学问也好，了解一部经典也好，都需要阅读，而阅读的，无论典籍还是研究著作，都属于文献范畴。
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是许多学校文学院的必备教材，由此可见其的重要性和专业性。
先生此书，既概括的解释了何为“文献学”，文献学的研究目的为何，又对于目录、版本、校勘等具体的学问进行了阐发。
此书因为专业性较强，一般读者学习起来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学过此书之后，再阅读文献时，就会产生主观判断，比如文献的真伪、版本问题，甚至对于选购收藏古籍，都会有所帮助。
8，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 “大家小书”系列很多朋友对历史感兴趣，常常会问我怎么选择历史书籍，读什么样的书好。
我也曾专门写文章列举过史学方面的推荐书目，但是又有人说，那么有什么好的古代史学典籍推荐吗
对此，我就不推荐了，因为《史籍举要》一书，已经推荐的很详细了。
作为陈垣先生的学生，柴德赓先生《史籍举要》一书，分门别类的对于古代的史学典籍列举了经典之作，分为“纪传体类”、“编年类”、“纪事本末体”等类别，恰似一本史学工具书，当读者不知道该看什么书时，便可以翻开这本书，根据自己喜欢的类别，来进行选择阅读。
我们要擦亮眼睛，择好书而读，不要被某些自称大家的畅销之作而迷惑。
但潜心研读，莫急功近利!
怎么写国学经典中的一段话还要写感受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中国的国学就具备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质。
国学经典中蕴藏着中华五千年历史智慧的精髓，构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客观环境，维系着中华文化之根。
“国学”一词，最早出自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及《国学概论》的演讲，它以先秦经典和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史学等内容，形成了恢宏的“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其内涵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求一篇《中庸》读后感
从开始接触《论语》起，“中庸”便在我的生活中频繁出现，于是渐渐浅尝了这个易懂却又高深的词汇。
“中”意为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庸”意为平常，平庸。
《论语》和《中庸》中都讲“中庸之道”。
在拜读后，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中”是圆，“庸”是方，“中庸”就是把“中”的道理用一种最恰当、合理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方与圆的完美结合与运用。
记得不久前，我曾对于“锋芒毕露还是韬光养晦”有过一番思考，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中国古往今来，似乎都在提倡着“韬光养晦”，这样正迎合了那句“满招损、谦受益”，人们觉得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一个人本身的素质与修养。
但当人们站在如今这个社会的视角上时，却又突然发现，这样的思维方式似乎已不再适用。
如今，在我看来，这两种人生态度都是不能完全采纳的，取而代之的，当然是“中庸”。
记得一段很经典的话：“岳飞锋芒太露，无法躲过风波亭之劫；李太白锋芒太露，难以见容于官场，苏东坡盛名之人，屡遭磨难，大象因牙而被擒，蚌以有珠而见剖，龟因壳而致死，鹦以饶舌而被困，犀牛因角贵而招杀，金铎以声自毁”。
其实，锋芒太露的结果，容易招忌及受害。
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也是如此，而这，正是一种“中庸之道”。
“半开”、“半醉”，需要度的把握，而这是没有确切的衡量标准的。
行事之时，靠的只是每个人心中对中庸的理解与坚守，在那些复杂中，我想，“简单”的持守才是最难的。
于是，我“引入”了“圆通”，便是做到既方又圆，这是一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高度的智慧和修养，能始终做到这一点的人，就绝非等闲之辈。
正如中庸所提到的“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上面所提到的只是生活中的小片段——对于才华的显露，当然，在这之外，还有更多的“中庸圈”，我想，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便是在于他一生始终处于这中庸圈内吧
他所拥有几乎全部优良品质，虽不夺目，但始终不乏光耀。
他面对弟子的过人或不及之处，能正确的对待，并不一味发扬长处，而正是忠于“不偏不倚”。
面对才华横溢，不放弃收敛锋芒；面对勇敢，不放弃畏惧；面对矜庄，不放弃随和……我想，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此。
中庸带给我更多的，就是“和”了。
不偏不倚，不过也无不及，达到最好的状态，这就是“和”。
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平常心。
生活中，面对过失，不过分埋怨别人，也不过分自责；面对荣誉，不过分张扬，也不过分低调；面对困难，不过分踌躇，也不过分淡定。
万事适中，达到“和谐”的境界，这样天地万物会各安其位，正常运行。
这是一种大智慧。
《中庸》的深奥让我无法完全置身于内。
我想，如果此生无法精通《中庸》将是我最大的遗憾。
万物持中，这是做人的原则与处世的艺术。
无论碰到什么事，拿出“中庸”，以不变应万变，这将是一生的财富。
